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到旅顺，探的就是历史。对于热爱历史或渴望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人来说，旅顺口无疑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课堂。其实，作为中国人，对旅顺口，对旅顺口军港的那一段又一段的历史，又怎能忘却？旅顺口曾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的主战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旅顺口在近代曾被沙俄侵占7年，遭日本奴役40年，在长期的殖民统治中饱经沧桑，在史学界有“一个旅顺口，半部近代史”之说。
到大连旅游的人，在饱览了大连大美滨海风光的同时，留的时间去一趟大连最南端的旅顺口区走走看看，作为 “半部中国近代史” 缩影的旅顺口，既有军港的雄浑、历史的沉郁，也有山海的壮阔、时光的温柔。相较于普通的景点游览，这里更像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旅程，让人回味无穷。旅顺口将战争遗迹、异国建筑和自然美景完美结合，为了解近代中国的游客提供丰富的历史体验。
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旅顺口区，东临黄海、西濒渤海，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这里是扼守渤海海峡、保卫京津要地的重要海上门户，且拥有举世闻名的天然不冻港。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旅顺口接连落入沙俄、日本两国之手，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今天，当你在风格各异的百年建筑前驻足凝望，这些饱经风霜的历史建筑群，仿佛向来者娓娓诉说着那段令人痛心的往事，讲述中华民族在屈辱中抗争的历史。
旅顺口，这座承载着 “半部中国近代史” 的海滨小城，以军港的雄浑、山海的壮阔与时光的温柔，构成了一幅跨越百年的立体画卷。来到旅顺，就像翻开了一本厚重的历史书，每一页都值得细细品味。旅顺，一座被历史温柔以待的城市，每一处都散发着独特的韵味。从沙俄时代的风云变幻，到小日本的殖民奴役，再到苏维埃的温柔守护，旅顺这座永不冻结的港湾，刻下了中国近代的半部耻辱历史。今天，海风已吹走了岁月的尘埃，却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和宁静的美好。旅顺的美，不仅在于它的风景，更在于它那份沉静与从容。
“一山担两海，一港写春秋；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短短数十字就已囊括了旅顺口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耻辱辛酸历史。这里是京津的海上门户，是保卫东北的天然屏障，这里还有着举世闻名的天然不冻旅顺军港。正是在这块有着绝佳位置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倔强而又坚强的中国人，他们历经战争的迫害，在遭受四天三夜的被屠杀后，生还者仅剩800余人。如今，时间让他们曾经的伤口氧化结痂，但他们却始终不曾忘记遭遇的过往。
旅顺口，这一历史悠久的地理名称，承载着丰富的故事。其得名源于两座山的环抱，左侧是巍峨的黄金山，右侧则是形似老虎尾的半岛，中间仅有一条宽83米的主航道，限制了军舰的通行，承载着最天然的地理优势，不冻不淤，半封闭，风平浪静，使其成为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旅顺口在元代被称为狮子口，源自于老虎尾半岛上的一块石头酷似狮子头而得名。
旅顺口历史旅顺历史比较悠久，五千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汉代时属沓氏县，东晋时名“马石津”，隋唐时谓“都里镇”，元代时称“狮子口 ”，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马云、叶旺两将军率部镇守辽东，军队从山东蓬莱登船跨海在此登陆收复辽东，因海上旅途一帆风顺，遂将狮子口改名旅顺口，沿用至今。
清光绪六年（1880年），清政府在此兴办北洋水师，建军港、修炮台、筑船坞、扎营盘，旅顺口成为军事要塞，旅顺军港成为当时世界上著名的五大军港之一。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一年（1894年～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旅顺被日军攻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27日，沙俄以干涉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租借军港旅顺口、商港大连湾25年，同年5月7日，再次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旅大租地续约》。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8日，日军偷袭旅顺口，日俄战争爆发，日军夺取旅顺口军港，开启长达四十年的殖民统治。
旅顺口，不得不说这是大自然给予的最好馈赠。东侧为119米的黄金山，西侧为171米的西鸡冠山，两山对峙之间，紧钳出的一条水道便是军舰出入的主航道，宽220米，中心巷道宽80米的航道上，每次仅能一艘军舰出入。黄遵宪曾对其赞道：“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只是，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绝佳地理优势却成了旅顺区祸端的源头。
自1894年鸦片战争开始，晚清时期的中国一直处在内忧外患的局面。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借着旅顺军港的地理优势，本不该被日本攻陷的旅顺，却因清政府腐败无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于11月21日，被日本攻陷。日军在攻陷旅顺口后，随即就展开了四天三夜的大屠杀，惨无人道的屠杀了旅顺2万余人，全城仅存36人供收尸所用（后经考察，生还者仅剩800余人）。“一座骇人听闻的城，一座尸积如山的城，一座鲜血凝固的城，一座殊死抗争的城。”这就是1894年的旅顺口。
作为 “半部中国近代史” 缩影的旅顺口，在近代被沙俄侵占7年，遭日本奴役40年，苏联管制10年，旅顺在长达57年的时间里饱经沧桑，在史学界也有了“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之说。这座曾被称作“东方第一要塞”的小城，用斑驳的城墙与沉默的炮台，无声诉说着半部中国近代史的血泪与荣光。
旅顺口是个充满历史韵味的地方，即便随意漫步，也能深切感受到历史的沉重与沧桑。旅顺口还是一个让历史爱好者流连忘返的胜地，汇聚了众多引人入胜的景点。这里，你可以亲眼目睹旅顺军港的雄伟，感受东鸡冠山的壮阔，仰望白玉山塔的巍峨，探寻旧时日俄监狱的神秘，漫步在充满俄罗斯风情的街道上，还能在富含历史的旅顺博物馆中深入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无论是追寻战争遗迹的痕迹，还是沉浸在老街的异国风情之中，亦或是仅仅欣赏大海与港湾的绝美风光，旅顺口都能满足你对历史的渴望与对美景的追求。
走进旅顺口，咸湿的海风裹着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将历史的厚重、山海的壮阔与生活的烟火气巧妙融合，彰显了旅顺口特有的魅力，当你在老铁山感受两海的碰撞，在太阳沟聆听梧桐的私语，在大排档大快朵颐海菜包子时，这座城会以它独特的方式，让你读懂 “家国” 二字的深沉含义。旅顺的美，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里，藏在海岸线的褶皱中，也藏在每一片飘落的银杏叶上。正如当地渔民所说：“旅顺的海，一半是咸，一半是故事。” 愿你的旅程，也能在这片山海间，收获属于自己的感动与思考。愿清新的海风轻拂你的面颊，能带走你所有的烦恼与忧愁。
旅顺口，这座充满历史韵味的地方，让我心生向往。在大连这座繁华的都市中，它宛如一座小城，静静地诉说着远东的故事。这里不仅让人感受到大连的历史魅力，还可以看到旅顺口的自然奇观。百年军港、百年炮台、百年堡垒、百年街区、百年建筑、百年古树，每一处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年代。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旅顺口依然是大连市历史遗迹最多、保存最完整的区，让人在品味历史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白玉山原称西官山，据有关资料记载，1881年11月，北洋大臣季鸿章到旅顺口视察，登顶白玉山巅远眺港口，听随从介绍远处为黄金山，此处为西官山，他随即感慨道："远既有黄金，近当为白玉。" 从此，西官山改称白玉山，沿用至今。白玉山海拔130多米，登顶鸟瞰，凭海临风，正南方有世界闻名的旅顺军港，东侧有百年历史的船坞，西侧可见逶迤的老虎尾半岛，远观海天相连的黄海和雄伟起伏的老铁山，以及市区风光尽收眼底。
身临观景台俯瞰 "旅顺口"。旅顺军港，常年不冻不淤，隐蔽和防风性绝佳，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五大军港之一（其余四处为横须贺、珍珠港、海参崴、朴次茅斯）。军港东为百年历史船坞，船坞南面是黄金山，山顶建有黄金山炮台。港湾 S 形沙丘称为老虎尾，与其相连的半岛则是老虎尾半岛。
白玉山景区位于旅顺市区中心，巍然屹立于碧波荡漾的旅顺港畔，其镶嵌在历史与自然的交汇点，不仅是旅顺这座城市的灵魂象征，更是清代军事辉煌与沧桑的见证者。
白玉山的正南方是著名的旅顺军港，威武战舰待命港内。港口的左侧是著名的黄金山，右侧是老虎尾半岛。东南方为白银山，西南是辽东半岛的天然屏障老铁山。白玉山景区是大连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国家AAAA级景区，白玉山塔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白玉山景区位于旅顺市区中心，是大连十大风景名胜区之一。白玉山塔是白玉山景区的主要景观，原名为 "表忠塔"。日俄战争结束后，为祭祀侵略者亡灵，美化侵略战争，欺骗日本国内民众，由侵略战争头目乃木希典和东乡平八部发起，并强抓数千中国劳工于1907年6月开始修建该塔，历时两年半，耗资25万日元，于1909年11月建成。与此同时，塔北侧还建有一座 "纳骨祠", 词内原存有两万多箱日军骨灰。景区内保存有一门德国克虏伯兵工厂生产的、口径为210毫米的加农炮，这是1881年清军从德国购进的老铁山备炮，后被日军搬运至此。登顶白玉山举目远眺，旅顺口的绮丽风光以及新老市区全貌尽收眼底。
白玉山景区，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变迁，从军事重地到旅游胜地，见证了日俄战争、中日关系等历史篇章。如今，它集历史教育、观光游览、休闲娱乐于一体，不仅有纪念日军侵略历史的白玉塔（原名表忠塔），还有海军兵器馆、奇石馆、百鸟园等文化娱乐设施，让游客在感受历史沧桑的同时，也能享受自然美景与多彩的文化体验。
清代时期的白玉山是军事设施重地。光绪九年，清政府在山之东北麓建筑了十六间房的军械总库。其中舰炮火药库五间，弹药库九间。库门楼书“武库”两字，为李鸿章亲笔手书，（后被日本当局运到日本国内博物馆）。清末，清廷还修建了白玉山炮台，甲午战争中都被摧毁，军械总库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也被掠劫一空。
沙俄占领旅顺后，称此山为鹌鹑山。在白玉山北侧修筑了炮台，安装了两门152毫米榴弹炮，一门120毫米炮，并继续使用原清军的军械总库。1900年，沙俄在白玉山南麓修建了一座豪华的欧式别墅（即现在的旅顺海军第一招待所）。最初是沙俄远东总督阿列克塞耶夫大将的侄子启里尔亲王居住，后来又成为沙俄关东军副司令乌罗柯夫的私人官邸，这些以镇压中国人民为职业的沙俄将军和王公贵妇彻夜在此狂宴歌舞，声色犬马，过着骄奢淫逸的荒唐日子。
从此以后，香丽的白玉山就被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变成春秋两季为炮庆举行招魂仪式的祭坛，用以欺骗阵亡日军的家属和宣扬“天皇神威”。通常都是日本皇室和内阁重臣亲自从日本国内跨海乘船到旅顺白玉山参加主祭，也有卖国求荣的汉奸为献媚其主南趋炎附势，如臭名昭著的“风流女谍”川岛芳子生身父清肃亲王善耆，就曾在1912年7月末明治天皇“驾崩”后为“表忠塔”供奉香资200圆。为炫耀武力，日军还在“表忠塔”周围举行阅兵式。而且，日本当局还经常在日本各种节日里在“表忠塔”周围搭起凉棚大摆酒宴，大肆挥霍劫掠而来的中国人民脂膏。同时，还请来民间艺人在“表忠塔”周围表演踩高跷等游乐节目，以此来粉饰“大东亚共荣”和“王道乐土”的“太平”。
为了炫耀“天皇神威”，日本当局通过“大阪旅行俱乐部”组织“旅顺战绩旅游”，开辟了白玉山等三条旅游路线，1929年在白玉山盘山公路上竖起醒目的石刻旅游指路标柱，并出卖和兜售各种军国主义色彩的“旅游案内”，“纪念写真帖”以及旅游工艺品等，还把一门缴获清军购自德国1881年铸造的210毫米加农炮置于白玉山中部供人参观，以显示日军的赫赫战功。同时还建立了半官方性质的旅游管理机构“旅顺观光协会”，会址与办公地点就设在白玉山南麓的“圣地会馆”内。白玉山又是日本“战绩旅游”的重要景点，来自日本国内的游人如织，自1916年兴起，1937年“七 ▪ 七事变”前后最盛，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逐渐走向衰竭。
1945年旅顺解放后，将“表忠塔”这个浸透了日本军国主义毒液的名字改为“白玉塔”，1985年又改为“白玉山塔”，这座塔已成为日俄侵占旅顺口的铁证。建国初至文革结束时期，白玉山一度曾作为禁止攀登与摄影的军事要地，只有到旅顺观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重要外宾才有资格登山参观。后来限制放宽，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登白玉山，但登白玉山塔有严格规定，必须有公安部门与驻军机关的双重批准。
1953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谢多洛维奇·赫鲁晓夫访问旅顺时，曾经蛮横无理地要求将白玉山塔拆除，并用其“原汤原料”，在对面的黄金山上建一座比白玉山塔更高的塔，以纪念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俄军将领马卡洛夫、康特拉琴科等，被周总理断然严辞拒绝。周总理说：“中国的领土，决不能再给任何外国侵略者竖牌立传”，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阴谋未能得逞。文化大革命中，又有造反派计划将该塔炸掉，后被中央领导得知而制止。
1986年，作为旅顺旅游规划重点开发的白玉山正式向游人开放。白玉山“纳骨祠”的废墟上建起了刘华清题词的海军兵器馆，还竖起了高高的电视塔。当年的“关东长官官邸”和“圣地会馆”已成为接待过周总理、江泽民、杨尚昆和外国元首金日成、胡志明与西哈努克亲王的海军第一招待所，昔日的日本闭塞纪念碑对面坡各架起了运载游客的缆车索道。作为日军战利品置于白玉山南麓半山腰的克虏伯铁炮对面又增添了一座名叫“百鸟园”的飞禽观赏园。2001年5月，在日军炫耀武功表彰其阵亡官兵的白玉山塔附近新建了一座占地面积为500平方米的奇特而新颖，以展示旅顺海滨采撷珍奇石头的“奇石馆”，并新开辟了一座面积为2300平方米的停车场供旅游车队泊用。
白玉山塔是一座承载着近代中国屈辱与抗争历史的标志性建筑。是1907年日本在日俄战争（1904-1905 年）后为纪念其阵亡士兵而建的“表忠塔”。日俄战争期间，旅顺作为战略要地遭受重创，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和约》开始对旅大地区长达 40 年的殖民统治。为美化侵略、宣扬军国主义，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与第三军司令乃木希典发起募捐，强征2万余名中国劳工历时两年零五个月建成此塔，施工期间近千人因高强度劳动和事故死亡。塔名 “表忠” 意为表彰效忠天皇的 “英灵”，塔顶北侧曾镶嵌由东乡与乃木合撰的铜匾铭文，记载旅顺要塞争夺战经过。
白玉山塔塔高 66.8 米，通体呈圆形，由底座、基柱、塔身、塔顶四部分构成，外观形似蜡烛与烛台的组合，塔顶仿制280毫米榴弹炮炮弹形状，高8.8米，寓意 “祭奠亡灵的蜡烛长明不熄”。塔身内部设有273级美国制造的铁制螺旋阶梯，18个窗户分布其中。基柱石料取自日本山口县，底座台阶石材来自日俄战争中堵塞旅顺港的沉船。塔顶围栏原设计为太阳旗放射图案，1949年后改为五角星形状。
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军铲除了塔名及铭文，1951年旅顺政府将其更名为 “白玉塔”，由黄炎培题写塔名；1985年作为 “日俄战争遗迹和帝国主义侵华物证” 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正式定名为 “白玉山塔”。历史上曾多次面临拆除危机。1953年苏联提议拆除并改建纪念塔，被周恩来总理拒绝，强调其作为历史罪证的警示价值；“文革” 期间红卫兵试图摧毁该塔，亦被周总理制止。
白玉山塔的保留与改造体现了中国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它既是日本侵华的铁证，也是中华民族从苦难中觉醒的象征。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保留这座塔是为了 “让后人记住，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如今，它不仅是旅游地标，更是一部 “立体史书”，时刻提醒国人居安思危、奋发图强。
在旅顺这座小城，每一片树叶都似乎在低语，讲述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漫步在白玉山塔下，俯瞰整个港口，蔚蓝的海水与远处的军舰交相辉映，让人不由自主地沉浸在历史的深邃与现实的宁静之中。海风习习，带着微咸的气息，吹散了都市的喧嚣，只留下心灵的宁静与清凉。
站在白玉山观景平台，视野豁然开朗，极目远眺，旅顺口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新老市区交相辉映，宛如一幅流动的风景画，令人心旷神怡。
旅顺军港如月牙环抱碧波, 一眼望去正南方是世界瞩目的军港旅顺口，战舰列队，破浪前行，它们犁开的雪浪花晶莹剔透，如同大海的赞歌。海鸥翱翔其间，欢鸣追逐，它们的身影与战舰同行，仿佛是自然界的使者，为远航的勇士送上最真挚的祝福。此情此景，仿佛置身于一幅动感十足、色彩斑斓的三维画卷之中。
港口的左侧是著名的黄金山，右侧是老虎尾半岛。东南方为白银山，西南则是辽东半岛的天然屏障老铁山。再回首西望，只见太阳沟胜利塔上的红星熠熠生辉，友谊塔上的白鸽展翅欲飞，还有那郁郁葱葱的龙柏松，它们清新脱俗，让人赏心悦目，令人陶醉。
环顾四周，黄金山的雄浑、老虎尾半岛的秀美、白银山的幽静、老铁山的险峻，各自诉说着辽东半岛的壮丽与传奇。
在白玉山南麓的半山腰路旁，摆放着一门甲午古炮，这门古炮是德国克虏伯兵工厂1881年制造的加农炮，口径为210毫米，重量13.482吨。
此门210mm加农炮是由清代北洋水师于1881年购自德国克虏伯厂，它的经历特别传奇，可以说是旅顺口近代史的一个点滴折射。1885年，此炮装备于老虎尾炮台，在甲午战争中未发挥作用，成为日军战利品。1895年，"三国干涉还辽" 前日军将一切武器和军用物品全都运往日本，而唯有这门大炮却留在旅顺，1895～1898它又为军服役。1898年，沙俄 "强租" 旅大后它又落入俄军之手。日俄战争时期俄军将这门炮移至老铁山东侧199高地，而后再次成为日军战利品。1908年2月，日本人在白玉山修筑表忠塔时将此炮由老铁山移至此处供游人观览。1945年8月，它回到了中国人民之手。如今这门炮成为中国人民不忘民族耻辱，牢记历史教训的一件重要物证。
该炮是清政府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1881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斥资自德国购进了5门这种铁炮，最初装备于旅顺西鸡冠山炮台，其中两门装备在老虎尾炮台。作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先进的岸防炮，其射程达8300米，可覆盖整个旅顺港水域，是拱卫北洋水师基地的核心防御力量。
1894年甲午战争，旅顺陆路炮台因守军指挥混乱相继失陷，此炮未及发挥作用即落入日本人之手。“三国干涉还辽”之后，1898年俄国强租旅大，铁炮被俄军所占有。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将原在老虎尾炮台上的这门铁炮搬运到老铁山东侧199高地，但最终未能阻挡日军攻势。
日俄战争后，铁炮成为日军的战利品。1908年2月在修建“表忠塔”期间，日军为炫耀 “战功”，将其从老铁山199高地搬到白玉山南麓半山腰陈列起来，与 “表忠塔”（今白玉山塔）形成军事威慑与精神压迫的双重象征，成为白玉山旅游“名所”中的一个重要的景点，供日本国来旅顺的观光者参观，以此向他们展示日军攻克旅顺的荣耀。为方便游客拍照，还准备了合影用的凳子，还强迫中国劳工刻上 “大日本帝国海军战利品” 铭文（后被铲除），成为殖民统治的文化符号。
该炮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钢套箍后膛装填技术，炮身由多层碳钢套筒嵌套而成，可承受发射时的巨大膛压。其35倍径身管设计（炮管长度为口径的35倍），在保证射程的同时兼顾了射击精度，是克虏伯公司19世纪末火炮制造技术的集大成者。
现存炮身仅为原炮的上半部分，缺少炮架、转轨等辅助设备。这是因日军搬运时受地形限制，仅能拆卸炮身运输，导致其战术价值完全丧失，却意外保留了 “战争遗物” 的原始状态。炮身上密集的弹坑与锈蚀痕迹，清晰记录了其在多次战役中遭受的打击。
该炮射程：8300米（远超同时期清军其他岸防炮）；射速：1发 /分钟（依赖人工装填，效率低于现代火炮）；威力：可穿透200毫米厚铁甲舰甲板，在甲午战争中足以威胁日军主力舰。
古炮作为中日俄三国近代关系的实物见证，吸引了多国学者开展跨文化研究。2024年，中日联合考古队对炮身铭文进行无损检测，发现俄文、日文、中文三种刻痕叠加，为研究殖民时期文化霸权提供了珍贵物证。
1945年旅顺解放后，古炮作为历史罪证被完整保留。1986年白玉山景区正式开放时，该炮被列为重点展示文物，其弹痕累累的炮身与周围新建的海军兵器馆形成强烈对比，诉说着从 “东亚雄镇” 到民族伤痕的历史剧变。
