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文弄墨，乃是古代文人毕生事业，也是成就仕途或文学地位的重要凭借；笔、墨、纸、砚作为书写、绘画必不可缺的用具，重要性自不待言。而砚在“文房四宝”中，往往又被比作农人耕作的田地；自其中研磨而出的墨水，滋养了笔端，方能于纸上幻化成万千文字图像，是以古谚有云：“以砚为田，笔耕不辍”。
自唐代以来，于各地出现许多砚石品种。这些质地、纹理各异的砚石，经名匠巧手雕饰后，逐渐由实用的研墨用具蜕变为集天工、巧思于一身、可供欣赏把玩的对象；其中又以并称“四大名砚”的端、歙、洮河、红丝最为知名，即便价值连城，好砚者仍亟欲争而得之。
特别是在收藏、鉴赏风气极盛的北宋，包括名书法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人，无一不是“爱砚成癖”的砚痴，一生热衷于访砚、藏砚、赏砚与刻砚等活动。当这些名人碰上了奇砚，于彰显文人鉴赏文房珍玩的非凡品味之余，又留下哪些脍炙人口的记录和趣闻呢？
（传）李公麟《西园雅集》，局部
蔡 襄
龙尾砚 价抵十五城的文房铭品
北宋文人对文房用品的讲求，每每见于诗文杂记或题跋中，被誉为“书法独步当世”的蔡襄也不例外。在他所编著的《文房四说》中便记载：“新作无池研，龙尾石罗纹、金星如玉者，佳。笔，诸葛高、许皆奇物。纸，澄心堂有存者，殊绝品也。墨，有李庭珪、承晏，易水张遇亦为独步。”据此可知，蔡襄心目中的四大文房铭品，除了出自宋代制笔名工诸葛高的毛笔，其余李庭珪墨、澄心堂纸以及龙尾砚全都是南唐后主李煜请良工制造的精品；其对南唐文房用品之情有独钟，可见一斑。
“龙尾砚”，即所谓“歙砚”，以采自婺源县龙尾山而得名；其石质坚韧，石纹美丽，磨墨时柔润无声，发墨如油，曾被南唐李后主誉为“天下冠”。当蔡襄友人徐虞部有幸得到一方龙尾石砚，蔡襄欣然为之题诗，而留下“玉质纯苍理纹清，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问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的诗句。诗中将龙尾砚比拟为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足以说明此砚在当时是何其珍贵而难得。
崔生端砚 匹配书法家的万中之选
在北宋，不仅龙尾砚价值不菲，要想获得一方质量精良的端砚也极为不易。端砚，产于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唐代始开采，其石质细腻、湿润，发墨佳，不损笔毫，色调高雅，又以带鸟眼之“石眼”最为珍贵。蔡襄曾于文集中记载，端州有位崔生，蓄养了百余位石工，每年开采近千枚砚石，但十年下来始终没有让他感到满意的砚石。一天，工人于后岩的百丈坑洞中剖石，取得一方色深紫、厚重润泽的石砚，长近尺，上下皆有眼，且石眼周围还有七重晕圈。崔生得此奇砚，高兴得废寝忘食，却惦念着像这样的奇宝实不可私藏。几经思量，他决定不远千里、派人将此砚赠送给当时书名远播的蔡襄。得此奇砚的蔡襄，自是欣喜非凡，为此他特别斋戒，并择定吉日，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诸葛高笔以及这方端砚，将此事书写记录下来，作为见证。
彦猷作红丝砚 天下第一的礼物
文人之间以文房四宝作为礼物，确是一件雅事。现存蔡襄《致彦猷尺牍》中也记述了友人彦猷送来一方“风韵异常”的盈尺大砚和一座花盆，欲与其易物之事。此件尺牍与《澄心堂帖》书写的时间仅相隔一年，间架结字均受颜真卿体影响，用笔秀妍流美，为蔡襄书风成熟期的代表作。“彦猷”即唐询，与蔡襄同为北宋知名书家。他在担任青州知府期间，曾负责当地砚石开采与制作事宜；在其著述《砚录》中，特别标榜青州所生产的红丝砚，色彩斑斓、丝纹婉转，当居全国名砚之首。实际上，书家独钟青州砚，在唐代已有先例，如柳公权《论砚》便提及：“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
蔡襄在收到这方石砚且试用过后，亦写道：“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而下之。论者深爱端，莫肯从其说。予尝求其所以胜之理，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昧暧不明，在黄红自现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砚必用水，虽先饮之，何研之差，故为天下第一。’”蔡襄由研墨、发色等使用砚石的亲身体验，给予红丝砚极高的评价，也因而成为此砚最佳之代言人。
蔡襄，《致彦猷尺牍》，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 东 坡
凤咮砚 代言风波
北宋文人为砚代言，时有所闻，但其中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者，自非苏轼莫属。在《苏轼全集》中，收录多达数十则砚铭，不仅记录苏轼与友人赏玩或交换、馈赠砚石的过程，有些也深涉他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些砚铭无疑就像简短的笔记，呈现文人生活趣味丰富且感人的一面。
苏轼砚铭，以题龙尾砚者数量最多，足见他对歙砚无与伦比的喜爱；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句，出自《孔毅甫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在文中，苏轼不但点出歙砚发墨如油、不伤笔毫的特性，也将其比拟为阅人无数却不改节操、具备温润朴实美德的君子。另外，在《偶于龙井辨才处得歙砚甚奇作小诗》此则砚铭中，苏轼作“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犀璧浦云泓；午窗睡起人初静，时听西风拉瑟声”一诗。前二句，旨在描写歙砚美不胜收的罗纹、角浪纹、古犀纹；后二句，则将研墨声比作娓娓动听的琴瑟声。显然，砚石对苏轼而言，不仅具有器用功能，也能带来视觉及听觉的绝美感受，难怪乎苏轼有“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之自述。
龙尾砚虽是苏轼最爱，但他也曾求此砚而不可得。有一回苏轼的友人王颐得到一方石砚，欲请他题铭，苏轼以此砚“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又产于形如凤鸟饮水之状的龙焙山下，遂将其命名为“凤咮砚”，并写下“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的诗句。没想到这番溢美之词得罪了歙州人，让苏轼在索取歙砚时踢到了铁板。他只得赶紧又写一首《龙尾砚歌》为自己的失言道歉，才如愿获赠一方歙州大砚。事件过后，龙尾砚在苏轼《龙尾砚歌》的推波助澜下，声势更加如日中天，也算得上是另类的因祸得福了。
天石砚 苏氏传家宝
苏轼一生收藏奇砚无数，引发他收藏砚石兴趣的关键却是一方毫不起眼、未经雕琢的天然砚。这方石砚不仅与苏轼坎坷的仕宦生涯相伴，后来甚至成为苏氏一门的传家宝。
在《天石砚铭》中，苏轼自述12岁那年的某天，他在后院玩耍时发现一块奇石，形状像一条鱼，色呈浅绿色，表里均有星点状的银色花纹。当他试着将这块石头当成砚台使用时，发现它很容易发墨，只可惜没有砚池。其父苏洵告诉他这是上天赐予的砚，虽然外形不完美，却具有好砚的质量，并说这方砚是他将以文章闻名的瑞兆，务必要妥善保存。苏轼于是在砚石上刻下“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以为纪念。在他看来，既然是上天赐予的形貌，就毋须加以变造；品德与外形本就难以两全，若都想兼顾，就跟世上许多仰人鼻息、跪人脚下的人没什么不同了。后来，这方天石砚在苏轼因“乌台诗案”于元丰三年（1080）遭贬黄州的途中，失去踪影。奇妙的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移置常州、坐船行经当涂地界时，翻开书箱竟又见到这方砚石。苏轼心中十分高兴，便把砚台连同当初父亲亲手雕刻的砚匣交给次子苏迨和三子苏过保管。
尼山天然砚，清代，2009年西泠印社秋拍拍品。取材于孔子诞生地尼山而得名，此砚极少雕琢，充分利用天然石材，充满古朴之趣。此非文中所指苏轼的天石砚
除此之外，苏轼《迈砚铭》中提到，当长子苏迈在24岁时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县尉时，苏轼也将砚石当成临别赠礼，并在砚底刻上“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勉励苏迈要有积极进取、求道若渴的精神，且日后为官管理财政时，须顾及施惠百姓；决断案情时，也要心存悲悯。这方石砚不仅饱含苏轼对儿子的厚望，也刻铸了苏氏家族以“忠恕仁义”传家的家训。由此看来，以砚铭砥砺子孙，或据以传家，似已成为苏氏一门传统。
（传）宋苏轼，端石从星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砚背雕60多根细长石柱，柱端各有石眼，仿佛天上繁星，右侧壁阴刻行书苏轼题“王定国砚铭”一首
黄 庭 坚
龙尾山 为了追砚展开的田调之旅
苏轼是中国砚史上有名的“砚癖者”，但说起对砚的痴狂，黄庭坚亦不遑多让。苏轼曾在《砚铭赠黄鲁直》中引用与友人的对话，告诫黄庭坚收藏砚台的正确态度，应是足够使用就好，不需求多，毕竟人只有两只手，其中又仅有一只手能写字，更何况砚石的使用年限远超过人的寿命，若收藏超过三方砚，便是太过了！想当然耳，苏轼自己终其一生都无法约束搜购奇砚的欲望，而黄庭坚显然也没把苏轼的话放在心上，自他任职朝廷起，便积极访求名砚，甚至一度远赴南方，展开一段“追砚之旅”。
《砚山行》即是黄庭坚在舟车无法通行的条件下，途步抵达歙县新安城200公里外的龙尾山，见到当地采石制砚的景象，有感而发的诗篇。诗云：“森森冷风逼人寒，俗传六月常如此；其同有石产罗纹，眉子金星相间起。居民山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磨形为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选湛去杂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磨方剪锐熟端相，审样状名随手是。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湿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诗中，黄庭坚不仅清楚描述砚石品种和开采情况，也盛赞歙砚的品等超越了端砚。日后，当黄庭坚终于得到一方龙尾砚时，他甚至发下宏愿，愿以此砚长伴左右，藉以弘扬大义。
洮河砚 苏黄以砚会友
虽酷爱名砚，但黄庭坚对“砚友”可是相当慷慨。苏轼在《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中，便记述黄庭坚曾在元佑元年（1086），将得自好友刘昱的一方洮河石砚转赠给自己，作为两人深厚友谊的见证。
“洮河砚”主要产于甘肃洮河沿岸，其大量开采始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名将王韶由吐蕃手中收复临洮一带、并在此驻军之后。此后，洮砚方成为当地进献朝廷的贡品。据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砚辨》记载：“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洮石应真渡海砚，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砚面斜通水池，中央辟作方形砚堂，上部刻兰亭图，下部刻海水鱼龙呼啸，砚侧环刻十八罗汉渡海，砚底浮雕二巨龙云海翻腾，边环刻楷书乾隆御题，为洮河石砚之佳作
