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河西走廊的羌人营帐里，羌人酋长仔细打量着眼前的俘虏。这几名男女明明长着匈奴人和汉人的面孔，却穿着大夏或者大月氏的西域服饰。
“你们，到底是何方细作？”
“汉天子使”，为首的壮汉坚定地答道。
“汉不是在我们东边么？你们为何从西而来的？”
“我们受汉天子之命出使西域，出长安，入陇西，在单于庭（匈奴单于驻地，位于代郡、云中郡以北的蒙古高原上）被大单于扣押数年，但始终没忘记使命，现使命已成，我们准备返回长安，向天子复命！”
眼前的这两男一女，分别是汉使张骞、张骞的向导（匈奴人堂邑父）和张骞的匈奴妻子。虽然他们的最初使命，仅是联合西域的大月氏与汉朝夹击匈奴，但这次出使永久改变了中原和西域的历史。
张骞的曲折旅程 即将改变多个地区的历史进程
张骞并不知道，他游历过的西域，在很久以前就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存在。而且很早以前中原的先民们就与西域有了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世界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从地理角度来看，全球70%是水，只有另外30%才是陆地，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人类其实是生活在几个巨大的岛屿上，欧亚非、澳洲、都是这样的大岛屿。因为缺乏文明间的交流所以落后，世界的中心很长时间在欧亚非的交界之地，就是中东和地中海流域。按照戴蒙德的理论，纵向的大陆不会做植物动物等多方面的交流，横向的大陆因为纬度相近所以物种这些首先就能交流，有交流所以才有发展。而位于北非、亚欧大陆的相对中间点的中亚，就成为了几大文明区的边缘地带、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
从地理结构来看
所有人类文明都生活在相互联通的几个大型岛屿上
在上古时代的亚欧大陆，放眼轴心时代的上古世界，和先秦中国并存于亚欧大陆上的印度、希腊、波斯等文明在所在之地率先崛起、傲视蛮荒，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世界历史。而且各个伟大文明都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
比如在《贝希斯敦铭文》上，波斯大王的王号就是“伟大的国王、王中之王、波斯王、众国之王”；在古印度，佛教徒称佛诞生的地方迦毗罗卫城是“天地之中”，恒河中游的中印度叫“中国”（Madhya-desa），而远方之地是“边地”(Mleccha-desa)；城邦时代的古希腊人则认为，位于希腊半岛中部的德尔菲神谕所是大地的肚脐，是宙斯放出的两只老鹰绕大地飞行一周后正好相遇的地方；除希腊人外，其他所有的外族都是语言古怪难懂的“外邦人”（barbarians），后来这个词逐渐有了“原始”、“不开化“的歧视性含义；在东亚大陆，华夏文明举起了文明的火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中心观——“天下”和“九州”：按照《尚书·尧典》和《禹贡》的观点，宇宙由道而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华夏族居住天穹之下、位于辽阔大地的中央，各种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居住在华夏族的周边，华夏和蛮夷按照“五服”的顺序从内到外依次铺展开来；大地的四周西边是浩瀚的流沙，东边是大河所向的辽阔海洋。这明显是发源于大陆内部地区的农耕民族的世界观。
所有早期文明 都习惯于将自己当做世界的绝对中心
而且亚欧大陆上的古老文明之间，很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的碰撞。青铜时代的两河流域、北非还有爱琴海地区的大规模互动，被古埃及人记录在方尖碑上，被古代赫梯人记录在泥板档案里，也为古希腊人的神话史诗提供了不朽的歌题。
走出地中海青铜时代末期的黑暗时代后，亚述人和波斯人先后接过两河文明的火炬，创造了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在大流士一世统治下，为了连接帝国的广袤疆土，波斯人在前人的基础上修建了西起爱琴海之滨、东到伊朗高原西南部的波斯御道，空前庞大的领土如同巨人的四肢一般有力地挥舞；伊奥尼亚希腊人的科学革命催生了原始的自然科学和地理学，爆发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的希波战争中，交战双方广泛地寻找盟友、征调四方资源，亚欧大陆中西部的所有主要文明都牵涉其中，远在中亚和印度的部族都在波斯大王的号令之下远征爱琴海之滨；而亚历山大大帝纵横三洲的东征则又一次冲破了地理的阻隔，开创了幅员辽阔、文化灿烂的希腊化世界。这些互动组成了古典时代的“全球化”。
