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君按：校对就是改错别字的？校对工作门槛很低？校对人员都很老土，还会脱发？……抱歉，你对校对的认知太肤浅了，来听听这位出版社的校对老师是如何描述自己的工作的。
收到约稿信息时，我有点恍惚：咦，现在连校对也要写稿了吗？毕竟，校对一般只要看稿，不用写稿；而在很多人看来，校对就是“只会改改错别字”的人啊。
前阵子很火的台剧《不良执念清除师》中，男二的父亲就是一个失业校对。男主劈头就问他：整天挑错字，“很无聊吧”？再看看这个人设，当校对已经够无聊了，还失业，只好在家门口摆摊卖小吃为生，简直是惨——编剧是懂“卖惨”的。
《不良执念清除师》剧照
真的有人想了解一个只会改错别字的“死”校对的日常吗？大概是没有。相信我，没有。不服可以在校对办公室里支一台摄像机，拍下他们工作的一天，然后回放看看。我敢说，那绝对是一个秒杀所有文艺片的长镜头。就是那种中途可以随时放心大胆地去上厕所，反正回来剧情也没什么实质性推进，只会让你打瞌睡的文艺闷片。
大家想看的，多半是《校对女孩河野悦子》（简称“《校对女孩》”）那样的故事吧。既有职场精英的热血、励志，又有俊男美女的浪漫爱情。故事很精彩，看完超感动，甚至对校对这份工作蠢蠢欲动。
2016年热播日剧《校对女孩河野悦子》极其罕见地以校对为题材，
由当红偶像明星主演，讲述了一个关于职业、友情和爱情，既热血又温暖的故事
对此，两脚踩地活在现实中的我，只想说：冷静！各位看官，事情不是这样的。
如果说“校对就是改错别字的人”代表外界普遍的刻板印象，那么，《校对女孩》也可能会造成另一些刻板印象。
说到刻板印象，我忽然有了一点思路。别的不行，找差错，我们校对可是专业的。那就从罗列一份“关于校对的刻板印象的差错单”开始吧。这篇稿子有点长，但愿你能有耐心看完。
校对就是改错别字的
抱歉，校对要改的不止错别字
校对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工种，古代称为“校雠”（雠，读如“仇”）。据汉代目录学家刘向《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 按字面意思不难理解，“校”和“雠”是两种不同的校对方法，前者由一人单干，后者需要两个人一起开工。
1958年出土于长沙金盆岭9号晋墓的对书俑，刻画的正是一对校书吏工作时的情景：两个人面对面坐着，一个人手里拿书，另一个人执笔在书上写着什么，两人似乎还在对话，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雠”。
西晋青瓷对书俑，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到清代，文字学家段玉裁将校对的两大功能概括为“校是非”和“校异同”，既精准，又好理解。直到今天，这六个字都没有过时，依然是校对工作的要领。
展开来说说。拿到一份校样，校对要做的具体事情其实很多，也很琐碎，主要包括：
核红，就是把新校样与编辑修改后的原稿（或前一个校次的校样）进行核对，检查有无漏改、错改之处；假如作者的原稿非电子稿，而是手稿或其他纸质稿，由照排公司录入为电子稿，通常需要进行折校，就是逐字逐句检查校样上有无录入差错；通读校样，检查页码是否正确、连贯；检查体例是否统一，多次出现的某些表述（比如人名、地名等）是否统一；指出和改正错别字、病句、事实性差错；有疑问或有建议之处可以圈出来，做批注，提醒责任编辑注意和修改；等等。
其中，核红、折校等属于“校异同”，其余大都属于“校是非”。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有点头晕脑涨眼花，还想打哈欠？那就对了。请牢牢记住这种感觉，校对才不是改错别字那么简单，它会让人头晕脑涨眼花打哈欠。
所以，坐得住，耐得烦，都是校对必须具备的素质。不过，像日剧里的校对那样，为了核实小说中描述的房屋构造是否合理，真的动手做了一个房屋模型，倒也大可不必——校对不可能闲得蛋疼、时间充裕到这种程度。
翻破几本工具书，倒是极有可能。以校对最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简称“《现汉》”）为例，有图有真相。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校对可以直接约作者谈谈
抱歉，校对一般不出外勤
大概每一种职业的人在影视剧里看到自己的“同行”时都会感到出戏。就像医生看医疗剧会觉得好假一样，我看《校对女孩》时也经常不能理解，尤其是注意到女主河野悦子几乎每一集都和不同作者有直接交流——
第一集，因为校稿认真，提了一大堆修改意见，成功引起作者关注，作者请她喝酒；第二集，在校对时为书稿补充了大量内容，被作者采纳，还出席图书首发式，发表感言；第三集，受作者之邀参加文学沙龙，见证奇迹发生的时刻——作者获悉得奖消息的瞬间……最后，其中最帅的那位青年作者，还成了她的男朋友。