由此可知，洮砚以石质坚润、色泽碧绿、发墨快著称；又由于其石材位于深水之中，取得不易，更加使雅好文房的文人趋之若鹜。黄庭坚初得洮河石砚，即作诗咏道：“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真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而被惠赐洮砚的苏轼，也以“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盛赞此一得自远方的贵重名砚，同时表达对友人赠砚雅兴之最深谢意。
米 芾
紫金砚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
在文人交游的过程中，名砚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多见相赠或借取之事。但如果借砚不还，一桩美事可能就变成一场风波。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任职真州发运司，当时苏轼刚好自海南北归。为了庆祝两人久别重逢，米芾特地拿出心爱的谢安《八月五日帖》请苏轼题跋，并将珍爱的紫金砚借予苏轼把玩。不幸的是，苏轼在一个多月后卒于常州。米芾得知其后人打算以紫金砚陪葬，心有不甘，遂赶紧将砚追回。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紫金研帖》，正是米芾向苏轼家人索回紫金砚的明证。内容提到：“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宋米芾《紫金研帖》，台北故宫博物院博物院藏
紫金砚呈赤紫色，质理润泽，发墨佳，叩之铿锵有声。原石产地在山东临朐，近王羲之故乡琅琊临沂，故又有“右军乡石”之称。米芾当初收到这方紫金砚后，鉴定出其石质与更早之前购得的右军砚相同，品等应在名闻遐迩的端砚、歙砚之上，遂将它视为“人间第一品”。
（传）宋米芾，凤字紫金石砚，1972年北京市元大都遗址出土，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上窄下宽“凤”字形，底有两长方小足，形制带唐砚遗风，砚背署“元章”款行书铭文九行
米芾传世的《乡石帖》中，即清楚记载了他“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因得此砚而连着好几日振笔疾书，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也难怪他会将此砚看作和生命一样重要，无论如何都要追讨回来了。
砚山 可换《送梨帖》也可换海岳庵
除了紫金砚，米芾所收藏的砚山同样也让其身边的文人趋之若鹜。砚山，是一种天然形成峰峦的砚石；若将山麓底部琢平，可用以研墨，亦可当成假山来观赏，兼具实用与欣赏的功能，是文人最喜爱收藏的文房清供之一。苏轼便曾觊觎米芾手上的一方砚山，后因索取不成，改由密友刘季孙出面购买，当中之来龙去脉，可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景文隰公尺牍》（又名箧中帖）。
宋米芾《致景文隰公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即刘季孙原本想用手上珍藏价值不菲的王献之《送梨帖》，换取米芾收藏的一座砚山以及欧阳询的二件法帖、王维六幅《雪图》、犀带一条、玉座珊瑚一枝等。但因砚山当时被王诜借去，迟迟未归还，米芾便写了这封信给刘季孙，告诉他愿意再加上一件怀素帖作为筹码。可惜的是，由于王诜归还砚山时，刘季孙已出发至隰州任官，且其到任一个多月后便去世，遂让苏轼想要购买砚山的努力付之一炬！整桩交易最后以失败收场。
砚山除了可用来交换书画，还能用来购屋。米芾手上最贵重的一方砚山，原属南唐后主李煜收藏之宝物。据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此砚山直径超过一尺，前方耸立36座大小如手指的山峰，左右为岗阜坡陀，中间凿盆为砚。当南唐灭于宋后，这方砚山流落民间，被米芾发现，旋即以重金买下。后来，当米芾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欲在当地购屋，便以此砚山向苏仲恭之弟交换甘露寺下的一座古宅，改建成居所“海岳庵”。但不久之后，这方砚山辗转流传，进了徽宗皇帝囊中，深藏内府，从此不复得见。
虽然李后主旧藏的36峰砚山并未流传下来，传世的《研山铭》卷仍可看到米芾这位砚痴如何以“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等结合自然形象与丰富想象力的语汇，极尽所能地描绘他眼中所见幻化万千的砚山；再加上其大字行书运笔刚健灵活，结字具飞动之势，通篇充满雄浑磅礴的气势，使人仿佛也能稍稍感受此砚山的神秘力量。
米芾，《研山铭》，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此手卷后面，还附有一幅后人所作之《研山图》；只见充满古意的纸本上，描绘着参差耸立、棱角尖锐的奇峰，一旁还分别以隶书标示出“华盖峰”“月”“方坛”“玉笋”“龙池”等名称，令人观之如见经时光洗礼的祥石。即便图绘中的此座研山未必为米芾当时宝藏之物，但透过其形象，文人爱砚、以砚与友人互相赏玩唱和的情境，仿佛鲜活呈现在今人面前。
文｜廖尧震，《典藏·古美术》总编辑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5年7月号，原标题为《砚痴札记：苏、黄、米、蔡——北宋四家与他们的砚》。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孙文芳《中国名砚揽胜》，北京：中华书局，2006
洪丕谟《中国文房四宝》，台北：理艺出版社，1992
张元庆《古代士人与砚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玲珑禅玉
服玉者，寿如玉也
【推荐者按：本文作者玲珑单玉，介绍富源紫金石，历史上紫金石的产地很多，种类也很多，
但是，真正的制砚还是要属琅琊紫金石。琅琊紫金砚被米芾称赞为端歙之上。富源紫金石
看似美丽，更像山东青州的红丝石。下面分享几篇文章供大家更多了解紫金砚，我也是爱好者
交流微信aidushuxuexi】
紫金砚石，主色调紫、红、黄，其中有白色、淡绿色等色。在富源县发现的紫金砚石色彩艳丽，硬度3—4.5，属沉积片岩，材质细腻温润，石纹绚丽丰富，是制作工艺品的上好石材。
由于所处地层层位的不同和本身结构的不同，紫金石的石质有粗细之分，纹理有疏密区别。同时，紫金石具有多种形式的结构和构造，从而形成了它瑰丽多姿的天然纹饰。
从砚石的力学性质与端砚石、歙砚石比较，砚石的密度一般为2.5g/cm3～3.0g/cm3之间，其中端石的密度为2.78g/cm3，紫金石密度为2.52g/cm3～2.71g/cm3;砚石的基本硬度（HM）多在2.5～4.0之间，其中端石为摩氏硬度2.50，歙石为摩氏硬度3.24，紫金石为摩氏硬度3.5～4.2；砚石的吸水率极低，端石的吸水率为0.3%至1.29%，紫金石吸水率大多数小于1%。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紫金砚与端砚石、歙砚石具备同样优良的质地，在硬度方面还胜于端石、歙石一筹，这就是端石、歙石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砚堂容易磨凹，而紫金石砚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奥秘所在。同时，紫金砚石有良好的砚锋，微层理极为发育，1mm中大约有31条，因此，紫金砚不易磨损，资质嫩润，发墨不伤毫，贮墨不润，研成的墨汁颗粒细微，易渗透入纸中，使书画作品永不褪色。
苏东坡元祐六年款砚质疑
作者：双嘉室
（本文由寻找紫金砚的鲁之揅推荐分享，交流微信aidushuxuexi） 1967年，在浙江安平寺出土的了一方底部刻有“雪堂”两个篆字的石砚，现藏余杭市博物馆。“雪堂”砚为抄手端砚，长17厘米 ，高4厘米，宽10厘米，质地细腻。砚面有浅凹的墨池，除砚底刻有“雪堂”二字外，砚之左右两侧分别刻有“元佑六年十月二十日余自金陵归蜀道中见渔者携一砚售人余异而询之”、“□□得于海滨余以五百缗置之石质温润可爱付迈以为书室之助”。
据《苏东坡全集》、《苏东坡传》等记载，元佑六年（1091）苏东坡任吏部尚书。同年八月任颖州太守。十月十四日起苏轼告病。“迈”是他的长子苏迈。“雪堂”是苏轼的室名，是他谪居颖州时的会客室，因在下雪天落成，故以“雪堂”名之。因此，砚中所记正是苏轼出知颖州期间趁病假转道南京，由长江水路返四川故里，途中得到此砚的过程。此砚经过已故故宫博物馆的专家朱家缙先生鉴定，确认为北宋文坛巨匠苏东坡的遗物。
有学者认为，由于苏轼曾二度知任杭州，在杭期间，余杭的洞霄宫、径山、安隐寺、临平山、佛日寺等地常成为苏轼与当时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这些均有苏轼的诗文为证。因此此砚在余杭出土就很自然了。然而，也有学者认为，此砚的年款，存在疑问，主要依据是元祐六年8月苏东坡出知颖州（今安徽阜阳），10月25日他在颖州作《祈雨迎张龙公祝文》（见苏东坡全集），而砚铭中所说的10月20日自金陵归蜀道就比较难成立了。
我从另外一条线索进行了考证，那就是铭文中的五百缗，缗是宋代的一种货币单位， 一千文称缗，同贯。五百缗即为伍十万文。那究竟五十万文相当于当时的什么价值呢。由于宋代在不同时期的货币价值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就像今日的货币一样，存在贬值和升值的情况，因而，要考证当时五十万文的真实价值，就必须找到元祐六年（1091年）左右的宋代物价和货币情况，根据中华书局出版的北宋刘挚所著的《忠肃集》卷五《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记载：“。。。。。。民间米每斗六七十文，而绢价每匹一贯七八百文，，，，（元佑年间）”。另外，宋代杰出书画家米芾所著的《砚史》上记载“。。。。。已上砚，平生约见五七百枚，十千以上，无估。。。。。。歙砚。。。。。。土人以为生，终日成一砚，少有病，不直数十金，幸完仍好，直五七千，以上无估”。米芾的《书史》又有记载：“。。。。有右军古凤池紫石砚，苏子瞻以四十千置往。。。。。。。”。从米芾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虽然，做为宋代砚台鉴赏家的米芾虽然见过许多砚，对砚研究颇深，但是十千以上的砚，他也觉得非常罕见，苏东坡得前辈王羲之的古砚，也就花了四十千而已。另外，费衮的《梁溪漫志》卷四中有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东坡子瞻北归，卜居阳羡。。。。。。士人邵民瞻。。。。。。为坡买一宅，为钱五百缗，坡顷囊仅能偿之。。。。。。”。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苏东坡购置房产的花费也就500缗。因而，综上所述，苏东坡从南京去四川的路上从一个山间渔夫手上花了一栋房产的价格买了一方造型做工尚可的砚台，似乎不太可信。
苏东坡与米芾所钟爱的琅琊紫金砚
徐淑彬 徐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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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米芾与苏东坡二人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的主要成员。他二人因为喜欢当时名贵的紫金砚而留下了千古佳话。
