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山东兖州出土一块北齐时期的石刻，其内容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密切关系。从书法维度来看，它属于“经派”书法，反映了北齐时期的书法艺术概貌。
关键词：北齐；兖州沙丘城；造像记；经派书法
在中国历史上，许多文化中坚人物，如唐代王维、宋代苏轼、元代赵孟 、明代文徵明等人与佛教都有密不可分的因缘。有的干脆遁入空门，如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民国时期的弘一大师等。佛教不仅影响了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和哲学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诗格、绘画等艺术创作，特别是对书法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除了教义方面的影响外，佛教对书法的意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在名山大川中刻写大字佛教经籍，例如在泰山经石峪石坪上刻写《金刚经》，在铁山刻写《大集经》，在峄山之巅刻写《文殊般若经》。以上摩崖刻经皆字形硕大雍容回纡，与在纸上的书法经典完全不同，丰富了书法的表现形式。其次是刻写小字佛教经典，一般为全文刻写，细致精审，如河北涉县娲皇宫刻经和北京房山云居寺刻经。再次是抄写佛经，其表现多为纸本墨迹，如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北朝和隋唐时期的经卷，其书法艺术与传统“二王”法帖、秦汉碑版有很大不同，是一种新异的用笔方法和书法样式。最后一种形式就是造像题记。在造像工程中，为了区分不同的出资人和表达造像的目的，在主体工程—刊刻佛像完工之后，工匠会在造像附近的石壁上刻上一段文字记述对佛的尊崇和出资人的期冀，例如《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姚伯多造像记》等。本文要说的《北齐沙丘东城邑义人等造像记》（简称《北齐沙丘东城造像记》）就属于这种情况。
凡事都有兴衰过程，佛教也不例外。中国历史上有四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法难”，分别在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和后周世宗时期。在灭佛过程中，统治者除了没收寺院田产、驱赶僧尼还俗外，还大肆焚烧佛经、砸毁佛像。这些被毁坏的佛像残躯碎石往往长期暴露于荒寺野外，待“法难”过后，才被虔诚的信徒收集、掩埋。近年，在山东青州、山西五台山和甘肃泾川等地出土了大量佛像残躯窖藏，直接反映了佛教在历史上的兴衰历程。有的佛像残石被附近的百姓用来修路、修桥和盖房等。在一些古代或近代的桥墩、桥梁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废弃的碑刻、画像石、造像或题记等遗迹。也有的佛像残石被扔入河水中，掩埋于泥沙之下，无人知晓其下落，也无任何文献记载。出土于兖州泗河南大桥西侧河道中的这块北齐残石就属于最后一种。
这块造像残石是金石爱好者李永军先生于1993年发现并保护的，并于次年捐献给兖州博物馆。此题记为横式，高0.38米，宽1.41米，左侧稍残，存字26行，行8字，全文为：
盖惟三空明澈，六度凝清，理协亡言，行侔实际。逍遥无得无住□（之）所，纵容一道一原之中。挺志高悟，特钟玄旨；风仪韶峻，厥趣萧然。汤汤焉，亹亹焉，复何言哉！若夫邑义人等，品第膏腴，琼华玉闰。亭亭素月，明明景日。以大齐河清三年岁次实沉，于沙丘东城之内优婆夷、比丘尼之寺，率彼四众，奉为太上皇帝陛下、师僧父母，俾闰含灵一切有识。于是法堂魏魏，廊庑赫奕，磊硌而重叠，峨峨以连属。又乃敬造阿弥陀连座三佛，日轮将坠之彩，俄影余光之色；四大海水之眼目，五□（须）弥山之豪相。夷徒花萼，道气消扇。尼□琬琰，显美正观。词（以下残）
据题记记载，此石原在“沙丘东城之内优婆夷、比丘尼之寺”。沙丘即瑕丘，为古兖州所在地。优婆夷、比丘尼寺就是女寺。据赖非先生考证，北朝时期的女寺很少。此为其一，反映了兖州佛教的繁荣昌盛，是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1]
《北齐沙丘东城造像记》拓片（李永军提供）
