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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编史学的科学哲学与历史哲学问题
一、历史、编史学与科学编史学 由于本文主要讨论的是科学编史学问题,所以有必要把涉及到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学术结构等问题作一交待.
作 者：任军 Ren Jun 作者单位：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温州,325011刊 名：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英文刊名：MANAGEMENT AND REVIEW OF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4“”(4)分类号：B0关键词：
关键词：希腊哲学；科学哲学；水原说
古希腊哲学是欧洲哲学之始，是人类认识史上伟大的思想宝库，对后来哲学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恩格斯曾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因此，希腊哲学中的一些科学因素对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有着深远影响。若无苏格拉底的伦理哲学等哲学假说的研究，也不会有近现代的西方乃至世界的社会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的社会科学伟大成果。
哲学概念在古希腊的内在底蕴是思考希腊哲学中科学因素的理论参照和逻辑始点。由于哲学内涵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要以哲学在希腊的本义为依据而不应该涉及近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理念。希腊人最初将哲学称为“智慧”。后来苏格拉底为了与诡辩学者相区别，称自己是爱好智慧的人。因此爱好智慧、流传智慧便是哲学的意思。因而哲学是“智慧”及其追求过程的统一体。
有关智慧在古希腊的理解，亚里士多德认为，“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我们不以官能的感觉为智慧；谁能懂得众人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可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很明确；智慧是一种关于事物普遍规律的知识，智慧告诉人们的不仅是有关事物的一般“what”，更重要的是“why”。他又指出：“谁能更善于并更真切地教授各门知识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这些论述虽有一定局限性，但可见哲学在古希腊有以下特征；1、哲学研究对象是有关事物深层的原理和原因的知识，而非表面的显现知识。2、哲学具体内容是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的体系，它根植于对自然、社会发展和规律进行的具体探索和认知过程中而决非宗教信仰。3、哲学思维方式是逻辑抽象的，是人们借助抽象思维对概念和规律的提升与把握的过程及其成果。因此对“自然”、“宇宙”及其“本原”的终极追问和探讨贯穿于希腊哲学始终的问题，兼具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双重任务。因此哲学在古希腊所代表的内涵就体现了其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包含了自然的真实性、普遍性、规律性在其中。
有关古希腊哲学起源的认识主要有四种观点：宗教说、阶级说、概念说、水原说。但是国内外有关论著往往都把泰勒斯率先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的哲学命题视为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一人。罗素认为，“每本哲学教科书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哲学始于泰勒斯，泰勒斯说万物是由水做成的。”在哲学起源中有多少科学因素呢？须从哲学起源加以反推，自泰勒斯向前追溯，追寻一下作为潜在哲学形态下希腊人的认知成果及其发展轨迹。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在希腊的形式有：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它们渐次进化，最终进入了哲学王国的门槛。科学技术是人类最基本需要过程中的经验积累与概括。科学技术及科学思维作为潜哲学形态的思想意识，从一开始就彰显了对古希腊哲学普遍性、客观性、规律性和精确性的思维气质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文学艺术是潜哲学时期另一主要形态，早期的人类在与自然与他人交往中，猎取了某种自然物的胜利而欢乐中，逐渐懂得了一种特殊需要表达和流露。这些生活情感经语言提炼和思维加工后便形成了最初的文学艺术，反映了他们原始而真实的精神、心理、情感和文化的内容，包含着后者对自然法则关切的萌芽，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古希腊宗教神话的思想形式、表达方式和研究内容接近哲学，广泛涉及自然、人生和社会各个领域。在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神是整个希腊世界的折射与再演。古希腊哲学就是在神话之中发现它隐藏着的其它意义并推侧更深的逻辑规律。这影响了早期希腊哲学的思维意向的追寻。综上所述，早期希腊的科学思想、文学艺术和宗教神话作为哲学思维的潜在形态，潜在地规定了后来起源的自然哲学，是后者最为重要的思想基础。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基于潜在哲学时期的思辨，通过经验归纳得出的：生命本身的维系对水的依赖，对生物之水状源的观察，水的三态转化和可塑性，以及水作为常见组分存在于多样物体中，泰勒斯得出结论——水是万物的本原。水原说首先对世界的本原问题做出了朴素唯物主义的回答，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水构成的，而不是神所创造的。这是第一个与宗教蒙昧相对立的唯物论的世界现，表明人类智慧已祛除了神话迷雾，透露了人类理性思维的神圣之光。关于水是万物的根源，标志着人类认识从直观幻想朝观察思考过渡，开始了人类以科学分析与哲学概念认识世界的新纪元。
科学、常识或神话之间最重要区别是科学的探索性。该探索和批判的精神和谐一致地贯穿于古希腊哲学的思维方式中，在新的推测和批判的过程中求得发展。希腊哲学充分体现了借助于思维内部的逻辑力量实现超越性和独创性发展。他们在经验观察和理论思维的结合中，注重对自然基本原理的研究，形成了以思维抽象和理性逻辑为表征的系统知识，这种探究模式又反过来助推了以抽象思维为基础的求知自然总体原因的思维飞跃。
古希腊时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黎明时期。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最初的自然科学尚不可能独立地对自然界进行解剖研究，而是在哲学的母体内孕育萌生，借助于哲学的思维形式去思辨地、臆测地把握自然界。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在古希腊哲学中占有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9.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79.
一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科技伦理教育, 提高他们的自身素质
科技带给人类的一切负面效应不能归结于它自身, 但是科技活动、科技方法、科技成果以及成果的运用等, 很大程度上渗透着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的因素。爱因斯坦曾说:“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么用它, 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 完全取决于人自己, 而不取决于工具。”科学伦理和科技工作者自身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前景。科技伦理教育, 能够使科技的利用置于合理的道德理性的指引之下, 达到最大限度减少出于恶劣目的运用科技成果的效用。此外, 合乎道德理性的科技伦理还可以弥补单纯的科技理性之缺陷, 加强科技工作者对于科技开发、科技成果运用的道德责任感, 就可以发挥科技伦理在科学技术运用中的积极作用, 明确人们的科技行为, 从而带来有利的结果和正面的效应。
二正确看待科学技术本身在消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中所起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不应归咎于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 相反恰恰是由于欠发达的科学技术所引起的。那些认为科学技术发展过度或发展到极限的观点是荒谬的, 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 无一例外不是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来化解。高科技的开发与运用通常可以加强科学技术的正面效应, 弱化或消解旧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且科技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日益在弱化与消解科技负作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适当行政干预是科学技术正确发挥效用的必要手段
四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倡导公众参与, 增强公众科技意识
尽管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自身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负面效应, 但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运用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限制, 因此旨在利用科学技术自身的力量来解决人类社会问题的想法事实上是不现实的。大力弘扬人文精神, 增强公众科技意识是消解科学技术负面效应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功能和作用不能只从科学技术本身去理解和说明, 更应从人和社会的角度去把握和解释, 只有在人和社会的指引和调节下, 在那些高尚的人文精神熏陶之下, 科学技术才会朝着造福人类的方向健康发展, 而最大限度地减轻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此外, 还应正确发挥社会公众的作用, 积极倡导公众参与, 加强对公众的科普宣传, 尤其是那些给人类社会造成较大影响的科技成果, 理应在运用之前使公众有一个基本的、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这是解决科学技术的负效应的群众基础。
总而言之, 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 要正确地对待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 克服其消极的作用。反对科技悲观主义一味否定科学技术正面效应的做法, 对科技的功能进行积极反思, 充分发挥科技的有利作用。我们坚信, 只要人类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 人类的明天会越来越美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2][美]杜卡斯·霍夫曼.爱因斯坦谈人生[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4:72
考试科目：科学技术哲学
招生专业：科学技术哲学
一、简答题（选4题，每题12分，共48分）
1、列出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和自然哲学的主要著作（至少4种）
2、近代欧洲哲学中唯理论和经验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谁？
3、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有哪些？简述实证主义的主要特征。
4、简述什么是特设性假说？
5、亨普尔认为科学说明（或解释）主要有哪两种模式？
6、简述卡尔波普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
二、论述题（选2题，每题26分，共52分）
1、试论实验及其在科学中的作用
2、试对以库恩为代表的科学哲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作一评述。
考试科目：科学史
招生专业：科学技术哲学
简答题（40分，每题4分）
1、在科学史学科的百年历史上，出现了哪三种重要的编史方法？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谁？
2、写出三位希腊化时期科学家的名字及主要成就。
3、中国传统科技中的四大学科、三大技术和四大发明分别是什么？
4、赫尔蒙特为了证明“万物源于水”这个古老的命题，做了一个什么有名的实验？
5、哈维在他的《心血运动论》中提出了什么学说？
6、瓦特对蒸汽机的关键改进是什么？
7、写出三位对氧气的发现有贡献的化学家的名字。
8、写出三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建立有贡献的物理学家的名字。
9、写出三位对量子力学的建立有贡献的物理学家的名字。
10、原子弹爆炸和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分别是哪一年？
论述题（60分，每题15分）
1、在五千年人类科学的发展历程中，一段时期里某些地域或者民族对当时的科学发展做出
了较大的贡献，我们称这些地域或民族是当时的科学重心。试描述五千年中科学重心的变迁情况。
2、试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在近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3、由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经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的卓越工作，最后由牛顿集大成而得
以确立。试分述他们的贡献。
关键词：科学哲学主义；库恩；拉卡托斯
0 引言
作为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和拉卡托斯分别提出了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这两个模式有其发展动力和内涵。尽管他们对于哲学科学发展的真正历史还有距离，但却推动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引领人们领略到科学哲学理论内在的规律和本质，强化了对于科学哲学主义理论的认知。
1 从本体论视角比较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主义理论
1.1 科学哲学主义理论内容的比较
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与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有其共性，也有其不同。库恩是基于波普尔朴素证伪主义之上，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理论，则更为清晰化、细致化和规范化。
1.1.1 库恩范式科学哲学理论的内容
库恩范式理论是其科学哲学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内容，要了解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必须首先了解范式理论；而了解范式理论就要先了解范式与“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和关系。“科学共同体”是同一个领域的科学研究者的团队集体形式，他们对于该领域内的问题有接近的理论基础和兴趣，范式是与“科学共同体”互为前提的关系。范式理论是“科学共同体”共有的信念，它在科学研究者进行科学实践时起到了引领和趋同功用。范式的这种信念支撑了“科学共同体”的理论认同，范式为该领域的科学研究者提供了科学研究的空间范畴，为科学研究实践的纵深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我们同时应当看到，这种范式一旦存在理论结构上的缺失，就会使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实践偏离真理的轨道。
1.1.2 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内容
拉卡托斯建构了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其学术背景是批判理性学派和历史主义学派的结合，涵盖了波普尔和库恩的合理研究要素，被称之为“精致的证伪主义”。其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①硬核结构。它是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基石，是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根本部分、不可否定的核心部分。②保护带区域。它是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辅助性部分，主要用于应对硬核的质疑和批判，它通过对假说进行调整的方式或者用新的假说替代原有假说的方式，化解质疑，保护硬核。③启发法。有正面启发法和反面启发法两种，一种是正面地引导科学研究者进行某项工作，一种是从反向告诉科学研究者不能够去做些什么，从而避免硬核被否定。
1.2 科学哲学主义理论特征的比较
1.2.1 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基本特征
库恩对科学动态发展模式的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它在科学动态发展模式中，阐述了科学是如何发展的、科学是如何进步的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波普尔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的传承，将科学进步的理论进行总结，认为科学进步的脉络可以归结为：前科学时期—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危机时期—科学革命时期—新常规时期—新科学危机时期，显示出一个初始到完善、从成熟到衰退的过程。
1.2.2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特征
拉卡托斯继承了波普尔的动态科学发展模式以及库恩的科学动态发展模式，并增加了科学动态发展的进化阶段和退化阶段的交替发展内容。其中科学发展的进化阶段，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一个阶段。他认为，科学新问题的出现是对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的完善和优化，而不是根本性的否定。科学发展的退化阶段，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二个阶段，这是指当保护带的调整或辅助条件的假设都无法保护硬核时，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不得不否定和创新，这也是科学动态发展过程中的危机时期，进入了科学的退化阶段。新旧纲领的替换，是拉卡托斯表述的第三个阶段，它是用新的科学研究纲领替代原有的科学研究纲领，这必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前提是旧有的科学研究纲领已经对新的问题无法适应和调整的状态下而产生的，这就使科学实践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过程。
2 从认识论视角比较库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学哲学主义理论
2.1 科学进步观的比较
在科学进步的领域之内，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的一种共同信念；拉卡托斯却认为，科学的进步是由于经验的不断累积而生成的。
2.1.1 库恩的科学进步观点
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范式是“科学共同体”内心中的共同信念。科学并不存在进步的问题，而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信念的改变问题，是一种心理因素。他对科学进步的态度表现为不认同继承或者发展之说，他引用了格式塔转换这个概念，认为新旧范式之间并不存在相联性，只是“科学共同体”对于外部世界认识的改变，当范式无法解决某一问题的时候，可以选择使用其他的范式工具。
2.1.2 拉卡托斯的科学进步观点
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存在内在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在其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中，他认为科学是经验不断累积而导致的进步。尽管这种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我们也看到，科学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类对外部世界的不断认识和认识能力的不断增强。
2.2 科学真理观的比较
2.2.1 库恩的实用主义真理观
在真理观态度上，库恩所创立的范式理论蕴含有实用主义的思想。他将范式作为“科学共同体”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这便是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出发的。他对真理的态度也建立在不可知论的基础上，并具有浓厚的心理学概念。他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有一定的局限性，他不认为真理客观存在，而认为真理存在于“科学共同体”中科学研究成员的心中。因此，库恩并不注重对真理的追求，而侧重于对科学实践者心中的范式感知。
2.2.2 拉卡托斯的经验主义真理观。
在科学研究纲领理论之中，拉卡托斯以经验作为科学研究纲领理论的基础。他认为，科学研究纲领的真理以外部经验的真假为前提。即如果外部经验是真实的，则科学研究纲领的理论也是真理；而如果外部经验是虚假的，则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就不是真理。也就是说，在拉卡托斯的认识中，认为任何理论都以经验为前提，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的唯心主义观点迥然不同。
2.3 认识方式的比较
库恩的范式理论的认识方式，是在科学实践者达成科学共识的前提下建立的理论，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称为科学理论；而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则认为，在经验不断累积并且不断地有预想的空间理论，才能够被称为科学理论，他注重的是量变到理论质变的过程。
3 结语
综上，库恩提出的范式科学哲学主义理论与拉卡托斯提出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都是科学哲学发展史上不可缺少的学说内容，他们是以前理论的批判性传承，具有不同的历史地位。对于这两种科学哲学理论的比较和辨析，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依循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来研究科学史，并深入认识科学哲学观理念和思想。
参 考 文 献
[1] 王有全.拉卡托斯纲领与经济学方法论[J].商业时代，
2011（27）.
