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7世纪40年代以后，明清鼎革导致大批明朝政治性移民进入越南各地,他们与16 世纪中叶以后移居到庯宪、会安等通商口岸的华人汇集，“维持明朝香火”，具有强烈反清复明意识，形成特殊的外侨群体"明香” (Minh-Huong)。他们聚居的村社称为"明香社” (Minh-Huong-Xa), 是越南带有外侨自治性质的基层组织。圣祖明命八年(1827)七月，改明香社为明乡社，标志着明香人从越南侨民向本土居民身份转化的完成，明乡人成为阮朝的“编户齐民”。在法国人建立殖民统治之前，源源不断迁入的清朝商民建立起带有自治性质的华人组织一一唐帮。“明乡人” 与后到的“清商”一起，最终融入越南社会，成为众多民族中之一分子一“华族” (Hoa)。
关键词：明清鼎革；越南；明香；明乡社；华族
一、“海上生明月”:从清代南洋华人墓碑“㳉”字谈起
17世纪40年代,中国发生了明清鼎革，无数神州赤子“义不事清”，远渡沧海，寻求安身 立命之所;稍后或受清初海禁、迁海等迫害，流移到异国他乡。从东北亚的朝鲜、日本，到东南亚的安南、柬埔寨、暹罗，乃至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群岛，都有流亡华人的身影。那些不满清朝统治的中国人身处异域，心系故国，以“维持并继承明朝香火”为职志，保持“明 朝人”的特色;即使客死他乡，也不忘记自己是大明的臣民，有些人在死去的先人墓碑上留下 别出心裁的印记,以显示民族与文化的认同。
在新加坡“山顶仔”有多处清初潮州华人墓地，墓碑上端均刻有“㳉”字，既非“清”，又非 “明”。其中意义，有人认为是“身在清则而心在明则月”。还有认为是“三点会”会徒标 记，取三点水水边旁的三点”,而“月”则含有复“明”之意。所以早期到达新加坡的华人，除了 经商外，“大多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了”①。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一般将“湧”解释为“清”，是 清代反清复明秘密组织的创造②。
上述解释当然不无道理,然似未能尽解其中之深意。那些不满清朝的华人告别故土，早将身家托付海外，甘做海国之民;一切都与时俱变，不变的唯有他们对逝去的大明的忠诚与 缅怀，一种文化的认同与固执，至死不渝。墓碑上的“㳉”字，似乎有更多的含义，寄托着“海 上生明月”愿望:“ ”表示海，“㳉”字表示海上明月，是张九龄的不朽名篇《望月怀远》启发了 明朝海外遗民的爱国情怀！看看胡志明市明乡嘉盛会馆的两副对联：
耻作北朝臣，纲常郑重；宁为南国客，竹帛昭垂。
明王永治南天，天光化日；乡里安居越地，地利人和。①
在“耻作北朝臣”的“明乡人”那里，根本不存在“身在清则? ”的意思;但是他们“继承明 朝香火”，使“明王永治南天”。他们心目中的“明朝”没有泯灭，而在海外复活了。所以，尽 管“阴”字在清代会党与海外华侨中流传，而且都含有反清复明的意图,但似乎应作多样化理 解。南洋华人（包括越南）使用“㳉”字,更侧重于在文化意义与社会心态上对明朝的认同，在 居住国尽量按照中国传统去营造并维持一个“非清”的“海上明朝”的生活方式（本文讨论的 “明香”、“明乡”就是典型），而不像清朝会党那样直接用武力去抗争，策动反清复明活动。
德国学者傅吾康（Wolfgang Frangke）在印度尼西亚对华人碑铭的调查研究显示，有些地方华人墓碑也写有“㳉”字,如廖内1883年C6.7.7杨大却、谢素娇墓,1890年C6.7.8卢钦 记、暹罗潘氏、郭端连墓,C6.7.11考源、妣东墓,C6.7.12华美乡沉捷标木墓，墓碑上都有 “㳉”字②。虽然这些坟墓在时代上属清末，但同样蕴涵并承传着先辈对明朝的认同或反清 复明意识。
越南是明末清初华人南渡的第一站，很多华人因此留在当地，形成聚落，遍布全越，南圻 最众，中圻也不少，因而出现了本文要探讨的越南特殊外侨社区——明香（明乡，Minh- Huong） 与明乡社 （Minh-Huong-Xa）。20世纪50年代，著名华侨史专家陈荆和先生、日本学者藤原利一郎等对明香与明乡社作了颇有成效的研究;一些西方学者对殖民地时期越南华族 研究也涉及明乡③。笔者近年的调研显示，明香的起源、明香社（明乡社）的演变与建制、明 香的“中国特色”等方面仍有不小的探讨空间，而作为越南特殊外侨群体和基层组织,明香与明乡社的演变蕴涵着不寻常的时代意义和文化内涵。现结合相关文献与考察资料，对上述 问题略作梳理与分析。
二、庯宪、会安等地的华人居区与“明香”的关系
中国与越南山水相连，在地理、历史、种族等方面都有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明清时期 中越两国长期维持以朝贡贸易为中心的宗主国与藩属的邦交、外贸关系，两国民间交往相当 密切，贸易、移殖、文化交流持续不断,对两地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南北朝(1527—1592)和郑阮对峙(1533-1788)时期，安南郑府、阮府分别开放庯宪(Pho Hien, Hien Nam)和会安(Hoi-an, Faifo)作为对外通商城市，这两个城市都聚集大批的外国商 民,其中包括中国民众。
庯宪为17、18世纪北圻上山南之行政首府，地点在今兴安红河左岸，与首都升龙(加吒 Long)有水路相通。古老相传安南城市“京畿(河内)居首,庯宪次之”。天应寺永祚二年 (1620)碑文称庯宪为“小长安”，说明庸宪在17世纪20年代对外贸易已颇繁荣，日本人、暹 罗人大批进入庸宪,各国商人约计2000家。阳和三年(1637,明崇祯十年),清都王郑树准许 荷兰人在腐宪设立商馆，荷兰东印度公司商人发现庯宪寓居大批中国商人。
