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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目录学简说
来新夏先生
目录学概说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目”是篇名或书名，“录”是对“目”的说明，把篇名或书名与说明合在一起就是“目录”。
目录有一书目录和群书目录。
一书目录是指一本书的篇名和说明而言。它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古籍中《周易·十翼》的《序卦传》就是最古的一书目录。司马迁《史记》中《太史公自序》后半部分的小序就是《史记》一书的目录。它把每一篇的篇名和全篇的要点顺次排列写成专条。这篇目录成为读全书的钥匙。我们现举出一则示例如下：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救赵，诸侯立之；诛婴背怀，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司马迁《史记》
这是一条很出色的目录，前八句是“录”，概括了《项羽本纪》的全篇内容：一二句是讲秦末纷扰的历史条件；三四句是指明项羽继承了叔父项梁创建的实力；五六句是讲项羽诛杀按兵不动的卿（庆）子将军宋庆，解救了赵国邯郸之困，因而受到诸侯的拥立；七八句指斥项羽杀死出降的秦子婴，背弃了楚怀王的命令，因而遭致天下人的非难而失败。这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业迹，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同时，作者撰传的意图也表达出来了。最后一句便是称为“目”的篇名。把这样的一百三十条目录集合起来就是《史记》的一书目录。这一目录位于全书的最末，而现在流传本书前的篇目并非原有，乃是后人为翻检方便而加上去的。
一书目录对于检读一本书固很方便有用，但要了解某类典籍有哪些书，某些书的大致情况如何以及怎样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等等问题，就必须求助于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是指诸书书名和叙录的总聚而言。它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的出现可能与古代的书写制度有关。从成堆的竹简、木版式的图书到成卷的帛、纸式的图书确是我国书写制度上的变化和进步。但是，竹木笨重、纸帛繁多，翻查都很不便，即使在每卷简、帛图书外端挂上标识，检索也很困难。于是记录书名和图书大致梗概的群书目录便应实际需要而逐渐产生。据文献记载，开始进行部分试探性工作的，应是汉武帝时的军政（官名）杨仆。当时，汉朝的国家藏书由于有较长一段时间的安定和政府的重视求书，所以藏书量已被形容为“积如丘山”。汉武帝为了用兵的需要，曾命杨仆从丘山般的简书中整理出兵书，编制一份军事著作的群书目录，以备选书参考。这本目录称为《兵录》，虽然全佚，难以了解具体情况，但它应被认为是第一部由国家主持编修的专门性目录。
对于图书进行大规模的整理、编目工作应以汉成帝时刘向等所领导的“校书”活动为最早。刘向等经过了二十年左右的辛勤工作，完成了群书目录的开创性著作——《别录》。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性目录，可惜原书已佚，现仅存几篇残录。清代学者曾从各书中做过不少辑佚工作。
从刘向以后，目录书的编纂工作相延不断，成为我国图书事业中一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工作。它们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
从刘向以来，虽然在事实上已经开创和进行了目录学的工作，但是，目录学作为一门专学提出来的时间却较晚。过去，曾认为是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提出；可是在宋人苏象先所撰的《苏卫魏公谭训》卷四中已有“目录之学”的说法。可见，目录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来看待应说是从宋仁宗时就开始了。不过，目录学被大力提倡，广泛应用于治学并有学者专心致力于这一学科，而成为专门之学，还应以清代为它的昌盛期。
目录学既成为专门之学，究竟它有什么用处呢？我认为：目录是用来反映图书内容，便于检寻所需图书的重要工具。把它作为一门专学来研究，在学术本身来说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说可借此了解某一门学问的性质、内容，并且考查它的流派及发展，得到明确清楚的认识。而对治学者来说则能“即类求书，因书究学”，即运用这种目录知识可寻求到所需要的图书典籍，从而根据这些资料去探究这门学问，起到了研治学术的辅助作用。因而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清代学者王鸣盛在所著《十七史商榷》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第一条目下就说：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向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在卷七的另一条目下又说：
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这些见解未免有些偏激夸大，有点绝对化，应该批判他肆意夸大的一面，因为目录学虽可作为研究学问的辅助，但决不是学问的极致。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曾说：
或得一古书，欲知其时代、撰人及书之真伪，篇之完缺，皆非考之目录不为功。（《古书通例》）
此说比较切实平允。
目录学知识不但对于图书本身可以起到“断真伪、定性质、考篇次、访缺失”的作用，而且对治学也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如果致力于文史及图书工作的人能够学点目录学，至少可以收到这样几点效果：
（一）掌握图书的基本情况
我国典籍为数很多，过去就有“浩如烟海”“汗牛充栋”的说法，至今尚难有一种精确的估计，多则有说十四五万种者，少也估计有七八万种。究竟近似数若何，目前尚难判断。就拿七八万种来说，为数也不算少。这些大量的图书如果杂乱纷陈，无所部属，那么寻检群书又将多么困难！要是学点目录学知识，不仅能利用已有的目录书以“即类求书，因书究学”，还可以自己动手编制新的目录书以利学者。那些已有的目录书都是过去学者按检群书、分类编次而成，一编在握，可以帮助我们对浩繁的图书知其归属，按检有据，这样运用既久，对于图书的基本情况就可以大致了解和掌握。
所谓基本情况，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1）各时代的古籍概貌
我国历史上的官修目录，基本上反映了各朝官藏的图书现状，是比较完备的总书目，因而可以从中看到某一时代的古籍概貌，如从《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中就可以知道汉代的图书总数是13000余卷。又如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春秋家后附录史籍中知道有23家、948篇，而从《隋书经籍志·史部》中即知当时存亡史籍已有874部、16558卷，较《汉书艺文志》增加甚多，而且还有了独立的史部，这不就可以了解到史籍发展的概貌了吗？
班固《汉书》
（2）古籍的归属状况
图书无归属好像士兵无编伍一样，会给求书者带来一定的困难，而目录学知识不仅可以知道古代图书分类的大致情况，而且还能了解各大类下的细类，各类性质如何、包含哪些基本图书。这样，类有所属，书有所归，易于掌握，从而起到“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效果（宋郑樵：《校雠略·编次必读类例论》）。