这座古炮是旅顺战场上经历两次战争的唯一一门甲午古炮，也是唯一一门被三个国家军人拖来拖去几经易手的古炮。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白玉山甲午古炮的百年历程，是近代中国海防兴衰的缩影。从洋务派的自强梦想，到殖民列强的权力博弈，再到新时代的文化遗产，它始终矗立在白玉山南麓，用伤痕累累的身躯诉说着一个民族从蒙辱到觉醒的悲壮史诗。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门凝固的甲午古炮，正以开放姿态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民族记忆与国际对话的精神纽带。
旅顺口，这座位于中国辽宁省大连市的百年军港，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波澜壮阔的历史，被誉为 “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熟悉大连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先有旅顺，后有大连，而旅顺的源头则应当是现下的旅顺军港。港口地处黄、渤海要冲，地势险要，四周更有群山围抱，隐蔽性与防风性极好，是北方地区天然的不冻良港，历来的军事要地，曾被誉为世界五大天然良港之一。港口分为东西两港，以石砌岸壁为码头——系清末自山东长岛运来的花岗岩条石筑砌而成。1880年始，清政府在这里建港——北洋舰队就在这里诞生；1894年甲午海战中舰队全军覆没，日寇占领军港；沙俄占领后，将其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迁来至此；1904年日军偷袭该港，日俄战争打响……1945年8月，大连解放后，港口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1955年苏军撤离，我人民海军管辖至今。除了东西船坞，公园内还可看到旅顺“口”的“口”处或者一般所说的“老虎尾”——从几乎所有的旅顺风光明信片中，你都能看到那条神奇的“尾巴”。
旅顺军港始建于1880年，清政府耗时10年、耗银139万两建成，位列当时 “世界五大军港”。其天然形胜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成为拱卫京津的咽喉要道。1894年甲午战争中，日军攻陷旅顺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约2万平民遇难，仅36名埋尸者幸存。此后，沙俄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强占旅顺，日俄战争（1904-1905）中，俄军依托旅顺要塞进行了长达329天的抵抗，但最终因战略失误失守，日本占领旅顺口，开启长达40年的殖民统治。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后进驻旅顺，1955年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军撤离并将防务移交中国，结束了半个世纪的外国统治。回归后的旅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北海舰队的重要基地，至今仍承担着国防重任。
旅顺港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扼守渤海海峡。其港域由黄金山、老虎尾半岛等天然屏障环绕，航道最窄处仅91米，形成 “舰行一线，万难逾越” 的防御态势。历史上，无论是甲午海战还是日俄战争，日军均未从海上突破旅顺防线，印证了其 “天下奇观” 的军事价值。
沙俄与日本殖民时期，旅顺经历了大规模城市建设。沙俄以友谊塔广场为中心，采用 “钻石结构” 规划太阳沟片区，现存353处俄式、日式百年建筑，形成 “露天建筑博物馆”。日本则在此设立关东军司令部、大和旅馆等军政设施，成为殖民统治的见证。
旅顺口的百年历程，既是一部列强侵略与民族抗争的血泪史，也是中国海防现代化的缩影。如今，这座军港以 “战争与和平” 为主题，将军港文化、建筑遗产与生态景观深度融合，既守护着国家海疆，又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来客。正如白玉山顶俯瞰的军港全景 —— 碧波千帆与历史遗迹交相辉映，诉说着从屈辱到复兴的沧桑巨变。
军港之夜主题公园是对旅顺军港公园内核心文化符号与特色体验的诗意化统称。 “海风你轻轻地吹，海浪你轻轻地摇”。每当夜幕降临，在暖黄灯光映照下，与港湾灯火交相辉映，重现歌曲中 “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的意境。
世界闻名的天然良港——旅顺军港，现部分已成为军港游园，园内有 "旅顺口" 大型石碑、有昂首待发的巨大铜雕 "醒狮"、有记录旅顺百年历史的探索发现展馆。贯穿于游园东西的石砌防浪大堤，建成于1890年，由李鸿章主持修建，是北洋水师基地港口设施的一部分，历经了百年沧桑，大堤依旧坚实牢固。置身军港游园内，美前的军港、中国海军的战舰和潜艇尽在眼前。6.8亿年前震旦纪形成的地质奇观 "老虎尾" 盘卧在港湾内，一幅掩映于宁谧、秀美的狗独特景观近在咫尺。
1881年秋，北洋大臣李鸿章出于巩固北方海防的考虑，选址旅顺作为北洋海军根据地。亲率部分文武官员周馥、马建忠、黄瑞兰等抵达旅顺口考察形势，得出：旅顺口居北洋要隘，京畿门户，“为奉直两省海防之关键”，“盖咽喉要地，势在必争”的结论。11月11日，李鸿章将在旅顺建港设坞的计划正式上报朝廷，获准后，它立刻组建了旅顺工程局，1882年9月，李鸿章委派直隶修补道员袁保龄担任工程局总办，到1890年9月，旅顺船坞全部竣工，耗白银139.35万两，同时在旅顺港沿岸用从山东长岛运来的紫色花岗岩石条修建了防浪堤，堤高3米左右，现海岸防浪堤即是当时所修的雏形。防浪堤上有铸铁和花岗岩缆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口， 一直至1955年5月苏军撤离，旅顺口才归还中国。为纪念苏军在东北对日作战中的贡献，旅顺修建了多座纪念塔，包括旅顺解放塔、旅顺胜利塔、苏军烈士纪念塔以及中苏友谊塔。
在白玉山东侧的友谊公园内就有一座重要的纪念性历史建筑——旅顺解放纪念塔，旨在纪念1945 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解放旅顺而建的重要历史遗迹。
正方形的塔基正面以中、苏两国文字镌刻 “感谢从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解放旅顺的苏军”。
塔基上部还巧妙地雕刻着苏联国旗与旅大地区的地形图，清晰地标示出旅顺口的地理位置。而塔身顶端镶嵌石刻五角星，象征中苏友谊与胜利。
当年纪念塔的前方有一个石砌的圆形喷水池，周围栽种着各种树木和花卉。当鲜花盛开时，与解放塔浑然一体，颇具特色。1999年春天，公园改为广场形式，拆掉原有的欧式铸铁栏杆，平掉了漂亮的喷水池，移动花草树木，铺上了花岗岩石板。公园西边建有地下喷水池，相比较而言，旅顺老人还是很怀念没有改造之前的老友谊公园。
旅顺解放纪念塔不仅是建筑实体，更是一部凝固的历史，见证了旅顺从殖民统治到重获新生的沧桑变迁，也成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也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刻缅怀。每当我们仰望这座塔，都能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厚重与深远。每年8月22日 “大连解放日”，旅顺会举办相关纪念活动。
纪念塔所在的友谊公园现为旅顺城区的核心休闲场所，周边分布着健身设施、百年松柏和文化标识，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景观。作为旅顺口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纪念塔不仅是历史见证，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被纳入学校研学和红色旅游路线。此外，纪念塔与旅顺其他苏军纪念建筑（如苏军烈士纪念塔、胜利塔）共同构成了区域历史文化景观，承载着中苏合作抗击法西斯的集体记忆。
旅顺胜利塔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斯大林路，塔高45米，融合俄罗斯与希腊建筑风格，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旅顺胜利塔1955年3月下旬开工，同年9月3日落成。塔高45米，寓意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占地1.5万平方米，塔为花岗岩磨光而成。
旅顺胜利塔通体为五边形，高45米。塔基、塔廊、塔身均为花岗岩砌筑，五边形基座上有两层台阶。塔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塔座，周围立有5根六角棱石柱、10根八棱石柱，构成塔的基柱，与塔身底部形成塔廊，中心为五边形的塔身。
塔身西面有一门，可通过塔内盘旋的阶梯到达一、二层平台。
塔身正面、南侧面、北侧面分别有镌刻苏中两国文字的塔铭。内容分别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九月，英勇的苏联武装力量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并在中国人民武装部队配合下，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了中国东北。” “苏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
正面镌刻内容是“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九月，英勇的苏联武装力量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并在中国人民武装部队配合下，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了中国东北。”
北侧面镌刻内容是 “光荣归于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捍卫了远东和平的苏联人民及其武装力量！”
南侧面镌刻内容是 “苏中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万岁！”
塔的第二部分为塔身和第一层平台，塔身上部有二层青铜装饰，分别是橄榄枝、军旗、军号及五角星、步枪等，塔身东侧有一小门通向平台，平台四周五个角屏分别雕刻苏联国旗。
塔的第三部分为第二层平台和塔顶，塔尖为15米高铜质镀金塔尖，其顶端为铜质镀金橄榄枝环绕的五角星，象征胜利的金色徽标，金碧辉煌，格外耀眼。
塔身内部180级台阶，沿塔内螺旋楼梯拾布而上，可进入二层和顶层观瞻平台。
胜利塔的建筑风格和雕琢艺术蕴含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塔的四周是松柏和花坛，每当春夏之际，这里的桃花、樱花相继开放，月季、牡丹争芳斗艳，风景优美，引来络绎不绝的四方游客。
胜利塔的建立标志着旅顺长达4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1905年日俄战争后，旅顺先后被沙俄与日本侵占，直至1945年苏军解放才重归中国怀抱。这座塔与附近的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形成鲜明对比 —— 前者是正义的丰碑，后者是侵略的罪证。
在中苏友谊纪念塔等建筑的映衬下，胜利塔成为冷战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合作的缩影。尽管中苏关系后来经历波折，但塔身铭文始终保留，成为历史长河中一段特殊友谊的见证。
与日军建造的白玉山塔相比，胜利塔在建筑形制与文化内涵上形成强烈反差：前者形如炮弹，充满侵略隐喻；后者庄重典雅，传递和平愿景。这种对比参观能更深刻理解历史的多面性。
胜利塔简介：胜利塔建于1945 年2月，是前苏联红军撤离旅顺前夕，为纪念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周年而建。胜利塔塔高45米，取意前苏联红军于1945年击败日本关东军。塔基是正五边形，基柱由5根六棱石柱和10根八棱石柱构成。塔的上半部分为15米高镀金塔尖，其顶尖铸有象征胜利的红星徽标，金碧辉煌，格外耀眼。沿塔内螺旋楼梯拾步而上，可进入二层和顶层观瞻平台。塔基外廊的3块铸铜铭牌刻有颂扬苏联红军功绩和俄中友好的两国文字铭文，胜利塔的建筑风格和雕琢艺术蕴含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胜利塔四周松柏环抱，鲜花锦簇，林荫长椅，卵石甬道，无不静谧幽雅。登顶胜利塔举目远眺，举世闻名的旅顺口，逶迤多姿的老虎尾半岛，还有威武壮观的旅顺军港尽收眼底。著名的白玉山、黄金山、还有旅顺独特的海滨风光一览无余，回眸望去，景色秀丽的太阳沟景区万般妩媚。晴好天气，还依稀可见老铁山的巍巍雄姿。胜利塔，一座辉煌永恒的丰碑，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
胜利塔的存在提醒我们：战争的创伤需要用和平的丰碑来治愈。它不仅是中苏两国共同书写的历史篇章，更是全人类反法西斯精神的象征。如今，这座塔依然矗立在旅顺的土地上，用静默的姿态诉说着过去，也启示着未来 —— 唯有铭记历史，方能守护和平。
中苏友谊纪念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友好的标志性建筑，坐落于大连市旅顺口区旅顺博物馆北门前广场中心，是为纪念苏联红军驻旅顺口部队和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而建的。以汉白玉、大理石和花岗岩建成，高 22.2 米，塔身与栏杆皆雕刻精美，象征着中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情谊。
中苏友谊纪念塔用汉白玉、大理石和花岗石建造，由七十八株常青古龙柏树环抱，矗立于绿荫丛中。
中苏友谊纪念塔用汉白玉、大理石和花岗石建造，塔基用花岗岩砌成，呈正方形，长宽各22米。塔身为十二边形，呈圆柱形，由名贵雪花大理石雕砌，高22.2米，造形精致。正方形基座与十二边形塔身形成 “天圆地方” 的东方哲学构图，塔尖的中苏友谊徽（麦穗环绕五角星）则融合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标识。纪念塔为双重月台，周围是石雕栏杆，四面阶梯。栏杆的石柱头上雕刻着盛开的牡丹、翱翔的和平鸽和朵朵白云，具有我国民族艺术风格。
纪念塔正方形塔基四面有四块浮雕，分别雕刻着中国北京的天安门，苏联的克里姆林宫，鞍钢高炉，友谊农场和旅顺港的秀丽风光。塔基中间的十二边形的雪花石塔身底部雕有20个姿态各异的中苏两国人民的群像。塔身的顶端用雪花石雕刻一朵盛开的莲花，托着红色的中苏友谊徽和一只展翅欲飞的鸽子，象征着中苏友谊和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
纪念塔塔基南面的主题浮雕雕刻着：天安门与克里姆林宫在牡丹花丛中遥相呼应，寓意政治平等。
纪念塔塔基东面的主题浮雕雕刻着：鞍钢高炉喷吐钢水，象征工业合作。
纪念塔塔基北面的主题浮雕雕刻着：旅顺港战舰与胜利塔同框，定格历史瞬间。
纪念塔塔基西面的主题浮雕雕刻着：中苏友谊农场的康拜因收割机在收割，展现农业互助。
塔身下部刻有20尊1.2米高的汉白玉雕像，涵盖工人、农民、士兵、科学家等角色，既有苏军战士与中国百姓握手的场景，也有两国儿童共举和平鸽的画面，生动再现 “人民友谊” 的主题。
纪念塔的建立标志着苏联结束对旅顺长达10年的驻军，是新中国收回完整主权的里程碑。在冷战初期，纪念塔与北京苏联展览馆（今北京展览馆）、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共同构成社会主义阵营的 “东方符号”，展现中苏 “牢不可破的友谊”。中苏关系破裂后，纪念塔作为历史遗产被完整保留。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两国领导人在塔前重申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的共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中苏友谊纪念塔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既是中苏两国关系的 “晴雨表”，也是超越意识形态的 “和平纪念碑”。从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阵营象征，到21世纪的国际主义教育基地，它始终以开放姿态诠释着 “和而不同” 的文明对话。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座凝固的历史丰碑，正以其静默的力量，将战争创伤转化为和平愿景，在新时代续写 “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新篇章。
旅顺火车站位于旅顺白玉山景区西部，龙河入海口汇合处，是一座极具特色的木质白墙绿顶俄罗斯风格木质建筑。草帽形椭圆尖顶，挂满羽毛状小瓦，精巧的细部雕饰饱含异国风韵，俄罗斯风格的白墙、绿窗，造型别致，它是东北铁路沿线保存得最完整的欧式建筑之一。
站内有国内保存最完整的欧式站台，更是充满着诗情画意。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着手扩建军港，铺设铁路。在勘察火车站的地点时，原拟在太阳沟，后来为了军事运输的需要，便选定在现址。
2002年1月，旅顺站被列为第一批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
旅顺站的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站房为砖木结构，造型玲珑秀丽、别致明快，白墙、绿窗充满诗情画意；建筑顶部为绿色穹顶塔楼，塔楼上方采用鱼鳞铁瓦面；建筑外墙体采用木构网格，错落有致，色调和谐；站台上的木结构风雨棚构架合理，美感十足，与站舍浑然一体。
旅顺站建筑面积为904.50平方米，候车室建筑面积为420平方米，净层高为4米，站台宽度约8.3米 ；车站站房内部形制为10米×3.6米矩形平面，连房内部形制为8米×3米矩形平面，连房外墙面内部形制为L形平面，总面积约为200平方米。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4月，中国铁路史上第一列国际列车从旅顺站开出，沿着中东铁路一直驶出国门，开往沙俄首都圣彼得堡。
建筑与历史始终密不可分，旅顺站这座老建筑凝聚着旧时光里形形色色的故事，站在百年的岁月中迎来送往，见证了这个重要军事小城所经历的屈辱风雨，如今的它却安宁而祥和，诗情画意地立在旅顺口。
旅顺站向后人展示的不仅是彼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建造技艺，更是这座城市百年来的荣辱兴衰。它既是浓缩的历史，也是城市文明风采的象征。在百年血雨腥风的洗礼中，旅顺火车站目睹了俄、日对我国东北的轮番侵略，也见证了旅顺这一军事要地在经历屈辱后的成长与蜕变。
尽管火车站已停运，但这里依然吸引着众多游客。他们或拍照留念，或参观游览，感受着蓝天白云映衬下的火车站韵味。然而，站内如今已关闭，游客们只能远观其外观，而昔日的铁轨与荒草相伴，默默延伸，仿佛在诉说着它那一百多年的沧桑历史。
旅顺承载了半部中国的近现代史，在大连的旅游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太阳沟则是旅顺历史最具有代表性的街区，承载着“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的厚重，是旅顺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
旅顺太阳沟不是某个具体的景点，而是代表着大连及旅顺历史的一条历史街区，目前总规划面积为4平方公里。在 "三国干涉还辽" 之后，沙俄开始进驻旅顺，为了和当时普通中国百姓的居住地区分开来，在旅顺龙河以西的区域，着手建设一共新的城市，叫做 "太阳沟"。日本进驻旅顺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将沙俄的规划得以延续。使得太阳沟成为一共包含 "俄侵占时期"、" 日侵占时期 "、"伪满洲国时期" 历史景观的殖民城市完整典型，形成一个 "露天的建筑博物馆"。日本统治旅顺后，想把这里建设成第二个京都，太阳沟地区成为14000日本人的居住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主要为民居。现在太阳沟很多的红砖日本房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太阳沟经典老建筑打卡游线路 (起点 / 终点)旅顺口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素有 "一个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 之称。这里山海相依，风光旖旎，气候宜人，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为深入贯彻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旅顺口区文化和旅游局围绕区委、区政府确立的东北亚文化旅游城和生命健康城目标定位，积极实施 "体育 + 文化 + 旅游" 战略，挖掘整合旅顺历史人文和自然山海资源，设定推出11条体育旅游黄金线路。其中有以品读历史、踏青赏樱为主线的越野线路，有以寻觅历史建筑、历史人物背后故事为主线的休闲打卡游线路，还有以体验旅顺滨海、港湾风情为主线的骑行线路。希望这些线路能让您尽享运动乐趣的同时，也让您能在军港堡垒、落日老街之下感受岁月之悠远，在峰峦叠峰、碧海蓝天之间体会山海之瑰丽。运动使人健康，运动让人快乐！运动过程中请务必提高安全意识，结合不同的运动方式和线路，有针对性地做好运动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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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中心的大广场就是现在的博物馆所处的广场，最早建设的就是炮兵司令部，日本统治旅顺以后改为关东军司令部，现为关东军司令部旧址。建成以后，当时的旅顺市政府也迁到了太阳沟，当时为两层的红砖类，现在已经拆掉了。著名的 " 九 ▪ 一八 " 事变就是在关东军司令部策划的。
现在太阳沟保留下来的还有：胜利塔、旅顺植物园、中苏友宜塔、留声机博物馆、大和旅馆（纪凤台故居）、俄清银行旧址、旅顺实验学校、旅顺工科大学旧址、旅顺师范学堂旧址、肃亲王府、川岛芳子旧居等。这里还是《夏洛特烦恼》的拍摄地，深秋时节 (10月末～11月中旬)这里还有一条著名的银杏叶大道，这里是一个值得慢慢欣赏的的地方。