当时庯宪已经形成一个华人居住区(Bac Hoa),由三条街组成，分别是Nuong街、Trung 街和Ha街。由于华人不断涌入，山南都督黎定建(Le Dinh Kien)于1696年在An Vu村与 Nhan Due村之间另外划出一个区域，建造房屋，安置新来的华商。不久,Trung街和Ha街之 间交界处出现了一个新码头Van Lai Trieu。据当地保存下来的18世纪初中文碑刻记载，当 时庯宪有中国商人200余户。1711年的中文碑铭更提到当时华商建立的20个行业商会:染 业商会、肉食品商会、渔业商会、木材商会、陶器业商会、藤席商会、皮革制品商会、米业商会 及中草药商会①。
中国商人在庯宪主要从事中介业务，经营中药、布料、香料、蜂蜜、丝及丝织品等生意，这 里是中国生丝和熟丝的唯一来源,荷兰人、英国人在这里建立商馆，经营丝绸贸易。中国商 人基本上操纵了庯宪的商业贸易，直至18世纪30年代庸宪衰落为止②。
黎英宗正治元年(1558),阮氏太祖阮潢镇抚顺化，十三年(1570)以顺广总镇兼领广南， 成为南部强藩。为北方争雄,阮府一方面坚定不移地推行“南向”政策，不断向南方扩张，侵 吞占城。另一方面，阮府主动开放国门，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允许外国商船到顺化(Hue)、会 安、新州(归仁)、提夷贸易，以收商利,“一以备军需，一以供国用”。对前来广南的外国商人， 阮府采取容留政策，利用外侨特别是华侨拓展疆土，开展对外贸易。
会安位于越南广南一晚港省柴江的入海口。16世纪中叶以后与长崎、大员、月港、澳 门、广州、庯宪、广南、暹罗、吧达维亚、马尼拉等港有频繁的贸易往来。各国商人纷至沓来， 竞逐商业利益，首先是亚洲的中国人和日本人，以及暹罗人、马来人,其后葡萄牙人、荷兰人、 西班牙人、英国人接踵而至。中国侨民大体有两种:一是因为风信不顺，或商务迁延，错过每 年七、八月风期还国而暂时居留者，此即所谓“押冬”或“压冬”者。二是长期居留者,多为商铺守柜，或船主代表、公司代理①。
会安出现了以明朝中国人为主体的外侨社区，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人町”或“唐人街”。会安华人聚居在会安日本桥附近阮氏明开街一带，与日本人聚居区比邻而居。日本名古屋 情妙寺(The Jomyo Tempel)所藏交趾国航海图,记录了 1602年会安"日本町M(Japanese Street) 和“唐区”(Tang Sector)的实况。17世纪中叶,会安约有华人5000人。
闻之家有谱,犹国之有史。……兴安城庯北和明乡会，原前明乡也(原注：宪南繁盛 之时，明人经商到此,五府会馆聚众，故曰明乡)。温氏即明乡中一家族也。
碑记反映了庯宪曾经有过的繁荣，有不少华商到这里经商。不过该碑保大甲申(十九 年,1944)立，“前明乡”的时代不明，并不能说明庯宪初兴期华人的具体情况。
笔者认为，庯宪、会安的早期华侨和后来的“明乡人”都来自中国，两者事实上也存在着 渊源关系，但不同时期华人群体的来源不同，名称的意义也不同，不能等同视之。早期中国 移民主要来源于自由的商业移民,而明清之际的中国移民主要是逃避战乱和不愿受清朝统 治的政治移民，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明香”一名迟至神宗盛德癸巳(五年,1653)才岀现，阮 朝圣祖明命八年(1827)改“明香社”为“明乡社”，此后“明香”改称“明乡”,“明乡”一名才正式 出现，此是后话。
三、从“明香”、“明香社”到“明乡社”
明清时期南洋华侨多数来自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农民、手工业者、中小商贩以及渔 民,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造成沿海华人下海通番、移殖海外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因素。华人违禁下海的目的，除了经营生意外，主 要就是出外谋生,正如著名南洋史专家许云樵先生所说:“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也，官民异趣：官方虽岀政治作用，民间则受经济支配。”②
不过，明清之际流移海外的中国民众,主要是因为政治原因,规模大,有组织，影响深远， 尤其在政治上的作为远非其他类型移民所能及,这是清初华人移殖海外的主要形式和突出 特点。他们在海外国家居留下来之后，怀着强烈的民族情结,以保持“明朝”特色;而原来受 中华文化影响的明朝藩属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视明朝为中华正统，对流移异乡的华人釆取程度不同的同情和容留。朱明王朝覆灭了，但“海上明朝”在海外却康续不灭。
明清之际移居越南的华人大多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穿明服装，戴明儒巾，强调中 华血统和文化传统,保持民族本色，于是标榜“明朝人”身份、以“明朝”正统继承者自居的“明 香”出现了，华人居住的村社被称为明香社。
这些观点注意到明乡人、明乡社的若干重要特点,但没有清晰并全面地概括出“明乡”或 “明香”的基本含义,只注意到明朝中国人初到越南的情形，而忽略经过几代人之后的变化。
有些观点，则把19—20世纪到越南的中国人，也称为明乡。英国著名华侨史专家巴素 （Victon Purcell）说：