一、关于紫金石，紫金砚
许多古代文献记载，用紫金石制砚始于唐，盛于宋，宋之后逐渐湮没。
紫金石形成于距今约4.5～5亿年前的寒武纪，属浅沉积岩。已经在岩石的表面发现三叶虫化石的破碎遗骸化石。岩性是泥质白云质粉晶灰岩。主要矿物成分是方解石，另有铁、锰等不透明矿物及白云石和泥质物。含矿层厚1～2米，紫金石多呈透镜状或扁豆状，单体一般厚5～20厘米。
紫金石是在巨厚的沉积碳酸盐岩系形成过程中，由于先后沉积的物质中，铁、锰等含量的不同和化学反应的差异，使紫金石呈紫色或黄褐色不规则条纹，并有不规则的金黄色纹理，故名紫金石。其摩氏硬度为3.5～4.5。色泽呈紫、褐紫、灰紫、酱紫，银灰等变化，嵌有浅黄、浅绿、绿黄、金黄、晕红等色带与色团；纹理大多清晰，少数朦胧，有豆绿色圆眼等。该石质地致密嫩滑，温润如玉，色泽端庄，纹理缭绕，声音清脆，磨光面显油脂光泽。
关于紫金石产地的记载，多见于宋代。高似孙《砚笺》、唐彦猷《砚录》、李之彦《砚谱》均言产地在青州府的临朐县，但《青州府志》、《益都县志》、《临朐县志》都不见记载。宋代书画家米芾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他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米芾的另一幅书作则记述了他的好友苏东坡喜爱紫金砚的情形：“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这两幅关于紫金砚的书法真迹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三希堂法帖》均有收录。
现存世的两方紫金砚应是唐宋遗物。一方凤字形砚是1972年上半年出土于元大都遗址和义门内后英房。砚长22.7、宽17.5、厚3.9厘米。砚的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的墨痕。出土时已残破，右上角砚池部分缺失。砚背面自右至左竖向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曰：“此琅琊紫金石所□，易得墨，在诸石□□□永□□□，皆以为端，□也。”落款为“元章”二字（图1)。
可依
关于琅琊版图的问题，宋代文人所说的琅琊，实际上是指的现在的临沂城。这个问题，以后将单独讨论。
二、琅琊紫金石的再发现
为了发掘山东省的传统砚种，1978年7月在北京举办了鲁砚展。北京的工艺美术家们没有看到紫金砚的影子，纷纷询问原由，山东的治砚家们那时尚未见过紫金砚。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专家们热情提供了1972年元大都遗址出土紫金砚的资料，并让山东的工艺美术家石可先生观看了实物。
展览结束后的当年秋、冬及次年春，石可先生等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先后三次去益都以南诸地探寻紫金砚产地。临朐县是鲁砚名贵品种红丝砚的产地，自唐以降，制砚颇多，传世品不少。据石可先生所著《鲁砚》云：“益都文化界、当地群众都不知有紫金石及其产地。”石先生多次到益都城南二十里附近调查，“都没有探寻到紫金石的下落。”虽找到紫色石夹层，采集标本后经鉴定比较，认为其质粗糙，其色不正，与元大都出土紫金石砚相去太远。
此后，石可等人又根据米芾砚铭到古琅琊南部、今临沂市进行野外调查，曾在费县境内采集到石质较燥的紫色石制砚，亦不理想。总之，石先生及许多工艺美术、制砚工作者们为了探查紫金石的产地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尽管他们最终没有找到产地，但他们的劳动对推动紫金石的寻找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1991年冬，笔者到临沂地区某县从事野外考察中，在一条小山沟中发现一种紫色的水成泥岩，认为这种石头可以制砚，顺便采了两块带回临沂，请邻居叶莲品先生给予品评。叶先生是著名制砚艺术家，在叶先生的指导下，笔者等人将紫色石制成砚后，发现是上等的制砚良材，其各项性能都高于山东省已知的砚种。由此，我二人认为这种紫色石有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言唐宋盛行的紫金石。
在随后对这处产地进一步观察中，笔者找到了紫色石的原产地层，并发现一处古代采石地点，即老坑。在此老坑（笔者将其编号为LK1）附近，采集到一些唐、宋、元时期瓷器碎片，可以辨认的器形多为罐类和碗类，应是古代采石工人饮水的器皿。在清理老坑浮土的过程中，找到两枚铜币，一枚为唐代“开元通宝”，另一枚是宋代“大观通宝”。在老坑山坡下约100米处，见有宋代石椁墓数座，是由村民取土后暴露。其中一座系双人合葬双室墓，呈东西向，头向西。笔者首次看到时，北侧室早已被挖空。南侧室西端挡板已被移至一边，内面阴线粗刻有一朵盛开的莲花纹（现佚失）。墓室两边的立板内壁上浅浮雕刻有花瓶、书、砚等文房用品，雕工粗糙。从村民处了解到，该墓室西端曾挖出淡黄釉瓷碗、罐等，并有几枚“宣和通宝”铜币。
从这座石椁合葬墓内出土的瓷器和铜币看，该墓无疑是属北宋时期。这处北宋时期墓群出现在荒山野坡上（在以往的历次文物普查中，该地未见唐宋时期的村落遗址），引起了笔者的高度重视：依据墓内石刻图案看，当时该地应有民间石刻工匠，而墓的附近恰巧又发现了同期的采石点和瓷片、铜币，决非偶然。因此，笔者认为这一带应与唐宋紫金石的采掘有关。
紫金石产地见于一座无名的小山包上，附近群山环抱。山体由寒武纪厚层状灰岩组成，呈南北长条状，山顶高出山下小溪约60米，隔溪对岸有较高的小山。紫金石的层位出露在山包的东侧中部，其上为晚寒武纪含三叶虫的薄层灰岩，该层位可磨出五彩斑烂的奇石、观赏石。再下为含砾岩的竹叶石，及厚达数百米的石灰岩。紫金石由厚薄不等的数层泥晶灰岩构成，呈东南——西北倾斜出露，岩石倾角5℃——30℃。薄层者仅1厘米，厚层者则可达40厘米。总的分布是南高北低，时隐时现，但露头尚好。在南北长约百余米的范围内，见有6处（其中老坑一处），成窝状分布，其地质年代均为晚寒武纪。由于山下小溪的存在，对面山坡上相应的高度则不见该层位的出露，应该是小溪所处的地震断裂小构造不均匀运动所致。
2000年以后，笔者向在山东临沂工作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克唐先生出示了一些自己制做的紫金石砚，刘大师极为高兴，立即墨书一首自作诗《蝶恋花》赠予本书作者，热情帮助设计了几方砚（图2）。
图2
三、对于文献记载的紫金砚的考证
如前所述，宋代许多文献记载，紫金石的产地在青州。其实，那里是红丝石的真正产地，而红丝石在唐宋时期就是全国的名砚了。据我们观察，青州-临朐一带现在称作紫金石的石材，只不过是红丝石的不同层位而已。经过检索，自唐宋以来，那个地区并没有出土紫金砚的记录。
在本世纪初，安徽淮南地区声称发现了紫金砚，说是依据米芾的记载，并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一个商标。众所周知，米芾的书法作品或者著作中只说产地是琅琊或右军故里。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淮南不是右军故里，琅琊的范围也到不了那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近几年来，在鲁南临沂市，陆续出土了9件宋代的紫金砚，它们多是实用的砚。文献记载与实物的出土相吻合，证实米芾的说法是对的（图3）。尤其是2005年在临沂城东南方向小皇山发现的明代沂州卫指挥使李瀚等人的墓葬，出土了2件前朝的紫金砚，是国内首次用考古发掘的手段从墓葬里面出土紫金砚的铁证。这是我们迄今已知紫金砚在明代使用的唯一证据。关于李瀚墓葬出土的紫金砚，是宋代的传世老砚还是明代按照宋代的样式制作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上述发现之前，许多人只是根据过去首都博物馆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2方砚台论述紫金砚,尤其是以前者为主。其实，在地质学上，一个地层的分布，往往可能是几十、几百公里。而那些没有地质学常识的人们，往往容易出现“管中窥豹”、“瞎子摸象”的可能。拿一个层位中的一块石头样品，作为标准化石，凡是不符合这个样品的，都不予承认。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同一个地点的岩层，还有上下叠压与分层的现象。而它们的微结构与颜色则有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这就像端砚有许多颜色那样，你不可能拿紫端代表全部端砚的颜色，甚至用紫端作标准，否认绿端、黄端、白端等等存在一样的道理。
以上5件是收藏家的藏品
图3 以上2件是临沂市博物馆藏品，宋代造型，出自明代墓葬。
（传）李公麟《西园雅集》，局部
蔡 襄
龙尾砚 价抵十五城的文房铭品
北宋文人对文房用品的讲求，每每见于诗文杂记或题跋中，被誉为“书法独步当世”的蔡襄也不例外。在他所编著的《文房四说》中便记载：“新作无池研，龙尾石罗纹、金星如玉者，佳。笔，诸葛高、许皆奇物。纸，澄心堂有存者，殊绝品也。墨，有李庭珪、承晏，易水张遇亦为独步。”据此可知，蔡襄心目中的四大文房铭品，除了出自宋代制笔名工诸葛高的毛笔，其余李庭珪墨、澄心堂纸以及龙尾砚全都是南唐后主李煜请良工制造的精品；其对南唐文房用品之情有独钟，可见一斑。
“龙尾砚”，即所谓“歙砚”，以采自婺源县龙尾山而得名；其石质坚韧，石纹美丽，磨墨时柔润无声，发墨如油，曾被南唐李后主誉为“天下冠”。当蔡襄友人徐虞部有幸得到一方龙尾石砚，蔡襄欣然为之题诗，而留下“玉质纯苍理纹清，锋芒都尽墨无声；相如问道还持去，肯要秦人十五城”的诗句。诗中将龙尾砚比拟为价值连城的和氏璧，足以说明此砚在当时是何其珍贵而难得。
崔生端砚 匹配书法家的万中之选
在北宋，不仅龙尾砚价值不菲，要想获得一方质量精良的端砚也极为不易。端砚，产于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唐代始开采，其石质细腻、湿润，发墨佳，不损笔毫，色调高雅，又以带鸟眼之“石眼”最为珍贵。蔡襄曾于文集中记载，端州有位崔生，蓄养了百余位石工，每年开采近千枚砚石，但十年下来始终没有让他感到满意的砚石。一天，工人于后岩的百丈坑洞中剖石，取得一方色深紫、厚重润泽的石砚，长近尺，上下皆有眼，且石眼周围还有七重晕圈。崔生得此奇砚，高兴得废寝忘食，却惦念着像这样的奇宝实不可私藏。几经思量，他决定不远千里、派人将此砚赠送给当时书名远播的蔡襄。得此奇砚的蔡襄，自是欣喜非凡，为此他特别斋戒，并择定吉日，用澄心堂纸、李庭珪墨、诸葛高笔以及这方端砚，将此事书写记录下来，作为见证。
彦猷作红丝砚 天下第一的礼物
文人之间以文房四宝作为礼物，确是一件雅事。现存蔡襄《致彦猷尺牍》中也记述了友人彦猷送来一方“风韵异常”的盈尺大砚和一座花盆，欲与其易物之事。此件尺牍与《澄心堂帖》书写的时间仅相隔一年，间架结字均受颜真卿体影响，用笔秀妍流美，为蔡襄书风成熟期的代表作。“彦猷”即唐询，与蔡襄同为北宋知名书家。他在担任青州知府期间，曾负责当地砚石开采与制作事宜；在其著述《砚录》中，特别标榜青州所生产的红丝砚，色彩斑斓、丝纹婉转，当居全国名砚之首。实际上，书家独钟青州砚，在唐代已有先例，如柳公权《论砚》便提及：“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
蔡襄在收到这方石砚且试用过后，亦写道：“唐彦猷作红丝石砚，自第为天下第一，黜端而下之。论者深爱端，莫肯从其说。予尝求其所以胜之理，曰：'墨，黑物也，施于紫石则昧暧不明，在黄红自现其色，一也；研墨如漆石，有脂脉助墨光，二也；砚必用水，虽先饮之，何研之差，故为天下第一。’”蔡襄由研墨、发色等使用砚石的亲身体验，给予红丝砚极高的评价，也因而成为此砚最佳之代言人。
