叶海林：自我认知、关系认知与策略互动——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博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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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作者以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演变过程为案例，运用动态博弈和博弈策略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洞朗事件后中国对印合作政策没有获得预期回报的原因。洞朗事件后中国对印政策建立在维护次要战略方向稳定的目标上，具有风险厌恶型策略的典型特征。通过将2017年洞朗事件、2018—2019 年的中印互动以及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南岸对峙视为中印两国间不完全信息可观察行动重复博弈，重点研究博弈过程中的双方策略互动，作者得出结论∶国家在次要方向上的合作性策略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与博弈过程中双方对支付结构的预期存在密切关联，次要方向上主要对手的自我认知和关系认知会对行为体的信号接收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应准确判断次要对手的自我认知和关系认知，避免因信号释放失当造成政策目标与手段不匹配的消极后果。因此，中国调整对印外交策略时，需要避免以希冀目标作为可能前景等多种认知偏差。
【关键词】 加勒万河谷冲突; 多轮重复博弈; 关系认知; 中印边界争端
一、引言
2017年洞朗事件后，中印两国建立了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武汉与金奈两次会晤推动双方在多领域达成一系列共识。2018—2019年，中印双边关系气氛明显改善。然而，与中国对印政策立足于稳定状态、着眼于管控分歧以及希冀扩展合作的积极取向不同，印度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印度对华经济合作诉求持续增强。另一方面，印度对华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动作频频，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一带一路"建设和中巴经济走廊等涉及中国核心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不断发出强硬信号或采取对抗性动作;在诸如联合国改革、核供应国集团地位和贸易逆差等印方关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愈发强势;在边界问题上印方小动作不断，以越线蚕食为主要实施手段的"前进政策"导致2020年6月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流血冲突，酿成数十年来双方边界争端中的首次人员死亡。
事件发生后，虽经中印军事和外交部门多轮努力磋商，两国武装力量仍然未能在冬季来临之前脱离接触。印方沿实控线一侧大规模增兵，兴建抵边设施，强化前沿军事存在，加大进攻性武器装备采购力度。对峙过程中，印度还将对抗扩展到包括经济和人文交流在内的其他领域，对中国商品和在印投资采取歧视性措施，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用数百个源自中国或者与中资企业关联的移动应用，限制中国企业和人员在印活动，造成中印关系全面下挫。与此同时，印度着力强化与美国的战略协调，两国在2020年10月举行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参加的"2+2"会晤，其间签署了新的防务合作协议。美国宣布同意向印度出售美国海军航空兵现役主战装备F/A-18E/F战斗机，双方军事合作层级进一步提升。
近期印度对华对抗心态的升级和对抗手段的强化，不仅使中国政府维护中印边界地区稳定、保持中印关系良好态势的意图面临严峻挑战，也迫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策界在研究中美关系变动趋势的同时，不得不对中国西南方向战略态势的变化倾注更多注意力。洞朗事件后，如何妥善经略中印关系成为中国周边外交重要课题，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中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对中印关系的兴趣更是明显增强。
不论是基于政策研究视角还是学术分析视角，中国学者在关注 2020 年中印关系的态势和趋向时，首先都要回答一个具体问题∶为什么2017年洞朗事件以来中国对印度释放的善意没有得到回报?造成中国对印合作性政策失效的原因是什么?是这一政策存在根本的导向性错误，还是政策的执行条件出现变化以至于政策无法继续执行，抑或政策并非失效、只是由于投入不足而尚未产生效果?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仅关系到中国未来对印具体外交策略的调整，也涉及中国如何理解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上的目标与策略关系问题。崛起国在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战略风险时，渴望稳定次要战略方向。笔者曾提出，"在次要战略方向上战略决心不足几乎是崛起国的一种'天然'倾向"。崛起国在主要方向压力加大或者进取心增强时，希望节约资源、避免两线冲突风险，进而改善整体战略环境。因此，崛起国在次要方向往往表现出风险厌恶型的行为偏好，主动约束行动成本支付意愿，制定有限和保守的预期目标。近年来特别是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来中国对印政策及实践印证了这种偏好的存在。然而，通过对洞朗事件以来中印互动状态及中国西南战略方向态势变化的考察，可以发现预期目标合理并不能自动获取次要方向上风险厌恶型策略的正向收益或收益最大化。风险厌恶型的行动策略导致风险增大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如何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印近期的互动可以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具有指标意义的案例。就此意义而言，本文也可以视为对崛起国如何经略次要战略方向的跟进研究。