熟悉了古籍的归属，又便于在读书过程中增订已有目录书，编撰新目录书，使古籍的基本情况得到补充与丰富。邵懿辰等的《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就是增订者运用目录学知识而撰成的一部较完备的版本目录专著。
（3）古籍图书的考辨
古籍中撰者有阙名，篇帙有不同，而伪作、伪托更需考定。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辨，目录学知识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余嘉锡先生曾提出过目录学对古籍考辨有六项功用，即：
①以目录著录之有无，断书之真伪；
②用目录书考古书篇目之分合；
③以目录书著录之部次定古书之性质；
④因目录访求阙疑；
⑤以目录考亡佚之书；
⑥以目录所载姓名、卷数考古书之真伪。（《目录学发微·目录学之意义及其功用》）
如此看来，目录学知识对于了解图书总的基本情况，确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二）了解图书的本身状况
目录书大都记载了与图书有关的情况，使人们能从中了解到图书的简要内容、存亡残整、良本精刻等等。即以图书的版本为例，有些目录书比较详明地记录了版本，如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清代官修的《天禄琳琅书目》和邵懿辰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都著录有版本，不仅可以知道某一图书各个时代的版本和流传情况，而且有的还记有版式、行格，这更有助于对图书的鉴定。清代学者黄丕烈、顾千里、陆心源、丁丙等关于善本书的题跋、书目等目录学著作则便于求读善本精刻。由于学了点这方面的知识，那就可借以博采众本、雠校异同、校勘订误，使图书对学术研究发挥更好的作用。由于对图书本身有了充分的了解还可以为审查史料提供有力的外证材料，如《汉书·艺文志》是登录西汉以前图书的目录书，如果有一部著作据说是先秦作品，但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著录，那么这部著作就有可疑之处而需进一步审订。
因此，图书本身状况的资料对于读书、治学各有关方面如校勘、版本、考证和撰述等等都能有所裨益，而要了解图书本身的状况，只有具备一定的目录学知识，方能知其途径，运用自如。
（三）粗知学术源流
有若干重要的目录书不仅对图书加以分类、编目；而且还在书录中分析和论述了图书源流、学术派别、成就贡献等等；甚至还有目录学家的一己之见，很有点学术史的意味，达到了如清人章学诚所说：“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境界。这一境界正是研究目录学的重要任务。我们如果能吸取这些成果，至少可以粗知学术源流。有的图书资料由于年代久远而有遗佚，但往往从目录书中可以略窥轮廓。如《别录》《汉书·艺文志》不仅记载和分类了汉代以前的图书，而且还概要地分析和叙述了学术的源流演变，其中有的图书久已失传也借此能得其大略。有的目录书还录入图书序跋，对于了解图书更有莫大的帮助。序跋文字中往往叙述了图书的主要内容、写作过程、撰者意旨、流传经过和对撰者与图书的评介等等情况，成为人们认识和熟悉某一图书的途径。又如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清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和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对学术源流、图书价值等都有所论及。
目录学著述中既蕴藏这些与学术有关的资料，如能在掌握目录学知识的条件下，加以充分利用，那就不只限于粗知学术源流了。同时，由于这些丰富知识，对于评论和衡量图书的价值和地位，也就更能有所帮助。
（四）辅导读书、研究
早在汉代，著名学者王充就提倡做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的“通人”，而达到“通人”的途径就是靠目录学知识，他曾说：
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论衡·案书》）
这正说明目录可使人得到读书的门径。
清代目录学家张之洞也提出过“四库全书，为读群书之径”。（《轩语》）
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也自述：“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这些学者所说的指示门径作用具体体现在小序、题解和附注上。有的目录题解对图书的评论多可供读书与治学的参考。有的目录书在一种图书或一类图书之后往往附以片言只语即涉及读书门径和图书的用途，如《书目答问》正史类注补表谱考证之属下便附注说：“此类各书为读正史之资粮”，在李兆洛撰《纪元编》下又附注说：“此书最便。”这些附注虽然有些过分和过时，但至少可供参考。有些《读书记》式的目录书还是有相当水平的学术专著，更可以从中了解到他们如何治学，从而取得借鉴。因此，目录学知识和目录书在读书与研究中是能发挥其辅导作用的。
以上四个方面并未能全面概括目录学的效用，而只是几点粗浅看法，借以引起对学点目录学的重要性的初步认识，并能引起探讨目录学和运用目录学知识的兴趣。
谈谈目录书
既要学点目录学，就要读点目录书；要读目录书，就应知道有哪些目录书。我国目录学的历史十分悠久，目录书数量也很多，据江辟疆的《目录学研究》一书的统计，自汉魏至明末，共计l51种，加上孙殿起的《贩书偶记》所著录清以来的目录书118种，合计达269种。这些目录书可分成多少类呢？清人汤纪尚为清代著名目录家周中孚所撰的《周郑堂别传》中曾说：
目录之书，权舆中垒（刘向曾官中垒校尉，意始于刘向《别录》），流派有三：曰朝廷官簿、曰私家解题、曰史家著录。（《槃薖文乙集》下）
这是指主要的三类，实际上还可以多分几类。在此，我略作如下说明：
（1）官修目录：自汉以来，各个朝代常由政府主持进行规模较大的图书整理工作，把政府收藏和搜求到的图书加以整理，即一般所说的“校书”。最后将整理的成果用文字记载下来，编制成目录书，这就是官修目录。刘向在汉成帝时所撰的《别录》便是这类目录书的开创性著作，其后如隋的《大业正御书目录》、唐的《群书目录》、宋的《崇文总目》、明的《文渊阁书目》，最负盛名的是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
（2）史志目录：这是指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一类目录书而言。它大多依靠官修目录和私家目录而撰成。《汉书》《隋书》《两唐书》《宋史》和《明史》等六部正史中都有这类目录书。清代学者又有补撰。日人在文政八年（清道光五年）曾汇集十种正志和补志为《八史经籍志》。这部合刊目录到光绪四年始由张寿荣翻刻流传。此外还有《补后汉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补晋书艺文志》《补晋书经籍志》等，再加上金建德的《司马迁所见书考》和《清史稿·艺文志》，那就构成了我国自古以来一部完整而正规的图书总目。在史志目录中，《汉志》和《隋志》是出色的代表作。
（3）私家目录：自宋以后，私人藏书日盛，据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所记，自北宋到清末较著名的藏书家有1100家左右，很多都为自己的藏书编制目录，如《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也是园藏书目》《千顷堂书目》等。清代有些学者还为别人的藏书编制目录，如清人孙星衍为孙氏祠堂编写书目。还有一种是学者读书时所写的提要或札记，或由自己、或由他人加以分类编成读书记。这是私家目录中学术价值很高的专著，既可以窥见学者治学的门径，也可供后人参证，如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等都是值得我们仔细研读的目录学专著。私家目录中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最为后人所推重。
（4）专门目录：这是专为某一方面、某一种书或某一种专门用途而编制的目录书。它和综合目录相对应。如释道目录、专书目录和初学目录等等。