蔡襄，《致彦猷尺牍》，宋代，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 东 坡
凤咮砚 代言风波
北宋文人为砚代言，时有所闻，但其中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者，自非苏轼莫属。在《苏轼全集》中，收录多达数十则砚铭，不仅记录苏轼与友人赏玩或交换、馈赠砚石的过程，有些也深涉他的生活与内心世界。这些砚铭无疑就像简短的笔记，呈现文人生活趣味丰富且感人的一面。
苏轼砚铭，以题龙尾砚者数量最多，足见他对歙砚无与伦比的喜爱；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句，出自《孔毅甫龙尾砚铭》：“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爪肤而谷理，金声而玉德。厚而坚，足以阅人于古今。朴而重，不能随人以南北。”在文中，苏轼不但点出歙砚发墨如油、不伤笔毫的特性，也将其比拟为阅人无数却不改节操、具备温润朴实美德的君子。另外，在《偶于龙井辨才处得歙砚甚奇作小诗》此则砚铭中，苏轼作“罗细无纹角浪平，半丸犀璧浦云泓；午窗睡起人初静，时听西风拉瑟声”一诗。前二句，旨在描写歙砚美不胜收的罗纹、角浪纹、古犀纹；后二句，则将研墨声比作娓娓动听的琴瑟声。显然，砚石对苏轼而言，不仅具有器用功能，也能带来视觉及听觉的绝美感受，难怪乎苏轼有“仆少时好书画笔砚之类，如好声色”之自述。
龙尾砚虽是苏轼最爱，但他也曾求此砚而不可得。有一回苏轼的友人王颐得到一方石砚，欲请他题铭，苏轼以此砚“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又产于形如凤鸟饮水之状的龙焙山下，遂将其命名为“凤咮砚”，并写下“苏子一见名凤咮，坐令龙尾羞牛后”的诗句。没想到这番溢美之词得罪了歙州人，让苏轼在索取歙砚时踢到了铁板。他只得赶紧又写一首《龙尾砚歌》为自己的失言道歉，才如愿获赠一方歙州大砚。事件过后，龙尾砚在苏轼《龙尾砚歌》的推波助澜下，声势更加如日中天，也算得上是另类的因祸得福了。
天石砚 苏氏传家宝
苏轼一生收藏奇砚无数，引发他收藏砚石兴趣的关键却是一方毫不起眼、未经雕琢的天然砚。这方石砚不仅与苏轼坎坷的仕宦生涯相伴，后来甚至成为苏氏一门的传家宝。
在《天石砚铭》中，苏轼自述12岁那年的某天，他在后院玩耍时发现一块奇石，形状像一条鱼，色呈浅绿色，表里均有星点状的银色花纹。当他试着将这块石头当成砚台使用时，发现它很容易发墨，只可惜没有砚池。其父苏洵告诉他这是上天赐予的砚，虽然外形不完美，却具有好砚的质量，并说这方砚是他将以文章闻名的瑞兆，务必要妥善保存。苏轼于是在砚石上刻下“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以为纪念。在他看来，既然是上天赐予的形貌，就毋须加以变造；品德与外形本就难以两全，若都想兼顾，就跟世上许多仰人鼻息、跪人脚下的人没什么不同了。后来，这方天石砚在苏轼因“乌台诗案”于元丰三年（1080）遭贬黄州的途中，失去踪影。奇妙的是，元丰七年（1084）苏轼移置常州、坐船行经当涂地界时，翻开书箱竟又见到这方砚石。苏轼心中十分高兴，便把砚台连同当初父亲亲手雕刻的砚匣交给次子苏迨和三子苏过保管。
尼山天然砚，清代，2009年西泠印社秋拍拍品。取材于孔子诞生地尼山而得名，此砚极少雕琢，充分利用天然石材，充满古朴之趣。此非文中所指苏轼的天石砚
除此之外，苏轼《迈砚铭》中提到，当长子苏迈在24岁时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县尉时，苏轼也将砚石当成临别赠礼，并在砚底刻上“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勉励苏迈要有积极进取、求道若渴的精神，且日后为官管理财政时，须顾及施惠百姓；决断案情时，也要心存悲悯。这方石砚不仅饱含苏轼对儿子的厚望，也刻铸了苏氏家族以“忠恕仁义”传家的家训。由此看来，以砚铭砥砺子孙，或据以传家，似已成为苏氏一门传统。
（传）宋苏轼，端石从星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砚背雕60多根细长石柱，柱端各有石眼，仿佛天上繁星，右侧壁阴刻行书苏轼题“王定国砚铭”一首
黄 庭 坚
龙尾山 为了追砚展开的田调之旅
苏轼是中国砚史上有名的“砚癖者”，但说起对砚的痴狂，黄庭坚亦不遑多让。苏轼曾在《砚铭赠黄鲁直》中引用与友人的对话，告诫黄庭坚收藏砚台的正确态度，应是足够使用就好，不需求多，毕竟人只有两只手，其中又仅有一只手能写字，更何况砚石的使用年限远超过人的寿命，若收藏超过三方砚，便是太过了！想当然耳，苏轼自己终其一生都无法约束搜购奇砚的欲望，而黄庭坚显然也没把苏轼的话放在心上，自他任职朝廷起，便积极访求名砚，甚至一度远赴南方，展开一段“追砚之旅”。
《砚山行》即是黄庭坚在舟车无法通行的条件下，途步抵达歙县新安城200公里外的龙尾山，见到当地采石制砚的景象，有感而发的诗篇。诗云：“森森冷风逼人寒，俗传六月常如此；其同有石产罗纹，眉子金星相间起。居民山下百余家，鲍戴与王相邻里；凿砺磨形为日生，刻骨镂金寻石髓。选湛去杂用精奇，往往百中三四耳；磨方剪锐熟端相，审样状名随手是。不轻不燥禀天然，重实湿润如君子；日辉灿灿飞金星，碧云色夺端州紫。”诗中，黄庭坚不仅清楚描述砚石品种和开采情况，也盛赞歙砚的品等超越了端砚。日后，当黄庭坚终于得到一方龙尾砚时，他甚至发下宏愿，愿以此砚长伴左右，藉以弘扬大义。
洮河砚 苏黄以砚会友
虽酷爱名砚，但黄庭坚对“砚友”可是相当慷慨。苏轼在《鲁直所惠洮河石砚铭》中，便记述黄庭坚曾在元佑元年（1086），将得自好友刘昱的一方洮河石砚转赠给自己，作为两人深厚友谊的见证。
“洮河砚”主要产于甘肃洮河沿岸，其大量开采始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名将王韶由吐蕃手中收复临洮一带、并在此驻军之后。此后，洮砚方成为当地进献朝廷的贡品。据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砚辨》记载：“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绿石，北方最为贵重。绿如蓝，润如玉，发墨减端溪下岩。然石在临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为无价之宝。”
洮石应真渡海砚，宋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砚面斜通水池，中央辟作方形砚堂，上部刻兰亭图，下部刻海水鱼龙呼啸，砚侧环刻十八罗汉渡海，砚底浮雕二巨龙云海翻腾，边环刻楷书乾隆御题，为洮河石砚之佳作
由此可知，洮砚以石质坚润、色泽碧绿、发墨快著称；又由于其石材位于深水之中，取得不易，更加使雅好文房的文人趋之若鹜。黄庭坚初得洮河石砚，即作诗咏道：“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真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而被惠赐洮砚的苏轼，也以“洗之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郡洮岷，至中国。弃矛剑，参笔墨”，盛赞此一得自远方的贵重名砚，同时表达对友人赠砚雅兴之最深谢意。
米 芾
紫金砚 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
在文人交游的过程中，名砚经常扮演重要角色，多见相赠或借取之事。但如果借砚不还，一桩美事可能就变成一场风波。建中靖国元年（1101），米芾任职真州发运司，当时苏轼刚好自海南北归。为了庆祝两人久别重逢，米芾特地拿出心爱的谢安《八月五日帖》请苏轼题跋，并将珍爱的紫金砚借予苏轼把玩。不幸的是，苏轼在一个多月后卒于常州。米芾得知其后人打算以紫金砚陪葬，心有不甘，遂赶紧将砚追回。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紫金研帖》，正是米芾向苏轼家人索回紫金砚的明证。内容提到：“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宋米芾《紫金研帖》，台北故宫博物院博物院藏
紫金砚呈赤紫色，质理润泽，发墨佳，叩之铿锵有声。原石产地在山东临朐，近王羲之故乡琅琊临沂，故又有“右军乡石”之称。米芾当初收到这方紫金砚后，鉴定出其石质与更早之前购得的右军砚相同，品等应在名闻遐迩的端砚、歙砚之上，遂将它视为“人间第一品”。
（传）宋米芾，凤字紫金石砚，1972年北京市元大都遗址出土，北京首都博物馆藏。上窄下宽“凤”字形，底有两长方小足，形制带唐砚遗风，砚背署“元章”款行书铭文九行
米芾传世的《乡石帖》中，即清楚记载了他“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因得此砚而连着好几日振笔疾书，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也难怪他会将此砚看作和生命一样重要，无论如何都要追讨回来了。
砚山 可换《送梨帖》也可换海岳庵
除了紫金砚，米芾所收藏的砚山同样也让其身边的文人趋之若鹜。砚山，是一种天然形成峰峦的砚石；若将山麓底部琢平，可用以研墨，亦可当成假山来观赏，兼具实用与欣赏的功能，是文人最喜爱收藏的文房清供之一。苏轼便曾觊觎米芾手上的一方砚山，后因索取不成，改由密友刘季孙出面购买，当中之来龙去脉，可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致景文隰公尺牍》（又名箧中帖）。
宋米芾《致景文隰公尺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即刘季孙原本想用手上珍藏价值不菲的王献之《送梨帖》，换取米芾收藏的一座砚山以及欧阳询的二件法帖、王维六幅《雪图》、犀带一条、玉座珊瑚一枝等。但因砚山当时被王诜借去，迟迟未归还，米芾便写了这封信给刘季孙，告诉他愿意再加上一件怀素帖作为筹码。可惜的是，由于王诜归还砚山时，刘季孙已出发至隰州任官，且其到任一个多月后便去世，遂让苏轼想要购买砚山的努力付之一炬！整桩交易最后以失败收场。
砚山除了可用来交换书画，还能用来购屋。米芾手上最贵重的一方砚山，原属南唐后主李煜收藏之宝物。据蔡绦《铁围山丛谈》记载，此砚山直径超过一尺，前方耸立36座大小如手指的山峰，左右为岗阜坡陀，中间凿盆为砚。当南唐灭于宋后，这方砚山流落民间，被米芾发现，旋即以重金买下。后来，当米芾迁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欲在当地购屋，便以此砚山向苏仲恭之弟交换甘露寺下的一座古宅，改建成居所“海岳庵”。但不久之后，这方砚山辗转流传，进了徽宗皇帝囊中，深藏内府，从此不复得见。
米芾，《研山铭》，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虽然李后主旧藏的36峰砚山并未流传下来，传世的《研山铭》卷仍可看到米芾这位砚痴如何以“五色水，浮昆仑。潭在顶，出黑云。挂龙怪，烁电痕。下震霆，泽厚坤。极变化，阖道门”等结合自然形象与丰富想象力的语汇，极尽所能地描绘他眼中所见幻化万千的砚山；再加上其大字行书运笔刚健灵活，结字具飞动之势，通篇充满雄浑磅礴的气势，使人仿佛也能稍稍感受此砚山的神秘力量。
米芾，《研山铭》，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此手卷后面，还附有一幅后人所作之《研山图》；只见充满古意的纸本上，描绘着参差耸立、棱角尖锐的奇峰，一旁还分别以隶书标示出“华盖峰”“月”“方坛”“玉笋”“龙池”等名称，令人观之如见经时光洗礼的祥石。即便图绘中的此座研山未必为米芾当时宝藏之物，但透过其形象，文人爱砚、以砚与友人互相赏玩唱和的情境，仿佛鲜活呈现在今人面前。