华侨与安南人结婚所生子女通称"明乡"（Minh-Huong）……由于华人男性移民多 未结婚即来到越南三邦（指越南、柬埔寨、老挝）,他们通常就娶本地人为妻。无疑地，这 不仅是受到了天然需要一个伴侣的欲望的影响，而且也是因为利用这种联姻即可与本 地人民通商。这种婚姻很得安南人及柬埔寨人的好感，因为华侨是以朴素、勤劳和节俭 见称的，而且本地人认为他们具有无法竟衡的超越智慧，而极为钦敬。②
巴素基本上没有关注明香人产生的历史背景，当然也没有对“明香人”与“明乡人”在时 间与意义上加以区分。不过巴素还是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现象:华人与柬埔寨人结婚所生 子女则无特殊称谓，东京北部的蒙族、土人与华人混血，则被称为洪旦人、曼人和棉人，这些 差别揭示了安南人与华人在越南三邦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的事实③。
如前所述，庯宪、会安的华人群体和华人社区的形成是自然的过程，与后来阮朝在全国 范围内把华人居住区改设为基层组织性质的村社（“明乡社”），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产物，不应 该把两者混为一谈。当然，庯宪、会安后来也有明乡社，确实是由当地华人居住区改造而来, 但这不等于说原来的华人居住区就是明乡社。明后期庯宪、会安等地定居的中国人，自认明 朝（大明）人是没问题的，但不会刻意突出自己是“明香人”。只有明朝灭亡之际逃到海外的 人才会特别标榜自己明朝人的身份，贴上正统中国的文化标签，以示与清王朝的不同;也只 有在这个时候，明香人从观念到社会心理上才真正突现。从越南全国范围内看，从明香人到 明乡人，还经历官府从社会控制到种族同化（认同）的复杂过程。
关于“明香”和“明香社”出现的时间，不少学者认为在17世纪初或更早。如越南学者 Nguyen-Thieu-Lau氏利用地方史料，认为它在17世纪初，甚或更早，由来此居住的中国人设 立，并且通过不断迁入的华人补充扩张而形成的,因此其起源至少可追溯到17世纪以前，而 “明乡社”正式成立则是在17世纪初叶;Nguyen-Thieu-Lau还介绍说，与明清之际逃到会安的 效忠明朝的“十老”有关，传说Minh-Huong-Xa（明香社或明乡社）就是他们组织起来的，社名 几乎也是在17世纪中叶开始岀现的①。不过这些观点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就是没有给出比 较明确的断代，断代的模糊表明他们对明清鼎革历史以及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背景和内涵 的不了解。
可以肯定,“明香”和“明香社”是明清易代的产物，所以它的出现时间不会早于1644年 （明崇祯十七年），而且“明香社”的出现先于“明乡社”。我国学者陈荆和也认为“明香社”（而 不称“明乡社”）设立的时间在1645-1653年之间，很可能在1650年（神宗盛德二年）前后，这 是有道理的。现有文献表明，“明香社”一词最早出现在《大南实录》。该书显宗丙寅七年 （1746）二月云：
初置嘉定府，命统率阮有镜经略真腊，分东浦地,.以鹿野处为福隆县（今升为府）， 建镇边营（即今边和）；柴棍处为新平县（今升为府）,3藩镇营（即今嘉定）。营各设留 守、该簿、记录及奇队船、水步精兵、属兵。斥地千里，得户逾四万，招募布政以南流民以 实之。设立社村坊邑，区别界分，开垦田土，定租庯税例，纂修丁田簿籍。又以清人来 商，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居藩镇者立为明香社（今明乡）。于是清商、居人悉为编户 矣。②
阮朝安抚流民，加强对南圻的控制，广泛建立乡村基层组织,设立村社坊邑，其中定居藩 镇者立为明香社，居镇边者立为清河社;有所区别的是,明香社的华人是原有的“居人”，而清 河社的华人则是后来的“清商”。移居越南的明香社、清河社中国人都成为阮朝的编户齐民。
成书于黎显宗景兴三十七年（1776）黎贵惇的《抚边杂录》在介绍顺化对外贸易时也提到 奠盘县（后改延福）的明香社：
顺化处水陆，连接广南。广南之右，通诸蕃国；其海道则距闽、广只三四日，故商船 从来凑集。大明永乐时有设入顺化市舶提举司，又有搜钱场。阮家割据，所收舶税甚 饶。该（设?）有该髒、知髒各一员，该簿糖、该府贈、记录腊、守赭各二员，该房六人，令史 三十人，仝锐兵五十名，赭伤四，队七十名，通事七名；明香、会安、舫崂占、锦铺、廊钩等 社，差司采报，系赠到广南处,入大占海会安鹿、沱滇、海门、流淋处，商贾受纳土物各项， 其到税回税定例有差。③
阮世祖嘉隆十三年(1814)在全国进行土地清丈，清册记录了会安的六个村社和清河的 田亩及私人占地情况;明香社紧邻广南总督府，并与会安、C。Trai的村庄接壤，西北与锦庯相临，南近秋盆河①。
2001年，笔者前往会安考察，在明乡萃先堂,发现有“盛德癸巳年”供奉“三界伏魔大 帝”、“神威远振天尊”的牌匾,上书：
盛德癸巳年谷旦书
三界伏魔大帝
敕封
神威远振天尊
明香员官各职全社立
“盛德”为黎神宗年号，癸巳年即盛德五年，清顺治十年(1653)。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 的关于“明香社”的实物资料。由此说明，作为县属地方基层组织的“明香社”至迟在1653年 已经出现，而且设置员官。据陈荆和先生介绍,在会安汉澄宫(关帝庙)也有一件盛德癸巳年 设立的匾额，内容与明乡萃先堂完全一样,不过笔者没有找到。