就算知道是剧情需要，也知道国外的校对和我们有所不同，我还是忍不住想说：把作者家当娘家跑？不会吧，还可以这样？！
校对直面作者，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一般来说不需要。大部分校对，日常主要还是和编辑打交道；而和作者沟通，属于编辑的工作范畴。两者分工不同。
分工明确的好处是减少彼此工作交叉重叠的部分，提高效率。当代社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分工越来越细。再功利一点来看，从校对的KPI考核制度来说，频繁出外勤的成本也很高。众所周知，好吧，也许大家不知道，校对每天的工作量是有打底要求的，不同出版社的具体数字会有一些差异，但多劳多得是一般规律。
以我认识的校对为例，每个工作日完成3万字以上的校稿量，是很普遍的，这样一年下来大约看800多万字校样，司马迁的《史记》是50多万字，相当于一年看16遍《史记》。效率高的校对，一年校1000多万字，相当于再多看4遍《史记》。当然，校稿和阅读毕竟不一样，所以这也没啥好炫耀的，但低调地嘚瑟一下也无妨。
所以看到校对女孩河野悦子一言不合就离开案头去找作者，我真是替她捏把汗：工作量还完得成吗？年底考核不想合格了吗？年终奖也不想要了吗？
还是剧中校对部门业务标杆藤岩小姐说得对啊：校对的工作始于案头，终于案头。
校对改稿，越改越好
抱歉，校对只“洗车”，不“修车”
鲁迅留学东京时期，曾经做校对来贴补生活。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回忆这段往事时，提到这样一桩小事：
一次，鲁迅校对一本译稿，其中涉及纳妾之事，译者突然“文思勃发”，在译文之外加了许多自己的话进去，大发议论，鲁迅看了非常生气，“竟逸出校对范围，拿起红墨水笔来，把那位先生苦心写上去的文章都一笔钩销了。平常文字有不通顺处也稍加修改，但是那么的大手术却只此一次而已”。
这段文字很好地说明了，校样上有些问题需要校对改，有些问题不用校对改。一生气就对书稿大刀阔斧地动“手术”，是“逸出校对范围”了。比如，调整书稿结构，增补或删减书稿内容，润色文字……那都是“僭越”了。因为这些需要编辑与作者沟通、商量和共同完成，而非校对的职分。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改稿，编辑用色笔（红笔居多）改，校对则用便于擦除痕迹的铅笔改，只有在核红或发现人神共愤天理难容的差错时，才偶尔动用一下红笔。每个细节都有其合理性，这正说明了校对的任务是质疑，而改或不改，到底怎么改，最终由编辑定夺。
校对的目标不是优化内容，而是纠错，确保书稿的文字质量过关。通常图书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内，也就是一万字里面不超过一个差错，就算合格。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校对只“洗车”，不“修车”。说得更简单粗暴一点，在编辑眼中，稿子或许分为好的和烂的；到了校对眼中，就只有干净（差错少）和脏（差错多）的区别。
举个例子，如果编辑递来的校样上错字连篇，体例极其不统一（比如同一级标题的字体、字号不一样），表述前后不一致（比如上一段还是“马克思”，下一段变成了“马克斯”），等等，即便这本稿子出自全世界最天才的作家手笔，即便内容惊天地泣鬼神，在校对看来也是：天哪，好“脏”。
众生平等，校样也是。
那如果校对拿到的是一本差错倒不多，却难看到令人发指，最大的问题在于内容本身无价值的稿子呢，也无动于衷、只改硬伤吗？还是学鲁迅那样“一笔钩销”？一般来说，编辑的眼睛是雪亮的，严格经过“三审”流程的稿子不至于如此。但若真的碰到这种稿间极品，校对的正确做法是向编辑提出：“建议修改。”
做校对门槛很低
抱歉，那你怎么还没入门？
“校对，不就是没本事当编辑，所以只好去当校对吗？”
“校对的门槛是很低的，识字的人都能干。”
有上述这类刻板印象的人恐怕不在少数。甚至有人说校对依靠找别人的过失来吃饭，是被人讨厌的工作。
我敢说，从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开始，到唐陈子昂、王昌龄、白居易，到宋苏洵、苏辙，再到现代的鲁迅、巴金、沈从文……统统都不会答应。
学界一般认为正考父是我国文献记载中最早从事校对工作的人，他校对的商之《名颂》后来被孔子编入《诗经·商颂》。
东汉始设“校书郎中”，主要负责校雠典籍、订正讹误。唐代秘书省与弘文馆皆置“校书郎”。宋校书郎属秘书省。唐宋一些名诗人，如唐代的王昌龄、白居易，宋代的苏辙等，在考上进士后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就是校书郎；苏辙的父亲苏洵担任校书郎，则是由于韩琦的举荐。武则天时代的称呼稍微特殊一点，秘书省叫“麟台”，当时的大诗人陈子昂被武则天任命为“麟台正字”，而“正字”就是校对、订正典籍。校书郎至明清废。
