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当今世界正进入大分化、大调整、大改体的新阶段，既面临着许多重要的危机和挑战，也面临着很重要的合作发展机遇，作为研究者，我们要特别关注如何当今世界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如何应对各种传统、非传统的各种现实挑战，以及如何为我们所处的亚太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的局面。在当前中日关系的研究当中，我们中国的学者必须要认真的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李强总理所强调的，重温缔约精神，牢牢把握中日两国关系的正确发展方向，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中的中日关系。从学术角度为两国关系发展继往开来注入更多动力，从而进一步发挥中日两国在推动全球发展，防止地区冲突对抗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摆在我们学术界的重要话题。
杨琳，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会处四级调研员
前驻日大使程永华曾对上海日本学界提出殷切希望，就是为打造更加成熟、稳健，更具有韧性的中日关系贡献智慧。上海的日本研究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要发展有海派特色的日本研究。在此过程当中，市社联将作为桥梁和纽带，成为上海日本学界有力的后援团，一如既往地做好服务工作。
姜咪红，上海日本研究交流中心副主任（主持工作）
当前受中美关系以及日本国内政治影响，中日关系处于复杂、敏感的阶段。但尽管如此，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中日关系有着积极的一面，双方可以通过深化贸易和投资合作等实现双赢，同时，也通过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式来增进理解。中日关系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着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让我们一起展望未来，共同为两国关系的和谐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努力。
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
日本研究历来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学界可以从四方面着手筑牢研究根基。第一，日本研究要基于日本。当前，学界对于区域国别研究仍有待深入，主要有三点：研究区域国别问题要从国内问题开始，研究国内问题要向纵深方向发展，研究国内问题需要大批的人才。第二，日本研究要超越日本。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需要把日本放在多层次进行研究。在全球层面上，要从全球的力量对比、体系、秩序、特别是思想等方面进行研究。在地区层面上，我们要进行立体的、综合的、超前的研究。在领域层面，需要关注日本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发展。第三，日本研究要研究未来。我们要前瞻性地分析中日关系及其他国际形势在未来十五年或三十年的发展情况，再以此为标的来回看当下。第四，日本研究要研究学者。与包括在日本学者在内的世界同行进行交流，有助于拓宽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能力。
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
拓展日本研究的视野从可以四个方面进行考虑。第一是系统意识。研究日本国别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关系问题，一般最基本的是要遵循三条线：历史轴线的纵向从古至今、国际国内的横向、观念意识的第三维度。由此我们可以确保基本的系统性。第二是结构意识。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关系会分为不同的层级、侧面、领域，这要求我们能够把握双边关系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第三是时代意识。时代总是在发展演变的，观念、理念也是随之而变化，学界研究既要关注传统因素，更要重视当前时代下具有影响力的因素。第四是自我意识，简而言之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学者要有中国立场，要有一个作为中国学者的方法和观点。
吴寄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分享了从事日本研究40余年的三点体会。一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作为一个国家级综合性的外交智库成员，不能够满足于个人学术上的功成名就，应该把自己的研究与国家利益、国家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二是学海无涯勤为舟。从事日本研究既要重视报刊、书籍等文献资料，也要注重人际交往、调查，不断丰富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三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上海的日本研究要站在时代前沿，弘扬海派特色，要从世界格局变化和日本本身的发展变化当中去把握大的方向，勇于创新，努力提高日本研究的水准，要坚持大气开放、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底气。
蔡建国，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原参事、同济大学教授