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 也是多次全球化后的必然结果
虽然中国文明有独立起源，没有深度参与亚欧大陆古典时代的大规模碰撞，但从未彻底自绝于世界，更没有自我孤立。海纳百川才是中国文明的底色。早在张骞之前，先秦时期华夏族和中亚的联系很早就以零星的状态展开。越来越丰富的考古发掘，逐渐勾勒出上古先民们对外交流的完整图景：
在距今约一万年的哈密七角井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件浅红色的珊瑚珠，这样的文物透露出一丝丝海洋的气息; 1934 年中瑞考察团在孔雀河下游的一处距今已有近 4000 年的小河墓地发掘到一种由海菊贝壳制成的白色小珠 500余枚，类似的由海菊贝制成的随葬饰珠在新疆多地都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考古人员在哈密五堡、吐鲁番盆地西缘阿拉沟两处墓地，见到了不少海贝，而这些海贝大都产自中国的东南沿海；对应的，西域的物产也早早地进入了中原，商朝妇好墓中出土的来自新疆地区的和田玉；战国时代荆楚地区的墓葬里发现的的地中海式蜻蜓眼玻璃珠；20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考古人员曾先后两次在河南省三门峡西周时期的虢国墓、1992年在陕西扶风县黄堆25号西周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这些墓葬中均有相当一部分玉器来自中亚的新疆。
虢国墓地中的一部分玉器就来自西域
在先秦时代，还有产自中国的手工艺品流向异域：比如中亚的巴泽雷克文化遗址里发现了来自战国时代中国楚国的“山”字纹青铜镜、用楚国凤鸟纹丝绸制作的马鞍鞯以及楚式漆器；湖北江陵望山2号墓出土了一件战国时代的楚国双峰驼铜灯。
双峰驼最早起源于中亚的巴克特里亚。这一物种一路东传，新疆罗布泊西岸出土的战国时代青铜骆驼、秦始皇陵陪葬墓出土的金骆驼文物都是物种传播的直观文物证据。而双峰驼出现在荆楚很明显就是贸易交流的结果。在遥远的古代，不仅有外来的物产进入东方，更有少数人大胆地走向了广袤的中亚天地。周穆王西游会见西王母的传说，暗示了早在两周时期，神秘的西土就引发过中原人的瑰丽幻想；在秦代乃至更早的战国时代，就有华夏人前往蒙古高原和西域生活，这些人被西域人称之为“秦人”，日后李广利远征大宛的时候，他们还曾站在大宛国那一方对抗汉军。
秦始皇陵陪葬墓出土的金骆驼文物
华夏先民的对外交流，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物证据，而且在先秦时期丰富多元的世界观中留下了线索：
《诗经·商颂》中记载“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说明商汤建立商朝后，作为天下之长，商汤年年接受来自西北少数民族的朝贡。
在屈原创作的楚辞《招魂》中，荆楚游魂游历过的西极世界“流沙千里”，“其土烂人“，可能正是对中国西北部乃至中亚干旱地区的自然环境的描述。
在瑰丽奇幻的《山海经》中，“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山东北隅，实唯河流。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其外有燃火之山，投物辄燃。”虽然“敦薨之水”、“泑泽”、“燃火之山”的具体位置有争议，但学者认为这些地点大致位于中国西北乃至更遥远的中亚。
《史记·赵世家》记载，齐臣苏厉由齐国派人送信游说赵王指出：“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已。”代马、胡犬、昆山玉均来自赵国的北方草原，被视为赵国之宝，其中的昆山玉指的就是来自西域的美玉，这说明至少在战国时代，今天的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就有联接西域的通道，昆山玉可由此输入中原。
许多中亚文明成果都是通过赵国的北方草原进入中土
还有远在东海之滨、手工商业相对发达的齐国，先民们很早开始了对东海、渤海的探索。生于齐国的阴阳家邹衍，就提出过有海洋文明色彩的“大九州”理论：
除华夏族居住的赤县神州之外，海外还有八个和九州一样的大陆，所有的大陆都漂浮在茫茫大海上。九州之间的人民、物产、动物被大海阻隔，很难互相交通；基于这样的世界观，秦汉方士们衍生出了海岛上有长生仙人的传说，吸引着帝王们不断遣使出海、寻找神奇的蓬莱等仙山。东海之滨的齐燕术士从陆海相间的地理环境 ,推演出了大海环绕大洲的世界地理格局，这一天才假设其实是齐燕先民探索实践的成果，事实上也非常接近真实世界的地理格局。
源自先秦齐国的九州世界观
