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人。卫匡国是中国明清交替之际来华的耶稣会会士、欧洲早期著名汉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他在中国历史学和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功绩，是继马可·波罗和利玛窦之后，对中国和意大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科学文化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卫匡国 -
人物年表
1614年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特伦托。
17岁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入罗马学院研习数学。
1667年出版《中国图记》。
1640年，卫匡国偕同21名耶稣会士渡海东航，3年后从印度来到中国。
1650年，卫匡国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途经德、法、英、比、挪威诸国，并将其对于中国的地理、文化的思想灌输给欧洲。
1654年底，卫匡国在罗马参加了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同多米尼各派辩论多时，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
1657年再次赴华，曾觐见清顺治帝，返杭州传教，此时浙江巡抚余国器对卫匡国多方协助，使其得以在杭州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1661年竣工，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
1961年6月，卫匡国因误服过量泻药而死于杭州，享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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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简历
卫匡国，字济泰，原名马尔蒂诺·马尔蒂尼，1614年生于意大利北部城市特伦托(Trente)，17岁在罗马加入耶稣会，入罗马学院研习数学。他的数学老师是德国著名数学家基尔旭(A. Kircher)，此人还是欧洲著名的东方学者，不但释读过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还对中国文化深感兴趣，1667年出版《中国图记》后更是名噪一时。
1640年，卫匡国偕同21名耶稣会士渡海东航，3年后从印度来到中国，主要在浙江杭州、兰溪、分水、绍兴、金华、宁波活动，又在南京、北京、山西、福建、江西、广东等地留下了足迹，至少游历了中国内地15省(两京13布政司)中的六七个省，所以对中国山川地理、人物掌故详熟于胸。同时，他又广交江南名士、达官贵人，致力学习汉文华语，阅读中华典籍舆志，对中国历史文化极富造诣。这些经历和知识，为他日后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卫匡国入华之初，正值明政权摇摇欲坠之时，一方面是关内的农民起义势如破竹，京师指日可夺；另一方面是关外的满洲大军重兵压城，待机长躯直入。在这种情势下，卫匡国为取悦明政府和士大夫，将原来的 “西名”改为卫匡国，以袒露自己“匡扶”、“保卫”大明国的心意。
1650年，卫匡国被委任为中国耶稣会传教团代理人，赴罗马教廷为中国礼仪辩护，途经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挪威诸国，并将其对于中国的地理、文化的思想灌输给欧洲。
1654年底，卫匡国在罗马参加了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同多米尼各派辩论多时，最后以他的见解获胜，罗马教廷事后颁布敕令称，中国教徒的敬天祭祖尊孔等礼仪只要无碍于天主教的传播均可照旧讲行。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障碍得以排除，天主教也逐渐中国化。
卫匡国在罗马完成教务后，1657年再次赴华，曾觐见清顺治帝，返杭州传教，此时浙江巡抚余国器对卫匡国多方协助，使其得以在杭州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1661年竣工，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同年6月，卫匡国因误服过量泻药而死于杭州，享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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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
卫匡国成为大汉学家，当然不是因为他用汉文撰写了几部宣教、伦理的书籍，而是因为他在欧洲游说期间，用拉丁文撰写了4部介绍中国历史、地理和文化的著作。这4部书是《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鞑靼战纪》和《中国文法》，《鞑靼战纪》已有中译本，收录在杜文凯所编、人民大学出版的《清季西人闻见录》中。
卫匡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中国上古史》首版于慕尼黑，时为1658年，4开本，共362页。第二年又以拉丁文在阿姆斯特丹再版。书的全名为《中国历史初编十卷，从人类诞生到基督降世的远方亚洲，或中华大帝国周邻记事》。从这一冗长的标题我们可以知道，卫匡国的这部书上自远古，下至公元前一年，即西汉哀帝元寿二年，是一部断代史。全书共分十卷，内容大致为：首卷介绍了中国的神话和中国人的世界起源观，如“混沌说”所谓“两仪未开，其气混沌如鸡子，盘古氏出，则天地之道，达阴阳之理”。还提到了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五帝；第2卷为夏代史，自禹至桀；第3卷为商代卷，自汤至纣；第4、第5卷为周代史，包括西周东周，自公元前122年的周武王至赧王亡国(公元前255年)；第6卷为秦代史，自秦昭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54年)至子婴降刘(公元前206年)；第7、8、9、10卷均为西汉史，自高祖刘邦(公元前206年)到哀帝刘欣(公元前1年)。
