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北洛河流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城镇分布数量也有所不同，分布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
总体而言，地理位置越靠近北洛河下游地区，城镇的分布越密集。从人口估测的数值上来看，这一时期虽多次发生战争，导致人口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城镇破坏严重，但总体仍呈增长趋势。
这一流域城镇与人口分布的不平衡表现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明清时期北洛河流域的城镇包括城和镇。城主要划分为五种职能，其中同州和鄜州分别作为流域上、下游的政治中心而存在五种职能。
对于镇而言，其职能主要划分为五种。它们最初依靠交通便利发展起来，最终表现出独特的经济职能。
从城镇的形态和内部组成元素来看，明清北洛河流域城池的形态未发生大的变化。
北洛河流域府州级城池规模往往大于一般县城，上游的县城大于下游的县城。
明清时期北洛河流域城镇内部组成元素的分布出现较为详细的记载，这主要体现在官署区、文化区与祭祀区的分布上。
北洛河可以灌溉农田，给城镇提供了水运便利，但同时这一时期北洛河频繁的泛滥也给城镇带来极大的破坏。
另外，黄龙山区“盗贼渊薮”的社会常态以及重大暴乱使得城镇社会经济一经破坏，经年不得恢复。
明清时期是北洛河流域城镇大发展时期，人口规模和城镇数量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流域内各州县虽各司其职，但北洛河对于联结上下游经济发挥着重要意义。
1、城镇的分布特点
有明以来，北洛河一带的城镇多由原址所建，故其分布并无大的变化。明时北洛河上游的城镇尚属军事前沿地区，故其经济活动还是围绕军事而展开的。
而北洛河自西北向东南的流向，使一些城镇发展成为一个区域内的商业重镇。对于一些本来就有交通优势的州县,其经济变得更加繁荣。
及至明末清初，战乱再起。由于北洛河流域李自成起义的影响，城镇所遭受的破坏也尤为严重。
清代，北洛河流域的城镇在前明的基础上继续发展，规模也有所扩大。道咸之后，这些城镇虽时遭天灾人祸，县城发展时起时落，但是城镇的格局已经基本确立。
城的数量没有变化，仅对同州和鄜州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调整。
明清时期，北洛河流域的商品经济繁荣起来，镇也有较大发展。朝邑大庆关连接陕西和山西，吸引了许多商人来此行商。居民人数甚至比县城还要密集，是山陕商贾聚集的大市。
清代是北洛河流域镇的大发展时期，其数量远超过前代。尽管受到回民起义和丁戊奇荒的影响，北洛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一定的冲击，市场规模也有所缩小，但总体而言城镇的结构改变不大。
城镇的分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结果。总体来看，明清时期北洛河流域的府县驻地集中于北洛河的河谷平原地带，基本上沿北洛河干支流走向呈链状分布。
北洛河河谷地带土壤条件较好，是城镇形成与发展的良好地理条件。北洛河流域的城也大多集中于此。
从城在河流两侧的分布来看，明清时期北洛河河流左侧有城市5处，即鄜州、中部、宜君、白水、蒲城；右侧有城市6处，即保安、甘泉、洛川、澄城、大荔、朝邑。
这些府县驻地虽然沿北洛河呈链状分布，但更多倾向于在河流的干流选址，表现出选址对水源和交通道路的依赖性。
从明清时期的发展过程来看，北洛河流域城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在统一时代，社会环境稳定，有利于城镇的快速发展。
在战乱不断的时期，城则常常损失惨重，并且一经破坏，恢复也极为缓慢。从地域上看，北洛河下游地区拥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其发达的农业基础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北洛河上游地区由于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恶劣，城的发展极其缓慢，使得其城镇的整体发展大大落后于北洛河下游地区。
2、北洛河流域人口状况
人口作为行政区划或者行政机构设置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衡量城镇规模大小以及是否繁荣的重要指标。
“一个社会和地区的经济特点及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自然条件，劳动者，历史的传承性三个最基本的要素。”
这里的劳动者即指社会劳动人口。自古以来人口是统治者进行行政区域划分的重要依据，一定规模的人口是城镇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
有明一代，尽管有战争或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北洛河流域的人口总体上仍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下游区域。因此人口数量必然是北洛河一带城镇发展的重要反映指标。
清初以来，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大爆炸阶段。而人口的增长直接带来耕地量的需求难以满足。
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人，不再承担丁役。雍正年间又实行摊丁入亩税法。陕西人口一时急剧增长，北洛河一带也不例外。