可由于秦灭六国、对各国文献的系统性管制，以及秦汉王朝更青睐的法家和儒家，阴阳家在大多数时间里都不受秦汉王朝的重视，“大九洲”始终没有成为古代中原先民的主流认知。先秦时代各地自发的物产交流，无法对先秦人的世界观构成颠覆性革新，更无法让汉朝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对外开拓索。在张骞之前，除了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美丽传说，比如周穆王驾车西巡、《山海经》里的奇谭之外，汉朝人对于中原以北和以西区域的了解，并没有超过那些战国时期秦、燕、赵等北方诸侯。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公元前的三个世纪里，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强国们，比如罗马、帕提亚、巴克特里亚、孔雀王朝掀起了积极开拓的浪潮，这大大增多了不同人群相遇和了解的机会。
公元前3-2世纪的世界 同时存在力主对外开拓的
罗马 塞琉古 帕提亚 巴克特里特 孔雀和汉朝
具体到秦汉时代，新兴起的草原霸主匈奴就比同时期的中原王朝眼光更加开阔。匈奴不仅吸纳了韩王信、燕王卢纶等逃亡到塞北的汉地诸侯，支援陈豨这样的叛将造反，还从和亲公主的随员中吸纳了解汉朝官僚体系的宦官中行说。
此外，他们也更早地探明并征服了西域地区。在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给汉文帝的国书里，冒顿单于不无得意地对汉朝炫耀道，匈奴已经“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让所有射猎游牧传统的西域族群都处于匈奴的统治之下；冒顿单于又在西域设置了负责征收赋税的僮仆都尉，统治西域列国。虽然是一封具有炫耀性质的国书，但这份书信依旧向汉朝人揭示了庞大世界的冰山一角，让汉朝人瞥见了广袤西部世界中存在的一部分国家。
鼎盛时期的匈奴势力范围地图
考古发掘能够和文献记载互相补充。从发掘的情况来看，汉文帝、汉景帝时匈奴人的政治中心此时还位于蒙古高原之上。所以匈奴人早期对西域的经略重点，是塔里木盆地的吐鲁番哈密地区。目前，新疆地区发现的最早两处具有典型的匈奴文化特征的墓葬和居址都位于东天山哈密 地区，分别是哈密巴里坤的黑沟梁墓地和东黑沟遗址。这两处遗存经鉴定处于西汉前期，符合匈奴右 贤王西击月氏的时间，而这一地区在西汉前期正是月氏的游牧地。
东天山地区由于扼守东西交通，成为汉朝和匈奴的争夺焦点。匈奴打败月氏后一直在此经营，以此为基地来控制西域。关于匈奴在东天山地区的经营，考古资料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草原古代丝织物上的月氏人形象
在月氏、匈奴来此之前，哈密地区已经有了西域原住民创造的灿烂青铜文化--焉不拉克文化。其中时代接近于汉代的主要是黑沟梁墓地、东黑沟遗址。黑沟梁墓地和东黑沟遗址已发掘的考古文化因素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两种文化--一种是当地土著文化因素，还有一种是匈奴文化因素。从墓主人的丧葬习俗和随葬品来看墓主人应是匈奴人，比如随葬金属和青铜器，墓主人的随葬品多为动物纹金银牌饰、青铜刀等物件。考古学家推测黑沟梁墓地是一处匈奴墓地，东黑沟遗址则是 当时匈奴人的生活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黑沟梁墓地发现了人牲。而且人牲的随葬品和墓主人的随葬品差别很大，有明显的身份等级差异。这暗示人牲可能是匈奴征服的西域人。结合文献记载看，月氏本来在此地游牧，被匈奴打败西迁，那么墓葬中的人牲就是战败后留在当地，没有西迁的月氏残部。从东黑沟遗址和黑沟梁墓地考古文化因素来看，文献记载中匈奴在西汉前期进入西域、并击败月氏是准确可靠的。匈奴在击败月氏后月氏并没有全部西迁，还有一部分人留在原地，受匈奴残酷压迫。史记中所提到的“三十六国皆以为匈奴”，正确的理解应是匈奴人用武力震慑西域诸多小国，迫使这些国家服从它的治理，然后匈奴人还会定期从这些西域小国那里收取赋税、作为自身游牧经济的补充。
诺颜乌拉山20号匈奴墓葬中 发现有希腊化银牌
除遥控塔里木盆地里的小国，匈奴人还和更广袤的西部世界建立了有迹可循的实际联系：2006年，俄罗斯考古学家在蒙古国诺颜乌拉山20号匈奴墓葬中，出土了一块精美的希腊化风格鎏金银牌，上面有雕工精美的希腊仙女宁芙和森林妖怪萨提尔嬉戏的场面。无独有偶，这个银牌雕像和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收藏的宁芙和萨提尔嬉戏的大理石雕像造型非常相似，几乎如出一辙。同样是在诺颜乌拉匈奴墓中，还出土了写有端庄的汉隶的汉朝漆器，以及和中亚草原文化风格极为相似的狮鹫艺术形象。诺颜乌拉巨冢里出土的丰富文物，都是匈奴人左右逢源、参与亚欧大陆文明互动的直接力证。
种种蛛丝马迹，如同远在天边的星辰、大海上的冰山一角，招引着有缘人前去探索。而庞大的华夏族也一定会有勇士循着周穆王模糊的车辙西涉流沙，探索更辽远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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