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篇LeftEast网站上的文章详细阐述了匈牙利当前的难民危机，及其在一个自上而下煽动反移民情绪的国家的历史脉络。本文最初发表于Mérce网站，作者是Árpád Kocsis，由Noémi Bíró翻译成英文。以下为部分摘录。
罗姆人遭受的历史偏见在这次难民危机中表现出来。来自乌克兰的罗姆人难民是在与非罗姆人难民分开的火车车厢中到达匈牙利Záhony（匈牙利边境城市，毗邻乌克兰）的，他们在临时住所受到不同的待遇，当局对他们进行不断的检查，但对非罗姆人难民则没有。他们中的许多人将尽快回到乌克兰，而不是留在匈牙利。
然而，政府的叙事杂技需要加强移民和难民之间的重要区别，尽管这种区别完全不是不言自明的。2018年，“阻止索罗斯”（Stop Soros）法案为此提供了基础，旨在制裁那些为帮助难民而成立的组织。根据这项立法，移民被定为“维生移民”（subsistence immigrant），而难民则是受迫害者。他们中的一个是“非法的”，而另一个是由匈牙利官方计划援助的。
同时，由于国际法中没有正式的定义，移民的概念本质上是不明确的。而如果从援助和好客（hospitality）的角度来看，差别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无论某人是逃离气候变化或战争，还是因为谋生变得不可能而改变自己的国家，都没有区别。在政府的字典里，情况并非如此。“移民”一词被插入匈牙利语言中，虽然边境对它所指的人关闭，但这个词本身却无限制地运行。在2019年委内瑞拉危机期间，区分“维生移民”和难民也被证明是有效的。总理说：“难民不是移民，因为他们敲门了”。仿佛成为难民是一个礼仪问题。
对于乌克兰难民的到来，人们也有同样的论调。难民有护照，对帮助表示感谢。他们很饿，而移民则假装成别人，寻找WiFi，穿过栅栏并大喊大叫。2015年，移民来自远方，经过了几个被认为安全的国家；现在，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是乌克兰难民的第一个安全国家。
然而，这些对难民行为的笼统判断其实并不成立。为了理解这一点，需要再次看一下2015年的事件。匈牙利不是大多数人的目的地国家，而那些设法申请庇护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继续向西欧前进。那些反对布鲁塞尔、索罗斯和“亲移民”组织的言论，以及那些维护“被围困的国家”和“欧洲的堡垒”形象的全国性协商和公投，导致匈牙利民众大大高估了问题，这些想象也掩盖了庇护制度（asylum system）的完全瓦解。
早在2015年底，政府就关闭了位于Debrecen（匈牙利第二大城市）的全国最大的接待中心，取消了对难民融合的支持，并使提交庇护申请更加困难。2016年之后，庇护申请只能在Röszke和Tompa的过境区（transit zones）递交。这些申请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来处理，绝大多数的申请都被拒绝了。最后，到2020年，过境区被终止。
中转区从一开始就在非法运作，欧洲法院裁定，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难民被非法关押在那里长达三年之久。在过境区存在期间，有26起警察饿死被拘留者的案件被证实。由于边境事件和非法驱逐出境，即使Frontex（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也决定从匈牙利撤出。
铁丝网和饥饿是2015年后匈牙利难民政策的特点。安全叙事和敌对言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匈牙利申请任何形式的保护的难民越来越少，特别是自2016年3月欧盟将难民问题外包给土耳其以来。2018年有671人申请，2019年有500人。
没有难民的难民问题，连同移民危机，已经毫无道理地持续了7年——这一切都基于 “非法越境者”这个数字。“越境者”的数量在塞尔维亚边境持续增长，而自2015年以来在塞尔维亚则完全没有变化。
从乌克兰来的人只能申请最长一年的临时保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从基辅申请庇护，因为严厉的庇护规则也适用于乌克兰。在3月21日前抵达匈牙利的42.9万名难民中，只有4400人在该国定居并正式申请庇护。平均而言，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被国家安置，其余的人要么被民众协助，要么决定返回他们的战争国家。
然而，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4400人仍然比匈牙利在2016年应该安置的难民人数多三倍。今天，欧洲正面临着80年来从未见过的难民危机，每天抵达布达佩斯纽加蒂火车站的人数比当年需要庇护的人数还要多。
在这些抵达者中，有来自外喀尔巴阡的罗姆人家庭，他们面临着多重困难。他们受到针对“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的影响，该政策赋予肤色、自然化和民族化的文化差异以负面属性。罗姆人还受到目的地国家根深蒂固的反罗姆人情绪的影响。不可饶恕的责任在于匈牙利政府，以及自201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亲政府媒体”，它们将种族歧视正常化和轻描淡写。
许多罗姆人从乌克兰作为难民来到这里，但根据他们的外表，这些人不被视为难民，而是被视为吉普赛人，这与各种负面含义联系在一起。
成立于2015年的“移民援助”（Migration Aid）组织，一直处于政府攻击的中心。甚至在几个月前，这个被贴上“索罗斯主义”标签的组织还不得不证明他们不是“国家安全威胁”，尽管他们自2015年以来一直与宪法保护办公室保持关系，并通过该办公室获得过境区的入境许可——连记者都被排除在外。
据这个组织的工作人员介绍，一些罗姆人家庭已经返回外喀尔巴阡，因为他们的接待条件不适合他们。例如，当捐助者看到他们必须为罗姆人家庭提供住房时，许多人撤回了提供住宿的提议。
在乌克兰学习的学生，通常来自非洲国家，以及来自外喀尔巴阡的罗姆人，他们的到来，给难民组织、边防军和警察带来了特别敏感的挑战。至少，在作者采访的援助组织和活动家的陈述中是这样的。在Záhony，外喀尔巴阡的罗姆人和非罗姆人难民受到不同的对待；后者被允许在白天留在他们的住所，而罗姆人被要求离开大楼。
难民之间的歧视在 2015 年之后才有所增加。但在 2022 年的难民潮中发生了与 2015 年相同的事情：社会动员起来并提供帮助。政府花费数月时间来转移和扭转被释放的力量：南部边境被关闭，铁丝网竖起，仇外心理和偏执狂被系统化。
