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象征物的确定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国家象征物的选择与改变则反映的是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变迁。印度国旗诞生于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斗争期间。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国旗的核心理念是以印穆团结为中心的宗教和谐、教派团结。1931年国大党决议通过的印度国旗反映的是具有甘地色彩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1947年印度国旗的形制正式确定，象征着尼赫鲁式国家的建立，其蕴含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经历了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到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变。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独立前就不赞同国大党设计的各版国旗，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也拒绝接受印度国旗。
但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印度的政治生态发生变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接受了印度国旗，并将国旗作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工具。但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通过出台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对国旗的象征意义进行了再解释。印度国旗的形制虽然未发生变化，但其承载的象征意义发生了变化，标志着印度已由尼赫鲁式国家向印度特性国家的转型。从独立前到独立后，印度国旗的形制和象征意义处于不断流变的进程中，这种流变状态实际上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变迁进程。印度国旗不断流变的关键动因则是以穆斯林为代表的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南亚研究小组特此转载“南亚观察”公众号文章，供诸位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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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目标是建构具有文化一致性的想象的共同体。安东尼·D.史密斯关于“民族”定义的重要因素即是“拥有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性公共文化”。[1]共同文化进一步将民族国家提升为公民的共同家园和心灵归属，在一定程度上使民族国家可以发挥类似于宗教对心灵的慰藉作用，成为民族国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建构共同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统一的国家象征物。安东尼·D.史密斯说：“象征符号（旗帜、货币、国歌、制服、纪念碑和典礼）能够唤起民族成员对共同的历史遗产和文化血缘的情感。”[2] 印度最高法院的判决说：“国歌、国旗等是国家的世俗象征，代表着对民族和国家最高的忠诚与爱。”[3]
印度经历了从“地理”印度、“母亲”印度、“国家”印度到“国族”印度不断流变的历程。[4]印度国旗形制和象征意义的变迁就是这一印度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见证。印度国旗起源于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的三色旗。1931年三色旗的设计有所变化。1947年印度独立前夕对1931版三色旗又做了新的改动，确定了印度国旗的正式样式。印度独立后，国旗形式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是国旗的政治象征意义经历过一次变动，这次变动见证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模型的变化。总体而言，印度的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持续的不断发展的进程，印度国旗也处于一个不断流变的进程。这一进程发展的动力与印度的宗教、种姓、地域等方面的巨大多样性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如何解决好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的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密切相关。