今天讨论中美博弈下的中日关系，要放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格局的变化上来考虑，当今世界上不太平，不仅仅是中日两国的问题，现在各类矛盾纷繁交织，各种变化错综复杂。中美大博弈使得世界大变局向纵深演变，各国都在寻找和确定自身地位的定位和角色，中日两国无疑再次站在了关键的路口。对此，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的发展，发展自身，强大自身，观察到中日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以史为鉴、开辟未来、接受初心、与时俱进，共同构筑新时代、新要求的中日关系。
胡令远，上海市日本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缔结45周年以来，双边关系始终处在一种动态调整的状态，但基本盘仍然稳固。在政治方面，双边关系依旧能够在四个政治文件框架下处理问题。在经济方面，双边贸易往来紧密，经济仍然在发挥压舱石作用。在人文交流方面，两国人员往来规模保持较高水准，双方都重视双边关系的民意基础。尽管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中国有充分的政治智慧来稳定中日关系。
张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分享了日本东南亚外交的特点。他指出，冷战后日本总体上以支持东南亚一体化的姿态对该地区开展外交工作，伴随着中国崛起，日本逐渐强调价值观外交，其目的是对冲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日本近期的对东南亚政策逐渐从经济外交转向了军事安全合作，并从原先区域整合的推动者角色转变为了在小多边主义外交的实践者。
孟晓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讨论了当前日本的对外战略和日本对华政策背离的现象。从当前日本的对外战略角度来看，实际上日本的对外战略追求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追求国际秩序的稳定。然而，由于历史以及当前安全政治的对华政策等因素，日本的对外战略执行当中存在着一些非理性、感性的因素。其结果就是，尽管追求稳定的战略环境是相对理性的战略目标，但是日本政府在执行过程当中，有时候将国民所追求的稳定战略环境作为一个托词，实际上是在强化对华的牵制、遏制，出现了一个战略和政策的背离、脱节。
郁志荣，宁波大学东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讨论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最新动向。他指出，日方正在加强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的合作力度，并且有意派遣渔船对我钓鱼岛海域实施侵犯和骚扰。尽管还未发生冲突，但钓鱼岛海域处于暗流涌动的时期。对此，我们需要加强针对钓鱼岛的巡航及管控战略，实施一体化指挥，坚决回击日方的错误行为。
卢昊，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就日本加速西南岛屿军事要塞化的问题进行了发言。他指出，目前日本在该地区加强军事化的主要措施有：扩充驻军力量，加强合作能力；强化岛内基地的建设，来增加战地设施的水平；火力配备增强；和美国的协调，加固推动冲绳的日美军整编。这些措施旨在钓鱼岛、台湾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施压合和牵制，为日美两国长期在该地区对抗中国进行铺垫。对此，中国需要强化国防力量体系建设，并通过外交层面明确中方立场，并针对日本国内不同的声音做工作。
江天骄，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金砖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就日本“核共享”与核政策问题进行了分享。他认为，日本在观察美韩围绕“核共享”的对话或者博弈态势当中，其国内也反复强调，日本和韩国在半岛以及周边安全问题上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应该朝着“核共享”这一方向努力靠拢。从中长期看，美俄关系破裂、俄乌冲突等外部因素正在加剧核扩散的风险。中国需要高度关注日本在核政策上的举措，警惕其冒进、盲动。
陈子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
就中日未来经贸关系走向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由于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格局和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未来中国经济的对外进出口贸易规模在中国GDP当中的比重或持续下降；而从中日双边贸易来看，对华贸易规模仍然占据日本对外贸易重要份额。所以对于日方来说，对华的依存度会提高，但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日本的贸易依存度则在不断下降。而伴随日本产业链调整、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与双循环战略深化，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将如其在世界经济排位一样发生下滑。
张玉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讨论了“去风险化”下的中日经济关系。一直以来，中日双方在全球化时代建立了互惠关系，为两国企业带来了发展。然而这一趋势正在遭到五重因素挑战：中美战略竞争、经济饭安全化趋势、地缘政治对立、全球南方崛起、国内政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应当发挥主体作用，维护全球秩序和多边框架，同时，在经济全球化遭到巨大阻力之际，中日可以在区域一体化上发挥积极影响。
王厚双，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教授