当然，匈牙利的情况并非个例。英国已尽其所能使乌克兰人几乎不可能进入该国——从不透露大多数签证申请中心的位置到关闭那些已经宣布的签证申请中心，这证明了欧洲的深刻危机。在乌克兰学习的非洲学生被拒绝进入波兰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乌克兰战争爆发后，法国四月总统选举中的极右翼候选人之一埃里克·泽穆尔立即表示，他不支持接纳乌克兰难民进入法国，因为他认为这可能会破坏该国的稳定。他后来在公众强烈抗议后纠正了这一点，说他欢迎乌克兰人的到来，但不欢迎阿拉伯人的到来……争取团结总是艰难的。
法国大选揭示的社会断裂
更显著的鸿沟是社会层面的。马克龙获得了资深商业主管和高级专业人士阶层74%的选票，勒庞则斩获了包括体力劳动者和文职雇员在内的工人阶层中58%的支持。在自雇和中产阶层中，马克龙和勒庞的得票分别是60%和40%。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的分歧部分与收入相关（月收入超过2500欧元的人中76%投票给了马克龙，月收入低于900欧元的人中只有44%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分裂。和英国类似，教育分野在法国已成为一项决定性因素，它不仅与职业和收入不平等有关，同时也导向了不同的文化观点。
教育水平对人们对社会、周遭世界、少数群体和权威的态度有很大影响。这一现象在这次投票中得到了鲜明展示，78%的高级学位持有者和63%的学士学位持有者投票给了马克龙，高中文凭持有者中支持马克龙和勒庞的人数相近，分别为53%和47%。没有高中文凭的人中56%选择了勒庞。
社会学家托德（Emmanuel Todd）指出，教育分层现象引起了投票模式的改变。1980年代到1990年代，年轻人中获得高中文凭继而追求高等教育的比例急剧上升，最终高中文凭和更高学历持有者成为大多数这一变化导致了整个人口按照教育成就重新分层。这种教育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和社会震荡。
在1980年代的法国，没有高中文凭是正常的，现在这样的人成了少数。1980年代的高中文凭是被看重的社会文化标志，如今却常常是最低要求。40年前没有高中文凭或基本文凭的人有很多职业可以选择，现在他们拥有的可能性缩水了，这个群体被限制在非技术性的岗位和行业，他们是收入最低、最不被重视的群体。几乎可以说，这种提升平均受教育水平的大规模努力参与了共谋，使勒庞可以利用那些没能攀上教育阶梯的人们的怨恨和被社会和文化排斥的感受。
地域分歧也可以被加入这种社会文化张力之中。马克龙不仅轻松获得了巴黎人85%的选票，在各大城市也遥遥领先，南特的81%，里昂和波尔多的80%，斯特拉斯堡的77.7%和图卢兹的77.5%，勒庞则在“边缘”法国站稳上风，也就是小镇、农业城镇和衰退的前重工业地带。
富尔凯指出，这样的社会文化描述之所以和2016年的美国大学和英国脱欧惊人相似，是因为到处都在发生同样的构造转换。全球化和与之相伴的后工业衰退，财富和高学历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移民潮的增加，这一切与教育革命相结合，深刻地重构了西方社会。过去的左右政治分野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经济版图，新秩序下的赢家和输家不断竞争。在这次法国大选中，两个“部落”找到了各自的头领。
粮食、肥料与未来
近日，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近期的油价上涨和能源紧张事实上并没有一些人想象得那么严重，但全球粮食供应存在巨大危机。过去一年间，小麦价格飙升的幅度远高于油价上涨的幅度。这对美国造成了伤害，对贫困国家造成的伤害更甚，因为这些国家中食物在家庭消费中占的比例更高。
克鲁格曼进一步分析称，当前的粮食危机也是关于地缘政治和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教训。在大多数人的想象中，全球化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展，然而经济史学家们的研究显示，早在1870-1913年间，在当时的先进科技——蒸汽船、铁路、电报——的帮助下，已经出现了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在20世纪早期，英国人的餐桌上就出现了加拿大小麦、阿根廷牛肉和新西兰羊肉。随后，包括战争、极权主义兴起和保护主义在内的地缘政治扼杀了这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的大部分。直至战后建立起“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贸易才开始复兴，并用了约40年才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
第一波全球化浪潮结构相对单一，主要是先进经济体生产的商品和小麦等初级产品的交换。以复杂价值链为特征的现代世界经济则确实是1990年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例如富裕国家生产的汽车使用了来自日本的芯片和来自墨西哥和乌克兰的线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集装箱运输和现代信息技术，并将世界贸易推向了新的高度。然而，两种形势的全球化都需要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基础之上，我们虽然还未来到“八月炮火”的领地，但空气中依然弥漫着1914年的气味。在克鲁格曼看来，尤其令人惊讶的是相比1990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复杂经济关系，近期的经济问题似乎对老式全球化（或许可以称为全球化1.0）造成的伤害更大。尽管存在集装箱短缺、港口堵塞等问题，买到包含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元器件的电子产品仍然相对容易。真正受到打击的是小麦、肥料等更为天然的东西。
文章最后指出，即使在俄乌战争之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原因让人们对全球化的未来抱持怀疑态度。贸易促进和平这种说法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但和平促进贸易却是确定无疑的。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大宗粮食贸易，可能会变得比人们所意识到的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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