陈荆和先生指出:“有不少迹象可令人推想新开地鹿野、柴棍地区吸引了会安明香社及 顺化清河庯之许多华商及华裔南来经商或从事开拓,及至阮府开设嘉定府，便取其籍贯之明 以称新设之社村。”②如果笔者没理解错的话，这种解释似乎在说:会安是越南“明乡社”的 发祥地，换言之,各地明乡社都是从会安传过来的？这种推想恐怕有待进一步证实。笔者在 越南考察期间，从北方的庯宪，到南部的胡志明市、河仙，都发现有明乡社的遗物或碑刻，难 道也与会安明香社有渊源关系？合理的解释恐怕还得回到文献记载的制度上来。
据《大南实录》记载，圣祖明命七年七月，“更定诸地方别纳明香社税例”。据户部奏议可 以看出，明香社主要分布在如下地区:承天、广南、富安、平定、广义、北城、乂安、山南、清葩、 嘉定、永清、河仙、龙川、坚江，比较集中在越南中部和南部③。英国学者巴素也认为，柬埔寨 与交趾(南圻)是华人最为稠密的地区，混血人口最多。在交趾，明乡的人数最多。启定六年 (1921),估计人口 64500人;保大六年(1931),增至73000人，其中瀋臻、薄寮、茶荣、迪石的 “混血的人数”比纯粹的华人要多。下表是保大六年南部六省明乡人数:④
瀋臻
薄寮
茶荣
芹苴
迪石
河仙
小计
13000
11000
8500
4000
4000
3000
43500
明命八年七月，明香社改名为明乡社，此后“明香”改称“明乡”①。会安的明香社至迟在 黎神宗癸巳年已经出现,但在全越推广,也就是改名“明乡社”，则在阮朝明命八年。从此，明 乡人正式被视为安南人，被赋予同等的权利，明乡社成为安南基层组织。
然而，从现有资料看,即使在明命八年之后，各地对“明香”、“明乡”的使用并没完全统 一，很多地方仍然使用“明香”。例如会安来远桥上历次维修的铭文，都用“明香社”，包括嗣 德二十八年(1875)那一次。大概是习惯使然吧,当然不排除其强调“明香”原意之意图。
阮朝为什么允许乃至推动明乡社的建立？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一般认为,19 世纪初，嘉隆帝在统一越南过程中，华人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回报华人的效忠与功劳，嘉隆朝 乃在三圻普遍设立明香社，这点需要明确是毫无疑问的。不过还应作更深层次的思考，从中 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和明清鼎革大背景去理解。明朝推翻元朝后,把清除“胡元”习俗，“复汉 官之威仪”作为“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洞时按照《周礼》“六服”和“三服”所构成礼制体系设 计国家对外政策，建构以大明为中心，包括东亚、东南亚诸国的朝贡体系，安南是这个体系中 之一员，长期与明朝维持宗主国与藩属的邦交、贸易关系。明初把周边关系密切的15个国 家列为“不征诸夷国”，其中就有安南和占城②。明清鼎革之后，安南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 家一样，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接受作为清王朝藩属的地位;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明 朝为中华文化正统，仰慕明朝文化。明朝制度是阮朝模仿学习的榜样，阮世宗戊午元年 (1738),改定色服,“其文武官服，参酌汉唐历代至大明制度及新制式样，其士庶服舍器用，略 如大明体制,尽除北河陋习，为衣冠文献之邦矣”③。
南北朝时期北方郑府对华人没有南方阮府那么宽容，但是对明朝也颇为推崇。《钦定越 南史通鉴纲目》记载，熙宗正和十七年(1662)秋七月，令清人来寓者遵从越俗：
清入关薙发短衣，守满洲习，宋明衣冠礼俗荡然，往来日久，越人效之，乃严饬北人 侨越者，言语衣服，一遵越俗，非有熟人引导，不准入都城;边境居民，不得效其声音衣 服，违者罪之。④
这条史料经常被学者引用，以证明北方郑府华侨政策的严厉，实际上饬令还反映郑府对清朝 的蔑视与轻慢，郑主当然不希望看到越南人受“满洲习”的感染。
阮朝对来自明朝的臣民给予同情和庇护，一批明乡优秀分子甚至进入统治集团,在朝为 官，备受重用。例如祖籍福建的镇边明乡人郑怀德(1765-1825),世祖朝累历协办大学士、 领吏部尚书，兼领兵部尚书;明命初年领嘉定总镇印务，回京仍领吏部事务，号称“中兴功 臣”。五年秋，领吏、礼二部,充钦修《玉谱》总裁。六年春卒⑤。此外，阮朝名臣吴仁靖、陈养 钝、潘清简等，先世皆来自广东或福建，是明乡人。
越南允许中国人打出“明香”旗帜组织“明香社”，后来更在全越华人基层村社推行“明乡社”制度，充分说明以明朝为正宗的华夏文化在东亚文化圈拥有雄厚的基础，以明朝为中心 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具有强大影响力和顽强生命力。
当然，阮朝“厚待”明乡人，也有利用华人的目的,一方面增加本国户口，开拓赋役来源; 另一方面利用华人，为他们效力，开疆拓土。总体而言,阮朝的政策客观上为华人提供休养 生息、安身立命的发展空间,无论对发展越南经济，还是弘扬中华文化，都有积极作用。
四、“明香社”的建制与明香人的赋役负担
明命八年七月，阮圣祖将各地客社庄铺称为“明香”者俱改为“明乡”,在行政上隶属于 县。据陈荆和先生研究，以会安明香社为例，设有该社、乡老（乡绅、乡目）、乡长、训导（香供、 理三实务）、政长（邻长）、附长、甲首（社民代表）等员职①。
日本桥为会安的著名古迹，1593年（光兴十六年）由日本商人所建。己亥年（永盛十五 年），明王阮福凋赴广南营阅兵，途经合安,见日本桥边商船辐養，名其桥曰“来远桥”，赐御书 匾额,后经多次重修，至今保存完好②。桥上有《大南保大元年（1926）岁次丙寅五月甲午日乙 亥已亥牌明乡胜和谱官员乡职本谱重修碑铭》,详列明乡胜和谱乡职，其中有乡长、三宝、守 务、邑长、司礼、管谱、守银、值事等职，对研究明香社乡职建制具有重要价值，现抄录 于下：