文｜廖尧震，《典藏·古美术》总编辑
本文刊载于《典藏·古美术》2015年7月号，原标题为《砚痴札记：苏、黄、米、蔡——北宋四家与他们的砚》。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孙文芳《中国名砚揽胜》，北京：中华书局，2006
洪丕谟《中国文房四宝》，台北：理艺出版社，1992
张元庆《古代士人与砚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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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国家在西安征集一方紫金砚，长方形，长23厘米、宽15.8厘米、厚2.9厘米。砚背往上隆起，铭文“绍圣四年造紫金石砚”，绍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
米芾曾获赐唐代紫金砚
1957年国家在西安征集一方紫金砚，长方形，长23厘米、宽15.8厘米、厚2.9厘米。砚面大于砚底，四边内敛。砚堂呈长八角形，有破损。砚背往上隆起，铭文“绍圣四年造紫金石砚”，绍圣四年即公元1097年。
1972年《考古》第六期中的《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报告中说：“除生活用具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种属于所谓'文玩’一类的东西……有紫端石风字砚一方，长22.7厘米、宽17.5厘米、厚3.9厘米。砚面有明显的墨痕，石质很好，出土時己残破。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此琅琊紫金石，所囨易得，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皆以为端囗也。’下面落款为'元章’二字”。考此“元章”学术界均认为是宋代大书画家米芾（1051—1107）的字号。
该报吿中的紫金砚，应是唐砚无疑，后世为宋徽宗所得，而后赐给米芾，又被苏轼借去，苏轼临终前曾嘱其子随葬，被米芾索回。米芾有《紫金研帖》，纸本，行书，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后，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释文：“苏子瞻携我紫金研（通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入住哉”！另有米芾《乡石帖》亦名《紫金帖》，行书，纸本，记载新得右军乡石紫金砚之快意，约书于北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释文：“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元章”。琅琊紫金砚为米芾复得后，在砚背部亲作铭云：“此琅琊紫金石所镌，彼易得墨，在诸石之上，自永徽始制砚，然皆以为端，实误也。元章。”还将此砚流传过程写入《宝晋英光集》。現藏首都博物馆。
临沂砚台岭寻得紫金石
史料载，自宋绍圣四年以降，不见紫金砚。而据现存紫金砚铭“琅琊”紫金石、米芾墨迹“右军乡石”等不难看出，出紫金石的地方应是琅琊王羲之乡里无疑。我们要发掘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让沉沦近千年的紫金石与世人见面。为此，笔者从史料入手，开始寻访紫金石。
红埠寺在唐代是径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地方，据《临沂县志》载，“红埠寺在城西铁牛岭上”。顺红埠寺路向北走，路东居民区地势西高东低，系铁牛岭向北发脉直至砚台岭，这一带唐墓较多，北道、角沂等地都出土唐镜，现藏临沂市博物馆。笔者多次到红埠寺村调查，据有文化的老年村民讲：“庙前的坑是釆石形成的,相传早年取砚石,到了明清时都来找鸡血石，这不，现在被填上了。”我的学生孙建军遂以睿智的眼光瞄准了“红埠寺铁牛岭一脉的砚台岭”。果然不出所料，在此取到紫金石料磨制成砚，我上手一观，确是“其色正紫，质抚凝脂，腻如童肤，丝绢茫润，呵气生云，扣之有声”。紫金石砚的特点均已具备，还要试试下墨如何。孙建军就和徐涛、謝宇等人到原政协副主席刘家骥家里试墨。挥毫之后，刘先生评价：“我当年在首博拓过出土的紫金砚砚铭，编写《临沂书画·珍藏卷》時正好用上。首博紫金砚我是上过手的，此砚材质与其相同，发墨很好，这就是珢琊紫金砚。”
在红埠寺铁牛岭一脉砚台岭发现了紫金石，证明红埠寺村民说寺庙门前釆砚石而成坑不是猜测。总之是名石出在名地，米芾所说“右军乡石”名不虚传。
紫金石名砚将发扬光大
紫金砚石是找到了，但一坑之内紫色石料也分三六九等，不能把红埠寺的紫石头都说成是紫金石。受变质岩成因的影响，真正的紫金石形成过程中，要在合适温度和庒力下熔入适当有色矿物质和云母，这种几率很低，因此紫金石弥足珍贵。
以四大名砚端、歙、洮河、澄泥砚为例，除澄泥砚为陶质外，其它均为变质岩，与“右军乡石，紫金砚”有个共同性就是都含有利于发墨的绢云母，因此含云母是名砚具有的重要组成含量。除发墨外，云母还具有防腐和发光的特点，因紫金石砚中含有云母，在日光下所产生的丝绢般“茫润”光泽，以及“得墨”效果，无疑是云母的作用。变质岩在形成过程中熔入的物质直接影响砚石的好坏和第次，因此米芾砚铭曰：“此琅琊紫金石所镌，彼易得墨，在诸石之上”，可见
紫金砚在名砚中的地位。
前文记述诸多寺庙附近多有砚石矿坑，与寺庙僧人取砚石抄写经卷有关。僧人为抄写经传需要砚石，他们大多是砚石的发现、发掘和传播者。唐朝是佛教流行的极盛時代，由于僧人终日抄写经卷，后来成为大书法家的也不乏其人，书法大师怀素就是一例。而京都西安与地方寺庙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红埠寺僧人将紫金砚带到西安也在情理之中。
往事越千年。1978年在北京举办鲁砚展览之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石可、姜书璞，让弟子和砚石爱好者调查发掘紫金砚石。孙建军不负众望，终于在今临沂王義之故乡兰山区境内，找到琅琊紫金石原矿并釆集了紫金石，并以“紫金石舍”为号。
千年紫金石名砚，正待发扬光大。
临沂市博物馆 李玉亭 撰文，紫金砚挖掘爱好者鲁之揅（微信aidushuxuexi）
【拍品】：《升官》琅琊紫金砚
【规格】：8×5×3.6cm
【描述】：棺材造型在古代是经常入砚的一种样式，寓意升官发财，砚取琅琊紫金料，色如紫红，细嫩如童肤，抚摸起来有凝脂的感觉。整体呈梯形石棺状，分器座与器盖二部分，天然开合，背面刻篆字：升。
紫金砚石产于书生王羲之的故乡山东省临沂市（原琅琊郡），因王羲之时任“右将军”，故紫金砚受封为“右军砚”。书画家米芾在《紫金帖》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他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实物现存于北京博物馆。
【拍品】：琅琊紫金砚
【规格】：15.8×11.8×2.7cm
临沂特产的砚台，比如沂南徐公砚、费县金星砚等，许多人对此耳熟能详，但是提起琅琊紫金砚，即使把玩砚台的人知道的也不多，而且资深砚台爱好者也不一定见过实物。琅琊紫金砚曾名震一时，但是在唐宋之后逐渐湮没。 目前，在博物系统保存的琅琊紫金砚仅有两方。其中，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上面刻有砚铭，“此琅琊紫金石所制，易得墨，在诸石之上也。”落款为“元章”，据考，砚铭乃宋代书画家米芾的字。另一方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文物，刻有“绍圣四年造紫金石砚”。这两方砚台，是同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足见紫金砚在古代曾盛行一时。 以“琅琊”二字冠名紫金砚，其出产地自然为现在的临沂。琅琊紫金石以及由其加工的紫金砚存世极少，足见其珍贵程度。 首都博物馆 存琅琊紫金砚 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这方砚台出土地——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在当时的北京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墙基下。 记者查阅了1972年6月《考古》杂志，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除生活用具之外，还发现了很多种属于所谓'文玩’一类的东西，它们大部分散乱地弃置在主院东挟屋的砖地上。有紫端石风字砚一方，长22.7、宽17.5、厚3.9厘米。砚前部有两足，砚池向后倾斜，砚面有明显墨痕，石质很好。出土时己残破。砚背面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文曰：'此琅琊紫金石，所囨易得，墨在诸石囗囗囗永囗囗囗，皆以为端囗也。’下面落款为'元章’二字”。据考，这里的“元章”，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宋代大书画家米芾的字号。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鹿门居士、襄阳漫士。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祖籍太原，迁居襄阳。天资高迈、人物萧散，好洁成癖。被服效唐人，多收藏奇石。世号米颠。书画自成一家。善诗，工书法，精鉴别。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宋四家之一。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 这方砚台刚出土时在砚台的右上角砚池部分处有残损，在砚台的背面有书有铭文，自右到左竖向印刻而成，文字亦有残缺。后来，考古专家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在《宝晋英光集》中找到了与砚台铭文相同的文字记载，加注标点如下：“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元章”，该文字与砚背面上的文字完全相符。 米芾得到琅琊紫金砚后，在砚背面亲自写下砚铭，除此以外，米芾还将此砚流传过程写入《宝晋英光集》。 米芾对宋徽宗自称：臣书刷字。又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宋徽宗称赏曰：“名下无虚士。”米芾：“精於鉴裁。遇古器物书画，竭力求取，必得乃已。有宝。”这方砚台现珍藏在首都博物馆。 临沂市博物馆研究员李玉亭分析，这方砚台后来被宋徽宗所得，后来赐给了米芾，此后又被苏轼借去了，苏轼在临终前嘱咐自己的子孙要将这方琅琊紫金砚随葬入墓，米芾得知后又将其索要回来。 李玉亭给记者提供了一份现在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米芾所书的《紫金研帖》纸本照片，释文：“苏子瞻携我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傅世之物，岂可与清静圆明夲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入住哉。”这再次印证了米芾得琅琊紫金砚的过程。 此外，宋代何邃在《春渚记闻》中也有一段文字记载，“米元章捧砚跪请”，说的可能就是这件事。 关于紫金石产地的记载，多见于宋代。