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两汉时期：中国在汉时期已与日本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30 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往来。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最早的记录。东汉时双方关系更为密切。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日本倭奴国派遣使臣与汉通好，光武帝刘秀遂以“汉倭奴国王”金印相赠。这颗金印已在日本九洲志贺岛崎村出土，成为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
2、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 世纪前半叶，邪马台国在日本兴起。曹魏景初二年（283），邪马台国女王首次派使者到洛阳，一直到西晋，邪马台的使者又数次来访，赠送礼品。实际上，邪马台国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所谓女王也只是联盟的酋长。女王死后，联盟陷于混乱。公元3 世纪以后，邪马台国逐渐从汉文记载中消失，一个称为大和的国家出现了。
当大和国出现时，中国、朝鲜流移日本的人口渐多。西晋太康六年（285），我国江南的缝衣工匠经百济到达日本，儒家经典《论语》也由百济传入日本。随着两国交往日趋频繁，中国文化或经使者往返而传入日本，或经百济、高句丽再传入日本。大和国王10 次派遣使者到东晋、南朝，馈赠方物。南朝宋、齐、梁也都派遣使臣到日本，授予大和国王以王、都督等称号。
3、隋代：隋朝时，日本从百济得到由中国传入的佛经。他们相信佛教，使用汉文。开皇二十年（600 年），日本国王多利思北孤曾遣使到隋朝，隋文帝命询访其国风俗。大业三年（607 年），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携国书至隋。明年，隋炀帝派裴世清出使日本，日本国王接见了裴世清。他回国时，日本派小野妹子随同到隋，并命高向玄理等8 人入隋学佛法。
4、唐代：唐朝与日本也建立了密切的官方往来。隋时日本即曾四次遣使前来，到唐朝沿袭旧制，继续派出“遣唐使”。终唐一代，日本共遣使十九次，其中四次未成行或中途折回，实际到达者十五次。使团多时达数百人，包括大量留学生、求法僧人、工匠、翻译等。唐朝亦时遣“送使”同回，不少人因而留居日本。
扬州僧人鉴真赴日本传授佛教戒律，出行五次皆遇风涛折回，第六次始最终成行，将律宗传到日本，同时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日本现存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后卒于日本。
在此期间，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646年日本发生“大化革新”，经济、政治、教育改革多仿唐制。
(1)政治方面。日本孝德天皇进行“大化革新”，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主持改革。他们仿照唐朝三省六部制和州县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根据《唐律》制定了《大宝律令》。参照唐朝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法。这些仿唐改革，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历史发展。
(2)文化教育方面。在京都设立大学，分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学习内容和学校制度与唐相仿。在8 世纪以前，日本一直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吉备真备、空海利用汉字创造了“片假名”、“平假名”，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空海带回大批真言宗（密宗）的经典，在日本建立了真言宗。空海编写的《文镜秘府论》和《篆隶万象名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和文字学的重要著作，对中日文化交流很有贡献。唐朝著名作家的诗文集相继传入日本，白居易的诗尤为日本人士所喜爱。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在唐朝中进士，更名晁衡，擅长诗文，与诗人李白、王维有密切交往，且在长安任职，后卒于长安。日本僧人圆仁在扬州、五台等地学法近十年后归国，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也传入日本。