本社内官员乡职记恭银元敬列于左
明乡社
承天统制范祯祥三元
翰林院著作冯语二元
翰林院著作招广信一元
正九文阶王宾一元
正九文阶陈如璧一元
翰林院待诏曾煩一元
正九文阶黎魁一元
正九文阶陈刚二元
正九文阶黎莹三元
正九文阶周光溥一元
从九文阶周丕（玉？）基一元 从九文阶丁造三元
从九文阶黎奇二元
从九文阶周丕（玉？）训一元
新旧役目
免差陈至和一元
守敕杜仲一元
守簿张玉瑜一元
乡长陈永发五毛
乡长黄传铿一元
当年乡长龙有德一元
三宝张廷梯五毛
守务王莹一元
守务林尚志五毛
守务杨发炬五毛
当年守务谢勇一元
邑长林如珪一元
邑长汤如东五毛
邑长余学礼五毛
当年邑长陈尚宽五毛
预诸事务列名于后
总理旧司礼兼管谱张永得
正督工旧守务谢宏泰
副督工旧邑长陈玉盛
理财旧邑长刘允成守银准支增供神马二部
检项当年值事阮克勤
视事新旧值事预列
刘明鉴潘文迪 陈公可 莫如礼 陈钺 陈文起
阮生辉高玉兰 阮恩 张永得书
嘉隆十六年(1817)岁次丁丑乙己月戊子日丙辰明香社乡宦乡老乡长全社等仝重 修。
龙飞岁次癸未年(1823)丙辰月乙酉日己卯时明香社缘首张弘基暨全社等重兴。嗣德二十八年(1875)岁次乙亥甲申月丙辰日丙申牌明香社乡官乡长本社并本備贵 商等重修。
明乡人不仅拥有属于基层社会组织的明乡社,而且有自己的会馆。在会安陈富街，至今仍保留着历史悠久的明乡萃先堂，从“盛德癸巳年”供奉“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的 牌匾看，早在盛德四年（1652）萃先堂已经存在。萃先堂遗存不少碑刻楹联资料，是研究明香 （明乡）制度的珍贵史料。正堂祀“明乡历代先贤”，其中乡官祀“十大老”，这是会安明香社的 开山之祖。乡老祀许、魏、吴、伍、庄、邵六人。乡长祀吴廷宽、冼国详、张弘基,其中张弘基曾 主持“龙飞岁次癸未年”来远桥的重修。这些人都是会安明乡先贤或对明乡社有贡献。
萃先堂内还有“文昌庙明文会会员前往列位”，“开山大檀越主郑门吴氏法名妙成神位”, “古斋社里长李有兴神位”，“理三宝务班前往列位”，“重建圆寂第四代号惠鸿讳上广下炳公 大禅师莲座”，“明清诸族派祠堂之先灵列位”等①。
胡志明市堤岸第五郡水兵街，也有一座明乡会馆，是1778年（景兴三十九年，一说1789, 昭统三年）嘉定81位经商致富的明乡人捐资兴建，名“明乡嘉盛会馆”,奉祀陈上川、阮有景、 郑怀德、吴仁静等开基创业先贤，同时作为联络聚会之所。会馆历经数代变迁,20世纪60 年代会员多达60万人,遍布越南全国各地。1901、1912、1941、1948年五次重修。1993年越 南政府将会馆列为“国家文物历史遗迹”②。
越南阮朝对待明乡人还实施若干特殊政策。广南为主要对外贸易地区,它的贸易又以 对华贸易为最主体，所以会安的明乡人在贸易上非常活跃，在1775年西山政权建立前，明乡 社民承担检查船只、秤斤、价值，华船、外国船来会安时担任通事，并设订价格③。
然而就全越而言，明乡人毕竟以农耕人口占多数，作为编户齐民,更多承担国家赋役。长期以来，各地明乡税例颇不一致,不仅供输不一，而且轻重也不一样。有些按人丁征税,有 些按地区缴纳;有些征收银两，有些则缴纳缗钱或布。南圻永清、河仙等地原为柬埔寨属土， 经华人首领鄚玖、鄚天锡父子的大力经营，归属阮朝;为了犒赏华人的贡献，阮朝给予一定优 惠，明乡人赋役负担较其他地区为轻，且民丁老疾者减半征收（参见下表）④。
明命七年（1826）以前各地明香税例
地区
税例
地区
税例
承天、广南、富安
人岁输银2两
山南
人数70余,岁输银60两
平定、广义
人岁输布2匹,庯缗钱1拼5陌
清葩
无人数，岁输银30两
北城
人数100余，岁输银200两
嘉定属城
人岁纳庯缗钱1缗5陌
乂安
人数200余,岁输银100两，附 银10两
永清、河仙、 龙川、坚江
壮项岁输庯缗钱1缗5陌，民丁 老疾半之
为增加税收，改变明香“税例不一”状况，明命七年七月，户部奏议南至嘉定，北至北城的 明香籍人丁全部按照承天、广南、富安税例,每人征银二两，而民丁老疾者免征。至于清葩人数空缺，令镇臣核实户籍，照例征收。明命帝批准施行。
另外，承天有关公、天妃二祠,原有明香六人奉祀;嘉定属城明香三百余人戊申年曾进献 杂铜一万斤，以资兵用,朝廷予以减税优赏。此两项人仍纳庯税如旧例①。
顺便指出，越南除了设置明香社作为安置华人的特殊居区外,对新附“唐人”(阮朝把清 代迁入越南的华人称为“唐人”，以别于以往迁入的旧华侨“明香人”)按省籍建立同乡组织， 设员自治。阮世祖庚戌十一年(1790)二月条称:“令凡广东、福建、海南、潮州、上海各省唐人 之寓辖者，省置该府、记府各一……”“唐人”有些列为编户，或纳庯钱，或纳搜粟，或纳铁子, 税课不同;有些初来，并无征税。由于“唐人”不断增加，人数逐渐超过明香人,成为越南华人 的主体。明命七年(1826)七月，定《唐人税例》，岁征唐人庸役钱人各六缗五陌，始附未有产 业者为穷雇免征。嘉定城臣奏言:“前者唐人投居城辖、民间铺市,业令所在镇臣据福建、广 东、潮州、海南等处人，各从其类，查着别簿置邦长，以统摄之。”②这是关于唐帮的最早记 述。这种按籍贯区分的华人自治组织，为法属时期所延续,发挥重要作用。
五、明香的中国特色——兼谈华人对中华文化的传播
明香(明乡)人以明朝文化为标志。然而为了生存与发展，明香(明乡)人一方面保存乃 至强化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在某些方面主动或被动地改变自 己的文化传统，接受越南行政管辖以至本土文化，融入本土社会，成为越南的富有特色的民 族(华族)文化和新鲜成分。从“明香”到“明乡”的演变过程，反映了华人融入越南社会的进 程，也是“明乡”本土化并变为越南基层组织的过程。尽管如此，明乡人仍以明朝继承者自 居，始终保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每一个明乡社俨然一个明朝村社。