清前期，北洛河一带各县的人口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北洛河下游人口明显比上游人口增长速度快。
清代同治元年（1862），北洛河下游地区的同州府一带爆发了回汉民族纷争，随后迅速演化为大规模的民族屠杀，进而转为地方战争。
战争爆发后，各县都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与打击。同治五年（1866），捻军入陕，后于蒲城转战陕北，对北洛河上游区域的中部、鄜州、洛川等州县发起了猛烈进攻。
由于同治年间的战争的影响，清后期北洛河流域人口大幅度减少。但与明代相比，其人口规模仍呈增长状。
1、城的职能类型
明清时期北洛河流域的城作为本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多兼有多种职能，只是因为历史背景的不同以及地理位置的差异，其职能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
马正林认为中国绝大多数的城市都是以政治功能为主的。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职能型城镇，主要包括府州县级治所。
这些治所作为本区域内的政治中心，设立了各级地方行政机构，行使着政治统治的功能。
同州、鄜州分别在明清时期承担着北洛河不同河段的政治中心角色。而县级城成为中央间接管辖地方上的镇的中间层级，且这些城都是府州县治所在地，充分体现了其政治职能。
城是连接各县的节点，它在联系本区域的交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北洛河这种沟壑纵横的地区，河谷地带不仅是发展人口、设置城镇的优越位置，同时也是重要的交通要道。
明代洪武至成化之间，北洛河流域甘泉、鄜州、中部、宜君设置了多处驿站。
“这条驿路不仅是陕西布政司向北方边境地区传达命令、供给军需粮草的道路，也是边境与内地进行贸易往来的商道。”
特别是北洛河下游地区的州县水运发达，兴起一批重要的集散中心城镇。进而将关中与陕北地区连接起来，使沿边城镇与内地联为一体。
城产生经济职能的前提必须要满足交通条件。
交通发达的城市，商业繁荣，其经济职能表现明显；而交通不便的地区，商品匮乏，导致城内经济萧条。
明清北洛河流域最主要的经济职能型城市集中在下游区。其中同州作为北洛河下游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连接北洛河诸地交通要冲以及东西南北商贸往来、物资汇集的绝对区域性中心枢纽。
而处于北洛河上游的区域，由于交通不利，货物的运输阻滞，经济大不如前者发达，城市对人员的吸附强度也就相之较弱。
城的文化职能含义丰富，而教育往往是其文化职能的重要体现。明清地方各类教育机构中，府州县儒学教育占据主导地位。
府州县儒学作为地方官学，既是地方上教育人才的施教之所，又是祀孔教化之地，集中体现了整个县域的教育面貌，文化职能尤其重大。
军事职能类的城是指地理位置处于地势险要或者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并且以军事防御为主要特征。
它们的设立和撤销跟特定时期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由于北洛河上游地处明蒙对峙前线，保安、鄜州两城紧邻延绥镇，为靠近边疆的城镇提供军事补给。
2、镇的职能分类
对于行政级别比县城低一级的镇，经济职能起主导作用。具有行政功能的镇不多。明清时期只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镇设立巡检司、主簿或者通判。
大荔县羌白镇为其境内的第一大镇堡，县丞公署设在本镇。羌白镇在发挥经济职能的同时，也发挥着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明清时期，镇作为主要的商品贸易场所，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明清时期，伴随着赋税政策的调整以及农产品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将一些农产品用来出售，以便换取所需要的其它物质生活资料。
粮食作为古代社会经济最为重要的商品，北洛河流域大部分镇都具有粮食交易市场的功能。
北洛河流域各地种植的农产品不同，加上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得北洛河临近府州县的农产品供需关系逐渐发展稳定并形成互补的特点。
韩城县“缺少粟麦，每年仰仗上郡的洛川、鄜州、宜川、延长等地，南面的郃阳，西南方向的澄城用驴骡运粮，络绎于路，渡沟涉涧，风吹雨打，日夜不绝。无论是富家还是贫室，都寄餐食于集市。”
一方面北洛河上游一些镇由于农产品种植和棉纺织手工业不发达，导致必须进行农产品和棉布贸易，为商品贸易提供了交换条件。
北洛河的农产品主要集中在流域内进行交换，存在一定范围的流转分配。
由于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与棉布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故其地虽贫，但商品的需求量亦不小。
但另一方面，伴随着生活的需求、经济的发展，农民所生产的部分农产品交换他们所需要的其他商品，限制了当地非生活必需品的交易。
1、城镇的规模
明清时期，北洛河流经的丘陵沟壑区、高原沟壑区、阶地平原区等地地形多样，地域条件复杂，城镇的分布形式也是多样的。
在规模上，各级政府对城的等级进行严格限制，按照京师、省、府、县四个等级划分。
一般而言，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其政治、经济、文化作用愈大，城池的防卫功能也就越强；其次,城的内部结构和功能分区也要比低级城镇更加完善。
