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文明的现代守护者洞窟敦煌壁画莫高窟金塔寺石窟寺

两千多年前,岁的张骞带着『联合大月氏挟制匈奴』的使命,在长安拜别汉武帝时,他定然不会想到,他的两趟『公差』意义非凡:『一出胜千军,二出惠万世』,其影响的不止是汉王朝的国家版图,更加为后世开辟了一条横跨中国、连接欧亚大陆的生命线——『丝绸之路』。

曾经的重镇玉门关,如今只闻羌笛不见关

1800年前,一支满载丝绸、麝香的商队从洛阳出发,他们拿着公文通过了新安函谷关,进入到崤函古道,在长安城内补给一番,继续西行。风餐露宿十数日后,踏入祁连山脚下的河西走廊。河西走廊有着肥美的草地、成群的牛羊,从山间流出的溪水汇集成壮阔的大河,这是最轻松的一段路程,走过了武威、张掖、敦煌三郡,商队终于来到一座繁华的“城镇”,高大的城墙彰显着,这便是连春风都不度的玉门关了。

出了城,就要进入连绵的戈壁,走向塔里木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后出新疆,经今乌兹别克斯坦进入贵霜帝国。这批丝绸、麝香最终目的地是古罗马帝国的达官贵人家里,商队抵达贵霜帝国后,交付当地商人,由他们运送到目的地。这条商道因大量运输丝绸被唤作“丝绸之路”。

在丝绸之路上往来最多的,除了商人,便是僧侣—佛教西传东进,他们功不可没;修习参拜的石窟寺庙,更是他们的功劳。1600年前,僧人乐尊云游四方,行至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的三危山时,忽见崖壁上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乐尊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修习佛法。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莫高窟)。随着越来越多的僧侣前往莫高窟一带修习,开凿的洞窟范围也越来越多,形成了壮观的石窟群。在广袤的西北部,克孜尔石窟、榆林窟、马蹄寺石窟群、天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之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见证。与莫高窟的壁画一样,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寺除了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题材,还涉及了当代的生产生活、战争建设、耕作纺织、交通、舞蹈等社会百态。

在悬空60米的崖壁上开凿的金塔寺,随季节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美

汉、唐的强盛,元代的强悍,让丝绸之路一度走向繁盛的顶峰。从此,丝绸之路上驼铃声声,各色人种,南腔北调,“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人们听到“无数铃声遥过碛”,便开始遥想“应驮白练到安西”。

千年时光如白驹过隙,繁华终将归于尘土。丝绸之路上那些曾经的文明结晶也日渐没落、随风消散,6000多公里上只剩几十处文化遗产“记得”往昔的荣光。

而那些曾经的荣耀谁来守护?曾经的文明谁来传颂?

国际视野传播者王实:

站得越高声音传得越远

一场展览,启蒙了一位岁少年对中东古代史的热情;三次西行,让少年坚定了对丝绸之路的探索。他加入﹃巴米扬守护人﹄公益组织,参加考古活动,身体力行地守护丝绸之路的文明结晶;他将每一次旅途变作弘扬丝路文明的现场。他的守望,是希望自己站在更高的高度,去溯源丝路文明,向全世界呈现丝路文明的原貌。

王实在巴米扬地区给当地孩子上课、发礼物

“教大家一个快速辨认显宗和密宗的方法:密宗的神秘主义元素更多一些,比如我们看到三头六臂的千手观音,看着不太像人的造像基本上都是密宗造;显宗看起来更亲民一些,比如我们常见的和蔼可亲的观音菩萨、大肚子的弥勒佛……”在张掖著名的马蹄寺石窟群2号窟里,一位瘦高个、留着圆板寸、戴眼镜的男讲解员声音洪亮,面对游客的疑惑,传授了一个最简单判断的方法,“为什么密宗的造像看着会感觉有些凶猛、甚至面目狰狞呢?主要是它融合了印度本土的神咒、神符、仪式等特征,彰显出‘成佛不容易,需要经过重重考验、经历多种磨难,需密授、密修的宗义;而显宗则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讲究顿悟。”

男讲解员周围聚集的游客越来越多,各种问题也不断抛出,讲解员一一回复,甚至和一些颇有研究的游客探讨起专业问题来,颇有些学术研讨的氛围。

实际上,在马蹄寺的常规石窟中,并没有配备讲解员。为大家释惑的男青年,严格意义上也是一名游客,他是来自北京的王实,正在耶鲁大学就读艺术史、考古学双专业。虽然这是王实第一次来马蹄寺,但凭借多年来累积的知识,很快就摸清了几个石窟寺的特点,挑着周边人的兴趣点开始分享,让人产生了他是讲解员的误会。“当我们不知道怎么辨认壁画中是哪尊菩萨时,可以看坐骑、法器,这边壁画画的是普贤菩萨,因为他的坐骑是青狮,手里拿着的是如意棒;骑白象的是文殊菩萨,他的法器是青莲花与金刚剑。”在王实看来,读懂造像是哪些佛和菩萨其实不难,因为每套数字背后是一套体系的佛教教义。