（3）科学技术方面。唐朝先进的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板印刷术等陆续传入日本。7 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延载元年（694年）兴建了藤原京，景云元年（710 年）修建平城京、贞元十年（794 年）修建了平安京。这些城市、宫室、寺院的设计、布局，都仿唐长安城，几乎完全一样。
（4）生活习俗方面。日本受唐朝多方面的影响。唐人打马球、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于奈良时期传入日本，开始作药用，到平安时期，兴起喝茶之风。唐朝服饰传入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饮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也是从唐朝传入为日本人所接受的。
5、元代：忽必烈继承了历代蒙古大汗以扩张为天职的传统，并不以统一中国为满足。灭宋前，他就多次通过已成为元朝藩属国的高丽与日本进行联系，后又直接向日本派遣使节，希望迫使日本臣服朝贡，达到扬威异域的目的。但日本的镰仓幕府始终拒绝答复。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即遣军远征日本，登陆后因后援不继，仓促撤回。到至元十八年（1281），南宋已灭，忽必烈遂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日战争。远征军兵分两路，一路由高丽出发，一路由庆元（今浙江宁波）出发，志在必取。两路军队在日本沿海会师后，因将帅内部出现矛盾，且日军防守严密、无隙可乘，故而驻于近岸岛屿，逗留不前。不久台风大作，元军战船多毁，大批军士淹死。将帅乘好船逃走，大部分军队被丢弃在岛上，遭到日军猛烈袭击，几乎全部被歼，得还者仅五分之一。这次大张旗鼓的侵日之役，遂告惨败。
6、明代：东南沿海的倭寇是明朝边疆主要对手之一。倭寇的产生始于元朝。当时日本镰仓幕府统治衰落，经济凋敝，大批中小武士陷于贫困化，下海从事走私贸易，很多人亦商亦盗，常以劫掠为生，元人称之为倭寇。对倭寇除在沿海修建城戍防备外，又实施经济封锁，亦即“海禁”，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片板不许下海”。而对于其他海外国家，明太祖仍采取睦邻友好政策，即使对日本也是以防御为主，并未轻言出兵，这多少是吸取了元朝海外扩张失败的教训。
从洪武至正德，倭寇对明朝沿海的骚扰时断时续。永乐十七年（1419），明朝将领刘江在辽东望海埚歼灭来犯倭寇数千人，一时倭患稍稍敛迹。正统以下，随着明朝海防逐渐废弛，倭寇又有活跃趋势，不过总的来说其骚扰范围仍限于个别地区，势力未至大盛。到嘉靖年间，倭寇活动进入了空前猖獗的时期。其中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嘉靖二年（1523）的“争贡之役”。是年日本诸侯大内氏、细川氏均遣使至宁波通贡，细川氏使团后至，但其中的华人宋素卿买通市舶司太监，得先行贸易。大内氏使者宗设怒而与细川使团发起仇杀，追逐直至绍兴，复折回宁波大掠，夺船而走，沿途杀死明朝军官及居民多人。此事充分暴露了明朝沿海军备的虚弱。明廷由此认为“倭患起于市舶”，罢市舶司，厉行海禁，绝日本贡使。中日朝贡贸易规模有限，不能满足日本各诸侯的物资需求，这本来就是倭患持续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现朝贡完全中止，遂使倭患更为严重。另外当时南方商品经济已有很大发展，很多人靠商业为生，沿海地主、富民往往从海外贸易中获利。厉行海禁同样损害了这些人的利益，中国的海上走私集团因而发展起来。他们亦商亦盗，多以日本为根据地，在日本支持下袭用倭人的服饰旗号从事劫掠，大大加剧了倭患的声势。见于史载的嘉靖倭寇重要首领，也是以华人为主。嘉靖倭寇“虽曰倭，然中国之人居三之二”，这是其有别于嘉靖以前倭寇的重要特点。
嘉靖中叶，倭患已蔓延东南数省，烧杀抢掠，造成巨大损失。明廷先后派出朱纨、张经、胡宗宪等高级官员前往主持平倭。朱纨在闽、浙强化海禁措施，力图切断内陆与倭寇的联系，捕杀许栋、李光头和“通倭”的富豪商贾多人。朝中闽浙官员攻击其“擅杀良民”，朱纨被革职按问，自杀身亡。张经奉命总督东南诸省军务，在浙江嘉兴取得王江泾大捷，但后被下狱处死。胡宗宪代为总督，用离间、诱降等计谋杀死徐海、王直等倭寇首领，倭寇势焰稍挫。著名将领戚继光奉调至东南平倭，在浙江招募农民、矿夫等“乡野老实之人”组成一支新军，严加训练，时称“戚家军”。同时，又针对倭寇的作战特点，在阵法、兵器等方面进行创设和改进。结果“戚家军”屡战皆捷，名闻天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招募组建了“俞家军”。到嘉靖末年，长期骚扰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戚、俞等人荡平。
