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宗派与毛教员之间的“两堵墙”：政治现实主义与领导权的重要性
老田
【9月9日是毛教员离开我们46周年，谨以此文缅怀伟大的革命导师和人民领袖毛教员。】
前些时在一个微群，与几位资深左派讨论问题时发现：实际上很多左翼，还站在“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之外看问题，这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认识障碍；而且，他们也往往漠视具体批判与抽象批判的关系，似乎领导权问题可有可无，以为基于生产关系或者阶级结构分析，就可以用于直接推导政治策略，这个方面也恰好搞颠倒了。
应该说，有关政治挂帅与经济决定论之间的分野，很大很大，两个方向在看问题方面的差别之大，接近于世界观革命前后的大不同。以经济分析的视野去看待政治问题，在私有制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用以理解革命家的思想，则大谬不然；而以经济决定论去遮蔽或者否定政治挂帅的视野，这个状况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种1980年代官学主导的“去政治化”潮流，今天已经显著渗透到了一切人的头脑中间，哪怕一些自以为是左派的人，也往往难于挣脱这个桎梏，不自觉地跟着走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学习毛泽东思想过程中间，最好有一些关于范式革命与不可通约性的初步认识，自觉地与官学塑造的“经济主义”这个惯常经验视野，保持距离，“刻意地”翻越那两堵不可通约性的高墙，以期真正地与毛教员见上面。
一、自觉地翻越不可通约性的高墙以实现世界观的再革命
应该说，1980年代宣传的“唯生产力论”和经济主义的决定论思维，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塑造过程，这个世界观对于阅读和理解毛教员的革命思想，构成一个真实的认知障碍。
在这里，推荐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这本书讨论自然科学认识进步历史中间的范式革命问题，以及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存在。在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经营中间，剧烈的变革也往往会以人为的方式，去促成新旧范式的替代，目的当然是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看问题的世界观，一次成功的意识形态颠覆工作，往往会以引导一场真正的范式革命为条件。
库恩原本是研究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由此得到了一些堪称是颠覆性的新见，他的书后来主要是受到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的追捧，该书出版25年之内就卖出了65万本；该书在社会科学界，创造了真正的奇迹，并成功地引导学者们重新反思自己的工作状况，以及学派之间的争论和学术积累问题。
科恩否定了一般教科书的常规写法——似乎科学知识的积累和进步是一个线性的累加过程，他强调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共同体持有的范式及其革命迭代过程有关。一个学科的研究，从前范式阶段（此时没有范式或者共识框架）到范式，会出现了一个研究态势从发散到收敛的过程，在其最后阶段，会出现共识和框架，然后，科学共同体成员便在这个共同前提之下“解谜题”——发现并解决问题并依据范式去相互评价彼此的贡献；后来，出现例外和危机，旧有的范式无法应付，就出现新的认识，逐步积累并颠覆旧有的范式；而新的范式征服人心的过程，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近似于宗教改宗——人们需要就此放弃旧有的信仰并接纳新的信仰。科学透过不断地范式革命，而实现进步。
而在新旧范式之间，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即便是还存在着相同试验方法、器具乃至术语，但是，这些都属于相对不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已经发生了革命，从前的鸭子现在变成了兔子，真的要实现两种不同的范式之间的理解，那就需要一个繁杂的翻译过程。
应该说，1980年代之后，社会科学重新占据中国的高校讲坛，引入西方的教材教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完成了一个基于社会科学语言的“范式革命”，意识形态领域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相关理论的提出以及生产者的规训——就是在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轨道上实现的。而传统的马列毛思想不再用社会科学的语言展开研究讲述，就自然而然地边缘化了，形成了一种马列主义不战斗的现实——不再作为人们分析和观察社会现实的方法。从这个角度看，马列毛的思想和理论，需要社会科学化之后，才能够返回意识形态主战场，在这个核心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领域，恢复其战斗性。
