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坑道入口。笔者想知道，这薄薄的顶棚是怎么回事？一层木板覆盖一层薄土，战时别说炮弹了，就是一颗手榴弹怕也扛不住。别说什么战时会进行加强之类的话，平时训练都不严格，战时表现只会更糟。
进入坑道，随处可见这样笔直的通道，估计一颗炮弹打进来，杀伤几十米内的台军问题不大。通常为了降低炮弹破片的杀伤范围，大家都会把坑道故意布置成弯曲状。也不知台军将坑道挖的这么直，到底是为了什么？
再看看这个射击孔，视角极为狭窄，人员也无法保持舒适的射击姿势。这些都不利于士兵在战时持续作战。
虽然台军从来不以高素质著称，但至少也是一支正规部队。可这支正规部队展现出来的土工作业水平竟然如此低下，联想到网络上到处流传的台军特种部队慢如蜗牛的“快速射击”视频，笔者不禁要怀疑这一切究竟是不是台湾战忽局故意释放的烟幕了？
勉强能算作“优点”的，大概只有坑道两侧整齐垒放着的沙袋了。先不说它的防御作用如何，最起码看起来整整洁洁，能让本来就不耐艰苦的台军士兵在坑道内呆的舒服一些。不像对岸，凡事只讲实用，每次挖个工事，搞得灰头土脸，既不干净，也不美观（滑稽表情，避免误伤）。
调侃完台军，我们说回正题。论及土工作业水平，人民军队恐怕无出其右。但人民军队的土工作业水平，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数十年的血火战争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是无数先烈用他们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红军时期，人民军队也曾十分缺乏土工作业经验。这时的战术以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为主，阵地战并不多，所以仅有的一些土工作业经验主要是对城墙和碉楼进行爆破。
在早期，红军会尽量避免攻打城市，但打土围子等工事不可避免，这时红军一般只能使用步兵冲锋，可这样往往伤亡惨重，且效果不佳。针对这个问题，红一方面军总部在1931年向所属部队指出，应该“用工兵的能力去挖地洞、打对壕、埋地雷去爆炸他的围墙，再冲进去，或是用多量火药完全给他炸个干净”。并要求各部队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将其整理成规范，向全军推广。
这项举措迅速取得了效果。当年10月，红三军团使用工兵对会昌城墙实施爆破。他们在南门挖掘了长达150米的坑道，并埋入数百公斤炸药，将城墙炸塌了数十米，成功占领会昌。
但那时红军的爆破经验尚有不足，并因此酿成过惨剧。1932年初，红一方面军攻打赣州，他们预先将突击队埋伏在南门城墙外，准备等城墙被爆破后发起突击。但由于炸药量没有计算好，结果城墙虽然炸塌了，却是向外侧倒塌，埋伏的突击队员全部牺牲。
人民军队的土工作业水平得到明显提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当时，冀中平原地区广泛开展地道战。相较于山区，冀中平原的地形更加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但当地的抗日军民针对这里的特殊地形，群策群力，逐渐摸索出了地道战这种作战样式，并将其发展成为该地区与日寇作战的主要战术。
起初，当地军民只是在野外或者村里挖洞，日寇来的时候就藏进洞里。后来又尝试用秘密的地道，将部分院落、农房连接起来。在不断的改进中，逐渐形成了复杂的地道网络。并且他们还发明了真假连环洞，令日军眼花缭乱。但这时的地道没有攻击能力，仅仅只能用于躲藏。
1942年，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北疃惨案”，他们使用毒气攻击定县（今定州）北疃村地道，造成800余名抗日军民遇难。这次惨案在冀中抗日军民中引发了深刻的思考，他们开始对地道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造。
改造后的地道具有了防烟、防火、防毒和防水的功能。并且从之前只具有隐藏功能的地道逐渐变成了攻防一体的地下堡垒，构成了天（房顶）、地（地面）、阴（地下）三层火力，对日军进行杀伤。据统计，冀中平原的地道总长度曾达到1.25万公里，堪称中华民族的地下长城。
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也在不断学习日军的土工作业技术，其中典型的战例要数关家垴战斗。
冈崎大队同时抢占了两处高地，并构筑了环形防御工事。他们把关家垴中心的窑洞作为指挥部，用靠近北坡断崖的窑洞作为暗堡，将南坡的四个窑洞改造成交叉火力点，又在山下挖了300多个散兵坑。并按照一门火炮或者机枪拥有两个及以上备用阵地的比例构筑工事。
面对坚守待援的日军，八路军血战2昼夜，将其歼灭400余人，并击毙了大队长冈崎歉受，但自身也付出了600余人的惨重伤亡。最终因日军增援部队抵达，八路军被迫撤退，未能全歼这股日军。
这场战斗中，八路军集中了数十倍于日军的兵力，但依旧未能达成全歼冈崎大队的作战目标。究其原因，除了关家垴易守难攻的地形及日军强大的火力外，他们构筑了完善的坑道工事也是重要因素。