旅顺博物馆：和其他博物馆不同的是，这座博物馆除了本地出土的文物，还有很多来自于西域和新疆的文物，包含了健陀罗的佛像石刻、来自新疆的木乃伊，这些文物基本源自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大谷探险队。
留声机博物馆：博物馆内展示了自留声机问世以来，来自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不同类型的留声机和唱片，直到现在，这些唱片依然能演演奏出优美的乐章。
胜利塔、友谊塔：二战胜利后，苏联红军进驻旅顺军港，更具苏军撒出旅顺相关条约的约定，在旅顺修建了象征中苏友谊的友谊塔和胜利塔。其中友谊塔就在旅顺博物馆大广场上。
关东军司令部：作为侵华日军的精锐部队——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成立前的指挥场所，也保存了下来，位于友谊塔的后面。
由于历史的原因，太阳沟的很多老建筑处于毁损或者被改变用途的状态，自从2020年被定为"国际第一批文物保护示范区" 以来，目前对很多的老建筑开始保护性修复。太阳沟共聚集了263栋日式建筑和90栋俄式建筑，对于热爱历史及建筑的游客来说，这里是个值得深入欣堂的地方。但由于很多的老建筑处在修复状态，因此，处于关闭状态。
漫步在太阳沟，大连近现代的老建筑触目皆是。倘若你静下心来细听，每一栋老建筑似乎都在娓娓道来其背后的历史故事，那浓厚的历史氛围仿佛能引领你穿梭时空，重回往昔岁月。太阳沟的渊源可追溯至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其建设历史长达一个多世纪。在这期间，无数杰出人物曾在此驻足，面对大海，迎风而立。因此，不少人感慨道，太阳沟见证了无数流传千古的风流韵事。
太阳沟，坐落于旅顺老城区，地处背山面海的优越位置，文脉深厚，古迹遍布。这些建筑见证了大连的近代历史，同时众多名人故居增添了街区的文化深度。这里不仅拥有4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18处省级和3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25处区级不可移动名录，足见其历史文化之底蕴。
在太阳沟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上，核心区域占地2.14平方公里，承载着无数历史的印记。这里，百年以上的俄式建筑矗立，高达90栋，而日式建筑也随处可见，共计263栋。不仅如此，这片区域还曾是众多历史名人的故居所在地，包括清废帝溥仪、清肃亲王善耆以及著名学者罗振玉等，还有满蒙物产馆、关东军都督府、关东军司令部等一批历史遗存建筑，以及众多高级官员和重要将领的官邸，共同见证了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变迁。他们的故事，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共同织就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
这片土地不仅承载着历史的沧桑，更见证了无数珍贵时刻。满蒙物产馆、关东军都督府、关东军司令部等历史遗迹，以及众多高级官员和重要将领的官邸，共同构成了这片街区的独特风貌。这些建筑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因而被誉为“世界露天建筑博物馆”。
漫步在太阳沟的街道，随处可见日俄占领时期留下的古老建筑，它们静静地伫立在街巷之间，诉说着历史的沧桑。而这里，更是百年古树的家园，龙柏、银杏、樱花等珍稀树种郁郁葱葱，与古典建筑相互映衬，为街区增添了无尽的魅力。无论是春夏秋冬，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散发着独特的生机与美丽。
漫步在宁静的街巷间，仿佛时光可以倒流，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视觉感受油然而生。同时，这里让人忘却尘世的纷扰，尽享悠闲自在的惬意时光。
太阳沟，这条充满故事与历史的街道，在冬日的温暖与宁静中诉说着它的坎坷与不凡。愿这片土地的发展越来越好，让每一个在这里留下的足迹都成为永恒的回忆。
穿过梧桐掩映的万乐街，仿佛跌入旧胶片中的世界。太阳沟街区的俄式红砖房与日式木屋比邻而立，爬山虎攀过雕花窗棂，百年银杏在旅顺博物馆门前洒下碎金，馆前广场上，中苏友谊纪念塔巍然矗立。主馆内，深褐色的明治时期展柜陈列着新疆木乃伊与青铜吕鼎，玻璃折射的光影里，1902年沙俄始建、日本续筑、新中国接管的沧桑变迁触手可及。
人们常说，太阳沟是一个被时间 "遗忘" 的地方，因为它是大连市现存历史遗迹最多、保存最完整的街区。行走其中，仿佛踏入一座用岁月堆砌起来的 "记忆之城", 每一条街巷、每一栋老建筑甚至每一棵古树都让人流连忘返。一切皆因时光，时光给了这条老街独特韵味，也留给它一道待解的思索题。
相对于新建筑来说，老建筑呈现给人们的似乎更多。太阳沟因一直保持着旧时模样而深受喜爱，在这片面积3.0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保存着媲美鼓浪屿的老洋房建筑群，现有日俄殖民时期的百年建筑 353栋。与老建筑相得益彰的是它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春观樱花，夏看荷薇，秋赏彩叶，冬戏冰雪"，8700 多株十多种乔木四季生姿，将太阳沟装点成了 "大连后花园"。
旅顺太阳沟是一座承载中国近代史的露天博物馆，不仅保存了上百栋百年老建筑，还见证了旅顺口从沙俄租借到日占时期的历史变迁，这里街巷静谧，老树成荫，春日樱花如雪，秋日银杏铺金，四季皆成诗画。无论你是追寻往事的旅人，还是沉醉光影的摄影者，这里都能让你在时光的褶皱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诗意篇章。
有韵味的老建筑、开阔的公共空间、多树木而带来的自然融入与舒适的行走体验，给人带来充实而放松的感官体验。建筑密度低、楼层低矮、马路不宽，搭配街巷、广场以及公园等多种可供人们娱乐、沟通、交际的公共空间，这些都给置身其中的人，以美好的视觉享受和难得的归属感、舒适感，让人不易产生审美疲劳与环境压迫，可以说是适合行走的街区典范。正因如此，不少厌倦城市快节奏、公共空间缺失的人都会选择来太阳沟，在静谧古朴的老街中寻得一段涤荡心灵的闲适时光。这是时光对太阳沟的馈赠。太阳沟街区模式足够 "美" ，但可以更 "动人"。太阳沟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遗迹、自然景观，是适合行走的街区典范。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位于在旅顺新华大街18号，坐落风景秀丽的博物苑区内。建筑为近代俄罗斯风格，始建于1900年，主体是二层，建筑面积2602平方米。当时为俄军关东州陆军炮兵部。日日俄战争后，这里为日本关东都督府陆军部。1919年春，日本政府调整其在中国南满的殖民统治方式，实行军政分制，这里改为关东军司令部。1945年8月苏联红军进入旅顺，这里为苏39集团军某师司令部。1955 年苏军撤离，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防，这里为中国国驻军某部的办公楼。2004年秋，这里作为 " 关东军司令部旧址成列馆 " 对游人开放。该建筑历经百年沧桑，数易其主，阅尽历史风云。
俄清银行旅顺分行旧址坐落在今旅顺口区万乐街33号，建于1902年，建筑面积1564平方米。这是一座近代俄罗斯风格的建筑。外观方方正正，小巧玲珑；内院有天井，类似于教堂；建筑结构坚固，风韵华美。小楼类的底下是宽敞的地下室。楼北一米外有一片约30平方米的地下室顶盖，裸露地表，清晰可见。厚厚的水泥圆拱顶下，曾隐藏着一段极密。在沙俄统治时期，这座小楼是俄清银行旅顺分行。
俄清银行原址在老市区的旅顺军港3号门院内。1902年，当地处太阳沟的这座欧式二层小楼建成后，该行才搬到这里，而老市区的俄清银行旧址在后来就变成了日本 "严岛町精米所" 五反反田厂长的私人住宅，在私宅的房后，至今仍残留着用花岗岩砌制的 20 平方米的漂亮金库。俄清银行是沙俄统治旅大时期唯一的一家官办银行，它从属于俄清银行上海分行，主要处理国库金融事务。
这座欧式小楼其实是沙俄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桥头堡。在日俄战争旅顺战役中，这座小楼曾受到轻度毁坏。1915年，日本关东都督府在该楼内设物产陈列所，展放图书及多种文物。1929年改为千岁俱乐部增设放映室，成为侵华日军寻欢作乐的场所。1945年8月，这里是苏军办公室。1955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防。
旅顺博物馆坐落于有“半部中国近代史”之称的大连市旅顺口区列宁街42号，是大连市属的历史艺术性博物馆，其以悠久的建馆历史、别具特色的藏品优势、庄重典雅的馆舍建筑及错落有致的庭院设计而蜚声海内外。2008年获评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藏品是博物馆存在的灵魂，是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基础，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旅顺博物馆特殊的建馆历史及长时期科学合理的文物征集工作，造就了博物馆丰厚的藏品基础，旅顺博物馆现有藏品40万余件，其中珍贵文物6万余件，国家一级文物218件。由历史文物陈列和地方历史文物综合陈列两个陈列主题组成，有大量是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藏品。其中以宋代铜器 "双龙洗" 和距今1300多年在新疆出土的 "木乃伊" 最为珍贵。
旅顺博物馆现有主馆和分馆两个建筑主体。主馆建筑为近代折衷主义风格，建筑面积6000多平方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基本陈列为“吉金传古——旅顺博物馆藏青铜器精品展”、“化土成玉——旅顺博物馆藏陶瓷艺术精品展”、“黄沙下的永恒——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干尸展”、“久久为功——明清雕刻艺术精品展”、“宝相庄严——旅顺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精品展”等。
1999年新建了旅顺博物馆分馆，于2000年建成，与本馆相邻，建筑面积4900平方米，由序厅、展厅、贵宾厅和多功能报告厅构成。一层展厅内设基本陈列《大连古代文明》展，以大连出土文物为主，二层展厅主要用于举办临时展览，每年组织专题性展览及引进外展。
《历史文物专题陈列》是旅顺博物馆主馆陈列的基本体系。依托于丰富而有特色的馆藏，以“吉金传古——旅顺博物馆藏青铜器精品展”作为展览的开篇，全年展出“化土成玉——旅顺博物馆藏陶瓷艺术精品展”、“黄沙下的永恒——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干尸展”、“久久为功——明清雕刻艺术精品展”、“宝相庄严——旅顺博物馆藏中国古代佛教造像精品展”五大专题。
佛降魔成道坐像（公元8～12世纪\比哈尔出土）：此为波罗王朝佛像的典型风格。佛施降魔印，结跏跌坐于莲花宝座上。表情严肃，螺发肉髻，右肩祖露，衣薄如蝉翼。这种大型佛像在波罗王朝的佛像中是少见的。
铜鎏金迦叶立像：清康熙（公元 1662～1722年），迦叶，全名摩柯迦叶，因梵文中 "摩柯" 解作 "大"，故又名 "大迦叶"。佛陀十大弟子之一，有"佛陀第一”、“上行第一 "等称号，为蝉宗第一代宗师。
铜鎏金阿难立像，清康熙（公元 1662～1722年），“阿难” 是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全称为 “阿难陀”（Ananda），意为 “欢喜”“庆喜”，他是佛陀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以多闻第一著称。
铜钟：明代 (公元1368～1644年)。
《吉金传古——旅顺博物馆藏传世青铜器精品展》既呈现青铜器发展的序列，又兼顾作为一种文物类别人们对其的认识和研究。展览从馆藏大量青铜器收藏中遴选精品，以时间为序，分为鼎盛在三代（夏商周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汉代余绪三部分。大部分展品为清末至民国时期著名收藏家、金石学家罗振玉的旧藏。罗氏1928—1940年寄居旅顺，其身后大量收藏品一度散落民间，上世纪50、60年代，旅顺博物馆经多方努力搜集入藏，成为馆内重要的收藏品类。因此，展览既展出了大量青铜礼器、实用器，又展示了人们对青铜器的研究成果，将有铭文的器物逐一释读，希望给观众一个全面的认知。
青铜器简介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在红铜中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其中铜占75%—85%，锡占15%—25%），它最初的颜色是金灿灿的黄色，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由于青铜器在世界各地均有出现，所以也是一种世界性文明的象征。最早的青铜器出现于约5000年到6000年间的西亚两河流域地区。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000左右）出土一件青铜刀，是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中国的青铜文化产生于夏代晚期，发展成熟于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庄重的造型、绚丽的纹饰反映了古人熟练而精湛的冶金技术。相对西亚、南亚及北非于距今约6500年前先后进入青铜时代而言，中国青铜时代的到来较晚，但是就铜器的使用规模、铸造工艺、造型艺术及品种而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的铜器可以与中国古代铜器相比拟，在世界各地青铜器中堪称艺术价值最高。“国之大事，在祀及戎”。对于中国先秦中原各国而言，最大的事情莫过于祭祀和对外战争。作为代表当时最先进的金属治炼、铸造技术的青铜，也主要用在祭祀礼仪和战争上。夏、商、周三代所发现的青铜器，其功能（用）均为礼仪用具和武器以及围绕二者的附属用具，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这一点与世界各国青铜器有区别，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青铜器文化体系。
每件青铜器的铸造都要经过炼矿、制范、浇铸三步程序才能完成。中国的青铜器铸造工艺有着自己特殊的传统——合范法，即制好内范和外范后再浇铸，其特点是一范一件，所以青铜器中找不到完全相同的器物，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从出土和传世的大量青铜器可见，古老的块范铸造技术在远古的中国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青铜器在中国先民的生活和精神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古代青铜器与青铜工艺的演化，不仅是中国人的物质进化史，更是中国人的精神进化史。商代青铜器的铭文主要有三种：1）标明祭祀的对象，2）记载商王和贵族对器主的恩赐，3）说明器物的用途。旅顺博物馆陈列的这些精品，虽然历经了数千年的风霜，但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现在就去领略一下它们的风采。青铜器按照使用的用途不同，可以分为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和度量衡器等。
鼎盛在三代：夏商周三代，中国古代青铜器逐步走向巅峰。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爵、斝、鼎等青铜器标志了夏代青铜的治炼与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商周之时，青铜器已经成为"明上下，别等列"的标志，不仅祭祀、宴飨等重要场合大量使用华美的青铜器，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贵族的墓葬中也随葬大量的青铜器。青铜器的铸造与使用在此时达到了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因"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主要用于祭祀和战争，而从其实用功能上，又分为酒器、食器、兵器、乐器、水器等，多铸刻铭文，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记录，成为我们今天认识历史的珍贵史料。
父丁角盖，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商周时期的酒器。“父丁角盖” 通常指的是 “父丁铜角” 的盖子，父丁铜角是商代的青铜器。父丁铜角的器盖与口沿严丝合缝，盖顶有半环形钮，便于开合，整体呈菱形，有中脊，盖面沿中脊向两侧形成斜面。盖面以细密云雷纹为底，其上装饰有相对的两条卷角对龙纹，线条流畅，工艺精湛，富有神秘而庄重的美感。
饕餮纹觚，商代（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1046年）。饕餮纹觚是指装饰有饕餮纹的觚，觚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饮酒或饮水的器皿，造型多为侈口、束腰、平底、圈足，形状类似于喇叭形。饕餮纹觚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饕餮纹觚整体造型修长优美，侈口呈现出向外扩张的喇叭形状，颈部通常较为细长，有的颈部还会有蕉叶纹等装饰。腰部束紧，形成明显的曲线，使觚身显得婀娜多姿。腹部有的较为圆润，有的则接近直筒形。圈足稳固地支撑着整个器身，部分圈足上还会有扉棱、镂孔等装饰。纹饰以饕餮纹为主要装饰纹样，饕餮纹通常出现在觚的腹部、圈足等部位，也有部分觚在颈部也装饰有饕餮纹的变形图案。饕餮纹以其神秘、威严的形象著称，通常采用对称的布局，通过夸张的线条勾勒出兽面的形状，有突出的双眼、卷曲的角、锋利的牙齿等，给人以庄重、肃穆之感。
元父辛甗（yǎn），商代（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元父辛甗是商周时期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其独特的形制、简练的铭文与深厚的历史内涵，使其成为解读商周社会的重要实物资料。
该甗通高36.3厘米，口径22.9厘米，由甑（上）与鬲（下）连体铸造组成，甑侈口，绳纹双耳直立，深腹。腹壁稍斜而微下垂，颈部饰双弦纹，间饰乳钉纹。箅为桃形，有镂空十字孔。下部为鬲，为袋状分裆鬲腹，下承柱足，鬲腹饰三组兽面纹。腹内壁有铭文：“父辛□”。甑底设十字孔箅子，鬲腹呈袋状分裆，柱足中空以增大受热面积。颈部饰双弦纹与乳钉纹，鬲腹三组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双目圆凸、鼻梁高耸，呈现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典型狞厉美学。其泥范铸造工艺精湛，器身无焊接痕迹，体现了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成熟。
作为炊器，甗的设计原理与现代蒸锅一脉相承，甑内盛放谷物，鬲中煮水产生蒸汽穿透箅孔蒸熟食物。随着礼制发展，其逐渐成为祭祀礼器，铭文 “父辛” 表明该甗是元氏家族为祭祀已故父亲 “辛” 而铸造，反映商周时期 “藏礼于器” 的等级制度。
守妇觯 (zhi) 冉觯 (zhi)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守妇觯采用子母口设计，但已失去原配盖。侈口，颈部细长且横截面接近圆形，腹部向下逐渐扩张，底部为高圈足，造型舒展大方，表现出了商晚期青铜器工艺的卓越成就。颈部装饰有三道纹饰带，上部和下部为云雷纹，中部主要纹饰为夔龙纹。圈足部位同样饰有云雷纹为基础的夔龙纹，纹饰精美，线条流畅。器物内部底部刻有铭文 “守妇”，“守” 可能为氏族名，铭文中有 “妇守”，表明该族可能与商王室有姻亲关系，对于研究商代的氏族制度、社会结构以及王室婚姻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亚酉觚 卵觚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商晚期青铜器，喇叭口，腰和下部均有出戟装饰，圈足，器形高挑细长，中部明显收缩，具有商代后期铜觚的明显特征。觚身纹饰精细，从上至下分为四层，颈部饰蕉叶纹，颈下端饰蛇纹，腰部及以下分饰两层兽面纹。底部有图形铭文，释为 “亚酉”、“卵”，此觚因而得名。
旅觚 圂 (hùn) 觚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奚 (xi) 斝 (jia) 丁冉先斝 (jiă)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西周(公元前1046 年～公元前771年)斝是古代中国先民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通常用青铜铸造，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中期。
亚戈爵 保朿 (cì) 爵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爵是中国古代用于盛放、斟倒及加热酒的青铜礼器，也被用作饮酒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时期。前有倒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体，侧设鋬手，下承三足，口沿处多立双柱，整体造型像一只雀鸟。商代早期爵一般无纹饰，中期开始出现简单纹饰，晚期纹饰逐渐复杂，常见的有饕餮纹、云雷纹、蕉叶纹等，西周时期纹饰则更加精美细腻。
兽面纹爵 皿父丁爵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作为饮酒器，爵的设计兼顾实用性与礼仪功能：流槽便于倾倒，两柱可能用于固定滤酒的网罩，兽首鋬则便于握持。随着礼制发展，爵逐渐成为祭祀礼器，铭文 “父丁” 表明该爵是 “皿” 族为祭祀已故父亲 “丁” 而铸造，反映商周时期 “尊祖敬宗” 的宗法制度。类似铭文在商代青铜器中常见，如深圳博物馆藏 “禽父丁” 铜爵，其铭文 “禽父丁” 中的 “禽” 为族氏徽记，“父丁” 为祭祀对象。