二、近年中印关系变化及中国的认知和期待
中国迅速实现了对洞朗事件的"超越"既体现了中国长期对印的认知定式，也是基于对洞朗事件后双边关系走势的期待。首先，中国对印度认知长期以来具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始终对"龙象共舞"怀有期待。冷战结束后，中印两国相继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印度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相对排序明显上升，且中国对印度的正面认知不断加强。尽管中印关系中存在着1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争议并受到巴基斯坦因素的强烈影响，然而从维护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角度出发，中国仍认为中印两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广阔的合作前景，应该互相支持、给对方提供发展空间。其次，洞朗事件后，确保西南战略方向安全在中国对印政策诉求中的排序明显增强。维持整体态势稳定是中国作为"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的首要目标"，稳定中印关系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在中国的西南战略方向外交实践中，防卫性策略往往优先于进取性策略。争取印度的合作以维持战略态势稳定、防止类似洞朗冲突的事件再次发生契合中国的外交习惯，也与中国在主要战略方向压力加大时节约次要方向资源消耗、避免并行冲突的意愿相吻合。毕竟，在中国的战略全局当中，海上方向的中美博弈对中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西南陆地方向上中印两国在海拔 5000米的高原对冰川和河谷控制权的争夺。
即使在双边领土矛盾激化后，中方对中印关系的基本态度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2018年1月15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洞朗冲突有关问题时表示，"中印是重要邻国，当前双方都处在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两国理应加强战略沟通，消除战略疑虑，开展战略合作"。这一表态包含着中国对中印关系的三点基本认识∶（1）中印两国都面临着发展的基本任务;（2）双方存在重大分歧;（3）分歧可以通过沟通与合作解决，或至少得到管控。中方对中印关系的基本立场不仅仅体现在中国领导人和外交决策部门的宣示当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中印关系积极发展趋势的期待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态度。例如，荣鹰认为∶"印度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进程中的一件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情，符合中国长远的战略利益。印度发展的新课题，也是中印共建更紧密发展伙伴关系的课题。"
三、学界对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和演变的研究
洞朗事件后，中国学界对中印关系的研究兴趣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提升。学者从各个角度给出了不同解释。相关论述不仅出现在直接以印度对华政策/对外政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中，也出现在一些基于认知视角、互动视角以及战略关系视角的研究成果中。
这些研究成果存在三个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强于关系史回顾、现状描述，而弱于互动分析及趋势前瞻。大量文章从多个维度试图对印度挑起洞朗事件的动机、诉求及其关联因素进行解释，但很少有文章从中印双方的角度探讨洞朗事件的发生同中国对印政策之间的关系。互动视角的文章也主要讨论印度对中印互动的理解，而没有充分评估中国对印政策的效用。二是研究结论受到洞朗事件后的两次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取得成果的强烈影响。2018年以来，伴随着武汉会晤和金奈会晤中双方外交宣示态度的日渐积极，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对中印关系的乐观情绪再次勃发。2019 年直至 2020年年初，预测中印关系将翻开新篇章的学者不在少数。如有学者提出，"自2018年以来，印度政府在对华关系上释放出较大善意，力图通过不断加强双边各层为中印双边关系的良性发展。中印领导人的密切互动更为双边增信释疑，合理管控分歧，加强沟通合作营造了良好氛围。随着印度对华态度的转向，中印互动不断增强，各层级的交流机制得到恢复，双边加强合作的意愿和实践都得到了增强"。三是以区域与国别研究视角的解释路径为主，主要贡献在于为认识印度调整对华政策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提供了参考，但视角比较单一、论证相对简单、提供的对策建议选项相对匮乏。更为重要的是，聚焦阶段性变化和特殊案例导致相关研究难以提供印度外交策略演变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和理论范式。