[2] 申宁.浅析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J].科技创业月刊，2011（2）.
[3] 斯洪桥.析《淮南子》天人同构的内涵及其理论价值[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4] 周文华.论科学划界的标准[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5] 曾三侠.论范式的两种建构[J].滁州学院学报，2010（1）.
[6] 阮春晖.宋明儒学中的异端之辨[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
[7] 王鑫.解析库恩范式[D].曲阜师范大学，2012.
一信息时代的哲学转向
当代社会从技术形态上普遍经历着一场“技术转型”, 就是从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转型, 或称为技术与产业的“信息化”进程。当代信息技术的主干部分一是计算机, 二是网络, 它们在一定意义上造就了当代社会的性质和面貌, “重造了社会的物质基础”, 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被视为“整个世界最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因素”[1]。由于技术与哲学之间具有连续性, 即“技术史本身的结构会激起特定的哲学态度”[2], 所以, 信息技术不仅会因为改变社会而造成相应的社会观, 而且也会因为改变世界而造就相应的世界观或宇宙观, 就是说, “今天的信息革命不仅影响我们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 甚至影响我们对宇宙性质的理解”[3], 也就是在哲学的层次上对人的心智产生影响, 甚至可以说“从未有任何技术像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那样对哲学造成了如此大的影响”[4]。
信息技术对哲学的这种直接影响结果是催生了信息技术哲学的产生, 形成信息时代的一种哲学“转向”: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引发了哲学的“信息转向”进而“信息技术转向”, 造就了“信息哲学”进而“信息技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 信息技术哲学是信息技术兴起及新技术革命的必然产物, 它从特定角度反映了信息技术对世界的影响, 从而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内容, 拓展其研究无疑会极大地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信息时代的本体论特征, 把握信息社会的哲学面貌。
如果将信息技术哲学视为一种技术哲学, 那么它就是一种新兴的技术哲学, 它是技术转型所引起的技术哲学的转型。如果按维纳对世界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三分法”, 那么“基于维纳自己的分析, 可以对三种基本的不同类型的技术加以区分:转换物质的技术 (锤子和生产线) 、产生和转换能量的技术 (发电厂和发动机) 以及转换信息的技术 (通信系统和计算机) 。”[5]331可以说, 人类社会分别经历了以“物质” (材料) 技术为主的时期 (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 , 以“能量” (能源) 技术为主的时期 (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原子能时代等) 和以“信息” (知识) 技术为主的时期 (信息时代) , 从而实现了从质能型技术为主导的技术时代到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时代的转型。随着这一转型的发生, 无论是我们的技术观还是我们的技术哲学也必须随之转型, 信息技术哲学由此也必然取代经典的质能技术哲学成为新时代的主导性的技术哲学。
今天, 信息技术从多方面表现出“核心技术”、“主导技术”甚至“元技术”的特征和价值。例如, 当代信息技术正在通过“信息化”向一切技术融合, 尤其是使生产技术得以信息化而成为自动化或智能化生产系统;它还使其他一切先进技术都实现数字化、网络化, 甚至一切人工物品都将通过物联网技术而“互联”起来为人所便捷而高效地管理和使用;此外, 当前技术发明和创新中, 技术的设计 (知识创新) 和流程控制 (信息处理) 日益成为核心问题;甚至材料和能源问题的技术性解决也主要在于提高对它们的利用效率或寻找替代品, 这也依赖于技术知识的创新。这样, “延长人脑”的信息技术就对于辅助人实现这些技术目标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成为技术系统中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一切技术问题的关键要素。某种意义上, 信息技术将当前的技术问题和技术系统会聚起来, 形成整体性的协同发展和进化, 并起到了“主导”和“核心”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 技术的巨大威力无疑可以进一步归结到信息技术的巨大威力, 因而对一般技术的哲学认识随之就需要进一步深入到对信息技术的哲学认识。
不仅如此, 当代信息技术主导当代技术形态的关系还可再加推展, 从而可以发现历史上的信息技术也曾起到过类似的重要作用。例如印刷术对工业革命的作用就是如此:“印刷术是复杂手工艺的第一次机械化。它创造了分布流程的分析性序列, 因此就成为接踵而至的一切机械化的蓝图。印刷术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可重复性。这是一种可以无限生产的视觉性表述。它的可重复性是机械原理的根源。谷登堡以来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就是这个机械原理。印刷术产生了第一个整齐划一的、可重复生产的产品。同样, 它也就造就了福特牌汽车、第一条装配线和第一次大批量生产的商品。活字印刷是一切后继的工业开发的原型和范型。没有拼音文字和印刷机, 现代工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作为印刷术的拼音文化不仅仅塑造了生产和营销, 而且塑造了生活的一切其他领域”[6]。可见作为传统信息技术的印刷术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印刷和印制材料的大批生产……这些东西所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相互沟通的方式, 而且还有整个社会如何组织的问题。”[7]历史上的信息技术早已表现出来的重要作用, 使得广义的信息技术从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哲学特征, 体现了信息技术哲学在整个技术哲学视野中的重要地位。
可以说, 今天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哲学范式的转换和变革, 由此形成的新研究纲领将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方法, 从而形成“哲学的信息技术转向”[8]。这也是因为我们必须借助信息技术来把握世界, 所以信息技术建构了我们所把握的世界即哲学世界观。这一特征表现在哲学学科的发展上, 一般技术哲学就会分化出包括信息技术哲学在内的一系列全新的部门技术哲学。这一特征表现在研究视野上, 信息技术哲学就是用哲学洞悉信息技术和用信息技术来丰富哲学的双向过程, 可以使双方获益:它既使信息技术的哲学解释力和世界观影响力在时空维度上得到扩展, 也为哲学尤其是技术哲学的发展开拓新领域;它是技术作为哲学对象的一种信息化转型, 也是时代性技术转型的一种哲学提升。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探究信息技术的哲学功能, 揭示信息技术的形而上意义, 发掘信息技术的深层价值:它对人和世界的根本影响是什么?它最应该被把握的特征是什么?从哲学上运思信息技术的最主要方向是什么?它展示的最能启发人类哲学心智的前景是什么?这一特征表现在改变世界的意义上, 即从实践哲学的角度上, 则使我们看到:借助信息技术所形成的人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导向我们对世界的改变, 尤其是计算机技术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方向发展、互联网向物联网的方向发展、人机接口向脑机接口和知行接口的方向发展, 都可以使信息技术通过“效应技术”来实现对对象的物质性改变, 从而行使或延伸人的实践、行动功能, 即实在地改造世界的功能。
信息技术哲学的兴起还标志:不仅技术可以进入哲学的视野, 而且作为一种具体技术形态的信息技术也可以进入哲学的视野, 甚至这是一个更能激发出哲学问题的新领域。透过对信息技术哲学所涉及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人本论等引人入胜的问题加以研究, 可使哲学的视野和成果达到新的深度、高度和广度, 成为繁荣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海姆曾说, 以网络和计算机为代表的虚拟实在技术是形而上学的实验室[9], 这也意味着当代信息技术具有空前强大的哲学启迪功能, 而信息技术哲学的使命就是不断去实现这种功能。
二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现状
国外于20世纪末提出了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的概念, 与此相关的提法还有“信息科学与技术哲学”、“信息和通信技术哲学”等, 拜纳姆等认为这一哲学如同一只凤凰正在起飞, 哲学随之转型, 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出现。[4]进入21世纪后, 著名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在他参撰的由信息哲学家弗洛里迪主编的《计算与信息哲学指南》一书中, 专门介绍了“信息技术哲学”, 认为它可视为技术哲学的一个“特例”;他从“信息”和“技术”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含义, 组合出四种意义上的“信息技术”:拼音书写、书籍和相关文本、电子和源代码信号的传输、高表征电子通信的媒体, 这样才可囊括它的全部含义;他认为信息技术中包含四个层次的哲学问题:伦理学、政治哲学、心理学-认识论、心理学-人类学, 而最终都导向本体论层次。米切姆还认为在技术哲学中存在的工程传统和人文传统同样存在于信息技术哲学中。[5]一些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上也将信息技术哲学作为会议的议题, 如2005年6月2—4日在瑞典马拉达伦大学召开的欧洲计算与哲学年会的议题三就是“信息与信息技术哲学”[10]。2009年荷兰特文特大学的技术哲学家布莱 (Brey) 和索拉克 (S9raker) 发表的长文《计算和信息技术哲学》对信息技术哲学的纲领和研究框架加以了初步的描述, 认为该研究的纲领应该是宽广的和多样化的, 涉及的问题有计算系统的性质、虚拟世界的本体论地位、人工智能的限度、数据模式的哲学方面、赛博空间的政治规则、因特网信息的认识论、信息隐私和安全的伦理方面等等;他们将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概括为五个:计算哲学、计算机科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新媒介和因特网哲学、计算机和信息伦理。他们认为, 信息技术将新的光亮投射到传统哲学问题之上, 提出了一些在传统哲学框架内不易触及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1]
作为技术哲学新型分支的信息技术哲学, 其内部还有更加微观的分支, 形成“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在这方面, 国外的研究可以说形成了两个方向的“分支”, 一是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 二是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
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 即是从哲学的不同侧面 (如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哲学或人本学等) 对信息技术加以的研究。麦克卢汉的媒介哲学[12], 波斯特的“信息方式”[13], 卡斯特的“信息主义”[1]可以说构成了关于信息技术的“社会历史哲学研究”, 所形成的“信息技术决定论”的哲学观念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个方向上还有关于信息技术的道德哲学研究[14];关于信息技术的美学研究[15]和关于信息技术的人本学研究 (例如关于cyborg (1) 的超人主义研究[16]31) 等都是目前的热点问题, 呈现出这一领域的不断成长和走向兴旺的局面。
可以说对信息技术的人本哲学研究是信息哲学的这一分支研究中最为兴盛的领域, 其中赛博人与虚拟主体所引发的哲学问题最为引人关注。在研究者看来, 信息技术正在开始变成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就像假肢技术所发挥的功能一样, 后者取代或增加了人的生物功能, 将人类变成赛博人, 从而改变人的性质。那么这种变化是好事从而是值得的吗?来自于认知哲学家的看法以安迪·克拉克为代表, 他认为信息技术已经延伸和协同建构了人性, 特别是人的认知。他得出的结论是:人是自然出生的赛博人。[17]西蒙·杨的超人主义 (transhumanism) 也对赛博人理论持正面的看法, 他认为这一技术的目的是通过人的增强来增加人的自治和幸福, 消除人的苦难和疼痛 (可能的话也包括死亡) 。于是达到一种超人类或后人类的状态, 其中身体的和认知的能力靠现代技术而增强。[16]生命保守主义 (bioconservatism) 则反对上述看法, 认为人性不应该通过技术来改变, 人的增强是非自然的, 会损害人的尊严和平等, 并且是身体上和物理上有害的。[18]而谢莉·托克认为虚拟身份的变化证实了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关于主体的理论, 表明自我是被建造的、多重的、境遇性的和动态变化的;这些不同的虚拟身份背后没有一个稳定的自我, 这些身份连同在真实生活中投射出来的其他身份一起, 集合地建造了主体。[19]马修斯看到电子人和虚拟身份之间的关系, 认为两者都为相似的原因受到支持或谴责, 也就是它们都颠覆了传统的固定身份的概念, 甚至还掩盖了人的真实性, 使人缺乏责任感。[20]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对因特网的意义加以了理论性的探讨, 认为21世纪出身的人可能是能将下线和在线清楚区分开来的最后一代人, 并认为信息社会正在变成“信息器官的链接”或“信息人” (Inforgs) , 抑或说我们正在成为“唯一的能够创造并适应一种综合环境的生物物种”[21]。而一种更包容的看法, 是认为人的身体与数字技术存在一种协同进化的关系。