二、后文革时代对毛教员思想的无害化处理
显然，如果凭空设计一种再解释体系，在民众接受方面就会遭遇到困难和阻碍，所以，新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宣传或者范式革命设计，一定会充分利用人们的不自觉，并加以放大和绝对化，目的当然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范式革命目标。
而妨碍对于革命家思想的准确理解，往往就需要去利用人们不假思索的惯习和想象力。通常而言，我们在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的时候，总是先掌握公理、公式和原理之后，去应用于解题，这种“做题家”思维模式——知识在先而解决问题在后，如果不加辨析地应用于革命时代，就会不自觉地复制出王明教条宗派的某些认识方法。而1980年代的宣传策略，则相应地强化人们有关“文化资本”的决定论思维，这个目标达到了，那么，人们就不自觉地形成与马列毛思想或者解放理论的隔阂。
此外，私有制社会中间，经济维度的决定性作用，范围很广，这也是一个经验或者认知惯性。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社会的时候，很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结果在共运史上，修正主义思维方法往往倾向于把这个方面的认识绝对化。而考茨基的经济决定论思维，与列宁重视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有两个不同范式之间的差别那么大，执着于经济主义的分析，就会否定和遮蔽了列宁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思考，不去关注革命的主观力量如何在政治方面发展和壮大，假如执着于前者，那么，后者作为革命的关键逻辑和思考，就变得“不可见”和“不可理解”了。国内1980年代重新强调以“唯生产力论”的方式，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个标准的“去政治化”设计，这是对考茨基思维方向的极端化，这个解释方式更接近于做题家思维模式——由此也会以“能近取譬”的方式得到人们的接受，但是，对于理解革命家特别是列宁和毛教员的思想，那是更难了。
而理解毛泽东思想，对于受过常规学校教育的人而言，确实需要翻越这样一堵“不可通约性的高墙”，认真去关注日常不会注意的别样事实和逻辑。虽然，毛泽东本人的讲话和文章，力求通俗，但是要达成一个框架性的理解，也良非易事。关键在于，其观察和思考与常规教育所传递的理念，有着深刻的歧异。在此推荐，稍微了解一些库恩的工作，帮助我们打好一个心理基础——随时预备翻越不同通约性的高墙，带着一份心理准备，去观察另一个范式所揭示的完全不同风景。
毛泽东曾经批评某人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在一定程度上，把书生提升到政治家就要完成根本性的世界观转变，而书生办报的政治含量接近于无——所以毛教员又说他是“死人办报”。看起来，这是在批评下属，但是，书生与政治家的差别确实有点大。
一定程度上，毛泽东对于王明教条宗派的批评与反驳，也是对常规学校教育形成的知识范式的一个颠覆，在对这一点有了较为充分的心理准备之后，并切实转入政治现实主义角度之后，理解毛泽东才算是有了入门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毛教员这些革命家的思维，与商人的思考有近似之处，现有多少资本，如何增加并合理运用，然后看看能够做多大的生意，可以预期一个怎么样的结果；在各种事务中间，最优先的追求是如何预备更多的资本，及其最经济地运用；这个思考方法就很接近于经济上的投入产出分析，而不是积累知识去解决或者解释问题了。应该说，这样的思考和关注焦点，就很不同于先学会知识然后提高解题能力的思路。
在一定程度上，学院派的管理学教授，也关注投入产出分析，但是，他们只需要挖掘出种种潜在的可能性就够了，不需要也没有条件把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而把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就涉及到打造管理团队、搜罗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去实现选定的目标，换言之，管理学教授与职业经理人的眼光和努力方向，差别有点大，教授们关注潜在的可能性分析，经理人则需要把可能变成现实，他们实际上不是同一个“专业”。只有在职业经理人那里，关注投入的增加及其合理运用，才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和努力方向，这个才是理解革命家所需要的“政治现实主义”态度——在这里现实主义意味着集中关注投入的增加及其合理运用。
三、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中心地位