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 2018—2019年中印两国通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较为成功地管控双边分歧期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并非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合作性策略无法奏效的可能性。冯传禄判断，洞朗事件过后出现的两国关系回暖并不代表印度对华政策发生根本性改变，仅仅是一种战术性调整。笔者也曾对洞朗事件后印度对华政策态度更加强硬、手段更加激进表示担忧，认为印度的对华政策调整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印度对中印两国迅速解决边界问题的期待没能实现。第二，在洞朗事件发生后，由于中国的克制，印度并没有为自己的情绪发泄和试探举动付出代价，这进一步激励了其对华示强心态。第三，受到美国推出"印太"概念的激励，印度强化了与美国合作制衡中国的信念。
2020 年边界冲突发生后，中国南亚研究界迅速掀起对相关事态政策讨论和学理分析的热潮，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为何逆转 2018—2019年中印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所营造出的良好气氛，拒绝回应中国释放的合作性信号，转向寻求同中国多领域对抗。学界和政策界提出了多种解释，主要从当前印度国内外形势变化出发，将印度对华政策的变化看作印度外交政策受外部因素影响而调整的因变量。这些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印度经济下滑、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美国的"印太战略"等。例如，楼春豪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印度外交的影响，认为疫情暴露了全球治理的不足、加剧了中美战略博弈并刺激了全球产业链的重塑。此背景下印度的对外战略态势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改革的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对全球治理的参与度;二是加强印太地区战略投入，加速推进"印太战略";三是乘势开展"产业链外交"，提高本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地位。这种对外战略态势使印度对华政策竞争性乃至冒险性增强。吴琳则更加强调中美互动对印度外交取向的影响，指出"印度认为中美紧张关系会持续并对多极世界格局构建产生影响，对其自身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印方据此出台一系列应对措施，包括通过'议题联盟''不对称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国，应对中国崛起;重塑与邻国发展伙伴关系和宣扬'印度方式'，削弱'一带一路'向心力;加强与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国主导该地区;宣称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但效仿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除将印度对华政策调整作为外部因素诱发的因变量外，学者们也试图从印度对华认知变化这一自变量角度解释其对华政策的变化。刘红良从印度对华认知演进的自变量视角考察印度对华政策的调整，他注意到"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两国的实力差距引发的担忧在印度政界、学界较为普遍"。这种威胁认知水平的提升，使得相较于辛格政府，莫迪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倾向于对冲而非合作。宋德星强调了印度外交的连贯性和继承性，指出"印度独立以来，大国权势和安全利益共求成为了其对外战略的一条主线。究其根本，不仅在于其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思想传统，还在于其将'有声有色的大国'梦想演绎为国际政治宿命，并据此指导对外政策"。王瑞领基于印度政治发展的视角，也认为印度外交政策将坚守"领导性强国"的战略目标，且不会轻易发生改变。楼春豪分析了"印度教特性（hindutva）"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认为"在莫迪第二任期内，世俗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地位或进一步下滑，'印度教特性'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决定其对外政策将更加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与将印度对华政策作为因变量的分析相比，这些将重点放在印度对外政策演进逻辑上的研究更加强调印度在制定和推行对华政策时的主体性。
与中国学者主要探讨印度为何改变对华政策取向不同，印度学界和政策界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对中国行为动机和诉求的讨论上。印度智库观察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曼诺吉·乔什（Manoj Joshi）在《超越拉达克》一文中认为，中国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导致了双方对抗加强，中国的态度可能不仅出于对中印边境西段的担忧，而是为了创建出一个更宏大的秩序并锚定印度"附属国"地位。在边境稳定被打破的情况下，印度被迫加强在高原边境的全年部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目的很可能是迫使印度把国内资源分配转向军费开支，从而失去在未来几十年内在经济上超越中国的可能性。无独有偶，观察家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尼兰詹·高希（Nilanjan Ghosh）在《印度应该如何痛击中国要害》一文中强化了中方"率先挑起冲突"的观点，认为中印边境对峙是中方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旨在让印度陷入国际社会的负面评价。