嘉靖以后，日本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割据的诸侯逐步统一，昔日分散和相对独立的武士、海盗集团被组织起来进行有计划的对外扩张，扩张的重点则放在朝鲜。因此明朝东南沿海没有再产生新的倭寇，中国海盗也不再假借倭名。朝鲜政权是在明初取代宋、元时期的高丽而建立的，一直向明朝称臣纳贡，是明朝关系最为密切的藩邦。日本统一后，军阀丰臣秀吉被天皇任命为关白（相当于宰相），掌握实权。他积极策划对朝鲜发动战争，企图通过征服朝鲜进而征服中国。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日本军队在朝鲜南部登陆，不足两月，朝鲜大部分国土即告沦陷。明廷决定出兵救援，将日军逐回朝鲜半岛南端。此后中朝联军与日军长期处于相持状态，中间还进行了和谈，但未获成果。万历二十五年，日本重新发起进攻，联军尽力抵御，又形成拉锯战局面。适逢次年丰臣秀吉病死，日军无心恋战，乘船撤回，中朝联军追击于海上，击沉、焚毁大批敌舰，明神宗以“平倭”诏告天下。这次战争虽以日本失败告终，朝鲜得以转危为安，但明朝的国力也大为损耗，衰颓趋势进一步加剧。
与朝鲜的关系
1、两汉时期：早在公元前1000 多年，朝鲜和中国两国就有了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战国时邻近朝鲜的燕、齐两地人民，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徙到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乘燕王卢绾逃入匈奴之机，率千余人，渡浿水（鸭绿江），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
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臣”。到卫满孙右渠时，汉武帝因右渠引诱汉人入朝，于元封二年（前100）秋，派将军杨仆、荀彘进攻朝鲜。元封三年（前108），汉军击破朝鲜，陷其都，以其地设乐浪等四郡。汉武帝在其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
东汉时期，朝鲜半岛的北部，陆续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在朝鲜半岛的南部有三韩，即西边的马韩，东边的辰韩，南边的弁韩。三韩中以马韩最大，辰韩（又称秦韩，相传秦朝人逃避苦役，流亡到朝鲜半岛东南部，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经济、文化水平最高。弁韩最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三韩在
东汉王朝的强烈影响下，模仿汉朝的剥削方式和政治制度，走上了封建化的道路。
2、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句丽、百济、新罗是当时朝鲜半岛上的三个国家，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经常有使者往来，经济文化的交流频繁。
汉魏之际，高句丽建都于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当时，高句丽不断和汉辽东、玄菟、乐浪三郡以及鲜卑等族进行战争，但大多以失败而告终。高句丽转而向朝鲜半岛发展，攻占平壤。慕容氏建立前燕，高句丽又再度进攻辽东，结果被前燕所败，丸都也遭毁坏。至后燕时，高句丽乘虚夺取辽东。高句丽长寿王十五年（北魏始光四年，427），迁都平壤，成为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高句丽与我国北方的十六国北朝政权、南方的东晋南朝交往频繁，几乎每年都互派使者。
高句丽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国中设立太学，派人从中国取去五经、三史（《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晋阳秋》等书籍。中国的医药、历法随之传入。前秦时，佛教也传播到高句丽。中国文化还从高句丽传到了百济、新罗和日本。
公元4 世纪中叶，百济兼并马韩其它部落，建立了国家，东极新罗，北接高句丽，西南俱限大海。百济也与中国南北政权保持友好关系，既派遣使者到北朝都城洛阳、邺城、长安，又派遣使者到东晋、南朝都城建康。百济仰慕汉文化，用刘宋“元嘉历”。萧梁时，百济使者到建康，表请汉文经典，梁武帝一一应允。百济使者还带回去大量的手工业品。