这一次自驾河西走廊,也是王实自2019年以来奔波在丝绸之路上的第5个年头了。在王实的高中同学还在趁着暑假去各地滑雪、看大海等休闲旅行时,他的旅行就是去“丝绸之路”上考察各种石窟寺庙,各种遗迹、遗址,这也是为了他的一个课题—“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演变历程”。

在王实看来,石窟留存的影像内容丰富,它像是一本时效性很长的百科全书,但在一般的游客眼里,面对这本展开的“百科全书”,除了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赞叹“好看”“精美”之外,很难“读懂”并产生共鸣。而他想要做的是,“让更多人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真正‘读懂’石窟这本‘书’,了解丝路文明。”

一个展览引发的“蝴蝶效应”

从一个偏爱历史、地理的文科少年到志在丝路文明史,于王实而言,只需要一场精彩绝伦的“阿富汗国宝展”。

王实在清华艺博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做讲解员

2019年春夏交替之际,一场名为“器服物佩好无疆—东西文明交汇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展”落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这批来自阿富汗的国宝,是从几万件文物中甄选出的具有代表性、价值高的文物,共计231件(套)。因为祖国的动荡,自2006年开始就在意大利、荷兰、德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家“流浪”,在2017年“落脚”到中国之后,因种种原因在中国待了2年之久,最后一站在清华艺博。

阿富汗因为地处丝绸之路心脏位置,被誉为“古代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在全世界巡展中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为议论的焦点。平时就是各大博物馆常客的王实,对其早有耳闻,自然不会错过。

尽管时隔数年,王实还清楚地记得那次观展。走进展馆,第一眼就被“黄金王冠”吸引,它在光线照射下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细看工艺,更是巧夺天工—整顶王冠由六个部分组成,包括五个镂空雕花的立面,和一条金箍底沿。每一个面上都有闪耀的、由黄金打造的花瓣作为点缀,可拆卸组合。

出土于法罗尔丘地的一组窖藏金器上,造型纹饰体现了非常多元的文化,包括两河流域、古代印度和中亚等文化元素;在阿伊哈努姆出土的银盘、建筑装饰、日晷等,带有明显的古希腊风格。在阿伊哈努姆城,还留有神庙、宫殿、圆形剧场、体育场、图书馆等城市建筑遗址,充分证明了它曾是东方希腊化时代的文化中心,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的产物。

装饰有多组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徽章,工艺精湛的纯金腰带,足金打造的巴克特里亚式阿芙洛狄忒金像的胸饰,骑海豚的厄洛斯金钩扣以及镶满绿松石的黄金宝剑,嵌有众多宝石、美轮美奂的黄金项链等,精美的玻璃制品……带着不同的西方文明的印记。不仅如此,东方文明的印记也屡屡出现:用于拴系短剑带有豹纹的黄金带扣,是典型的西汉特征;用在脚踝部位的靴扣,圆框造型内,是神兽拉车的场景。车上之人着中国宽袖服饰,扣饰背面则是中国的“失蜡—失织”工艺;西汉铜镜更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物品。

观展过程中,王实越看内心越是震撼,“满目苍夷”是他对阿富汗的印象,从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国家就一直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从而掩盖了它曾经的辉煌。“阿富汗国家宝藏展”颠覆了王实的认知,“从文物中窥见了阿富汗曾经的荣昌、文明的高度发展、多样化的历史与文化”,王实对这个“东西方文明十字路口”的国家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以至于他将自己的微信所在地注册在“阿富汗”。

这次看展在高中生王实身上产生了“蝴蝶效应”:因着对阿富汗强烈的好奇心,王实主动应聘了讲解员的工作。凭借出色的记忆及理解,他成为“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唯一一位未成年讲解员;因为对阿富汗的好奇,他主动学习波斯语;又因为阿富汗的历史,对丝路文明迸发了极大的兴趣。

三次敦煌行

如果说“阿富汗国家宝藏展”为王实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那么三次敦煌之行则是坚定了王实投身于丝路文明的学术研究。

即便是今天,前往阿富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彼时王实还是高一学生,再开明的家长也不会允许他独自前往。于是,敦煌成为王实探寻丝路文明的第一站。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多次强调,在中国境内,只有两处是世界四种文化(古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和古伊斯兰)交流汇集之地:一是新疆的吐鲁番地区,另一个就是敦煌。

敦煌,作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宏大、保存最为完好的石窟群,是公认的“东方艺术明珠”。敦煌拥有莫高窟、榆林石窟、东千佛洞等石窟群,其中莫高窟是最为知名的代表。

第一次踏足莫高窟的王实,仿佛置身于宝库,很快沉迷其中。“短短两米多长的壁画里讲述了四五则佛教故事”,而整个莫高窟仅壁画就有4.5万平方米。莫高窟735个洞窟里还有彩塑及其他文物遗迹。

