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玉石之国”，早在几千年前就开始运用玉石，采玉、琢玉由来已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德、重义，把玉视为道德情操的化身。玉文化也深入到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围绕长江流域玉文明的兴起与发展，长江流域玉文明的特点，长江流域玉文明与中华玉文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刘礼堂。
最早由长江下游地区向中游地区扩散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结合代表性文化遗址，介绍一下长江流域玉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刘礼堂：长江流域玉文明的兴起，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证据出土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长江下游地区。之后，玉文明向长江中游地区扩散。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向石家河文化的演变，就受到了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薛家岗文化的影响。
长江流域玉文明发生期的玉器，玉材硬度较低，器型较简单，构图以圆弧为主。到距今6000年左右，已经开始使用硬度较高的玉石材质，造型也变得复杂，出现了难以制造的折角。距今5500年—5000年，使用的玉器器型开始普遍复杂，抽象图案变多，审美水平提升，同一玉器往往叠加使用多种工艺。这样一个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使长江流域玉文明迎来了距今5500年—4000年间的第一个高峰期，期间下游的良渚文化、凌家滩文化，以及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所出玉器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第一高峰期临近结束的时候，长江上游地区也出现了玉文明。第二个高峰期是在商代，长江流域上、中、下游地区都涌现出了较为繁荣的玉文明，但这一阶段长江流域玉文明受中原地区的影响，本土的发展进程被打破。商以后，长江流域玉文明进入了相对沉寂的阶段，一直到战国时期才迎来第三个高峰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玉器代表了第三高峰期工艺和文化的最高水平。到西汉时期，从楚国旧地的汉墓来看，长江流域的玉器无论是工艺还是风格、文化内涵，都已经被纳入全国大一统的范围。
对于长江流域玉文明来说，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和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最为重要，其次是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安徽马鞍山的凌家滩遗址、江西新干的大洋洲遗址，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玉文明遗址。此外，长江上游地区的玉文明虽然起步较晚，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西藏昌都卡若遗址等都出土了一些商代以前的玉器，表明该地区存在独立的玉文明发展脉络，因此也是值得关注的遗址。上述这些文化遗址所出土的玉器虽然同属于长江流域玉文明，但也各具特色，有各自偏好的器型和纹饰风格。长江下游地区的玉璜、玉琮和神人兽面纹，长江中游地区的动物形器，长江上游地区的牙璋等等，显示出长江流域玉文明的多样性。
发生动力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网：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玉文明有什么特点？
刘礼堂：相对来说，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发展的断裂性。黄河流域玉文明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再到夏商周，存在非常完整的发展脉络和历史序列。而长江流域玉文明的发展过程表明，它虽然也有文化和工艺上的积累、提升，但存在几个明显的盛衰周期，显示出一定的断裂性。玉文明的断裂性是整个长江流域新石器文明断裂性的表征之一。下游地区的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序列在达到一个辉煌状态后，于距今4000年左右突然衰落；中游地区的城背溪—大溪—屈家岭—石家河序列被南下的夏商文化打破，造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的明显不同；上游地区的三星堆文化也是在商周之际呈现突变。当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说，断裂性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种多次复兴的发展状态，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长江文明的坚韧品格。
第二，取材的本土性。长江流域出土的玉器多数是就地取材的产物，《山海经》记载了100多座产玉的山，其中有不少就分布在长江流域；而黄河流域虽然早期也以本土玉材为主，但后来有了和田玉等外部输入的高品质玉材。这主要是由于长江流域受到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制约，获取外来玉材难度较大。客观地说，长江流域玉文明在工艺上和内涵上都是很发达的，其发展历程中的坎坷和波折，或许与取材上的局限存在一定联系。
第三，发生动力与黄河流域明显不同。黄河流域或者文化上归属黄河流域的一些文化遗址，比如江苏邳州大墩子遗址、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等，出土的玉器以斧、铲、刀等玉石工具为主，装饰品为辅。而长江流域的遗址，出土的玉器多以璜、环等装饰品为主，穿孔玉斧等工具类玉器偏少。引起这种差异的原因复杂而深刻，需要考古工作者去进一步探求。
贡献了一批有地方特色的器型和文化元素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简要阐释下长江流域玉文明与中华玉文明之间的关系？
刘礼堂：长江流域玉文明是中华玉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中华玉文明的源头之一，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长江流域玉文明的工艺、审美、文化内涵等均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在某些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例，它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琢玉工艺的最高水平。这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先进的。此外，良渚文化玉器的大规模生产、使用和传播也表明，当地存在集中的、一定规模的玉器制造业，相关行业的管理和社会的分工都处在同期考古学文化的前列。
其二，长江流域玉文明贡献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器型和文化元素，丰富了中华玉文明的多样性。比如玉璜最早见于河姆渡文化遗址，并且在距今7000年—6500年期间仅见于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中，是本区域的特有器型；玉琮作为良渚文化的代表性器型，很可能是从本区域的崧泽文化的玉镯发展而来的。长江下游地区独立形成的玉璜和玉琮等器型，后来成为了全国范围内的常见器型，其背后的“藏礼于器”的文化内涵也被中华玉文明所吸纳。
其三，长江流域玉文明与中国其他地区的玉文明深度交流，彼此涵化，在漫长的互动过程中共同构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玉文明格局。中国各地区早期玉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是非常复杂的。比如，良渚文化与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之间有过很密切的玉器交流，前者的玉器影响甚至远及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玉器不仅受到良渚文化玉器的影响，也受到了承袭大汶口文化发展起来的龙山文化玉器的影响；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也对黄河、长江流域玉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费孝通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玉器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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