新罗是继百济之后，由辰韩、弁韩联合而建立的国家。其地处朝鲜半岛的东南部，都于庆州。早在西晋时期，辰韩就曾经3 次派使者到过洛阳，互赠礼物。南朝时，新罗使者4 次远渡重洋到建康访问，双方关系良好。新罗和百济文化都受到从中国传入的佛教文化的重大影响。
3、隋代：炀帝在位后期，对高丽发动战争，将隋朝统治推向了崩溃边缘。高丽长期以来据有朝鲜半岛北部和辽东，虽服属于中原王朝，但亦时有骚扰。隋文帝曾发兵征讨，因高丽谢罪而班师。炀帝欲令高丽王高元来朝，未获理睬，遂决计大举东征。大业七年（611），发布动员令，征调兵马会于涿郡。百姓困于苦役，死者相枕。次年春，炀帝亲统大军出征，共发兵113万余人，规模超出平陈之役。高丽坚壁清野，顽强抵抗。隋军劳师远征，饷运难继，前线事权不一，兵士又无斗志，屡战不胜，被迫于七月班师。高丽趁机反击，隋军损失惨重，进攻平壤的30万军队只有2 700人生还。以后又于大业九年、十年继续征伐高丽。但同样未获战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国内局势却已经糜烂不可收拾。
4、唐代：唐太宗晚年，企图解决隋朝遗留的高丽问题，亲统大军亲征。但遇到了与隋相近的困难，饷运难继，气候不利，尤其是高丽防御坚固，使唐军陷入持久战，最终无功而还。
至唐高宗朝，继续用兵高丽。当时半岛上另外两国立场不同，百济与高丽结盟，而新罗依附于唐。显庆五年（660）至龙朔三年（663），唐军由胶东渡海，与新罗王金春秋合兵攻灭百济，高丽之势已孤。时值高丽内乱，大臣争权，唐朝遂出动大军，由名将李勣、薛仁贵等率领，最终于总章元年（668）攻克平壤，高丽灭亡。唐于其地设9都督府42州，皆统于安东都护府，治平壤。
此时半岛上独剩新罗。新罗表面上事唐甚谨，实则利用唐鞭长莫及之苦，逐步蚕食百济、高丽故地。唐朝不得已步步后退，将安东都护府治所一迁至辽东郡故城（今辽宁辽阳），再迁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北），默认了新罗对大同江以南土地的占有权。此后双方一直维持稳定的朝贡关系，贸易往来不断。
大量新罗人入唐求学、求法（学佛）、经商、游历甚至应举做官，很多城市都建有专供新罗侨民居住的“新罗坊”。新罗在当时“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受唐朝文化影响甚深。如土地、赋役制度和国家机构设置皆仿唐制，又设立儒学，开科取士。白居易的诗歌在新罗流传很广。以汉文为书面文字，士人多能用其进行文学创作。7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立用汉字部首或读音标记本民族语言的方法，称为“吏读”，成为朝鲜早期文字，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新罗人崔致远13 岁到唐，19 岁中进士，在唐任职，30 岁归国，有汉文诗赋集《桂苑笔耕录》20 卷。后来新罗内乱频作，半岛又趋分裂。10世纪初，王建建立后高丽，甄萱建立后百济，新罗仅据有半岛东南部，重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久王氏高丽统一朝鲜半岛，中原五代政权亦照例予以册封。
朝鲜文化对唐朝也有一定影响，高丽乐受到唐人欢迎，为太宗“十部乐”之一。
5、明朝：明朝与朝鲜的关系尤为密切。洪武二年，明廷受高丽国之请，封王颁为高丽国王，互派使节，定期进行朝贡贸易。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李成桂称土，经明廷承认改国号为朝鲜，此后一直友好相处。明万历年间还曾出兵援朝抗日，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粉碎了丰臣秀吉企图占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阴谋。
明清时期，中国和朝鲜总体上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例如朝鲜将中国木活字印刷术发展为铜活字，又传入中国，并输入中国大量纸张。明初还从朝鲜输入近10 万头牛马，缓解了当时畜力不足的困难。中国则向朝鲜输出大量绢布，并供给或赠予中药、白糖、牛角，以及火药、箭镞等军用物资。元末刊刻的《农桑辑要》以及植棉、棉纺技术也于此时传入朝鲜。