兽面纹爵，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通高18.8厘米，口长17.6厘米，口宽7.5厘米，腹径7厘米，槽形流，短尾，两柱体半圆形，柱顶为笠帽形，顶面装饰涡纹。直腹，圜底，三棱形实心足，足长而外撇。腹部饰蕉叶纹和兽面纹，兽面纹之间饰凸起的扉棱。鋬手处有铭文“□癸”二字。
皿父丁爵通高约20厘米，流尾上翘，口沿两侧立菌状柱，柱顶饰涡纹或云雷纹。深腹呈卵形，一侧设兽首鋬（把手），鋬下铸铭文 “皿父丁” 三字，鋬首圆雕牛首或羊首，双目圆凸，鼻梁高耸，体现商代晚期青铜器的狞厉美学。三足为三棱锥状外撇，增大稳定性的同时便于加热。其造型与河南安阳殷墟、陕西宝鸡等地出土的父丁爵相似。采用泥范铸造法，器身无焊接痕迹，兽首鋬与器体一次成型，显示商代晚期青铜铸造技术的成熟。柱顶涡纹、腹部弦纹及鋬首浮雕的细腻刻画，体现工匠对纹饰布局与线条韵律的精准把握。与旅顺博物馆藏西周早期的 “冉觯” 相比，皿父丁爵的纹饰更趋简洁，反映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从繁复到简化的演变趋势。
铜鍑（fù），商代晚期（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
邓孟壶盖，西周（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771年）。 執 (yi) 钺 (yue) 觚(残件)邓孟作监嫚尊壶子子孙孙永宝用 西周（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771年）邓国是商王武丁所分封的一个小诸侯国，大致位于今湖北省襄阳县西北邓城，公元前678年被楚国所灭。
过伯簋 (gui)，西周(公元前1046 年～公元前771年)，是西周昭王时期的重要青铜食器过伯簋通高：18.1 厘米。口径：16.2 厘米。腹径：16.5 厘米。器身呈圆形，侈口束颈，腹部外鼓，双兽首耳下有垂珥，圈足外侈，其下连铸方座，整体造型厚重而不笨重，庄严中又透着一些灵动。颈部饰云雷纹填地的卷尾回首凤鸟纹，前后增饰浮雕兽头，圈足饰目雷纹，方座四周各有一个高浮雕兽头。簋上的卷尾回首凤鸟纹、云雷纹、目雷纹等纹饰，线条流畅细腻，形象生动逼真，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铸造工艺，如范铸法等，将纹饰清晰地呈现于器物表面，展现出西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这些纹饰不仅具有装饰性，还蕴含着特定的文化寓意，凤鸟纹在西周文化中可能象征着吉祥、美好和神灵的庇佑等。
铭文内容：内底铸有 16 字铭文 “过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尊彝”。荆，指西周时期的楚国，史书记载：周昭王姓姬，名瑕，周康王之子。昭王被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从昭王十六年 (公元前 980 年)开始，亲军大军南征荆楚，经由唐 (今湖北随州西北)、厉 (今湖北随州北)、管 (今湖北随州)、雯 (今湖北秩归东)， 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过伯簋的铭文印证了史书记载。
翏 (liù) 生盨 (xu)，西周（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771年）。该盨通高约21厘米，口径16.6×21.8厘米，椭方形，敛口鼓腹，附兽首双环耳，圈足四面正中设缺口，盖顶置矩形捉手，可倒置为盘独立使用。器身与盖均饰平行棱脊纹（瓦沟纹），颈部及圈足饰窃曲纹，体现西周晚期青铜器 “简约而庄重” 的美学风格。作为盛食器，盨的设计与簋功能相近，常与鼎、簋组合用于祭祀或宴飨，铭文 “永宝用” 表明其作为礼器的传承意义。
采用泥范铸造法，器身无焊接痕迹，兽首耳与器体一次成型，显示西周晚期青铜工艺的成熟。其椭方形制、窃曲纹及瓦沟纹组合，与陕西扶风出土的伯多父盨（西周晚期）形制高度相似，为断代提供了关键参照。
戈尊 子叔壶西周早期（公元前1046~公元前711年) 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
田告罍 (léi)，西周(公元前1046 年～公元前771年)。田告罍平唇，直口，广肩，颈中部收束呈内弧形，下腹渐收，颈下部有两道弦纹，肩部饰对称的牺首形两环耳和六个凸起的圆涡纹，腹下近圈足有一牺首环形鋬，牺首角弯曲硕大，应是牛首。主要纹饰为肩部的圆涡纹和牺首形装饰，整体风格简洁大方，体现了西周早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内口沿下部铸 “田告” 二字，对于研究当时的族氏、人名以及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梦子匜 (yí)，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春秋时期的青铜器，是蔡国大司马燮送给女儿孟姬的陪嫁之物。整体形态：流槽狭长，口微敛，深腹圆底，龙形鋬手，四扁足，器身两侧有两个把手，整体造型独特，矮胖可爱。纹饰细节：口缘饰窃曲纹，腹部为弦纹，前足饰兽面纹，后足饰涡纹。铭文信息：腹内有铭文 “召乐父乍妇妃宝匜永宝用□”，另有铭文 “梦子乍（作）行彝，其万年无□（疆），子孙永保用”。
召乐父匜 (yí) 鲁士商叡匜 (yi)西周(公元前1046 年～公元前771年) 西周(公元前1046 年～公元前771年)
召乐父匜通高16.8厘米，长33厘米，宽16.7厘米，由流、腹、鋬、足四部分构成。流槽狭长且槽口略仰，便于注水；口微敛，深腹圆底，龙形鋬，四扁足支撑器身，口缘饰窃曲纹，腹部为弦纹，前足饰兽面纹，后足饰涡纹，既增强稳定性又体现装饰美学。龙形鋬手以龙口衔住匜缘，龙尾上卷，造型灵动威严，展现春秋早期青铜铸造的写实风格。其设计初衷为沃盥之礼的配套水器，与盘组合使用时，可通过流槽将水倾注于盘中，供贵族净手。腹内有铭文：“召乐父乍妇妃宝匜永宝用□”。
铜鍑（fù），西周（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铜鍑，是古代北方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典型炊具，屡见于匈奴、鲜卑及同时代的其他游牧民族的遗存中。
吕鼎，周穆王元年（公元前976年）。鼎高19.3厘米，口长16.8厘米，口宽12.2厘米。口缘平宽外卷，立耳，深腹，腹壁斜收，腹部四角有扉棱，四柱足。器腹四面图案均同，上部为垂冠鸟纹，中间饰T字形云雷纹，另有三排乳丁纹。足根饰兽面。器内壁刻有铭文：“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于大室，吕延于大室，王赐吕三卣，贝卅朋，对王休，用作宝 ，子子孙孙永用”等45字，具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
专家考证，铭文中餐祭被举行的时间就是某周王即位的元年。如此说来，吕鼎所在时期就是周穆王元年 (公元前 976 年) 五月壬戌日。吕鼎是目前已知青铜器中同时具备王年、月、月相、干支日四要素的两件标准器之一 (另一件"臣辰盉", 一九二九年河南洛阳马坡出土，现藏于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为金文历谱的排编及西周历史的校勘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堪称国宝。
环耳豆，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环耳豆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盛食器，同时也作为祭祀和宴飨的礼器，象征着身份和地位。环耳豆为高脚圆盘，盖纽杯型，喇叭型底足，盘口下缘、底足以及盖上常饰有各种纹饰，如凹线雷纹、退化蝉纹、绞丝纹、蟠螭纹等，环状把手上还会有铜镶嵌的菱形纹等。
戈，①春秋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②③④⑤ 战国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戈是中国古代一种主要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是先秦时期各诸侯国装备的主要兵器之一，流行于商至战国时期。
蟠螭纹鼎，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铸客豆，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提链铜壶，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洛阳武库钟，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11年）。钟是一种盛放水酒的容器。武库，即秦汉时代，国家储存武器装备的处所。
杜陵扁壶，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铭文：杜陵东园铜壶容二斗重四斤八两永始元年供工长造，护昌守啬夫宗掾通主守左丞博守令并省。
虎钮錞于，东汉（公元25~220年）。錞于，青铜乐器。使用时，人们将其悬挂于横木上，用锤敲击鋅于肩部。錞于始于春秋时期，最早的錞于出土于山东沂水刘家店子的春秋中期墓葬。学术界一般认为錞于的传播路线是由北而南，由东而西。錞于形如圆筒，上部比下部稍大，多略呈椭圆筒形，肩围大而腰围小。顶上有钮，无钮的情况较少见，或为光素无饰的环钮、桥钮，或作虎形、马形、龙形、凤形钮，以虎钮錞于最为多见，故常有 “虎钮錞于” 之称。
马钮錞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
马钮錞于是一种古代青铜乐器。“錞于” 是其通用名称，“马钮” 则指的是该器物顶部所铸的马形钮饰，因这一独特的造型特征而得名 “马钮錞于”。主要用于战争中，常与鼓配合使用，用于指挥军队进退，击鼓进攻，鸣金收兵；同时，在古人贵族田猎、部落饮宴时，也被用作烘托气氛的打击乐器，此外还有祭祀等用途。
马钮錞于形如圆桶，中空，上大下小，腹部中收，器形圆如碓头，肩部突出，腹部收缩，下部撇开状若喇叭。顶上中部铸有一铜马作为钮饰，马的姿态多样，有的呈站立姿势，眼神温和，双耳竖起，前腿微曲，后蹄蹬起，着势欲奔；有的则呈下蹲姿势，耳目清晰，马嘴含衔，马身上辔，马背饰鞍，均刻有纹饰，做昂首嘶鸣奔腾之状，形象威严生动、栩栩如生。
铜鼓，东汉（公元25年～220年）。
铜鼓，是一种由炊具演化而来的打击乐器，发源于云南滇池以西地区，贵州、四川、湖南、广东、广西五省也常有铜鼓出土。鼓面中心饰有太阳纹，既是象征对太阳的崇拜与信仰，也是对铜鼓占有者自身的神化。一大一小叠踞的青蛙是铜鼓表面常见的纹饰之一，表达了古人对于下雨的渴求。
铜鼓，东汉（公元25年~220年）。
双龙洗，宋（960年-1279年）。双龙洗是宋代青铜工艺与物理智慧结合的典范。双龙洗为圆形敞口浅腹铜盆，直径约30厘米，两侧对称设置龙形把手（古称 “双弦”）。内底以浅浮雕技法刻画两条反向游动的蛟龙，龙口吐出卷云式线纹，周围环绕云水纹。盆底无足，平置时稳定性极佳，体现宋代匠人对力学原理的深刻理解。该洗属于北宋后期 “鱼洗” 的衍生形态，其源头可追溯至五代时期晋出帝献给辽太宗的瓷质双鱼盆。旅顺博物馆藏宋代双龙洗是目前已知存世最早的龙纹洗实物之一，见证了从 “鱼洗” 到 “龙洗” 的形制演变，具有重要的断代研究价值。双龙洗的铸造工艺至今未解：青铜合金配比、盆底龙纹的应力分布、把手的弧度设计等均需精密计算，才能实现摩擦时的稳定共振。清代文献记载 “句容匠人” 传承此技，但技法最终失传。
双龙洗的共振现象，双手蘸肥皂水后快速摩擦龙形把手，产生周期性外力。当策动力频率与铜盆固有频率（约 100-200Hz）匹配时，铜盆进入共振状态，振幅可达数毫米。此时盆体振动通过水体传播，形成驻波，这是摩擦生振机制。此时水面出现四波腹、四波节的稳定形态，波腹处（龙首、龙尾对应位置），水花剧烈飞溅，最高可达 30 厘米；波节处（龙身中部），水面平静如镜，形成 “水浪分形” 奇观。这种现象与现代实验中的 “克拉尼图形” 原理一致，但早于西方发现近千年。共振同时激发空气柱振动，产生低沉嗡鸣。摩擦速度越快，音调越高，形成 “声 - 光 - 水” 多维互动。清代《春渚记闻》记载的 “水满则双鲤跳跃” 即为此现象的早期描述。
青铜砚滴，①辽(916年-1125年)；②③宋(960-1279年)；④明(1368年-1644年)水滴，由顶口、器身、出水口三个部分组成。利用"虹吸原理"，将砚滴沉入水中，器身便很快盛满水。接着以手倾斜砚滴之身，从出水口往砚池内注水。当砚池中的水量已经足够，随即用手指在砚滴的顶口一按，出水口的水流顿时停止。所以，使用者能够精确控制研墨时的用水量。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著名的陶瓷古国，早在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就已经出现大量陶器。唐代大批生产的三彩釉陶，反映着大唐盛世的面貌，有很高的艺术性。瓷器是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瓷器是青瓷，由于工艺不够成熟，又称为原始青瓷。汉代青瓷烧造逐渐成熟，摆脱原始状态，进入早期瓷器阶段。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广泛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的系统。隋唐时期，瓷器生产开始繁荣。宋代是瓷器艺术高度发展的时期，“五大名窑”及龙泉窑、建窑、德化窑、景德镇窑、吉州窑、耀州窑等处的产品各具丰姿。元代景德镇成为瓷器生产的中心，青花、釉里红、白瓷、黑瓷等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明清时期，各地方大瓷窑体系逐渐衰落，被生产供当地人民所需瓷器的小作坊代替，景德镇的官窑和民窑继承中国陶瓷艺术的传统，大放异彩。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陶瓷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国，许多国家瓷器工艺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陶瓷工艺的影响。陶瓷也与茶叶、丝绸并称为中国三大特产而名扬中外。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一提到瓷器我们就想到外表光滑、洁白并有美丽图案的艺术品。而陶器多半则是颜色比较暗淡，外表比较粗糙。而且很多人就直接吧瓷器叫做陶瓷。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瓷器和陶器有很大的区别。下面就介绍瓷器和陶器的主要区别：一、烧成温度不同。陶器烧成温度一般都低于瓷器，最低甚至达到800℃以下，最高可达1100℃左右。瓷器的烧成温度则比较高，大都在1200℃以上。二、坚硬程度不同。陶器烧成温度低，胎体硬度较差。瓷器的烧成温度高，胎体基本烧结。三、使用原料不同。陶器使用一般黏土即可制坯烧成，瓷器则需要选择特定的材料，以高岭土作坯。烧成温度在陶器所需要的温度阶段，则可成为陶器，例如古代的白陶就是如此烧成的。高岭土在烧制瓷器所需要的温度下，所制的坯体则成为瓷器。但是一般制作陶器的黏土制成的坯体，在烧到1200℃时，则不可能成为瓷器，会被烧熔为玻璃质。四、透明度不同。陶器的坯体即使比较薄也不具备半透明的特点。瓷器的胎体无论薄厚，都具有半透明的特点。五、釉料不同。陶器有不挂釉和挂釉的两种，挂釉的陶器釉料在较低的烧成温度时即可熔融。瓷器的釉料有两种，既可在高温下与胎体一次烧成，也可在高温素烧胎上再挂低温釉，第二次低温烧成。六、胎质不同。陶器胎质粗疏，断面吸水率高。瓷器经过高温焙烧，胎质坚固致密，断面基本不吸水，敲击时会发出铿锵的金属声响。
以上几个方面中，最主要的条件是原材料和烧成温度，其他几个条件，都与这两条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陶与瓷的不同之处还表现在：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一地区的先民的专门发明，它为人类所共有。只要具备了足够的条件，任何一个农业部落、人群都有可能制作出陶器。陶器并不是中国独特的发明，考古发现证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继发明了制陶术。而瓷器则不同，它是我国独特的创造发明，尔后通过海路和陆路大量输出到海外，才使制瓷技术在世界范围得到遍及。因此，瓷器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之一。瓷器和陶器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物质，但是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没有制陶术的发明及陶器制作技术不断改进所取得的经验，瓷器是不可能单独发明的。瓷器的发明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期制陶过程中，不断认识原材料的性能，总结烧成技术，积累丰富经验，从而产生量变到质变的结果。
涡漩纹彩陶瓮，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距今约4500年）。高34厘米，腹径40.8厘米，口径18.35厘米，底径15.9厘米。小口外撇，短束颈，大斜肩，膨圆腹，小平底，双耳设于腹部最宽处。黄褐陶，器表附陶衣。颈部绘四组黑色线条纹，颈底绘黑彩粗弦纹，镶锯齿纹，腹部以红、黑彩描绘四组大涡旋纹，纹饰连续，间饰锯齿纹，主题图案下饰弦纹及波浪纹。
当远古的先民偶然地发现，以泥做成的器皿经过火的炙烧后异常坚硬。持久耐用时，陶器便应时运而生了。从简单的用手泥条盘筑，到复杂的机械轮制；从简单的刻划纹，到以圆润的线条描绘的富有极高想象力的各种图案；从单一的生活器具，到人物、动物等丰富的造型设计。原始的先民以自己独特的审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渐渐地将陶的雅与美无限地拓展......
彩绘陶壶 彩绘陶壶西汉（公元前202~公元25年） 西汉（公元前202~公元25年）彩绘陶，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战国、秦汉时期是彩绘陶繁荣时期，墓葬中常见随葬的彩绘陶壶、陶豆、陶鼎等，以壶类数量最多，纹饰也最为精美。其制作方法是陶胎烧成后，先在陶胎上涂上白色或黄色陶衣，而后绘制纹饰，纹样依层而饰。因彩绘后不再入窑烧制，因而影给附着力不强，极易磨蚀脱落。
灰陶马，汉代（公元前202~ 公元220年）。陶马在汉墓中多有出土。冷兵器时代，迅猛的马、骁勇的骑兵是战争取胜的重要因素。汉代，由于不断地对匈奴用兵，马在汉代极受推崇，汉武帝因得乌孙宝马 (伊梨马) 而赐名天马，更有了著名的《天马赋》；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时期的马踏飞燕，更是将马的迅雷不及掩耳之姿发挥到的极致。此马灰色陶土所制，凝神直立，肌肉劲健，目光炯炯，颇具神采来。
三彩武官俑 三彩武官俑唐代（公元618-907年） 唐代（公元618-907年）
三彩三足罐，唐代 （公元618~907年）。
彩绘乐舞俑一组，唐代 （公元618~907年）。
三彩马，唐代 （公元618~907年）。马，在唐朝得到极大重视。李世民将骑马狩猎视为大丈夫三大乐事之一。著名的石雕六骏就是工匠依照阎立本画出的样本雕琢而成。舞马在唐代常盛行，这源于李隆基在自己生日的千秋节上，以舞马应节踢踏，翩翩起舞。唐代墓葬出土三彩马数量众多。此马凝神直立，头戴络头，身披攀胸和鞦带，上挂杏叶形饰件，马背配鞍鞯和障泥，装饰华美。
三彩骆驼、牵驼佣，唐代 （公元618~907年）。
由陶到瓷，是泥与火的升华，是技术的质的飞跃。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是陶到瓷过渡阶段的见证；而东汉的青釉瓷，预示了中国瓷器的真正肇兴，而后各地窑火纷纷燃起，瓷器渐渐地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而其中的"绝色佳人"也融人了宫廷贵族的生活之中。伴随着制瓷水平的提高,人们将对艺术的审美赋予到了瓷器中。胎质的细腻洁白、釉色的如冰似玉、刻划纹的灵动秀丽、绘画的飞扬洒脱,以及景德镇窑各色彩瓷的创新发明，将瓷的韵与炫发挥到了极致。
越窑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著名的青瓷窑系。主要窑场集中于今浙江的上虞、余姚、绍兴境内，以其釉色的类冰似玉、动物造型的奇特多姿而著称于世。越窑青瓷肇始于东汉晚期，经过三国两晋的积累，唐代晚期至五代时期发展为鼎盛期，成功烧制了举世瞩目的秘色瓷，宋代各大名窑纷起，越窑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越窑青瓷前后经千余年的历史，开辟我国古代制瓷工艺之先河。
青釉文字罐，东晋（公元317~420年）。越窑青瓷上记刻铭文较为多见，西晋以前多刻划而成，东晋以后主要以褐彩书写，内容大多记载制造时间、地点、人物等。此罐肩部以褐彩横向书写"作此著林者自用之也矣"可知此罐为烧制者为自己所做殉葬明器，对研究东晋时期的丧葬习俗及书体具有重要价值。而内设双系在越窑青瓷中较为罕见。
青釉鸡首壶，东晋(公元317-420年)。
建窑兔毫盏 吉州窑剪纸贴花四凤纹盏宋代(公元960~1279年) 南宋(公元1127~1279年)宋代饮茶用盏之一。胎厚，色黑如漆，内壁釉面上布满密集的白褐色条纹，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俗称免毫。宋徽宗赵佶评价免毫盏："盏以青绿为上,免毫为上。"宋代茶叶是制成半发酵的膏饼，先把膏饼碾成细末放人茶碗内，再冲入沸水，水面便沸起一层白色的沫，黑色的盏、白色的茶沫相得益彰。日本极为珍视宋代各种黑釉盏，称为"天目茶碗"，多在口沿处镶上银扣。
白地黑花小口鼓腹瓶，金代(公元1115-1234年)。
三彩印牡丹纹海棠式盘，辽代 (公元 907~1125 年)。
绿釉圆身环梁式鸡冠壶，辽代（公元907~1125年）。独具风格的辽代彩釉陶瓷，鸡冠壶、海棠花式长盘、凤首瓶、鸡腿坛等器型，迥异于中原汉民族的造型设计，深深地打上了辽契丹民族的风格烙印。赤峰缸瓦窑、辽宁林东南山窑等是辽代陶瓷器主要烧造窑址,粗犷质朴的设计理念、惟妙惟肖的仿生器型、黄绿白鲜明的彩釉技术，构成了辽代彩釉陶瓷的基本元素，也形成了极富民族特色的辽代陶瓷文化。
青花五彩鱼藻纹大缸，明万历（公元1573~1620年）。五彩是在金代红绿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以明清景德镇窑五彩最为著名。明代以红、绿彩为主，兼有黄、绿、黑、褐等，同时出现青花五彩，色彩艳丽浓重。此缸形体硕大，以万历朝流行的鱼藻纹为主要纹样，除青花为釉下彩外，其余色彩均为釉上彩，釉面有剥落现象。