很多人都能够毫不勉强地复述毛教员的语录：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要团结大多数人，去反对极少数，这个在理解方面不存在困难，困难的是如何找到实现的路径。也有很多人，能够毫无困难地复述毛教员有关依靠群众的语录，但是，如何把日常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的群众，转化为有觉悟还能够组织起来战斗的创造历史的人民，则有很大的认识缺环。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间，毛教员从农民运动的经验中间，提炼出来事关“劳动群众的政治领导权”的两大关键环节：一是组织起来实现一切权力归农会，以组织优势去集结群众的人数优势和力量，同时，还需要颠覆各种肯定旧统治者的观念权力——诸如神权、绅权和族权、夫权等等，颠覆观念权力或者打赢意识形态争夺战，是实现群众普遍觉悟的前提条件。有觉悟的群众，还能够组织起来奋斗，那么，旧社会以剥削压迫所制造的群众不满这样一种社会势能，就能够转化为改造旧世界的动能了。对于革命家来说，政治现实主义的起点，就是要实现势能转化为动能，同时，如何提高这一能量转化过程的成功率，就是革命家需要关注的最靠谱的投入增加路径。
所以，如果自觉地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那么，就需要优先关注领导权建设，及其对内对外的实现方式——最大化自己和最小化敌人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实现的。由此，需要集中关注投入的增加与合理运用，这才算是摆脱了基于“学会知识而后应用解题”的做题家（准教条主义）经验视角，翻越了第一堵“不可通约性”的高墙，进入了政治现实主义的门槛；而以新的领导权为核心，去应用马克思首创的生产关系分析和阶级分析方法，才算是摆正了以具体批判为中心去统御抽象批判的相互关系——这个是摆脱考茨基走向列宁的关键，这是第二堵“不可通约性”高墙所在，在这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理论（政治经济学与阶级分析方法）与革命实践（领导权建设）的有效结合。
毛教员自己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就是以领导权建设为目标，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生产关系分析作为工具，目的当然是要寻找关键行动者群体的态度和主打策略；这个，应该才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义——以具体批判的领导权关切，指导和应用抽象批判的理论和分析工具，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成为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间，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这篇经典文章，是以经济地位和阶级结构分析为方法，目的确实寻找各个阶层对于革命的态度，前者为后者服务，如果理解为以经济推导政治，那就彻底搞颠倒了；他在后来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间，再一次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领导权建设，需要建设好核心力量的觉悟与组织，把这个作为依靠，然后才有团结对象和外围（统一战线），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分析方法，用于帮助寻找和确立领导权建设过程中间所需要明确的亲疏与远近关系；毛教员的这些经典表述，都体现为以领导权关切为目标，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句话，以具体批判统帅抽象批判，以政治挂帅去驾驭经济主义，这个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害所在。而王明教条宗派则反之，今日的纯左，也完美沿袭了王明对两者相互关系的颠倒定位。
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然后以领导权为核心关切，去处理具体批判与抽象批判的关系，这是从王明教条主义走向毛泽东思想的关键两步。自觉完成了这两步之后，可能就完成了“改宗异教”，实现了一次认识范式的转换，跨越了从王明到毛泽东之间那两堵“不可通约性”的高墙。
四、如何自觉地看待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