1、唐代：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7 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东灭波斯，西陷开罗，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阿拉伯人向往中国文明。永徽二年（651 年），大食遣使与唐通好，此后148 年间，大食遣使来唐达36 次。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唐朝的也不少，长安、洛阳、广州、扬州、泉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有的还在中国定居，在唐朝为官。大中二年（848 年）大食商人的后裔李彦升中进士，是中阿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唐朝文化这时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纸和造纸术便是这时传到大食的。天宝十载（751 年），大食进攻中亚的石国，唐将高仙芝率兵救援，在怛罗斯（今吉尔吉斯江布尔）战败，不少唐朝士兵被大食俘虏，其中有造纸工匠。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在撤马尔罕设厂造纸，不久大马士革等地也建造纸厂。中国的造纸术从这里传入欧洲，推进了西方的文化事业。恒逻斯战役中被俘的杜环在大食留居十年，他在返国后所著的《经行记》中记述了伊斯兰教的情况。这是我国有关伊斯兰教的最早记录。唐后期，硝传入阿拉伯。硝是火药的主要成份，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唐朝的医书、医术也传到阿拉伯，影响了阿拉伯的医学。同时，阿拉伯文化也传入唐朝，当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都有一定水平，对唐朝产生了影响。例如，阿拉伯医学是今天欧洲医学的基础、其外科医术这时传入唐朝。
2、元代：元朝与非洲也有交往，主要是针对东非和北非。成宗大德五年（1301），元廷曾遣使赴索马里、摩洛哥等地采办狮、豹等珍禽异兽。元中后期人汪大渊曾随商船出游南亚、东非数十国，著《岛夷志略》一书记游历见闻，述及东非层拔罗国（今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物产、风土人情等事。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Ibn Batuta）于元顺帝时自印度至中国，曾到达广州、泉州、杭州诸地，后由泉州回到摩洛哥。他著有《伊本·拔图塔游记》一书，其中描述了中国南方的经济和社会生活。
3、明代：从永乐三年（1405 年）到宣德八年（1433 年）之间，联络海外各国，扩大政治影响；也为了清除海盗、堵塞走私活动，保持海路通畅，控制与发展海外贡赐贸易，明政府派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远航，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之间，南抵爪哇，西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北至波斯湾、红海及麦加。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一些国家的首脑、使臣及商人，纷纷随郑和船队，或在郑和返航后访问中国，建立邦交，开展贸易，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推动华侨移居南洋，促进南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
1、汉代：东汉时期，班超经营西域，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至波斯湾头，闻前路海阔难行，遂折而东还。此后在桓帝时，大秦王安敦曾遣使东汉，抵达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最早的正式接触。
2、元代：元朝是中国与欧洲进入直接往来的时代。大蒙古国时期，欧洲使节即曾到达漠北蒙古汗庭。忽必烈在位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Marco Polo）来华，成为中外关系史上的大事。马可·波罗约于至元十二年（1275）随父到达中国，至元二十八年始由泉州乘船启程，途经伊利汗国，于四年后终于回到威尼斯。以后根据马可·波罗的记忆与口述，由鲁思梯切诺笔录，写成《马可·波罗行记》一书。此书轰动一时，在中世纪欧洲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而神奇的东方世界，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欧洲航海家、探险家。
这一时期，中国旅行家在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了欧洲。汉文史料没有提到这位旅行家的名字和事迹，其有关情况仅见于西文记载。他的名字为列班·扫马（Rabban -Sauma）。扫马是生活在大都的畏兀儿人，自幼信奉景教，东胜州（今内蒙古托克托）人马忽思（亦为音译，Marcus）从其学。约至元十二年（1275），二人由大都出发赴耶路撒冷朝圣，因故只走到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后来马忽思被拥戴为景教新教长，称雅巴·阿罗诃三世（Yahbh-Allaha Ⅲ），扫马也被任命为教会巡视总监。1287年，扫马受雅巴·阿罗诃三世及伊利汗阿鲁浑的委派，率使团出使欧洲。他在法国会见了法王腓利普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又到罗马觐见教皇尼古拉斯四世，都受到热情款待。后来扫马回到报达，辅佐雅巴·阿罗诃三世管理教务，直到去世。
