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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文化青年逐渐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存在，从欧美的无赖青年、朋克、嬉皮士、摩登族、垮掉的一代，到国内的愤青、饭圈少女、恶搞文化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亚文化层出不穷，迪克·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为亚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解与解读，该书可以被称为文化研究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迪克·赫伯迪格是当代著名文化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师从伯明翰学派的领军人物——斯图尔特·霍尔，赫伯迪格曾任教于英国伦敦大学的媒体与传媒系，现为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跨学科人文研究中心主任。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全书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全书的导论部分，作者在导论对亚文化进行了定义，并解释了意识形态与文化霸权的含义，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亚文化的产生，这为全书奠定了知识基础。第二部分为个案研究，赫伯迪格通过列举亚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如雷鬼乐、朋克摇滚、无赖青年、摩登族等，详细研究了它们产生的背景、其发展概况等，深入浅出地为读者梳理了二战以来的欧美亚文化发展历程。第三部分为全书的理论部分，作者结合之前的具体个案，深入阐述了亚文化的抵抗功能以及对其的收编过程等。
亚文化是什么？
亚文化与符号：一种作为拒绝的风格
赫伯迪格在全书的导言部分向读者阐述了亚文化的意义。亚文化的具体含义众说纷纭，但都脱离不了“风格”二字。无论是朋克一族夸张的服饰，还是嘻哈爱好者扭曲的涂鸦，抑或是嬉皮士额前的一绺头发，这些都在展示着一种风格，他们以仪式或者姿态，表现出对主流的蔑视与嘲笑，这种风格是抵抗与拒绝的。作者以法国作家让·热内为例，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作为一种风格的亚文化。让·热内在其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中写道，西班牙警察在一次搜查过程中没收了他的一管凡士林，这件微不足道的物品暴露了他的同性恋身份。这种普通物品被赋予其他意义的过程构成了亚文化的形成基础，即贴标签与符号象征。
根据鲍德里亚对于信息的解读，现代传媒背景下的符号消费信息已经不仅仅传达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更多是脱离其本身所指，转向获得一种自我复制和繁衍的功能。着眼于当下，亚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唯有在特定的文化产品体系中才能体现，这种显现存在一种差异化逻辑。在柯林·坎贝尔看来，当代消费的内核精神在于寻求一种自我的梦想。当代青年更多以个性符号消费来实现自我认同和群体认同，首要满足的是对自我的独特想象，产品符号的互动代表了群体内部的个体意愿互动。
举例来说，当下的“饭圈少女”在购买偶像周边时不惜花费重金，最后换取可能只是一个“粉头”的头衔，这种亚文化产品消费行为被大多数亚文化青年认为是“进圈”即获得亚文化群体认同的表现，尽管呈现方式有所区别，但这与上世纪70年代那些痴迷于尖头皮鞋与皮夹克的朋克青年并无不同。就算二者之间相隔着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但亚文化青年对于符号的追求始终未变。
亚文化的产生渊源
阶级与权力：父辈文化的延续
赫伯迪格在谈及亚文化的功能时写道“亚文化原本是用一种引人注目的符号来表现变迁，但却被驱使着用复兴的方式提供了一种连续性”。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形势，因此，在考察亚文化时，不能脱离于其社会背景，否则对于亚文化的解读只是空中楼阁。譬如赫伯迪格所提到的雷鬼、朋克、摩登族等战后英国青年文化的历史，是1950年代以来英国出现的黑人移民的一系列独特回应。