历史著作
卫匡国想把传统的中国历史引入到欧洲史学体系中去，引入到《圣经》的编年史中。这其中既有科学的成份，也有宗教的动机，两者调和在一起，产生了卫匡国本不想看到的结果，这就是由于他确认中国远古皇帝伏羲即位的年代较之《旧约圣经》所记述的挪亚洪水发生时间早了600年，从而引发了欧洲思想界对于《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和中国纪年的长期争论，使欧洲奉为经典的《圣经》创世说陷于窘态之中，动摇了《圣经》和基督教会的权威，并直接为欧洲启蒙思想家进行历史批判提供了依据。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最早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易经》及其卦图。
关于《易经》西传之始，中国学者过去认为，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应推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但实际上，早在柏应理之前的29年，即1658年，卫匡国就在慕尼黑出版的《中国上古史》中，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最早经书《易经》。他根据中国“河图洛书”的传说，介绍伏羲是第一个看到龙负卦图出于水的人，因而能据此作易卦。卫匡国认为，既然伏羲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所以中国的第一门科学就是数学，因为易卦是反映天人之间的一种数学模式。卦图中最基本的符号是“阴”和“阳”，“阴”代表着隐蔽的、不完全的事物；“阳”代表着公开的、完全的事物，两者相生相灭，可以组成8种卦图，分别代表着天、地、水、火、雷、山、泽、风8种自然现象。
卫匡国还在这部历史著作中，介绍了中国的文字。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一是中国文字的发明者是伏羲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仓颉，伏羲之所以要创造文字，是为了代替麻烦不便的结绳记事；二是中国字在利用形态表意方面，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相似，所以有象形文字的特点。为了证明他的论点，卫匡国还在书中附上一图，图中一边是山、日、龙、主、鸟、鸡的图形，另一边是根据这些图形衍变出来的对应文字。
历史著作
用西式方法绘撰的《中国新图志》初版为1655年的阿姆斯特版，是卫匡国的又一拉丁文著作，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地理著述。全书内有17幅地图，中国总图一幅，直隶、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湘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各省一幅，此外，含日本地图一幅。该书双面印刷，还有171面志文，19面目录，可以查明中国各地城关的经纬度，均按照省份和城市大小排列。
在图志采撷的具体内容上，该书突破了中国官私地理志书因偏重政治建置而使知识包容量受到的限制，更好地体现了欧洲地理学所主张的综合性学科的性质。如卫匡国在新图志的前言中，叙述了中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居民、城乡状况、手工技艺、建筑、科学、宗教、王朝纪年表、中国长度单位等内容。最后还介绍了女真族的历史、语言、习俗、宗教及与汉族的关系。而在有关各省的记载中，内容则包括地理位置、名称来源、建置沿革、面积方位、气候物产、名山大川、城镇交通、户口租赋、风俗习惯、人文古迹、掌故逸闻等。
《中国新图志》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的必读之书，所以引起欧洲地理学界的重视，曾被译成几种欧洲文字出版。继1655年阿姆斯特丹版后，1656年又出版了西班牙文版，1672年再版于布拉格，在欧洲影响甚广，卫匡国也因此被称为“西方研究中国地理之父”。
为了使书中的中国地名所指的地理位置更为准确，并使该书成为一本准确的地理指南，卫匡国没有用拉丁文标注这些中国地名。这与他在《中国上古史》中系统地使用拉丁文标注地名有所不同。
《中国新图志》出版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史料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将自己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与他在当时西方文献中读到的有关中国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他在回欧途中所带的中国地理书籍里寻找到的内容，合在一起写入了书中。
卫匡国作为第一个将中国的自然面貌、经济和人文地理的现状系统地介绍给欧洲的人，为欧洲在19世纪对中国先后进行的文化和商业开拓铺平了道路。事实上，在1735年法国人杜赫德出版《中华帝国全志》之前，卫匡国的这部图集一直是欧洲地理学界关于中国舆地的权威参考书。而且，就是对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者来说，卫匡国的图集亦是弥足珍贵的域外史料。
1650年，卫匡国赴欧向罗马教廷汇报中国的传教情况，为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事业辩护。1653年他辗转从海路到达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路上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记录明清易代历史的著作《鞑靼战纪》。该书第一版1654年出版于安特卫普，嗣后在德国科隆(1654)、英国伦敦(1654))、意大利的罗马(1654、1655)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1655)等地出版。据统计，1654—1706年间共用九种不同的语言发行21l版，在当时曾经广泛流传。该书记载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反映了明清之际中国基督教发展的基本状况；真实地记录了在战乱中各地传教士的遭遇；证实了如孙元化、霍式耜、丁魁楚、庞天寿等明末政坛上重要人物的基督教徒身份，及其不平常的经历，为研究和评价他们的政治军事活动，提供了一个过去不曾为人所注意的新的视角。