造像题记的命名一般都根据功德主姓名确定，如《始平公造像记》《姚伯多造像记》等。这块残石中的功德主姓名缺失，所以其名称至今没有定论。《中国书法全集·北朝造像题记》称其为《北齐河清三年造像记》，这个题目不能区别于同年所刻的其他造像题记；而且，根据专家考证，此造像记并非刻于河清三年（564），而是稍后的时间，所以此名称并不恰当。《兖州市志》中有时称《北齐造像刻石》 [2]746 ，此名称包含范围太大，涵盖了北齐的所有造像题记刻石；有时称之为《北齐沙丘城造像残碑》 [2]970 ，此名称亦不妥当，因为它并非碑刻，而是造像题记。毛远明编著的《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称其为《邑义人等造像记》。[3] 邑义，又称义邑、邑会、法义，是指在家佛教徒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而结成的信仰团体，邑义的构成少则十数人，多则有500人以上者。由于人员众多，造像题记后面会专门列出每个人的名字和身份。这个名字比较符合造像记的命名格式，但也会与其他题记名字重复，因为当时的邑义人等造像记颇多。例如《语石》记载有《东魏邑义人等造像》 [4] 、《燕赵碑刻》 [5] 收录《丰乐七帝二寺邑义人等造像》，其简称都是《邑义人等造像记》，不易区分。综合对比，笔者以为加上朝代和地名更具有区分度，权且命名为《北齐沙丘东城邑义人等造像记》，简称《北齐沙丘东城造像记》。此命名不会与其他造像题记重名，区分度较为明显。
与出土的其他造像题记相比，《北齐沙丘东城造像记》残损较少，字数较多，内容更为丰富，并且书法艺术精湛，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北齐时期的书法上承魏晋楷体，下开隋唐欧虞褚颜楷书。对比此造像书法和钟繇小楷书法，二者皆端雅宁静，雍容有度。可以看出，此题记书者即、使没有直接临摹过钟繇小楷，也间接学习过钟体楷书，所以整体气息相近。造像题记有界格，比钟繇楷书更显整齐和规则。
此造像题记结体宽博，用笔精到，毫不雷同。下面仅以点为例来说明它丰富的艺术性。从造像题记整体来看，点在其中数量最多，单独的点珠圆玉润，有的呈梭形，如“亡”字；有的呈三角形，如“凊”“悟”等字，或呈钩形（如“为”的左上点），变化多端。一个字中若有两个点，则距离较远，遥遥呼应，如“逍”的左右两点，“凊”字的上下两点。如果有3个点，则从大小、方向、方圆、长短等各方面变化，避免趋同，如“彩”“法”等字中的点就是如此。若有多个点，则分布如繁星，目不暇接。“齐”字可看成11个点的组合；“然”字则有9个点，下部4点为行书笔法，与上面的5个点相映成趣。另外，在处理点和其他笔画的关系时，书写者别具匠心，连断自如，或实连（如“旨”“言”“六”等字），或虚连（如“玄”“亡”字），或映带（如“沉”的第三点和第四点），从中可以看出书写者的高超书法技巧。
王学仲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碑、帖、经书分三派论”的书学观点，即中国书法在碑派、帖派之外，还有经派书法。经派书法包括摩崖大字刻经、小字刻经、抄经、记等多种形式。此造像题记书法和当时流行的经体书法同类。它的书法面貌和经石峪《金刚经》、铁山《大集经》同属宽博大气的经体楷书，只是字形大小不同。它和河北涉县娲皇宫的刻经字形极为相似，大小和风格也非常接近。作为造像题记，《北齐沙丘东城造像记》与《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等有极大差异：一种是圆笔，一种是方笔；一种大刀阔斧，一种刊刻精致。其书法风格完全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尚没有形成经派书法的特征；到北齐时期，这种特征日益明显，形成了造像题记与碑派书法、帖派书法三足鼎立的格局。
参考文献
[2]山东省兖州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兖州市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
[3]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九册[M].北京：线装书局，2008：167.
[4]叶昌炽.语石·语石异同评[M].北京：中华书局，1994：145.
[5]詹文宏，李保平，邓子平.燕赵碑刻：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278.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汉魏六朝瓦文书法艺术研究”（项目编号：19JYA760084）阶段成果。石刻图片由曲阜师范大学却野提供，拓片图片由李永军提供，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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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陈丽玲
主编 | 廖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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