同样地，拿我国当下的青年亚文化为例，也不难看出亚文化背后的社会渊源。我国正迈入经济转型与社会结构转型的新时代，其首要特征在于经济总量、居民收入、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然而，40年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跨越式发展大大压缩了原有的社会进程时空。当社会调节机制更新落后于社会现状及社会阶层演变时，会导致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滞留，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社会拥堵 ”，在此背景之下，青年阶层固化会随之发生。实质上，社会拥堵现象、青年阶层固化在中国转型期十分普遍，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等大城市，数以百万计的“蚁族”青年徘徊与等待在上层社会的大门外。当青年群体向上流动受挫时，他们会转向以一种亚文化的表达方式以获得自尊，这也就是赫伯迪格在书中所提到的亚文化的补偿功能，即亚文化成为青少年“开发自尊的另类来源。”
当下，青年群体所热衷的电竞、网游等可以看做是亚文化的一种，在这些游戏当中，有许多对身份具有象征性的符号，例如某古风页游的白发（在该游戏设定中只有充值固定钱数才能获得）、某卡牌游戏的金色卡背（金色卡牌与普通卡牌没有功能上的区别，小概率随机获得或者充值获得）和各类型游戏的“限定皮肤”都会引得普通玩家的“膜拜”，并且由于充值所获得的利益和额外提升，这些玩家很容易在总体水平上达到更高层次，成为大家眼中的“高端玩家”。如果游戏中有“门派”、“群组”的设定，他们会自然充当“帮主”、“会长”一类的角色。有些人认为游戏中被记住ID，被称作“大神”是一种想象的“逆袭”，进而能获得一种阶层向上流动的满足感。这种“颠覆式”的身份构建常常存在于亚文化群体当中，当一种全新的身份被构建时，很多人把现实中无法施展的抱负嫁接其中。
亚文化的终点
收编亚文化的两种方式
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迅速、大面积的扩散，会逐渐产生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用赫伯迪格的话来说，亚文化是“一种隐喻，象征着潜在的、‘存在的’无政府状态。”因此在亚文化风格产生以后，支配文化与利益集团不可能置之不理，它们展开了对亚文化不懈的遏制与收编。尽管赫伯迪格在本书中重点强调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拒绝，但他对于亚文化的收编方式研究仍然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赫伯迪格的研究表明，主流文化及利益机构通常以两种方式将亚文化收编并安置到主流社会秩序当中。
1、商品形式
在大众媒体的传播之下，亚文化风格变得如此独特与充满吸引力，因此，每一种新的亚文化都会发展出新的潮流、新的款式和音乐，进而直接反馈到主流时尚当中。亚文化符号将被转化为大量生产的物品，这种大规模的工业复制使得亚文化所具有的的独特性与反叛性进一步消逝，当亚文化风格变得唾手可得时，它们就会成为大众共有的公共财产与商品，比如说上世纪风靡世界的朋克文化推动了男装时尚的发展。亚文化在商品形式下变得僵化与易于理解，甚至于代表着亚文化的符号，如服装、发型、配饰等，成为了内涵缺省、易于模仿的潮流，而丧失了其中的亚文化象征意义，变成了无意义的社交货币。
如今，我国比较具有代表性与独特性的亚文化莫过于土味文化了，“土味文化”指的是具有强烈乡土气息的一种网络亚文化，其作品泥土味十足并且制作粗糙。但是，就算是这种在大众看来不够时尚的文化，也难逃被商业收编的宿命。比如说土味创作者在收获一定数量的粉丝后，商业资本就会闻讯而来。像土味视频的头部KOL @土味挖掘机、@土味老爹等微博大V，在积累了一定粉丝量后就向粉丝转发商业广告，并且在其搬运的视频中插入软广告。
除此以外，土味元素也在被文化商品吸收并利用。比如说微信、QQ等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土味表情包，就连商业广告也打着复古的旗号玩起了土味文化，譬如主打“潮牌”的综艺《潮流合伙人》也在节目伊始用土味宣传片进行节目造势。可以看出，土味文化正在逐渐走出手机这个小屏幕，而演变成全媒体的共同呈现。“土味”元素的多方利用，推动着粉丝经济的繁荣和流量变现。同时，在商业的推动下，土味文化变得没那么非主流，土味这把火也在资本的催化下越烧越旺。
2、意识形态形式
赫伯迪格认为，亚文化的第二种收编形式是意识形态形式。相比于商业收编来说，意识形态对亚文化的收编成本更低。简单来说，意识形态收编是一个贴标签与个体化的过程。大众媒体为亚文化青年贴上一个又一个“标签”，以抹杀他们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正如书中所说“媒体再现亚文化的方式，不仅让它们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稀奇古怪，而且也让它们看来更平淡无奇。他们被视为一群危险的外星人、喧闹的孩子、疯狂的野兽和任性的宠儿。”当亚文化群体变得琐碎平常时，他们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也会随之削减，人们不再将其看作是一种阶级文化，或是一种新兴的思潮与观念，而被转换成毫无意义的一种奇观，甚至是小丑。