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 就是对信息技术的不同领域或侧面所进行的哲学研究, 目前较为流行的有计算和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通讯技术哲学、赛博哲学、数字哲学、媒介哲学、虚拟实在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等等, 例如阿伯丁大学哲学教授戈登·格雷厄姆的《网络:哲学的探索》是网络哲学的早期代表作, 书中讨论的问题有:网络是怎样影响我们的身份概念、道德观念、审查制度、虚拟现实和社区、民主、想象力的?他还调查了如下问题:网络的新意、网络中新的政治方式和形成社区的可能性、还有个人隐私问题等。[22]
也有将哲学分论与信息技术分支结合起来形成的研究领域, 如“数字形而上学” (Digital Metaphysics) 、“互联网认识论” (“Internet epistemology) 等。互联网认识论最初是由保罗·萨嘎达 (Paul Thagard) 用来称呼互联网上的科学信息活动中的认识论的[23], 而今它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互联网认识论所探讨的问题包括:互联网信息的认识论特征, 互联网信息生产和消费的规范内涵, 互联网相关活动 (包括信息利用、管理和生产) 的认识论, 阿尔文·古德曼 (Alvin Goldman) 把互联网的认识论问题归结为相关性和可靠性问题。如果相关性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就导致信息过载的问题;信息过载导致受众的信息疲劳, 甚至变得在决策能力上的瘫痪, 或使他们对关心的问题停留于不知情。[24]可靠性问题主要在于任何人都可以把信息放到互联网上, 网站缺乏选择信息和提供参考文献的标准, 这被安通·韦德 (Anton Vedder) 称为内容标准和系谱标准 (content criteria and pedigree criteria) , 后者是信息背后的人或组织是否具有权威、守信、信誉的认识论标准。[25]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 信息技术提出的哲学问题很多, 但在目前的哲学研究视野中并未形成总体性的提升, 从而使得信息技术哲学处于“分支研究繁荣, 总体层面不足”的状况, 尤其是作为一般信息技术哲学的框架并不系统和完善。有的研究者虽然深入到了其中的具体问题和内容, 但又基本仅限于对局部信息技术的哲学探讨, 尤其主要是对“网络”、“计算机”、“赛博人”等对象的探讨。这些分支性和局部性研究虽然是对信息技术总体研究的必要前提, 并为总体性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智力基础, 创造了先决条件, 但它们的繁荣无疑还不能取代后者的兴旺。
由于对总体性的信息技术的总体性哲学分析不够, 使得在当前的信息技术哲学研究中还没有关于信息技术的一般哲学问题 (例如信息技术的哲学含义和哲学特征是什么、信息技术“进化”的普遍法则、当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的内在关联是什么) 的揭示, 信息技术的哲学分析框架或哲学问题系统还未建立, 因此对于信息技术的深刻哲学意义远未充分把握。有鉴于此, 目前急需用更开阔的哲学视野来分析整体性的信息技术, 形成一种对信息技术的总体性的哲学研究。这种“总体性”一是包括时间上的总体性———不仅指当代信息技术, 而且指历史上的信息技术;二是包括类别上的总体性———不仅指计算机、网络等, 而且指观察仪器、显示手段、输入装置等等。这种总体性这就是将信息技术扩展为一个一般的技术范式, 从而使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从信息技术特殊上升到信息技术一般, 并进一步把信息技术哲学扩展为一种一般的技术哲学范式, 使信息技术与哲学形成更为内在的关联。
在这种扩展中, 信息技术哲学或许要重点探究新的本体论问题, 包括:信息技术的本质是什么?信息技术对世界的本源论、存在论和实在论提出了哪些新的问题?历史上的信息技术革命导致了哪些本体论观念的变迁?在米切姆看来体现这种本体论追问的具体问题还有:软件控制硬件的本体论问题、“程序”的本体论地位问题, 它们和“意图”的关系是什么?[5]331尤其是涉及“实在”时, “信息技术可能会以远比简单的信息过载更为基本的方式隐匿实在, 使我们不能得见。这可能在较心理更深刻的层面扭曲我们的存在。”[5]这里不能不提到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虚拟实在”, 它使得真实与虚拟、数字与模拟混合在一起, 原型将越来越难以辨认, 人们将无法弄清自己看到的究竟是什么。于是, 客观世界本身是否如同虚拟世界一样不过是对我们的一种刺激?下线的世界与在线的世界在我们的感知活动中有何实质的区别?从本质上虚拟技术是否增加了对哲学基本问题解决的新方案?它是否会导致这个世界的某些根本性的改变?它对我们理解“终极性问题”提供了什么新的启示或方向?凡此种种, 均是虚拟实在与现实实在的本体论关系问题。由于这些哲学问题从根本上是当代信息技术造就的, 无疑也成为信息技术哲学兴起的深厚土壤乃至整个哲学探新的“富矿”。
三技术哲学走向新形态
信息技术哲学的兴起为我们开启了更大的哲学探新的疆域,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对技术哲学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如果说信息革命使得信息哲学正在成为科学哲学的新形态, 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同时正在成为技术哲学的新形态, 其具体表现是:它正在使技术哲学走向“当代形态”、“分支形态”、“微观形态”和“会聚形态”。
(一) 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
信息技术哲学的对象虽然是信息技术一般, 但其重点是当代信息技术。如前所述, 当代社会的特征主要是由当代信息技术所造就的, 当技术哲学从技术上把握时代的哲学特征时, 无疑需要把握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特征, 这就需要技术哲学将自己的重点对象从一般技术或传统技术推进到当代信息技术, 在这个过程中使自己步入当代形态。信息技术哲学主要是关于当代信息技术的哲学, 这一侧重点使得信息技术哲学的“本义”就具有当代性。
如果信息技术是当代技术的主导形式, 那么信息技术哲学也应该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代形式或主导形式, 或者说是技术哲学的当代形态。也就是说, 由技术转型必然导致技术哲学的转型, 唯有进行了技术转型的这一哲学提升, 才能回应数字时代对技术哲学的新挑战, 使技术哲学的探索更富时代气息, 并通过探讨当代技术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问题, 为更好地解决技术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上、智力上的支持。
目前, 在技术哲学界谈论着各种当代“转向”, 如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生活世界转向”、“实践转向”、“认识论转向”、“信息转向”、“后现代转向”……, 而信息技术哲学可以说集合了这些转向, 体现了所有这些当代特征。这是因为, 信息技术中有着比一般技术更具体的内容, 所以它具有了更丰富的“经验”和“生活”的元素, 从而成为一种更加趋向参与现实、进入日常生活的“技术实践哲学”;同时, 信息技术从直接性上就是充当人的认识手段, 延长人的感官和大脑, 帮助人处理和传播信息, 因此信息技术本身就是“认识论”转向和“信息转向”的技术载体;此外, 由信息技术导致的“信息社会”是与“工业社会”相对照的, 常常也是“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同义语, 因此谈论技术哲学的“后现代转向”实际上就是指谓技术层面上的由现代性的工业技术向后现代性的信息技术的转向。这些集合性的当代特征, 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技术哲学的“当之无愧”的主导性的新形态。
在上述的意义上, 当我们说要“走向当代技术哲学”时, 也就是说要将技术哲学从经典范式转变为当代技术范式, 即信息技术哲学。技术转型的时代潮流使得信息技术哲学代表了技术哲学发展的未来方向, 因此技术哲学关注信息技术并倡导对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 既顺应了信息时代的要求, 也使自己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这样看来, 如果技术哲学给科技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 那么信息技术哲学无疑给技术哲学展示了新的前景。
(二) 技术哲学的分支形态
目前技术哲学的研究形成了多种进路, 较为有影响的有:
人物进路:主要研究技术哲学领域中的代表人物的技术哲学思想或专著, 从卡普到拉普, 从基默尔到德韶尔, 从马克思到海德格尔, 从芬博格到伯格曼, 从伊德到米切姆, 目前已成为技术哲学研究中的“热点人物”, 当然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展。
由人物进路必然衍生出“流派”或“理论”进路, 较著名的技术哲学流派通常直接以人物命名, 如杜威学派 (实用主义技术论) 、埃吕尔学派 (技术自主论) 、马克思主义学派、海德格尔学派 (存在主义技术论) 等;在重要性上稍逊于“流派”但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的技术哲学理论有德韶尔的第四王国理论、芒福德的技术文明论、伯格曼的装置范式论、伊德的后现象学技术论、平奇的社会建构主义技术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等。
与流派或理论相关、但视野更高的一种进路是哲学范式进路, 目前主要有“分析的技术哲学”和“现象学技术哲学”两大进路。当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技术哲学进路也是一种更早就形成的研究范式;如果“哲学范式”还可以被界定得更为广义, 则在这一进路中还存在与解释学相结合的“技术解释学”、与人本哲学结合的“技术人学”或“技术人本学”、与政治哲学结合的“技术政治哲学”等等。
此外, 还有基于哲学体系内部分工的“分论进路”, 形成了诸如“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等等的研究;基于技术哲学在“工程性”与“人文性”之间的不同偏重而形成了“工程传统”与“人文传统”的技术哲学研究;基于国别的不同而形成了“中国的技术哲学”、“德国的技术哲学”、“美国的技术哲学”、“日本的技术哲学”等研究;基于历史分期而形成了“古代技术哲学”、“近代技术哲学”、“现代技术哲学”研究……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这些不同的进路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然而, 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进路是目前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 那就是“分支进路”。
我们知道, 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分支或部门研究 (如数学哲学、物理学哲学、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天文学哲学研究) 而走向繁荣的, 以至于时至今日, 还有不少科学哲学家认为科学哲学的出路和前景仍然在于部门科学哲学的进展, 因此科学哲学的纲领必须建立在更加重视部门科学的哲学研究上, 即将重点放在具体科学的哲学问题研究上。
由此推知, 技术哲学的繁荣也必然不能离开分支或部门技术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尤其是离不开当代新兴技术中所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的研究。例如, 如果说“四大会聚技术”代表了当代最前沿的技术领域, 那么技术哲学就需要大力开展相应的“信息技术哲学”、“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和“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分支研究, 这些研究一方面使技术哲学的对象从“技术一般”过渡到“技术特殊”, 使得技术哲学不再停留于对“技术一般”的“宏大叙事”上, 而是向“打开技术黑箱”的目标更为迈进, 从而使技术哲学的内容更实在、更充实。另一方面, 由于这些技术领域代表了技术发展的最前沿水平, 对其加以哲学研究而形成的分支技术哲学也就同时获得了上面所说的“当代性”或“前沿性”, 这也是技术哲学的重要发展趋势:趋向在会聚技术统领下的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
可以说, 目前走向这样的分支技术哲学的条件已经具备, 因为技术哲学的“总论”已经形成, 其他进路的开展已卓有成效, 部门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的作用显现出来, 甚至对分支技术哲学的兴起起到了“倒逼”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 “部门技术哲学的兴盛将是21世纪科技哲学发展的一大特色。”[26]这也反映了技术领域上的细化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技术哲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 抑或说走向分支技术哲学是技术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向。这样, 对于技术哲学研究来说, 不仅“没有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 没有特色研究就没有地位, 没有应用研究就没有前途”[27], 而且没有分支研究就没有繁荣。
(三) 技术哲学的微观形态
信息技术哲学作为技术哲学的分支, 使技术哲学不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研究水平上, 虽然它还称不上是对技术的“微观”研究, 但却成为走向微观的“中介”或“桥梁”, 通过它, 我们的视野可以通向更加微观的领域, 如前述的计算机哲学、网络哲学、人工智能哲学、数字哲学、赛博哲学、逻辑机器哲学、媒介哲学等等, 它们也构成信息技术哲学的下一级分支, 即前面所说的“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说, 信息技术下设多少个领域, 就可以形成多少个分支性的信息技术哲学, 从而形成对信息技术所有领域的“全覆盖”的哲学研究。
