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发生的河南暴雨事件中，涌现了许多揪心与暖心的故事，其中，一个救命文档在24小时内被访问超过250万次的经历，让媒体和网友充分感知到了共享型媒介的力量。
在如今的互联网生态里，这种共享不在少数，也让我们感受到科技和媒介向善的力量。
本期全媒派聚焦于共享型媒介，试图从以下三方面发起讨论：
1、从疫情时的爱心超话到暴雨里的共享文档，带有信息协同、共享性质的媒介都有怎样的特征？
2、从施拉姆的“共享说”出发，参与信息共享有哪些具体案例？实现了怎样的效果？
3、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数字思维，让彼此通过媒介更好地互动与连结？
那么，这类媒介形式都有着怎样的共性呢？
首先是极简的产品特性。在线表格，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办公工具，具备浏览、编辑、分享的基础功能，在信号一般的环境里也有可能被打开，意外地在一次灾难性事件中传播了最实用的信息。一个入口，能够集纳无数原子化的力量。信息传递的形式在革新，流程也不断简化。
第二点是珍贵的实时性。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报纸上刊登的寻人启事，网络时代“刷新即可得”的模式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最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损耗。社交媒体不断翻新的“信息接力”，文档中一个又一个不同颜色的闪烁光标，这种与你同在的场景为人们提供了独有的安全感。
这种“情感同行”背后体现出两种价值：一种是团结，因为共同的愿景，过去的陌生人成为此刻的伙伴；另一种是弥补信息差，共享环境里，会有掌握更多信息和资源的人，例如组织线上问诊的医生、提供避险场所的商户等等，借助共享媒介，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更便捷地传达给了其他人。
第三点则是对信息的充分信任。人们所付诸的信任其实也是一种资源，让信息能够在技术的投影之下发挥更大作用：除了“救命文档”，央视、腾讯、快手、知乎等各大平台所开设的紧急互助渠道也是如此。
这种由平台、参与者、救助者、自救者彼此信任、共同搭建而起的“信息虹桥”，像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算法”，人的伦理与价值观被嵌入技术之中，提高了此类媒介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不过，相比过去的全网寻人或者寻找稀缺血型的接力，这一次社交网络救援目的性更加明确、速度更快，扁平化的信息交流让更多的民间力量被看见和被关注。从这个角度来讲，数字工具作为媒介，赋予了“协同共享”更深度的实现方式。
在相关学者关于“群体活动”定义的讨论中，主体之间的信息交换存在不同深度的互动方式，而“协同”作为相对较为“深入”的一个等级，提供了最高的信息密度，也将境界上升为“为完成共同目标而协作”。[1]
按照这个定义来说，微信聊天中的救援信息互换算作“交流”，知乎中对洪灾提出的回答建议算作“贡献”，官方对救灾的多方指示算作“协调”与“合作”，而不断更新的在线文档则可以被称为“更加深度的协同”。
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个体，在看似简单的文档编辑背后，实际上都发挥着自组织、自生产精神，运用数字技术为需要帮助的生命寻找机遇。
“传播是对一系列传递消息的记号所含取向的分享”，在诸多关于传播学的定义当中，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提出了“共享说”，不同于其他学者提出的“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损耗”，他认为信息更多是一种扩散状态，把少数人拥有的信息变成大多数人共有。
从这个意义来说，具备实时多人编辑功能的在线文档等一众“共享型媒介”，契合了施拉姆的观点，同时也体现了去中心化的理念。
这样的媒介，不仅在国内，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能找到类似的应用案例。
2019年，在战火不断的南苏丹，家庭失散、孩童流离失所现象频发，当年7月，联合国儿童基金（UNICEF）与慈善组织Save the Children宣布利用数字科技，在这个大约1100万人的国家里推进孩子与家庭团圆的速度。