释道目录是专记释道二家典籍的专门目录。最早的释家目录是东晋释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此书已佚，现存最早的是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15卷。记道家书籍的目录有明白云霁所撰《道藏目录详注》4卷。
专书目录有一书的引用书目，即把某一书所引的各种用书编成专目，借以考察此书的资料来源，并以此见引书的存佚，如沈家本所撰《三国志注引书目》《世说新语注引书目》和《续汉书八志补注所引书目》（合称《古书目三种》）。还有为某一书编制参考书目录的专书目录，如《史记书录》就是把与《史记》有关的参考书编制成目录，供研究《史记》之用。
初学目录姑且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为例。此书是张之洞为应初学者的需要而拟定的，故简要易读，但由于它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而有一定的缺陷和过时之感，在尚未撰作这类新书目前，它还可以作为初学者的入门读物，至少可以熟悉和掌握一部分古籍的基本情况，近人范希曾为它所作的《补正》比原作增订甚多，尤其值得初学者一读。
（5）地方目录：我国的地方志数量很多，估计有8500余种，内容丰富，值得重视。有的方志往往载有著录当地人物和与当地有关人物的著述目录，这就是方志目录即地方目录。过去治目录学者对此不甚注意。其实，地方目录不仅可供求书、检书之用，反映地方学术文化发展的状况，而且也可以搜辑、整理地方文献，进而为建立地方文献的体系提供条件，甚至可能从中发掘出重要人物的遗佚著作或非重要人物的有价值著作。有些单独成书的如清吴庆坻的《杭州艺文志》10卷和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36卷，颇有参考价值。
（6）目录学研究专著：自宋以来，在文集和杂著中有关于目录学的论述和见解，其能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的，应推宋郑樵的《校雠略》。郑樵不仅是通史专家，而且还是目录学家。他所撰的《通志》200卷，是一部通史兼专史名著，其中二十略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等就是他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成果。继郑樵《校雠略》之后的另一目录学研究专著是清人章学诚的《校雠通义》。他标举宗刘、补郑、正俗的著述主旨，较全面地评价了郑樵的成就与失误，并针对目录学研究和实践工作中的问题提出个人的见解与主张，颇有见地。另外，有近人余嘉锡所著的《目录学发微》，这是撰者长期治目录学的切身体会所得，颇中竅要，是指导初学者窥目录学门径的一部研究专著。
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以上从六个方面举出十几种目录书和一些相关著述，并略加说明，它不表明这是对目录书的分类，而只是我主观上认为，如果从这几个方面读这十几种书，也许就可以对传统目录学的发展概况和目录学的基础知识有些初步了解。
目录书的体制：这些目录书的编纂体制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三种不同类型，就是：
（1）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这种体制主要是为了“论其指归，辨其纰谬”，对图书进行全面论述，如《四库全书总目》等。
（2）有小序而无解题。这种体制充分利用小序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读者便于从学术上了解和掌握图书概貌，如《汉书·艺文志》。
（3）无小序无解题，只有书名。这种体制只列书名、作者、卷数；但如果类例分明，也能使读者有清楚的条理，如《书目答问》等。
从这三种不同体制看，古典目录书的基本结构主要是书名、小序和解题。
书名是任何目录都需具备的一项，它反映了图书的基本特征——书名、撰者、篇卷、版本、藏者等。有的较全，有的有缺项。
小序是随着目录书开始纂辑就出现的一项基本结构。它论述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源流、演变和特点以便读者提纲挈领，鸟瞰全局。《七略》中的《辑略》是小序体制的开端，《汉书·艺文志》散《辑略》内容入各类，成为后来的小序形式。《隋书·经籍志》正式标举出“小序”之名。
解题也称叙录、书录或提要。它是用来揭示图书主旨和用途，向读者提示门径和提供方便的。它肇始于《书序》。刘向《别录》就以书录为主要构成部分。宋陈振孙采用解题之名，撰《直斋书录解题》。所以这类目录书往往被称为解题目录或提要目录，它由于取材内容和写法不同，可分为三种类型：
（2）传录体：这是比叙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体裁，它往往只为撰者叙其生平而已。
书名、小序和解题是目录书体制基本结构的三个要素。
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的创造——两汉
《别录》与《七略》
《别录》与《七略》是奠定我国目录学基础的开创性著作。它把我国古代的分类思想应用于图书整理。提出了图书的正式分类法，对二千年来我国的图书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别录》的作者刘向（前77年—前7年）是西汉后期的大学者，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他受命“校书”（整理国家藏书），这是一项空前艰巨的任务，但当时确已具备了校书的良好条件：一方面前人已开始做了些图书整理工作，有成果可吸取，如儒家典籍的系统和诸子百家书的系统已逐渐形成，并有杨仆所作的兵书的专门目录，这些都是刘向足资参考的资料。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已有编制一部国家目录的要求，从汉朝建立到刘向生活的时代已有一百七十余年长期统一的局面。又经过汉初武帝和成帝几次大的求书运动，国家集中了大量的图书。武帝的大一统和独尊儒术的政治要求也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是在史学上反映大一统的杰作，图书整理方面也需要这类性质的成果反映。刘向便是在这种可能条件下领导了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图书运动。他的全部工作可概括为：备众本、删重复、订脱误、谨编次和撰叙录，即如《汉书·艺文志序》里说的“条其编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这些工序基本上符合编制目录书的规律——搜求图书、分工（类）整理、异本校勘、确定篇次、撰写提要，最后把这些工序的全部成果汇编成目录书。刘向的这项工作是对当时重要文化典籍所进行的一次总结性大整理，清理了西汉政府二百年来所积累的国家藏书。
在刘向的这项工作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在使用和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特殊的成效。繁重的整理图书工作非独力所能完成，它需要合理地调动、使用人才，才能有条不紊地展开工作。刘向采取了专材校书，分工（类）进行的办法，他按照图书内容和性质分成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六种，分别由专门人才主持：刘向主持六艺、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主持兵书，太史令尹咸主持数术，侍医李柱国主持方技，这既发挥了专门人才的专长，又自然形成了我国最早的正式图书分类。刘向在调动专家的同时，又能不拘一格地奖掖和培养青年。他拥有一批青年助手，如他的儿子刘歆仅二十六七岁，就担任他的主要助手，掌握全面工作。另参加校书的杜参、班斿（游）、王龚也不过十几二十岁，他们通过学术工作的实践，大多做出了成绩，成长为著名学者。