“没过瘾”的王实在高二暑假期间,争取到了一个短期实习机会,再一次去了敦煌,“这一次真的看过瘾了”。

莫高窟现存北魏时期石窟共有8个,其中7个是中心柱窟,254号窟最具代表性;西魏时期开凿的洞窟也是以中心柱为主,但却出了249号覆斗顶的殿堂窟;北周时期洞窟的风格有所变化,中心柱减少、覆斗顶的殿堂窟成为多数……相比于其他人,王实更关注朝代迭代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

深入了解的同时,王实还观察到一种现象,大多游客是不会带着知识储备“慕名前来”,仿佛是带着打卡的任务而来,流于表面的游览,看到的是“漂亮、精美、壮观”,听到的是信徒听法—佛经中的片段故事,“普通人很难看懂这些壁画背后的各种价值。”他说。

而他破解的办法是当讲解员,去传递更多有用的信息。王实第三次踏足敦煌,是他通过“敦煌文化守护者”活动层层选拔,成为了10位志愿讲解员之一,得到了在莫高窟培训、上岗的机会。

为期40天的志愿者活动,仅上岗前的培训就用了20天。整个培训是封闭的、严苛的,内容涵盖洞窟的大小,开凿的时期,每个壁画、雕像、洞窟涉及哪些故事,蕴含哪些佛教思想……一个常规团可游览8个洞窟,但讲解员需要记住12个洞窟的知识要点,“主要是考虑到拥挤、安全等问题,会进行调配”。反复演练,获得培训老师和大家的一致认可,才能正式上岗。

在莫高窟的第一天上岗,王实用秒表计时,8个洞窟讲完,他耗时78分钟,这也是导师所说的最佳讲解时间。一位讲解员每天带领三个常规团参观,除了正常的讲述,讲解员还需要关注游客的兴趣点,调整讲述的节奏、顺序。讲解员还是安全维护员,制止游客拍照等对文物造成损害的行为。通过40天的训练,王实收获颇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获得了一套讲解的系统性能力,“看到7个菩萨造像,就知道他们是过去七佛,大概能推断是十六国至隋唐时代的造像;如果是3尊,那一定是按照大乘佛教时期的佛教宗义建造,分别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佛……”

在参加“敦煌文化守望者”选拔的第三轮考试中,王实是这样写传播计划的—通过发表学术成果、走向教育岗位来传播。实践之后,王实更是坚定地认为,不仅是敦煌文化,整个丝路文明的传播和弘扬也应如此。

终于来到阿富汗

2022年圣诞节前夕,作为“巴米扬守护人”项目成员,王实终于去到了梦寐以求的阿富汗,这也是他丝绸之路的第三站。

比起中国对石窟的保护,巴米扬地区的石窟保护情况不容乐观,整个巴米扬山谷大小洞窟几千处,只有核心区域存有壁画、塑像的几百个洞窟被编号保护了起来,大部分洞窟在佛像倒毁之后都被当地人民居住或者用以养殖畜牧。而在条件艰苦的巴米扬山谷,保护工作只能在艰苦的环境展开。

“在当地,土豆比枪支更难获得。”真正理解这句话,是王实在抵达巴米扬镇实地探访之后。一边是保护好现有的遗址,一边是满足当地老百姓生活需求,“巴米扬守护小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做出了贴合当地情况的策略—科普与保护同时进行。

“馕课”“田野网络课堂”就是其中的科普教育工作。“巴米扬守护小组”认为,要改变已经有固定认知的成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想法并不现实,从下一代开始科普和教育更为急迫。为了吸引当地儿童参加每周五上午的课程,小组成员到洞窟讲壁画故事,传授文物保护、医用急救等各类知识,来上课的儿童可以得到5个馕的奖励,足够一家人吃上几天,也因此得到了家长的支持。

另外,切实的保护同时进行,“巴米扬守护人”项目通过募集资金,购买硬件设施,聘请当地安保人员。“这次做的最有成就的事情就是,给洞窟安装窟门、贴上二维码。”王实是作为语言担当加入公益组织的,几年的学习,王实的波斯语小有所成,巴米扬石窟中的中、英、达利语三语介绍均由王实完成。

上:克孜尔千佛洞外景

下:吐峪沟石窟

进入到大四的王实,探访丝路文明的旅途已经进入到第5个年头,从重庆大足石刻、山西云冈石窟,到甘肃的河西走廊、敦煌,新疆的吐峪沟、克孜尔石窟,沿着丝绸之路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哈萨克斯坦、约旦、土耳其;从石窟寺到遗址考古挖掘。王实在丝绸之路上探访的每一处,看到了时间在东西文明交汇的这条路上留下的珍珠。

