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市的近郊，南北东三面，都是古代的墓葬区域。近二十年来，这些古墓被盗掘的很多，总计已达千数以上。许多出土品都经过了古董商人，流入美帝及日帝的手中去。战前美帝还派人驻在长沙购买盗运出国。这实是我国文化遗产的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长沙近郊进行建筑工程，在造屋平土及烧砖取泥的过程中，又时常发现古墓。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了抢救文物，1951年派遣发掘团到长沙工作。10月18日开工，至次年2月7日发掘工作才全部结束，一共做了三个多月。工作人员有考古所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王伯洪、王仲殊、陈公柔、钟少林七人，南京博物院宋伯胤、王文林二人。湖南博物馆馆员程鹤轩也参加了一个时期。工作中，蒙湖南省人民政府、长沙市人民政府、湖南文管会和省立博物馆筹备处等多方协助，是我们所要深加感谢的。
一、工作的范围
图一 长沙近郊古墓群的简图
这四个墓地，不仅地形和土壤相类似；便是墓葬的主要时代，也是大致相近的。在我们所掘开的162墓中（伍家岭73，陈家大山25，杨家山7，识字岭57），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共136墓，占全数84%。现在将四处发掘的收获，合并起来做报道。
二、战国时代的楚墓
图二 战国楚墓的木椁及木棺（在五里牌）
图三 完整的战国漆棺
图四 长沙战国时小墓所出的普通陶器
图五 战国楚墓的木俑
图六 长沙出土的战国式铜镜
图七 长沙出土的战国竹简及西汉木简
有几座墓大概是秦墓。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把楚国的郢都攻破，取洞庭、五都（渚）、江南，楚国君臣逃到陈城去。长沙大概是这时候入秦。我们发现了好几座墓，有印以“呈爰（郢锾）”或“两”字的泥板，当为楚的货币；但同墓中又出有泥半两钱，可知已采用嬴秦的钱币。在战国楚墓中，我们仅发现过铜的蚁鼻钱。就陶器而论，这些秦墓中出土方壶（钫）之类，也表示是荆楚到西汉的过渡期间。
三、西汉长沙王国的墓葬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吴芮为长沙王。文帝时，无子国除。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累代继承，直至王莽时始绝。长沙成了王国的都城后，更为繁盛起来了。近郊的西汉墓葬，一般而论，较之战国楚墓，规模更为伟大，殉葬品更为丰富。西汉墓穴上的土冢颇大。墓道常作阶级式的，近墓室处常稍放宽。普通墓穴，长约3-5公尺，宽约2.5-3.5公尺，较一般楚墓为大。但以有高冢的关系，墓穴深度反是较浅，通常仅三公尺左右。除了大墓仍用一薄层的白膏泥包围木椁之外，通常汉墓都没有白膏泥，因之它们的木椁都已朽腐，只在墓底中间遗留两道放置枕木用的槽沟，和墓穴边沿遗留着用以插立巨型木柱的方穴。这次我们所掘的西汉墓葬，仅有两座大墓内木椁保存比较良好，但也只有平铺墓底的地板及其下的枕木保存较佳，椁盖早已腐朽无迹，四壁竖立着的木材也仅剩留近底处一端的残块而已。
这两座木椁墓中较大的一座（第401号），是在杨家山北的徐家湾，大概是长沙王室的墓葬。土冢高出地面五公尺余，直径二十多公尺，墓道向北，墓穴深度离地面8.8公尺，底部是长达21公尺，宽度前半13.7公尺，后半11.1公尺。后半是主室，室中是一个长10.8公尺宽6.8公尺的木椁，放置木棺和重要的殉葬品。前半分做两室，贮藏陶器等。可惜这墓已被盗过好几次。可是仍剩余有一块重约250公分的金饼（等于汉代一斤），和二百余块铅锭子；此外有带灰褐色薄釉方格纹陶器、铜舖首、铜钟、陶灶、漆耳杯、漆盒、五铢钱等。漆器残片中有写上铭文“杨主家般”(盘)四字的，和毗邻的被盗掘过的长沙王后冢中所出的漆盘上“杨主家般今长沙王后家般”铭文的字体，完全相同，知道是属于同一家族。（长沙王后冢已被盗一空，出土物有些在湖南文管会。）这墓中又出一根木简，上有隶书“被绛函”三字（图七）。这是江南第一次发现的汉简。
图八 长沙伍家岭西汉木椁墓（第203号）
图九 伍家岭第203墓地下贮藏室中的陶器
其他的西汉墓中，也发现了许多的殉葬品。铜的五铢钱以外，还有泥五铢、泥半两钱及泥饼金，一发现便是一大堆。这时已是铁器全盛时代，长铁剑及铁刀，代替了铜短剑及铜戈矛。铁剑有时附有玉璏（剑柄上的卫手）、玉璲（昭文带），便是汉书匈奴传所谓“玉具剑”。玉器有玉璧、玉瑱及蝉形的玉琀。环壁以滑石制的居多，一个墓中时常发现几个石壁，花纹多作圈饰，是由穀文变化过来的。相邻各圈连以直线，形成了菱形空格的网纹。这时候的铜镜较战国式的镜子为厚；鼻钮多作半球形；镜背面除花纹外，常有铭文一道。最普通的铭辞是“内清以昭明，光象夫日月……”。铜制容器如壶、鼎、洗、镫、鍑（鍪）之类，也都有发现。其中一器有隶书铭文“时文仲铜鍪容二升重六斤二两黄能元年十月丙辰治”，知道这是公元前49年的制品。陶罐发现最多，其次为陶鼎、陶钫、陶壶、博山炉、瓦灶等。此外我们也曾发现铜印、滑石制容器、玛瑙珠子等。
到了东汉时代，砖墓盛行，用有几何花纹的墓砖，砌成墓室，长沙东汉的砖墓也很多。但是在我们所做的四处中，仅清理了八座汉代砖墓，都已被盗掘过；其中有几座已是空无一物，其余几座也仅剩不多的几件殉葬品。陶器除容器之外，还有陶屋、陶豕圈及陶仓之类，有些是红色陶胎，外加绿色的釉彩。墓中出有蓝色半透明的玻璃佩管等。这些砖墓时常堆砌在战国或西汉的土冢中，墓底便在冢内原来地面上，有时压住了战国或西汉的墓穴。
四、长沙的史前遗存
我们在杨家山北的五里牌发掘战国的楚墓时，注意到墓穴中填土是夹杂石器和陶片的灰土，大概是附近的史前遗址中移来填塞的。我们便将这些陶片和石器检出来，并且在附近找寻史前遗址；结果虽是未曾找到，但是我们确信这墓的附近必定有一个史前遗址，可能是已被破坏无余了。
关于湖南的史前文化，我们所知道的几乎等于零。我们初到长沙时，曾在湖南文管会看到几件由澧县送来的新石器（有孔石斧及小石锛），听说是当地离城十里的铁坑出土的。又看到一件小石锛，听说是长沙近郊的汉墓中出土的，可能也出于填土中，似乎不会是汉时殉葬品。
图十 长沙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及石器
我们这次长沙的发掘，是江南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正式考古发掘。虽仅工作了三个多月，但对于长沙的古代物质文化，增加了不少的新材料，使我们对之有更深的了解。发掘团的工作人数虽不少，但是配合长沙的建设工作，有时仍感觉到力量单薄，不够应付。这使我们深感到考古事业在人民自己的国家里，在人民政府的爱护和关怀下，是有无限发展的光明前途。同时也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责任的重大，要用十二分的努力，才能负得起人民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本文转载自中国文物报“文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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