景德镇窑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景德镇原名昌南镇，因北宋景德年间烧制出精美瓷器而命名。唐代景德镇窑烧制青瓷，五代北宋时主烧青白瓷。元代，景德镇窑逐渐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成功地烧制出了青花、釉里红、红釉等品种。明永宣的青花、釉里红，成化的斗彩等，竞相争辉；清康雍乾的粉彩、五彩、珐琅彩、单色釉、窑变等大放异彩，产品亦远销海外，景德镇窑发展至鼎盛期，成为中国著名的“瓷都”。
五彩百鸟朝凤纹棒槌瓶，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漳州五彩双龙戏珠纹大盘，明末（公元1573~1644年）。漳州窑五彩瓷灵动飞扬的绘画，红、蓝为主色调的浓艳色彩，层次清晰的构图样式，构成了漳州窑五彩鲜明的风格。漳州窑是福建省明末清初生产外销瓷的著名瓷窑，产品主要销往日本，日本称之"吴须赤绘"。漳州窑五彩瓷明末传人日本后，其洒脱的画风、祥瑞的题材、浓丽的色彩深受日本人民的推崇，有田烧率先仿制，一些著名的陶艺家也仿烧漳州五彩的风格，其中尤以京都的陶艺家奥田颖川最为著名。
漳州五彩龙鹤纹大盘，明末（公元1573~1644年）。
漳州五彩裂塔纹大盘，明末（公元1573~1644年）。
素三彩双龙戏珠纹盘，清康熙（公元1662~1722年）。素三彩瓷是瓷器釉上彩品种之一，以黄、绿、紫三色为主，但不限于此三色，重要的是不用红色，因色彩素雅，而称为素三彩。其制作方法是在高温烧成的素瓷胎上用彩釉填在已刻划好的纹样内，再经低温烧成。素三彩始烧于明正德年间，清康熙时继续烧制。
仿哥窑双耳扁壶，清雍正（公元1723~1735年）。哥窑，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以"金丝铁线"著称。旧有“千金易得，宋瓷难求”之说，后世多有仿制。清代雍正朝墓古之风盛行，宋瓷素雅大气，成为此一时期官窑追摹之典范。所烧器物除仿宋代器外，多为雍正时期的典型器型,且多书本朝款。造型十分丰富，除洗、盘等小件外，亦有六方瓶、贯耳瓶、扁壶、琮式瓶等大器。“仿旧须宗其典雅,肇新务审其渊源”，雍正仿器虽宗宋哥釉的神韵，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黄地粉彩双凤衔花纹双耳瓶，清嘉庆(公元1796-1820年)。
大雅斋款黄地墨彩四季花卉图缸，清光绪（公元1875~1908年）。大雅斋是清朝著名皇家园林《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景区内的一所建筑，是专供慈禧太后绘画习字的书房。大雅斋的瓷器，于光绪元年至二年由景德镇官窑烧造，色调鲜艳、器形多样、绘画精美，以色地墨线双勾花者居多，无论质地和工艺都极为考究，代表了晚清官窑瓷器的最高水平。由于圆明园遭到八国联军疯狂掠抢、打砸，大雅斋瓷器存世甚少。
松石绿地粉彩花卉纹渣斗 黄地粉彩喜上眉梢图渣斗清光绪（公元1875~1908年） 清同治(公元1862-1874年)
斗彩以釉下彩的青花勾勒纹样的轮廓线,内填各色釉上彩料，这就是明宣德时期出现的斗彩的典型风格。釉下青花与釉上各色彩上下相斗，因而这种独特的装饰工艺被称为斗彩。西藏萨迦寺珍藏的一对明宣德斗彩鸳鸯莲荷纹碗，被认为是斗彩的初现，成化斗彩极其名贵，明朝即极受推崇，并成为后世追摹的标本。清代，斗彩绘画技艺愈加精工，但程式化的图案少了成化斗彩的灵气。
斗彩绿双龙戏珠纹盖罐，清嘉庆（公元1796~1820年）。
青花缠枝花卉纹大盘，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
青花锦纹绶带耳扁壶，明永乐(公元1403-1424年)。
蒜头形口，束颈，扁圆腹，撇足。口与肩以绶带形耳相连，腹两侧凸饰乳钉纹。器体图案满饰，蒜头口如意形开光内饰花卉纹，颈部饰卷草纹带，胞部满饰锦纹，腹中心饰六角星形开光，内绘随枝牡丹纹，以此为中心向外逐层绘出八边形、六边形以及馨形的花格，以合"八荒"、"六合"、"普天同庆"之寓意，每格内装饰花草纹、波浪纹等。整件造型精巧秀美、端庄大方、气的代新。纹饰布局精致巧妙，繁而不乱，是明永乐青花的精彩之作。
明永乐开始，青花瓷器以其胎质细腻洁白、青花发色浓艳、造型种类多样和纹饰精致优美而享誉盛名，被称为我国青花瓷器的黄金时代。郑和下西洋带回的"苏麻离青"钴土矿，含锰量低、含铁量高，由于含锰低，就可以减少青色中的紫、红色调，能烧成像宝石蓝一样的鲜艳色泽。但由于含铁量高,往往会在青花浓重之处形成自然的"铁锈斑"，这种自然形成的黑斑，和浓艳的青蓝色相映成趣，被视为无法模仿的永、宣青花瓷的上佳之作。
此器所用青花的钻料是明初郑和下西洋从阿拉伯国家带回的 "苏麻离青", 造型亦源于阿拉伯的铜器，可以说此器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物证。已发表的资料表明，现存这种扁壶目前所见仅有三件，另外两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烟台市博物馆。
青花海马纹将军罐，清乾隆(公元1736~1795年)。将军罐，得名于盖，因宝珠顶的盖形似将军的盔帽而命名。明代嘉靖、万历朝出现,清代顺治时基本定型,流行于清康雍乾三朝，以康熙朝为最。将军罐形体逐渐变得高大，演变成观赏器，并广受人们喜爱民窑与官窑都大量烧造。此器挺拔俊逸，气宇轩昂，图案繁复，器腹绘宝瓶、宝鼎等八宝纹及海水、海马纹等纹样，不失为乾隆佳器。
青花缠枝莲纹贯耳尊，清（公元 1644~1911 年）。造型由青铜器变化而来，端庄大气。纹饰为多层主辅式构图，主题纹样为缠枝莲纹，辅助纹样由口至底部依次为雷纹、卷草纹、波浪纹、如意云纹、仰莲瓣纹。构图层次分明，青花发色纯正，绘画细腻工谨，令人赏心悦目。
旅顺博物馆收藏的新疆木乃伊以其出土时间早、保存完好、科学研究价值高而倍受世人瞩目。他们是由大谷光瑞组成的“中亚探险队”在第三次西域探险中，于1912年从位于吐鲁番市东南30公里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墓地中获取的。这批木乃伊均属末代麴氏高昌政权的上层贵族。（“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该古墓群位于吐鲁番市区东偏南约40公里处，距高昌故城6公里。有“地下博物馆”之称，受到中外考古、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阿斯塔那”为维吾尔语“京都”之意；“哈拉和卓”为传说中怒斩恶龙为民除害的维吾尔古国一位勇士的名字。这两处现分别为当地两个相邻村庄之名。）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干尸及其随葬品，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时从位于吐鲁番市东南30公里的阿斯塔那一哈拉和卓墓葬中盗掘的，是新疆乃至中国境内最早出土的一批古代人体标本。这批文物曾一度离开祖国，被从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运至日本，后又被大谷光瑞从日本带到了中国大连旅顺，并最终留在了旅顺博物馆，其回流的过程充满了故事性，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新疆干尸形成与吐鲁番盆地极度干旱的地理气候条件有很大的关系系，与其一同出土的伴生随葬品，包括彩绘陶器、木器、泥塑品、钱币、丝织品和纸质文献等，涉及宗教文化、丧葬文化、历史文献等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新疆吐鲁番地区的丧葬习俗，并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活动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画面。
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木乃伊是自然木乃伊，有别与古代埃及对法老进行人工特殊处理而形成的人工木乃伊。其形成得益于吐鲁番地区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吐鲁番位于亚洲的腹地地带，具有典型的大陆性气候特征，“地无雨雪而极热”，素有“火洲”之称。夏季平均气温在30℃—36℃之间，最高可达50℃左右，地表最高温度可达82℃左右。年平均降水量极低，而蒸发量却极高。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人死后尸体中的水分迅速得到蒸发，从而避免了腐烂形成干尸。考古资料表明，木乃伊的形成除自然因素外还与其特定的埋葬方式有关。阿斯塔那墓葬形制以斜坡道土洞墓为主，尸体陈于距地表2—6米的土洞中并加以密封，保持了不受外界干扰的墓室环境，这一切都有利于干尸的形成和长久保存。
2003年4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3号、5号木乃伊颅骨复原画像的公布，曾轰动滨城，轰动全国。但复原生前容貌仅仅是木乃伊复原工作的第一步，让木乃伊栩栩如生的站起来，通过他们的发式、服饰、装束来展示和诠释古代高昌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才是最终的目的。
吐鲁番地区古称“高昌”，高昌一名始见于《汉书·西域传》，汉通西域后，中央政权开始在此设治管辖。其后经历了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时代，先后有阚、张、马、麴四姓相继称王，其中麴氏高昌立国最久，约计140年。公元640年，唐朝在此设州置县，之后回鹘人建立起高昌王国，此地数度兴盛。这些木乃伊就有末代麴氏高昌政权的将军或将军夫人。不过，您现在看到的已不是锦衣博带的末代麴氏贵族了，而是几具风干的自然木乃伊，他们静静地仰卧在这里，向人们陈述着历史的沧桑和演变。
2003年，旅顺博物馆与吉林大学、鲁迅美术学院共同合作，对馆藏新疆3号、5号木乃伊进行颅骨复原，并制作蜡像，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死者生前的容貌。木乃伊身上缠套的丝帛、麻衣和装束，反映了不同的丧葬习俗，也是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资料。
《久久为功——明清雕刻艺术精品展》，是旅顺博物馆中国历代艺术品系列展览之一。久久为功，即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在古人看来，美好的品行离不开坚守。唯有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才能将美好的德行坚守下去。久久为功的精神在雕刻艺术领域中，表现得更为直接。一件雕刻作品，从选材、立意到构思、创作，往往需要匠人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久久为功，精雕细琢，传世之作方能铸就。中国古代雕刻艺术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智慧的先民们就开始利用玉、石、骨、牙等大自然赋予的天然材质，使用原始的工具采用雕、琢、刻、镂等技法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美的理解。之后历代工匠在雕刻艺术创造中尽显智慧。明清时期，在空前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上，雕刻技术不断改进、创新。小件工艺雕刻因众多文人的加入，不受陈规局限，往往集绘画、雕刻于一体，面貌各异，是为此时雕刻艺术的亮点。
玉器，是指用玉石雕刻成的器物。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作为文化载体的玉器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文明诞生、延续和发展的整个历史 进程。玉文化是在玉器这一中国特有的文化载体上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思想和精神。中国的神治社会从三皇五帝算起，历时三千多年，其间玉器的文化内涵是玉石通灵。春秋时代至东汉末年玉器的文化内涵是玉有五德，即“仁、义、智、勇、洁”，就是“君子比德于玉”。汉代的许慎对玉下了这么一个定义: “玉, 石之美者”。这一注解从物质上（石）和艺术上（美）两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玉”字的概念。就是说, 玉是美丽的石头。从两晋到元代玉器的文化内涵更多地表现为庶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就是吉祥、如意、平安。明代和清代，在统治者影响下，玉器成了荣华富贵的象征。
我国素有“玉石之国”之称，玉器制作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但由于玉的数量稀少而且加工困难，因此成为少数贵族人物佩带并使用的物品，成为代表权力、地位、财富、神权的象征。其中，玉礼器是王权和等级的象征，而用玉器敛葬，则是祈求永生的手段。可以说，中国玉器从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中国四大玉石产地为：新疆和阗、陕西蓝田、河南南阳、辽宁岫岩。玉按其硬度可分为软玉和硬玉两类。软玉又称真玉，具有蜡状光泽，纯洁乳白。从历代玉器看，我国用玉以软玉为主。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和田玉就是一种软玉，俗称真玉。狭义上的讲的玉，一般也是指新疆和田玉。
硬玉，我国俗称“翡翠。颜色呈翠绿色（称之翠）或红色（称之翡）。常见的颜色有绿、翠绿、黄绿等，多数不透明，有玻璃光泽。翡翠的名称来自鸟名，这种鸟的羽毛非常鲜艳，雄性的羽毛呈红色，名翡鸟，雌性的羽毛呈绿色，名翠鸟，合称翡翠，明朝时，缅甸玉传入中国后，就冠以“翡翠”之名，是一种最珍贵、价值最高的玉石，被称为“玉石之冠”。翡翠因含各种杂质，造成颜色千差万别，其中以翠绿色品种价值最高古人认为佩之能避邪气，因而常被当作护身符贴身佩戴。
青玉单耳乳钉纹杯，明代(公元1368~1644年)。
青玉佛手，清代(公元1644~1911年)。
青玉携琴访友图山子，清代乾隆(公元1736~1795年)。
碧玉兽面蕉叶纹方觚，清代（公元1644~1911年）。
青玉兽耳活环带盖扁瓶，清代（公元1644~1911年）。高31.7厘米，腹宽13厘米，腹厚8.5厘米。青玉，玉质纯净细腻，仿古器。半圆形盖瓶，球形纽字母口，长颈，斜肩，下垂腹，高圈足，贯状耳。通体雕刻细密纹饰，盖纽饰叶瓣纹，盖面饰覆莲瓣纹，颈部以三条回纹带间隔纹饰，上部覆莲瓣纹，下部勾莲纹，腹部饰兽面纹，腹底隐起仰莲瓣纹，边缘处均饰回纹带装饰。纹饰繁而有序，轮廓线均描金，更显雍容华贵。
青玉兽耳活环带盖扁瓶，清代（公元1644~1911年）。
碧玉"大清嘉庆年制"款爵，清代嘉庆（公元1796~1820年）。
仿古玉，是模拟某一个历史阶段的玉雕工艺，并且继承它本身的特点，从造型、题材以及纹饰方面去模拟它。仿古玉出现于宋而盛行于明清，清乾隆时达到顶峰。乾隆帝晚年，嗜古之癖大作，提倡仿古彝，特点是参照青铜彝器的造型或纹饰，稍加变通，而并非严格模制，往往在器底镌刻"大清乾隆仿古"、"乾隆仿古"六字或四字款识。排除封建社会中长期存在的尊古思潮，以及仿造者的经济动机，玉匠为仿制古玉的造型、花纹和风格而运用智慧、技巧、工力，其所追仿的"古"，乃是自己意识中的意境意、趣味和格调。因此，仿古玉的美学价值，表现在人工的、古色古香的隽永格调。
芙蓉石花鸟纹盖壶，清代（公元1644~1911年）。
翡翠兽耳活环盖瓶，清代（公元1644~1911年）。
碧玉象耳活环扁瓶，清代 乾隆（公元1736~1795年）。
青玉龙凤纹盖瓶，清代（公元1644~1911年）。
玛瑙兽耳活环香炉，清代（公元1644~1911年）。
青玉秋山行旅图山子，清代（公元1644~1911年）。高23.2厘米，宽34.3厘米，厚14厘米。青玉质，局部有褐色瑕斑，以圆雕技法雕云山叠嶂，并利用玉料纵横的绺纹，于山石崖壁中琢刻盘绕山林的层层栈道，几队行旅或步行或骑马沿山路徐徐前行。山中松林挺拔茂密，郁郁葱葱，间有楼阁亭台掩映其中。山石林木层次分明，玉色巧用得当，雕刻细腻自然。
竹雕，也称竹刻，是指截取相应竹材的竹节或竹根部分，雕刻各种装饰图案及文字的各种陈设摆件。作为一种正式的作品，竹雕在西周时已经形成，从明代中期开始，竹雕成为专门艺术,在中国工艺美术史上独树一帜。其实，竹雕工艺与木雕工艺通常被视为同一门类，但竹、木是两种不同种属的植物,自然作为雕刻材料，就有着不同的要求和表现方法。但从雕刻工艺的基本技法上看，二者却有着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有些木雕作品就出于竹刻家之手。品鉴下面几件作品，我们即可体会出竹、木两种雕刻艺术的"同"与不同"。
竹刻八仙人物立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八位神仙。传说他们是凡人学道而成仙，故其个性与形象深受百姓喜爱，常被作为文艺作品的题材，以"八仙过海"、"八仙献寿"等祝寿题材居多。您知道上面八位神仙形象的名字吗?
根雕山水楼阁图山子，明代(公元1368~1644年)。高浮雕技法。山体嶙峋，山形险峻。两侧刻山路陡峭，沿山构置山寺亭阁，老松茂树，仕人携僮子，拾级而上，探寻山中美景。树根残洞恰成山子的通天窗孔。刀法精湛，纹饰深峻生动。背面有长山刘氏题“云峰镂胜”四字及书家倪云璐行书长题。
竹雕东山报捷图笔筒 清（1644-1911年）。竹制，口边与底座嵌硬木，浮雕。雕刻内容取材于东晋时期“淝水之战”中“东山报捷”的故事。图中悬崖陡峭，老松遒曲苍劲，浓荫如盖。两位老者于石磐对弈，其中一人为大将谢安，观棋者一人，侍女二人侍立于旁。峭壁的另一侧，一骑执报旗疾驰而来。作品刀法娴熟，布局得体。
竹刻东山报捷图笔筒 竹刻携琴访友图笔筒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竹根雕八仙图山子 竹根雕渔翁立像 吴之璠款根雕秋胡戏妻图山子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沉香木雕山水人物笔筒 黄杨木雕山水人物图笔筒 木雕渔翁坐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木根雕寿星立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寿星长额头，高颧骨，凹鼻梁。额前皱纹深锁，目光炯炯有神，嘴角深陷，长须垂胸，神态慈祥安逸，手握桃策杖而立。以凹凸不平的自然纹理表示飘逸的袍衫，以根杈作四肢，造型自然，别具一格。
木雕如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木雕弥勒坐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木雕寿星立像 木根雕寿星立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明代(公元1368-1611年)
木雕寿星立像 木雕布袋憎立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木雕福禄寿如意，清代(公元3544~1911年)。
黄杨木刻如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牙雕"大学"全文印 牙雕"乾清宫鉴藏宝"印清代 (公元 1644-1911 年) 清代 (公元 1644-1911 年)
漆器是我国传统的工艺品。我国制作漆器的历史非常悠久，1978年在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度遗址，曾出土了朱漆木碗和朱漆筒，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漆器代表。漆器指的是在器物的表面上涂漆后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装饰品。这里所说的“漆”是指天然漆，而非现代的化学合成漆，是从漆树上割取下来的天然液汁——生漆。主要成分是漆酚、漆酶、树胶质和水分，正是这特殊的成分组合，使得漆具有耐酸、耐碱、耐热、耐潮、防腐等特性，此外，生漆还可以配制不同色漆，能够制作出各种具有美伦美焕梦幻般的色彩图案。生漆的特性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被人们所发现并加以利用。制成的漆器具有胎薄、体轻、装饰华美、坚固耐用等特点，在中国古代一直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商周时漆器开始出现髹涂、镶嵌的装饰，战国时期，漆器生产规模扩大，器物品种及数量大增，在胎骨做法、造型及装饰技法上均有创新，这时的漆器以图案和色泽取胜，被国家列入重要的经济收入并设专人管理。哲学家庄子就曾做过管漆园的官吏。（《史记·庄周列传》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尝为漆园吏。”）汉代是漆器的鼎盛时期，生产规模更大，出现了大型器物，还开创了新的工艺技法，如彩绘、镶嵌、堆漆等，成就辉煌。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瓷器技术的日益发展成熟，逐渐取代了漆器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但由于帝王及贵族阶层的青睐，所以漆器更多地出现在宫廷中，成为皇家的御用陈设品。明清时代进入漆器发展的全盛时期，装饰技法有十四种之多，进入了全盛时期。同时，制作漆器的作坊遍布全国各地。像明代的“果园厂”及清代的造办处就是明清两代政府设立的专门为宫廷生产制作漆器的场所，这里生产的漆器可以说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另外，漆工艺开始与建筑、家具、陈设相结合，并由实用转向装饰陈设领域。中国漆器凭借其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种类，精湛的工艺，享誉世界，在我国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它与其它文物门类一样是我们祖国博大精深、丰厚精美的历史文化载体，它所折射出的瑰丽光彩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无数的后人为之倾倒，为之陶醉。
剔红，即雕刻红漆，从传世实物看，剔红数量很多，又常与其他颜色的雕漆相结合，如剔黑、剔黄、剔绿、剔彩等，其中剔红必不可少。剔江漆器的做法是在器胎上髹红漆至一个相当的厚度，少则二三十层，多则百余层，然后在其上刻画花纹，雕刻花纹的厚度即为漆层的厚度。
剔红开光花卉纹八棱盒 剔红开光山水圆盒清代乾隆(公元1736~1795年) 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剔红云龙宝盒，清代乾隆(公元1736-1795年)。
剔红双龙戏珠纹长方盒，清代(公元1644~1911年)。