值得关注的是，印度学者对中印实控线争议中中方行为动机的讨论在时间节点选择上高度趋同，绝大多数文章分析的是中国的对抗行为怎样引起了加勒万河谷冲突以及中国的跟进措施如何激化双方对峙态势和加大管控分歧难度。中印两国研究人员对边界冲突激化的责任在哪一方有着截然相反的理解，但双方在冲突责任方面的认知对立并不能掩盖两国学界和政策界在分析方式上存在相似之处，双方都倾向于追溯对方政策调整给双边关系带来的影响，而非从过程建构的角度去分析问题。中印学者都认为冲突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会晤和金奈会晤所达成的边界问题共识遭到了背弃，分歧只在于到底是谁背弃了"武汉精神"导致 2018年以来的中印关系积极发展趋势逆转。
四、从洞朗到加勒万∶中印边界争端的重复博弈分析
如上文所述，中印两国的研究者都认为 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南岸对峙是对方背弃了领导人达成的合作共识引发的，两国的外交部门更是坚持冲突责任不在己方的立场。因此，在2020年的冲突中中印双方都将已方看作被动应对者，而非希望改变原有态势的主动修正者。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这种态势假定为双方在博弈过程中都产生了遭到背叛或者欺骗的感觉，认为自己的善意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合作性的策略没有实现预期效果。这一假定为下文要进行的讨论奠定了基础。
一般而言，双边互动研究包含两种范式∶一是对行为体的分析，包括行为体的动机、力量对比关系和政策实施路径等;二是对过程的分析，包括双方信号释放与接收、博弈过程中双方策略的选择与修正、双方对博弈结果的评估及其后续影响、观众成本等。
行为体角度的分析可能忽视了互动的建构作用，并且先入为主地假定博弈的某一方需要承担冲突升级的责任。前面的文献回顾中已经显示出，就双边互动研究来说，研究者的立场因素对结论的影响无法排除。中印双方围绕加勒万河谷冲突的起因在态度和结论上的对立主要是因为立场不同而形成的。中印两国学者基于立场的分歧悬殊使得双方甚至无法在某些具体事例上形成统一认知，遑论就整体状况达成一致意见。例如，中国坚持已方在加勒万河谷和班公湖南岸的行动是在印度越线后采取的，并严格限制在自卫和反制的范围;印度部分学者和军政官员也承认印度采取了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行动。中方根据印度官方的表态得出印度"不打自招"的结论，认为印度承认采取"先发制人"行动等于承认背弃了两国领导人的系列共识。印度方面则声称印度军队是在中国"违反协定改变实控线邻近地区现状"后不得不采取的防卫措施。争议出现的主要原因实际上是回溯事件的起因时，双方在时间起点和分段方面存在巨大分歧。在中方看来，回溯应该延展到 2020年4月印军越过实控线进入加勒万河谷地带，而印方则认为回溯可以一直延展到中方在实控线附近兴建基础设施。这种分歧不涉及学理应用乃至一般逻辑，只是反映出观察者无法摆脱各自立场而已。过程分析可以帮助人们尽可能排除立场分歧给观察结论带来的影响。通过构建博弈过程，可以对双方的行动策略是否与预期目标相一致进行检验。相对于行为体视角的研究，过程分析能够更加清晰地描述双方的互动状态，并建立起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因此，本文将中印两国的边界实控线争端——从洞朗事件到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南岸对峙——作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加以考察，重点分析双方的策略和认知之间的关联，试图应用多轮动态博弈的分析框架回答为什么双方的合作性策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
之所以选择多轮动态博弈框架进行分析，是因为中印边界争端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不完全信息可观察行动重复博弈过程∶首先，中印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即博弈当中的"支付"对对方而言都是不完全和不透明的。中印两国无法确信对方在边界问题上立场表述的真实性，双方都清楚地知道边界问题的谈判解决不可能按照一方设想的最优方案实现，也都知道双方均没有放弃以武力追求最优解决的选项。双方不清楚的是对方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底线和使用武力的触发红线在何处。这使得中印博弈呈现出典型的信息不完全特征，双方都需要仔细研判对方释放出的信号，信号的释放与接收因而成为影响博弈过程的关键因素。其次，根据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和让·梯若尔（Jean Tirole）的研究，多阶段可观察行动博弈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所有参与者在选择行动时都知道它们在以前所有阶段所采取的行动;二是所有参与者在特定阶段都是同时行动的。从洞朗事件到加勒万河谷冲突，中印互动不存在"后选择、后行动的参与者在自己选择、行动之前可以看到其他参与者的选择、行动"的可能性，因而无法被列入静态博弈范畴。而恰恰是双方的重复博弈（一般被认为是动态博弈的特殊形式）导致中印两国围绕边界问题所采取的行动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对弈式关联。对弈式关联的特征在中印两国博弈过程中得到了完美体现∶"每个参与者都不是只有一次行动机会，而是都有许多次行动机会，任一方在每次行动之前都对此前的博弈过程完全清楚。"不仅如此，双方互动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双方在不同阶段中均出现了明显的认知改变和策略调整，显示出认知和策略之间的强相关性。这种强相关性对于评价行为体采取的策略是否理性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行为体理解对方连续释放出的信号并据此采取行动提供了极大便利。
