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自古以来便是沟通中国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交通要道，多民族不断交锋融合的核心区域，留下了大量可资利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旅游资源。
由于河西走廊独特的通道地位和多民族间不断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场所，河西走廊地区成为体验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了解不同民族之间文化差异的宝库。同时，也是了解中华民族形成、融合与发展的历史活教材，成为培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区域。
河西走廊生态地位突出，区位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既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中国交通、能源、电信、物流战略大通道和“一带一路”建设重要路段，在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历史沿革
约在8000万年前，经过两次天崩地裂的造山运动，出现了许多奇峰怪岭。此时，古地中海的暖流吹拂着河西走廊大地，这里四季如春，植物茂密，呈现着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大约到了4000万年前，由于另一座巨峰——喜马拉雅山的缓缓隆起。喜马拉雅山的运动，带动了祁连山的大幅度隆升，使河西走廊一带接受了大量新生代以来的洪积物和冲积物。这一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于，印度洋暖流的通道被喜马拉雅巨大的山体所阻隔，使海洋暖湿气流无法到达这里。而来自北极的寒流却肆虐而下，横扫千里。由此，使整个河西走廊的气候趋于恶化，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
已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和火烧沟文化等古文化遗址表明，距今约5000年前河西走廊就有人类活动。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看，约在4000年前这里的居民已进入农耕文明时代。
据《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记载，西汉时武威、张掖各辖10县，酒泉辖9县，敦煌辖6县，共计35县。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一举击败匈奴，建立河西四郡之后，汉王朝将这里作为向西发展的根据地，通过推行“移民实边”“徙民屯垦”等政策，加强对河西走廊的控制和经营。经过本地各族民众与中原移民的艰辛努力，河西走廊在发展绿洲农业和畜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与此同时，将秦长城从临洮修到了敦煌以西，并在阳关和玉门关设立了两个军事关隘，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
为强化统一管理，汉在这里实行军事屯田，推行军农结合的管理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河西四郡的建立对丝绸之路的畅通，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
汉元封五年（前106年），全国分设13州，各州设一刺史，史称“十三刺史部”。河西走廊属凉州刺史部管辖。
东汉时，改革地方行政制度，赋予地方官以较大的权力。在郡之上又设立起了州一级地方政权，并将刺史更名为州牧。由此，将实行了400年之久的郡、县两级制改为州、郡、县三级制。当时，凉州辖10个郡，99县和2个属国。
河西走廊设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另外，新增设了两个属国。一个是张掖属国，在今张掖市的东北面；另一个是张掖居延属国，在居延海西一带（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境内）。属国在政区级别上相当于郡，地方长官称都尉。
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在河西置雍州（州治姑臧），撤销凉州。
三国时期，基本上沿袭了前朝的州，郡、县三级行政体制。
魏黄初元年（220年），曹丕重置凉州。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省境共设有凉州1州（另外一部分地方分属雍州和益州），12个郡，77个县。”大部分地方属魏国，南部的部分地方属蜀国。
凉州领金城郡（治今兰州西）、西平郡（治今青海西宁）、武威郡（治姑臧县）、张掖郡（治今张掖西北）、西海郡（治居延）、酒泉郡（治今肃州）和敦煌郡（治今敦煌市西）。河西走廊的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等属于魏。西晋时，凉州治姑臧，辖6个郡，即金城郡、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酒泉郡和西郡（今山丹一带），共41个县。
“五凉”，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于河西的、以“凉”为号的五个割据政权。
其中，有两个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即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卢水胡人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北凉。