第二，创制书录，树立提要目录体例的典型。刘向为图书写书录是一项开创性工作，所写的书录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可惜绝大部分遗失，只剩下《战国策》《孙卿新书》《晏子》等8篇。过去学者对此颇为重视。余嘉锡先生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说：
昔者刘向奉诏校书，所作书录，先言篇目之次第，次言以中书、外书合若干本相雠校，本书多脱误以某为某，然后叙作者之行事及其著书之旨意。
这是对刘向所写全篇文字内容所作的全面概括，但我认为真正的书录正文应是指全篇文字的中心部分。从现存的全篇文字来分析，可以分为四部分。
（1）篇目：《晏子》《孙卿新书》叙录前所列篇目是刘向“条其篇目”后的定目，这是书目，不是书录的内容。
（2）工作报告：从文字叙述的开始到“皆定，以杀青，可缮写”一语止，这是刘向“校雠”工作的总结，是向皇帝所上的工作报告，是确定定本的处理说明。
（3）书录正文：在“可缮写”后，有的有“叙曰”字样，然后叙作者生平、著书意旨、学术价值及资治意义等，有的未加“叙曰”，可能是后来佚落。从“叙曰”到“谨第录”或“谨第录，臣向昧死言”一语才是书录的正文。
（4）全书标鉴：在“谨第录”后往往有“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等字样，这也不属书录正文，这些题字可能起两个作用：一是刘向为清缮者写的工作说明，说明以上是书录，清缮时不要和书的本文相混连；二是作为这部书的标签，是在这一捆青皮简叙录的最外面一简上标明这是什么书的书录。这可看做是这卷简书的笺（标签）。
刘向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十九年，在即将完成全部宏伟事业前死去了。他的未竟事业由他的儿子和主要助手刘歆奉命继承。
刘歆（前53年—公元23年）从青年时代就奉命参加校书工作，刘向死后，他担负起总结校书成果，建立系统目录的重任，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花了大约两年时间，撰成了我国第一部系统目录——《七略》。这样，国家的全部藏书有了统纪，学术流派和科学文化水平也得到了应有的反映。
《七略》包括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和六略前的《辑略》。《辑略》是全书的总录。它包括总序和各略的序，说明各类图书内容和学术流派，其余六略则依类著录图书，每书之下都有简短说明。《七略》的内容基本上是节录《别录》的书录而成，六略之下有种，种下有家，家下列书。全目除《辑略》外共为6略（大类）、38种（小类）、603家、13219卷。
《七略》的重大贡献是把我国古代的分类思想具体地运用于整理图书，使西汉前的重要典籍得到了系统的著录，这对古代文化的保存起了重大作用，所以范文澜把它与《史记》并提为西汉时期有辉煌成就的两大著作。
班固与《汉书·艺文志》
东汉的目录事业集中表现在班固所撰的《汉书·艺文志》上，这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撰者班固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他在刘向父子的影响下，继承了《别录》与《七略》的成果，对它加以剪裁、编次，撰成了《汉书·艺文志》，创立了新的目录体裁——史志目录。
《汉书·艺文志》的体制是前有总序，文字虽短，但内容丰富，主要有：
①概述汉以前的学术概况；
②汉初至成帝时的图书事业；
③刘向的校书程序；
④刘歆的完成《七略》；
⑤《汉书·艺文志》的编撰。
这篇总序既是西汉以前的学术史和目录学史的大纲，又表明了《汉书·艺文志》的学术渊源。
《汉书·艺文志》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和方技等六大类，称为“六略”，下分38种，596家、13269卷（此家数、卷数不确）。各略均有序，各种除《诗赋略》外也都有序。
书名的著录方法大致有先书名后撰人、先撰人后书名，或仅著书名无撰人、以撰人做书名、以撰人官爵为书名和以撰人加文体等六种形式。
目录之后即记种、家、卷的数目。书名下有的有注、有的无注。所说只是撰人、内容、篇章、真伪和附录等。
《汉书·艺文志》虽是申明以《七略》为主要依据，但也付出了作者剪裁编次的劳动，表现了自己的特色，如调整了去取，改易了文字，变更了属类，删略了一些题解等等。
《汉书·艺文志》的最大贡献在于始创了史志目录一体，使目录成为正史中的组成部分，保存了历代典籍的要略，特别是《七略》自唐以后亡佚，而《汉书·艺文志》至今独存，遂成为征考汉前典籍的重要依据。
四分与七分——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的时代，但它在目录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特别是在图书分类的研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魏蜀吴三国可以魏为代表。魏秘书郎郑默编制了一部国家藏书目录——《中经》（今佚）。他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图书分类工作，为两晋以来正式探索图书分类工作起了先导作用。
西晋荀勖的《中经新簿》
荀勖出身于西晋著名的世家，在西晋时担任过许多显赫的官职，他在文学、音乐、目录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为时人所推重。晋武帝泰始十年（274），荀勖领秘书监时，和中书令张华合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武帝太康二年（281），荀勖奉诏整理编次汲冢书，并专为汲冢书编制了一份国家目录，把汲冢书收列为国家藏书。
荀勖还以郑默《中经》做主要依据，编制了一部综合性的国家藏书目录，即《中经新簿》。梁阮孝绪的《七录》序说它是四部分类。《古今书最》说它收四部书1885部、20935卷（道宣：《广弘明集》卷三），而《隋志》序则较详细地记述了各部所收的图书内容和体制。
根据上述记载，《新簿》的情况是：
荀勖《新簿》系据郑默《中经》而作。它既据《中经》所录之书，也不可避免地参考了《中经》的分类。它既标《新簿》，就包含改编之意。二者相因之关系，诸书所载俱同。所以郑默《中经》对荀勖《新簿》的分类是有贡献的。
《新簿》共分四部，由于有《七录》序和《隋志》序的记载，可略知其每部内容，虽史籍已独成部类，但甲乙丙丁的次序为经子史集，与后来经史子集的次序略异。
《新簿》的体制是登录书名、卷数和撰人，并有简略的说明，可是没有很好地继承刘向写书录的传统，缺乏对图书内容的评述和论析。但其可取之处在于记录图书的存亡，这对后来查考图书存佚流传和借此进行图书真伪的考辨，都起了提供资料依据的作用，而且也开后来目录书著存亡的先例。
总之，荀勖《新簿》在分类、解题等方面虽有不足之处，但它对目录学的发展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东晋李充确立四部顺序
李充字弘度，江夏（今湖北安陆）人。东晋的文学家、书法家和目录学家，历官至中书侍郎。他曾在晋穆帝永和二年后的若干年内，主持整理图书和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此时距晋元帝时已有二十余年，因李充编目所据者乃元帝时所“鸠聚”的图书，故名《晋元帝四部书目》。
李充所编之目，由于图书数量较少，仅3014卷，“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隋书·经籍志》序），即只有四部，而不立各书的类名。他的四部分类虽和荀勖相同，但次序有所变更，清代学者钱大昕曾说：“至李充为著作郎，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而经史子集之次始定。”（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序》）
李充的四部分类编次方法，一直为后世沿用，所谓“自尔因循，无所变革”（《隋书·经籍志》序），正说明它在目录学发展史上的贡献。
王俭与阮孝绪的七分法
刘宋后废帝元徽年间，著名目录学家王俭主持撰成《宋元徽四年四部书目》（《元徽书目》）和《七志》两部目录书，前者是国家目录，后者是私人撰目。《七志》的成就远远超过《元徽书目》，它不仅开私人编目之先，而且还为目录事业增添了新的内容。