电影《妖猫传》里的青年白居易，大约正处在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时期
可知古代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校书郎是由朝廷挑选出的优秀人才来担任的，有点类似于后备干部。如此，还能说校对的门槛低吗？
到了现代，许多名作家也都有做校对的经历。除了前面说过的鲁迅，还有巴金和沈从文等。
巴金在《关于<寒夜>》中写道：“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他说得如此谦虚，正体现对校对工作的尊重和敬畏。
沈从文早年在湘西从军时就担任过报馆的校对，这段经历在《从文自传》中有记载。1923年，他在北京，苦于生计，“为就近投考几个报馆的校对和书记，他迁入西城一个小公寓，结果是花了报名费，没有一处成功”（见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可知当时要考入报馆做校对，并不那么容易。如此，还能说校对的门槛很低吗？
请这么多大师出来背书，当然不是为了显摆校对有这么多高大上的同行；更不是为了暗示做校对能成为大师，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我只想说明，校对也不是认得几个字、随随便便就能做好的。如今，成为校对的门槛是比过去低了，但要做好这个工作的门槛，从来都不低。
成为校对的门槛之所以变低，还要感谢书的普及。在王昌龄、白居易生活的时代，书还是稀缺品、奢侈品，只有皇家、贵族等少数人读书，校订书的事，当然也要由精英来做。而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读书，书变成了普通消费品，每年新出版的书如此之多，浩如烟海，仅靠几个千年难遇的精英来校对，怎么够？书变普通了，但更亲切了；我们也很平凡，但做一个认真的普通人，还是能抓住些许小确幸的。
至于那个“天问”：AI 时代来临，校对会不会很快失业？我只想说，第一，在AI技术面前，没有哪个职业有最终豁免权，被淘汰只是时间的问题，校对并不孤独，这是全人类的困惑；第二，至少到目前为止，人工校对还是比智能校对软件靠谱，软件还不能完全脱离人工校对工作。
校对都很乏味
抱歉，我要开始“凡尔赛”了
《校对女孩》中的几个配角的造型，虽然有突出女主石原里美的美貌的重要作用，但也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校对员外貌的刻板印象。
其实，脱发、呆滞、近视，并不是校对的专利。用脑、用眼过度的工作，都会导致从业人员脱发和近视。而社交属性不强的工作，从业人员一脸“社恐”的样子也很普遍。至于穿衣老土，据我观察，我的校对同事们穿搭并不土，只是比较朴素而已。
此处无图无真相。毕竟，想要“社恐”们公开晒靓照，那是不可能的。也请不要往石原里美的偶像路线去想象。前面说过，校对的日常就像一部漫长的文艺闷片，虽然看时容易打瞌睡，但是别忘了，文艺片的主角往往相貌平平却能拿影后、影帝之类的大奖，学院派评委们不会用“演技炸裂”来描述他们的实力，却会说他们的“面瘫式”演技，很有张力。所以，大家记住校对是实力派，永远不会成为偶像明星，就行了。
在日剧中，校对部门的办公环境也被各种“黑”。首先，楼层设置就低人一等，在地下室，居然和停车场共用一层。
既然在地下室，那也就不可能有窗户了。没有窗户，那就连自然光也不配拥有了。瞧瞧，这黑洞洞犹如地府的样子，真是前世作孽。
难怪女主要吐槽，校对部是又朴素又阴暗。
这当然也是刻板印象。校对再不受重视，把校对部门赶到地下停车场去办公的事情，至少在杭州没听说过。忍不住要晒一晒我们校对部门的办公室——全球限量版湖景房。
没有夸张，西湖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而全世界能一眼看到西湖的房间，确实也是数得清的。下图就是从我们这扇窗望出去能看到的风景。晴天，云淡风轻，湖山的轮廓都很清晰。
“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雾湖。”难得一见的绝美的雾湖，也能看到。
最后，介绍一下全球限量版湖景房里的我的工位。书桌虽小，够用就好。“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这就是一个校对的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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