在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中间，存在着一个未曾明确揭示的假设——在经济（或者生产关系）分析与政治领导权分析之间存在着一一对应关系，如果现实社会中间真的存在着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无论是从经济主义的分析起步，还是从政治挂帅（领导权）分析起步，都会达到共同的终点。毛教员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以各种方式说明，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只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和一一对应关系，由此，政治起点和经济起点分析的结果，就大不相同；所以，选择不同的分析和观察起点，就十分重要。
同时，毛教员与王明宗派的巨大分歧与激烈争论也表明，社会现实中间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所以，基于领导权起点和基于经济主义起点的分析，在结论和策略方面，都大不相同。1980年代的非毛化浪潮中间，去政治化作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确凿无疑地对应这个关节点分野，把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意识取消之后，才能够顺利地兑现鱼目混珠的手法。
与这个“去政治化”潮流紧密相关，很多人都写过文章，说1930年代的三次论战促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产生；例如郭若平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学理探源》（载《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雷颐文章《“中国农村派”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都强调1930年代三次理论论战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贡献，似乎，革命的政治战略与策略，与经济维度的分析（生产关系分析或者半封建半殖民地结论的得出）之间，具有不言自明的一一对应关系。这个分析方法及其内在理路，是把有关生产关系分析或者经济基础内部的观察，视为推导革命政治理论的起点，在未加论证和说明的情况下假设政治策略与经济（阶级）分析之间具有一一对应关系。依据本文的分析，这个手法，可能恰好是颠倒了具体批判和抽象批判关系的错位理解——似乎具体批判反倒要以抽象批判来驾驭和推导了，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从毛教员返回王明。
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分析方法，以揭示经济剥削的奥秘为起点，分析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和解放政治主体性所在。这个分析方法，对于所有的统治阶级及其压迫剥削行为，都具有批判性，如果不加思考地直接推导解放目标，相当于要求一步就实现“非剥削和非压迫”的全面解放目标，这其实就是马克思所称的“终结前文明”的最后解放目标。但这样的解放目标，只能够作为长远努力方向，无论从群众觉悟程度还是有组织斗争力量而言，都还不能够一步就实现，所以，革命和解放一定是从具体统治状况的实际出发的一个分步骤分阶段的过程。
至今为止，海内外依然有很多自居有学问的左派，长期站在阶级和民族消亡的边界线上，展开他们的“纯左批判事业”，依据他们的日常观察“非纯左”是第一位的祸害，成为他们的首选批判目标。以此而论，列宁对于考茨基的批判，首先是确立了一个针对具体统治阶级展开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有限视野”，然后，从一个具体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和政治军事统治状况出发，具体地寻找革命的批判力量如何有效地觉悟和集结起来的具体路径，列宁提出的“输灌论”和“先锋队”，就是人民群众集结自己力量的必由之路。反过来，经济决定政治的王明式思考路径，则是各路纯左派的理论法宝。
纯左派的问题意识和批判锋芒，往往指向群众中间或者小圈子内部的“非纯左”现象，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已经把自己的思考和批判事业，从现存社会结构中间抽离出去了，颠倒了理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似乎，革命事业不再是群众对于旧统治结构的体验和觉悟过程，也不再注重从统治和被统治的相互关系结构中间去认识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力量，而是把革命或者解放事业视为“纯左认识”推销状况的函数。这样一来，纯左派自己就一跃而成为革命或者不革命的枢纽和关键，有且只有，肯定纯左的领导地位才有革命，革命最后取决于纯左获得君师合一的领导权地位及其普遍作用。
结果，纯左就不再集中关注具体的压迫剥削结构，以及群众由此获得的经验和体验，以及可能的觉悟路径，文章的写法就往往回到语录或者教条，列宁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似乎不再需要了（因为一具体就会大量涉及到现实材料和思考方式的“非纯左”污染），文风逐步倾向于八股化和教条化，呈现出毛教员发现的各种“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表现。这样的文风和方法，实际上是纯左在无视领导权及其针对性的具体统治结构之后，在思考和观察中间必然地取消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结果。
