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福山提出“文明冲突”后，有关东西道路之争似乎只有“非此即彼”的选择。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建设发展与中华文明相结合，从五千年灿烂文化中汲取养分，既坚持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从而能够很好地适应中国实际，并以此最终形塑出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文明。 本文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第三篇，谈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文明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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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古今“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普遍性：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及其底层结构的中国文明的三重普遍性
（1）中国革命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开宗明义讲到我们共产党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是为解放人民的，他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又饱含感情地说到共产党人解救中国人民的责任以及我们为人民而死的神圣意义，他说：“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为人民服务》中这些由平凡而入于神圣的日常话语，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话语，正是最好地诠释了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国革命既是近现代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具有革命的普遍性意义，即世界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同时又以中国五千多年文明、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特点，使得中国革命具有了现代中国的革命特质。
（2）中国社会主义具有的普遍性意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同样具有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意义，即世界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意义；同时也以中国自身五千多年文明以及中国近现代史自身的特点，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具有了现代中国的的社会主义特质。
欧洲的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就如同当年印度的佛教进入中国一样，佛教在印度消亡，却在中国发扬广大，尤其是中国发展出了大乘佛教，这是因为佛教的平等心契合中国文明儒家、道家的内在精神。同时，大乘佛教强调依据众生不同根器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则与中国作为大国强调政治家的高度政治智慧亦有深层次的契合。中国具有大乘佛教发展的最好社会、政治土壤。
从西周以来三千年的中国文明史来看，西周分封制是中国文明的第一次创制，秦汉以下的郡县制是第二次创制，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是继前两次创制之后的第三次伟大创制。
（3）中国文明具有的普遍性更增强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普遍性
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中国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普遍性，根本上是来自于作为二者底层结构的中国文明的普遍性。考古学家张光直将世界文明分为原生道路文明与次生道路文明，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则是一次次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西方文明作为断裂的次生道路文明，并没有其近代以来自诩的普遍性，反而是属于例外。中国作为唯一的原生道路文明，恰恰更具有普遍性。
中国文明作为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给世界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文明发展样态，美国日裔学者福山提出中国早在2千年前的秦朝就确立了西方近代才有的现代国家官僚体制。中国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也是从秦汉以下一直延续至今，欧洲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欧洲一统的帝国，现在的欧盟试图如此来做，内部却充满分裂，困难重重，未来难以预料。
中国文明连续未断裂的原生道路带来的普遍性，更增强了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也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普遍性、中国社会主义的普遍性，本身就是从中国文明的普遍性中内在、自然而演化、生长出来。古今“中国”之为“中国”，具有古今一体连续的文明普遍性，由此中国文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形成了内在一体的三重普遍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同时也是“百年大党，其命维新”的最本质体现。
六、以“理一分殊”、“时位中”来理解“普遍性”的动态变化：中国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高度的灵活性以及阶段性
佛教进入中国后，最终被中国接纳、吸收的标志是佛教中国化的完成，中国产生了中国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强调根据不同根器而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佛之为佛在于觉悟，但进入的门径却不是唯一的，而是针对不同特点的根器对应有不同的方便法门，所以不能执着，要无所住相。佛的觉悟是原则性的，但方便法门却是高度灵活的。
社会主义进入中国之后，与当年佛教进入中国一样，同样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社会主义保持了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的统一，由此我们则不难理解为何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同样我们也可以理解社会主义相对于共产主义的阶段论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这与《周易》“时位中”的核心原理的动态思维有着深层次的关系。
对比古希腊，它的原子式思维是静态的，总是试图找到最小的、不变的实体构成，这是属于静态的思维。而《周易》六十四卦每一卦由六爻组成，六爻中任何一爻的变化，就使得该卦变成另外一卦，这是希腊原子式的静态思维所没有的。“时”在《周易》中、在中国文明中具有着根本性意义。由此我们能更深层次地理解邓小平区分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灵活性与政治智慧。既然有初级，未来就可能有中级、高级，但具体是到什么时候，甚至是否一定就要有中级、高级，也如禅宗这一中国化佛教所强调指出的，不能完全堕于字下，而是具有高度的动态灵活性。
中国在现代学习、接受世界社会主义而成就中国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二者的关系，是宋明理学所说的“理一分殊“的关系。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主义之于现在、未来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的世界各国，同样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也如同当年的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一样，其他各国学习中国社会主义，也同样不能照搬中国的经验，而要依据各自文明、历史的特点加以各自的因时因地的转化、创新。
七、中国共产党的三层文明意义：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文明型政党，本身也将型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
天安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与“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与中国文明的“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具有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其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同时其继承中国文明“天下一家”的思想，使得中国共产党将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的理念扩展于全球化下的共赢共享，最终将超越西方过去五百年赢者通吃的霸道思维。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个一百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日，就是中国文明的全面复兴之日，中国进而则延展出面向未来的新文明的想象力。而这首先要深刻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要突破简单地以政党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党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而出现各种扞格不通的限制，要以文明来想象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文明型政党，本身也将型塑新文明，进而成为新文明，必须意识到中国文明所具有的生长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不断深入、延展的三层文明意义。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而赶超。在工业文明之后最新的数字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对于自然等的巨大破坏性，中国文明因而在对其学习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触、冲突。但数字文明则不一样，中国对于数字化真是如鱼得水，中国在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发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与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点上。
数字文明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中国文明过往是一种农业大国文明，它所具有的“天人相应”文明原理天然地具有整体、循环的思维方式，这在工业文明时代一度被认为是落后的，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将重新空前地激发其内在的活力。“天人相应”中最直接的是人与土地、大地、陆地的紧密一体关系，与大地相应的“风土人情”具有文明意涵。
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数字化的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化。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奋起赶超，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从而“回到历史的中国”。这同时也意味着面向未来的新文明想象力，即对于下一个五百年乃至千年的文明想象力。
中国共产党熔铸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数字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为一体的中国新文明，将会以农业大文明的思维结合数字文明的思维来发展工商业，发展数字经济，并将重建人与土地不可分离的共生关系，这其中也包括人在具体时空中的历史感。这一切涉及新文明的远大抱负，而雄安新区作为千年大计，其未来的文明史意义正在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提醒全党同志，“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关党的长期执政，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福祉，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一方面是如当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一样地看到未来的预见性，即看到了数字文明的未来；另一方面也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新文明的历史文明的自觉意识。从毛泽东到今天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能预见性地看到未来，而始终能预见性地看到未来则来自己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初心，初心在百年党史的具体历史中展开，诚所谓“百年大党，其命维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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