他期待这些珍珠能让更多的人看见。而短暂的“职业生涯”也让王实清楚地认识到:让更多人了解丝路文明,即便讲解员懂得再多,也无法让声音传递更远,“必须站在更高的舞台上发声才能做到”。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方学者有更多机会进入丝绸之路进行考古考察,他们包揽了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如褒贬不一、让敦煌藏经洞公布于众的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为丝绸之路正式定名、且撰写《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的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发掘楼兰古城、著有《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的斯文·赫定。国内的学者研究受限于信息获取、语言和各种条件限制,侧重在国内考古,研究的成果虽然扎实,但因为视角受限,研究成果“外国人看不懂”,难以走向世界学术舞台。

阿富汗的Shewaki佛塔

现在,时机正好。在丝路文明的研究上,西方的考古巅峰已经过去,“西方在丝路研究上处于衰退时期,很多学校砍掉了相关专业,学生和资金也越来越少。”王实说,“‘一带一路’的兴起给了中国学者沿线考察研究的机会。”

“出国并不等于具有国际视野。”王实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丝路文明本身就是覆盖了多个国家、多种信仰、多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做学术研究需要走出中国,“我会把我的关注点放在中亚阿富汗等国,研究他们和古代中国、世界的交流和联系。”

对于王实来说,他17岁时立下的志向越来越清晰,成为一名在中国扎根、在欧美接受教育、结识世界级专家的学者,在阿富汗、伊朗等国做实事,“通过我的多语言能力和多重身份,做好三方构建沟通的桥梁。”这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使命,好在王实还很年轻,21岁的他有足够的热情和耐心去完成这一“终身的事业”。

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者杨翻:

最难的是大众层面的传播

在B站,杨翻是UP主『画古画的羽一』,在悠扬的古乐中还原壁画绘制全过程;在大学课堂上,杨翻是教授学生们鉴赏、学习如何绘制古画的专业老师;课余,杨翻是敦煌文化类相关活动的讲座嘉宾,是和孩子们一起用敦煌土、鸣沙山沙子和泥巴做画板的老师……无论在线上线下哪个时空,无论以哪种身份,杨翻都在履行他作为一名『敦煌文化守望者』的承诺——传播敦煌文化,让世人领略敦煌之美。

杨翻在敦煌做讲解员

临摹一幅1600年前的壁画作品需要几步?第一道工序,制作地仗层,这是壁画临摹的底层;第二道工序,步骤繁琐,用铅笔在白纸上打上线稿,用牙签沿着线条扎孔,然后将扎好孔的画稿贴在墙面上,用不同于墙面颜色的粉末拓在稿纸上,通过小孔,画粉沾到墙面,形成轮廓;第三道工序是上色,就上色而言,还分为基础色和叠色、做旧。不仅如此,因壁画用料全部用天然矿物质,作画者还需准备白色的蛤粉、红色的朱砂、蓝色的青金石,加以明胶,最后粘连在墙壁上,完成壁画临摹。

这是出现在B站UP主“画古画的羽一”账号里的第一支视频。“羽一”的真实身份是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文博学院教师杨翻,从2022年初开始,他陆续上传了“敦煌壁画的过程”“鹿王本生故事临摹”“敦煌壁画九色鹿中国网的临摹过程”等25支视频,莫高窟中的“九色鹿”、“水月观音”、榆林石窟的“菩萨图”都出现在“羽一”的视频里。

马蹄寺石窟内参观的游客

究竟是怎样的魅力,能让去过莫高窟的人念念不忘?作家余秋雨的回答是:“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画家张大千则用三年的时间、276幅莫高窟壁画的临摹作品做出了答复;而常书鸿、段文杰则用一生的时间给出了答案。

对于年轻的画师杨翻,或许现在的他还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敦煌文化守望者”不仅是过去的身份标签,也将是他终身的标签。

它像烙铁一样烙进心里

自小热爱画画的杨翻,学过很多的画派,一度以追求两宋绘画为目标,因为在他看来,“两宋时期的画作理法、笔法都是中国画绘画史上难以逾越的高峰”。在十几年宋画的学习过程中,杨翻也产生了“了解两宋以前的古画是怎么样”的想法。“虽然我之前也看过一些古墓、佛教雕塑,但并没有给我太多的触动。”

世人皆知,两宋以前的画作,留下的真迹很少,多为临摹之作。而要想看到真迹,敦煌便是最好的选择—在那里,拥有大量创作于两宋之前的壁画作品,仅莫高窟就仍存有4万多平米的壁画。但对于敦煌壁画,杨翻并不敢轻易涉足,因为敦煌壁画大量涉及佛教经典,不是以写意为主,毕竟山水花鸟无对错之分,但一旦涉足佛教宗义,“画得好坏另说,要是出了错就是笑话了”。真正促使杨翻迈向敦煌壁画的,是“敦煌文化守望者”活动。

2019年年末,由敦煌研究院、上海交通大学、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上海交通大学文化发展基金联合发起的“敦煌文化守望者”项目,向全球发布招募令,从全球选出10位志愿者前往莫高窟担任讲解员。不过,彼时的杨翻还在“河西走廊游学”行程当中,并不知晓。