由此可见，经济决定论与政治，尤其是与革命政治的距离，确实有点远。美国学者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一书中间，有力地批驳了那种认为经济基础分析能够推导革命战略的“想象力”；他认为，1930年代社会史论战结果，能够支持一切革命路径与策略（已经论证旧社会或者旧生产关系该死了），但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则并无贡献，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理论也与论战过程和结论无关。在批判旧统治者和旧制度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旗帜之下的武器批判，与三次论战所昭示对旧制度的批判武器，是具有相同批判对象的同路人关系，彼此是否存在着内在的理论互文关系则未必。似乎，有不少人还信服雷颐或者郭若平的相关文章，认为1930年代的三次论战，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产生的贡献蛮大，这个看法是否靠谱，还确实需要认真而仔细的斟酌。
建国之后，共产党高层的政见分歧，往往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框架之下展开——接近于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想象力）主题下讲述彼此分歧，但双方的政见歧异和具体内容，从未充分展开并形成有针对性的对话。而且，我们如果想要深入讨论建国后经济基础变革的内在动力与实际过程时，特别是涉及到1960年代毛教员发现的执政党“内在否定性”和提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自信预测时，还会更进一步遭遇到——在缺乏私有制经济基础支持的前提下——否定性力量如何集结和表现自己这一类“致命”问题。正是在如何识别和分析对立于人民利益的否定性力量如何识别，以及判断其后续发展趋势时，就更需要基于劳动群众政治领导权的相关分析视野和观察方法，恰好，正是为了否定这一点，才在1980年代系统设计和宣传了以唯生产力论和经济决定论为基础的“范式（世界观）革命”。
这在逻辑上并不难理解，基于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似乎革命仅仅会发生在从野蛮到文明转化最后阶段的那个转折点上，其他各种阶段性的革命主观力量的建设与观察，都被取消和抹杀掉了，这个策略或者话术的关键内涵，说白了就是一句话“除了最后的革命之外都是假革命”。鉴于此，毛教员的继续革命理论和实践，也就被一同拉平和抹杀了，这样，王明式纯左和告别革命的极右，在这里实现了认识方法论上的携手共进。这倒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有待于深入剖析，雷颐作为后革命中国的著名公知，郭若平是新时期体制内的党史专家，还有历史上的王明和考茨基，他们都能够在经济决定政治这个思考维度上，找到“公约数”。
因此，不管是为了认真学习毛教员的思想，还是为了认真总结革命和毛时代的建设经验，深化对这一阶段历史与政治的理解，我们都需要对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问题，保持一份自觉，要不然，可能难于理解那时那地那些人之间的具体分歧。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初稿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修订
二〇二二年九月八日再修订
附录：《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摘录
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美)库恩(Kuhn, T. S.)著;金吾伦，胡新和译.-2版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据伊安·哈金（Ian Hacking）在《导读》中间介绍，“1962-1963年，《结构》售出919本;1963-1964年，售出774本;在随后的一年中，《结构》平装本售出4825本，其后便居高不下。到1971年，《结构》第一版的总销量超过了9万本;而其后的第二版(包含有“后记”的那一版)更是延续了这一势头。到1987年中，《结构》25年来的总销量已接近65万本。”（P30）“ 人们一度把《结构》列为所有出版物中被引用率最高的书籍之一，与《圣经》和弗洛伊德的著作齐名。新千年到来之际，在各种媒体煞费苦心地评选出的“20世纪最佳书目”名册中，《结构》也总是赫然在目。”（P30）