在走向微观形态的技术哲学研究中, 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对上述微观形态研究的概括和提升, 并与这些微观形态形成动态性的互补。一方面, 对这些微观分支性的领域所进行的哲学研究可以丰富和充实一般的信息技术哲学的研究内容, 并使其从这些“第一线”的信息技术发展中获取新的问题和实证材料。这些微观领域的兴盛虽然不能替代信息技术哲学研究, 但无疑为后者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和智力基础, 并形成推动信息技术哲学发展的强劲动力。另一方面, 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普遍适用于各分支领域的一般原理, 又可以为上述的微观形态的研究提供方法指导和形式指引, 使其形成智力探究上的合力与理论创新的突破。
(四) 技术哲学的会聚形态
“会聚”是当代前沿技术发展的特点, 目前“四大会聚技术”的形成就是这一特点的突出体现, 而作为其中之一的信息技术与其他三大前沿技术的会聚, 体现在哲学形态上, 就是信息技术哲学与生物技术哲学、纳米技术哲学、认知科学技术哲学的会聚。
会聚是交叉、整合、融合从而协同发挥集群效应, 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和效用, 形成单项或单类技术难以具备的影响和功能。不仅技术本身可以会聚, 技术的哲学问题也同样可以会聚, 如“接口问题”、“界面问题”、“网络问题”就是在上述技术在交叉和会聚中产生的哲学问题, 它们使得质料论、形式论、系统论、动力论、基因论、微象论、信息论等哲学视角和方法交织在一起被我们探讨。这些技术哲学问题通常贯穿于所有会聚技术之中, 并且有赖于其协同发展和解决, 才能取得期望的效果。由于信息技术在会聚技术中的重要地位, 也使得信息技术哲学成为当代技术哲学的主干部分, 甚至核心部分。因此从信息技术哲学也必将走向“会聚技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 它的研究对象信息技术就是“一种新的人工制品, 是一种杂合物”[5]331, 从而具有十分强大的会聚功能。
可以说, 由信息技术哲学所形成的会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例如在学科上, 信息技术哲学是信息哲学与技术哲学的交集, 承载着哲学的信息转向与技术转向的双重使命;在技术领域上, 信息技术哲学与认知哲学、心智哲学具有自然的会聚, 像脑机接口、人工神经网络、人机界面等等, 就同属信息技术和认知技术的研究范围, 其中的哲学问题也同属于信息技术哲学问题和认知技术哲学问题。
借助技术性的会聚, 信息技术哲学可以从哲学层次上消弭一些传统的二元分离现象和观念。如物联网正在融合处理信息的技术与控制物质的技术之间的鸿沟, 知行接口正在融合身体信息技术与器具信息技术之间的鸿沟, 这两大技术所行使的会聚功能, 使得我们可以从哲学上将信息世界与物质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绝对界限加以“软化”、模糊甚至打破, 由此也使传统的身心二元分离、知行二元分离等等得到一定意义上的消弭;还有, 由信息技术造就的“信息型实践”或“虚拟实践”由于并没有对实在世界形成真实的改变, 因此也属于认识活动的范畴, 从而同时具备了实践和认识的双重特征, 使得实践和认识趋于融为一体, 其直接意义就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缩小以致消失。虚拟技术使得虚实两界不再是截然分割的两个世界, 虚界可以取得实的效果, 实在则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虚化, 并且被无限地复制。总之, 当代信息技术使得一个消弭主客二分的无缝之网的世界正在形成, 使得技术的会聚也延展到我们的整个世界观。
当代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通过“生物芯片”、“DNA计算机”等的会聚, 也为我们从哲学上消弭上述二元区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因为这种会聚使得“转化物质”的技术和“转化信息”的技术在上述结合部不再具有明显的区分, 甚至导致主体与客体之间区分的相对性。如在进行基因治疗时, 作为中介和手段的技术操作在主体身体中所形成的技术性后果成为主体自身的内在构成要素。这样, 技术本身既是客体也是中介, 而后还成为主体的一部分, 使得主客体之间具有了流动变换性, 一定意义上主体就是客体, 客体就是主体;甚至在人和机器之间, 会聚技术所设定的目标就在于使两者能够更加有效地融合。这也是技术的会聚所导致的一系列矛盾特征的融合, 即通过消解传统技术造成的若干二元对立而走向“视界融合”。
总之, 当技术哲学走向信息技术哲学这种新形态时, 我们所看到的是技术中更多哲学问题的呈现, 从而有待我们从中发掘和提升出更加丰富的哲学观念。
摘要：信息技术革命造就了哲学的信息技术转向, 催生了信息技术哲学这一新的哲学分支, 引导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哲学问题, 成为使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可以互惠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信息技术哲学目前主要沿两个方向推进:关于信息技术的“分支哲学”研究, 以及关于“分支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作为技术哲学的新形态, 信息技术哲学正在使技术哲学走向“当代形态”、“分支形态”、“微观形态”和“会聚形态”。
在大会开幕式上, 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殷杰教授向与会专家汇报了基地成立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与基地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目标, 展现了基地十年来的建设成果, 明确了基地未来要围绕语境论的科学哲学, 从各门具体科学的哲学入手来展开攻关。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把目前为止关于语境论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 分析不同学者所认识的语境论之间的异同, 剖析语境论与语境的本质内涵, 研究语境论作为科学哲学研究纲领的基本内容, 为下一步把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推向深入、推向国际舞台奠定基础。
一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基本理论
在科学哲学中提倡语境论研究, 首先需要回答语境论是如何进入科学哲学、它在哪些科学哲学理论与趋向中有所体现、如何研究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等问题, 山西大学郭贵春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大椿教授、清华大学吴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江怡教授的报告对这些问题给出了回答。
作为国内最早基于语境论视角开展科学哲学研究的学者之一, 郭贵春教授十几年来对语境论的思考与研究取得了深入系统的成果。他在题为“语境论的魅力及其历史意义”的报告中指出, 语境论的科学哲学是伴随着解决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解决20世纪科学哲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自然出现的。当前科学哲学研究需要主导性的方法论平台, 而语境论科学哲学研究就是要构建一个横断的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平台, 提供一种富有特色的科学哲学理解方式。关于语境论科学哲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 应在科学哲学边界内和方法论意义上展开, 同时应明确语境的四种特征, 即语境具有实在性;包含多重世界;渗透了多种科学哲学研究方法论视角;有助于包容各种科学哲学派别。语境论的方法需要厘清语境的边界, 其核心在于语义分析方法的综合化和整体化, 同时必须以形式化和模型化作为支撑。最后, 郭教授强调语境论的分析方法在科学哲学中不是唯一的, 不具有任何特权, 但是它是到目前为止最优的、最有前途的方法。
刘大椿教授在“另类科学哲学与语境论”的报告中指出, 正统的科学哲学立足于科学的文本分析, 而科学哲学研究在文本分析之外, 还要考虑历史分析和实践分析。语境论纲领对于科学哲学的意义在于强调语境和文本一样, 都是不可缺少、必须考虑并予以关注的。语境提供了对科学文本及其历史、背景和实践分析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科学文本不仅仅是符号, 还有意义, 意义的确定需要上下文的辅助。语境论的科学哲学研究纲领应当考虑科学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建构性等问题。语境论的研究要避免走向泛语境论。
吴彤教授在“科学实践哲学与语境主义”的报告中, 论证了科学实践哲学在本质上是语境主义的, 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与语境主义高度一致, 语境解释的不可祛除性是科学实践哲学的特征。他指出:不存在普遍性知识, 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地方性知识, 表征层面科学知识的普遍性是有条件的, 是置于具体语境中的;科学知识的索引性也是语境主义的表现, 科学活动、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都与语境有关联, 没有非语境的东西, 也不可能祛除语境性;科学知识表面上看似是去语境化的, 本质上是地方性的, 暗含着语境主义立场。
江怡教授的报告“语境与意义”, 论述了何为语境、如何理解语境与如何建构语境论。他认为, 首先, 语境是确定意义的限度、范围和条件, 与发生相互联系的条件有所区别, 强调所讨论的对象对于人所具有特定的意义。其次, 在语境的理解上, 语境是与意义、真值、结构与解释相关联的概念, 具有文本、用法、意向与社会四个层次, 谈论语境是要给出语境的说明以使句子的表达为真, 把语境理解为结构。最后, 构造语境论要完成对概念的语义分析, 对知识的情景分析, 对背景的文化、历史的考察。
山西大学魏屹东教授在报告中提出, 科学哲学中几乎所有流派都有语境论的论断, 其发展经历了逻辑语境论、历史语境论、文化语境论和实践语境论, 这些流派都对科学文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语境论不会导致泛语境, 语境论者反对把语境论推向绝对化;语境论具有相对性特征, 但不是相对主义。科学实践哲学中的地方性知识的“local”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语境相关性, 索引性也是语境性, 这两个特征都是语境分析的例证。基于此, 语境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 由于其具有横断性, 因而适用于各种学科。
二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具体问题
语境论的科学哲学也体现在方法论层面, 即应用语境分析方法处理科学哲学中的具体问题。会议第二项重点议题就此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武汉大学桂起权教授与南开大学任晓明教授共同的研究成果“语境论与计算机科学哲学”认为, 计算机科学中语境论的兴起从计算机科学的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来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计算机科学家使用的是“机器发现程序”和启发式的助发现方法, 这种方法是语境依赖、语境限制和语境敏感的。计算机科学的范式、方法论、程序与算法等都离不开语境, 语境化、情景化将是其未来发展的方向。山西大学董佳蓉博士在“人工智能语境论范式研究”报告中明确了提出人工智能语境论范式。她指出, 在当前人工智能研究三种主导范式即符号主义、连接主义和行为主义难以适应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 提出语境论范式是必要的, 而人工智能自身的发展也表现了语境论的趋向。以表征和计算为研究基础的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取决于对不确定和非结构化的语境问题的处理能力, 人工智能发展遇到的瓶颈都是围绕语境问题展开的, 而语境范式的提出为表征与计算提供了整体论视角, 使二者走向融合, 实现优势互补, 有助于解决人工智能中存在的实际问题。
在语境论的探源上, 洛阳师范学院刘高岑教授和青岛大学杜建国副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建设性意义”和“语境论与哲学的诠释转向”的报告。刘教授重新审视了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实质和意义, 指出无论是图尔敏和汉森, 还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 虽不是自觉的语境论者, 也从未明确地提出语境论, 但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揭示了科学的语境论本质。以语境论为基础的新的科学哲学, 是当代科学哲学演变路径的逻辑必然, 也是其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杜建国论证了语境论的诠释学源渊, 从诠释学发展的语言转向来分析诠释学与语境论的关联。他认为, 诠释总是意向性的, 总指向某个意向对象;解释总是从某一特殊视角出发, 并总是语境限定的。从诠释学实践视角来看, 语境由探寻事件的问题决定, 包括言外语境、言内语境和意向语境, 蕴含了丰富的整体主义思想。
语境论上升到本体论层次, 对处理具体科学哲学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山西大学程瑞副教授在“时空语境实在论”报告中提出并论证了时空语境实在论观点。她认为, 目前时空实在论在论证体系上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境, 需要寻找一种可以在科学发展中合理理解时空实在性的方法论策略, 时空语境实在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由时空的形而上学预设引导的物理学语境的本体论性是时空语境实在论的本体论基础, 时空语境实在论对时空实在的理解通过语义分析来实现, 语义分析成为时空实在的判定标准。语义分析的心理意向性可解决认识的一致性难题, 时空实在理解的进步性体现于再语境化的过程中。时空语境实在论超越了对时空本体的断言, 可以为时空提供一种更好的认识论解释和方法论的统一。山西大学康仕慧副教授在“语境论与当代数学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提出并论证了一种语境论的数学哲学研究范式。主要内容包括:语境论作为一种哲学范式的出现是哲学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 作为世界观的语境论、语境实在论和语境论的科学哲学从不同层面揭示出当代哲学的发展要求重视语境、关注实践, 哲学离开了语境就会失去其分析批判的能力;当前规范的、描述的、自然主义的数学哲学范式都有各自无法克服的困境, 而语境论的数学哲学范式以数学实践为基础, 在具体语境中对数学实践进行说明, 将语境论作为其背景信念, 运用语境分析方法, 可能解决传统的数学实在论难题, 并能够开拓新的问题域。