等待参观榆林窟的游客们

或许是见得多了,“河西走廊游学”的前半程并没有引起杨翻过多的兴致。直到在麦积山石窟进入到第44窟看到乙弗氏神像时,魏晋时期的高古令他有所触动。行至炳灵寺后,杨翻内心的波动很大,“看到北魏时期的造像,以及169窟的绝壁造像,我对这些虔诚的信徒产生了深深的敬佩。”杨翻内心的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最终被莫高窟的壁画推开了。当他置身莫高窟第220窟时感受到的视觉冲击和内心震撼,不亚于初见宋画。这座建于初唐,被称作“最美传奇窟”的洞窟,长8.95米、宽5.7米、高4.95米,在这样一个偌大的空间里,5面皆是壁画,这种宏大的绘制,杨翻深知其艰难;而画面人物规模、画面结构以及运笔敷彩的生动上更是令杨翻大为赞叹。这一刻,杨翻对国画大师黄宾虹所说的“唐画如面,宋画如酒,元画以下,渐如酒汁加水……”的评价便深以为然了。

这次游学对于杨翻来说,像“烙铁一样烙进了心里”,杨翻确定了自己的心意—以后的艺术道路将与敦煌的壁画不可分割。

内心翻天覆地之后,很快他再次与敦煌发生了关联。回到成都的杨翻收到朋友发来的链接,是“敦煌文化守望者”发出的志愿者招募令,入选者有40天深入了解莫高窟的机会。这对杨翻来说十分具有诱惑力,尽管心里没底,他还是给官方邮箱发送了报名申请。

“敦煌文化守望者”10人席位竞争异常激烈,光是全球征集的报名就超3000人,海选突围加上三轮选拔,杨翻最终入围守望者名单。究其原因,除了他本人觉得的幸运之外,他的专业是与敦煌艺术贴合度最高的—学了多年的国画、古画,目前在学校教授“古书画临摹与复制”。

守望从40天开始

曾经喧嚣的西北重镇锁阳城,如今只剩几夯土堆

在敦煌与莫高窟“亲密接触”的40天里,前20天杨翻和其他9位志愿者主要是在学习、培训,为20天的讲解员工作做准备。为了吃透12个洞窟的全面情况,白天听老师讲,晚上回住处背讲解词,“不仅要背下来,还要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描绘出来”,不断学习、打磨自己的解说词。“讲解这个环节很考验人”,有人逻辑性强以条理取胜,有人声情并茂以情绪代入,有人机智幽默擅长设问、抖包袱;有人深谙历史,会引经据典;有人知识面广,喜旁征博引。10位志愿者各自把见识、特长融入,形成各具风格的解说词。

作为一名画师,杨翻则以绘画角度观察敦煌、感受一窟一天地。“在壁画、塑像中,我去感受1000多年前的工匠、僧侣在创作中、禅修时内心的所感、所想。”经历了40天与莫高窟的“零距离接触”,杨翻已经不再是一名单纯的画者,他为敦煌文化而折腰,更是理解了“敦煌文化守望者”的责任。

莫高窟的标志——九层楼

对莫高窟了解得越深,杨翻就越理解常书鸿老先生为何在巴黎看到《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后,毅然决然去了敦煌,并一生致力于敦煌艺术的研究、保护。回到成都后,杨翻以另一种形式去守望敦煌文化。

在高校开设壁画绘制的课程,是杨翻传播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作为大学教授“古书画临摹与复制”课程的老师,将敦煌壁画融入到课程之中,既能“填补以往古画课程中的遗漏”,又能加强学生们的专业能力。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校方的支持,通过了学校的人培计划,纳入教学体系。目前,相关教学课程已经录制好,作为学院大三学生必修课。

整个传播计划中,最难的其实是对大众层面的传播。继微博、抖音之后,杨翻又在B站开通账号。在B站发布的第一支视频《敦煌壁画的过程》反响不错,3.3万点播给了杨翻信心,又结合有一定观众缘的《九色鹿》的故事进行临摹创作。

很多出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对动画片《九色鹿》印象深刻,它通俗易懂,将“忘恩负义的是非观”融入到脚本中,在豆瓣得到了8.8分的评分。但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部动画片取材于莫高窟第257窟壁画中《鹿王本生》的故事,是根据佛经中的《六度集经·修凡鹿王本生》绘制。出现在动画片中的各种形象,亦是借鉴了莫高窟257窟中的壁画形象。

比起播放量,杨翻更希望观众在看的过程中感受古代壁画的魅力:一支毛笔在手,腕部翻转间,细腻、流畅的线条跃然纸上,伴随着古曲,底稿逐渐呈现;上色的过程极其令人愉悦,取几滴净水,滴入砚台上,磨出墨汁着上黑色;或是在早已备好朱砂的瓷碟中,注入几滴胶水,用手指轻轻混匀,画作上呈现的便是亮眼的红;从新疆哈密、青海乌兰的绿松石磨出的矿物颜料,若成分纯粹,便是浓重的翠色;来自阿富汗的青金石是壁画中蓝色的主要颜料,若是白色矿物质多一些,就能获得湖蓝的色彩。看一次壁画临摹的过程,仿佛是一段清心之旅,心静了,头脑也更清明了。