新近出版的研究成果显示:明乡人虽已属越南籍，但仍保持中华传统文化，建祠立庙，奉 祀香灯,保持明朝正朔衣冠,认华文，通粤语,始终系念宗邦等③。这是对明乡人基本特点的 高度概括。
以杨彦迪(杨二)、陈上川等为代表的明朝将领率所部来到南圻，仍然穿明服，戴明巾，以 “明香人”自居，树立起“海上明朝”旗帜。
康熙初年，雷州海康人鄭玖(Mac Cuu)率部族进入真腊(Cambodia)河仙(Ha Tien),招集 流民，把该地区经营成繁荣的国际港埠，有“小广州”之称，后归顺安南阮朝,被封为都督。他 的儿子鄭天锡(Mac Thien Tu)继位，苦心经营凋旋于越南阮朝:高棉和暹罗之间，成为18世 纪中南半岛举足轻重的华侨王国，有“港口国”(Can Cao, Cancar)之称④。
姚相先生指出,鄭氏政权以河仙为中心，“俨然成一小国。他境内的文物制度，完全依照 明代”⑤。鄭氏建学校,延学者，兴礼仪,倡诗文，使河仙文风“著于海龈”。史载河仙“履正含文,故人尚节义。其学《五经》、《四书》、《通鉴》，精于义理。中兴初设督学，颁学规，开试科, 举业兴行。于是理学与文章始蔚然并美，而文风振作矣”①。确实如法国学者保尔•布德所 云:“在鄭玖的努力下河仙不但已变成一片可居地，而且还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鄭天锡 又进一步地把它改造成一个文化中心。”②
陈荆和先生对福建漳州龙溪人陈养纯家族的研究，为了解明清之际华人南渡以及明乡 家族繁衍发迹之典型个案。据称陈氏1650年前后“避乱南来生理，衣服仍存明制”。养纯之 后，陈氏极力在华人社会中选择其婚配对象，成为陈家的不文律;陈氏嫡派至第九世均娶华 人或华裔为正室,其中第八世怀永娶粤人龚氏，第九世迎本娶同社人谢氏，先世亦粤人;陈家 之女,不少也与华人或华裔结亲。另外，陈氏历代嫡派男子取名，似乎遵循如下一个辈分序 列:养、怀、迎、元、士、朝、养、迎、元、士,从而维持了传统中国家庭取名之雅俗。
陈养纯南来后十余年，其子陈总曾经回福建寻亲，总之长子宗也曾返回故国，陈氏在半 个世纪里，仍与福建宗族保持联系;只是到第六世以后，陈氏入朝为官,进入越南上层社会， 陈家与故国宗亲的关系才逐渐疏远。
陈氏作为中圻名门望族澤世儒医,迄20世纪60年代，历300余载，传11世③。
2004年初，笔者等前往庯宪调研,采访了当地华侨温德成先生（69岁）。温氏祖辈从潮 州迁来，卖药为生，与越南妇女结婚。《保大甲申温谱碑记》称:“我十公即温家族一世祖也。公本（原碑铲去四字）人，少时南来,娶南人，灵负代主。”几代人都行医卖药，到温先生已经第 七代，仍操祖业。
庯宪是明清时期安南重要外贸港口，华人聚集，曾设“北和明乡会”,“温氏即明乡中一家 族也”。经过世代经营，温氏打下一定基业，家中建立了典型中国特色的“温氏宗祠”。祠堂 有多幅对联：
源出潮州南海支派经五世，
地居温带藤城德树自千秋。
华派源从潮海北，
清水影醮月湖南。
盖得华裔中出来孔孟真传轩歧妙诀，
况当财富上理会管商旧学欧美新闻。
这些楹联不仅记述了温氏的祖籍来历，而且表明温氏以孔孟为本，“世德作求”。最值得 注意的是多幅对联纪年既不署越南纪年，也不署清朝纪年，而称“龙飞”0清代东南亚华侨为 表示其不忘明朝故国与不承认清朝的立场，有些使用南明年号，有些自创年号，配以干支，以为纪年，例如“龙飞”、“天运”，而不釆用居住国或清朝的纪年。笔者在会安关帝庙、河仙鄭氏 家族墓地，都发现有以“龙飞”纪年的牌匾或墓碑，显示出相同的民族情怀。
16世纪末，后起的英国人开始进入东印度，并于1600年成立著名的东印度公司,向亚洲 扩张势力。1602年，兰开斯特的舰队再次来到南洋，在万丹建立第一个商站。其后,英国商 站扩展到印度、太平洋。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7.18世纪庯宪华商的生意相当红 火，下面是一段关于17世纪末庸宪最富裕、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商人Nitthoe的记录：
明清之际大批带着强烈政治色彩与文化理想的中国人涌进越南，深刻地影响着越南社 会的进步，从政体到社会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明朝及其文化的影子。清朝平定台湾后，于 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贸易，华人持续不断地进入越南中部和南部,中华文化从各个层面 影响着越南社会。
(一)语言文字
西方语言学家萨丕尔(EdwordSapir)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 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邻近语言的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 触。”②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往往首先从语接触开始。例如16世纪葡萄牙人闯进亚洲海 域，以果阿、马六甲、澳门等地为基地,发展东西方海洋贸易，葡萄牙与亚洲各国间经常性的 语言交流随之展开,葡萄牙语不仅成为亚洲各口岸的主要商用语言，而且与各口岸语言产生 交融,形成互相混杂、方便实用的“不伦不类”的新语言。在华夷混杂的澳门口岸，葡萄牙人 与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马来人杂居通婚，产生了澳门特有的族群“土生葡人”，他们使用 一种叫“巴度亚”的“土生土语”，由葡语、粤语、英文及少许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混合而成，直 至20世纪末，土生土语一直在澳门土生葡人中使用。而在澳门及其附近的中国人,使用广 府方言与葡人打交道，又产生了历史语言学家称为“广东葡语” (CantSo Portagues)的商业用语，其语词结构多来源于葡语，兼及广州方言及其他广东方言，文法则以汉语为主,18世纪 以前流行于以广州、澳门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