剔犀长方盘，清代(公元1644-1911年)。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的古印度,曾在印度盛行千余年。在两汉之际经由西域传入中国，佛教的流布与发展，带来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它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各种各样地域文化的影响，不断吸收、融合中国古代艺术精华，最终完成了中国化的嬗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艺术体系。
佛教艺术藏品是旅顺博物馆重要的收藏门类之一，总体上可分为古代印度佛教造像、汉传佛教造像、藏传佛教造像三类。其中古代印度佛教造像为国内唯一的一宗收藏，分属犍陀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笈多风格、波罗风格等特色鲜明的造像风格；汉传、藏传佛教造像材质各异、题材丰富、工艺多样，且涉及年代众多，石雕造像以北魏、隋唐为主，木雕造像以宋代最为写实，金铜造像时间跨度则最大，自十六国时期直至民国，且以明清时期最为丰富、精美。
菩萨造像：菩萨，梵语bodhisattva的音译，菩提萨埵的略称。义译为"觉有情"，是指追求觉悟的有情众生，使人觉悟的有情众生。是未来成佛、重新开启正法之教的修行者。在我国汉族地区影响较大的菩萨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地藏菩萨，他们分别以大悲、大智、大行和大愿为特征，被普遍当作慈悲、智慧、救苦救难、护佑众生和神通无限的象征。
石雕菩萨头像 木雕菩萨头像唐代（公元618~907年） 宋代（公元960~1279年）
木雕菩萨头像高50厘米，束高髻，戴冠，额发分缕，脑后发髻线呈“人”字形左右分开。脸形长圆，前额高广，下颌丰腴。弯眉，双眼细长，眼角上挑，眼睑低垂，双目微睁，内 嵌黑琉璃质眼珠，眼睑线优美清晰。两颊丰润，嘴角及下唇边内凹。隐约含笑，神情安详恬静。造像五官线条柔和，肌肤质感很强，突出世俗而淡化其神性。曾施彩妆，现已大部脱落。
石雕阿弥陀佛残碑像，北魏（公元386年~534年）。
木雕观音立像，明代（元1368年~1644年）。
铜阿弥陀佛立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石雕提瓶观音立像，隋代（公元581年~618年）。
四大天王：清代(公元1644~1911年)。“四大天王”原本是佛教二十诸天中四位护法天神的合称，分别为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融过程中，纳入了伦理纲常，阴阳五行学说，同时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也溶入其中，四天王分别执司“风“、“调”、“雨”、“顺”。
罗汉造像：罗汉，最早是由印度传入中国。梵文为arhat，即阿罗汉的音译简称，是释迦牟尼的得道弟子。唐代玄奘法师翻译的《法住记》中记载为十六罗汉（现在的西藏和印度依旧供奉十六罗汉），宋代开始出现十八罗汉，后又出现一百罗汉和五百罗汉。在汉传佛教寺院里，罗汉皆为比丘形象，因相貌、持物等不同，又具有不同的名称。
汉白玉那伽犀那尊者坐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汉白玉成博迦尊者坐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汉白玉罗汉坐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汉白玉罗怙罗尊者坐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汉白玉诺距罗尊者坐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汉白玉阿氏多尊者坐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藏传佛教造像：藏传佛教是指流行于我国藏、蒙、土、裕固等少数民族地区,并影响到蒙古、西伯利亚和印度北部的佛教流派。藏佛造像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印度、尼泊尔、内地等不同的艺术风格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佛教造像。藏佛中祖师像是重要题材，而大量的凶忿像、男女双身像，也是藏佛中特有的门类。
铜释迦牟尼坐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明代(公元1368~1644年)。
诸佛造像：在藏传佛教里，佛同样是最高尊神。常见的有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药师佛、弥勒佛、三世佛、五方佛、三十五佛等。其中尤以释迦牟尼佛、无量寿佛和弥勒佛供奉最多。释迦牟尼佛是汉藏共同尊奉的佛祖，在藏密中仍是崇拜的主要对象。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藏语称"瑟巴麦"，是横三世佛之一，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弥勒佛是未来佛，为竖三世佛之一，在藏传佛教中称"强巴佛"，地位很高。
菩萨造像：同佛像一样,菩萨有相好和量度规定，要求面容端庄慈祥，衣饰华丽。藏传佛教中菩萨多为男相，基本保持了印度佛教菩萨的特点。藏密所奉菩萨主要是四大菩萨、八大菩萨、十二圆觉菩萨及各菩萨化身形象。其中观音菩萨被尊为西藏的保护神，藏语称"网金贡保"，文殊菩萨作为智慧的化身，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
铜自在观音坐像，元代(公元1206-1368年)。铜自在观音坐像通高13.3厘米，高发髻，发髻上有一佛，束发的缯带在耳畔打结，并作“U”形上扬。面相丰圆，慈眉善目，大耳垂肩，戴耳珰。上身袒露，斜披络腋，饰璎珞、手环等。左手结说法印，并牵莲一枝，莲茎蔓延至双臂；右手放于膝上，结与愿印。下身薄裙贴体，织物的质感和纹理表现得极其简洁。左腿横盘，右腿自然下垂，脚下踏一莲，舒坐于仰覆莲座上。莲座上饰一圈较浅的连珠纹，单层莲瓣，莲瓣十分丰满。
度母造像：度母，又称救度佛母，多罗观自在菩萨，皆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共有二十一尊，最著名的为绿度母和白度母。藏民认为绿度母是唐文成公主化身，白度母（七眼女）是尼泊尔赤尊公主化身。
铜鎏金绿度母坐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坐像通高26.4厘米，头戴五叶冠，束冠的缯带尾端作三折蛇形上扬，垂发敷于双肩，耳佩圆形耳珰。上身袒露，丰乳细腰，斜披络腋，饰项饰、璎珞、臂钏，其上多镶嵌 宝石。左手结说法印，右手施与愿印。下身薄裙贴体。左腿横盘，右腿下垂，右脚踩莲花，舒坐于莲花座上。仰覆莲座，上部有一圈连珠纹，莲瓣狭长。整尊坐像做工精细。
铜鎏金白度母坐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坐像通高33.9厘米，宽23厘米，头戴五叶花冠，冠上镶嵌红宝石。束冠的缯带在耳畔打结，于耳后作蛇形上扬。上身袒露，斜披络腋，饰项饰、璎珞、臂钏及手环等。左手放于胸前，右手置于膝上，乌拉巴花花茎于双臂蔓至耳际。下身薄裙贴体，结跏趺坐姿。
铜鎏金吉祥天母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祖师造像：藏传佛教对修行和弘法上有杰出贡献的高僧，称为"祖师"。祖师形象一般是光头，着袈裟或蓄胡须、长发或瘦骨嶙峋。祖师的形象是根据其生前的相貌塑造的。藏传寺庙中莲花生和宗喀巴像最为多见。
铜鎏金宗喀巴坐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像高16.4厘米，宽8.5厘米，龛高30.1厘米，宽27.5厘米，厚5.2厘米。坐像头戴高尖顶通人冠，下垂两飘带。眉目细长，面相慈祥。内穿交领式僧衣，外披袒右肩式袈裟，衣物边缘装饰花纹带。左手结禅定印，右手结说法印。两手各牵莲一株，莲花盛开在肩部。结跏趺坐于藏式卡垫上。造像外置藏式佛龛。宗喀巴（公元1357-1419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始人，该派僧众以戴尖顶黄帽，着黄衣作为标识，又称为黄教。传说宗喀巴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在藏地广受尊崇。
铜鎏金胜乐金刚像，清代（公元1644~1911年）。
铜度母坐像，清乾隆（公元1736~1795年）。
佛教传入中国，历经2000余年的传承与发展。其蕴含的佛教思想也目益完备，并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佛教造像艺术作为佛教思想形象的重要载体，通过与我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在充分借鉴本主文化的同时,在医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等诸多方面极大丰富了我国的传统文化、由于受各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经济和审美观念不同的影响，造像风格也各不相同，表现手法上以传入地风格为蓝本，同时吸收、融入了被传入地的审美以及民族特点。赏鉴佛教造像艺术，体味佛教传承文化，您将在喧嚣与浮华中寻得一丝静谧与升华。
分馆于2001年5月正式对外开放。一层为通篇的《大连古代文明》，二层为临时陈列展厅可常年接待馆际交流展览。全部展厅以全封闭展出环境、人工采光为主，兼顾各类文物的安全保护。同时，设有300多平方米的多功能报告厅，用以全方位服务于展览过程中的学术演讲和现场演示。
《大连古代文明》展，以珍贵文物、到实资料和温真景观、反映出古代大连地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辉煌历程。
大连古代文明：大连地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考古资料表朋，早在17000年前已有人类在此活动；距今6000年前，先民就在沿海和岛屿开始定居、从事农渔业和狩猎活动。其后，大连地区逐步成为东北与中原往来的纽带和桥梁，自秦汉设治以来，历代中央政权都苦心经略此地；明清两代，这里成为拱卫京畿的重要屏障，大连古代文明史体现了以汉族为主体，诸多民族文化融合的显著特点。
前 言大连地区旧石器文化遗存，主要是1981年发现的瓦房店古龙山遗址。在该遗址发现数万件脊椎动物化石和数百件具有人工加工痕迹的骨片及石制品。新石器文化遗存则遍布全市。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多元化发展的原始经济格局。除发达的原始农业外，原始渔业、狩猎业、畜养业、制陶业都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得以发展。
罐形鼎，距今约5000年，旅顺口区铁山街道。
红陶瓮，距今约4000年，长海县广鹿乡。
筒形陶罐，距今约4500年，瓦房店市长兴岛镇。
陶甗（yǎn），公元前11世纪，普兰店区碧流河村。
陶盆，公元前21世纪，旅顺口区铁山街道。
莲花纹瓦当，渤海（公元713~927年），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址。
白釉褐花罐，元代 (公元1271~1368年)，旅顺口区水师营街道。
白釉四系罐，金代（公元1115~1234年），旅顺口区铁山街道。
指南针碗，元代 （公元1271~1368年），甘井子区营城子镇。
白釉褐花 "风花雪月" 盘，金代（公元1115~1234年），金州区得胜街道。
白釉褐花龙纹罐，元代（公元1271~1368年），庄河市蓉花山镇。龙纹罐高23.4厘米，口径16.5厘米，底径11厘米 ，直口，短颈，溜肩，鼓圆腹，平底内凹。通体施白釉，绘褐彩纹饰，肩部为四朵葵花纹，间饰草叶纹。腹部以双线画两个开光，内绘云龙图案，蛟龙翻腾，极富神韵，开光间绘菊花。构图丰满，具有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典型的磁州窑系产品。
万字围栏火盆，辽代（公元916~1125年），甘井子区营城子镇。
陶塑传神：这一时期的陶塑主要为泥制灰陶，火候普遍较高，西汉时期为模制，东汉时期为抱土手制，且留有刀削的痕迹，展出的陶俑，为研究汉代该地区雕塑造型艺术，民间风俗提供了本富的实物资料。
铜洗：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东汉末年，辽东太守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建立割据政权。公元238年司马懿率军攻破公孙政权，辽东地区尽属曹魏，至晋建立，又成为晋王朝的属地。以后几经战乱，经济逐渐凋敝。
悬山顶花窗陶屋，东汉（公元25~公元220年），旅顺口区铁山街道。
烽燧边堡：明廷在大连地区设置复州、金州二卫，下辖六个驿站，六个递运所。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日益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已初步形成了沿海和陆地统一而有序的防御体系。
在旅顺城区的元宝山南麓，一片灰黑色的建筑群沉默地匍匐在山坡上。这里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地标之一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斑驳的红砖墙上，俄式尖顶与日式平檐生硬拼接，仿佛在诉说着 1902年至1945年间，沙俄与日本先后在此对中国民众实施殖民统治的黑暗过往。漫步于这座由253间牢房、15座工场和一座绞刑架组成的 “人间地狱”，每一块砖石都浸透着血泪，每一道铁窗都锁着不屈的灵魂。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座落在旅顺向阳街139号。1902年由沙俄殖民当局始建。1907年由日本殖民当局续建，是当时我国东北最大的监狱，沿用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狱名先后为 "关东都智府监狱署"、"关东厅刑务所"、"旅顺刑务所"。监狱共有牢房 253间，"劳改" 工厂15座，总面积22.6万平方米。侍刑房、暗牢、绞刑场等处都留有血淋淋的印记。
监狱由沙俄于1902年始建，原计划建成关押政治犯的核心设施，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被迫停工，临时改为俄军野战医院和马队兵营。1905年日本占领旅顺后，于1907年启动大规模扩建，最终形成占地22.6万平方米的殖民统治枢纽，成为当时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监狱之一。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是20世纪初，俄国与日本建在中国土地上，用于囚禁和屠杀我爱国同胞和抗日志士的法西斯监狱。它的历史是近代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缩影；是近代中国遭受殖民侵略的重要历史见证，其建筑遗存与血泪故事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残暴本质。
俄国统治时期：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俄国始建旅顺监狱。清光绪二十九年～清光绪三十年（1904-1905年），战时的马队兵营和野战医院。日本统治时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1月，日本殖民当局开始使用旅顺监狱，冠名：“关东都督府监狱署”。并逐步扩建牢房，病房，检身室，暗牢，工场等。民国九年（1920年），更名“关东厅监狱”，开窑场，菜地，林场，建看守训练所等。民国十五年（1926年），改称“关东厅刑务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2月，更名“关东刑务所”。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定名“旅顺刑务所”。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监狱解体。
旅顺监狱旧址占地22.6万平方米，包括监房253间、15个工厂以及一座二层楼的绞刑场，周围有丈余高的围墙，为当年东北第一大监狱。被囚禁者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朝鲜、日本、俄罗斯、埃及、德国等国人士。沙俄、日本侵略者先后在这里施用各种刑罚，残酷地镇压、屠杀中国人民，留下了大量的实物证据。
监狱办公楼亦是入口，位于监狱西南角。从入口进入，则是监狱主体牢房楼，位于监狱西部。牢房楼分两层，呈向西北、东北、正东三个方向伸展的三叉，略呈“大”字形。牢房楼中间汇合部位青砖砌成，系沙俄时期修建；外围延展部分则由红砖砌成，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日本扩建的253间。三面牢房的交汇处设有一座看守台，走廊的上下层之间又安装铁网，从看守台即可同时监视三个方向的上下两层牢房。交汇处还设有“教诲室”，实际上是对犯人进行刑讯逼供的地方。在监狱楼南部下层还单独修建了四间暗牢，每间仅2.4平方米，里面完全没有光线，仅留有一个内大外小的圆形观察孔供看守监视用，专门用来关押敢于反抗者。
监狱东部为各个工厂。
监狱东北角上设有一所单间的绞刑室，分为两层，上层为执行绞刑处，被绞死的人顺着暗板洞下放到一楼，尸体被蜷塞进事先准备好的木桶里，以示犯人即使生前未屈服，也要在死后屈服，钉上桶盖，让其他犯人抬到指定墓地埋掉。
检身室：旅顺监狱内共设有三处 "检身室"。被关押者在去工场服役时，每天早晚必须经过这里，先脱光衣服、举起双手喊着自己的编号，跨过木杠。被搜查后，再去服役或回牢房
东部检身室：每天早晨，被关押者从牢房被带到这里，把囚衣脱光，挂在有编号的衣架上，立正站在这木杠的前边，举起胳膊、张开五指、用日语大声喊着自己的编号，然后跨过木杠，再穿上到工场做工的囚衣去厂房服役。这种检身主要是为了防止被关押者身藏利器进行反抗而设置的。
牢房：监狱牢房建筑呈放射状。
门旁有查点人数的号牌。夏天牢房里空气污浊，非常闷热；冬季没有取暖，十分寒冷，条件极其恶劣。
东侧牢房，共有三层87间，一、二层为普通牢房，每间牢房的面积约在11至14平方米之间，通常关押7-8人，多的时候关十几人。三层为单人牢房，主要关押“政治犯”。
每间牢房的墙壁上贴有一张中、朝、日三国文字的狱规，共有11条，规定在牢房内不准说话，不准面对面，不准倚墙，不准向外张望和走动等等，只准跪着或坐在牢房中间等。若有违反狱规者，轻者罚饭，重者带到刑讯室毒打甚至关进暗牢。
看守部长值班室
暗牢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残害被关押者的狱中之狱。凡是被关押在这里的，都是那些敢于进行反抗斗争和被认为是严重违反狱规的人。每间暗牢长1.7m，宽1.45m，高2.38m（面积2.4 m²）。关押在暗牢里的人，要带上特殊的刑具，吃狱中的七等饭。平时，里面伸手不见五指，不透一点光亮。仅有一个外小内大的观察孔，只有在看守查牢时才会被打开。被关押者关进暗牢，少则3—5天，多则一个星期。因终日不见光亮，出来后眼睛突然受到阳光强烈刺激，对视力便造成极大伤害，不少人因此致残，双目失明。
暗牢用来关押 " 严重违反狱规 " 和敢于反抗斗争的被关押者。共有4间。每间仅24平方米，牢内黑暗潮湿伸手不见五指，墙上仅有一个供看守监视用的内大外小的圆形观察孔。
看守休息室：狱中有近百名看守，实行昼夜巡视，看守休息室是他们在作业过程中休息的地方。
旅顺监狱首任典狱长栗原贞吉：1906年4月，在台湾监狱担任看守长的栗原贞吉被调到大连关东州民政署，筹建关东州监狱。同年9月1日，日本在大连地区最高殖民统治机构 "关东都督府" 成立，其内部设置民政部和军政部，民政部内设监狱署，栗原贞吉担任关东都督府监狱本署典狱长。
看守使用的手摇报警器、皮鞭、绳子。
看守的衣服、帽子。
戒护系是旅顺监狱进行管理的核心机构。戒护系在狱中所承担的任务主要担负押送、检查、管理及对被关押者执行刑罚的任务，以及对被关押者的信件进行检查等。戒护系管辖有百余名看守，安排每天轮班值勤，管理牢房钥匙、各种刑具、武器。
犯人 " 在押解路上被戴上筒帽。
被关押者全部被编号，这是部分番号牌。 日本投降前夕烧毁的部分档案纸灰。
脚铐 链球
手铐 手铐（多人使用）
狱方把饭量分成七等，这是分饭用的食具。
刑讯室是对被关押者进行肉体惩罚的地方。刑讯室设有吊杠、虎凳等各种刑具，对被拘留未判刑和 "违反狱规" 的人被带到这里，剥光了衣服，捆绑在吊杠上或者是这呈“大”字形的刑具上，惨遭毒打。当年这里的主要行刑手段是"笞刑"，即用夹着铅的竹条将受刑者打得皮开肉绽。
隋学敏的证言：1937年6月，日本人以给共产党办事的罪名把我抓去，关进旅顺监狱。他们把我绑在老虎凳上用竹条往死里打、隔一天一打、称作 "揭疙瘩"、我被关了3个月，挨了1个半月打。至今身上留下了一道道伤疤......初玉昆的证言：领导福纺工人罢工的侯立鉴被关进狱中后，看守将他绑在老虎凳上，用胶皮管往他嘴里灌水，肚子鼓起后再用木板压，一会儿血水就从口、鼻、肛门冒出来。他昏死过去，看守再用凉水将他浇醒，在他脚下垫砖，半个小时松绑后脚已无法走路。看守还将他的手固定在桌子上，用钢针往他指甲缝里扎。
牢房呈 “大” 字形放射分布，看守台位于三排牢房的交汇处，日本看守在这里昼夜站岗，可同时监视东、中、西三面牢房走廊，配合走廊地面的铁箅子（透光并便于监视），实现全方位管控。
旅顺监狱遗物：这里陈列的是当年狱中的部分遗物，主要有照相机、木升、台秤、计算器、报夹、泵气炉等，是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真实见证。
谦信洋行泵汽炉
钢印 电话
照相机 木升 台秤
电钟 计算机
水壶 铜罐
电钟 收音机
教诲室：狱方在施政方针中提出，狱中进行教诲的宗旨在于 " 腐蚀和陶冶受刑者的心灵，为此他们派来了两个日本和尚担任教诲师，公开或秘密地调查被关押者的的思想动态和表现，利用集体或个别的方式进行极具欺骗性、名目繁多的教诲宣传。
旅顺监狱的教诲室设在狱中二楼，属教务系管理。充当教诲师的多是日本佛教界的和尚，同时还配有日本神道教的教职人员。因中国人不信日本的神道教，所以教诲师是以佛教界的和尚为主。
狱方在教诲室摆佛念经，旨在麻痹和消磨被关押者的反抗斗志。
1902年，沙俄为巩固旅顺军事基地，在元宝房强征土地修建监狱，计划容纳约2000人。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工程被迫停工，仅完成前办公楼和85间牢房。战争期间，未完工的监狱被改为俄军野战医院和马队兵营。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通过《朴茨茅斯条约》获得旅顺控制权。1907年，日本殖民当局以 “关东都督府监狱署” 名义接管监狱，并启动大规模扩建工程，历时数年完成主体建设。牢房数量从85间增至275间，包括普通牢房（每层两排，面积7~15平方米）、4间暗牢（每间仅2.4平方米，用于惩罚反抗者）和18间病牢。