一、反抗殖民统治与印穆团结的双重使命：印度国旗的萌芽
印度国旗的萌芽与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密切相关。1905年，英国殖民统治者宣布分割孟加拉省。这一决定极大刺激了印度民族情绪，推动印度民族运动在20世纪初达到一轮高潮。1906年，萨钦德拉·普拉萨德·鲍斯（Sachindra Prasad Bose）和苏库马尔·米特拉（Sukumar Mitra）在反对分割孟加拉的运动中设计了一面包含“致敬母亲”（Vande Mataram）字样以及莲花、太阳、新月图案的绿黄红三色国旗。1907年，比凯吉·卡玛夫人（Madam Bhikaiji Cama）将该旗帜略加修改，将三色由绿黄红改为橙黄绿，将新月图案修改为星月图案，保留了“致敬母亲”字样。1917年，国大党领导人提拉克（Lokamya Tilak）和安妮·贝桑特（Annie Besant）设计了一面包含七星、星月以及米字旗标志的红绿两色旗。[5]
殖民地国家在反抗外来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进程中需要民族主义和民族觉醒。民族觉醒包含两个同时进行的过程：对外认异和对内认同。团结民众、激发民众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情绪是国旗承载的使命。激发民族情绪的前提是要明确印度民族的定义和范围，这三面旗帜均明确通过图案和颜色表达了印度的宗教多样性及宗教和谐特别是印穆团结的内涵。[6] 当然这三面旗帜均未作为正式旗帜使用，而且与当代印度国旗样式有较大差别，只能算是印度国旗的萌芽。
二、从印穆团结到去教派化：印度国旗形制的初步确立及其变动
1921年甘地主导设计的三色旗是当代印度国旗样式的起源。这一旗帜未经印度国大党会议正式认可，但在不合作运动中及之后得到广泛使用。根据印度教徒的认识，吠陀中记载红色是印度教旗帜的色彩；在伊斯兰教中，绿色是伊斯兰教的代表颜色。因此这一旗帜的内涵在于体现宗教团结，与甘地通过不合作运动和基拉发运动倡导印穆团结，以达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印度自由的意图相一致，反映了甘地特色的世俗民族主义理念。但是这一旗帜包含太多的宗教色彩，被指带有教派主义嫌疑。激进的印度教徒要求单纯使用红色旗帜，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明确表示拒绝承认三色旗，锡克教徒等也不满其宗教特色未能体现在旗帜中。这种具有宗教象征意味的国旗形制引发的负面效应随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发展逐步放大，威胁着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团结。
藏红花色成为印度国旗颜色有其必然性，它是印度教僧侣法衣的颜色，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其政治象征意义逐步鲜明。[14] 但国旗委员会报告建议使用单一的藏红花色国旗的方案遭到强烈的批评，全印国大党委员会（AICC）甚至被称为“全印印度教国大党委员会”（All India Hindu Congress Committee）。尼赫鲁不得不对此做出解释，他说单纯使用藏红花色的建议是国旗委员会中的穆斯林成员提出的，而国旗委员会中只有一名穆斯林成员，即毛拉那·阿扎德。[15] 1931年8月举行的孟买会议上，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否绝了国旗委员会单纯使用藏红花色和纺车图案的国旗设计方案，并提出了新的国旗设计方案：在1921年甘地三色旗的基础上将红色改为藏红花色，将三色顺序改为藏红花色居上，白色居中，绿色居下，旗帜中间保留了甘地倡导的纺车图案，纺车使用深蓝色。为避免将国旗与宗教联系起来，将藏红花色解释为代表勇气与牺牲（courage and sacrifice），白色代表和平与真理（peace andtruth），绿色代表信仰与英雄精神（faith and chivalry），纺车代表人民大众的希望（the hope of the masses）。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建议在1931年8月由国大党委员会孟买会议以正式决议形式通过。孟买会议还决定8月30日为国旗日。[16]
三、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到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印度国旗的定型
（一）新国旗的确定与印度建国理念的转向