高似孙《砚笺》、唐彦猷《砚录》、李之彦《砚谱》上面都说紫金石产自于青州府的临朐县。对于首博珍藏的这方琅琊紫金砚，从学术角度出发，此前曾有人称此石出自临朐，李玉亭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此“琅琊”系地名，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冬巡到琅琊，垒筑台子，竖石歌功颂德，从此，“琅琊”的说法就布告天下，汉时承袭了秦朝的制度。 《晋书·地理下》琅琊国统县九：开阳、临沂、阳都、缯、即丘、华、费、东安、蒙阴。没有临朐。临胊属东莞郡。因此临胊与琅琊毫无关系。李玉亭认为，不能把“琅琊紫金石砚”说成是“临朐”紫金石砚，况且“此紫金石”还有“右军乡石”之说。学界皆知“琅琊右军乡”，意在王右军的家乡，王羲之家乡范畴可大致划分北至兰山区白沙埠孝河，南至罗庄区湖台遗址(该地发现有大量王氏家族墓群)，因此“琅琊紫金石”出自临朐无疑是误传。 此外，米芾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 铁牛岭至砚台岭一脉发现紫金石 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琅琊紫金砚，应是唐砚无疑。 在元大都遗址出土的这方紫金砚，因为认识的较少，出土的最初阶段被当做“紫端石风字砚”，这在1972年第6期的《考古》中亦有描述，其时代被认定为宋代。李玉亭认为，单从这方砚台的造型来看，明显具备唐的风格，应该早于宋代。米芾书中所说的传世之物，可以推断这方砚台制作的年代应该早于北宋或是米芾生活的时代。 这方紫金砚出土于元代遗址，宋人题刻，可能是唐代制作。 判断这方紫金砚属唐砚一说，李玉亭持赞成态度，中国四大明砚——端砚、歙砚、临洮砚、澄泥砚均风靡于唐朝。李玉亭分析，唐朝佛教盛行，抄写经文没有现在的钢笔、圆珠笔，只能用毛笔，那必然需要砚台。 按考古角度分析，通常情况下唐朝寺庙遗址附近都会有砚台矿坑遗址。举例说，北京地区最早修建的一座寺庙潭柘寺，附近山上就出产砚石。青州红丝石，砚矿就在寺庙的前面。僧人们终日抄写经文，其中后来不乏成为大书法家。 兰山区红埠寺，之前在寺南侧曾有砚台坑遗址。 红埠禅寺坐落于兰山区西部，始建于东汉末年，后经唐、宋、元、明、清历代增修。古老的寺庙曾经有着它辉煌的历史，当年寺院庄严，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三圣殿、伽蓝殿、藏经阁等，建筑风格古朴典雅，气势宏伟，殿内神像清净庄严，慈眉善目。 1982年，修兖石铁路时，铁道轨经过红埠寺一带，当时在红埠寺南侧发现了一座汉墓，李玉亭曾参与这座汉墓的发掘工作。这座汉墓里并没有发现紫金石，但是，考古人员在汉墓周边调查时发现红埠寺南侧有一个大坑，深约两米左右。按照风水学的角度讲，寺前有河较好，但是这寺前竟然是一个大坑，这就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通过走访得知，此为砚台坑。 查阅《临沂县志》可知，“红埠寺在城西铁牛岭上”，通过实地走访，“寺庙前面以前的大坑是采石头形成的，传说很早以前这里盛产砚台。在明清时期，这里发现有鸡血石，后来大坑被填平了。” 沿着红埠寺向北走，从地势来看，居民区东高西低，地脉从铁牛岭向北直接到砚台岭。这一带唐墓比较多，曾先后在当时的涑河公社角沂庄大队出土有直径11.9厘米，重量700克的“海马葡萄镜”；涑河公社北道大队出土有直经15.1厘米，重量650克的“双凤衔绶镜”。这两件唐镜均馆藏于临沂市博物馆。 红埠寺之“埠”谓：“通商的城市：开埠、商埠”。“又笼货物积贩商泊之所”。可见红埠寺在唐代是径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地方。 后来，李玉亭的学生孙建军根据琅琊紫金石乃“右军乡石”，石头必然出自右军乡。于是，孙建军就在铁牛岭到砚台岭这一脉上寻找紫金石，果不其然，在这一脉上找到了紫金石料，打磨成砚台后，有色如紫，细嫩如童肤，抚摸起来有凝脂的感觉，哈气后上面有一层云，轻轻敲打声色干脆，和史料上有关于琅琊紫金石的记载相符。 西安存琅琊紫金砚始末 另一方琅琊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物。砚为长方形，长23厘米、宽15.8厘米、厚2.9厘米。砚面大于砚底，四边内敛。砚堂呈长的八角形，水池底部破损成洞，前、左、右三边亦破损。砚背往上隆起，有铭曰：“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笔者注)造紫金石砚”。绍圣(1094年4月-1098年5月)是宋哲宗赵煦的第二个年号。绍圣四年，米芾正值中年(46岁)，是紫金砚盛行阶段。宋代以后，有关紫金砚的情况，不仅不见文献记载，朝野上下，连实物(传世或出土)也不见。估计是“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国初已乏”的缘故。 唐朝之所以佛教极其盛行，与统治者有直接关系，扶持宗教，兴建寺观，以此引领社会价值观。唐朝皇帝下诏为义士、沙场阵亡者各建寺刹，立寺名，支配僧徒，让有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大书法家为有功业的僧人、寺庙树碑立传。 京都西安与地方寺庙的佛教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因此红埠寺僧人将紫金砚带到西安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为皇家书丹点名索取紫金砚也有可能，总之在西安征集到紫金石砚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佛教极盛的唐代，僧人为抄写经传需要砚石，他们大多是砚石的发现、发掘和传播者。临沂市博物馆研究员李玉亭的学生孙建军根据琅琊紫金石乃“右军乡石”的结论推断，石头必然出自右军乡。于是，孙建军在铁牛岭至砚台岭这一脉上寻找紫金石，果不其然，在这一脉上找到了紫金石料。
米芾所书的《紫金研帖》纸本照片 铁牛岭至砚台岭发现了紫金石，证明红埠寺村民所说红埠寺庙门前釆砚石而成坑不是猜测，也为砚台岭村正名。村碑上说，村名是以“鸢”而得，那是因为明朝后迁来的居民不知唐朝在此制砚的事实，而以“鸢”附会的结果。砚台岭附近出现石坑，的确与砚台石有关。总之，名石出在名地，米芾所说：“右军乡石”名不虚传。 李玉亭介绍说，紫金砚石是找到了，但在一坑之内紫色石料也分三六九等。不能把红埠寺的紫石头都说成是紫金石，真正的紫金石料很少，这可能与石料的成因有关。但是，真正的琅琊紫金石界定的范围在兰山区白沙埠镇孝友河至罗庄区湖台遗址这一带地域，这符合“琅琊”的地理概念。临沂其他地方发现的紫金石，并不能称作琅琊紫金石，制成的砚台自然也不能称之为“琅琊紫金砚”。 紫金石，临沂奇石瑰宝 1、小山沟采集到紫金石 为了发掘山东传统砚种，1978年7月，山东曾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鲁砚展，遗憾的是此次展会竟然没有展出紫金砚，在场的北京工艺美术家们纷纷询问缘由。那是因为，当时，山东的治砚家们多数都未曾见过紫金砚。 奇石收藏爱好者徐淑彬介绍，当场，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就让当时山东的工艺美术家石可看了珍藏在馆里的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紫金砚，并提供了有关资料。随后，石可便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先后到鲁砚名贵品种红丝砚的产地临朐寻找，可惜都没有发现紫金石，即便是找到了紫金石的夹层，采集标本回来鉴定，其成色和质地比起首博展览的紫金砚也是相去甚远。 此后，石可又根据米芾砚名到古琅琊郡南部进行田野发掘，曾在费县境内采集到石质稍粗的紫色石头，但是所制砚台并不理想。 为了寻找紫金砚，徐淑彬曾在临沂地区一条小山沟里采集到一种水成泥岩，呈紫色，他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石头可以制成砚台，于是带回来让临沂的制砚艺术家叶莲品分析，经过仔细观察，推测其可能是文献中所说的唐朝盛行的紫金砚。 随后，徐淑彬回到此前发现的小山沟，找到了紫金石的原产地层，该地附近竟然有一处古代的采石遗址，在这处遗址内发现了唐、宋、元等不同时期的瓷器碎片，这些瓷器碎片多为碗、罐之类，可以推测可能是当年在此采集石头的工人饮水的器具碎片。 徐淑彬在随后的清理土层过程中发现了唐代的“开元通宝”和宋代的“大观通宝”。同时，山坡下发现了数座宋代石椁，石椁因此前村民们取土时暴露，系双人合葬双室墓，村民们曾经在这里挖出过带釉的瓷碗和罐子等遗物，还有几枚铜钱。徐淑彬看到时其中一侧室早已经被人挖空。墓室两侧的立板内壁上浅浮雕刻有砚台、书等文房用品。 那么从村民们的描述以及徐淑彬发现的遗物来推断，这座合葬墓应该属于北宋时期。一座北宋时期的合葬墓出现在荒山野坡上，且石棺椁雕刻粗糙，那么，这个地方或者附近在当时应有石雕刻工匠艺人。同时，在墓葬附近恰巧发现了同一时期的采石遗址和一些瓷片、铜钱等遗物，这就极有可能是唐宋时期的一个紫金石采集地点。 这处小山沟，附近群山环抱，其山体由寒武纪厚层状灰岩组成，呈南北长条状。发现的紫金石原产地层在山沟东侧，其上为晚寒武纪含三叶虫的薄层灰岩，该层位可磨出五彩斑烂的奇石、观赏石。再下为含砾岩的竹叶石，及厚达数百米的石灰岩。紫金石由厚薄不等的数层泥晶灰岩构成。 2、30年收藏20余块紫金石 琅琊产紫金砚，为了找紫金原石，家住兰山区沂蒙家园的民间制砚艺人刘祥伦走遍沂蒙地区各地，30年间，他先后找到了20余块紫金石料，并且利用传统的工艺制成了紫金砚。 上世纪七十年代，刘祥伦曾参加过一次在北京举办的鲁砚展，展览的具体时间他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在场的许多艺术家纷纷询问为什么没有展览紫金砚。刘祥伦所说的这次展览与徐淑彬所言雷同，可以推断，刘祥伦参加的这次鲁砚展可能就是1978年7月的这次鲁砚展。这次展览，专家们提出未见紫金砚，对刘祥伦触动很大。 “当时，我仔细查阅了故宫博物院专家们提供的1972年元大都遗址出土的琅琊紫金砚资料，并看了实物。”刘祥伦说，鲁砚展览缺少了紫金砚绝对是一个极大损失。于是，当时的他就萌生出一个念头，“重新找到紫金石，并亲手制成紫金砚。” 从2000年开始，刘祥伦就利用业务时间背着包，带上锤子、铁棍等工具遍访沂蒙山，无论是裸露在外的岩石层，还是采石场，亦或者居民围墙上的石板，只要是出产奇石的地方他都逐一探访。30多年时间，刘祥伦先后采集了千余份红色奇石标本，并珍藏了20余块紫金石原石。 刘祥伦告诉记者，根据他的判断，平邑县仲村镇、费县新庄镇、沂南青驼镇以及苍山的抱犊崮山区均产紫金石，只是这些地方产的紫金石质地各有差异。这些紫金石有的由轻微的泥岩构成，里面含有硫化铁紫斑点，如同紫玉一样晶莹剔透。有的有白圈，像月亮一样，白圈周围全呈紫色。 因为琅琊紫金石的文献资料较少，有着多年制砚经验的刘祥伦结合传统制砚工艺，将质坚、润泽的紫金石通过雕形、打磨、封蜡、砚铭、配盒等工序，制作出了几方紫金砚。 地质学角度分析紫金石 如前所述，宋代许多文献记载，紫金石的产地在青州。其实，那里是红丝石的真正产地，而红丝石在唐宋时期就是全国的名砚了。据徐淑彬观察，青州-临朐一带现在称作紫金石的石材，只不过是红丝石的不同层位而已。经过检索，自唐宋以来，那个地区并没有出土紫金砚的记录。 近年来，在临沂陆续出土了九件宋代的紫金砚，它们多是实用的砚。文献记载与实物的出土相吻合，证实米芾的说法是对的。尤其是2005年在临沂城东南方向小皇山发现的明代沂州卫指挥使李瀚等人的墓葬，出土了两方前朝的紫金砚，是国内首次用考古发掘的手段从墓葬里面出土紫金砚的铁证。这是我们迄今已知紫金砚在明代使用的唯一证据。