将洞朗事件以来的中印边界争端看作不完全信息可观察行动动态博弈，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印度挑起洞朗事件，中方做出应对。 经过长达60多天的对峙，双方在现地脱离接触、恢复了稳定态势。这一阶段中双方都在观察对方的行动，根据对方的行为推测其动机和支付期待，展开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如何总结第一阶段博弈后的损益计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下一阶段双方的策略选择。中印双方对洞朗对峙的损益计量并未遵循共同的评价标准∶在洞朗事件的解决上，印方认为尽管中方在事件发生之初表现出强硬态度，但是随着对抗进入僵持状态中方显示出了更大的灵活性，因此只要印方坚持下去，中方总会选择妥协以避免冲突升级;中方对博弈的支付预期则遵循了次要方向上节约成本、避免冲突升级的风险厌恶逻辑，以能否实现冲突降级作为洞朗事件处理策略的成本收益评价指标。双方对博弈结果的不同理解建立在双方政策期待的差异的基础上。政策期待的差异不但左右了双方在洞朗冲突期间的策略选择，也对洞朗事件后双方策略的调整产生了关键影响。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受上一阶段对支付认知的影响，中方认为既然中印双方成功避免了冲突升级，而且在冲突之初莫迪表明了与中方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以解决问题的积极意愿，应该鼓励印度的对话意愿。基于这一判断，中方采取了强化合作的策略，在没有采取行动迫使印度为洞朗事件付出代价的情况下着手改善和印度的关系。中方的基本态度是坚持2015年莫迪访华期间中方提出的边界问题"三不（不失控、不对抗、不脱轨）"原则。中方在2018年和2019 年的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中释放出发展中印关系的合作性信号。中方的积极意愿不仅表现为外交部门的政策宣示，学术界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展现出了乐观心态，比如2019年印度大选后有学者认为"莫迪连任总理，为中印战略互信解决中印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包括边界问题提供了可能"。
而实际上，莫迪第二个任期开启以后几乎在内外政策的所有方面都表现出印度教特性色彩浓烈的强势风格。认为印度强势领导人将给边界问题的解决带来机遇是过于理想主义的。
在这一阶段，中方释放积极信号，本意是争取印度更进一步的合作，将避免冲突的消极合作意愿强化为多领域对接的积极合作意愿，如推动"制造业伙伴关系"的建立。然而，首先，对于中方释放的合作信号，印方并没有得出符合中国期待的解读结论。相反，深受古代印度战略学的开创者考底利耶（Kautilya）《政事论》传统影响的印度人民党精英并不认同互利共赢的合作逻辑。考底利耶深刻地影响到印度当代学者和国务活动家对国际关系的认识。苏杰生在《印度之路∶不确定世界下的战略》中写道∶"地缘政治和大国平衡是国际关系的基础，考底利耶政治传统使得印度格外重视这一点。"他还强调"印度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在考底利耶的著作中结盟、补偿、力量和计谋作为应对政治挑战的手段的重要性"。在中印关系上，相当多的印度学者严格遵循考底利耶的教诲。对华立场一贯强硬的印军退役军官、前外交官苏巴什·卡佩拉（Subhash Kapila）就认为中国释放的合作信号毫无意义，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与印度政治关系的'解冻'并非真心诚意地改善和印度的关系。2018年，中国被迫采取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战术性的短期策略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的不友善和不安全情境"。这种解读方式在印度学者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2020年以来印度采取的对华策略也表明，印度对中方合作策略的回应是建立在印度强硬的对抗手段将能为其换取更多收益或者至少能迫使中方更加展现合作姿态的预期基础上的。
然而，应该看到印度对中国合作性策略的对抗性应对并不仅仅因为印度期待更高回馈或是一部分人对中国战略意图的怀疑，也同洞朗事件后中国并未停止在实控线中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在中国看来，一方面，这种建设没有改变实控线现状;另一方面，印度多年来一直在印方一侧进行同样的建设，而且毫不掩饰这些工程作业的军事性质。印度并不认可中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合理性，反而将其作为指控中方"背弃诺言"的口实。在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的外交斗争中，双方巨大的认知差异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中印双方谁更有理由在实控线已方一侧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而是强调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中印双方通过观察对方的行动得出的认知会有多么悬殊。这种差距在没有得到博弈动态过程有效修正的情况下，只会强化双方原有的支付期待，进而强化双方在第二轮博弈之初选择的策略。中方在多领域展示合作意愿的同时，默认印度将会"谅解"中方在实控线己方一侧的建设活动。这种活动在中方看来无可厚非，却被印度解读为中方凭借技术和成本优势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是一种双方实力不对称导致的威胁，这是印度无法容忍的。就动态博弈过程中的信号释放与接收解读而言，正如曾向红和罗金指出的那样，中国对印度的威胁认知水平一直相对较低，这是导致印度对华示强的因素之一。