7月22日，尼赫鲁代表国旗特别委员会向印度制宪会议提议确定印度国旗的样式。新国旗继承了1931年国旗样式的基本元素，但是将纺车形象改成了阿育王法轮。根据尼赫鲁的动议，印度国旗是长宽比3:2的长方形，由藏红花色（居上）、白色（居中）、深绿（居下）三色组成。国旗正中心白色部分有一个海军蓝色的法轮，法轮形象取材自鹿野苑（Sarnath）的阿育王石柱。[22] 制宪会议以集体起立致敬的方式一致通过了尼赫鲁提出的国旗设计方案。[23]
关于新国旗的含义，尼赫鲁首先指出那些认为国旗代表着某一群体的意见是错误的，国旗设计不附带任何教派意义，这与1931年国旗设计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指出印度国旗的设计理念：第一，作为国家象征应当美观；第二，应当能代表印度的民族精神和传统。[24] 关于三颜色的象征意义，因为在国大党1931年决议中已有阐述，尼赫鲁没有多谈。他重点谈了为什么要将甘地纺车改成阿育王法轮。他说纺轮形象由甘地提议设计，象征着印度的普通大众和他们的勤劳。去掉纺车是从美观角度考虑的，因为纺车形象不对称。因此可以保留纺车中对称的轮子形象，但其他部分去掉了。[25]
当然选择阿育王法轮肯定不止是美学的考虑。尼赫鲁对此有进一步的阐述：
第一，阿育王法轮象征着印度的传统文化。印度国旗正中的象征物既不是印度教的象征物，也没有采用甘地纺轮，而是选用法轮，有其深刻的考虑。法轮是佛教象征物，阿育王是印度史上第一次基本实现印度统一的帝王，而且是倡导宗教宽容的明君。选用与佛教和阿育王有关的象征物，其目的即在于避免对国旗的印度教色彩过度猜测。这是尼赫鲁将国家与宗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承诺的重要体现。[26] 尼赫鲁说“阿育王法轮是印度古老文化的象征”，印度的文化传统就是“不停滞，不僵化，总是能适应新的发展和新的影响，但总是保持其文化的本质。”印度最伟大的时代是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时代，而阿育王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27]
第二，阿育王法轮象征着印度的和平外交政策。阿育王时代是一个印度与世界各国保持密切联系的时代，是印度史上的国际化时代。印度的使节作为和平、文化与友好的代表而不是帝国主义的代表被派往各国。[28] 从这个角度而言，阿育王法轮的选择又是印度对外政策的宣示。
第三，尼赫鲁自己总结新印度国旗的象征意义说：“这不仅是一面象征我们自身自由的旗帜，而且是所有看到它的人自由的象征。”[29] 在8月12日致印度斯坦报(The Hindustan)编辑的信中，尼赫鲁对国旗的象征意义谈得更为全面。他说新国旗满足印度对国旗的各种期待，在艺术上是美的，是印度争取自由并获得胜利的象征，是印度普通大众的象征，是印度传统文化和今日活力的象征，“将会指引印度的人民大众迈向进步和解放。”[30]
新国旗设计方案和尼赫鲁对新国旗的阐释反映了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的两大动向：第一，坚持世俗主义的解释策略显示了世俗民族主义的建国理念。世俗主义是尼赫鲁建构印度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之一。早在1931年谈及设计印度国旗的原则时，尼赫鲁就强调国大党人的一致意见是“国旗不应有任何教派意义”。[31] 尼赫鲁制宪会议发言阐述的国旗设计理念不但避免将颜色与教派相联系，而且对阿育王法轮的意义的解释也是从世俗意义上去解释的，是世俗主义的重要体现。
第二，印度国旗图案从甘地纺车到阿育王法轮的转变显示了印度建国理念的微妙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偶然的，而是尼赫鲁等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深思熟虑的结果。尼赫鲁自己就说印度国旗的设计是经过仔细考虑的（very careful consideration）。[32] 这种深思熟虑反映的是印度建国理念的某种变化。哥廷根大学教授斯里鲁帕·罗伊（Srirupa Roy）认为，从甘地式的纺车到阿育王法轮的转变代表着当时印度政治经济哲学更大范围内的再定向，即从甘地倡导的分散的、经济自足的村社共和国转向尼赫鲁倡导的工业化的集权的政治体。[33] 这主要是从甘地与尼赫鲁经济思想差异阐释的。笔者以为从甘地纺车到阿育王法轮的转变还可以从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层面阐释。
甘地的世俗民族主义主张宗教和谐和宗教团结，特别突出强调印穆团结，但是其同时主张政治不能脱离宗教而存在，坚持政治应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之上。因此在甘地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中，印度民族应是基于宗教基础建立的贯彻宗教和谐、宗教团结理念的民族。当然在甘地思想中，印度民族赖以成长的宗教基础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宗教，而是经过甘地再次阐释的宗教。他将宗教称之为真理（truth），说“真理和非暴力是我的信条”。[34] 这是一种泛化的宗教观。尼赫鲁就认为甘地的宗教观“主要属于道德和伦理方面”。[35] 但是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是排除了任何宗教基础的，他认为印度民族得以建构成功的基础是印度文化，反对宗教介入政治，主张宗教宽容。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根基是与尼赫鲁的宗教观密不可分的。他说：“我不能够以宗教为避难的地方。我宁愿冒惊涛骇浪的风险。对于来世和死后的情形，我也不感兴趣。”[36] 在遗嘱中，他以更加坚定的语气说：“在我死后，不需要为我举行任何宗教仪式。我不相信任何一种这样的仪式……就我而言，我的愿望是将我的一把骨灰撒入没有宗教含义的安拉阿巴德的恒河里。”[37]