越南“原无本国别样文字”，受中华文化影响极深，越南语长期受到汉语的影响,特别在 两汉和隋唐时期，分别形成汉语“古汉越语”和“汉越语”，汉语与泰语（老挝语）、蒙吉语（MonKhmer） 成为越语的三种来源。13世纪，越南借用或仿照汉字创造了本国文字喃字,最初用 以书写地名、人名、告示等,后来发展为写诗作文;由于喃字书写比汉字复杂，表音困难，难于 推广,未能取代汉字。越南人著书立说,参加科举,大多还是使用汉字;在日常越南语里，更 是“永远混合有古汉越语和越化汉语”。阮翼宗曾经说，越南自士燮以后:自官至民,冠婚丧 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①
明清时期大批华人移居越南，把中国语言文字、典籍文献带到越南，对各地方言产生重 要影响。《嘉定城通志》谓：
国人皆学中国经籍，间有国音乡语，亦取书中文字声音相近者，随类而旁加之。如 金类则旁加金，木则加木，言语则加口之类。仿六书法,或假借、会意、谐声，以相识认
其人土谈，常杂以唐人、高蛮之语，听闻者习知之，而不辩其所以异。如谓括买曰叱 （益唾反），欺赚日气唯（谢某反），揖谢日舍,扑载曰卜纟才，匙日吩（施蒸反），对除日，罪 （谢嗨反），扇坠曰侈罪，彩仪曰嗪（赤再反）几，猪肚曰司噪（惭侯反），猪肾日司夭，面线 日楣哩（处卧反）,此唐人之语也……②
越南人称清人为“唐人”，华侨多粤人，广府、闽南方言（包括潮州话）在当地影响较大，如 藩安平阳、新隆两县“民居稠密，铺市联络，梁家瓦屋，比比相望,多通福建、广东、潮州、海南 （俗称琼州府为海南）、西洋、暹罗诸国语”③。
1792年，西人约翰•白柔（John Banow）著有《交趾支那旅行记》，记录他在越南的经历见 闻，其中列举了广南地区近百个越南语的单词发音，成为研究18世纪会安一舰港地区通用 语的宝贵资料。此书1807年译成法文出版,受到历史语言学家的重视。马丁•派亚特（Martin Piat） 认为这个单词列表是交趾支那越南口语与广东汉语的混合物。河内大学黄氏珠 （Hoang Ihi Chau）教授对这一语言交流现象作进一步研究，发现那时的会安存在“双语习 惯”:人们用越南语交流,而在会安一觇港贸易圈又存在一种通用语,不过这种通用语并不是 由于广东话（广府方言）影响而形成。通过对上述单词发音押韵、后缀等与今天广南一舰港 以及整个南部各省语音（包括高棉语、占语）的比较研究，她认为直到18世纪，会安一晚港的 越南口语和东京湾的区别并不明显，但是大概在19世纪也就是约翰•白柔旅行之后,差别开始出现。
这些变化与潮州人的迁入紧密相关。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数量巨大的华人不断从 广东、潮州、海南、福建迁移到越南、柬埔寨、暹罗，其中数量最多的是潮州人;潮州方言战胜 了其他汉语方言，对南部越南方言产生最大的影响，首先是语音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随后影 响到顺化及其以南地区。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不考虑,就是阮朝时国王的妻子大部分来自南方高官家庭，这些官员 都是阮朝的有功之臣;国王的妻子们说着南方方言，仆人和妃子不得不学说南方方言。很自 然，顺化方言一方面具有中部越南的北部旧词语、语音特征和语调，另一方面也有南方方言 的特点①。
（二）民间习俗
20世纪20年代陈序经先生指出:越南自汉代以来长期为中国版图之一部分，其文化之 为中国文化，是自然而然的。在明朝，越南对于四书五经的诵读，又积极提倡，而衣服装饰， 也又从了明制，所以越南的华化程度,更为深刻,直到现代,在越南可以随时随地见到中国文 化在越南的留痕②。明末清初，大批中国移民进入越南，使越中关系进一步得到提升;中国 移民在越南各地的城市、乡村和岛屿定居下来，也带来了中国各地的文化习俗。嘉隆朝明香 人郑怀德所撰《嘉定城通志》记录了南圻各地民间婚丧嫁娶、节庆典礼、祈祷乐事，据称具有 浓厚的中华色彩，端阳、七夕、中秋、重九等传统佳节，“多如中华制度”，“中国华风已渐责，蔚 然畅于东浦矣”。各地“庶民服舍器用，略如大明体制”。藩安地区“文物、服舍、器用，多与中 国同”。永清镇龙湖、沙的“风俗与藩安镇大同”。定祥镇美湫也与藩安镇差不多。在郑怀德 看来，南圻已经是一个“衣冠文物之邦”!③
对越南华人宗教信仰颇有研究的Tran Hong Lien（陈红莲）教授指出，华人无论定居在哪 里，都建立了宗祠和会馆。在越南中部的会安,华人会馆之多，居越南各华人聚居城市前列。康熙以后，广东、福建、潮州、海南、嘉应五属商众各自建立会馆，作为祀神集会场所，其中广 肇会馆、福建会馆建于康熙年间,距今已270余载;洋商会馆（中华会馆）建于乾隆六年，琼府 会馆建于光绪初年,潮州会馆建于光绪十一年。会馆建筑依照唐制，一砖一木,皆来自中国, 几经重修，至今保存完好。