在科学观方面, 南京大学蔡仲教授在报告“科技知识的地方性与全球性”中, 指出了全球化趋势下走向语境科学观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即西方科学改造地方科学, 而地方科学也渗入了西方科学。在知识观方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王娜副教授和山西大学尤洋博士分别作了题为“语境主义知识观”与“认识语境与知识的客观性”的报告。王娜在知识论从对知识普遍性信念的诉求走向消解的基础上, 明确语境是讨论知识问题不可忽视的因素, 语境主义知识观与实践解释学关联。尤洋就语境论中的知识归因及语境论与知识的客观性问题阐发了自己的观点, 指出认识语境并不是认识相对主义, 使用语境论进行认识论研究不会产生知识的相对性。
在把语境分析具体应用于物理学哲学方面, 苏州大学李继堂副教授与山西大学赵丹博士分别作了题为“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与“量子测量的理论语境”的报告。李继堂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理论, 论证了语境论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优越性。赵丹在其报告中也给出了类似的例子。她认为, 在分析量子测量中理论与实验的关系时, 引入理论语境概念、区分原理性语境与经验性语境等不同层次, 能够清晰呈现斯特恩-盖拉赫实验中不同理论语境所发挥的作用, 展现理论对于测量的制约作用、生成作用与解释作用和测量对于理论的检验功能与再语境化功能。
语境分析同样在生物学哲学与科学史的案例分析中卓有成效。山西大学赵斌博士在“进化的语境分析”的报告从“同源”概念入手分析了进化解释的语境依赖, 认为在进化论体系内, 表征依赖于其所使用概念的语境;进化的表征是具有多重语境的;进化论中的理论综合实际上是再概念化和概念结构重组的过程。山东大学张昱博士在题为“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语境论”的报告中, 从进化概念的历史分析、燃素说与电子转移理论的分析, 到对倍比定律与查伽夫法则的分析, 得到作为科学方法论的语境论为不同科学理论的对话创造了可能性。
三语境论与科学哲学的发展
在明确了语境论科学哲学研究纲领与语境分析方法在科学哲学中的应用之后, 需要进一步探讨语境论之于科学哲学学科建设及其未来发展的意义。围绕这一议题, 东北大学朱春燕教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肖显静教授和上海社科院成素梅研究员分别发表了他们的观点。
朱春燕教授在“语境论与技术哲学发展的当代特征”的报告中指出, 语境论对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从工程与人文技术哲学的两极对立走向相互整合;从抽象走向具体, 从感性具体到抽象, 再到理性具体, 技术的意义应该是在语境中存在的;从单一性走向系统性, 技术的要素包括属于情境要素的技能与属于实在要素的实体与知识;从一枝独秀走向异彩纷呈, 即从侧重人文主义批判走向多种理论并存。技术哲学未来将关注技术情境的具体化与系统化, 在本体层面展开关于技术情境的本体论、认识论的界定。
肖显静教授在“理想主义科学修辞的祛语境化与再语境化”报告中, 通过科学史的考察, 指出近代革命之后科学修辞的趋向在于追求理想主义的科学观, 这是通过祛语境化策略完成的;而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技术论等对科学的进一步理解, 需要对祛语境化进行语境的重建, 即再语境化。随着科学的发展, 科学呈现出新的特征, 科学修辞和科学语境的哲学研究应该基于科学, 进行反思, 还原科学, 展现趋势, 为科学研究作指导。
成素梅教授在“语境认识论纲要”的报告中, 认为科学哲学研究要立足科学的前沿发展讨论哲学问题, 语境论科学哲学要运用语境分析法, 从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内在论与外在论、主观论与客观论之间的中间道路达到对科学的理解, 其中语境认识论是核心。语境认识论要在语境的基础上阐述认知问题, 在研究获得技能性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过程认识论或实践认识论, 讨论知识的内化与判断问题;意义只能在行动中表达, 语境是讨论问题的基底;科学进步是从前语境到语境确立、语境扩张、语境转换到新语境的过程。
四总结与共识
“可能世界”的概念是由西方唯理论者莱布尼茨首先提出的。他以无矛盾性界定可能性:只要事物的情况或情况组合推不出逻辑矛盾,该事物的情况或情况组合就是可能的,而可能的事物组合就构成可能世界。他说:“由无穷多的具有各种性质的事物所形成的可能的事物的组合就是一个可能世界。”[1]可见,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是多元的,可能世界有无穷多个。对此,莱氏进一步引申出“神正论”,请来了上帝,提出了他的选择论。他说:“既然在上帝的观念中有无穷个可能的宇宙,而只能有一个宇宙存在,这就必定有一个上帝进行选择的充足理由。”对于被择可能世界,“上帝的善使上帝选择它,上帝的权力使上帝产生它”。[2]在这里,上帝观念在自然学意义上,其实是世界物质统一性的虚幻反映;在人类学意义上,其实是日益完善与完美的人类整体自身。莱氏思想的合理性由此不难看出:它曲折地反映了人类实践活动的选择性,彰显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多重性,即人与存在世界、意义世界、可能世界、理想世界的关系。事实上,人类的实践活动既立足存在世界,又追求意义世界,并在存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二维整合中构建可能世界,进而实现可能世界向理想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以此来超越存在世界、实现意义世界、创造属人的理想世界。在这里,“可能世界”是“存在世界”与“理想世界”的桥梁,可能世界基于存在世界又高于存在世界,是存在世界的必然延伸与人所独有的意义世界的有机整合。“可能世界”的人类学特质和开放性品格由此可以明显看出。
技术世界是对千姿百态的技术多样性与内在关联的技术统一性的整体把握,是技术要素的“多”与技术规律的“一”表里结合的统一体。技术多样性是对技术世界外延的把握,技术统一性是对技术世界内涵的把握,二者的辩证统一构成真正的技术世界。简单地说,技术世界就是一切技术要素的总和,是技术实践、技术产品、技术方法、技术科学、技术建制、技术文化、技术精神等要素协同作用、共同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技术世界作为技术现实世界与技术可能世界的统一,是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不断转化的历史过程和动态展开。
所谓技术可能世界,是指技术发展的未来状态,亦即技术现实世界中所蕴含的多种可能技术的社会整合。具体地说,第一,技术可能世界赖以产生的原因深藏于技术现实世界之中。技术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直接制约着技术可能世界的丰度、深度和广度。技术可能世界就是技术现实世界中所蕴含的预示技术发展前景和趋势的种种可能技术的总和,具有形态上的潜在性、发展上的多样性和逻辑上的必然性等特点。第二,技术可能世界最终实现的条件待定于现实的技术实践之中。技术可能世界虽然按其本性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多维的发展方向、多态的发展样式和多路的实现途径,但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沿什么道路发展,发展成什么状态,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等等,却取决于现实技术世界的多种主客观条件以及始终开放着的技术使用结构。[3]现实的、具体的条件及其使用结构决定了技术可能世界实现的程度、性质和方向。技术可能世界因此又具有待定性、多向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第三,技术可能世界同时也是技术发展的允许世界。技术可能世界不仅是技术自身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总和,而且是对这种可能性之总和的社会整合,是技术自身发展的必然性与人类技术追求的目的性的有机统一。换句话说,技术可能世界并不是纯技术可能性的一统天下,而是技术可能性与社会需要性的“共谋”,是技术结构的确定性与技术使用的开放性的“共舞”。技术世界既是人类社会的根基,又镶嵌在人类社会之中,始终接受社会的评价与选择、调控与重塑。亦即技术可能世界同时还是技术可能性、人文合意性和社会调控性的“交集”,是技术与人文社会整合后的技术允许世界。因此,它又具有理想性、主观性、为人性等特征。
二 逻辑蕴含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
技术可能世界Ⅰ
所谓逻辑蕴含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指,在传统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即建立在“可能性”与“现实性”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称之为“技术可能世界Ⅰ”。在这里,技术可能世界与技术现实世界是一对矛盾,可能世界是现实世界的潜在形态和未来阶段,是现实世界的逻辑延伸和必然趋势,现实世界则是可能世界的完全实现即客观化、对象化,同时又是新的可能世界的出发点和孕育场。在这种逻辑蕴含的意义上,上述两种世界之间的关系具有必然的联系性、逻辑的贯通性和形态的转换性,区别只是时间上的先后性、“到场”与“未到场”的暂时性、“显在”与“潜在”的相对性。这种意义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总的说来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以偶然性、条件性为实际发展的契机,它虽然是现实世界中尚不存在的技术,但只要条件具备便可以在技术实践中转化为新的技术现实。传统上,技术实践都要经过“构思、设计、研制、实验、发明、中试、生产、应用、推广”等环节。所有这些实际上也就是技术由潜在到显在、由理论到实践、由精神到物质,一句话,由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的完整过程。技术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技术内在的必然性在人的认识、把握和实践操作下由抽象存在到具体存在、由思想之物到现实之物、由必然趋势到实然存在的转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主体往往根据他自身的知识与经验,遵循技术发展的必然规律,按照技术实践的客观要求,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展开技术活动,实现可能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转化,即实现可能世界的对象化,以创造新的技术现实。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还有多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尚未被主体认识到因而也未被自觉利用,也有一些虽然已被预见到了,但因为条件不具备因而仍无法转化。这些情况在技术的发展中是始终存在的。
从技术可能世界Ⅰ与技术现实世界的转化关系看,技术实践是自然解蔽与生命祛魅的过程。所谓自然解蔽、生命祛魅,泛指技术活动揭示自然与生命领域中奥秘、祛除其魔力的本质和性质。正是技术的这种性质,技术摆脱了一切神秘的、不可计算、不可测量的力量,人们不必再像野蛮人那样相信神秘力量的存在,不再诉诸巫术手段去支配或祈求神灵,不再凭本能冲动、宗教信仰来行动。技术活动作为发明创造的制造活动,首先是自然从遮蔽状态到解蔽状态的展开过程。海德格尔说:“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点,那么,技术的本质的另一个完整的领域也就会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展现,即真理的领域。”[4]现代技术因此在其本质上先于科学,它是现代科学赖以产生与展开的先决条件。对于现代科学家来说,自然实质上是人的一种构造。科学理论的建构与技术原理的构思是相通的。技术作为解蔽与祛魅的过程,既是对自然实体的理性发现过程,也是对自然实体的人为选择和理性创造过程。在这里,理性发现与人为选择和理性创造是三位一体、互为因果的。就技术作为非自身原因的产生即“促逼”而言,它是人的理性创造和人为选择;就技术是真理的展现而言,它是人的理性发现。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创造的本义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人为转化,是事物在促逼下的呈现,是潜在到显在的变化,是技术实践为这种变化打开了现实的窗口。自然解蔽和生命祛魅过程因此也成了科学潜入自然、自然进入社会的途径,因而也成为科学深化发展的通道与价值实现的途径。技术活动是客观理性借助于人的技术理性自我认识、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主体理性通过技术理性自我认识、自我确证、自我实现的过程。
技术实践过程表明,自然界和整个宇宙是技术存在与创造的一统天下。技术实践作为揭示客观世界的存在真理以及技术潜能对象化的过程表明,技术不只是一个自然改造的实践论范畴,而且是一个普遍存在的本体论范畴。站在这种广义技术的角度看,技术不只是人类特有的现象,而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世界内在的和普遍的相互作用过程和存在方式。技术因此又分为两类:存在于自然界的天工技术和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人工技术。一切非生命物质所具有的自在技术和一切生物所具有的本能技术都是天工技术,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人工自然的自然技术、改造社会创造社会自然的社会技术以及改造主体、创造思维自然的思维技术都是人工技术。此五种技术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本体世界。[5]从这种广义技术或技术哲学的角度看,整个宇宙是技术存在与创造的一统天下,人类实践活动只是技术创造的自觉阶段,是技术本体达到自为阶段的显现。一方面,天工技术是人工技术的基础和源泉,人工技术始终离不开天工技术;另一方面,人工技术又是天工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天工技术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人工技术的条件不再是自在的而是人为的,因此其效率也就不再是自然地确定的而是人为地提高着。效用至上、效率倍增是人工技术的特质与生命。就此而言,自然界只是生成着、进化着,而人类社会却在优化着、超越着。