对宗教的不同态度决定了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与甘地的世俗民族主义的不同。甘地的世俗民族主义认为国家与宗教密不可分，国家和民族不能脱离宗教而存在。尼赫鲁的世俗民族主义认为国家是中立的监护人，对各宗教平等地履行监护职责。在尼赫鲁眼中，阿育王是一名具有宗教宽容精神的开明帝王。以阿育王为榜样，建构以开明帝王和开明政府为基础的世俗民族国家，使各宗教在这样的世俗民族国家中和谐相处，无疑是尼赫鲁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想。因此从纺车到法轮的转变可以看作是印度建国理念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向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变。
（二）印度建国理念的转向与甘地的不满
对于印度国旗变动和印度建国理念转向，一名来自海德拉巴的政治活动人士的比喻最为形象。他说“甘地正在被活埋”，“印穆团结、印度斯坦语、土布（khadi）和乡村工业已经被彻底忘记”。[38]关于新国旗，他认为阿育王法轮与甘地的纺轮没有任何关系，而且两者并不兼容，因为甘地的纺轮超越于所有宗教之上，是非暴力的标志，而阿育王法轮则是印度教的象征，是象征着暴力的毗湿奴大神的善见神轮（Sudarshan Chakra），将会鼓励印度国内的暴力倾向。[39]
甘地最关心的是穆斯林对新国旗的态度，因为这关系到穆斯林愿不愿意真诚地留在印度，实现甘地建构印穆团结的民族国家的梦想。在7月22日的演讲中，他说：“令我非常高兴的是在制宪会议上乔杜里·哈利奎扎曼（Chaudhri Khaliquzzaman）和穆罕默德·萨杜拉（Mohammed Sadullah）向国旗致敬，并宣布效忠国旗。如果确实如此的话，这是个好现象。”[45] 乔杜里·哈利奎扎曼是穆斯林联盟主要领导人之一，1940年拉合尔决议的副署人。而正是在1940年拉合尔决议中，穆斯林联盟正式提出了基于“两个民族”理论建立穆斯林国家的要求。[46]穆罕默德·萨杜拉（Mohammed Sadullah）也参加了1940年穆斯林联盟的拉合尔年会，是拉合尔决议的参与者。两人都是穆斯林群体的领袖人物，曾是“两个民族”理论的拥护者。他们表态拥护和效忠国旗，意味着留在印度的穆斯林同意成为印度民族国家的一员，在世俗民族主义的框架下与印度教徒等群体共存，其象征意味十分明确，所以甘地才会如此关注两人的表态。
（三）制宪会议一致通过印度国旗设计方案表象下的潜流
当然不管甘地对新国旗的态度如何，其他制宪会议成员大部分支持尼赫鲁的动议。大势所趋，非甘地一人可以逆转。7月22日当天其他制宪会议成员的发言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强调印度国旗没有任何教派意义，是所有群体团结的象征，因此印度国旗属于印度的所有群体，属于全体公民。制宪会议成员塞斯·戈文德·达斯（Seth GovindDas）对尼赫鲁的动议和讲话表示完全支持。他强调国旗中的三种颜色与教派无关，当印度国旗从具有教派含义的红白绿三色改为藏红花色、白色和绿色后，印度国大党已经明确宣布这三种颜色与教派无关，新国旗不应被视为教派旗帜。[47] 来自中央和比拉尔省（C.P. and Berar）的弗兰克·R·安东尼（Frank R. Anthony）说：“今天，这面旗帜是民族的旗帜。它不是任何特定群体的旗帜，而是所有印度人的旗帜。”[48]
第二类是宣布代表某一群体支持尼赫鲁提出的国旗设计方案。[49] 其中穆斯林代表的表态最值得关注。乔杜里·哈利奎扎曼说：“我认为从今天起，每一个将自己看作印度公民的人，无论他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基督徒，都将为维护今天被接受为印度国旗的这面旗帜的尊严而牺牲”。[50] 穆罕默德·萨杜拉将藏红花色、白色和绿色解读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共同崇敬的颜色。至于阿育王法轮，则提醒印度联邦的统治者和公民忘记过去、面向未来，继承阿育王的传统，为物质繁荣和精神进步而努力。[51] 来自迈索尔土邦的穆罕默德·谢里夫（Mohomed Sheriff）将藏红花色、白色、绿色解释为被所有人敬仰的颜色，“无论他们是印度教徒、穆斯林、基督教徒或者祆教徒”，“国旗中心的法轮象征着运动、进步和前进，从美学或其他角度考虑，它都是印度传统和文化的合适代表。”[52]
