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驻扎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士兵。
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期间，美国海军威斯康辛号战舰（BB-64）向伊拉克海岸发射了一枚火炮。
巴沙尔·阿萨德
在埃及Benha，妇女采摘棉花。
中非班吉，老师在家给授课，孩子们没有笔记本和书本。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在社会状况普遍恶化的同时，该地区的许多主要经济体正经历着非常高的增长率，并被赞誉为经济改革的成功案例，值得全球南方其他国家效仿。例如，埃及在世界银行2008年的《营商环境报告》中被列为“世界顶级改革者”（world's top reformer），并在穆巴拉克被推翻之前一直位列全球改革者前十名。同样地，世界银行2010年关于突尼斯的发展政策审查赞扬了该国的“稳定的结构改革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这为突尼斯赢得了“在新兴经济体集团中表现领先”的地位，并为该国的穷人带来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对威权政府的这种支持仍然是国际金融机构今天在中东大部分地区的政策标志（如埃及的塞西政权）——鉴于这些机构试图改写其在该地区的历史记录，记住这一事实至关重要。区域秩序与2008年全球危机国际金融机构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强加给中东的经济政策不仅在国家范围内重构了社会结构，而且还在区域层面上催生了新的经济和政治等级制度。这些新出现的等级制度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海湾地区的六个阿拉伯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和阿曼）在区域政治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以及海湾地区的资本积累与该地区其他地方的阶级形成和国家建构过程之间也形成了联系。从整体上看，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特点使它们与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不同。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君主制国家，其丰富而相对廉价的碳氢化合物资源（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使海湾地区成为整个20世纪西方在中东地区战略的核心焦点。同时，海湾地区君主国的社会结构与中东其他地区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是海湾地区对大量临时移民工人的依赖，他们大多来自南亚，其次是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现在他们占海湾地区5600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如果以劳动力的百分比来考虑，非国民在沙特阿拉伯、阿曼、巴林和科威特的就业人口中占59%到86%，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则更多，大约92%到95%。由于被剥夺了劳动、政治和公民权利，这些移民工人一直是海湾地区城市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模式的基础；他们还支撑着海湾社会的“垂直分割”（vertical segmentation），公民通过担保人制度（kafala system）被纳入对移民人口的监视和控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社会对海湾地区碳氢化合物的需求不断增长——在2000年至2014年中期石油价格几乎持续上涨的支撑下，海湾地区的财富水平大幅提高。这有助于培育海湾地区大型资本主义企业集团的发展，这些企业与执政的君主国和国家密切相关，其活动涉及建筑和房地产开发、工业加工（特别是钢铁、铝和混凝土）、零售（包括进口贸易、拥有购物中心和商场）和金融等部门。虽然海湾地区持有的大部分剩余资本被投资于北美和欧洲，但在整个2000年代，大量资本也流入了邻近的阿拉伯国家。重要的是，海湾地区资本的这种扩张是以上文讨论的结构调整方案以及随后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许多阿拉伯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自由化和开放为前提的。因此，海湾地区的资本是整个地区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主要受益者——它成为整个中东地区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密切参与者。这些区域等级制度对于理解2008-09年全球经济危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至关重要。如前所述，在这场危机之前的几年，该地区已经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除了青年失业、社会排斥和贫困等问题外，食品和能源成本的上升也给许多家庭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不断增长的进口账单意味着阿拉伯国家政府在维持已经减少的补贴水平方面面临巨大困难；同时，较贫困家庭的生活成本也在上升。这促使该地区的穷人数量大增——根据非洲开发银行的一项估计，在2008年全球危机发生之前，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也门共有111万人跌落到贫困线以下。随着2008-09年危机的展开，这些预先存在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了该地区不同地区对全球动荡的感受。非石油出口国因全球对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其他制成品的需求下降而受到严重打击。同时，由于危机笼罩着欧洲的农业、建筑业和低技能制造业，海外汇款水平下降，而许多阿拉伯移民（包括有证和无证的）都在欧洲的上述部门工作。