《七志》的体制，在分类上改变了李充的四部分类法，参考了荀勖的《中经新簿》；而主要依照刘向、刘歆父子的分类法，只是略改《七略》部名。《七志》仿效《七略》在卷首写列九篇条例作为各部小序，《隋志》序评论这九篇条例“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因本书已佚，难定是非。尽管如此，王俭恢复刘向、刘歆父子辨章学术这一优良传统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但他却没有很好地继承书录的良规，所谓“不述作者之意”正是其不足之处，不过他尚能“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隋书·经籍志序》），开创了书目解题体制中的传录体，仍不失为有所创新。
总之，《七志》虽有类例不明、论辨不足等缺点，但它的私人编目、著录今书、创立传录等为前人所无，这是王俭在目录学研究上的一大成就。
阮孝绪（497—536），南梁著名的目录学家，他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仲春，独力完成了《七录》这部极有特色的私人目录。此书久佚，但所幸《广弘明集》卷三保存了《七录》序和所附的《古今书最》，使后人不仅得知《七录》的基本概况，而且还对梁以前的目录事业略得轮廓，成为古典目录学中的重要参考文献，根据《七录》序可以知道该书的基本体制和成书缘由。
《七录》的体制主要参酌刘歆《七略》和王俭《七志》而自定新例。全目分为内外篇：内篇有《经典录》《纪传录》《子兵录》《文集录》《伎术录》等五录，外篇有《佛法录》《仙道录》等二类。共为2卷，收书55部，6288种，8547帙、44526卷。《七录》在编撰过程中，曾得到友人刘杳的无私帮助。
《七录》的特色和主要成就是：
（1）《七录》的编目条件和过去不同。前此的目录书多是就国家藏书撰成的。即使如王俭的《七志》虽属私人目录，但也是在编《元徽书目》时进行的，又有主管图书的职权便利，所以使用图书方便。而阮孝绪则是一个被称为“文贞处士”没有政治地位的普通学者，因而不具备这些条件。他只能根据一些私人藏书家目录和官目来整理编目，经过官私目的对校，发现官目“多所遗漏，遂总集众家，更为新录”。这说明《七录》继承和总括了前人的目录成果，是比较完备的综合目录，开启了研究前人目录之先河，摆脱了单纯登录藏书的局限。
（2）《七录》在分类上有所创新。它从图书数量的现实出发，又把史籍从附属地位提到独立部类上来，专立《纪传录》，同时在部类之下又分细类，推动了分类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分类有重要影响。
（3）《七录》“总括群书四万余，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介绍了作者事迹和图书的流传情况。虽然《隋志》总序批评它“剖析辞义，浅薄不经”，但我们不能不看到阮孝绪是在既少藏书，又无助手的条件下，力争恢复刘向、刘歆父子书录传统所作的努力，精神可嘉，其成就是值得肯定的。
（4）《七录》的七分和类名是经过一定研究而确定的，它不像王俭名为《七志》，实为九分那样牵强。它把根据文德殿五部目录体例的图书分做五录列为内篇，而以佛法、仙道作为二录列外篇，既表明列佛道于附录的含义，又确为七分，名实取得一致。
（5）《七录》所收书44000余卷，较之文德殿书目所收23000余卷，增加几近一倍。在南北朝这样一个动乱时期，阮孝绪能在较差的条件下，独力完成这样一部搜罗比较完备的图书目录，确是古代目录事业中的重大成就。
北朝的目录事业
北朝的北魏是汉文化程度较高的朝代。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曾派人检查图书缺少的情况，编定《魏阙书目录》一卷，索书于南齐，南齐藏书本不繁富，而北魏尚向它借缺书，则藏书之少可想而知。《魏阙书目录》是北魏惟一见于著录的一部目录。
北齐在文宣帝天保七年时曾命樊逊等十一人“校定群书”（《北齐书·文苑传》），但史传不载编目之事。唐刘知幾在《史通》中提到北齐时，有宋孝王曾撰《关东风俗录》，记北齐邺下之事，书中有《坟籍志》，记当代著作，开后世地方目录之先声。
北周明帝时，也曾“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刊校经史”（《周书·明帝纪》），但未闻有编目之事。
刘知几《史通》
官修目录和史志目录的发展——隋、唐
隋唐时期，我国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社会经济有所恢复，文化事业也得相应的发展。隋朝虽立国日浅，确也做了不少工作。文帝、炀帝两朝都进行官修目录的编撰，而炀帝时编成的《大业正御书目录》9卷尤有价值，所谓正御书是炀帝指派学者柳从国家藏书370000卷中整理精选出的37000余卷图书，并为之编目。私家目录则以许善心所撰《七林》为著名，可惜已佚而难知其详。隋朝的这些工作，为唐代的目录事业做了铺路和过渡的工作。
《隋书·经籍志》
《隋书·经籍志》，旧题魏徵撰，实际上还有李延寿和敬播二人，它成书于唐初，是继《汉书·艺文志》后的一部重要史志目录。《隋志》主要依据隋、唐时国家藏书，并参考它以前的有关目录书而编成。
《隋志》虽列入《隋书》，但它包括了梁、陈、齐、周、隋五代官私书目所载的现存图书。
《隋志》的材料依据，在《总序》中曾概括说：“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它远受《汉志》影响，近承《七录》绪余，又参考前代目录，对唐以前的图书状况进行了一次总结。《隋志》在各部、类之末都仿《汉志》例写序，简要地说明诸家学术源流及其演变，各类小序都分别说明与《汉志》的继承关系。《隋志》和《七录》的关系尤为明显，《隋志·总序》是目录学文献中的重要篇什，其主要内容即据《七录叙目》和隋牛弘的《五厄论》。《隋志》的体例也据《七录》而有所损益。
《隋志》对前此诸目均搜集整理加以著录，列为《史部·簿录类》。并将前此诸目的见存书汇为一编，合条为14466部，有89666卷。这是《隋志》会聚旧目的部、卷数。撰者对这些又删去了“文义浅俗，无益教益者”，附入了“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总序》），实收了6518部，5688l卷，并明载其数于志目。
《隋志》的收录以撰人卒年为断，凡隋义宁二年（即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以前者收录，唐初始卒者一概不收。
《隋志》按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虽始于魏晋，但现存以四部分类的目录书，则当以《隋志》为最古。但是细察《隋志》的分类，并非是严格的四分。因为它后面还附有道、佛二录，实际上是六大类。在部下分类，计经10类、史13类、子14类、集3类、道4种、佛11种。类下著书。佛、道只计部数，不著书名。在四部中值得注意的是史部。史部不仅有了独立的部类，而且还有了部类的名称。这是史籍发达、史籍增多的必然结果。史部13细类，通计亡书有874部，16558卷，比《汉志》的23部，948篇增加了几十倍，可见我国图书事业的发展状况。
《隋志》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是记存佚。如称梁有、宋有或亡，并以夹注的方式依类附入亡佚书目。小计除子部外，又通计之书，佛、道二录则计残而未计亡书。小计中尚记残缺，但有遗漏未计者。
《隋志》的著录体例是列书名及卷数为项目，而以撰人为注，对撰人不评介而只叙其时代官衔，间或注明书的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其著录也有错误处。清季沈涛所著《铜熨斗斋随笔》中有考证多则，如卷五《晋诸公赞》《氏字误衍》《杨承庆》，卷七《李文博理道集》及《历代三宝记》等则皆为对《隋志》著录的正误。
（1）《隋书经籍志考证》13卷，章宗源撰。
（2）《隋书经籍志考证》52卷，姚振宗撰。
（3）《隋书经籍志补》4卷，张鹏一撰。
章、姚、张三书均见开明《二十五史补编》（四）。
《群书四录》和《古今书录》
唐代的官修目录以唐玄宗时编撰的《群书四录》为最著名。这是开元初年在唐玄宗的亲自过问下，屡易编者，终于在开元九年撰成的一部官修目录，全书200卷，内容繁富，可称是有书录以来的一部巨著。但由于篇幅巨大，成书仓促，必然存在着一些缺点。但这些缺点在一般官修目录中也在所难免。而这部目录能在短期内完成收书2000部、40000卷的编目工作，确属不易，仅以其篇卷之大不能不使它在目录学史上占应有的历史地位。