从莫高窟回归都市后,杨翻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此时的他已经从“讲解守望者”变换为“传播守望者”。他对来自政府机构、社会机构的线上、线下讲座邀约来者不拒,不仅如此,他还经常主动出击,找到自己熟识的机构一起普及敦煌文化,“之前合作过的‘珍宝馆’‘文化守望者’‘四川博物院’‘四川汉服’等平台,都有过宣讲合作。”杨翻参加的最近一次活动是充当讲解员和公教讲师,“现场将矿物质研磨成颜料,教小朋友在泥板上画古画。”

相比于讲座,杨翻发现线下活动互动性更强。他可以带着在敦煌拍摄的照片进入校园、走近青少年。照片加上生动的故事,为他们呈现流光溢彩的莫高窟,向他们普及莫高窟的建筑、彩塑、壁画,结合自己的专业为孩子们展现壁画包含的内容—尊像画、故事画、经变画、神话题材画、供养人画、装饰图案画、山水画等,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为了让学生感同身受,他会把各种做壁画的原材料带进课堂,现场让这些矿物质变成画上的色彩,也会带着敦煌土、鸣沙山的沙子,和孩子们一起和泥巴,制作出做壁画必须要用的地仗层。听到孩子们心生“想在下一个假期去敦煌看莫高窟”的向往,他感觉特别满足。

守望敦煌文化的方式多种,用作品说话是杨翻最直接的传播方式,“计划用两三年的时间去累积作品,效仿前辈,举办敦煌壁画临摹和改创的展览。”杨翻认为至少要准备50幅作品,“我还计划把学生的优秀临摹作品加入其中。”在杨翻看来,毕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亲临敦煌感受艺术魅力,让敦煌文化走进普罗大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敦煌壁画之美呈现在人们眼前。

守窟人刘国虎:

数字化拯救千年石窟

在刘国虎年文保员的职业生涯里,有年的时间是在金塔寺石窟。在中国大地上,刘国虎是万文保员中的一员。守住石窟,于他,不仅是份工作,更是守护国宝、传承古人艺术结晶的功德。在陪伴金塔寺的年里,他除了保障金塔寺多年无盗贼、无火灾隐患外,更是对金塔寺内的一画一像了如指掌;他用心培养新人,做好文明的薪火接力;思想上不固步自封,他不赞同保护文物就是彻底隔绝的出世,提倡『金塔寺的数字化』,让金塔寺在数字中得以『永存』。

金塔寺,刘国虎为写生的学生讲解石窟的前世今生

2001年,在刘国虎从陕西退伍回张掖老家等待分配的时候,地处张掖市近90多公里外的金塔寺石窟刚经历一场“飞天女神”等10余件国宝失窃案,案子在惊动了甘肃省公安厅同时,也让金塔寺在大众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名字”。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外人眼里的金塔寺都是作为“马蹄寺石窟群”而存在,以至于少有人知道在祁连山脉临松山里,有这么两座距今已有1600多年,开凿在距地面约60米、红沙崖壁上的石窟的存在。

金塔寺内的高肉雕彩塑飞天女神

这件大案让刘国虎第一次知道金塔寺内大有乾坤,竟然藏了这么多国宝。金塔寺仅有东、西两窟,但洞窟内却留存了不同于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女神”,是国内举世无双的“高肉雕彩塑飞天”。留存在金塔寺的“飞天女神”,造像形态独特,身躯呈V字形悬空,形态活泼轻盈,呈现出凌空飞舞的动态美感。金塔寺内还存有600多平方米的壁画、200多身彩塑,包括佛、菩萨、化生等形象。享有“东方飞天之精华”的金塔寺,更是被称为“特窟中的特窟”。

彼时的刘国虎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人生中将有17年是陪伴这座宝藏度过的,并成为它坚定的守望者。

主动请缨的守窟人

刘国虎是主动请缨去守护金塔寺的。他清楚地记得,上岗的第一天,皮卡在没有硬化的土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停在了一个与世隔绝的、浅蓝色的建筑面前,他的守窟人生涯就此展开。

到金塔寺工作站的前几年,管委会给刘国虎的工作定位是“做好石窟的安保工作”。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巡视上,围着金塔寺走一圈是6公里,每圈用时2小时,而他每天要巡视三次。金塔寺经历过国宝被盗事件,刘国虎对此特别警惕—他每天的巡视还包括观察石窟周边是否有陌生人的足迹,防止偷盗现象。“周边的几户牧民,我对他们脚印很熟悉,一旦发现有陌生脚印且还是往山上的,就要警惕是盗贼了。”闲暇时光,刘国虎也会去附近的牧民家聊天,顺道讲讲文保知识,“每当发生什么险情,或是发现有闲杂人员在附近活动时,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金塔寺内的一处壁画