从技术思想方法看,技术实践的根本原理是系统论原理,即系统与要素、结构与功能辩证统一的原理;根本方法是还原论的思想方法。在技术理性看来,世界既是统一的和有机的,又是复合的和机械的,而且,严格说来,机械性与有机性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一切都在巧妙的技术构思与元素的分解组合中联为一体、彼此相通。[6]技术发明既以分解还原为重要内容,又以结构组合为基本环节。正因为此,技术和技术发展的核心因素是人造物本身。[7]技术发明的分解组合方法作为系统论原理的具体化,既是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得以建立的实践基础,又是我们运用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研究事物的客观基础和内在根据,但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还原论的思想方法。曾经有一种误解,以为还原论会抹杀高级运动形式的本质特点。技术与科学的发展都证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系统论指出整体的特性可以从部分的组合中产生出来,即所谓的“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多出来的这部分恰恰就代表了新的本质,而技术恰恰做到了这一点。现代技术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分子生物学和DNA技术,进化论就只能唯象地描述物种演变,而不可能理论地解释演变机理和实践地参与演变进程,同样,如果没有物理社会学的理论与技术,“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顶多只能被当作类似于假设的东西,缺乏强有力的科学根据。”[8]分解组合的技术方法内含着一种更为深层的东西,这就是:技术一旦归之于人,原则上一切都是可能做到的![9]培根指出:“人类对于自然的影响仅在于运动所赋予他的东西:他所能够做的一切,就是使自然物体相互接近或分离。当这种分离和接近成为可能……他就无所不能,舍此,他便无所作为。”[10]这意味着,在技术实践的领域中,还原论与特创论是内在统一、彼此相通并相互转化的。分解组合的还原论思想方法是技术创造的根本方法。这就是技术思维的方法论启示和意义所在。
三 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
技术可能世界Ⅱ
所谓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指,建立在“技术实在”与“客观实在”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以虚拟技术、虚拟空间为主要代表的技术世界。它是与传统技术很不相同的技术可能世界。在与传统含义相区别的意义上,这种技术世界不能叫做技术现实世界,只能是一种技术可能世界。因为,它没有与客观物质世界相等同的客观性、现实性和实在性。譬如,尽管人们在虚拟空间中可以看到、感到和移动食物,甚至可以闻到食物的气味,但无论如何,这种实物并不具有真实食物的物理化学性质,是不能真正用来充饥的。但是,另一方面,就虚拟技术、虚拟空间所开辟的“技术实在”、“技术空间”的实际存在而言,它又是一种特殊的“真实”和“实在”,构成一种特殊的“技术现实世界”。为了区别起见,我们将其称为“技术可能世界Ⅱ”。可以看出,“技术可能世界Ⅰ”是尚未实现的技术世界,是名副其实的技术可能世界。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对于主体而言,它仍然处于毫无关联、未曾相识的彼岸世界,还与主体尚未发生任何实际的联系。“技术可能世界Ⅱ”则不同,它是主体已经驻入其中并与其发生密切关系的世界,是对主体敞开着的并与主体直接关联着的技术世界,就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事件而言,它一方面对主体而言是一种感官真实和实际存在,另一方面又具有虚拟的性质,不具有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客观实在性,而只是一种信息态的主观存在和主体体验。
技术可能世界Ⅱ是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图形学、计算机仿真技术、人-机接口技术、多媒体技术以及传感技术等多种技术综合发展的产物,是目前理论界正在讨论的一种技术现象、技术领域和技术视界。总的说来,它不受因果必然性的支配,而受信息建构性的支配,以显著的主观性、灵活的创造性、多维的立体性为特点,以即时性、在场性为其实际存在与发展的条件和动因,以信息技术为其基本技术平台,它虽然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技术,但却在信息技术条件下实际地显现着并可以与现实技术世界发生这样那样的实际接触和互动作用,并有可能成为传统意义上现实技术世界的牵引阀、启动机、指挥所和操作台。所谓信息建构性,一是指该世界中的技术现象和过程主要不是一种实物形态的技术过程,不是实物之间的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属性相互作用过程,而是一种信息相互作用过程;二是指该世界中的技术现象和过程,主要不是因果必然性的实物形态的表现和结果,而是以信息形态表现出来的并以信息建构为其直接成因的信息技术和过程。虚拟现实技术所具有的“3I”特点即沉浸性、交互性和构想性(immersion-interaction-imagination),[11]正在显示着这种技术特征和技术真实。这种在技术中存在而在现实中不存在的技术现象、技术真实和技术领域,其发展的前景和喻义还未完全显露出来,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以虚拟技术为代表的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为深化人类对自身认知机制的认识打开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窗口。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皮亚杰指出:尽管在主体认识之前,“客体就存在着,客体的结构本身也存在着”,但是,“客体只是通过被建构才被发现的”。[12]因此,认识论的首要问题是认识中介如何建立起来的问题。人的以感知器官为核心的感性经验结构和以符号化、数学化、逻辑化为特征的理性概念结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认识中介。它们既是认识得以发生的先决条件,也是认识活动不断展开和进行的客观结果。就是说,客观事物的发现和客体的形成有赖于主体的感性建构与理性建构,是在主体建构的基础上发生并进行的。而建构在本质和机制上是一种信息建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过程在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组织、解释和赋值的过程。虚拟技术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信息的选择、加工、组织、解释、证实和赋值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体感觉与思维之信息化过程的模拟化、数字化、对象化,是人的感觉与思维过程的延伸与创建,也是客体结构与功能、属性与规律的较为纯粹的技术实现。因为,从其内容看,虚拟技术本身的材料就是信息,其内在本质就是特定环境与对象的完全数字化、信息化、程序化。质言之,虚拟技术和虚拟过程是以纯粹信息的方式,对已经信息化了的客体与对象的信息化组织、信息化操作、信息化作用和信息化显示,信息始终是虚拟技术的实在内容、具体对象。从其内在机制看,虚拟技术和过程是模拟人脑的信息建构过程,以信息的方式感知虚拟空间的客体和对象,进而组织对象、变革对象并产生虚拟效果的过程。从其客观效果看,虚拟技术和虚拟空间在客观上创造了一个信息产生与建构的生境或灵界,这个生境或灵界相当于一个能够自主认识的主体感知机制。从其实质看,虚拟技术与空间所创造的信息生境或灵界,一方面是以高度浓缩的方式对客观对象的信息化模拟和信息化实现;另一方面,也是对主体感官与感知机制的信息化、数字化或模拟化,一定程度上是主体感官与感知机制的对象化。虚拟技术所创造的虚拟空间作为主体感知机制的信息化模拟和技术化延伸,在事实上等于创造了一个与主体认知机制等效且接轨的技术认知机制,借助于它,主体可以自由地驰骋于虚拟空间之中,对虚拟环境中的事物进行感知,即对所有信息进行选择、加工、组织、解释和赋值。借助于这种技术上的认知新机制,并通过把它与主体自身的认知机制相接轨,就能使主体在对象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具体感知到对象的存在,并在其他辅助作用下能动地、信息化地参与到技术感知机制中去,从而使感知对象发生无穷的变化(其实是技术认知机制对客体信息的无穷和自由的建构),产生出随心所欲的各种效果,就好像主客体之间发生了与现实情况下一样的相互作用和过程。这种完全的信息化,可以认为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完全融合或绝对同一,是主体对客体的完全自由的领会或曰“信息自由建构”。这表明,虚拟技术所创造的技术可能世界一方面是对主体感知机制的模拟化、信息化和对象化,另一方面,则是对主体感知机制的一定程度上的延伸,是主客体之间认识中介的初步对象化。这为人们深入探讨主体认知机制打开了大门,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目前还难以估量。虚拟技术的认识论意义正在于此,以虚拟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可能世界的认识论意义也在于此。
四 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
技术可能世界Ⅲ
所谓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是指,建立在生物天然性状与生物人为性状既相对立又相统一,以及主体自然官能与主体人为官能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改变生物性状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所构成、引起或因此而出现的技术可能世界,第二个层次是以改变主体肢官为核心的生物技术所构成、引起或因此而出现的技术可能世界。前者称之为“技术可能世界Ⅲ-1”,后者称之为“技术可能世界Ⅲ-2”。所谓生物天然性状即生物天然具有的性状,它是在自然环境下进化生成的,未受到人的干预和影响;所谓生物人为性状即生物在人的干预、影响下所形成的自然条件下没有形成的性状。与传统生物技术不同,现代生物技术不是对天然生物自然性状和生长规律的简单利用,而是对生物性状与规律的综合改造与利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不仅能够改变生物的结构和性状,而且能够在基因层次上实现生物改造,设计、创造全新的生物物种。柿薯、向日豆、发光烟草、转基因动物等就是例证。可以预见,随着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人造生物的品种将越来越多,它们直接构成生态系统中的新成员,并将最终改变现有的生态环境,建立一种新型的生态。据报道,日本有人利用大肠干菌生产大豆蛋白,使一年收获一季的大豆蛋白能在三天之内全部生产出来。这意味着,粮食生产的工业化已经为期不远了。发光基因的发现,发光烟草的问世启示我们,如果人类通过基因技术最终弄清楚了各种旱地植物、水生植物的耐旱、耐水基因,并将它们移植到高等农作物的植株中去,人类就有可能创造出“沙漠小麦”、“海洋玉米”。到那时,沙漠将退出人类的生存空间,而海洋将成为人类新的粮食生产“新大陆”。同样地,如果实现了某些植物的大工业生产,人类有可能直接绿化月球、金星和火星,创造出一个宜人居住的“新地球”。可以断言,未来的地球生态和太空将从根本上成为人造生态。这就是“技术可能世界Ⅲ-1”所开辟出来的未来世界的大致前景。
所谓主体自然官能,即人类正常情况下所能具有的自然肢体、感觉器官、体力智力等主体器官和能力。所谓主体人为官能,即通过生物技术的人为改造使主体的自然官能发生改变,使其具有某种程度的人为性质,甚至完全成为人的某种理想、愿望的实现,如使人的自然官能延伸、放大、强化和增加的情况均属于此。众所周知,人的听力范围是很小的,只能听到20~20000赫兹以内的音频范围,如若能够通过生物技术扩大人的听觉范围,如把蝙蝠、海豚的听觉能力(它们能够听到超声波、次声波)移植给人,那么,人的声音世界将会发生“全面扩容”。如果通过生物技术能够使人直接看到红外线和紫外线甚至更多,譬如把人的视觉范围扩充到昆虫的视觉范围,那么,世界将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如果通过生物技术把某些动物具有而人类并不具有的特殊感知能力移植给人,那么,人有可能真正拥有第六感官、第七感官……如果那样,那么,人类将发现越来越多的世界,人类的世界概念将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一个“多世界”的新宇宙将会进入人类的“视界”。因此,建立在主体自然官能与主体人为官能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即“技术可能世界Ⅲ-2”将是一个真正的“多世界”世界。截止目前,对于这样一个技术可能世界,我们只是在现代科学仪器的“眼睛”中间接地“看到”过,在医学的疫苗移植、器官移植等实践中积极地准备着,在新的医学实验中创造性地试验着,但却没有通过人类自己的官能亲身观察过。从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看,这是必然要出现的技术可能世界,但还不是技术的现实世界。
与前两种技术可能世界不同,建立在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已经不是简单地受因果必然性和信息建构性的支配,而是直接受制于基因超越性的支配,以分子生物学、基因重组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为支柱。所谓基因超越性,一是指该世界的技术现象和过程已经不是生物自然进化条件下的性状表现和结果,不是这种情况下自然形成的自然环境、植被、地貌和生态秩序,而是由于基因层次上的超越与突破所开辟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世界。二是指支配该世界的核心技术已经不是传统的机械加工技术、能源动力技术和信息加工技术,而是具有生物超越性的现代生物技术,这种技术的突出特点是能够超越生物自然进化的节律,突破现有生物的秩序和界限,打破生物之间的种族界限与物种隔绝,实现物种之间的跨界结合和越界进化。三是指该世界的技术将改变主体本有的自然官能,不仅在客观现实上创造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且在主观官能上开辟出一个新的“能感能知世界”,即主体闻所未闻、前所未有的新经验世界和理性世界。换句话说,它将超越主体固有基因天赋所规定的能知能感范围,而发现并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的新的可能世界。这无疑是对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双重超越。四是指在这种新的世界中,超越常规的新事实、新现象、“新世界”将占据主导地位并处于主流状态,技术世界后果的超越性因此将大大超越于技术本身的超越性,技术实现所需社会人文条件的艰难性将远远超越于技术实现本身的难度。这就为技术可能世界的预先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自身的超越提出了客观要求和课题。