S.拉达克里希南的发言对新国旗的象征意义有一番系统阐述，他的解释既有与国大党决议和尼赫鲁发言相通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他说：“这面旗帜告诉我们‘永远保持警惕，永远运动，永远前进，为建设自由、富有同情心、尊严、民主的社会而工作。在这个社会里，基督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都将找到安全的庇护所。’”[54] 这与尼赫鲁对国旗象征意义的阐释和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是相通的。具体到对国旗颜色的解释，他说藏红花色代表着自制（self-control）和克己（renunciation）精神；白色是太阳的光线，意味着光明之路，代表着真理，只有沿着美德之路，才能获得真理和纯洁；绿色代表着我们与土地的关系，我们与其他生命赖以生存的植物的关系，“我们必须在绿色的大地上建设我们的天堂”。[55]
这些解释均排除了教派主义的解读。但如果进一步解读S.拉达克里希南的发言就会发现其与1931年国大党决议之间的微妙差异。1931年国大党决议将藏红花色解释为勇气与牺牲，白色解释为和平与真理，绿色解释为信仰与英雄精神，纺车解释为人民大众的希望。其中包含一定的甘地色彩，但并不浓厚。而S.拉达克里希南将藏红花色解读为自制和克己，将白色解读为真理和寻找真理之路，则具有更为浓厚的甘地色彩。克己是甘地思想的重要概念，是追求个人完满和实现社会完善，追求真理的重要方法。甘地说：“克己对我们自身和我们灵魂的存在至关重要。”[56] 克己是印度教和印度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然而是甘地将这一思想发扬光大，其本人也成为实践克己理念的榜样。将白色解读为真理和追求真理之路，是更为典型的甘地式的解读思路。在解释阿育王法轮的象征意义时，S.拉达克里希南没有像尼赫鲁那样从阿育王的治国理念、外交政策那样的世俗角度去阐释，而是将阿育王轮解读为永不停息的法轮或达摩之轮。[57] 对照7月27日甘地认为阿育王法轮象征着永恒转动的圣法，可以看出两人思想的相通之处。
如果说S.拉达克里希南的阐释还基本上基于甘地世俗民族主义，与尼赫鲁的阐释之间的差异还不是特别大的话，潘迪特·戈文德·马拉维亚对印度国旗含义的解释更为激进。他主要是针对那些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发言的。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三色国旗中的印度教色彩过少，主张印度国旗应当单纯使用红色或藏红花色。作为印度教权威的潘迪特·戈文德·马拉维亚将藏红花色、白色、绿色以及阿育王法轮均从印度教角度做了解读，认为这面国旗充满着印度教色彩。[58]
S.拉达克里希南和潘迪特·戈文德·马拉维亚的发言代表着印度国旗理念的一股潜流。这股潜流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崛起为一股改变印度民族国家建构前进方向的潮流。
四、从尼赫鲁式国家到印度特性国家：印度国旗象征意义的转变
1947年印度国旗的设计体现了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价值观，是贯彻国家与宗教分离原则的重要体现。尼赫鲁大学教授苏达·派(Sudha Pai)将国旗看作“尼赫鲁式国家（Nehruvian state）的代表”。[59] 在他看来，尼赫鲁式国家在价值理念上坚持包容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价值观，而其具体政策则表现为“工业化、命令经济、社会福利和少数群体的平等地位等政策等”。[60]
但是随着印度社会的逐步发展，印度的政治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开始经济转型，社会结构也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是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一方面是宗教、种姓等次国家认同越来越多地介入政治。这些变化在政治上表现为基于地域、种姓和宗教等认同形成的政党的崛起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迅猛发展。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变化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迅猛发展。印度国旗政治的演变同样折射出印度政治和民族国家建构理念的大转变。以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对印度三色国旗的态度从不满逐渐转向接受，但在接受其形制的同时又对印度国旗的含义进行了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包含着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大转变的意蕴。