忽必烈死后，随着对外战争的中止，元朝与欧洲的人员、文化交流更加活跃。列班·扫马访欧后不久，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 Gorvino）受教皇尼古拉斯四世委派，涉海来华，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到达大都，向新即位的元成宗呈递了教皇的书信，被允许进行传教工作。1307年，教皇克利门特五世正式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并遣教士七人东来相助，其中三人到达，在福建泉州设立了分教区。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Odoric）也曾来中国作私人旅行。他先由海路抵达广州，又经泉州、杭州等地北上，在大都居住三年，后由陆路经西藏、中亚回到欧洲，并著游记传世。
后至元二年（1336），元顺帝派出一个十六人使团出使罗马教廷。使团携带了顺帝致教皇的书信，并带有元廷阿速贵族福定、香山等人代表中国教徒恳请教皇速派第二任大主教的上书。1338年，使团抵达教皇伯涅的克十二世的驻地阿维尼翁（在今法国南部），受到热情款待，游历了欧洲很多地方。随后教皇派佛罗伦萨教士马黎诺里（Marignolli）等数十人随元朝使团回访中国。马黎诺里等人在大都留居三年，后乘驿至泉州，经海道西返。元朝灭亡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于西亚，帖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中、欧之间的陆海路联系都被阻断，往来遂告中止。
位于东欧的钦察汗国和位于西亚的伊利汗国，名义上都是元朝的“宗藩”，有驿路相通，元朝与这两个地区的联系因而远较前代密切。钦察汗国首都萨莱（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是当时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的中国商品十分丰富，还有不少中国工匠在那里从事手工业生产。当地的原居民钦察、阿速、斡罗思（即俄罗斯）人入居中国者也相当多，皆属色目人之列，其中大部分又被编入侍卫亲军。伊利汗国与元朝的陆、海路往来都非常频繁，人员移居的规模也更大。双方在医学、天文学、地理学、航海技术等方面都存在着密切的交流。
3、明代：明朝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基督教（天主教）继唐、元之后第三次传入中国，并导致西方科技知识在中国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传播，这是明清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基督教第三次入华的媒介是耶稣会。耶稣会成立于1540年，是欧洲一个反宗教改革的宗教组织，势力范围主要在南欧，随着葡萄牙、西班牙的扩张而遣使东来。较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o Ricci），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于万历十年（1582）抵达澳门，次年入内陆游历，二十九年（1601）到达北京，曾受明神宗接见，获准在宣武门内居住，至三十八年（1610）病卒，葬于北京。利玛窦在华采取学术传教的办法，适应中国习俗，迂回施加影响。取汉姓利，号西泰，自称“海外鄙儒”，服儒服并钻研儒家典籍，明朝士大夫呼为利先生、利子。他写作了《天主实义》，引用《中庸》、《诗经》等书，利用儒家思想论证基督教教义，并援儒攻佛。传教时对中国人的纲常伦理、祖先崇拜等皆予尊重，不加干预。同时带来“方物”——三棱镜、望远镜及西文世界地图，为取悦中国人，特地调整经线，将中国绘在地图正中。“狂禅派”思想家李贽曾三次见到利玛窦。他在致友人书中称赞利玛窦“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并说“我所见人未有其比”。以李贽之狂傲而出此言，可见利玛窦的个人气质、魅力确有非凡之处。李贽奇怪他“不知到此何为”，“意其欲以所学易吾周、孔之学？则又太愚，恐非是尔”。又可见利氏传教方式之隐蔽。