《鞑靼战纪》在写作风格上与欧洲传统的游记有所不同，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域外采风，而是重大事件的“事记”，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中国历史地理民情风俗的介绍。该书首先提到长城背面的北方民族即所谓鞑靼，介绍明朝自朱元璋开国以来与女真的关系。作者记述万历以来明代辽东的战事，并且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天启、崇祯朝的政治与国内形势，把辽东战事、李自成等流民起义和宦官魏忠贤专政称为使明“帝国毁灭”的三个因素。书中对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以及吴三桂在父亲被李自成执为人质，仍然率领清兵入关等，都有细致的描述。
《鞑靼战纪》为人称道之处，首先在于它是反映明清嬗替之际历史的最早和最原始的记载之一，且因采取了颇为冷静和客观的态度，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鞑靼战纪》另一为人称道之处，是不仅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扼要而较为客观地介绍明清战乱的具体史实，而且力图通过作者的观察，评论和引述他人的意见，从理论上探讨引起战争胜败的深层次的原因，显示了作者相当敏锐的洞察力。《鞑靼战纪》还有一个为人称道之处，就是真实地记录和保存了明清战乱之际耶稣会士和中国基督教皈依者的活动情况，从中可窥见基督教在中国各地的活跃程度。《鞑靼战纪》记载的是鞑靼人入关并挥师南下的战事，“所记至详，直言不隐，足补我国正史之阙略”(方豪语)，因此，被称为“17世纪的中国现代史”。
1653－1657年，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因向罗马教廷报告“礼仪之争”问题返回欧洲，在欧洲各国游历期间，在德国科隆出版《中国语法》，这本书是欧洲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语言不可缺少的参考书，很可能是西方人学习汉语文法最早的工具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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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
卫匡国进一步确定和发展了利玛窦的文化接近策略，首先表现在他有针对性地申述了推崇孔子道德和古代儒家学说的理由，并表达了由衷的敬慕情感；其次强调孔子的道德修养和基督教义的一致性与互补性；还有突出儒学遵循自然法则的哲学性质；再有对宋代以来新儒学持批判和否定态度。
卫匡国是继利玛窦之后的又一位将毕生精力和智慧奉献给中西文化交流的意大利人，他的历史性贡献在于，17世纪中后期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在维护和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他通过用中文撰述的《逑友篇》、《真主灵性理证》等著作，以及对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推崇，进一步确定和发展了利玛窦接近并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特别是他在17世纪中叶亲赴罗马，为赢得天主教廷对这种策略的默许和赞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次，这一时期卫匡国在欧洲用拉丁文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作，即《中国上古史》、《中国新图志》、《鞑靼战纪》，是自1615年利玛窦的著作《基督教远征中国史》问世之后，及17世纪晚期有关中国的较多作品出版以前，欧洲读者所可能见到的关于中国最新、最全面的报导和评论，这使他成为欧洲早期汉学有数的几位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欧洲汉学研究中心从意大利转移到法国之前的最后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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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果
《中国上古史》（1658年；拉丁文）《中国新图志》（1655年；拉丁文）《鞑靼战纪》（1654年；拉丁文）《逑友篇》（1647年；中文）《真主灵性理证》（中文）《中国语法》（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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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卫匡国两部汉学著作述评 吴孟雪 / 汉学研究. 第五集 [专著] / 阎纯德主编. --
[2] 北京 : 中华书局, 2000. -- 578页 ; 20cm. -- (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 -- 7-101-02698-2 : CNY30.00
[3] 国外汉学史 [专著] / 何寅，许光华编著. -- 上海 :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 675页 ; 20cm. -- 7-81046-879-0 : CNY3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