从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为凉州刺史算起，直到北魏太延五年（439年）沮渠氏建立的北凉灭亡，“五凉”的存在的时间长达130多年。
这“五凉”分别为：前凉（301—376年），治姑臧（今凉州），辖河西走廊18郡，最终为前秦所灭。前秦匆匆走过之后（只有10年）。
后凉（386—403年）建立，亦治姑臧。其辖地东边以金城郡与乞伏西秦相邻，西边置高昌太守，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督镇守高昌。除前凉18郡外，新设昌松、番禾、西河、乐都、西安，三河、浇河和临池等8郡。显然，其控制范围达甘、青部分地区乃至新疆境内的天山南北，可称得上是当时西北较强的一支割据势力。
南凉（397—414年），最初治所在乐都（今青海乐都），406年迁治姑臧（今武威）。
西凉（400—420年），初设治敦煌，后迁往酒泉，辖今酒泉、玉门、安西、敦煌等地，亡于北凉。
北凉（401—439年），初设治张掖，后迁至姑臧，所辖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还有西平、乐都至湟水流域以及天山一带。
北魏，凉州治武威（今凉州区），辖武威（今武威市境）、番禾（今永昌县）、临松（今张掖市和民乐县之一部）、梁宁（今酒泉市）。
隋初，为避免州、郡、县三级体制过于分散的状况，根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的原则。
于隋开皇三年（583年）取消郡一级建制，确立州、县两级制。最初，在河西走廊设三州，即凉州（今武威部分地方和永登县南部）、甘州（今甘州部分地方和肃州）、瓜州（今敦煌、瓜州和玉门部分地方）。
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再次恢复为郡。
入唐之后，唐太宗时期全国共分为10个道，同时将原来的郡改为州。河西走廊属陇右道。唐玄宗时又恢复为郡。唐肃宗时再次改郡为州。自此，一直为州、县两级制，终唐一世。当时，河西走廊设有5州，即凉州（辖今凉州、金昌、古浪），甘州（辖今甘州、山丹），肃州（辖今肃州、玉门），沙州（辖今敦煌），瓜州（今瓜州）。
到了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将陇右道一分为二，黄河以东仍称陇右道；黄河以西称河西道，并置河西节度使。分设后的河西道辖凉、甘、肃、瓜、沙、伊、西等7州。“安史之乱”后，吐蕃占领河西走廊各州，并废除了原先的州、县、乡、里建制，按不同区域重新建立若干部落，实行统一管理。
宋时，河西走廊为党项羌所统治。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夏王国正式建立，定都中兴府（今宁夏银川市），西凉府为其辅郡。西夏在河西走廊设有5州，即凉州（后改为西凉府）、甘州、肃州、瓜州和沙州。“为了加强这一带回鹘、吐蕃的管理，还设立了特别的机构——郡和府。”将甘州设为镇夷郡，肃州设为番和郡。另外，西夏政权还专门设立宣化府，作为管理少数民族的宣抚机构。
进入元代，于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以河西走廊的甘、肃二州之首字相并取名为“甘肃”，正式设立“甘肃等处行中书省”（长官为平章政事），简称甘肃行省，治所在甘州路的甘州（今张掖）。主掌监察的河西陇北道肃政廉访司，亦设甘州。河西走廊设有甘州路、永昌路（原凉州）、肃州路、沙州路、亦集乃路（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和兀刺海路。甘肃行政区划大致为省、路、府（州）、县四级制。在中国行政史上，元代首创的行省制度成为地方行政最高一级建制，沿用至今。
明初，沿用元朝的行省制。一直到了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明廷认为行中书省的职权过大，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防止出现割据局面，决定废除行省制。在原行省的基础上，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此时，甘肃属陕西承宣布政使司管辖。在河西走廊设有甘州五卫：即甘州左卫（今张掖）、甘州右卫，甘州中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肃州卫（今酒泉）、山丹卫（今山丹）、永昌卫；凉州卫（今武威市）、镇番卫（今民勤县）、庄浪卫（今永登县南）、沙州卫（今敦煌、瓜州）；赤金蒙古卫（今玉门西北赤金堡）、罕东卫（今酒泉市西南）。另外，在河西走廊还设有古浪、高台两个守御千户所。
清代，地方行政建置基本为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制。清初河西走廊建置沿用明制。
直到雍正二年后，对河西走廊建置作了较大调整。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了清代的府、州、厅制。民国初，实行省、道、县三级制。河西走廊为甘凉、安肃二道，但治所有变。甘凉道，治武威县，辖甘、凉二地。安肃道，治酒泉县，辖肃州、安西二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河西走廊设立了三个专区，即武威专区、张掖专区和酒泉专区。1955年10月，撤销武威、酒泉二专区，合为张掖专区，治张掖。
1961年，重新恢复为三个专区。
1965年，从酒泉专区划出嘉峪关，设嘉峪关市（地级）；1970年，又将嘉峪关划入酒泉地区（1969年10月后称地区）。
1971年，再次将嘉峪关划出酒泉地区，连同嘉峪关地区指挥部、三九公司并为嘉峪关市（地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