建立在生物技术基础上的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意味着世界是观察者自己的世界,意味着多世界的发现。现代生物技术的高度发展不只是实现技术原理的对象化、技术思想的物化,而是要改变主体自身的感觉器官甚至思维过程,改变人的经验时空和性质,譬如说拓宽人的感觉范围,提高人的感觉锐度,给人增加新的感觉器官,改变人的经验性质,创新人的认知机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主体的经验空间和性质将发生重大改变,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经验、时空和世界等将先后进入人的感知视野和认识世界。众所周知,聋哑人没有声音的概念,盲人没有光线的概念,色盲没有色彩的概念……事实表明,客体是否存在,以什么方式存在,呈现什么样子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并非与主体无关。相反,它们以主体的存在及其感知能力为前提。主体所能见到的世界永远只是主体自己的世界,是以主体自身的认识机制、认识方式为转移的。认识的条件、形式以及所能达到的程度深藏于主体的认识能力之中,世界是主体自己的世界。没有主体,便没有客体。“所见即所能见”。[13]
世界作为观察者自己的世界,不仅意味着主体是世界呈现的梭镜和窗口,而且意味着,世界是主体参与其中的世界,通过主体这个特殊的梭镜和窗口所呈现出来的世界并不是客观世界本身的那个样子。要知道客观世界本身的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主体所能“见”到的世界不仅是主体自己所观察到的世界,而且是主体自身的活动(包括观察活动)已经改变了的世界,是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客体与主体相互作用、共同决定的结果。量子力量的测不准原理已经明确地回答了这一点。更进一步说,世界既是观察者自己的世界,也是被观察者对象的世界,是广义上的一切主客体的共同舞台、共同世界。任何一个主体都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成员,都既是演员也是观众。
生物技术的高度发展,可能会使人具有“第六感官、第七感官……”,到那时,人将会发现一个“多世界”的世界。世界不仅是色彩斑斓、五彩缤纷的,而且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的。多世界的发现意味着,世界不仅存在着,而且生成着;不仅客观地生成着,而且主观地生成着;不仅作为客体而生成着,同时也因为主体而生成着;不仅自发地生成着,也人为地生成着。人从传统的单一世界进入多元的多样世界,从人本有的观察世界进入到人所创造出来的多样的观察世界,充分表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主体创造性。它表明,人不仅反映世界、发现世界,而且参与世界、改变世界、创造世界。这就是技术可能世界的世界观意义之所在。
五 简短结论
(一)技术可能世界的存在与发展表明,一切技术的奇迹都是可能的
技术可能世界Ⅰ表明,技术实践是自然解蔽和生命祛魅的过程,这就从本体论上揭示了技术本质的无所不能性和技术形式的不可穷尽性。它构成一切技术的奇迹所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和客观根据。技术可能世界Ⅱ和技术可能世界Ⅲ表明,技术是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中介和桥梁。前者表明,通过技术的手段,可以实现主体认知机制的外化和对象化。后者表明,通过技术的手段,可以实现客观主体认知机制的内化和移植。从技术可能世界发展的前景看,技术是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彼此沟通、相互转化并有效过渡的桥梁和手段。通过技术,主观世界可以显现于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可以内植于主观世界。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前景与趋势从哲学上看就是,主观上能够想到的就是客观上能够做到的;反之亦然。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以及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相互蕴含、互为表里的关系,自然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人类也没有想不到的事情,任何技术的奇迹都是可能的。人类完全可以通过技术的手段实现物质之间的自由变换,实现由无机物到有机物、由非生物到生物、由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的转变……直到创造出更完美、更高级的新的人种!一句话,通过一个“人工技术链工程”,人类就可以自由地实现物质之间的连续加工、流水变换、多维制造、批量生产和自由创造。不仅粮食生产的工业化是可能的,而且石头变鸡蛋也不是不可能的!
(二)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表明,技术高于科学
传统上,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是高贵的,技术是卑贱的。然而,技术可能世界的分析与发展表明,一方面,没有技术,也就没有科学,技术的先验性构造并决定着现代科学。“技术理性是一种把自然设计成控制和组织的潜在工具及材料的技术先验性,现代技术正是在这种技术的先验性下发展起来的。不仅如此,现代自然科学也是在这种技术的先验性下发展起来的。很明显,在现代自然科学中,盛行着一种将自然体验成可演算和控制的原材料的技术理性精神。现代自然科学描述自然时将自然预先设定的方式,说明它是在技术理性所构成的地平线上产生和展开的。”[14]另一方面,技术远比科学重要得多,人类可以没有科学,但一刻也不能没有技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是实践,实践活动的根本方式是技术。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技术创造了人类。现代科学正在不断地揭示出自然界发展的奥秘,为人类揭示着越来越诱人的光明前景。然而,不管科学理论多么发达、多么深刻,要使它真正发挥作用,造福于人,仍然离不开技术。正是技术才是科学理论进入社会生活的现实桥梁和实际手段。更为重要的,理论变为现实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多种意想不到的艰难曲折的。克服一个个艰难曲折的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是技术实践、技术经验、技术理性和技术精神。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就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15]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也就是技术可能世界所揭示出来的技术价值论的意义所在。
(三)技术可能世界的发展表明,应该把对技术的规划与研究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一般公众、政治领袖和商界人士中, 有一种普遍的观念长期以来且至今仍然认为, 技术变迁是社会变迁背后的推动力。在这种观念中, 技术变迁犹如火山爆发流入社会, 促使人类社会中的所有领域发生改变。这种观念出现的背景林林总总。例如, 在从19世纪到目前为止所举办的盛大的世界博览会中, 它就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口号尤其有些急躁冒进的是1933年在芝加哥举办的世界博览会, 博览会的口号宣称:“科学致力发现、工业从事应用、人类必须遵从。”这种理念断言了科技变迁所具有的动力学力量, 建议人类这一庞大群体保持被动而去“遵从”。这种世界观最一般的名称叫作“技术决定论”。近年来, 技术哲学家已经加入到科学与技术研究 (STS) 领域的学者中间, 致力于消解这种长期存在的决定论信念。在历史和社会层面开展的多种多样的科学研究和理论论证都被用于展示技术变迁之路径。这种路径由社会塑造, 并且具有依赖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偶然性。凭借在技术历史学与技术社会学中新的经验性研究, 许多当代哲学家采纳了这种类型的理解。与决定论相对立, 这样一种总体立场可被称作“建构主义”。这种试图将哲学追问与“STS” (科学与技术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融合起来的手段, 通常被称作“技术哲学中的经验论转向”。
当然, 在这种一般性的进路中, 存在着不同的、相互争论的理论立场。我要强调的是:科学与技术研究领域学者们之间这种一般性的共识, 对今日社会所面临的技术选择问题之政治协商, 将是极有助益的贡献。现在, 思想成熟、资讯丰富的人们认识到, 历史并非由那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所驱动而朝向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一个好消息。它意味着, 我们研究领域的学者能向更广泛的公共和政治领袖启示一个重要的事实:普通百姓和社会群体也能够以富于成效的方式参与对技术转换的塑造。
在我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 我对以下论调持越来越强烈的怀疑态度, 即“这种技术发展——这种装置或这个系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这种怀疑论基于两个理由。首先是历史的证据。我们注意到, 整个20世纪出现了一些不断重复的预言, 声称技术变迁的来临将在根本性的意义上改变社会。然而, 此类预言中的多数最后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 有一些关于个人飞行器即将出现的乐观宣称。许多未来学家预言道:家庭将拥有并使用直升飞机, 人们将驾驶着他们的直升飞机去工作或者去乡村度假。显然, 这种进展并没有发生。多数人意识到, 大量自由飞行的个人直升飞机充塞天空并不是一个好主意。对个人飞行器进行设想的社会群体从未赢得很大的影响。对于历史的一种建构主义理解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这是何以发生的。
一组更重要的预言聚焦于核能。在20世纪中叶, 核能的普遍应用被广泛宣称为不可替代的。许多人相信, 核能将成为下一种伟大的能量来源, 必将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提供世界所需的绝大部分电力。这些预言完全是误导性的。今天, 全世界有不超过500座核电站在运行。但是, 这较之20世纪50年代所预言的数字相去甚远。这是怎么回事呢?首先, 这些核电站被证明费用昂贵;其次, 在运行过程中存在风险——这是被切尔诺贝利的灾难所证明了的;再次, 对于核电站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核废料如何安全储存的问题, 一直没有找到一种很好的解决办法。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叶, 曾经有过建设核电站的行动热潮。但在切尔诺贝利的灾难之后, 这种建设的速度下降到一个极低的水平。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包括全球变暖的一系列问题的情况下, 也许将来的社会会认为核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 没有人能够像20世纪50年代的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 声称核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
的东西太多了, 以致于无法再对此类预言有任何
信心。
我对于技术不可避免性的预言持怀疑态度还有第二个原因, 这来自于我自身的政治经验。多年来, 我一直积极投身于一系列社会活动中。在这些活动中, 被宣称为“不可避免的”技术变迁事实上被阻止了。之所以被阻止, 是由于相当数量的人们挺身而出并且宣称:“不, 我们并不需要这个。是的, 我们宁愿尝试其他选项。”五年前, 我参加了一个数千人的组织, 该组织的成员都居住在纽约州哈得逊河河谷地带, 共同抵制一个庞大的、使用燃煤的水泥厂的筹建。我们被告知, 该厂的建设是“不可避免的”, 而抵制将是无效的。但是, 尽管实际上有许多政客和商业利益集团支持这项计划, 我们这些人的努力仍然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通过运用地方民主 (local democracy) 的方法, 我们成功地阻止了该厂的建设。目前, 许多和我们具有同样目的的公民正在致力于为哈得逊河河谷经济创造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绿色”未来。
切身经验告诉我:如果公民坚持并且找到适当的途径去表达他们的关注, 那么, 对于技术改进进行民主塑造的可能性就会在极大的程度上得到拓展。说“是”或说“否”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介入技术选择的政策制定, 甚至去影响技术设计中所表达的技术转换, 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今的技术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科学技术研究的整个领域, 能够加强此类思想与行动的可能性。我们研究领域的学术工作为那些想要影响技术政策的人们和社会团体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在这一研究领域中, 学者们通过知识性话语做了大量有价值的工作, 改变了我们对于新技术产生原因以及影响社会生活和自然界方式的理解。与以往时代相比较, 新的技术史学、技术社会学和技术哲学使得对于技术变化的社会与政治动态达至一种更加审慎和细致入微的理解。