进入博弈第三阶段后，印度一方面根据博弈前两阶段的结果认为中方在印度的对抗意愿面前将会采取更加合作的姿态，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正凭借综合优势改变实控线现状。基于这两重考虑，印方改变了第二阶段中采取的合作策略，转而诉诸第一阶段曾经使用并认为有效的主动冲突策略，最终引发了自 2020年 4月开始持续至今的中印边界西段系列冲突。在这一阶段，印度的支付期待是中国会像洞朗事件一样在对抗一段时间后选择对印度进行安抚。但是让印度感到意外的是，中国并没有重复洞朗事件的克制策略，相反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等手段，展示出了强大的对抗意志。这种策略转变在不完全信息下的可观察行为博弈范式内是很容易得到解释的∶中方观察到的印方行为既是对中方合作信号的抵触，也试图复制洞朗事件中通过主动挑衅捞取利益的模式，如果不及时加以阻止，中方的善意将成为印度更大野心的起点。双方的博弈进入这一环节，合作的信号已经无法被正向接收，结果就是双方对抗意愿的加强，使得 2018年以来中印两国不同程度上均采用过的合作策略难以继续推进。
五、中方合作性策略未能奏效的原因∶
支付结构视角
对中印三阶段的博弈过程进行还原，其意义在于比较和探求中印双方博弈支付结构期待的差异对博弈结果的影响，对于回答中国的合作策略为什么未能奏效具有参考价值，也能够帮助人们确定在策略未能奏效的诸多可能性中到底哪一种更符合现实。一般来说，行为体的合作性策略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可能性主要有三种∶一是策略的目标原本就不可能实现，合作性策略选择是错误的;二是策略的实施环境和条件在实施过程中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策略无法继续推进;三是策略虽然目标得当、环境适宜，但由于实现策略所需要的资源投入不足导致策略难以产生预期效果。
通过比较从洞朗到加勒万河谷的中印三阶段博弈，我们不难发现，中印两国之所以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是因为双方对博弈支付的预期即对博弈结果的期待存在巨大差别。中方的策略更加符合追求绝对收益的行为特征，追求的是中印关系和中国西南战略方向的稳定状态，并不关心这种稳定状态对博弈双方的长期力量对比关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中国看来，中印博弈的总支付可以是变和的，至少不需要是零和的。印度则显然更加关心中印博弈每个阶段双方的支付结构对两国相对位次的影响，关注的是任何一个阶段结束后，印度相对于中国在下一阶段博弈态势是否处在更加占据优势的相对位次上。这导致印度对中印博弈总支付的理解是零和的。
中印对支付结构的不同预期体现出双方对两国关系认知上存在的近乎本质的差别∶中方认为通过采取合作性策略可以安抚印度，是因为在中方看来中印两国的实力对比明显不对称。在博弈当中，不对称的力量对比关系会对行为体各自策略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在对威慑和合作信号的交替使用上尤其如此。博弈中力量更强的一方更容易将承诺行动付诸实施。所谓承诺行动，就是"博弈的主体使自己的威胁策略变得可置信的行动"，而"一种威胁是否置信，取决于当事人在不实施这种威胁时是否会蒙受更大的损失"。实力较强的一方承受损失的能力往往更强，更具备承受损失的心理准备，在采取承诺行动时也更加果断。强国威胁使用"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战略互损策略要比弱国更为有效，就是因为实力更强的一方更容易证明自身的承诺行动能力。基于上述原因，博弈中综合实力更强的一方不需要通过持续开展承诺行动来释放威慑性信号，凭借展示实力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处理经贸摩擦时往往并不需要真正启动高额关税的征收，只是威胁征收高关税就能迫使绝大多数对手屈服一样。
不过，以展示威胁姿态而非实际采取伤害手段的方式实施承诺行动并取得效果需要一个前提，即实力较弱的一方认可双方的实力差距并以实力差距的客观存在作为自己选择博弈策略时的重要约束条件。印度对中印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并不满足这一条件。正如刘红良指出的那样，印度对双方力量对比的计算结论和中国不同，"莫迪认为在实力基础上，印度与中国处于同一等级上，中国理应对印度的关切和要求做出反应"。苏杰生的论述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注脚∶"（中印）关系多方面的平衡将决定其整体特征。"班公湖南岸对峙期间，"亚洲版北约"概念的提出者、印度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 、曼尼普尔大学教授马达夫·纳拉帕特（Madhav Narapat）在参与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访谈节目时多次强调中国不能像对待缅甸那样对待印度。纳拉帕特对中国如何看待印度国际地位这一问题的执着态度，可以管窥印方对中国处理中印关系不满的真正原因。印度当然也看重双边关系的绝对收益，不过更加看重相对位次的变化以及透过这种变化所感受的国家荣誉感和自尊心。印度的国际地位越高、自尊心和自信心越强，中国越不可能用展示而非使用实力的方式释放威慑信号，迫使印度和中国合作。同理，中国在面对一个越来越自信的印度时，用合作性的策略来争取两国共同追求绝对收益（在中国眼中主要是中印合作深化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共赢和地缘局势稳定）就越难以实现。