就中美博弈背景下的中日产业链供应链动向进行了发言。当前，日本追随美国在经济上对中国进行打压，导致了中日之间传统的经贸关系无法很好地遏制住日本对美一边倒的战略投机。对此，加强中日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也能够对当前情况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从宏观角度看，应该抓住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保持战略的定力，建立危机的管理机制，在供应链进行深度的合作，为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汪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分析了“去风险化”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她认为，目前各国为应对中美竞争而开始采取双轨制产业链，但该趋势是否意味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则仍然需要观察和分析。从欧洲、日本情况来看，制造业回流迹象其实并不十分明显，虽然美国、欧洲、日本已经开始进行供应链转移，但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中国作为巨大市场的意义不会改变，尽管欧洲、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追随美国围堵遏制中国，但这些国家及地区的企业正在通过改变投资策略来挖掘中国市场的其他发展潜力。
田正，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从具体的经贸、投资数据讨论了当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他指出，中国和日本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和合作的空间，日本的企业界始终高度重视中国的市场，即便面对美国的脱钩断链，日本也希望跟中国市场加强利益捆绑，对华遏制的政治做法是不符合历史趋势的。要进一步推动中日经贸合作，一是要想办法解决日本企业在中国投资遇到的问题，二是帮助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确保其能参与到中国的国内大循环建设之中，三是要让日本企业享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蛋糕，强化日本对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依赖。 崔岩，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当前《日本研究》期刊及其他国别研究类期刊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论支点不扎实，理论被分布在各个学科，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来支撑，使得相关研究文章的理论高度仍有待提升。但值得高兴的是，目前区域国别学被作为交叉一级学科，为我们今后工作明确了方向，区别国别学刊需要紧跟时代变化，寻求更多的新研究课题，新的分析视角，给研究者提供更多信息和发表的机会。 林昶，南京大学《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副主编 我们回顾中日关系，在两国对立的年代，毛泽东主席运用两分法，争取日本人民和两国和平友好。进入新时代，我们要遵循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平友好是两国人民心之所向，要以全球大视野思考和谋划中日关系。《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在国家高度重视区域国别一级学科的背景下，我们也会更加关注中日关系研究，并对它贡献力量。 张天舒，吉林大学《现代日本经济》副主编
《现代日本经济》的办刊思路是强调专业性和研究细致程度。首先从新领域、新技术、新业态，从“新”的方面寻找研究机会。其次，通过研究深度和细度来提高文章的层次，例如以日本半导体产业为研究对象，相较于停留在产业的表面，或者是以半导体产业为整体的研究，我们看重将研究的目光更聚焦于产业内部的深入分析。最后，“大选题”站位高，时间跨度长，发展脉络要清晰，而“小选题”要以专精深取胜。
许佳，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副主编 好的学术论文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科学性、创新性、理论性，要提出新的学说理论观点，发现新的史料、证据，或者对已有的成果做出新的概括、评价，填补现阶段的研究空白或者对通行的论点进行纠正和补充，宗旨是为国家大战略服务。而在日本研究方面，历史学应该成为区域国别学重要基础学科，对日本问题进行历史学角度的阐释，增强文章理论性。
陈祥，《日本学刊》编辑部副主任
日本研究属于国别研究，这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物，需要针对特定国家对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进行全方面的研究。国别研究要直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在这样大前提下，更加注重政治方向与学术精神是国别研究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既要从现实的视角对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进行时政分析，也要基于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理论分析。
裴桂芬，河北大学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注重专项的主题，如数字经济、绿色发展、全球债务治理、中国自贸区10周年等。同时，近期以来，该刊物也从注重实务类研究，逐渐转向实务与学术并举的发展道路。从目前设置栏目来说，一个是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基础设施合作，还有国际发展合作。