《古今书录》40卷，是唐玄宗时的目录学家毋煚所作，他曾参加过《群书四录》的编撰工作，可能由于官修目录未能很好地吸取他的建议而自撰了《古今书录》。此书在宋以前已佚。但它的书序被《旧唐书·经籍志》抄录而幸存下来。这篇书序内容丰富，是研究古典目录学的重要参考文献。从这篇书序中得知：《古今书录》每部有小序，每书有撰人名氏及解题。全书共45家，3060部，51852卷。更重要的是此书序深刻地阐述了目录学的作用。
五代十国目录工作的衰落
五代十国目录著作甚少。十国仅从《通志艺文略》著录中知有《蜀王建书目》一卷。五代则后晋刘昫所撰《旧唐书·经籍志》影响尚存，为五代目录事业增色不少。它丰要取材于《古今书录》，体制规仿《隋志》，所录为开元盛时之书。开元以后著述则未收入。《旧唐书·经籍志》是正史目录中的一种，在保存目录学资料方面颇有功绩。
私家目录的勃兴和目录学研究的开展——宋、元
宋仁宗时，命王尧臣、欧阳修等人编撰《崇文总目》66卷。它把所收的30669卷图书分为4部45类。原来类有小序，书有提要，可惜南宋后都被删去，仅存书名。明清时只剩简目，清学者钱侗等曾为辑佚5卷。
宋代十分注重修撰“国史”，而每种国史都有《艺文志》。有《三朝国史艺文志》《两朝国史艺文志》《四朝国史艺文志》及《中兴国史艺文志》等四种，今虽已亡佚，但从其他记载中尚能略知大概。这些目录都是类有小序，书有解题，各志相承而不重复。它虽以国家书目为主要依据，似有官修目录的性质，但它终究附于各朝国史，仍应列入史志目录。它在目录事业发展史上开创了官修当代史志目录的先例。
史志目录有欧阳修所撰《新唐书·艺文志》，它著录图书3277部，52094卷，在记录唐代藏书及唐人著录方面比《旧唐书·经籍志》完备。它在分类编次上有所改进，如废除以部类为“家”而以学术流派分类；非将霸史、偏史合一而删去霸史类名；列笔记杂著于史部杂史部类等等。这对后来《国史经籍志》《校雠略》等目录学著述都有影响。
《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
《郡斋读书志》的作者晁公武，为官多年，藏书丰富。他大约在五十岁任荣州太守时开始编撰《郡斋读书志》。后有衢州袁州两种刊本。
《郡斋读书志》按四部分成45类（袁本作43类），每部有总序，各书对作者、全书主旨、学术源流、篇第次序等都按不同情况，写成提要，可供后世考订典籍所借资。
陈振孙是宋代继晁公武之后的另一位卓有贡献的目录学家。他聚书四十余年，藏书5万余卷。在晚年耗费了二十年的时间，仿《郡斋读书志》的体例，撰成《直斋书录解题》56卷，著录图书3096种、51880卷，与南宋官修目录所著录相差不及万卷。
《直斋书录解题》原按四部分类并有小序，明初亡佚。今本从《永乐大典》辑出22卷，直接分为53类目，但综观编次，仍存四部顺序。它对所著录各书都叙明卷帙，并评论作者，创制解题体裁，并开始以解题名书。它的解题内容涉及甚广，有评论人物，评论图书价值，介绍内容与取材，记述撰述时间及版本等方面。这些资料对后人研究古代学术及典籍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对22卷辑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解题》不仅在宋代卓著声名，也堪称私家目录的双璧。
此外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也是值得注意的私家目录。此目只有书名，不撰解题，但记录各种不同版本，成为我国最早的版本目录著作。通行本缺卷数与撰者，《四库提要》认为是传写者所删削，而非原本脱漏。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郑樵对目录学的研究
对目录学的专门研究始于宋代，而卓然成家的当推郑樵（1104—1162）。他著述繁富，但留传后世的仅剩几种，其传世之作是《通志》200卷。这是一部通史兼专史的名著，而其中的二十略专史最为人所推重。二十略中的《艺文略》《校雠略》《图谱略》《金石略》等“四略”就是郑樵研究目录学理论和实践的成果，其中《校雠略》的影响尤巨。
郑樵《校雠略》对类例、著录和提要三方面反复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特别强调类例的重要性，把图书分类问题提到学术高度来论述，提出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著名论点，发挥存书与明学的两大作用。他创编了《艺文略》来表达其创新图书分类体系。《艺文略》分12类、100家、371种，突破了过去分类的束缚。同时类、家、种的三级类目也使图书归属更接近合理。
郑樵在著录方面主张通录古今，不遗亡佚，全面记有和兼录图谱、金石。他的编目不仅取材于旧目，更着重采录今书，以求编制一份通录。他对于撰写图书提要曾提出“泛释无义”的原则，反对那种不顾实际需要而无区别地从形式上加以全面撰写。他所写的提要主要包括介绍作者、图书篇卷名称及评论内容等方面。
郑樵的精于类例（分类），不遗亡佚（著录）和泛释无义（提要）等论点，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特殊见解，也体现了宋代目录学研究的新水平。
元代的目录事业
元代对图书典籍的编目工作不够重视，现所能见到的国家书目仅有至正二年王士点、商企翁合撰的《秘书监志》中有《书目》2卷，此目无书名、卷数，实际上它只是秘书监的一份图书清单，而不能算作一部正规的国家书目。
史志目录有一部《宋史·艺文志》。它依据宋的各朝艺文志而撰成，但缺乏很好的剪裁编次，所以谬误甚多，而度宗咸淳以后尚有缺略。因而它被《四库提要》认为是史志目录中最丛脞者。
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经籍考》是一部别具特色的目录学名著。马端临（约1254—1323）以二十年的时间撰成《文献通考》348卷。《经籍考》76卷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主要依据晁公武的《群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二书，并博采公私目录及有关著述，分书辑存。《经籍考》各类有小序，各志有解题。其解题是博采众说，汇聚群籍加以排比辑列的辑录体形式。这种辑录有关众说于一书之下，既便于检读，又能保存遗佚，确可以起到“览此一篇而各说具备”的作用（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它是提要目录中重要的辑录体流派。
古典目录学的昌盛——明、清
明清时期，古典目录学由元代颇为缓慢发展的阶段过渡到昌盛阶段。
明初虽注意到“求书”，但未能顾及“校书”，直到英宗正统六年（1441）始由大学士杨士奇等建议对国家藏书登录编目，遂编成明代的国家图书目录《文渊阁书目》。这部书目是国家藏书登录簿性质。全目不分经史子集而以藏书的千字文排次为序，自天字至往字，凡二十号，共五橱，共贮书7297神，其卷数也按此分号编为二十卷。这部目录虽多被后世学者讥评为疏陋，但因它是明代现存的一部官修目录，对于考校当时的图书状况和保存遗佚书资料等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他尚有作为史志目录的焦竑所撰《国史经籍志》。这部书目特别注重分类，其有关分类的论述有足供参考之处。但能代表明代目录学水平的仍应归于私家目录。
焦竑《国史经籍志》
私家目录的丛出
明代的私家藏书比较兴盛，而藏书家又大多撰有目录，形成私家目录丛出的局面。它们大体上以藏书目录及专科目为主。
藏书目录数量较多，其著名的如：
（1）《百川书志》二十卷 高儒撰
高儒字子醇，自号百川子，涿州人，他是一个武人而藏书甚富。他以六年时间，整理考索私藏，三易其稿，写成此目。全目以四部分类，下列九十三门，收书近万卷，每书都有提要。他的特点是在史部之下收录了小说、戏曲之类，反映了撰者已突破传统的收书规范，而这一突破却为古典文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3）《澹生堂书目》 祁承㸁撰
祁承㸁字尔光，山阴人。是明末浙东的藏书世家，聚书达10万余卷，编成《澹生堂书目》。此目原写本未分卷，采用表格式，清人邵懿辰谓其书可分为47卷。它虽按四部分类，而其下细目多有新意。它为便于检索，采取分析著录与互见著录的方法，对同书而卷册版本有所不同，则以又字另著一条；对上下或正续编著作则分条著录；其成目后续收各书皆续附各类之末，因而，它并非简单的登录簿而是自有其例的。