利玛窦来华后不久，又有多名葡、西、意、德等国传教士东来。他们都采取利氏的方法，走上层路线，与士大夫相交，传教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利玛窦去世时，中国的天主教徒已有2 500名。至万历末年达到1.3万，崇祯中达3.8万，清初顺治七年（1650）已达15万。在耶稣会士引导下，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开明的士大夫开始研究和介绍西方的学术、科技，使欧洲文化第一次在中国得到稍具规模的传布。
数学——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凡三易其稿，译本表述准确、概念严密，创造了几何、点、线、面、平行线、直锐钝角等概念。徐光启在序中指出数学作为科技基础的重要性：“不用为用，众用所基”。李之藻复与利氏合译《同文算指》，引进西方算术知识，特别是与中国传统筹算、珠算不同的笔算法。
天文历法——明朝的历法称为《大统历》，基本照搬元朝《授时历》，历时既久，误差渐大，推算日食每不相合。徐光启奉命重修，聘用传教士主其事，运用了西方数学知识和天文仪器，修成《崇祯历书》，引进了地球、经纬度等概念，比传统历法更加进步。
机械工程学和物理学——意大利教士熊三拔著《泰西水法》，介绍西方水利学知识，部分内容为徐光启《农政全书》所采用。瑞士教士邓玉函与中国教徒王征合著《奇器图说》，系统介绍物理学中重心、比重、杠杆、滑轮等原理。德国教士汤若望著《远镜说》，介绍光学知识。西方火器制造技术在当时尤其受到重视，由传教士指导铸造的西洋火炮很快即运用于明清战争之中。
地理学——利玛窦绘制、李之藻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五大洲知识、全球概念、寒温热带的划分。其中首创的亚细亚、欧罗巴、大西洋、地中海、南北极等汉语概念都沿用至今。意大利教士艾儒略著《职方外记》，叙述五大洲风土物产，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地理知识。
耶稣会传教士除引进西方学术外，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利玛窦首先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后来比利时教士金尼阁又用拉丁文译《五经》。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家莱布尼兹、伏尔泰、魁奈等都曾从儒家经书中汲取思想资料，对儒学中的合理因素十分推崇。很多中国的器物和艺术品传到欧洲，在欧洲各国一度掀起了“中国热”，欧洲还开始出现专门研究中国的“汉学”家。
4、清代：清廷入关后，传教士大都归降清朝，传教事业继续发展。德国教士汤若望受到顺治帝信任，进呈明末编撰的《崇祯历书》，得到采用，更名《时宪历》。顺治卒，保守派官僚杨光先攻击汤若望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白示天下以大清奉西洋正朔，毁灭我国圣教，惟有天（主）教独尊”。汤若望被逮捕下狱，拟处死刑，后获释病卒。康熙七年（1668），清廷召比利时教士南怀仁与杨光先等辩论历法，分别预测天象。南怀仁获胜，出任钦天监正职务，并推荐大批传教士入京任职。传教士运用西方测绘学原理，帮助清廷绘制《皇舆全览图》，又向康熙皇帝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清廷与俄国谈判边界问题时，传教士亦随同前往，充任译员。到康熙在位后期，全国天主教堂发展到近300座，受洗教徒约30万人。
康熙中期以后，清廷与教会的矛盾逐渐加深。这主要是由于耶稣会传教时允许中国教徒保留祭祖祀孔等传统礼仪，而罗马教廷中对此的反对意见日益强烈，教皇遂颁布命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双方关系恶化，康熙五十六年（1717）诏禁传教。雍正即位后，因传教士曾卷入储位争夺活动，进一步严行禁令。除少量传教士留在北京承担天文工作外，其余各地教士都被驱逐到澳门，教堂关闭，中欧文化交流又转入低潮。
由耶稣会士带来的西学东渐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但他们的活动仍是以传教为主，引进科技知识仅是传教的辅助手段。总体来看，此时西学在中国的影响尚局限于较小的范围，绝大部分士大夫仍然固守传统思想，对西方科技知识视为奇技淫巧，或当作奇谈怪论，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西方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远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尚有赖于近现代的思想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