印度独立后，高瓦克继续严厉批评三色国旗。他说印度国旗的三种颜色被解读为象征着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其他群体。在印度教徒之外，穆斯林被单独拿出来，因为在国大党领导人心目中没有穆斯林的印度民族是不完整的。而这种将颜色与宗教群体对应的解读是带有教派主义色彩的，国大党因此又将藏红花色解释为牺牲，将白色解释为纯洁，将绿色解释为和平。高瓦克认为这不过是国大党在政治上采取的权宜之计，而不是基于印度古老历史和文化的设计。高瓦克将藏红花色旗帜视为印度的国旗，认为它是印度文化、传统和达摩的象征，是印度民族“最高的、最尊贵的、最真实的象征”。[64]
正是基于敌视印度国旗的态度，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一直拒绝悬挂印度国旗。据统计，2000年之前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只在1948年甘地遇刺后才悬挂过一次印度国旗。但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发生变化。国旗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用于激发印度教徒的热情，获取选举支持。[65]特别是自1998年印度人民党正式上台执政后，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印度人民党对印度国旗的态度发生了微妙变化。印度人民党上台后不久即以政府名义组织拍摄关于印度国旗的电影。1998年6月博克兰核试验和1999年卡吉尔冲突都成为印度人民党鼓动民族主义的重要机遇，国旗成为宣传民族主义、塑造印度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物。[66] 这表明印度人民党在上台执政后，不能再对现有国家体系采取简单的反对态度，而是需要在世俗民族主义国家框架内借助于既有的民族国家象征物建构印度特性（Hindutva）国家，因而不得不做出一定的妥协。经历数十年的爱国教育，三色旗已成为印度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象征物，印度人民党及国民志愿服务团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当然他们对三色旗不是简单的被动接受，而是根据其价值观对印度国旗的内涵做了新的阐释，其中的关键点是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Flag Code of India，2002）的出台。
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的出台与一起源自20世纪90年代的国旗诉讼有关。印度企业家纳文·金达尔（Navin Jindal）在其位于中央邦的企业悬挂了国旗。但是《1950年印度禁止错误使用象征物及名字法案》[The Emblems and Names(Prevention of Improper Use) Act,1950]禁止个人基于任何商业目的使用国旗。[67]此后出台的《印度国旗准则》更进一步规定除独立日、共和国日等特定节日外，禁止公民私人悬挂国旗。[68]
从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到2004年印度最高法院判决，印度公民悬挂国旗的严格限制不再存在，国旗不再由政府垄断使用。这一变化推动了印度人民党统治下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同时激发了印度教徒的热情，是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72] 并显示出印度人民党、国民志愿服务团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
第一，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印度人民党不再公开敌视印度国旗，2002年，国民志愿服务团总部继1948年之后第二次悬挂了国旗。对印度国旗态度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印度教民族主义从强调印度教至上的印度教特性向对其他宗教特别是对伊斯兰教更具包容性的印度特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证据是2002年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了穆斯林国民论坛（Muslim RashtriyaManch）。穆斯林国民论坛专门处理有关穆斯林的工作，表明穆斯林已成为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民族国家建构蓝图的一部分。姜景奎、贾岩即认为该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对穆斯林群体系统整合的开始”。[73]
