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敦煌文献的“语言之舟”凤凰网甘肃

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赵 峰

敦煌文献的发现，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整个中国学术文化的历史。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而言，敦煌文献的重要价值不容低估。我们随便打开一个敦煌写卷，往往都可见到若干新鲜的语言成分。这是语言文字研究无与伦比的第一手资料，亟待我们进行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

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敦煌文献，蒋礼鸿、郭在贻、王锳、项楚、江蓝生、袁宾等前辈学者及一批继起的年轻学子曾为此进行过拓荒性的研究，成绩巨大，让人感佩。但此前的考释基本上局限于变文、王梵志诗、歌辞等通俗文学作品，而数量更为庞大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佛教文献、道教文献、通俗辞书却基本上不被关注。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种的局限，使得我们对敦煌文献的校读还颇有隔阂，对一些方俗字词的诠释尚多误解。加上已有的考释成果大多散布在报刊或专著的行文之中，读者寻检利用不便，因此很有必要在汇集前贤成果的基础上，把字词收集考释的范围扩大到所有敦煌文献，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

正是有鉴于此，从2000年开始，我和我的学术团队开始了《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工作。原以为这个项目要不了三五年即可完成，但由于一些敦煌文献资料刊布时间的滞后和词条收集、合成写定等环节意想不到的困难，加之不断有其他科研任务，原定交稿的时间不得不一再推延。经过二十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现在，这部书终于面世了。

本书在以下六个方面有自己的特色，或者说是我们所试图达到的目标。第一，集大成。本词典搜集的对象涉及所有敦煌吐鲁番文献。其中既有近百年间敦煌吐鲁番文献字词考释成果的汇聚，也有大量编者自己研读敦煌吐鲁番文献爬梳考释的条目。全书收词21939条，共550万字，而此前的《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收词仅1526条，40万字。第二，探源流。本词典作者对字词的诠释并不是满足于简单的释义举例，而是把敦煌文献与其他传世文献结合起来，互相比勘，上探其源，下穷其变，力图勾勒出每一个疑难字词产生、发展、消变的历史脉络，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第三，明规律。本词典在字词的考释中，也注重字词演变规律的探寻，从纵横两方面勾稽其演变的通例。第四，释疑难。在汇集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词典对敦煌吐鲁番文献中的大量疑难字词进行了考释，纠正了不少相沿已久的错误校释。第五，资料可靠。本词典的基本语料均来源于敦煌吐鲁番写本，每条引文都直接据写本原卷引录，而不是据后人的整理本转引，从而避免了沿袭前人校录整理中造成的失真和误改。总数达十万条的引文直接据原卷摘引，工作量之大，难度之大，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第六，范式创新。本词典在编写体例方面作了一些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包括创建字词群、运用三重证据法、引用第一手资料、回答“为什么”等四个方面。特别是本词典把那些仅仅是因为形变或借音产生的异体字、通假字、异形词归并在一起加以解释，系统建立了异体字群、通假字群、异形词群等三个类型的群，对探求字词的来龙去脉，对解释词义，对读者的理解消化，都有助益。这是学术词典在编排体例方面的创新。

一部优秀图书的出版，不但需要好作者，也需要好编辑，作者和编辑的配合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词典编写，对规范性有着特殊的要求，每个词条的撰写，无论注音释义，还是引例按语，都需要字斟句酌，仔细打磨推敲，不容有任何疏失。说实话，我对稿件的质量是非常自信的，但编辑审读还是发现了不少我们忽略的问题，例如引文标题前后不一、释义与引例不太贴合、体例前后不一致等。审读过程中，编辑陆续清理出的需要专项处理的问题就有上百条，这种精细与较真让我深感震惊。三年多来，编辑的很多节假日都是在书稿审读中度过的。有时为了一条引文、一个断句，要耗费几个小时去落实改定。正是把词典编成精品的强大信念支撑，让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为确保词典的质量，出版社特别约请了好几位资深编审审读把关。考虑到本词典的语词性质，又约请著名近代汉语研究专家、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周志锋教授通读全稿。在付印之前，又约请多位专家审定部分条目，如郝春文、邓文宽、杨永龙、伏俊琏、赵声良等。这些专家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加上编辑们细心打磨、精益求精，使词典在内容的可靠性、体例的规范性和文字的准确性方面有了很大提高。

词典出版后，学术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通过这部词典的编写，我深深体会到：团队精诚合作，作者、编辑默契配合，是一部大型图书能够成功的关键。这部词典就是团队合作的结果，是作者、编辑携手精心打造的结果，字里行间，蕴含着无数人的智慧和心血。

本词典从2000年正式启动到正式出版，跨越了整整23个年头。就短暂的人生而言，23年自然不是一个短暂时段。前贤说“人生为一大事来”，虽然我心中的“大事”不仅于此，但本词典的撰著无疑是我耗费时间最多的大事之一。

（《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张涌泉、张小艳、郜同麟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