其他藏书目如《赵定宇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和《万卷堂书目》等都是独具特色的著名目录书。
明代私家目录的另一类是专门目录。它虽不如藏书目录繁盛，但也是很具特色的，如周弘祖撰《古今书刻》2卷可称代表作。周弘祖，湖广麻城人，嘉靖时进士，曾官福建提学副使。上编载各直省所刊古籍，下编则录各直省所存石刻，故名书刻。它实际上是出版目录和金石目录的混合体。它保存的版刻资料为考求版刻源流及图书存佚提供方便。其他如讲医籍的有殷仲春所撰《医籍目录》、讲明传奇的有吕天成所撰《曲品》二卷，都含有专科目录的性质。
明代虽有私家目录的丛书，但还只是古典目录学昌盛期的前期，而真正使古典目录学达到昌盛，应该说是清朝。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清朝由于康雍乾三朝社会经济的较快恢复，学术文化得到相应发展，目录学的运用多为学人所掌握，同时，由于清朝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目录学又成为可以直接避免知人论世的避风港，更推动了目录学走向昌盛。
清朝不仅目录学著作的数量超越前代，即从编制体例、收录范围、体裁多样和内容价值各方面看，也都显示出一种总结前代、开启后来的特色。诸多著述中最有成就的便是《四库全书总目》（简称《四库提要》）200卷。它是清乾隆朝纂辑《四库全书》的相连产物，是篇帙巨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全书按四部分类，计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全目共著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6793种、93551卷，有401部无卷数。在编写体例上，部有总序、类有小序、书有提要。它的提要大多定稿于著名学者之手，如由戴震、邵晋涵、周永年和纪昀分任经史子集专典，而由纪昀总其成。这些提要的内容不仅“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而且还“剖析条流，斟酌古今，辨章学术，高挹群言”（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序录），对十八世纪以前的学术进行了一次总结。有的提要后还有案评，主要说明分类归属的移动理由，是研究图书分类的资料。因此，《四库提要》可以说是一部篇帙巨大，体例较备、内容丰富和具有一定学术价值而为前代所未有的目录学名著。这不仅是清代目录事业上的一大成就，也是古典目录学领域中的一大成就。
清朝鉴于《四库提要》篇幅过大，又简编了《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卷。它虽然精简了总序和小序，但有些子目仍附有简短的案语，颇便翻检。官修目录同时编制繁简二本，也是前代所无的创举。
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郑堂读书记》）
后世学者也有些评论，而比较允洽的当推余嘉锡先生的意见。他认为《四库提要》“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同时，他也指出《提要》的不足之处是仓卒成书、取材范围不广，对许多重要目录书未能善加征引，立论有纰缪处，缺少版本项目等等。因而后来出现一些对《提要》进行补正的著述，如补其不足的有《四库撤毁书提要》《四库未收书提要》《清代禁毁书目》《清代禁书知见录》和《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等；其订正缪误的有《四库提要辨证》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等等。这些书都对研究《四库提要》有益。
约与《四库提要》同时，乾隆、嘉庆两朝还相继完成了《天禄琳琅书目》正续编。它记录版刻年代、刊印、流传、庋藏、鉴赏和采择都较详备，是为版本目录学奠定基础的重要著作之一。
目录学研究的开展
清代的编目工作除了《四库提要》所取得的卓著成就外，很突出地表现在私家目录的撰著上。一些著名的藏书家，同时也是学者。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收藏、著录和鉴赏，而是从各个方面研究图书，像撰写专著那样撰写书目，如钱曾（1629—1702），字遵王，自号也是翁，江苏常熟人，是清初“见闻既博，辨别尤精”的版本专家。他曾据私藏编制《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书目》和《读书敏求记》等三种书目，其中《读书敏求记》收录藏书中精华部分634种，专记宋元精刻，对书的次第完缺、古今异同都加标明和考订，不仅是一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版本目录学专著，也开启了后来编纂善本书目之端。
清代有些学者在传统目录体裁外，还用其他形式撰写目录性质的专著。他们从研究学术入手，随读书和研究，按书写成读书记来表述个人心得与见解。经久积累，便撰成有相当学术水平的著作，如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和朱绪曾的《开有益斋读书记》等都为学术界所推重。有的学者通过对图书鉴定研究后加以题跋，这些题跋汇编成书就形成题跋式书目，如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和《荛圃藏书题识》都是这方面的专著。
清代专科目录的编制有了显著的发展，朱彝尊的《经义考》就是这方面的名作。朱彝尊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人，是清初经学、史学、文学、目录学各方面都有成就的学者。所撰《经义考》300卷是历经多次修订刊印的一部经学专科目录。《经义考》不仅注明图书的存、佚、阙或未见，又按书汇辑有关序跋、传记及评论等参考资料，成为辑录体提要目录中空前巨著。同时代的学者就赞誉这部目录书是“非博极群书，不能有此”和“微竹垞博学深思，其孰克为之”（《经义考》毛奇龄、陈廷敬序）等语，而其影响及于国内外，日本学者所撰《医籍考》和章学诚的《史籍考》都受到它的重要影响。
在目录学理论研究上当以章学诚为代表。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是乾嘉时期的史评家与目录学家。他除以多年心力撰著过《史籍考》（咸丰六年稿毁于火）外，着重探讨研究了目录学的有关理论。他虽然不同意目录学的专名而标举校雠学，并为自己的专著命名为《校雠通义》，但他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目录学领域中的问题。《校雠通义》一直被后世学者公认为目录学专著，书中标举宗刘（向）、补郑（樵）、正俗（说）的著述主旨。他评价了郑樵在编目分类上的卓识，也提出了对郑樵某些论点的不同见解。章学诚以揭示图书内容为出发点来研究目录学，标举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他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经”看做古代典章制度的记录，按图书资料提供使用；他把编撰目录提到学术高度来对待。他认为写类序的工作是：
著录部次，辨章流别，将以折衷六艺，宣明大道，不徒为甲乙记数之需。（《校雠通义》内篇一《原道》）
他又认为写提要的工作是：
推论其要旨，以见古人之所言有物而行有恒者，则一切无实之华言，牵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几辨章学术之一端矣。（《校雠通义》内篇一《宗刘》篇）
总之，他把撰著目录看作为探求图书内容，以备研究学术源流的工作，而非编排登录的单纯技术性操作。他主张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目录工作。他认为图书资料主要是为学术研究作“聚粮”和“转饷”的后勤工作。他的这种主观上强调目录应该以为学术研究服务为主要任务的观点，比过去那种只在客观上起了为学术研究服务的作用，确是一种突破，而成为清代目录学研究中的一大成就。