在功能区域，新增检身室（每日两次强制脱衣检查）、刑讯室（配备吊杠、虎凳等刑具）、绞刑室（二层楼房式结构，设活板绞架）以及15座工场（生产军需品和日用品）。在围墙外增设窑场、林场、果园等，强迫犯人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形成 “狱中劳改经济链”。
扩建部分采用红砖砌筑，与沙俄时期的灰砖形成对比，既体现殖民权力更迭，又通过坚固材质强化镇压功能。
西侧牢房分上下两层，共有牢房82间，当时主要是关押所谓的经济犯和刑事犯。
西部检身室是西部牢房通向各工场的通道，每天早上去各工场和监外服役的被关押者，都要脱光衣服跨过木杠接受检查，晚上回牢房前还要被检查一次。动作慢，站不直都要挨打，一年四季天天如此。
西部检身室主要是针对西部牢房的被关押者到狱中一工场等处作业而设置的，其规模较东侧牢房的检身室小了许多，功能作用是一样的。
日本殖民统治者于1907年在俄国原建监狱的基础上，又扩建了十五座工场，如被服场、制鞋场、印刷场、木工场、铁工场等，当局强迫那些被关押者为他们生产军需品和生活日用品。
这座场房是原监狱的第一工场，专门生产军用手套。这些军用手套基本上全部供给了当时日本驻扎在东北最精锐的部队——日本关东军。
现在这里陈列的印刷机、排字架、木工工具、铁锨、砖夹等，就是当时被关押者在监狱服役时使用的各种工具
这两台印刷机和字盘是当年监狱印刷厂的遗物。
在这片冷硬的监狱土地上，也曾经上演过令人动容的红色故事。在监狱中，王其焕、翟清平、宁学贤等人积极参与地下党组织活动，成立“狱中党支部”，坚定革命信念，展现了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他们中，有的是为了正义而英勇牺牲的烈士，有的是在生死关头仍坚守信仰的勇者。他们的英勇事迹，如同刺破黑暗的红色利刃，照亮了这片阴暗之地。
旅顺监狱医务系建于1916年，是当时监狱里为被关押者看病的地方。医务系有普通病牢12间，隔离病牢6间，以及诊断室、药室、化验室、停尸室等，占地面积461平方米，可同时关押患病的被关押者40人。
医务系主要负责对被关押者进行身体检查、病情治疗以及严重的刑伤处理。当年，那些因患重病无法坚持劳动的被关押者，在这里经过简单的治疗后，即被送回去干活。患了传染病的被关押者就被关进隔离病牢。
诊断室
药房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大连人民处在饥寒交迫的困苦当中，霍乱、天花、伤寒、猩红热、肺结核等传染疾病广为流行，患病率和导致死亡率极高，其中肺结核病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安全的一种重要疾病，在旅顺监狱内，由于卫生环境差，加之狱方频繁的减食等惩罚，致使许多被关押者染上肺结核病，因得不到有效治疗而病死狱中。
原旅顺监狱日本医师古贺初一记述当年执行绞刑经过：" 旅顺监狱的重刑犯，大多数是从满蒙等地送来的。每次执行死刑，有时是三个人，多的时候有五六人。临刑时监狱长、医师及各系长都并排站在二楼台阶上，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便把死囚拖到台阶下，先由站在中央的监狱长宣布判决，'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囚犯被拖到一米见方的木板上，戴上手铐，蒙住眼睛，套上吊首刑具，再用纽带把脖颈系紧。这些做完了，我便快步下楼，等合页一开，死囚就从活板落下，我立即检查死囚心跳停止情况，并向监狱长报告。第一具尸体装桶转移后，就等下一个，惨！真惨！一具、二具，以至五具，必须连续地测听下去。面对如此生身死体，我痛切的感到自己担任此种职务是多么的不幸，真叫人难以忍受，那条作纹刑用的大麻绳，已经相当旧难以忍受了，证明它已经吸尽了多少人的鲜血！" 摘译自古贺初一《旅顺刑务所回顾》
装有被处以绞刑的抗日志士尸体的木桶就是从此门抬到东山监狱墓地。
墓地位于监狱的东山坡，当年在那片3亩多地的荒野里，事先挖好了5条近百米长的沟，装着尸体的木桶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埋在沟里。待5条沟都埋完后，再依次将这5条埋有尸骨的沟重新挑开，把残存的白骨挖出来合葬到别处，在原来的位置继续埋人。在日本统治大连的40年间，监狱墓地就是这样被重复的使用着。所以，现已无法知道这里埋了多少死难同胞的尸骨。尤其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对狱中被关押者的屠杀数量有所增加。起初，是连人带桶一起埋下，后来，因死者数量增多，他们竟将木桶改装成活底，把尸体倒进沟内后，木桶则抬回来继续使用。1971年，在筹建监狱展览馆时，工作人员对监狱墓地进行了发掘，在仅5米长的距离内就挖出6具尸骨桶。
美国近代纽约MFG汽车公司造蒸气汽车。该车是美国纽约MFG汽车公司制造，1945年前在大连日本工业博物馆收藏。解放后由大连展览馆收藏，后捐献旅顺博物馆收藏，1984年由旅顺博物馆移交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不仅是一座沉默的历史见证者，更是一段段鲜活历史的讲述者。它静静地诉说着日俄时期的历史沧桑，以及那段时期旅顺口区的社会变迁。旅顺日俄监狱，这一历史遗迹，不仅见证了日俄时期的历史变迁，更成为了一处令人深思的魔窟，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囚禁和屠杀中国人民及世界反法西斯战士的罪行，在此得到了深刻的见证。
东鸡冠山景区地处旅顺市区东北部，海拔113米。是国家 AAAA 级景区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曾是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主战场。景区内完整保留着具有百年战争历史的遗迹，有 "露天历史博物馆" 之称。东鸡冠山日俄战争遗址包括东鸡冠山北堡垒、日俄战争陈列馆、望台炮台和二龙山堡垒四个景点。
望台炮台是日俄争夺旅顺的最后战场。因遗留山上的两门俄军残炮而被当地人称名为“两杆炮”。二龙山堡垒是清政府建于甲午战争前所建，先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战火。
1898年沙俄强租旅大后，为了长期占领旅顺，于1900年强迫中国民工开始修筑这座永久性防御工事，它是沙俄旅顺东部陆防线的一座重点工事，主要控制北面的开阔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里是日俄战争中的重要战场。8月21日，日军第11师团开始攻击，由于屡攻不克，便采取坑道爆破逼近堡垒。12月15日，俄军陆防司令康特拉琴柯少将被日军重炮炸死在堡垒指挥部里。12月18日，日军在堡垒面装上2.3吨炸药进行一次大爆破，遂占领北堡垒。
东鸡冠山北堡垒的弹痕与废墟，不仅是日俄侵略的铁证，更警示后人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教训。堡垒下方的吴家村曾因战火仅存5间残房，“五间房” 的称谓沿用至今，诉说着平民在殖民战争中的苦难。这座 “露天历史博物馆” 提醒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沙俄于1898年强租旅顺后，为强化陆上防线，1900年由工程师维利奇科主持扩建该堡垒，强迫中国劳工参与建造。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成为俄军东部防线五大核心堡垒之一，日军自8月21日起发起119天攻势，伤亡近千人才攻克此据点。战后日本殖民者接手俄国遗留的半拉子工程后扩建防御体系，使其成为殖民统治时期的军事设施遗存。
堡垒整体呈不规则五边形，周长496米，占地面积9900平方米，外围设有宽10米、深6米的防御堑壕 。采用混凝土与鹅卵石混合灌注工艺，无钢筋结构，但能抵御230毫米口径炮弹轰击。外部覆盖2米厚沙袋和泥土，四周环绕6米深、8米宽的护垒壕，壕外设高压电网。内部包含指挥部、兵舍、弹药库、暗道等18类功能区，形成攻守兼备的复杂体系。
东鸡冠山北堡垒主要包含三项建造特征：主体结构采用俄国圣彼得堡进口水泥与本地鹅卵石混合灌注，墙体可抵御230毫米口径炮弹轰击。西北至西南区域为后勤保障区，集中布置兵舍、弹药库、电话室等设施；东北至东南区域为作战区，设置暗堡、侧防工事等防御节点。通过总长460米的坑道系统实现各功能区连通，配备垂直深度达6米的运兵井。
东鸡冠山北堡垒作为攻防兼备的复合型要塞，其设计体现三大战术理念：明暗结合的防御体系：表面工事与地下暗堡构成交叉火力网 。自持能力强化：建有蓄水池、面包房等生活设施，可维持长期作战 。地形利用：依托东鸡冠山119米海拔形成开阔射界，控制旅顺北部交通要道
东鸡冠山北堡垒是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的重要战场，1898年由沙俄始建，采用混凝土和鹅卵石灌制而成，作为沙俄旅顺要塞体系的核心，东鸡冠山北堡垒控制旅顺港东部制高点，与西部203高地（尔灵山）形成犄角，被俄军称为 “东方凡尔登”。
东鸡冠山北堡垒内部结构复杂，由指挥部、士兵宿舍、弹药库、暗堡、侧防暗堡、暗道、炮阵地、雷道、楼梯井等组成。堡垒四周挖有6米深、8米宽的护垒壕，壕外山坡架设高压电网。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夺取旅顺要塞，对东鸡冠山北堡垒展开119天围攻。俄军依托坚固工事多次击退日军冲锋，日军最终采用坑道爆破战术，于12月18日埋设2.3吨炸药炸开堡垒，俄军守备队全员阵亡或重伤，日军伤亡约900人，俄军伤亡约300人。
东鸡冠山北堡垒失守后，俄军东部防线崩溃，203高地旋即陷落，旅顺港完全暴露于日军炮火下。1905年1月，旅顺俄军投降，日俄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中国领土沦为列强交易筹码。
北堡垒纪念碑：日军为了炫耀自己的战功于1916年修建东鸡冠山北堡垒纪念碑，碑文由日军大将鲛岛重雄题写。
碑身上刻有指挥东鸡冠山战役的日军大将鲛岛重雄书写的碑名与记叙战况经过的碑文，类似这样的尖顶纪念碑，至今分布在各个当年日俄双方进行激烈争夺战高地的遗址上。
康特拉琴柯（1857年～1904年），全名罗曼·伊西多罗维奇·康特拉琴柯，原沙俄驻旅顺陆防司令兼东西伯利亚第七师师长。他是旅顺口争夺战俄军的灵魂人物。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康康特拉琴柯担任俄军驻旅顺陆防司令。旅顺攻坚战最后时期，即当年12月15日晚8时左右，因为战事紧张，康特拉琴科亲临东鸡冠山北堡垒召开作战会议，日军通过潜入特务获得情报，立即集中大口径280mm榴弹炮炮火向北堡垒轰击。这种火炮是当时日军最具威力的杀器，其炮弹为217公斤的坚铁弹，最大射程7650米。
康特拉琴柯被日军炮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毙命。当时战死的还有拉舍夫斯基（中校工程师）、纳乌明科（中校军衔）等9名沙俄军官。康特拉琴柯阵亡后，俄军将其葬于旅顺唠葎嘴炮台周围（今白银山），后移葬旅顺白玉山西麓俄国人墓地。战后，康特拉琴柯的尸体运到圣彼得堡，葬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楼梯井：俄军运兵的暗道。当时俄军在高处架有梯子和软绳，并的下方有一个洞口直接通往俄军作战堡垒，隐蔽性及作战功能极强，以此减少伤亡。
“望台炮台”位于东鸡冠山北堡垒西1公里处，是东鸡冠山景区的日俄战争遗址，始建于甲午战争时期清军所筑的"将军台"，沙俄占领后改建为"大鹰巢炮台"，而日军则因其居高临下的地势称其为 “望台炮台”。“望台炮台”海拔182米，因山顶遗留两门俄军残炮，当地人俗称 "两杆炮"。
“望台炮台”是俄军东部陆防线的制高点，也是日俄战争最后一战的主要战场，最终以俄军失守宣告日俄战争结束。
炮台现存两门15厘米口径的俄制舰炮，由圣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于1899年铸造，射程可达10公里。根据旅顺博物馆藏《日俄战争俄军工程日志》，火炮拆卸、运输全程由俄海军士兵完成，中国劳工负责修筑临时道路。
“望台炮台”由沙俄于1904年紧急修建，采用混凝土与鹅卵石混合浇筑的半地穴式结构，配备两门 150毫米口径的俄制舰炮（圣彼得堡奥布霍夫工厂1899年铸造），射程达10公里，可360° 旋转射击，是当时最先进的远程武器。炮台外围设有6米深护垒壕和高压电网，内部通过隧道连接弹药库与指挥中心，形成攻守兼备的防御体系。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后，旅顺成为陆战核心战场，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俄军依托旅顺要塞群（含 203 高地、东鸡冠山堡垒等）构筑防线，“望台炮台”作为俄军东部陆防线的制高点，是俄军最后一道屏障。
1904年8月~12月，日军乃木希典指挥的第3军多次进攻未果，伤亡超9000人。俄军因分东西两区防御，缺乏统一调度，导致指挥混乱，逐渐丧失外围据点。
日军经过四个多月的围攻，付出巨大代价后最终占领该炮台。战后，满洲战绩保存委员会在此立碑，记载了战争经过，纪念碑上 “望台炮台” 四字由日军将领一户兵卫题写。
日俄战争中日军采用 “肉弹战术”，以人海冲锋突破俄军防线，虽达成目标但伤亡惨重。而俄军因将舰炮拆卸用于陆防，导致海军丧失制海权，成为战略失误的典型案例。
“望台炮台”初建于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清军在此修筑炮台并命名为"将军台"，清军 “将军台” 遗址位于炮台东南200米处，现存夯土基座。1900年沙俄强租旅顺后，将原有工事扩建为永久性要塞，改称"大鹰巢炮台"。
两门舰炮为现存唯一原品，炮身铸有编号245、247及俄文铭文，炮口因长期暴露锈蚀严重，但仍可辨认膛线结构。日军攻克后仅保留此两门火炮，其余646门均被拆解运回日本，因此，“望台炮台”的火炮具有唯一性。
“望台炮台”位于鸡冠山南麓制高点，需攀登180余级台阶可达。主体工事由混凝土浇铸的掩蔽部、炮兵观测所及环形堑壕组成，现存两门残缺的舰炮炮管倾斜置于阵地前沿。其观测视野可覆盖旅顺港东部海域，战略位置显要。
旅顺望台炮台作为近代战争的见证，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实物标本，更是近代中国屈辱与抗争的双重见证。望台炮台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历史意义的军事遗址，其承载的战争记忆与现存的建筑遗迹共同构成了一部立体的近代史教科书。
二龙山堡垒位于水师营街道小南村二龙山山腰，海拔120米，这里先后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旅顺保卫战中，清军统领姜桂题在此指挥清军抵抗日军的进攻。这座堡垒后来被俄军翻建了，只剩下西南角的炮台是当年宋庆带领毅军修建的。在旅顺作为清军的陆防炮台，只有二龙山堡垒保留了一个角落。
二龙山堡垒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系旅顺口后路防御体系核心要塞。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成为旅顺保卫战东部防线重要据点，清军统领姜桂题率4营兵力驻守二龙山堡垒，指挥清军英勇抵抗日军侵略。
在中日甲午战争旅顺保卫战中，清军依托该堡垒构建交叉火力网，成功阻滞日军第三师团进攻达11小时。1894年11月，在中日甲午战争旅顺保卫战中，清军统领姜桂题率4营兵力驻守二龙山堡垒，清军依托该堡垒构建交叉火力网，抵御日军第一师团进攻。战斗持续3天，清军依托堡垒击退日军多次冲锋，但因后援断绝被迫撤退。日军战史记载，堡垒西南角的清军炮台（宋庆所建）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现存夯土基座与弹痕为这段历史提供实物证据。
1900年沙俄强占旅顺后，强迫中国劳工进行扩建改造，增设混凝土掩体与地下弹药库。至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将堡垒面积扩大至3万平方米，配备50多门火炮，并由一个联队驻守。
二龙山堡垒是沙俄在旅顺强迫中国劳工修建的环旅顺口诸多永久堡垒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东西、南北各长120米，周长约630米，总面积约3万平方米。堡垒还设有：中央观测塔：高15米，配备潜望镜观测系统；双层射击孔：上层为步枪射击位，下层布置速射炮；地下交通网：连接各炮位的隧道总长280米；环形护垒壕：深5米、宽8米，壕内设置铁蒺藜防线。
堡垒采用五角形棱堡式设计，分南北两部分，炮台位于中间，南北两堡都有隧道和暗道通往炮台，周围是护垒壕。堡垒主体以石块、卵石与水泥浇筑，墙体最厚处达0.9米，外围设6米深护垒壕与高压电网。南北两堡由隧道和暗道连接至中央炮台，炮台位于中央，配备5门150毫米加农炮，其它各种火炮47门，形成交叉火力网。驻守兵力一个连队340余人。这座炮台除了防御东北部方向来敌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保卫山下旅顺城供水设施龙引泉。
二龙山堡垒攻防战，以日军伤亡1300余人，俄军伤亡1000人，最后日军攻克阵地。现作为日俄战争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展现帝国主义侵华罪证的历史遗迹。
二龙山堡垒是旅顺东部防线的核心枢纽。在地理上，可俯瞰旅顺港与金州湾，控制陆路交通要道，被俄军称为 “第三号堡垒”，日军则因其扼守旅顺供水命脉龙引泉而视为必争之地。
二龙山堡垒现存日军占领后立 的“二龙山堡垒碑”，现存残碑铭文仍可辨认。
二龙山堡垒现存五角形混凝土基座，炮位、弹药库及指挥中心轮廓清晰。墙体弹痕密集，部分区域因爆破塌陷形成豁口。
南北堡隧道长约 80 米，宽 2.5 米，高 2 米，顶部残留俄式拱券结构。隧道内发现俄军遗留的煤油灯、罐头盒及子弹壳，部分区域因渗水形成钟乳石状钙化层。
二龙山堡垒的双重战争烙印，使其成为研究近代中国军事史的 “活化石”。甲午战争中清军的英勇抵抗与日俄战争中列强的殖民争夺，共同构成了一部复杂的近代史教科书。
堡垒现存的弹痕、坑道与火炮，不仅是军事工程的标本，更是民族苦难的见证。正如伊藤博文 1909年登临二龙山时所赋诗中 “残壁犹故攻取跡，血痕和土土斑斑” 的感慨，这些遗址时刻提醒人们：和平来之不易，历史不容忘却。
旅顺要塞鸦户嘴堡垒国家森林公园俄军指挥堡景区，位于旅顺老铁山东北端盐北路293号，是目前旅顺所存日俄战争遗址中保存很完整、规模很大、功能较完备的长期性工事建筑群。
堡垒始建于清朝末年，沙俄统治时期又有进一步扩建。日俄战争期间，俄军称之为“五号工事”，日军称其为“鸦户嘴堡垒”。鸦户嘴堡垒遗址位于南鸦户嘴村盐北路北约350米的山顶，平面形状近五边形，分布面积约250000平方米，整个堡垒分为指挥堡、作战堡、南炮台、北炮台、双向暗堡、双面堡垒、地下通道等。
旅顺要塞鸦户嘴堡垒是清军始建、俄军续建，日军在此研发炮弹、生化弹、苏联红军解放后驻守，也是解放军接管后驻守的历史遗址。是世界军见的多国部队建设驻的野战工事与永久工事相结合的堡垒、城堡遗址。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从近50万处不可移动的文物中，遴选165项重要发现；其中旅顺鸦户嘴堡垒是日俄战争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永久工事建筑群。为近现代重要吏迹及代表性建筑。被定为辽宁省文物保护单位及大连市文物保护单位。是旅顺国家森林公园俄军指挥堡景区。
堡垒总计建筑面积1800平方米，建有指挥堡垒、作战堡垒、重炮堡垒、双面堡垒、双向暗堡、单向暗堡、暗道等。其中护垒壕、防御战壕、阻击壕等2300余米。护垒壕深20余米，底宽8米，上部宽12米；地下通道高2.5米、宽1.8米、长102米，有84步台阶，三步平台落差近30余米。有两道约4000米阻击崖围绕着整个堡垒，形成四周陡峭、中间平缓的一座集指挥、保障、作战等为一体的综合体系堡垒。
1945年前苏联红军解放旅大又在此驻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驻防。鸦户嘴堡垒是目前旅顺所存日俄战争遗址中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永久性工事建筑群，对研究大连乃至中国近代史、日俄战争史具有重要的价值。
鸦户嘴俄军指挥堡始建于1897年，1898年俄军强租旅顺后，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并称之为 " 五号工事 ", 是历史上功能最全，规模最大，至今保留最完整的工事建筑群之一。
指挥堡有102米的地下通道，598米的护垒战壕，超强的火力配备，巨大的用工和耗资构建了这个整体的指挥、保障、作战基地。当年俄军陆上防线总司令康特拉琴科在这里亲自指挥过多场保卫战。
指挥堡垒：日俄战争时期，俄军将领在此指挥206高地（现称203 高地）、164高地、大顶子山、南山坡等前沿阵地的保卫战。该堡垒是旅顺要塞攻防战时，俄军的战地指挥中心。建筑平面呈正方形半地下工事，其中6间堡室，建筑面积188平方米。日军占领期间将俄军建完弯顶部位，用日本砖间壁按门，做细菌试验使用。
电报室：电报室的面积不足6平方米。当年英国发明无线电线联络。沙皇将刚培训的女通讯兵派往远东战场，负责与彼得堡和哈尔滨之间的军情联络。俄战败后女通讯兵被俘，日军获得了电台。
作战堡垒：作战堡垒呈“一”字形建筑排列。东向朝阳是军官生活和组织指挥作战的场所，行使着司令部的作战功能。设计有挡土檐，后侧埋入地下。以地下堡垒门厅为界分南、北作战堡垒。面积255平方米。联接地下堡垒与西双向地堡组成综合立体作战堡垒。日军占领40年，修复多处炸点并安装门窗做细菌弹实验用。战败后为了掩盖其罪证，多处被砸毁，连石带渣扔入地下堡垒消灭罪证。
卫生所也称包扎室、裹伤室。平时治病防病；战时包扎伤口、抢救伤员的场所。
地下堡垒连接作战堡垒呈"1" 字形，建有三层阶梯，中间长廊作为指挥室。从一层平面向地下延深长102米，深20米，建筑面积共207平方米。是战时指挥人员，组织指挥作战场所。联通作战堡垒、西双向地堡，形成整体半地下与地下堡垒建筑面积共计607平方米。地下能经受各种重炮的轰击。日军占领期间做焚烧炉使用。战败后实施大规模的破坏。
战备灯台。当电路毁坏时，可用蜡烛、煤油灯等照明，这是战时蜡烛照明留下的蜡迹，通道内共有 4个灯台。
地堡一层战备灯台：当年堡垒工事群，已使用电灯照明，地下堡垒设计了战备灯台。战时临时断电时使用蜡烛照明。这是蜡烛长期使用流淌的痕迹。与二层灯台比较流淌量较少，灯使用的时间相对短。
地堡一层战时指挥室：战时指挥室亦是司令部指挥室，战斗中为避免重炮轰击所设临时指挥场所，作战参谋、通讯报务员、警卫保卫等人员驻守在此，承上启下，保持司令部与各阵地的通讯联系。
地堡一层西潜望镜观察口：潜望镜管长6米，可随时观察地上360度区域的情况。潜望镜管道孔用木模捣制而成，施工后没撤出的捣制模板被火烧的比一层严重。说明越往下火焰越大。
地堡二层战备灯台：这是长期使用蜡烛照明流淌蜡液的痕迹，与一层灯台比较遗迹较多，蜡液流淌至地面，照明使用的时间较长。当年堡垒工事群已使用电灯照明，为什么这没用电灯？都是待解之。
地堡三层战备灯台：地下堡垒设计了战备灯台。战时断电时临时使用蜡照明，三层灯台没有蜡流淌的痕迹，应是被火烧掉了。
地堡三层
焚烧炉空气口：这里弯顶业重凿出直径1米的洞，有多道铁钎凿痕。是日军砸凿的做焚烧炉的空气口。燃料燃烧时空气混合助燃，形成最佳的燃烧状态。