除此之外,检查岩体是否有开裂、渗水、塌方的现象,看窟内的壁画是否剥落更是重中之重。“十多年来,我用贴纸条做记号的土办法标记了很多不易察觉的岩体细小裂缝。”因为害怕阳光过度照射壁画容易造成颜色的脱落,刘国虎又想了一个就地取材的好办法—用悬挂的外部经幡挡住窗口的阳光,避免阳光直射,“进来的光线因为经幡的五颜六色,也营造出洞窟内独特的美感。”在刘国虎守护的17年里,金塔寺安然无恙。

如果没有一位外国专家的一席话,刘国虎或许就满足于此了。一次接待改变了他的认知。那一次,早在专家到来的半个月前,就有同事专程过来通知他守在石窟等专家。原本还有陪同参观的老所长,不巧的是,老所长调回县上了,只有刘国虎一人独守工作站。不过刘国虎并不担心,以往都是专家自己考察,自己顶多带着专家过去,保障石窟不会磕磕碰碰。

外国专家的质疑

发现来的外国专家是个中国通时,刘国虎其实还窃喜了一下。很快,他就高兴不起来了。外国专家看到石窟两眼放光,问题也接二连三地抛了出来,刘国虎却常常答不上来,他只能实话实说:自己不太懂。他听到外国专家礼貌又不失尴尬地问:“你在这里工作也不知道吗?”刘国虎很是惭愧,看着面前已是古稀之年的外国专家不远万里来到这荒郊野岭,爬200多级的陡峭台阶亲身考察,并且收集、整理了大量相关的专业论文和信息,这让刘国虎开始反思:自己只做好安保工作,够吗?

刘国虎知道了这位外国专家的身份,鼎鼎有名的韦陀教授(Roderick Whitfield),他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之一、曾在大英博物馆做了16年研究工作,在中国古代书画、陶瓷、佛教艺术、敦煌学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韦陀教授走之前,将他整理的写满中英文备注的资料赠送给了刘国虎,因为在他看来,天天坚守在金塔寺的刘国虎更需要了解:他守护的是什么?究竟为何而守护?学习了这些资料之后,刘国虎忽然开窍了:“我从另一种形式上认识到我守护了几年的金塔寺,对它有了更深层面的认识。”

如果说在此之前,听到“金塔寺已经存在了1600年”的说法,只会让刘国虎发出“历史悠久”感叹,但不会生出再多的想法。对他而言,“防火防盗防磕碰”才是需要他关注的重点,那么现在的刘国虎会考虑:“飞天女神”为何是V字型?这尊胁侍菩萨为何上半身背对着拜佛人?……

金塔寺内作在壁画上的诗

这之后的每一天,除了日常的巡视工作,刘国虎也开始观察、欣赏洞窟里的文物了。“以前,我站着看这些飞天,总觉得他们上身长、腿短,比例不太协调,姿态有点别扭。如果是飞天,神像的走势应该是往天空方向。”直到有一天,刘国虎蹲在地上,仰头看这些飞天神像,才恍然领悟:这就是古人跪拜的位置,只有从这个角度,“飞天仿佛正飞身扑向参拜者的怀中”。

长期的观察,让刘国虎对金塔寺的每一处都有独特的理解,而每逢有专家来观摩、调研,又是刘国虎学习进阶的机会。如今他对石窟的了解堪称专家级别,融合自己的特别视角和理解,还总结了一套讲解方法,妙趣横生地为前来参观、调研的人士讲述金塔寺的“前世今生”。

传承两大难

转眼,刘国虎到金塔寺工作站已经进入第18个年头了,他已经是金塔寺工作站资历最深的文保员,紧排其后的坚守了近9年。因为环境艰苦,很长一段时间,工作站既留不下老人、又留不住新人。

刘国虎刚来工作站的几年里,连水都要去附近的小溪里打,基本电力供应是一个小型的老水力站,只能保障简单的生活需求,还经常出故障,“最长时间停过一个月的电”。管理会配置的一个太阳能电瓶对他来说是个宝贝,天天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一旦发电故障,照明、手机充电全靠它了。电信基站离得远,小灵通只能在固定的位置上才能找到信号。到了冬天,晚上气温可达零下30多摄氏度,把所有衣服都穿上,再压上棉被,也挡不住寒冷。靠煤炉子生火取暖又担心一氧化碳中毒,早上起来,鼻孔旁边都是冰碴子。补充生活必需物资要到24公里外购买,唯一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一条山间便道骑出了摇摇车的感觉。一旦下雨,还得随身携带一根坚硬的棍子,每骑一段路,就要用棍子撬掉飞溅到轮胎、挡板上的泥浆。几年下来,刘国虎摩托车技了得—过泥地、冰面跑车不在话下。但最难熬的还是孤独和恐惧,日常与之相伴的就是山林里呼啸的风声,伴随着偶尔狼嚎、熊瞎子的吼声。