关家垴战斗结束后，彭德怀、刘伯承等人曾一齐登上关家垴，仔细查看日军工事和火力配置，并让随行的参谋人员将其绘制成图。时任129师师长的刘伯承元帅曾这样评价关家垴日军工事：“敌人的野战工事构筑很有讲究，他是按死守防御的方案设计的，决心要战死沙场，效忠天皇。他在山顶这块小平地上，仿八卦阵挖了圆形核心工事，用三道交通壕环绕指挥所，交通壕较深，能互相通行，壕内挖有许多猫耳洞，每个洞容三、五人不等，大的掩体和交通沟都有门板覆盖。从核心阵地向四面挖有交通壕直达地崖上，地边挖有掩体，敌人白天缩在核心阵地里监视地边，我一爬上地边他就瞄准射击，把我们打下来。晚上他占领地边阵地，我冲不上去，波浪式冲上去与敌人拼了刺刀，但后续部队上去缓慢，不能完全歼灭敌人。”日军构筑的这些工事，让我军将士深受启发。
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人民军队逐渐积累起丰富的土工作业经验。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具备了极强的土工作业能力。
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几个纵队的协助下，合围了国军精锐的黄维兵团。这个兵团拥有大量的坦克和战车等重武器。为了防止其突围，解放军挖掘了大量的壕沟。一时间，阵地上壕堑纵横，黄维兵团被死死困住，不得脱身，最后被全歼。这一幕在电影《大决战.淮海战役》中有详实的还原。
真正让人民军队的土工作业能力享誉世界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抗美援朝前期，志愿军依靠高超的运动战技巧，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打的节节败退。但美军指挥官李奇微针对志愿军的作战特点，迅速调整了联合国军的作战方式，迫使志愿军与火力强大的对手展开阵地战。
面对这样的不利情况，志愿军根据朝鲜北部多山的地形特点，扬长避短，再次祭出了土工作业的法宝，与美军进行坑道战。
最初，为了躲避美军的重磅炸弹，战士们只是在堑壕内挖掘猫耳洞。但后来发现，即使躲在猫儿洞中，重磅炸弹产生的冲击波仍然能够伤人。于是战士们继续将洞往深处挖，但依然不够，便又再拐九十度弯继续往里挖。最后挖着挖着，将两个拐弯的坑洞连接起来演变成了U形坑道。这种坑道受到了彭德怀司令和苏联军事顾问的高度肯定。
后期参战的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曾专门针对土工作业在志愿军总部召开会议，向各部队强调：“坑道作业不仅仅是为了保存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消灭敌人。今后我们的坑道作业，要向既能藏又能打的战术坑道方向发展。坑道必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的设备，有统一的规格标准。像彭总说的那样，构筑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
最终，志愿军的坑道演变成了具有“七防四能”功能的完整体系。“七防”是指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四能”是指能消灭敌人、能保存自己、能机动、能生活。按照规定，坑道宽度不小于1.2米，高度不低于1.7米，坑道口上方的覆盖层厚度一般为15米。但据说在上甘岭战役中，顶部的掩体厚度达到了35米，联合国军的炮火根本无法将其摧毁。坑道内部有F形、H形、U形、Y形等多种结构，且战斗和生活设施齐全，能够满足长期作战的需要。
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构筑的坑道总长度为1200多公里，堑壕和交通壕为6200多公里，开挖土石方6000万立方米。就连美军指挥官范佛里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军队已经在朝鲜山头阵地之下挖掘了地下城市，构筑了四通八达的地下堡垒。”
支援军依托坑道作战时使用的战术是著名的反斜面战术。反斜面是指山地攻防战中背向敌方，面向我方的一侧山坡。由于弹道原因，这侧山坡能够有效避开敌军炮火的打击，志愿军可以借此极大削弱美军的重火力优势。联合国军炮击时，志愿军通常只在棱线上设置几个观察哨，其余战士全部隐藏到坑道内。等炮击结束，敌方步兵发起冲击时，隐藏的志愿军战士会迅速从位于反斜面上的洞口冲出来，与冲上来的敌军进行作战。战斗激烈时，表面阵地甚至会在白天被敌人全部占领，志愿军战士只能被压制在坑道中。但到了晚上，这些战士又会配合后方的增援部队将敌人击退，把阵地夺回。自始至终，美军对志愿军的坑道战术无可奈何。
著名的上甘岭战役中，联合国军的火力密度远超此前人类战争中的任何战役。上甘岭阵地每平米土地平均落弹76枚，主峰被削低2米多，阵地上的土石被炸松1到2米。但志愿军依托坑道战术，在43天的战斗中，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阵地59次，击退其900多次冲锋。最终在自身伤亡11529人的情况下，让联合国军付出了伤亡25498人的代价。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的表现是人类战争史上坑道作战的巅峰。
在后来对越自卫反击战和老山轮战期间，人民军队依然展现出了高超的土工作业水平，各种坑道工事大大减小了我军战士的伤亡。
所以，台军如今向公众展示其坑道防御工事，这在人民军队眼中，和班门弄斧有什么差别？对此，笔者只想用一句话来评价：他们这是关公面前耍大刀——不自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