祭台是祭献天主的地方，俄国的官兵在这里祷告请上帝保佑他们，以寻求心灵的慰藉。
石碑掩埋处，在清理地下堡垒底层石块、泥土，填埋物时，在这里发现了石碑，其中2块完整，多块已破碎。石碑是胶泥用模具制作而成。上文是英语，下文4个字母是俄语大写《海洋军区司令部》, 是俄军指挥堡命名的主要依据之一。
北地堡垒室：堡室设有两门平射霰弹炮射击口，两个速射机枪与观察口，用来封锁北护垒壕来犯之敌。
堡垒墙凿出的洞口：这是日军砸凿的不规则的、内大外小喇叭状洞眼，内外径圆 80 公分，中间洞眼10公分，是焚烧炉的燃料喷射口。
西双向地堡：也称双向内堡，建筑平面呈 "八" 字形，共建11个射击口、观察口、1个逃生口。4个平射霰弹炮射击口、在炮管前端如设蔽挡钢板，使枪弹无法射人堡内。墙体内配有4个潜望镜，6个重机枪观察口射击口、1个逃生口。用潜望镜瞄准目标、用炮火封锁西、北护垒战壕，平时可驻兵，危急时从逃生口逃出。建筑面积145平方米。
逃生口是以防战时通道口被封锁或炸塌陷时，从这里可以爬到外堑壕而修建的窗口。
护垒壕平均高达20余米，是清军及中国劳工劈山垒壕而成。建造过程中，壕墙凿平，四周布设电网和三道铁丝网，壕底也布设三道铁丝网一道电网，以阻击敌方进攻。
西护垒壕。护垒战壕平均高达20余米，是清军及中国劳工劈山垒壕而成。建造过程中，壕墙凿平，四周布设电网和三道铁丝网，壕底也布设三道铁丝网一道电网，以阻击敌方进攻。
护垒壕杀人的武器：护垒壕内高20余米，外沿高10多余米，外围布设一道电网和多道铁丝网，壕底布设三道铁丝网一道电网。以阻止敌方进攻。英国《每日邮报》战地记者后来报道：最大障碍是铁丝网。日本人用刀剪、用手扯、用牙咬、拔出铁丝网上的木桩，或者是系上粗绳把它拖走。然后将战前准备好的布从护垒壕上扔下，很快将壕底填上一层，纷纷从上跳下。待用竹杆向上爬时，俄军从对面壕上，将装满木桶的煤油和手榴弹从上投下，顿时火海一片。后续冲上来的部队正在发呆时，旁边炮台猛烈轰击，在五分钟内几百人的日军便死在炮火中。
南单向地堡，也称单面内堡。建筑平面呈 "L" 字形。有挡土沿埋人地下。建筑面积 124 平方米。门垒处，设有双向射击口，堡内有4个射击口，观察口。架设无伤害平射炮和霰弹炮。用潜望镜瞄准目标，炮轰南护垒战壕人侵之敌。平时也可驻兵。门垒人口处有日军败退后，进行爆破损坏的遗迹。
东南护垒壕
东双向暗堡，也称兵舍平时可驻兵，完全埋人地下。建筑面积272平方米。建筑平面中间错开角度，设计了 8 个射击口，可封锁东南、东北、护垒战壕来犯之敌。北侧最后一窗，曾被日军改成了门，日军曾做马厩。有资料证明 110 细菌部队用动物做生化弹的试验。
伙房是工事群建筑最低处的营房，是军营炊事房。内设贮水池、炉灶、厨具柜等炊事设备。日军占领时曾做马厩。
南重炮暗堡。
北重炮暗堡。
鸦户嘴堡垒始建于沙俄租借旅大时期（1898年），是旅顺要塞防御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俄军称其为 “五号工事”。其地理位置极为关键 —— 南临老铁山，西临羊头洼，东靠旅顺口市区，扼守旅顺西南部进入市区和海港的咽喉要道。前苏联《俄日战争史》记载，俄军指挥官康特拉琴柯将军曾强调：“五号工事失守，日军即可一鼓齐下进入旅顺”，可见其战略价值。日俄战争期间，该堡垒成为西线战区的重要战场。1904年日军进攻旅顺时，曾多次强攻鸦户嘴堡垒未果，但最终通过迂回战术突破防线，导致旅顺沦陷。
鸦户嘴堡垒是旅顺众多战争遗址中的典型代表，其建筑结构、攻防历史及殖民时期的改造，反映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东亚军事格局的变迁。对于军事爱好者、历史学者及普通游客而言，实地考察可直观感受近代战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同时也能深入了解中国东北在列强角逐中的苦难历程。
前言：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是一场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我国东北而进行的战争。旅顺成为主要战场，经过将近一年的厮杀，最后以沙俄战败而宣告结束。在日俄的炮击下，旅顺的工厂被炸毁，房屋被夷平，庄稼被毁坏，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难民。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旅大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
水雷战，黄海海战：日俄双方海军实施大规模的水雷战，4月13日拂晓俄舰队司令马卡洛夫乘旗舰，在海面触上水雷，与27名军官和620名水兵葬身大海。5月15日浓雾 "春日号" 撞在 "吉野号" 上沉没。"初瀬号"" 八岛号 " 触雷爆炸，一同沉没。共26名军官和357名水县兵丧生，东乡平八郎舰队主力损失 33%， 这一天被日军称为 "帝国海军灾难日"。被封锁在旅顺港内的沙俄舰队，拟向海参崴突围，黄海海面时间炮声隆隆硝烟弥漫。
“要塞攻防战” 第一次总攻：日军攻战金州南山之后，乃木希典率日第三军开始实施旅顺外围攻坚战。7月30日把俄军压缩到最后的防线。8月16日，日特使到俄军要塞司令部劝降遭到俄军拒绝。8月19日3时30分日军380门大炮，突然同时开炮，掩护着5万日军发起了第一次总攻，但遭到了俄军猛烈的反击。日军投入50765人、死伤15860人、而俄军仅伤亡1500人。
“要塞攻防战” 第二次总攻：9月19日日军发起第二次总攻，日第一师团主攻西部防线的二0三高地，九师团、第十一师团主攻北部防线。20日攻占了二 0 三高地第一道堑壕，遭到了俄军猛烈炮击，日军寸步难行。24日16时，日第一旅团山本少将在南山坡视察时，被西线俄军击毙。日两个师团在东线的多次攻击也连续的失败，两次总攻的失利引起了日军大本营、满洲军司令部与第三军司令部之间意见对立。11月14日天皇召开特别御前会议，要求满洲军司令部督战旅顺、促使攻击中心目标转向西线的二0三高地。
“攻防战”第三次总攻：12月26日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击。日军组织起以中村觉少将为首的3000人敢死队。儿玉源太郎总参谋长到达旅顺亲自督战，日第三军攻击西部防线前沿阵地。为攻打二0三高地使用大小火炮600余门，发射炮弹11000余发，其中280毫米榴弹炮2254发，重达489吨。俄军伤亡5000余人，日军伤亡6200余人。12月6日清晨。攻战了二0三高地。日军立即在高地设重炮观测所，指挥重炮向西线指挥部等俄军工事堡垒、炮台、轰击。并向旅顺港内猛烈炮击，把海战逃回的军舰和其他船只几乎全部击毁。
战争带来深重的灾难：在中国领土进行的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民族灾难，俄军在战前骗招了6万民工修筑了各种炮台、堡垒、工事近百座。凡认为有影响的障碍物一律摧毁。日军为了方便进攻肆意炮轰市区民房。吴家房村原有七八十间房屋，战后仅剩5间房的残墙断壁。以后就叫 " 五间房村 "。鸦户嘴一带房子被炸毁推倒。侵略军以" 俄探 ""日探" 等种种无须有的罪名残杀中国无辜百姓。民众横尸街头、瘟疫流行、俄殍田间。从此旅大沦为日本殖民统治40年之久
结束语：日俄战争这段屈辱历史，时刻提醒着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落后就要受人凌辱、任人宰割，我们只有不忘耻辱的昨天，才能更加热爱美好的今天。只有铭记历史，才能激励后人。发展才是硬道理，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以百倍的信心，奋发图强、团结进取、迈向富民强国之路。
万忠墓，位于大连旅顺口区白玉山东麓，九三路北侧，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旅顺大屠杀殉难同胞的丛葬墓地，始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万忠墓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民族记忆之一，它见证了1894年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旅顺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日军向辽南军事重地旅顺口发起进攻，遭到了我爱国将士和群众的英勇抵抗，11月21日旅顺口被日军攻陷。11月21日至24日，日寇对手无寸铁的旅顺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的血腥屠杀，制造了一起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历史惨案——“旅顺大屠杀”，共杀害中国同胞近两万人。大屠杀过后，日军为掩人耳目，消除罪证，驱使我死里逃生的同胞组成扛尸队，把死难者尸体集中火化，烧了十几天后，将骨灰埋在白玉山东麓。1895年清军收回了旅顺，1896年11月清接收大员、直隶候补知州顾元勋顺应民意，主持整修墓地，并建享殿、树碑纪念，还亲题 "万忠墓" 三个大字于石碑之上。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日本再次侵占旅顺口，派人将万忠墓碑盗走藏匿。1922年3月，旅顺华裔公议会发起起蔡捐，重修万忠墓，并再次立碑。1946年，找回了被日本当局盗走藏匿的万忠墓碑。
1948年11月旅顺政府利用各界人士的捐款再次重修 "万忠墓"。此次重修包括台阶、围墙，墓前重修三间硬山式砖砌享殿，门上悬挂"永矢不忘"匾额，同时竖立第三块" 万忠墓 " 碑。墓园内苍松翠柏陪衬，显得格外庄严肃穆。万忠墓占地面积约3604平方米，四周青红砖筑围墙，园内建筑、坟冢、享殿、墓碑保存完整。
199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旅顺口区委、区政府为祭奠和告慰百年前的不朽英灵，发动群众第四次重修万忠墓，并新建了“万忠墓纪念馆”，于1996年对外开放。
1994年，时逢甲午战争旅顺殉难同胞百年祭，经过文物局批准，旅顺区委、区政府主持重修墓园，于当年清明节对殉难同胞遗骨重新安葬。同时，对万忠墓进行了清理发掘。清理发现，有幼儿的头骨残片、有粘连着人骨的焦炭、有焚烧尸体做支架用的铁管80多根，这些实物清楚地证实日军制造的大屠杀。旅顺万忠墓铭刻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精神，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腥罪行，提醒中国人民毋忘国耻、奋发图强。旅顺万忠墓已成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是为纪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惨遭日军杀害的近2万名中国同胞而于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新建的，当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亲笔题写了馆名。万忠墓纪念馆位于风景秀丽的旅顺白玉山北麓，现陵园、纪念馆总占地面积10682.6平方米，其中展馆面积2200平方米，展出内容分图片、实物、资料和陵园四大部分。1963年万忠墓被辽宁省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万忠墓被评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6月被列为“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旅顺万忠墓纪念馆，主要分为基本陈列分为“甲午战争前的旅顺口”、“战云密布”、“旅顺口陷落”、“血腥屠城”、“人民抗争”、“永矢不忘”六部分，展出文物188件。整个陈列真实地反映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旅顺制造惨无人道的大屠杀的罪恶行径，时刻提醒着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甲午战争前旅顺口，旅顺市街，人丁兴旺，市井繁华，人们安居乐业。而此时，善良无辜的人民并不知晓，残酷的战争和灭顶的灾难就要降临在他们身上......
前 言1894 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重大事件。这场战争，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半殖民地沦陷的进程，也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旅顺口作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是这场战争陆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有近两万无辜同胞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万忠墓就是这段历史的有力见证。当人们从血泪斑斑的甲午痛史中走出，置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中时，会深刻地体会到：只有繁荣富强才能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维护世界和平。
旅顺口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共扼渤海咽喉，同守京津门户，是中国北部防御的战略要地。清政府自1880年开始，投入巨资，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的防务建设，使旅顺口成为北洋海军的重要基地。
战云密布：当近代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候，清朝政府却闭关锁国，腐败无能，经济落后，国力衰弱。而同处东亚地域的日本，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势力渐强，积极扩军备战，确立了先占领朝鲜和台湾，进而征服中国大陆乃至全世界的所谓 "大陆政策"。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日本利用清政府出兵平叛的机会，蓄意挑起事端，引发中日之间军事冲突，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日本明治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
旅顺口陷落：黄海海战之后，日军秦势从花园口登陆，向辽南重镇旅顺口推进。因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昏聩，军事上的保守落后，虽有徐邦道等爱国将士在石门子、土城子等处奋力抵抗，但清朝守军部分将领胆怯畏敌，望风披靡，致使旅顺口轻易地陷落敌手。
日本军舰前舷速射炮：该炮为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军舰装备一前舷速射炮。从炮身文字来看，原产日本，为日本吴海军工厂出品，主要参数：炮身长110cm，炮过长90cm，合计 200cm，口径 8cm。
清 "济远舰" 机关炮：法国哈乞开斯 (hotchkiss) 公司制造，北洋水师 " 济远舰 " 装备。1982年5月打捞于旅顺海域，为国家一级文物。主要参数：炮重235.5kg，射速20发/分钟，射程4575m，口径47mm。清军炮车轮：中日甲午战争族顺土城子阻击战清军遗物，1981年在旅顺土城子北山出土，为国家一级文物。车轮铸铭 " 光绪十四年合兴铸造 "， 直径 73mm，铸有" 鱼 "、" 戟 " 图案，有逢凶化吉、年年有余的吉祥寓意。
“永矢不忘”：1895年初，侵略者为掩盖屠城真相，将遇难者尸骨焚烧后掩埋。甲午战争结束，接收旅顺的清朝官员顾元勋在骨灰丛葬处树石碑，建享殿，并题 "万忠墓"。一百多年来，历经数次重修，警示人们勿忘国耻，激励后人奋发图强。人们每年来这里祭奠遇难同胞，寄托哀思，告慰先辈。
1994年重修扩建万忠墓，对殉难同胞的骨灰重新安葬。与此同时，对万忠墓进行了清理发掘。经过考古专家鉴定，有幼儿的头骨残片、有粘连着人骨的焦炭、有焚烧尸体做支架用的铁管80多根。清理中还发现了百姓用的玉器、瓷器的残片，中国清代钱币、银块和外国钱币。
另外，墓穴里还埋有各种铜扣、铜烟袋、铜子弹壳、子弹头、带钩、带卡、铜钥匙和玉石手镯、玻璃料手镯、串珠、水晶眼镜片等。
这些实物可以清楚地证实，在100多年前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日军杀害的不仅仅是清军士兵，更多的是无辜的百姓，甚至连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于难。
人民抗争：面对全副武装的侵略者，爱国爱家的旅顺人民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拿起了扁担、斧头、铁锤、菜刀，与侵略者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旅顺人民英勇的反侵略、反屠杀壮举，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永远闪耀着崇高的爱国主义光芒，他们的凛然正气将彪炳史册。
据幸存者回忆与日军士兵日记记载，暴行包括集体枪杀、刀劈、火烧、活埋等，甚至出现 “婴儿被挑在刺刀上示众” 的极端场景。日军随军记者相岛勘次郎在《从军记》中描述 “尸体堆积如山，街巷血流成河”；士兵小野六藏日记记载 “白发老人与婴儿同被杀害，婆媳牵手倒在血泊中”。
美国《纽约世界报》记者克里曼报道 “日军用刺刀穿透妇女胸膛，将幼儿举向高空”；英国传教士詹姆斯・艾伦目睹 “尸体被抛入水泡子，血水染红整片水域”。
英国法学家胡兰德在《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公法》中指出，全市仅36人（后考证约800人）因被强迫掩埋尸体而幸存，其余约2万平民遇难。
日本右翼至今否认屠杀规模，声称 “死者多为清兵”，但1994年墓冢出土的妇女缠足骨、儿童乳牙等人类学证据彻底推翻此论。
1994年墓冢清理时发现幼儿头骨残片（仅1毫米厚）、粘连焦炭的尸骨、80余根焚烧尸体用的铁管支架，以及妇女的玉镯、儿童的串珠等遗物，铁证如山。
永 矢 不 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旅顺万忠墓的历史向世人叙述了近代中国的苦难历程。同样也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开创未来，为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安宁贡献出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896年，清军收复旅顺后，直隶候补知州顾元勋主持收殓尸骨，建享殿三间并立碑题 “万忠墓”，碑阴铭刻 “光绪甲午十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名口”。1905年日本殖民当局盗走墓碑，试图抹除罪证，但旅顺华商公议会于1922年秘密重立石碑。
1948年旅顺民主政府重建硬山式享殿，悬挂 “永矢不忘” 匾额；1994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扩建，将骨灰重新安葬于圆形坟丘，新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
清末万忠墓碑石：1896年顾元勋所立万忠墓碑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清军回防旅顺，清接收大员、直隶候补知州顾元勋主持整修墓地，树碑纪念，亲题“万忠墓”。碑长1.38米，宽0.54米，厚0.16米，重0.36吨。碑阴铭刻41字：“光绪甲午十月，日本败盟，旅顺不守，官兵商民男妇被难者，计一万八百余名口，忠骸火化，骨灰从葬于此。”
“四明公所”碑：1922年旅顺华商公议会所立万忠墓碑民国十一年（1922年），旅顺华商公议会会长陶旭亭、董事孟魁三等人发起重修万忠墓的募捐活动，重新在万忠墓前竖立了一块石碑。该碑长1.44米，宽0.64米，厚0.15米，重0.42吨，有碑座，上额阴刻“四明公所”。
"济远"级穹甲巡洋舰克虏伯1880式150MM35倍径后膛套箍炮。简介：1882年10月，清朝大臣李鸿章向德国伏尔铿船厂订购建造"济远"级穹甲巡洋舰。1883年12月下水后加入北洋海军，1894年参加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济远"级穹甲巡洋舰在威海被日军俘获，编入日本海军。1904年随日本联合舰队参加日俄战争，同年11月30日在旅顺羊头洼海域触俄军水雷沉没。1982年4月，在羊头洼海域打捞出水。
在万忠墓前，一座始建于1896年的享殿静静矗立，其风格古朴，透露出中国古代建筑的韵味。
据墙壁上的文字记载：中日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1896年清军回防旅顺，由清官员顾元勋主持修建草房三间。1948年旅顺市各界人民将其改建为瓦房，并悬挂横匾，上镌 "永矢不忘" 四字，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连市重点保护建筑万忠墓该建筑建于1896年，为凭吊旅顺在甲午战争中我两万死难同胞而建，1994年李鹏总理题写 "旅顺万忠墓纪念馆"牌匾并重建。中国古代建筑风格。被列为大连市第一批重点保护建筑物。大连市人民政府2002年1月
万忠墓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系统性平民屠杀遗址，万忠墓与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韩国光州民主纪念馆构成 “亚洲反殖民暴力三角”。其特殊性在于，时间早于南京大屠杀43年，是日本近代对外侵略中首次大规模屠城。证据完整性，尸骨、遗物、国际报道形成三重证据链，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腥罪行的重要证据。
万忠墓不仅是一座埋葬骸骨的陵园，更是一部镌刻在大地上的近代史教科书。其存在时刻警示着：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而铭记历史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和平的阳光永远照耀人类文明。正如墓冢前 “永矢不忘” 匾额所昭示的 —— 唯有正视过去的黑暗，才能守护未来的光明。
旅顺万忠墓铭刻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帝斗争精神，记载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血腥罪行，提醒中国人民毋忘国耻、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