在技术哲学家当中, 作出具有决定性贡献的人包括:阿尔波特·伯格曼 (Albert Borgmann) 【注文1】, 继承马丁·海德格尔传统的哲学家;拉里·希克曼 (Larry Hickman) 【注文2】, 以有趣的方式发展了约翰·杜威实用主义的思想家;安德鲁·芬伯格 (Andrew Feenberg) 【注文3】, 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传统中重新提出了技术选择问题;安德鲁·莱特 (Andrew Light) 【注文4】, 强调沿着新路径对技术和环境问题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对于技术社会维度的新研究所产生的这些令人满意的结果, 将挑战现代技术社会的一些基本的、通常是成问题的实践, 同时致力于对这些实践进行改造。
现在看起来, 即便还有更好的选择, 我们从19世纪和20世纪继承而来的技术应用的许多模式现在却成为我们盲目从事的非常可怕的坏习惯和成瘾行为。“先进”技术要求我们盘剥人, 摧毁生态系统, 消除文化多样性, 浪费资源, 将空气、土地和海洋视为巨大的下水道吗?明显的答案是“不”。如果仔细观察的话, 许多被表征为“先进”的技术实践实际上是退步并且具有破坏性的。海洋渔业技术中的一个历史实例能够很好地说明想像中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苦涩结果。数十年以来, 建造载有更大鱼网的更大渔船, 用复杂的电子系统追踪运动的鱼群, 这似乎是明智之选。不幸的是, 这一过程的后果把世界推到了全部渔业濒于枯竭的危险境地。
在我看来, 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最出色的学术成果清楚地证明了历史上偶然的、甚至通常是任意的特征积累是如何创生出当今物质文化的特征。这包括我们现在意识到存在重大问题的技术特征。当然, 在这些技术特征被初次引入时, 似乎是极为可欲的。从当今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中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可被陈述为:我们不必被从历史继承而来的技术选择和社会建构所限制。改造、变革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由社会所塑造的技术状况, 这应当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 如果考察过去四十年以来新的科学技术研究的发展路径, 你将发现, 对于在技术研究领域工作的许多学者而言, 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在重要性程度方面并没有获得提升。事实上, 对于我们时代重大公共问题的学术研究反而减少了。非常有前途的智识方法、理论和社会学研究存在一种倾向, 使得对技术的研究纯粹学术化了, 同时去除了其社会批判、政治参与和技术改革的维度。我将把当前倾向与早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数十年中关于技术与社会的思考阶段作一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 知识分子对现代技术的批判强烈地影响了20世纪晚期的一系列社会运动, 包括环境运动、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适当技术 (appropriate technology) 运动、新城市规划运动、有机农业运动等。与此类运动具有特别密切关联的另一场运动被称作“反文化”运动。从60年代到70年代, 它在美国和欧洲遍地开花。除了性解放和摇滚元素外, 它还唤起了人们对一系列必须处理的人对技术依附的广泛主题的关注。在“反文化”运动中, 人们所强调的论点是对于以下内容的批判:过度的消费主义、机械化工作场所带来的严苛性和压抑、现代技术社会中战争机器的核心地位、始终存在的核毁灭的威胁、众多以技术为中心的社会建制中的极权主义、诸多工农业技术所引起的环境破坏等。
显然, 我所提及的这些运动并非对于技术与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思考的最后内容。我想要强调的观点是:在近来的历史阶段中, 对技术实践和建制进行人文角度省察的著述者们能够确认那些重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 有时能够动员大量的人群去面对这些问题。我将此视为技术变迁领域民主理解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大量的人们不再相信技术条件是“不可避免的”, 同时开始寻求在塑造技术转换中的角色, 去更好地适应他们对一个良好社会的需求与理解。然而, 对于当今技术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和作家而言, 情况发生了变化。一种流行的观点是:通过在大学里从事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哲学家的职业生涯, 一个人能够在工作方面得偿所愿。因此, 目标不再是介入旨在改变社会政策的社会批判, 而是学者型职业生涯的研究和进步。学者的研究能够展现技术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它能够显示“行动者网络” (actor networks) 是何以围绕着科技项目而形成的。当然, 这种方法是由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 和米歇尔·卡伦 (Michel Callon) 所推进的。这一研究指向技术选择过程中的偶然性和分枝点 (branching point) 。这种进路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对人与技术物之间关系的描述与解释也提出了挑战。我相信, 这种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不幸的是, 它很容易变成自满、自我辩解、重视、纯学术型的工作。在今日的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学者当中, 那些与技术相关的、影响人类未来的问题不再具有更多的紧迫性。对许多学者而言, 用精确、严格、流行的学术方式去描述并且解释技术变迁, 这就已经足够了。
在新的、经验型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哲学家的概念性工作之间, 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这种概念工作提出经常造成智识挑战的问题。但是, 当触及更大范围的、关于人类当前所陷入的技术困境的主题时, 同样的问题也可能是相当琐碎的。例如, 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主题有趣的会议:“技术性人工制品的代理”。会议目的在于探究有用的物质性事物之所以能够具备伦理或政治性功能的方式。这是一个我基于技术与政治思考的语境已经进行了多年写作的主题。无论好坏, 我的文章“人造物有政治吗?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推动了关于技术性事物“代理”讨论的开展。但我发现, 在近来聚集起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哲学家当中, “代理”问题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狭窄和抽象的主题。是的, 用更精确和理论化的方式去定义“代理”是可能的。在科学技术研究理论——例如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中使用这一概念也是可能的。但在讨论的结尾, 我还是不得不发问:这到底造成了什么不同?
技术性事物“代理”的不同理论并没有对当前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最紧迫的技术问题有所启示。这种讨论是高度专业化的, 但很奇怪地与现实相脱节并与政治无关。据我的观察, 这种不参与伦理和政治问题的心态是当前对于技术进行的学术研究的整体特征。随着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日渐成熟, 它们越来越倾向于离弃公共领域而隐居到大学校园和专业性学术研究的生活当中。人们出版书籍、发表论文、推进业务、教授学生。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经常出现在影响公民、公共管理人员或商界人士的技术争论当中。
近年来, 哲学家们对待技术问题时变得越来越重视, 一种非常强的、实践的、日常的技术哲学已经出现了。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哲学。当它关涉到技术选择时, 对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起着导向作用。这种哲学的通名就是“全球化”。它基于两个核心理念。首先是这样一种信念:当今的全球性公司无可争议地统治了全世界的经济前景, 包括新技术所遵循路径的关键性抉择。第二个核心理念是:政府在政策选择中的角色应当更多地被消除, 代之以全球市场机制所产生的选择。这一理念的通名就是“新自由主义”——一种也可被称为“市场基础主义”的观念。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技术研究领域新一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建构主义理念——已经变成了我们时代影响巨大的、日常的技术哲学。同样引人注意的是, 基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政策直接导致了2008-2009年爆发的金融崩溃。为数众多的政治家、商界人士和公民不加批判地采纳了经济和技术的全球主义观念, 这最终导致了一场灾难。
总而言之, 研究技术问题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没有很好地发展出一种可提供的新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他们已经背离了公共领域并且逃避了技术政策中的关键性争论。正如我所指出的, 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在于:处于学术界的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满足于圈内的相互交流, 没有太多的兴趣参与当前时代关于技术问题很明显非常重要的论争。我们所关注的这些重要问题包括:首先, 现代的生产和消费形式是可持续的吗?如果不是, 我们应该怎么办?在帮助全球社会深入考量这一问题的过程中, 哲学家应当扮演一种领导性的角色。其次, 全球变暖如何改变我们以技术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些变化, 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并作出相应的对策?这同样是一个哲学家应当作出更大贡献的主题。思考技术及其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 这是技术哲学家的长项。他们也能够提供澄清这一层次问题的重要思想。
但事实上, 目前我们没有听到多少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哲学家和学者针对这些主题所发表的意见。他们的观点变得更加微观而不是宏观;他们关注的问题反应出定义狭窄的学术思想流派的需要, 而不是最迫切的人类需要。实际上, 我们时代对技术的学术性研究有变成中世纪经院哲学现代版本的危险。在关于技术政策的论争中, 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声音并不突出还有另一个原因。当前技术研究领域的许多学者相信, 在尚存在争议的、关于技术意义问题的主题上采取一种明确的立场, 多少有些不明智、不理性或是不值得去追求的。他们认识到, 对于任何特殊的技术工具或技术性实践问题, 都可以做出多角度的解读。在众所周知的关于技术社会建构的思想流派中, 这种理解被称为“弹性解释”。这种方法论立场暗示, 所有技术性人造物的意义都具有弹性空间。例如, 我可能认为, 风车是一种环保的电力来源;而我的邻居则可能将同样的风车视为噪声源和对于飞行中鸟类的威胁。这时, 还有谁能够指出我们孰对孰错呢?
面对复杂多样的观点和政策建议, 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哲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可能会这样进行回应:“我的工作是描述不同的立场并解释其意义。采取一种立场或提出建议并不是我的职责所在。”同样可能的是, 由于不想被视为“反技术”的, 因此学者们避免在关于技术政策的争论中作出强的论证。作为一名对于技术选择问题进行写作并发表言论的学者和活动家, 我经常引起反对者的攻击:“他只不过是反技术的”。但是, 如果仔细考察这些年来我所致力的工作, 你就会发现, 我始终在努力澄清那些我所支持的政策和工具, 而不仅仅是对之进行批判的那些。对那些不同意我的立场的人, 我有一个标准的回应。我可以列出一百项技术项目的清单赞同并强化我之所以支持它们的理由。我希望其他人可以列出类似的清单并给出他们的理由。这样, 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偏好进行比较、甄别, 同时对它们所反映的某些关键性选择进行辩论。
在致力于研究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技术哲学的过程中,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倾向, 即想要依照某位思想家或某种思想学派使自己模式化。有人也许想要与西方某种流行的思想流派保持一致。你可能会说, “我想要成为一名建构主义者”、“我愿意追随布鲁诺·拉图尔的理论”、“我想要追随唐·伊德 (Don Idhe) 【注文14】或安德鲁·芬伯格或兰登·温纳的脚步”。 (我不知道追随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尤其是兰登·温纳——是否明智。) 当然, 掌握这一研究领域的文献、阅读并理解全球范围那些已经完成的最新工作, 永远都是正确和明智的理念, 也是我所倡导的。但是, 对于中国来说, 现在去发展一种能够反映其历史、文化、哲学和独特认知方式的技术哲学, 难道不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吗?
我演讲的基本要点可以陈述如下:如果中国学者过于关注对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技术哲学领域学者的模仿, 那么就是在犯一个很大的错误。中国学者应当结束简单的回应, 避免重犯西方当前思想方式中的严重错误。学者们生产并激赏一种消解了批判性思维的技术哲学, 而这种批判性思维针对的是当前全球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选择。在近来的技术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中, 这种明显缺陷不断增长, 我希望中国学者不要妄加推崇甚至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