一个月轮休一次,别说来新人,就连老同事在工作站难以坚持,“多则三两年,少则几个月”,同事经常换。刘国虎也曾有调走的机会,最终却是放弃了,留下继续守护金塔寺,“这么精美的艺术,很多人想看都看不到,能一直守护在千年国宝身边,也是一种功德。”

工作站环境在2014年后逐渐好转,路面硬化了,虽然生活补给仍然要骑车去几十公里外,但总归遇到下雨、下雪不再提心吊胆;工作站重新装修,更换了窗户,做了外墙保温,冬天不再难熬;网络陆续开通,手机信号满格,再也不必为下个通知还要同事专程赶来;洞窟内外装上了电子安保系统,坐在电脑前,通过监控视频就能巡护一次。

即便工作环境有了质的提升,文保员也从2人增加到4个人,工作站依然留不住新人。两名新人,“一个喜欢这里愿意留,一个觉得回家放牧的生活条件也比在工作站好”。对于愿意学的新人,刘国虎倾囊相授。他的教授方式有些特别,“我不给他们依葫芦画瓢的讲解词,而是会给他们画个框,然后要求他们自己去思考、琢磨,等琢磨透了再给他们文字资料。”刘国虎想要新人有自己的理解,只有理解透了,讲出来的东西才言之有物。

守窟人刘国虎与他守护了17年的金塔寺

刘国虎已做好在这里奉献一生的打算,同时也挑起培养新人的重担。但他担忧:新人培养了,能不能留在金塔寺?第一线的文保员,工资待遇基本上管得了吃喝、管不了买房买车。缺钱、缺专才—这不仅是金塔寺个体的尴尬。

尽管多年来,财政部拨的中国文物事业费在逐年增加,其中对西部投入更高,但作为文物大省,甘肃仅石窟就有现存205处,其中莫高窟、麦积山、炳灵寺还是世界文化遗产。财政拨款一旦分配到地方,仍然杯水车薪。缺钱,人进不来;留不住人,传承又成问题—这是全国文保单位遇到的“莫比乌斯”式难解之题。“让文物活化”是目前唯一的解—2023年,对游人封闭多年的金塔寺选择保护性开放,每天限50个名额。

数据保存让金塔寺“永生”

“如果只是为了保护好文物而严防死守,可能和当初开凿石窟寺的目的相悖了。”刘国虎更担心的是,保留了1600多年、精美绝伦的文化遗产就真的变成了死物,被世人遗忘、湮灭在历史的长河里。而现在限制人数的保护性开放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游客到来会加速壁画氧化,但只要我们严格控制好湿度,做好保护,我还是希望金塔寺被更多人认识。”

作为最了解金塔寺的“守望者”,他知道最大的“敌人”是地震。金塔寺正处于地震断裂带上,“有时候祁连山‘抖一下’,石窟就哗啦啦掉一片”。对于金塔寺这样的不可再生资源,遇到强烈的地震就极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

好在,莫高窟数字化的案例给了他启示。通过数据采集,可以把破坏严重的造像、壁画“保存”起来。有了数据化的保存,金塔寺是不是就可以“重生”?

作为基层文保员,刘国虎缺乏话语权,但他可以旁敲侧击。金塔寺是国宝,每逢领导来视察,陪同讲解的刘国虎就会向领导反映自然破坏的严峻性,大胆建言数字化的必要。

张掖博物馆里陈列的3D复原的金塔寺

刘国虎终于迎来了“金塔寺数字化工程启动”的决定。2019年,甘肃省启动了13个文物保护单位数字化保护工程重点实施项目,金塔寺赫然在列。

技术组的工作就是对东窟、西窟壁画数字化采集及处理,塑像三维扫描及重建,洞窟结构三维重建,全景漫游,数据存储等。从他们进驻金塔寺的第一天,刘国虎就全程跟随,因为三维扫描是在较暗的环境下进行,刘国虎不仅和技术组一起披星戴月地加班,更是“脚手架守护者”—架子在哪里人就在哪里,当然他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文物,担心技术组的工作人员拿着各种仪器爬上爬下时磕碰到塑像、壁画。当看到经过数字摄像机拍摄、各种仪器扫描后合成的图像,心里悬着的那块大石头放下了,“有如释重负的感觉”,他当时的心情如是。

经历了两个多月,采集了500G的原始数据。数据采集后可以用作三维打印,也可以形成线上虚拟的金塔寺,实现游客的云参观。刘国虎担心的“千百年的后人能不能瞻仰金塔寺”的疑虑不复存在。

这些数据如今已经被运用了起来,即使无法前往金塔寺,在张掖市博物馆、大佛寺依然可以观览微缩型的金塔寺。“现在我们做的数字化更加精细了,计划要做一个数字展厅。”有了数字展厅,“甚至不用到张掖,就可以领略到1600年前建造的精湛石窟和壁画艺术。”刘国虎说。

编辑-颜语

新媒体编辑-Monster C

文字-徐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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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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