辛格领导下的国大党政府执政时期，印度对华政策可以被粗略地概括为"各取所需"式的支付期待。印度在中印博弈总支付结构方面主要关心印度是否获得了自己想要的战略利益，并不关心中国投入的成本比印度高还是低，也不关心中国是否从中印关系中获得了更多收益。这种不在意收益分配方式的绝对收益考量主要源自印度和中国都不具备影响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的能力、彼此间的威胁能力有限这一事实。只要避免 1987年克节朗河事件之类的高风险态势，中印双方在实控线上的争议也不会涉及两国关于相对位次的现实主义竞争。既然相对位次竞争对当时的中印两国特别是印度来说并不重要，印度更愿意从双边关系角度出发、怀着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态度处理涉及中国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
莫迪领导下的人民党政府上台以后，印度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明显增强，开始更加明显地从全球视角看待中印关系，双边关系语境下的绝对收益期待逐步被对相对位次的关注取代。印度不但开始关心自己和中国在交往过程中所获收益的高低，更开始介意收益对双方相对位次的影响。在对华关系上更加强调印度不但要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也要和其他大国一道制衡中国快速发展。洞朗事件发生之前，印度虽然依旧强调对华关系的建设性，愿意和中国实现"共赢"，但也越来越看重对华关系是否"对等"，其实质是在意印度是否至少实现了和中国同步崛起，并在同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公开要求中国像对待一个强国那样平等对待印度。对平等地位的追求使得印度对我们固然可以用数据来证明中印在各个维度的力量对比关系上都不处于对等状态，但这并不会缩小中印两国对双边关系相对位次的理解差异。印度对中印关系的理解首先来自其对国际地位的自我认知，双边力量对比关系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和修正。莫迪第二个任期开始后，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评估明显更加乐观。这是中国对印度外交无法回避的问题。中国可以拒绝认可印度关于两国实力对比关系的主张，以承诺行动迫使印度接受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差序状态;也可以接受印度的主张，竭尽所能地调集资源满足印度和中国同为平等强国的愿望。但无论如何，中国不可能在坚持中国对印关系定位和定性的同时，仅仅依靠现有的合作性策略换取印度对中国心态的赞同。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就意味着中国对印合作性策略的目标和策略之间即便在辛格时期和莫迪执政的初期是匹配的，也已随着莫迪政府自身国家定位和对中印关系认知的变化无法继续适用。至于认为中国的合作性策略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是因为投入资源不充分的判断，则需要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印度想从中国手中获得什么，二是在什么情况下印度会认为中国释放了足够信号以至于印度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合作诚意。抛开其他问题不谈，印度在边界争议问题上的态度就已经清楚地表明中国根本不具备加大资源投入来满足印度全部要求的可能性。更何况从重复博弈的逻辑出发，一味以满足对手意愿为目标的博弈策略根本就无法被称为一种策略。
六、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预言随着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认知的不断演变，中印合作的基础非但难以日益强化，还可能不断遭到削弱。中印在双边关系上缺乏稳定且可持续的战略共识。中国对印外交应立足于国际关系基本格局，承认现实、正视中印两国之间在崛起方式和路径上的重大差异以及双边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重新认识中印关系的长期态势，并且改变以往拉住和稳住印度的合作性策略，妥善应对中国西南战略方│向的地缘挑战。由于中印关系是中国次要方向上需要应对的问题，中国的策略调整受到成本约束、风险防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调整对印博弈策略时需要避免陷入以希冀目标作为可能前景、过度强调主要战略方向的宏观环境约束及以中国外交思维模式推测印方战略想定等思维误区。
首先，中国需要避免在解决边界问题与稳定中印关系之间关联作用方面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部分中国学者认为，边界问题是中印关系的症结问题，只要这一困扰中印关系多年的难题得到彻底解决，中印关系就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实际上，中印之间存在着因为历史、现实以及两国战略发展道路等各种深层次原因形成的诸多结构性矛盾。中印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政策认识分歧不是由中印边界争端造成的，本质上是因为中印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处于不同崛起阶段的新兴大国。尽管印度在几乎所有衡量综合实力的数据对比上都落后于中国，然而在其看来中国当前正处在被国际体系的霸权国打压的困难时期，大国竞争的焦点集中在中国身上。印度认为这是其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也会使得其在挑衅中国时不太可能遭到全力反击。
即使中印两国解决了边界问题，印度的上述心态也不会改变。需要指出的是，正如2018年年初，中国满足印方要求，同意将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Jaish-e-Moham-mad）"头目马苏德·艾兹哈尔（Maulana Masood Azhar）列入联合国安理会1267委员会制裁名单，印度对此做出的反应不是积极评价中国为促进中印关系发展做出的外交努力，而是欢呼自己取得了与中国和巴基斯坦外交斗争的胜利。