最后，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金融自由化使许多国家面临外国资本流入的潜在波动，特别是旅游消费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波动。然而，在海湾地区，危机的经历是不同的。海湾国家最初被2008年7月至12月油价的短暂下跌（以及相关的全球需求下降）以及导致海湾地区房地产泡沫（尤其是迪拜）破碎的外资撤离所冲击。但是，作为回应，海湾地区利用积累的财政盈余来支持受到危机威胁的大型私营和国有企业集团，启动了大规模的房地产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计划（集中在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此外，海湾地区的君主国能够利用其对临时移民工人的结构性依赖，将危机的负担转嫁给邻国——雇用新工人的速度放缓，现有的工人可以随着项目的取消而被送回家。到2010年，油价开始再次上扬，进一步巩固了海湾地区走出全球危机的道路。综合来看，全球危机的这些不同的区域轨迹意味着海湾国家能够在2008年之后的几年里出现在一个区域性的强势地位，而相邻的阿拉伯国家则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财政和社会负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2010年12月突尼斯首次出现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并迅速蔓延到整个地区。在2011年这些抗议活动的第一阶段，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和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被推翻了。叙利亚、巴林、约旦、阿尔及利亚、阿曼、摩洛哥、也门和利比亚的政府也面临着起义和抗议活动，这些活动表达了对威权统治模式和大部分人口经历的不断恶化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反对。在这个意义上，起义的目标是西方金融机构在过去几十年里大力推动的经济政策，以及与之相伴的政治结构。当然，并不是所有起义的参与者都以这种方式思考抗议活动，但无处不在的aish, hurriyah, 'adalah ijtima'iyah（面包、自由、社会正义）的口号体现出这种经济和政治领域的融合相当明显。结语尽管那些参加了2011年非凡斗争的人有这样的愿望，但该地区财富和权力的极端两极分化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东现在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区，最富有的10%的收入者获得了总收入的64%——而西欧为37%，美国为47%，巴西为55%。对于该地区的极端富裕人口来说，这些数字更加鲜明：在中东，收入最高的1%的人的收入份额约为30%，而在西欧为12%，美国为20%，巴西为28%，南非为18%，中国为14%，印度为21%。这些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现象既存在于区域层面——海湾地区的富裕国家与中东其他地区之间，也存在于各个国家内部。这些高度的不平等直接归因于近几十年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这些模式在起义后基本没有改变，而且继续被主要的国际金融机构所推动。国际金融机构领导的多维尔伙伴关系（Deauville Partnership）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连续性，这是2011年5月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发起的一项倡议，承诺向“转型期”阿拉伯国家提供高达400亿美元的贷款和其他援助。该伙伴关系的核心前提是在五个目标国家——埃及、突尼斯、约旦、摩洛哥和利比亚——加倍努力开放市场，目标是“消除现有的结构性障碍”，鼓励“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作为“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引擎”，并追求“区域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如何为该地区的结构调整开辟了道路，2011年后的危机被视为扩大过去政权的政策轨迹的一个机会。正如欧洲投资银行在本-阿里和穆巴拉克被推翻后不久指出的那样，政治变革的时刻也可以代表一个加强或改进现有体制框架的机会。在“多维尔伙伴关系”等倡议的支持下，国际金融机构自2011年以来已采取行动，通过提供新的贷款协议和其他形式的援助来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地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历史悠久的机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同时与过去十年才开始在该地区运作的其他机构（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一起工作。在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围绕冲突后重建的讨论也以同样的市场驱动逻辑为标志，而且，正如历史充分说明的那样，战争、冲突和危机（包括当前的全球大流行病）的后果经常被视为重新制定权力安排和加速经济变革的机会。十年过去了，2011年起义的经验表明，仅仅关注政治要求（如新的选举或政府腐败）而不同时解决资本的社会和经济力量（国家、地区和全球）是不够的。在一个继续以牺牲社会正义和平等为代价促进不受约束的增长和所谓的“自由市场”的经济体系下，不可能与专制的国家结构有根本的决裂。2011年起义的主要弱点之一是没有认识到这一战略教训。但最近的政治抗议周期中的抗议者——特别是2018-21年横跨黎巴嫩、苏丹、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伊拉克的起义——似乎已经从2011年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明确地将对专制政治精英的挑战与扭转财富控制和分配方面的极端不平等现象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虽然2011年的愿望仍未完全实现，但那一刻的教训、经验和希望将成为未来斗争不可磨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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