“科学革命的结构如下:起先，是具有一个范式和致力于解谜的常规科学;随后，是严重的反常，引发危机;最终，由于新范式的诞生，危机得以平息。”（P5）关于不可通约性问题，“库恩在《客观性、价值判断和理论选择》一文末尾，“简单地重申了”自己已说过的话:“不同理论支持者之间所能彼此交流的内容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故而“个人从效忠于一种理论转向效忠于另一冲理论，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改变信仰。”(同上，第338页)”。（P24）
后记——1969
（在书出版七年之后，作为对批评意见的回应，库恩重新对范式及其叙述方式进行了甄别。）
“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P147
“范式”一词在本书中出现得很早，其出现方式实质上是循环的，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并非所有的循环性都是逻辑上错误的，……但这一循环却是许多真实困难的根源。我们能够、也应当无须诉诸范式就界定出科学共同体;然后只要分析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的行为就能发现范式。因此，假如我重写此书，我会一开始就探讨科学的共同体结构，这个问题近来已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科学史家也开始认真地对待它。P147-148
缺少翻译时，为一个科学团体成员所认可的许多解释和问题表述，对另一团体成员就难以理解。但是每个语言共同体通常从一开始就产生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它们虽然能用两个团体都以相同方式去理解的语句来描述，却不能用对方自身的词汇来说明。如果新的观点屹立了一段时间并继续是有效的，能以这种方式表达的研究成果就可能愈来愈多。P170
然而，通常那些以两个团体都能用相同方式运用的词汇叙述的论证，并非决定性的，至少在对立观点的发展晚期之前是这样那些已为本专业认可的这种论证中，若不求助于为翻译所允许的一些更广泛的比较，没有几个能有说服力尽管付出的代价经常是冗长而复杂的语句(想一想普罗斯特和贝尔托莱的争论若不用“元素”一词该如何进行)，但许多其他研究成果得以从一种共同体语言翻译成了另一种。而且，随着这种翻译的进行，各个共同体中的成员也能开始切实地理解到，一个以前看来难懂的陈述，如何能够成为对立团体成员的一个解释当然，像这类技巧的有效性，并不保证能说服对方对大多数人来说，翻译是一个富有挑战性（threatening）的过程，它完全不属于常规科学。在任何情况下，反论证总是可以找到的，而且没有任何规则规定论证和反论证间的平衡必须如何打破。然而，随着论证数量的逐步积累和各种挑战逐步成功地化解，到最后只能用盲目的顽固来解释那些仍负隅顽抗的人。P170
对科学的更完整的理解，还有赖于其他种类的问题的答案，但是没有哪一个领域有比这儿更多的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科学知识像语言一样，本质上是一个团体的共同财产，舍此它什么也不是。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认清那些创造和使用它的团体的特征。P176
第十章，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
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科学家由一个新范式指引，去采用新工具，注意新领域。……范式改变的确使科学家对他们研究所及的世界的看法变了，仅就他们通过所见所为来认知世界而言，我们就可以说:在革命之后，科学家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P94
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P94
在科学革命的时候，常规科学传统发生了变化，科学家对环境的知觉必须重新训练——在一些熟悉的情况中他必须学习去看一种新的格式塔。在这样做之后，他所探究的世界似乎各处都会与他以前所居住的世界彼此间不可通约了。由不同范式指导的学派间彼此多少总会有误解，这是其另一个理由。P94-95
一个人所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在看什么，而且也依赖于他以前视觉——概念的经验所教给他去看的东西。P95
接受一个新范式的科学家会以与以前不一样的方式来看这个世界。P97
例如，普利斯特列和他的同时代人当作土元素的东西，拉瓦锡却看作化合物矿石，此外还有许多类似的改变。至少，发现氧气的结果使拉瓦锡从不同方式去看自然界既然我们没有理由假定自然是固定不变的，变的只是拉瓦锡的看法，按思维经济原则，我们就应该说:发现氧气之后，拉瓦锡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P100
在伽利略的例子中也几乎同样，他的观点，只有在运动分析问题上从亚里士多德范式转变为经院学者的冲力范式之后，才成为可能；经院学者的范式出现之前，摆并不存在，科学家看见的只是摆动的石头摆是由范式引起的格式塔转换之类的事件创造出来的。P101