关于李瀚墓葬出土的紫金砚，是宋代的传世老砚还是明代按照宋代的样式制作的，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在上述发现之前，许多人只是根据过去首都博物馆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两方砚台论述紫金砚，尤其是以前者为主。徐淑彬认为，在地质学上一个地层的分布往往可能是几十、几百公里。拿一个层位中的一块石头样品作为标准化石有失准确，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基本的常识性问题，同一个地点的岩层，还有上下叠压与分层的现象，而它们的微结构与颜色则有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别。 沂蒙奇石、砚概述 如果单纯谈石头，沂蒙山区峰奇崮秀，美石繁多。费县马庄镇马庄水库一带出产燕子石，由该石雕刻的印章、笔筒、仿古花瓶精美绝伦；费县奇石，同样因其形、雄、肥、秀、瘦、透等美誉远播；莒南县坪上镇大铁牛庙村，有一块被称为“铁牛”的巨型陨石，在临沂也是相当有名。 至于砚台，除了琅琊紫金砚较为稀少，临沂地区金星砚、徐公砚也广受砚台爱好者青睐。 金星砚是以金星为石材，磨制雕刻而成的砚台。费县探沂镇岐山的东侧，这种砚台石由轻微的泥岩构成，并且含有硫化铁结晶，大的如核桃般，小的也有米粒般大小，阳光下金光闪闪，恰似一颗颗宝石镶嵌在墨玉之中，又如点点繁星闪闪发光，因此得名金星砚。 金星石有别于紫金石，这种石头不但细腻耐磨，而且发墨如油，并且不损坏笔，就算在数九寒天也能运笔自如，同样在炎热的酷暑季节也不会干涸。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除了钟情于琅琊紫金砚，对金星砚依然不惜赞美之词，其曾在信札中赞美金星石曰：“石墨如漆，温润如玉，金星遍布，有大如豆者，细微发墨，叩之有声，制砚上品也”。唐代的大书法家颜真卿视家乡的金星砚为文房瑰宝。 1978年7月，北京的鲁砚展，其中，徐公砚就是鲁砚的重要品种。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久负盛名。宋代的苏轼、米芾等名人在钟情琅琊紫金砚的同时，同样在他们的有关著作中都曾对徐公砚作过介绍和品评，而且评价很高。 徐公砚产在沂南县青驼镇徐公店村，属玄武岩层，而且储量非常丰富。这种砚台石产自岩石风化层夹着的黄泥中，单块自然形态，纹理丰富多彩。制作的砚台石质坚硬，密度高。叩之清脆，其声如罄，下墨发墨如油，色泽鲜润，堪称砚石材中的上品。 “割取赭黄辨石颜，嘉名不属斧柯山。携将沂水徐公砚，俯视端溪伯仲间。严寒砚水不凝冰，紫石红丝皆上乘。唐宋时闻珍此物，吾今磨墨伴青灯。”形象地描述了徐公砚。
刘祥伦在向记者展示他雕刻的紫金砚。记者 梅鲁生 摄
提起临沂的徐公砚、金星砚，许多人耳熟能详。可说起琅琊紫金砚，知道的人并不多。虽然琅琊紫金砚曾名重一时，但唐宋之后逐渐湮没。
为了找到紫金石，民间制砚艺人刘祥伦走遍沂蒙地区的山山水水，翻越无数的高山险峰。历时十余年，他不仅找到了紫金石，还利用传统工艺制出了精美的琅琊紫金砚。
制砚十余年，没见过琅琊紫金砚
刘祥伦，蒙阴人，自小就爱各种奇石，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忘不了捡上几块石头带回去。伙伴都称他为“小石头”。后来，他开始试着把石头雕成小动物。在武警部队期间，他自学了石雕技术，尤其善长雕刻砚台，他创作的作品多次获奖，有的还被名家收藏。部队转业后，他仍刀笔不辍，10余年的制砚经历，让他成为临沂市有名的民间制砚艺人。
提起徐公砚、金星砚，知道的人不少。可说起琅琊紫金砚，了解的人并不多。刘祥伦说，刚接触制砚的十几年，他从未见过琅琊紫金砚，通过查资料才知道并了解了琅琊紫金砚。现在存世的紫金砚，数量稀少，大多是唐宋遗物。1972年，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一方琅琊紫金砚，上面刻有铭文：“此琅琊紫金石所制，易得墨，在诸石之上也。”落款为“元章”，这是宋代书画家米芾的字。另有一方紫金砚现存西安碑林，系1957年征集的出土文物，刻着“绍圣四年造紫金石砚”。这两款砚台，是同一历史时期的遗物，足见紫金砚在古代曾盛行一时。
琅琊紫金砚是我国历史名砚之一，原产地在琅琊古郡，其石料来源于沂蒙山石，有20多个品种，质地优良，天然色彩丰富。而宋代以后，不仅不见文献记载紫金砚的情况，连传世或出土实物也不多，刘祥伦在古籍中发现，这可能是因为“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国初已乏”。
砚痴揅者：
端砚最早出现于东晋？还是王羲之用的？其实是琅琊紫金砚！
作者：鲁之揅
笔者今天看到两篇文章，说最早的端砚出现于东晋，东晋的时候，广州人口多少？文化传播如何？有人开采砚台吗？
我以为，这个可能是王羲之用过的琅琊紫金砚，因为米芾说过紫金砚在端歙之上，大家都误认为是端砚，可见紫金砚和端砚很相近。
大书法家米芾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紫金帖》中曰：“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用此石矣！”“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此外，米芾的《宝晋英光集》卷八还载有杂志一则记此事：“吾年老才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其下”。
文章如下：
（1）
中新社肇庆十月十六日电 (黄耀辉 正言)广东肇庆学院陈大同副教授经研究发现，有新物证表明，广东端砚早在东晋时期就已问世，改写了端砚始于唐武德年间的历史。
记者今天从当地获悉，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杭州展出的苏轼紫石端砚曾轰动了整个杭州，该砚保价人民币二十万元，并注明非卖品。该方端砚曾为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所持有，令人惊叹的是此砚的原始主人是东晋时期被誉为中华“书圣”的王羲之。
陈大同副教授研究认为，端砚并不是始于唐武德年间，而是早在东晋时期就已问世了。
端砚有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的美誉。在肇庆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二00四年被授予“中国砚都”的称号。
当地盛产的端砚石石质细腻、温润、致密、坚实，“叩之不响、磨之无声、刚而不脆、柔而不滑、贮水不耗、发墨利笔”，“久用锋芒不退”，石色以紫蓝为主，被誉为众砚之首，成为国内砚文化的代表。
自唐朝后，端砚为朝廷贡品，其“呵气成墨，滑如肌肤”的品质堪称绝顶，端砚艺术历经一千三百多年而不衰。
目前至少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认为，该研究发现，对端砚的学术研究有着极大的价值和帮助，标志着端砚早在东晋时期已作为文化瑰宝响誉全国，尤其是被历史上誉为“书圣”的东晋王羲之所拥有，更显示出端砚十分珍贵，对当地借助“中国砚都”品牌，推动肇庆“文化名市”建设，都有着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
但也有人认为，陈大同副教授的新发现目前还只是史书上记载和文字上的研究，没能找到充分的实物佐证，有些苍白。
陈大同副教授则表明，可派专家前赴杭州市进行实地考察，倘若找到苏东坡紫石砚，其观点则有了物证。
（2）
说王羲之用过的凤池紫石砚是端砚，断无道理，老王用的砚台，不是琅琊临沂的，就是浙江会稽山附近的，不可能跑到肇庆那么远。
大家觉得有道理吗？
下面附上笔者关于紫金砚的旧作品一篇，以正试听！
《琅琊紫金砚的前世今生》
作者：鲁之揅
（一）
开门见山，先介绍下紫金砚。
紫金石砚始于唐，盛于宋，之后渐湮没，石源濒于匮乏。其后，近千年此石不曾面。
但是还有很多关于紫金砚的记载是有章可循的。
宋高似孙《砚笺》：“紫金石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唐时竞取为砚，芒润清响”。
唐彦猷《砚录》中载：“尝闻青州紫金石......于青州南二十里，日临朐界，掘土丈余乃得之”。
宋米芾《砚史》：“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
李之彦《砚谱》中列此砚为名砚之首。
一九七三年在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紫金砚，现存故宫博物院，这是当今面世的仅有的一方紫金石古砚。砚呈风字型，背面刻米芾铭文：“此琅琊紫金石制，在诸石之上，皆以为端，非也”。苏轼得元章（米芾，字元章）藏紫金石砚，嘱其子入棺，可见其厚爱至极。
（二）
显然，紫金砚由紫金石做成，那么紫金石到底出在哪里呢？
现在主要有两省三市四县区存在争议。两省就是安徽和山东，三市就是安徽的淮南市和山东的青州市、临沂市，四县就是淮南的寿县、青州的临朐县和临沂的兰山区、兰陵县。
（三）
先看看寿县的制砚者是怎么说的：
寿县八公山，古称"紫金山"，此山蕴藏着大量独特的天然石种--紫金石，石色赤紫而质润泽。开掘紫金石制砚，始于汉，盛于唐。我国现存最早最完善的北宋宰相杜衍之孙杜绾所著《云林石谱》中记载:"寿春府寿春县，紫金山石出土中，色紫、琢为砚，甚发墨，叩之有声，余家旧有风字样砚，特轻薄，皆远古物也"。
《中国美术辞典》，"文房四宝"栏载:"紫金石砚产于安徽寿春紫金山，亦称寿春石砚，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借得米芾所藏紫金砚，嘱其子入棺随葬"。大书法家米芾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紫金帖》中曰:"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用此石矣!""苏子瞻携吾紫金砚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此外，米芾的《宝晋英光集》卷八还载有杂志一则记此事:"吾年老才得紫金石，与余家所收右军砚无异，人间第一品也，端、歙皆其下"。清代大书画家郑板桥《题丁有煜砚铭》曰:"南唐宝石，为我良田，缜密以粟，清润而坚，麋丸起雾，麦光浮烟，万言日试，倚马待焉，降尔遐福，受禄于天，如山之寿，于万斯年"。
经安徽省地矿局三一三地质实验室取样分析，紫金石含钙量很高，而且含有锶、钼、钾、碘等多种人体必需的矿物元素。此石"质坚、润泽、发墨"三美丰韵天成。该石有红、黄、紫、绿、青、赭、黑等色，可分为紫金、鱼子红、月白、黄金带、紫金带、花斑、蟹壳青、金黄、碧玉、墨玉、黑子等十一种之多。
既然制砚者认为紫金石出于八公山，缘何要引用米芾的话？米芾明明说这是右军乡石，右军是谁？当然是王羲之了，王羲之的家乡是临沂啊。关于此，可以参考一篇文章《八公山紫金砚考》，里面列举了很多证据，证明紫金砚出自八公山。
其实八公山紫金砚有今天的发展，完全靠一个人带动，那就是曹化东先生。曹先生受山东人启发，学习制砚技术，寻找紫金石，使得八公山紫金砚有了一席之地。
（四）
临朐的制砚者也有自己的观点。
傅绍祥先生在《临朐紫金砚研究》中列举了很多证据。
第一，紫金石的地点考证。历史上的紫金石有两个地方出产，一是安徽的寿春，也就是现在的淮南。再就是山东临朐。宋代唐彦猷《砚录》：“尝闻青州紫金石，其传之四方，多以铁铜而匣片石于其中，颇类永福石。嘉佑六年，余知青州至即访紫金石所出，于州之南二十里曰临朐县界，掘土丈余乃得之，然石有重数，土人所取者不过第一第二重，至第四重则泽尤甚，而色又正紫，虽发墨与端歙差同，而姿质殊为下”。宋高似孙《砚笺》载：“紫金石出临朐，色紫润泽，发墨如端歙，姿殊下”。乾隆皇帝为紫金石太平有象砚作铭文；“紫金石砚临朐产，起墨益毫略似端，刻作太平称有象，斯之未信敢心宽”。历史上，临朐曾属青州府所辖，临朐东南部的一些地方也属古琅琊郡所辖，所以在紫金砚的称谓上可能有“青州紫金砚”或“琅琊紫金砚”之称。从哲学范畴分析，大概念能包函小概念，而小概念绝对涵盖不了大概念。也就是说，古青州府、古琅琊郡可能包涵临朐、或临朐的局部区域在内，而临朐不可能包涵现在的青州市和临沂地区。所以，紫金石出临朐是一特指的区域概念，即现在的临朐所辖区域。