马正林的研究显示:“自汉朝以来，中国的城镇规模与等级逐渐定型，首都为最大，省、府、县依次递减。
另外，下一级城镇的规模基本上不可能超越上一级城镇，除非城镇的地位提升。一般情况下城镇的政治地位与其规模的大小是成正比的。”
建有堡的镇，最初是随人民防御匪患的需要而出现，后来随着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逐渐发展为带有经济职能的镇。
镇的规模和等级介于县城与自然村落之间。历史上，由于北洛河流域境内战事频发，民风彪悍，因此大多中心性聚落集镇，在其外围都设有堡，它们承担着独特的保护和防御功能。
相较于城池而言，镇的防御建构体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区位分布较为均匀，与集镇聚落自然生成的分布形态基本一致。
2、城镇内部组成元素及分布
衙署是中国城镇的中心、地方行政的治所，是城镇内部空间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受行政等级、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衙署的组织机构也是千差万别的。
北洛河流域中，同州府的衙署机构有府署、县署、训导署、典史署、经历厅署、把总署、阴阳学、僧正司、道正司、布政分司、察院、按察分司等。
而如白水、澄城等县级城镇的衙署机构大体上由县署、县丞署、典史署、主簿署、巡检司署、教论署、训导署、布政分司行署等。行政级别高的衙署，其机构愈复杂。
北洛河流域（府）县的衙署大多位于城池的西部、北部和西北部。北洛河流向自北向南，且西岸较东岸易受河水冲刷。
因此，诸如鄜州、宜君、白水、蒲城等西岸城市的衙署选址有利于远离北洛河的侵犯，同时顺应了黄土高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的地理大环境。
而北洛河东岸的洛川、澄城、同州衙署布局在城市的选址不需要担心洪水侵害，则近水而居。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国家，在这种宗教文化的熏陶下，各种祭祀场所和祭祀活动也随之产生。
这些祭祀场所是古代城镇的重要建筑，使城镇的地理景观更加丰富多彩。按其性质可分为两类：一、民间杂祀和宗教信仰类祭祀，例如火神祠、八蜡祠、后土庙、龙王祠、东岳庙、道观、佛寺等。
二、官制祠坛，例如社稷坛、先农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厉坛、关帝庙、城隍庙、文庙等。
北洛河流域各城镇的城隍庙均建于城内，其余的祭祀场所设于城内外者皆有。
并在此基础上，各城镇依据自身所在区域的民间信仰和神灵崇拜的不一，建有不同的祭祀设施，布局也各具特色，其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1、城镇发展与北洛河的关系
明清时期，人们对北洛河的利用更多的体现在交通方面。纵贯全区，北洛河流域相隔数十里的渡口将各州县城镇连结在一起，最大限度强化各州县以及诸多小城镇之间的联系。
渡口分布南多北少主要是由北洛河的流域特性决定的。尤其是大荔县，位于三河交界，“洛水横贯大荔县中部，向东流入黄河。清时城东南的太山渡就已经是起卸货物的码头。”
这些渡口的建立促进了大荔的经济繁荣。
特殊情况下，北洛河水运还承担着保障民生的作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陕西发生大饥荒，曾从河南调集十万石粮食，水运至渭河、黄河、北洛河沿河各地的仓敖，救济灾民。
总之，明清时期，北洛河的利用方式主要集中在交通方面。北洛河水运缩短了路程和时间，方便了北洛河流域城镇的交通，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战争对城镇的破坏
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北爆发，北洛河流域城镇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锐减，田多荒废。
经过一百多年的休息生养，到乾嘉时期，经济得到一定好转。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北洛河流域城镇亦不能免于战争的破坏。
洛川县石头镇，位居洛川县的南面，距县城一百华里，咸渝公路没有开辟以前，北通榆林绥德，南达华州河南，为商贾往来的必经要道。
石头镇的集会,历史悠久，商贾云集，在陕北都很有盛名。清同治时的回民起义导致居民迁徙，等到战乱平定后集会即才恢复的。
大荔县羌白镇，“荔邑镇堡之首，县丞公署在焉，皮货作坊会萃于斯。”回民起义后又连遭荒旱，只有一些小的集会在运行，没有大的起色。澄城县“同治时良辅峪水被回民军烧毁。”
明清时期北洛河流域的战争，以黄龙山区为根据地的流寇对城镇的抢掠频率高，规模相对不大。
而明末农民起义与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时间长，战争规模相对较大。这些战争使得城镇社会经济一经破坏，经年难以恢复。
北洛河一带的城镇虽然沿北洛河呈链状分布，但更多倾向于在河流的干流选址。
表现出城镇选址对水源和交通道路的依赖性。由于本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城镇发展表现为城镇首先兴起于自然地理条件较好的北洛河下游地区，并沿河流分布，从下游向上游发展。
毫无疑问，洛河水可以灌溉农田，并给城镇提供了水运便利，但同时这一时期北洛河频繁的泛滥也给城镇带来极大的破坏，使得城镇发展受到阻碍。
明清时期是北洛河流域经济大发展时期。尤其是北洛河下游，生产条件优越，一直是流域的政治、经济中心所在，其生产力水平和当地水运状况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