除此以外，大众媒体还试图将亚文化青年变成一种个体化的存在。大众媒体在对亚文化进行描绘时，会选择这些亚文化青年的家庭生活细节，以展示出这些另类青年的回归。比如说1970年代的朋克一族发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媒体刊登了单个朋克少年与其母亲在泳池边与小狗嬉戏的照片，这样的报道都使得亚文化青年的“他者性”降到最低。另外，每一场青年运动的成功总会出现几个出类拔萃的领军人物，大众媒体利用强加意识形态的措辞，将个体的成功取代了正式存在的亚文化。比如说音乐刊物中报道着某个才华横溢的的乐队主唱白手起家的成功故事，原本平凡的银行职员变成了音乐制作人等等。这些文章无一不在向大众传递着一个意识形态，那就是“亚文化青年也只是普通的正常人”。
赫伯迪格在本书中所提到的意识形态收编如今仍然适用于当下变幻多样的青年亚文化，拿我国典型的亚文化事件——帝吧出征为例，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对亚文化的收编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但其收编效果却是十分强大的。
人民日报发布文章《饭圈出征！帝吧出征！是什么让年轻人一夜长大？》对饭圈女孩与帝吧青年进行了赞扬与鼓励，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也发布微博：今晚，属于#帝吧网友，承认帝吧出征的积极性。媒体为这群亚文化青年冠以“热血青年”、“中国未来”等代名词，这在无形之中将其纳入了主流价值观的话语体系之中。而这群出征的青年们也对这个结果表示接受甚至是自豪，帝吧群体的边缘性、反叛性、与抵抗性在媒体选择性报道下被刻意忽视了。
反思
中国的亚文化群体：群体认同与社会普泛化期待价值取向趋同
我国的青年亚文化与上世纪70年代的英国亚文化既相似又相区别。上世纪的英国亚文化在其内核上是抵抗的，他们以夸张的服饰、过激的行为表达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比如朋克、摇滚、嬉皮士、无赖青年、摩登族等。但在我看来，我国目前亚文化的外显与内核是矛盾的，这是因为我国亚文化群体在表现形式上选择抵抗，但其内核与群体认同却是与社会普泛化期待价值趋同。虽然这些亚文化有着不同的圈层与呈现方式，如洛丽塔、电竞、AGC文化等，但是他们群体行动与表达的内在价值取向可被归纳为自我表达欲、释压欲以及自我实现欲。
1、自我表达欲
在亚文化群体中，个体本身的存在已无法代表其完整的身份与存在，群体中的个体需要经历自我表演与被他人观看两个阶段，在被他人所见证发言与活动的整个互动过程中，体现自我价值，完成自我亚文化群体的身份建构。以自我表演的方式，吸引他人进行观看与见证，借助自我表现成果的展示与对他人注意力资源的占有方式，亚文化群体建构了自己独特的群体身份。
2、释压欲
我国亚文化群体大量运用特殊符号交流、建立较为封闭的趣缘场域、排除压力来源与外界攻击、形成广场式狂欢，倾向于以降维的简单方式形成社群对话、通过亚文化场域完成隐身匿名的合法性窥伺行为、并在亚文化中寻求童年愉悦记忆，可以体现出群体成员对于释压的现实心理需求。
3、自我实现欲
亚文化群体以自我表演的方式获得群体认同与社群身份、在话语权隐身的表象下争夺文本资源、以金钱或知识建构颠覆真实世界中的虚拟身份、在特定社群中引入不相关话题以彰显文化资本、期待建构群体中特殊地位、主动与希望成为意见领袖，体现出个体对于社群中权力地位的追求，也是其谋求一种社群向上流动性的深层诉求。
吉登斯曾提出社会结构化理论，即个人行动的规则影响社会结构与社会场域，规则是个人的行为导向与思维范式，个人根据已有规则在不同场域中进行以资源分配为基础的权力建构。因此，作为复杂的能动个体，青年亚文化群体在进行社会认同与表达时也会遵循其在亚文化组织中的价值取向。从八荣八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到习主席提出的青年观“勤学、修德、明辨、笃实、爱国、励志、求真、力行”，体现出的是国家与社会对青年群体价值取向的一种普泛化要求，即向上的、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努力完善自我的励志精神，以此促进青年群体健康平衡地经历社会化过程。换言之，社会对青年提出的价值取向要求与我国青年亚文化群体的自我表达欲、释压欲、自我实现欲形成共识，因此，我国青年群体认同趋同于社会期待的最终价值取向，二者相辅相成，不存在矛盾情况。
阅读《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后，我对青年亚文化有了全新且更加深入的认识，并对我国的青年亚文化有了一些新的思考，但是，和伯明翰学派的许多学者一样，赫伯迪格在书中过分强调了亚文化的抵抗功能，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大众媒体在亚文化风格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与亚文化收编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在了解亚文化时需要警醒的部分。
吴曦 | 文字
赵锡露 | 编辑
陈沐纯 |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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