第二，紫金砚的特点考证。根据历史资料记载，紫金砚的特征有以下几点：一是颜色为紫色，历史记载色正紫，类似端州西坑石，也颇类吉州永福石（现在江西永福）。以上两石都为紫色，紫金石颜色与他们相似。高似孙《砚笺》云：紫金石“琢制不精，惟一脔肉耳”。是说紫金石如果雕琢不精，就像一方切成块的肉一样，也同另一方面说明紫金石为肉红色，即紫色。二是映日有金星，即在紫金石断面上观察，似有白色闪烁的颗粒点，映日观察更为明显。颜色紫、有金星，故名紫金石。三是石上有豆粒大小的豆青色斑点。四是遇风吹日晒容易风化，唐彦猷说“至第四层则泽尤甚”。为什么？因为第一、二层石质干燥易风化。仔细观察，临朐新发现的紫金石大都隐约呈层状结构，遇风吹日晒层与层之间容易分离，即风化。
第三，紫金砚实物的比对。临朐新发现的紫金石，不仅与历史资料记载的地点与特点相符，於有关紫金砚的实物也基本一样。一是和首都博物馆藏宋米元章凤字形紫金砚相比对。该砚注解为：“紫金石产于山东临朐，此砚石质极好，色紫、润泽……”该砚不仅颜色（虽新旧表面感观有差异，但颜色的本质尚存）、质地与新发现紫金石一致，就连“容易风化”这一特征也在该砚上也得以体现。该砚砚背的上部有明显层状风化的痕迹。二是和临朐民间遗留的紫金砚相比对。十几年前，笔者获悉临朐农村一老者家有一砚，传为紫金砚，当时笔者也无法弄清楚是否是紫金砚，虽然该砚残为两截，但为了将来便于研究，便收入囊中。该砚和新发现的紫金砚质地、颜色颇为相似。三是和安徽淮南紫金石相比对。既然两者在历史上都称紫金石，肯定二者颇为类似。目前，临朐有好几家为安徽淮南加工紫金砚的作坊，笔者有条件进行充分比对，就其多中选个体比较，其难分伯仲。
1994年，临朐县燕子石工艺研究所所长王兆凯查阅有关资料，反复调查研究，重新发现并开发出新的紫金石资源。后经当地赏石家携标本进京请专家鉴定，认定与故宫收藏的紫金石砚为同一石料。从而使历史上曾名盛一时的紫金石重放异彩。
当然，临朐出产红丝石，制砚者多以此制砚，好像盖过了紫金砚的风头，也没有人把它当回事。
（五）
还有考证者认为紫金石出自临沂兰山区。
藏在首博的“琅琊紫金石砚”。有人说此石出自临朐，这是个明显的錯误，此“琅琊”是地名，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登琅琊，筑台，立石颂德。从此“琅琊”之名名闻天下。汉承秦制。《汉书。地理志》第六册，1585頁，“琅琊郡”县五十一。不見有“临朐”。【三】师古日：“齐郡已有'临朐’而'东莱’又有此县，蓋各以所近为名也。斯类非一。”《后汉书。地理志》笫十二册3459页，“琅琊国”县十一。不見有“临朐”。此书，3475页临胊属齐国。《晋书。地理下》第二册452页琅琊国统县九：开阳、临沂、阳都、缯、即丘、华、费、东安、蒙阴。没有临朐。临胊属东莞郡。因此临胊与琅琊毫无关系，所以不能把“琅琊紫金石砚”说成是“临朐”紫金石硯，况切“此紫金石”还有“右军乡石”之说。学界皆知“琅琊右軍乡”，是大书家王羲之的家乡今临沂。因此有人说“琅琊紫金石”出自临朐无疑是误传。
近几年来，在鲁南临沂市，陆续出土了9件宋代的紫金砚，它们多是实用的砚。文献记载与实物的出土相吻合，证实米芾的说法是对的。尤其是2005年在临沂城东南方向小皇山发现的明代沂州卫指挥使李瀚等人的墓葬，出土了2件前朝的紫金砚，是国内首次用考古发掘的手段从墓葬里面出土紫金砚的铁证。
《临沂县志》名寺：“红埠寺在城西铁牛嶺上”。据有文化的老年村民讲，庙前的坑是釆石形成的,相传早年取硯石,到了明清時都来找鸡血石,現在被填上了。.在寺庙附近取石制硯的并非一例,青州红絲石硯矿就在寺庙之前、北京最早最大的寺庙叫嘉福寺，民问叫潭柘寺，山上出硯石。硯名叫“潭柘寺石硯。”因此红埠寺，寺庙附近出硯石不是孤证。
在此取到紫金石料，隨磨制成硯，确“其色正紫，质抚凝脂，腻如童肤，丝绢茫润，呵气生云，扣之有声”。
紫金砚石是找到了，但在一坑之内紫色石料也分三六九等。不能把红埠寺的紫石头都说成是紫金石，真正的紫金石料很少，这可能与石料的成因有关。“岩石的形成循环往复。地壳深部的液态岩浆缓慢上升接近地表，形成巨大深成岩体，较小的侵入岩，如岩脉，熔岩流和火山。岩浆在冷凝过程中形成岩浆岩，如花岗岩。地球的运动使岩石上升到地表，受到风化、侵蚀而暴露，在冰川、流水和风的风化侵蚀作用下，岩石破碎成颗粒，被冰川、河流和风搬运，逐渐在湖泊、三角洲和沙漠沉积下来，形成沉积层，或在海洋形成沉积岩，如粘土岩和页岩。大多数沉积物都堆积在大陆架上，有些则被髙密度水流通过海底峡谷搬运沉积到更深的洋底。大規模的造山运动中，在髙温高压作用下，沉积岩和岩浆岩变成变质岩，如片岩和片麻岩。温度和压力进一步升高，则岩石重新熔化，遂完成造岩的一个循环”（13）。变质岩在形成过程在合适温度和庒力下熔入适当有色矿物质和云母才能形成我们所要寻找的紫金石。变质作用，造山运动中，温度和压力把沉积岩和岩浆岩变成变质岩。岩浆的原始成分、侵入地壳的方式及冷却速度，都会影响其组成成分和性质，如颗粒大小、晶体形状、矿物成分和整体颜色。云母、和赤跌矿物等都是岩浆岩组成部分，经定量分析还有方解石，方解石是一种碳酸鈣物，它的晶体形体多种多样，非常漂亮，方解石的色彩因其中含有的杂质不同而变化，如含鉄锰時为浅黄，浅红，褐黑等。矿物成分决定岩石的化学性质。颜色是化学性质的精确指标，反映出某种矿物的含量。因此形成我们所说的“紫金石”的机律很少，因此紫金石弥足珍贵。
（六）
也有人认为紫金砚出自兰陵县。
该县有个制砚艺人刘老师，为了找紫金原石，他从2000年开始，就利用业务时间背着包，带上锤子、铁棍等工具遍访沂蒙山，无论是裸露在外的岩石层，还是采石场，亦或者居民围墙上的石板，只要是出产奇石的地方他都逐一探访。30多年时间，刘老师先后采集了千余份红色奇石标本，先后找到了20余块紫金石料，并且利用传统的工艺制成了紫金砚。
刘老师说，根据他的判断，平邑县仲村镇、费县新庄镇、沂南青驼镇以及苍山的抱犊崮山区均产紫金石，只是这些地方产的紫金石质地各有差异。这些紫金石有的由轻微的泥岩构成，里面含有硫化铁紫斑点，如同紫玉一样晶莹剔透。有的有白圈，像月亮一样，白圈周围全呈紫色。
那么兰陵的紫金石出在哪里呢？据笔者多次实地考察，下村乡西北岭村东侧的山坡上零星分布，由此向南20里，到达鲁城镇，该镇周边山区有大量的紫色石头，这应该就是兰陵的紫金石，做的砚台非常漂亮。
由于这种石头出在匡衡故乡，所以笔者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匡衡石，用它做的砚台就叫匡衡砚。
但是这种石头大家知道的少，利用的更少，希望有更多人来发掘，让好东西被大家认识和接受。
（七）
实际上，很多地方出产紫色的石头，这些石头都适合做砚台，但是很难说谁是真正的紫金砚。因为历史记载的紫金砚，可能也是不同的紫金砚，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见到了不同的紫色石头，都叫了紫金砚。
其实，哪里的紫金砚是真正的紫金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地可以将之发扬光大，在技艺上不断提高，在艺术上不断升华，在文化上不断传承，形成影响力和品牌效应。
紫金砚，不出在八公山，不出在临朐，也不出在临沂的两个县区，只出在艺人的手中，出在匠心之中。
《紫金砚和薛山砚是兄弟砚？论米芾的紫金砚应该出自临沂兰陵矿坑紫金山》
□啸笑生
笔者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关于紫金砚的出处的争论。这是一个历史公案。
首都博物馆藏着一方米芾的紫金砚。
据说1972年上半年，紫金砚出土于北京元大都遗址和义门内后英房，出土时已残破，右上角砚池部分缺失。砚背面自右至左竖向阴刻铭文五行，字有残缺，曰：“此琅琊紫金石所，易得墨，在诸石永，皆以为端，也。”落款为“元章”二字。
宋代书画家米芾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写道：“新得紫金右军乡石，力疾书数日也，吾不来果不复来用此石矣。”他还在《砚史》中提到：“紫金石与右军砚无异，端出其下”。
现在临朐说他们的是紫金砚的产地，安徽的八公山说他们是紫金砚的产地，临沂的红埠寺说他们的石头是正宗的紫金石，兰陵鲁城镇的紫色石头也被成为紫金石……到底哪个是？
或许哪个都是，哪个也都不是。
但是只要回到常识，薛山南的石头最有资格叫紫金石。
首先，米芾说，他的砚台是佑军家乡产的，是琅琊紫金石，那这就把地域限定在了临沂，因为只有临沂古称琅琊，佑军是王羲之，王羲之故居就在临沂城，至今保留着洗砚池。
其次，叫紫金砚，要么以地名命名，要么根据石头特点命名。而薛山南邻的小山头叫紫金山，山脚下也出紫色的石头，石头上还带有金线，偶尔寻得一块好料，在阳光下还能看到金星闪烁……无论从地名还是石头特点上，似乎这里的出的石头才是正宗的紫金石。
另外，临朐、八公山包括红埠寺和鲁城，出产的紫色石头非常多。既然米芾说紫金砚比端砚还要好，为啥没有大规模开发？为啥还为了一块砚跟苏东坡争来争去？可见紫金砚是不容易得的，所以紫金砚才珍贵。
薛山南（也就是紫金山）的紫金石很少，偶尔从山腰的土层中能发现那么一层，开采难度大，而且能够成砚台料的更是少之又少，加上有金线,成品率低。如果想找一块完整、品质好又有金线和金星的紫金石，那简直是难上加难，我们看到米芾的那块都没有明显的金线。
所以，临朐、八公山跟紫金砚根本不沾边，我看顶多叫紫石砚。唯有薛山南的紫金山出的紫金石才是紫金砚的来处。这样说，薛山砚和紫金砚还是兄弟砚，它俩产地相隔不过四五百米。
说句实话，薛山砚少见于众人视线，紫金砚更是不为人所知，我们有责任，如何去挖掘和宣传，还需要深入研究。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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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之揅寻砚
造物之美，值得玩味
玩勿丧志，君子不器
——玩味儿者 鲁之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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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紫堂”相关简介：
三紫堂，三希堂也，藏米芾琅琊紫金砚、惠孟臣紫砂壶、苏东坡紫云竹。创始人乃东夷人士鲁之揅。
鲁之揅，原名鲁志深，，祖籍琅琊临沂，现隐居会稽山阴，文学学士、经济管理学硕士，从政十余载，宦海沉浮、案牍劳形，后辞职创业，屡不得法，乃重操祖上旧业，转入翰墨丹青，或以砚为田作杂文激浊扬清，或以石为纸展平生雕虫小技，刀笔合一、自得其乐。近年来，建院名之“玩味山房”，造室曰“不器斋”，以手作匠人、文房器物收藏爱好者的身份活跃于文艺圈，又以“大王左中右”的笔名在公众号上创作“字体设计文章”，发起国民户外阅读运动、成立“匠人读书公社”、旧石器研习所、砭石砚开发工作室，倡导“天人合一不二”艺术理念。现居深山，隐而不见，作品多发在朋友圈“aidushuxuexi”或公众号“玩味儿者”，性情志趣，略窥一二。
“玩味山房”旗下有手作匠人盘古揩天地、孟臣古、兰陵啸笑生、高手二寒、木心、秋水石志等人；近年来打造了“盘古铁艺”“孟臣古陶”“啸笑生文人砚”“铁石心肠”等文创品牌。如今，以说文玩、藏文玩、做文玩为主题，在公众号、头条号、小红书等多个平台运营“玩味儿者”同名账号。
鲁之揅文房，提供的不仅是文房器物，还倡导一种用艺术生活的理念，即与物寻趣、与人寻志、与己寻思，以臻宇宙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