许多读者一定会想说:随着范式转换而改变的，只是科学家对观察的诠释而已，而观察本身却是由环境和知觉器官的性质一劳永逸地确定了的。按这种观点，普利斯特列和拉瓦锡都看到了氧气，但他们却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他们的观察;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也都看到了摆，但他们对所看到的却有不同的解释。P102
我尖锐地意识到下述说法的困难:当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注视摆动的石头时，前者看到的是受约束的落体，后者看到的却是单摆。同样的困难在本章开头的一些话中，以更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这世界并没有因为范式的改变而改变，范式转换后科学家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然而，我确信我们必须学会了解类似的陈述。科学革命中所发生的事情，井不能全部归结为对个别的不变的资料的重新诠释。P102
给定范式之后，探究这一范式的事业的中心就是数据的诠释。P103
虽然这种直觉有赖于经验—依据老范式从事研究所获得的反常和正常的经验，但是它却不是逻辑地或一点一滴地与过去经验的某个特定部分有关联，而诠释应该如此事实上，这种直觉汇集了大部分老经验，而把它们转化为一股新经验，这股新经验会一点一滴地与新范式(而不是老范式)关联起来。P104
操作和测量当然部分源自于直接经验，但更为明显的是它们是由范式所决定的。科学并不进行所有可能的实验操作，它只选择那些当范式与直接经验(它们已部分地由范式决定)相参照时，显出比较相关的实验来进行。其结果，拥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就会进行不同的具体实验操作，对单摆所做的测量与对受制约的落体所做的测量不相干，为了阐明氧的性质而进行的操作也不同于为了研究脱燃素后的空气的特性而做的实验。P106
一种方式在一次科学革命之后，许多旧的测量和操作都成为不相干的而为其他的所代替。科学家并不把所有用于脱燃素空气的实验用于氧气。但是这种改变决不会是完全的，不管他会看到什么，革命之后科学家仍然注视着相同的世界而且虽然他以前使用语言、实验室仪器的方式可能不同于革命之后，但是其大部分语言和仪器在革命前后并无二致、其结果是，革命后的科学总是包括许多革命前的操作，用同样的仪器完成，并由同样的术语描述如果这些持久应用的实验操作确有改变的话，则必然发生在它们与范式的关系或它们的具体结果上……还有，我们会看到旧的实验操作在它所扮演的新角色中有时会产生不同的具体结果。P109
教科书中塑造的这种使科学家有参与感的传统，事实上从未存在过。为着一些明显的和功能性的理由，科学教科书(以及如此多的老的科学史著作)只会提到一部分过去科学家的工作，即那些很容易看成对书中范式问题的陈述和解答有贡献的部分。部分由于选择，部分由于
歪曲，早期科学家所研究的问题和所遵守的规则，都被刻画成与最新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上的革命的产物完全相同，无怪乎在每一次科学革命之后，教科书以及它们所蕴涵的历史传统都必须重写。也无怪乎随着它们被重写，科学再一次看上去大体像是个累积性事业。P115
教科书中那种把科学的发展线性化的倾向，就掩盖了科学发展历程上一个最有意义的核心环节。P117
在各门科学中，这种检验并不像解答谜题，只涉及单一范式与自然界之间的比较。相反，范式检验是作为两个敌对范式之间为争取科学共同体的忠心而竞争的一部分而出现的。P122
只要新范式在这些其他部分能够预言老范式流行时完全没有料想过的现象，便能发展出极具说服力的论证。P129
起初，新的范式候选者可能只有少数支持者，有时这些支持者的动机也是可疑的。然而，如果他们真有能力，他们将会改进它，探索它所提供的可能性，并且表明:在它的指导下，共同体将有什么样的前景。照此发展下去，如果这个范式注定会获胜，支持它的论据的数量和其说服力将会增强。于是就会有更多的科学家发生转变，对新范式的探索也会继续逐渐地，基于这个范式的实验、仪器、论文、著作的数量都会倍增。再后来，更多的人会信服新观点的丰富性，采用这种从事常规科学的新模式，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些年长的死硬派未被转变。而即使是他们，我们也不能说他们错了。虽然历史学家总能找到几个人(例如普利斯特列)儿乎不讲道理地死命抗拒下去，但是他也难以找出某一点，在这一点上这种抗拒便变成是不合逻辑的或不科学的了。他最多只能说:在整个专业共同体都已改宗后，那些继续抗拒下去的人事实上已不再是科学家了。P133
新的候选范式也出现了，科学家仍会不愿意接受它。除非满足以下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首先，新范式必须看来能解决一些用其他方式难以解决的著名的和广为人知的问题。其次，新范式必须能保留大部分科学通过旧范式所获取的具体解题能力。科学研究不像许多其他创造性领域，并不视新奇本身为迫切需要而去刻意追求。结果，新范式尽管很少或从未拥有旧范式的所有能力，但通常保留了许多过去成就的最具体部分，并且总能容许除此之外而附加的具体问题的解。P141-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