印度对华诉求很多，边界诉求只是其中之一。在印度认为整体形势有利于自身的当下，绝不会因为边界问题顺利解决而放弃在其他领域对华提出要求。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稳定中印关系主要手段的想法恰恰陷入印度彀中。实际上，倘若边界问题得到解决特别是以印方满意的方式解决，只会激发印度在其他问题上更大的野心，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未来一段时间，双方不必执着于追求争端的彻底解决，而须专注于妥善管控边境，积极维持和平与安宁的现状。中印关系的健康与否影响的不只是双边关系，拘泥于边界问题只能局限各自的视野"。当然，这是对中印关系发展走向的理想主义期待。然而，即使从政治经济现实出发，中方也没有理由急于解决边界问题。曾向红和罗金认为，"中印争议领土问题上，中国始终保持对印度较高程度的威胁认知。但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和中印关系的改善，致使两国经济联系紧密，边界功能由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转变为经济功能凸显。可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始终具有采取攻击性行动偏好的冲动，从而导致中国不能以解决中俄或中缅边界问题的方式来应对该问题"。
其次，中国需要防止过度忧虑中印关系恶化将导致中国面临两线作战局面的风险。军事战略学界和国际关系学界普遍认为印度不是中国的主要战略威胁，西南方向也并非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中国面对的首要国际压力来自美国，主要战略方向是从黄海到南海的海上方向。避免在主要和次要战略方向同时陷入争端从而面临两线作战困境的确是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在主要战略方向压力加大的时候，次要战略方向上只能执行拉住和稳住对手的克制政策。需要看到，拉住和稳住是两个不同概念，需要不同的实施条件以及实施手段∶拉住对方意味着向对方提供有吸引力的合作筹码、满足对方的要求，使得对方因为渴望获得这些筹码而与我方保持合作;稳住对方则除了上述策略之外，也可以向对方发出警示信号、采取承诺行动，使其感受到我方能够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能力，从而不敢轻易发起挑衅，还可以在对方所在区域支持对方的竞争对手或博弈对象，使得对方陷入地区争端、无暇对我方采取机会主义策略等威慑或牵制手段。
就当前的中印关系而言，中国不具备拉住印度的主客观条件，但稳住中印关系特别是以有限的成本投入牵制印度使其陷入地区矛盾难以自拔、无力对中国滋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印度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的高度评价，然而在南亚次大陆颇不得人心，与所有周边国家都存在从领土纠纷到非传统安全的多种矛盾。中方可以利用印度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对其采取牵制性行动。
最后，中国要着力避免陷入对印外交中以防止美印接近为第一要务的思维误区。多年来，中国对印外交始终存在一种焦虑，即担心中国和印度的冲突将导致印度投入美国的怀抱、成为美国的棋子。对于这种焦虑需要辩证认识，无论中美关系如何、中印关系怎样，美印关系都会走近。这是由印度崛起的阶段、路径以及美国全球战略决定的，不以中国对美和对印政策为转移。合作应对中国是美印关系接近的因素之一而非全部因素。印美对双边关系存在诸多需求，中国越是担心美印接近对华不利，就越可能给美印提供增进双方关系的理由和借口，使美印双边合作产生额外效益。此外，对于美印合作，两国各有打算，双方很难形成类似于美日合作或"五眼联盟"那样的关系。美印双方都希望对方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但谁都不愿意为对方的利益火中取栗。美国的"印太战略"已推行三年，美印之间的合作仍然以姿态性互动和策略性接近为主。这并不是美印双方在目标上有分歧，而是在谁为主、谁为从、谁承担成本和谁收获利益等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这是由两国的战略思维方式及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存在巨大差异决定的。正如谢超所指出的，"特朗普执政后，其全球战略需要印度的合作，因此美国需要在安全上加强美印关系，但是却没有因此给予印度足够的战略回报。这导致印美关系出现波动"。"美国优先"不只是特朗普一人的口号，也是美国政府一贯的对外行为。印度希望向中国要价，而非替美国支撑一条围堵中国的防线，毕竟想利用美国但又担心被出卖是印度独立以来对美政策的重要特征。中国并非美印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即便中印关系恶化，除非出现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否则印度战略决策阶层仍很难下决心投入美国怀抱。而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印两国来说都不是现阶段理性的选项。"由于国际环境的不确定因素增加，以及印中双方在特定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印度仍有可能在中美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时候做出机会主义选择。未来，印度的对华经贸合作与对美政治安全合作之间的互动将更加复杂，这将考验双方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管控分歧的意愿和能力。"
概而言之，中国对印策略应避免自我设限，而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多种政策选项，充分发挥国力优势，追求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均衡状态，体现承诺和威慑的策略效果，防止印度"以势胜力"的图谋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