随着目录事业的发展，若干有关学科如分类、校勘、版本、考证诸学也多兴起而成为专学，从事学者，为数甚多，人才之盛，前所未有。即如分类，当时四部分类已成定例，而著名学者孙星衍为其宗祠所编《孙氏祠堂书目》则不依四部分类，直接分为十二属，在改变图书分类上有它的创新意义。在校勘学方面，除享有盛名的顾炎武、戴震和段玉裁等大力倡导，提出过具体要求和方法外，卢文弨和顾千里是专精校勘的魁杰。卢文弨“家藏图籍数万卷，皆手自校勘”（钱大昕：《卢氏群书拾补序》，见《潜研堂文集》卷二五）。顾千里不仅在国内“以精校雠名”（冯桂芬：《思适斋文集序》，见《显志堂稿》卷二），而且日本学人也誉之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神田喜一郎：《顾千里年谱》）。他们的校勘成果都是目录书中重要的著录资料。他如黄丕烈之精于版本，钱大昕之深于考证以及其他学者在这些有关学科方面的成果都为清代目录学提高到学术研究水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近代以来对古典目录学的研究
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古典目录学虽然没有过去兴盛，而且由于西学传入，西学书目的编制和西方图书分类法的介绍等等，使古典目录学渐渐失去“独尊”地位。不过，在研究工作方面，它仍有不少值得称道的成果，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史志目录的补志
清代前期做了不少补志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近代仍续有所补，如姚振宗的《后汉艺文志》《三国艺文志》，曾朴的《补后汉书艺文志》以及吴士鉴、文廷式和秦荣光三家的《补晋书艺文志》等。其中尤以姚氏二志为最著声誉，他不名其书为补，一则表示自视所作为创作而非补缺；二则无视前期补志的钱大昭、侯康、顾櫰三诸家而自命为一家。梁启超曾特论二书特色有五点，并誉其书为“清代补志之业，此其最精勤足称者也”（《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见《饮冰室文集》专集第十八册）。史志目录经过清前期和近代的补换，大致已可构成一部完整的综合目录。
（2）丛书目录的编制
综合目录虽始于宋，但至明清，特别是清以来始有显著发展。清嘉庆时对丛书所收诸书已感难于搜检，于是有顾修首创编录丛书之目，辑录宋元以来261种丛书，编成《汇刻书目初编》10册，成为第一部丛书目录。近代以来又续编多种，著名的有光绪时朱学勤、王懿荣的《汇刻书目》20册，收书567种。1918年李之鼎增订的《增订丛书举要》收书1605种。他们都采用分类排列法。1928年沈乾一编辑的《丛书书目汇编》收书2086种，改为字顺排列，比较方便。但是这些丛书目都没有子目索引，因此只能利用它了解某一丛书中收多少种书和所收何书，而无法检寻某书或某人著书是否在丛书内。1930年前后，金步瀛编《丛书子目索引》收书400种，施廷镛编《丛书子目书名索引》收书1275种，改正了过去的缺点而有利于检书了。丛书目录是在丛书发展的客观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型综合目录。
这方面不容忽视的就是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所进行的编纂引得工作，这对图书的检索和利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中《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是对史志目录的一项综合研究工作。
（3）地方文献目录
地方文献目录始于宋人高似孙的《剡录》（剡，浙江嵊县）。清代前期所撰方志多有艺文、经籍之志，而单行地方文献目录则以近代吴庆坻《杭州艺文志》10卷和孙诒让《温州经籍志》36卷为最著。它不仅便于求书检书，反映地方文化发展状况，而且还能借此发掘出重要人物的遗佚著作或非知名人物的重要著作等等。
（4）初学目录
目录学对于初学者来说，颇有难于入手之苦。《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应说是最早的一部古典目录学初学读物。近代以来，又有张之洞于光绪初年所写《书目答问》。此书简要易读，过去学者多受其益。如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自称，他的学问“是从《书目答问》入手”（陈垣：《余嘉锡论学杂著序》）。此书虽因所处历史时代而有所局限，遂有一定缺陷和过时之感，但姑且用作熟悉和掌握一部分古籍的基本情况，尚属可用。近人范希曾为此书《补正》，增补订正甚多，尤便初学，而其书更得广泛流传。
（5）新编目录
近代还有许多目录学家一依古典目录书的体制新编私家目录多种，丰富了古典目录学这一领域的库藏，如近代四大藏书家——海源阁、铁琴铜剑楼、皕宋楼、八千卷楼所撰私藏善本书目录。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广搜异本。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的求书海外。孙殿起《贩书偶记》的补续四库书目。罗振玉《敦煌鸣沙山石室书目》的反映新的图书情况。陈垣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对所收三十五种书籍都略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对各书书名、略名、异名、撰人略历、卷数异同、版本源流、内容体制、史料价值等均加分析叙述，无异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释家目录。还有为配合某种大书的刊行而相应地编制该大书的书目，如商务出版《四部丛刊》《丛书集成》，中华出版《四部备要》后，便有《四部丛刊书录》《四部备要书目提要》和《丛书集成初编目录》等书目，提供版本、著者、卷目等项资料，而《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前所载《百部丛书提要》介绍所涉及诸丛书内容，编者和编印历史等，尤有参考价值。所有这些，都是依照旧体裁而有新内容的新编书目。
孙殿起《贩书偶记》
（6）目录学研究专著
古典目录学的研究方向，大体不外二途：
一种是对古典目录学名著的研究，如姚振宗的《隋书经籍志考证》和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可称这方面卓有贡献的两大名著。余先生所著经始于光绪二十六年而辍笔于1952年，先后历五十余年，数易其稿，乃成此“一生精力所萃”之作（《四库提要辨证》序录）。二书篇帙繁富，功力至深，是古典目录学研究中可珍贵的学术遗产。
另一种是对目录学学科本身的研究。这方面著作较多，而以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与余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为最著。汪著引证详实，论列详明，于少所依傍之际，创写此书，实为难能。余先生所著对历来目录书体制、源流以及历代目录书类例沿革等皆阐述甚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目录学专著。
一九九六年一月修改旧稿
原载于《古典目录学研究》，来新夏、徐建华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作者简介
来新夏教授（1923 ~ 2014），浙江萧山人。1942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1951年到南开大学任教。曾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图书馆馆长、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南开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历史学、方志学和图书文献学研究方面，成果宏富，多为开创之作。著有学术专著30馀种，整理古籍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