包含推出一个可共享的线上资料库与应用程序，当地居民可以在其中添加录音与照片，更加直观、方便地管理孩童失踪案件。虽然此类应用软件在其他地区已经不算少见，但基于南苏丹当地的特殊情况，依旧缓解了燃眉之急。“有了这个APP，我们能够将此前社工的零散工作带向21世纪的科技时代。”Save the Children的负责人Hansraj如此评价。
同样是2019年，40名美国大学生开发了一个叫做“RiceUp”的安卓手机应用程序，类似于Uber的逻辑，用来帮助菲律宾的农务工作者，为他们架构起一条与消费者直接联系的渠道，同时也在软件中提供商业与财务的信息。截止2019年底，当地已经有超过3000名农民下载并使用该软件，他们的平均月收入从71美金提升到500美金。
又如，2017年，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启动的“BA Obras”计划，不仅是一个原始资讯的公开站，更是一个以开放原始码为基础的线上社群，目前该计划已经收录了一千多项工程资讯，更是吸引了墨西哥、巴西等国开发类似的服务。当地有评论文章总结该项目成功的原因：“把资讯做得易懂、简单，且以市民为核心”。这种“算法正义”，其实就是数字思维中对人文精神的尊重与再强调。
结合这些案例来看，以一种非强制的状态维系群体关系或实现信息共享，在很多场景里都能发挥事半功倍的作用。
在传播学视阈内，与之类似的理论是美国著名传播学家詹金斯提出的“参与式文化”，指的是媒介技术能够赋予普通人更多可能性，来参与到对内容的观看、存档、消费、挪用与再传播的过程，从而开放更多从“媒介内容消费者”到“媒介内容生产者”的窗口。
然而，虽然同样是受技术的赋能，本文论证的共享型媒介不仅仅是作用于文化内容，而是更加集中、更加深入地对社会各方产生影响。原本分散在社会各处的个体的知识与经验，通过共享型媒介得到整合。
某种程度上，这种“多人在看”的场景又何尝不就是一个小型舆论场，而后者终究还是需要通过或多或少的规则，以达到兼顾效率与秩序的目的。
在现阶段，网络协同可能还需要“意见领袖”这类角色的存在，这既包括官方快速的组织介入，也包括在各行业拥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个人入场指导。
另一方面，共享文档的“现象级传播”以及各大机构迅速推出的紧急互助渠道，也展现出了“数字思维”的重要性。
而数字思维之一，就是能够在事情发生初期优先考虑到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帮助达成效果。
越来越多的组织与个人，开始具备这种“数据洞察力”以及“数据执行力”。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利用数字机制思考，意识到个体与技术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能够放大数字技术的力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如上所述，当我们意识到一个小小的文档能够成为挽救生命的信息通道时，我们会迅速奉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当我们意识到哪怕一点微小的举动能够产生效果（例如看到朋友圈、微博越来越多人也开始转发，形成群聚效应），我们会对这种数字互动产生信赖与更多的动力：于是，文档里最开始只有“求救人员信息，救援人员信息”这两行信息，一天之内飞速增加了“漏电风险地区“、“官方/民间救援队信息”、“医疗信息”等新的维度。这是人们靠着救人的本能，创造性地开发出救命的功能。这种强大的数字执行力是对文档功能的再生产。[2]
其二，利用算法与人性更好地连结，是一大发展方向。在新冠疫情与河南暴雨这两件引发全民关注的事件上就能够看出，即使推送、推荐这类以算法识别为主导的渠道依旧存在，但机构、社交平台、媒体以及互联网公司越来越重视收集人们的“集体智慧”，通过超话、文档、问卷、问答等多种形式，使得呈现在受众终端的内容更具有“公共属性”。
种种现象，展示了数字、科技、媒介与人性奇遇般地契合。这一过程中，信息的共享、扩散与整合几乎同时在发生。诚然，这其中有许多风险与不足需要再探究，但其进步之处也足够显著——没有人始终旁观，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参与者。
参考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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