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queline Jung, Eloquent Bodies: Movement, Expression and the Human Figure in Gothic Sculp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July 2020, 340pp
图一：斯特拉斯堡圣母大教堂南部耳堂入口左侧龛楣浮雕，圣母沉眠，1225年（发表于1922年的平视角度拍摄照片）
图二：圣母沉眠浮雕（地面仰角一）
图三：圣母沉眠浮雕（地面仰角二）
图四：圣母沉眠浮雕（右侧仰角）
图五：圣母沉眠浮雕（左侧仰角）
图六：马格德堡大教堂入口处，聪明与愚拙童女雕塑面部表情的重组排序，153页
图七：乌塔面部细节，瑙姆堡大教堂敬献人肖像，摄于1939年
图八：斯特拉斯堡大教堂南部耳堂入口处，基督教会和犹太会堂人格化身雕像，正面平视对照图（发表于1901年）
图九：犹太会堂人格化身雕像，四个角度的拍摄，79页
图十：马格德堡大教堂入口处，第四位聪明童女，六个平视角度拍摄，162页
图十一：马格德堡大教堂入口处，第四位愚拙童女，六个平视角度拍摄，163页
图十二：阿比∙瓦尔堡
图十三：《记忆女神图集》，1927年汉堡瓦尔堡图书馆内讲演配套展示
图十四：巴克森德尔，《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椴木雕刻家》（1980年）封面
图十五：《美术史的形状》，范景中主编，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在对欧美学界的观察中，我们须要认识到两点。其一是史学史作为次生学科产业的出现本质上也存在与学科实践断裂的问题，其实际作用是为领域内的研究者提供额外的发表和职业机会，在视野上往往局限在欧洲艺术传统内部，并没有很好地与非西方领域形成对话关系（这种闭塞状态因学科的全球转向有望取得缓解与突破）。其二是，多数史学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欧美学科内部的主流研究实践服务。对理论先行式研究的阅读必须体认其背后的问题意识，同时辨析此种问题意识在本土研究中是否具有适应性。相比之下，批判性语境回溯对全面了解这些学术前辈或许是更可靠的参照，其主要意图在更恰当地评估和审视以往学科内部出现的经典方法，以便后人（包括远在另一个文化情境中的其他研究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清楚地了解他们手中工具内含的种种风险和观念重负，帮助学科实践企及更高层次的批判性自我意识。容格一书在瓦尔堡复兴的浪潮中独树一帜，既是因为她跳出了史学史研究本身的藩篱，更是因为她真正对如何将瓦尔堡的诸多理念转化为具体可行的方法洞见展开了大胆的试验，可以说是同类尝试中最为成功而彻底的一例。鉴于国内美术史学科架构的复杂历史脉络，西方美术史学史与本土学科实践之间要想建立更有机的互动关系相对困难。不妨指出几个思路供各位师友参考，当然，这些提议必须建立在对本土学科核心素材及其文化情境深入思索的基础上。其一是尽可能少把重要西方美术史家仅仅当作一种研究和论述对象来看，因为对象化意味着取消他们指导实践的能动性，而应当多在阅读中抱持一种“学习心态”，让他们与我们、学科历史与当前研究在实践层面上保持一条敞开的转化通道。即便是老旧晦涩如李格尔，其对具体作品视觉结构的观察、分析与描写仍能启迪我们的观看与描述，仍包涵了这门学科自身思考与认知方式的一种基本生命力。其二是现有的史学史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手中工具在欧洲学科建设语境中的原初意图和理念局限，并在运用中尽可能避免误用误解和重复前人错误，同时最大化转化的创造性潜力。我们既要继续深耕学科经典方法持续的生命力，又要清晰认识到任何一种方法和理论视野潜在的风险。此外，我们的“学习”应当以找出本土学科发展中所呈现出的种种不足为出发点，而应避免在缺乏考量的状态下承袭海外研究的问题意识。所有这些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让史学史研究能真正面向本土的学科实践，让那些经典美术史家不要沦为悬空的学科论述对象。《雄辩》在充分开掘可为学科实践所用的新感知媒介的同时，亦反映出其中可能存在难以掌控的趋向。熟悉史学史的读者一定知道，这种在潜能与混沌间摆荡的辩证性正是瓦尔堡本人治学的核心特质，而在该作出版之后，亟待中外学界思考的或许是如何更好地让这种新的动态时空分析在限定中发挥其潜能。本书的最后一项启迪也在此：我们向学科前辈的学习——一种真正面向并最终反哺入学科实践的史学史反思——必然是一项无尽的志业。（本文写作过程中与纽约大学美术研究所博士生陈允灏多次交换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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