各地的会馆都有供奉祭祀各地先贤及祖先的场所。例如会安广肇会馆,供奉广东籍先 贤及当地华人祖先。广籍人士每年阴历一月十六日举行祭拜,一年一次④。不少有地位、富 有的华人家庭都设有家庙，供奉历代祖先牌位、图像。2004年笔者等访问会安商家“罗天泰 号”（陈富街16号）的“罗氏祖堂”。祖堂正中供奉迁越始祖罗遇明夫妇牌位，有铭文“清初赠 儒林郎直隶州分州廿世祖显考粤南府君神位”。祖堂还供有明遇公（1785-1845）图像，穿清 朝官服;图像上方记述罗氏在中国的籍贯“中国广东省东莞县寒溪水上桥乡”。据罗氏第六代传人介绍,该商号创始人罗遇明于清中叶从广东东莞来到会安，经商起家,后来发展成拥 有会安“半条街铺业”的大商家，业务拓展至顺化、西贡。会安来远桥上有一方启定二年 （1917）六月立《明乡社仝重修来远桥》的碑铭,刻录捐款的帮众商家：
福建帮帮长 德记号 十元
广东帮帮长 南泰号 十元
潮州帮帮长 许磺合 四元
琼府帮帮长 成福利 八元
嘉应帮帮长 振隆堂 六元
万发公 司 十五元
罗天泰号 十五元
(后略)
可见“罗天泰号”直到20世纪初仍属会安富商，捐款居于前列。
一些大族聚居的华人村社，则建立同姓宗祠，敬宗睦族。18世纪鄭玖、鄭天锡父子经略 河仙，辖境远及金瓯等南方地区，家族势力强大;后来鄭氏衰微，但在金瓯地区仍有众多后 裔，并建有鄭氏宗祠。
华人传统神灵、华侨英烈、先贤备受尊崇。在华人聚居的村镇,关帝庙（汉澄宫）、城隍 庙、龙王庙、天后宫、伏波将军庙到处可见。在庯宪北和街与新大街交界处，有一座规模不大 的关帝庙,18世纪初14姓广东、广西、福建华人捐资修建。庙内供关云长像，有历代所立 “白日青天”、“千古伟人”等牌匾。据管庙人温德成先生介绍，庙里最有价值的“宝物”是初建 关帝庙时华人从中国带来的丝绸画《关圣帝君》、帝王绣像（孔子像?）各一幅，至今仍珍藏在 关帝庙。当地民众崇拜关帝，按照中国习俗每年春秋两祭。《大南一统志》广南“祠庙”条记 载,会安明乡人建关公祠，“规制壮丽”;明命五年，圣祖南巡经过该祠，赐银300两①。
天后（妈祖）是海外华人共同奉祀的传统神灵,华侨聚落大多建有天后庙。在会安的中 华、广肇、福建、琼府、潮州五大会馆,每年都按传统定期祭祀阿婆（天后）、关公、伏波将军等 神明，中华会馆三月二十三日拜阿婆（天后），广东会馆二月十六日、六月二十四日拜关公，福 建会馆二月十六日、三月二十三日拜阿婆（天后）,潮州会馆正月十六日拜伏波将军。
在富庶的南圻，广东人称为西贡和堤岸的两个地区，有许多中国人建的古庙宇，比如堤 岸的福建二府庙，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福建漳州和泉州二府华侨建造的，许多中国僧侣来 到越南后也以该庙为最初的居所。后来泉州人另建温陵会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会馆、庙 宇、宗祠等都是纯粹的“中国制造”，建筑物的装置和饰物所用材料亦由中国输入，如霞漳会 馆内天后庙圆柱上的龙浮雕，玉皇殿内用纸板裱糊的降龙、伏虎神像②。
明朝将领陈上川、阮有景和明乡先贤郑怀德、吴仁静、鄭玖等人在南部地区受到神灵般的推崇。在胡志明市、藩安新安社、边和镇新邻村、平阳县从政村、永清镇后江大洲,都建立 有纪念陈上川的祠庙。
鄭氏父子为南越开发作岀重要贡献，受到南越民众特别是华侨的广泛信奉，今天越南河 仙有鄭玖庙、鄭天锡庙，堤岸有鄭玖街。每逢农历十二月十二日鄭玖诞辰，十二月二十四鄭 氏逝世，各地都有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三)佛教传播
明末清初中国激烈的社会变革引起宗教文化界的动荡与改组，佛教分化出三个派别:一 是遗民派,代表人物有岭南的夭然和尚、江南的弘储和尚、云南的担当和尚，都是遗民僧中之 佼佼者。二是新朝派,代表人物有顺治召见的江南临济宗禅师憨璞怀聪、玉林通臻、木陈道 恣等;此辈“以帝王外护为荣”,“藉新势力以欺压同侪”，骄横一时，为士林所不齿。三是异端 派，以大汕为代表①。17世纪初叶大量明朝遗民迁居越南,其中包括遗民派佛教僧侣。
在会安历史博物馆，陈列着一口康熙二十七年(1688)广东省广州府督粮厅戴某供奉给 会安广安寺的梵钟，铭文如下：
风调雨顺
广东广州督粮厅加一十二级
篇□□仝妻信奶陈氏
虔□洪钟一口重二百余供奉
广安寺佛前
佛山汾水万名炉铸造
康熙二十七年岁次戊辰吉旦
国泰民安
广东官员向会安的佛教寺院捐赠铜钟是在清朝开海贸易(康熙二十五年)后不久，说明 清朝与广南的佛教交流渠道畅通，无论官方或民间对发展与海外(包括广南会安)贸易都很 有热情。这是清越文化交流特别是佛教传播值得重视的现象。
入清在越南传播佛教最有成就的高僧是元韶禅师，原籍广东程乡，别号焕碧，临济宗第 三十三世。阮太宗乙巳十七年(1665)从商舶南来，卓锡于归宁府。在越南中部和南部建造 了许多寺院,如平定省之拾塔弥陀寺,承天一顺化省之国恩寺，同奈省之金刚寺、龙禅寺。禅 宗临济派在顺化以南各省广为流传，并形成“了观宗”等宗派，元韶禅师起了重要作用。
明海一法宝禅师是元韶禅师的法嗣，临济宗第三十四世，他在会安建立了第一座佛教寺 院祝圣寺。
在黎世宗时代(1573-1599),W洞宗在越南北方流行起来。水月禅师坐镇河内槐街寺, 弘扬佛法，使之成为曹洞宗在北方的祖庭。英宗皇帝时，元韶禅师往广东，迎广州光孝寺僧石濂大汕(1633-1705)，大汕在广南宣扬佛法,向阮王福周传授“菩萨戒”，赐其法名“兴龙”, 号“天纵道人”，属曹洞宗第三十世。姜伯勤教授在他精深的著作中高度评价了大汕南行对 中越文化交流的作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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