乌兰图雅，天津社科院《东北亚学刊》责任编辑 以中国知网数据作为依据，统计2010年到2023年，以中日关系作为主题的学术期刊刊载文献总量为578篇。2018年以来，这一主题的论文数量整体在减少，而且中日关系研究更多被置于更大区域和国际视野当中。在具体写作上，要避免一些用词惯性引发的错误，比如《日美安保条约》是错误的，要改用《日美安全条约》等。
王雅坤，河北大学《日本问题研究》编辑部主任 谈论了该刊的选题原则，第一点是时代性，符合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但是不能逾越政治红线。第二点是前瞻性，把握研究对象的前沿问题之外，还要看到它的未来走势，就是未来价值。第三点就是专业性、系统性，主要体现研究领域的深化，精耕细作，资料、数据详实可靠。第四点创新性，从立意、观点、数据，包括逻辑思维等等方面，要有新意。
王竞超，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回顾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签订45年来两国环境合作进程，在环境与发展成为和平与发展同等重要的世界两大主题之后，中日环境领域的密切合作抓住了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符合国际潮流，具有广阔的前景。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未来中日环境合作程序将会进一步加深，呈现出与政治关系互相影响加深，市场化趋势明显等发展趋势。
张育侨，大连理工大学东北亚国际发展和合作中心讲师
日美联合对我国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有三方面特征。第一方面，日美对华高科技打压的手段，以保护美日供应链安全为由，不断限制排挤打压我国半导体创新模式，精细化针对在华风险投资。第二方面，美日以及联盟国家，对我国高科技企业信息进行情报共享，以及同步经济制裁。第三方面，对于中国半导体企业高管和相关成员进行打压。对此，我们既要坚决斗争，又要挖掘中日科技合作的可能性。
韩前伟，中共山西省委党校讲师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于当前中日关系有三点启示。第一，相较于条约签署时，当前历史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现在需要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第二，要平衡美国因素的影响，或这说考虑怎么把美国因素对中日关系影响把它相对降低，这也需要我们对日本民意进行更加细致的工作。第三，消除猜疑，增进互信，在敏感问题上推动危机管控机制建设。
姜茗予，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姜茗予讨论了信息通信技术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第一点，ICT资本增加对不同年龄层劳动者影响也是不同的。ICT资产增加对中青年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但是减少了对老年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因为由于日本特有的年工序列制和资本系和终身雇佣制度，以及技术资本对年轻人需求的偏好所造成。第二点，对女性就业产生负面影响。这提示我们，通过技术发展促进就业的时候，也要关注劳动力市场内部的需求变化，特别是要关注没有受益于技术发展影响的群体。
蒋旭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
中日双边交流尽管遇到许多阻力，但是科学界交流并没有停滞，民间交往还是不断增多的，日本大企业在华研发中心比例在上升。日本科技团队仍看好与中国的科技界、研发界往来。今后中日产业交流，可能从制造业交流转向双方研发团队的合作。希望能够中日科技合作继往开来，继承传统优势，或许我们正在迈向一个新的阶段，即中国为老师，日本为学生这样一个新的颠倒阶段，从而能够弥合双方认知转换所造成的陷井。
束必铨，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当前中日双方都有意愿去推动两国关系改善。首先，这需要官方和民间共同推动，不能仅靠某一方的努力。其次，停止自说自化，或者妖魔化对方的叙事，避免傲慢式的相处，要在交流中形成共识。最后，认真对待《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要认真回应针对该条约的质疑声，把条约内容落到实处。
王星澳，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 中日仍可能在部分领域开展讨论和合作。中日在一些非关键领域或经济领域，仍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中日友好条约》的缔结和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紧密相连，而当下中国同样在推进同CPTPP高标准自贸规则的对接，凸显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决心。友好和平是中日两国乃至世界发展开放性经济的共同需要和愿望，这需要双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此外，条约反霸条款自我约束性质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杨文辉，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通过回顾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过程，分析福田个人特质，可以看出政治领袖个体因素对于外交条约形成有不可小觑的影响。在条约签署45周年之后的今天，理解条约内涵，继续关注当前日本执政者岸田的个人特质，成长轨迹，他所处的权力结构，对于把握日本对华外交动态仍然是十分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