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在前言部分专门论述了印度国旗的具体内涵，而最值得玩味的是该准则没有引用尼赫鲁和国大党决议的表述，而是引用了S.拉达克里希南关于印度国旗的解释。[74] S.拉达克里希南说：“藏红花色象征着无私克己（renunciation ofdisinterestedness）。我们的领导人必须漠视物质享受，献身于工作。中间的白色象征着光，引导我们行为的真理之路。绿色表示我们与土地的关系，我们与其他所有生命均赖以生存的植物的关系。白色中间的阿育王轮是法轮。真理、达摩或品行应成为在这面旗帜下工作的人们的指导原则。法轮象征着运动……象征着和平改变的活力。”[75] 作为印度国旗问题的权威文件，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在阐述印度国旗的意义时回避尼赫鲁而援引S.拉达克里希南，一方面因为S.拉达克里希南是印度知名学者，又曾担任副总统、总统，其论述的权威性不逊于尼赫鲁。更重要的是S.拉达克里希南表述的思想更多体现了印度传统文化乃至印度教的精神。这种精神更多的具有甘地特色，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具有相通之处。
印度教民族主义能够吸纳包容这种精神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独立后，高瓦克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解释已经从绝对的印度教至上向强调对祖国的献身精神、对同胞的友爱之情以及“因为共同的文化、遗产、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理想和热望而产生的共同的民族生活的意识”三位一体的价值观转变。[76] 这种转变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已从宗教民族主义转向了文化民族主义（ Culturalnationalism）。1996年、1998年印度人民党的竞选纲领均将印度特性等同于文化民族主义。1998年印度人民党上台执政后，文化民族主义形成印度人民党执政的重要理论基础。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对国旗态度的转变就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由印度教至上的印度特性（Hindutva）向更具包容性的印度特性转变的政策产物。这种转变使得国民志愿服务团与印度人民党在意识形态上与甘地主义更为接近。
五、余论
总体而言，一部印度国旗的历史就是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理念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印度的穆斯林政策史。1921年甘地主持设计的国旗核心理念是以印穆团结为中心的宗教和谐、教派团结。1931年国大党决议通过的印度国旗反映的是具有甘地色彩的世俗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1947年制宪会议确定的正式国旗反映的是印度民族国家建构理念进一步由甘地的世俗民族主义向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政治社会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以2002年《印度国旗准则》为标志，印度人民党和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发生了文化民族主义转型，对穆斯林等宗教少数群体更具包容性。这种转型在2014年后莫迪政府时代仍然继续延续。2014年后，印度人民党牢牢占据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印度的民族国家建构模型由尼赫鲁式国家向印度特性国家的转型日益明显。一言以蔽之，独立前印度国旗的内涵逐步由甘地世俗民族主义向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转变；独立后印度国旗的内涵逐步由尼赫鲁世俗民族主义向印度教民族主义转变，不过吊诡的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本身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更多具有了甘地世俗民族主义的色彩。
印度国旗经历1906年、1921年、1931年、1947年、2002年等多次变化，穆斯林始终是印度国旗设计问题的关键考虑对象，也是印度国旗变迁的重要动因。印度穆斯林的命运也在印度民族国家进程中起起伏伏。未来在经历转型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统治下，印度穆斯林能否成功适应，调试宗教认同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则是一个仍待认真观察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既关乎印度穆斯林的命运，也关乎印度民族国家建构能否行稳致远，其成败得失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同样会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