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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两面濒临海洋，大陆海岸线北起辽宁省的鸭绿江口，南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北仑河口，长达18000余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是西北太平洋的边缘海，总面积达 473万多平方公里。在辽阔的中国海域，大小岛屿计有6000余个。中国海域自北纬3°～41°，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三大气候带，海洋生物资源十分丰富，近海大陆架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浅海滩涂是建场晒盐、发展海水养殖的优良场所。
中国是世界上利用海洋最早的国家之一。古人很早就已从海洋收取“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同时不断地观察和认识海洋，积累了大量的海洋知识。其中，对一些领域的观察和研究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成就。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没落，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掠夺，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所以中国近代海洋科学的研究进展缓慢。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逐步展开，并取得了大量成果，为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振兴经济，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舟楫之便
古代中国对海洋的认识
记述公元前11～前6世纪周朝情况的《诗经》中，多次出现“海”字，并有江河“朝宗于海”的认识。西汉时期，已开辟了从太平洋进入印度洋的航线。据记载，三国时出现了中国第一篇潮汐专论──严畯的《潮水论》。唐宋时期，中国的潮汐研究已达到很高水平。明代时，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地区性海产动物志──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1405～1433年，明朝郑和 7次下“西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海岸和马达加斯加岛，比哥伦布从欧洲到美洲的航行(1492～1504)要早半个多世纪，而且在航海技术水平和对海洋的认识上，也远远超过当时的西方。可见，在古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对海洋的认识和利用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
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已开始海洋捕捞。在山东省胶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有大量海鱼骨骼和成堆的鱼鳞。经鉴定，它们分隶于鳓鱼、梭鱼、黑鲷和蓝点马鲛等3目4科。说明约在4000～5000年以前，中国沿海先民已能猎取在大洋和近海之间洄游的中、上层鱼类，人们对海洋鱼类习性的认识已有一定的水平。中国古代对海洋的认识和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地貌、海洋气象、海洋潮汐和海产生物4个方面。同时，为了利用滩涂和抵御海洋自然灾害，在海岸防护和围垦工程方面，也取得许多成就。
中国古代主要采用地文导航，所用的水路簿、针经和海图，均尽可能地详载航线上可用于导航的地貌：山形、水势、岛屿、暗礁、港湾和海底泥等。例如保存至今的明代胡宗宪《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登莱辽海图》，《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海运全图》，茅元仪《武备志》中的《海防图》和《郑和航海图》等。其中，记载海洋地貌最为详尽的是《郑和航海图》，该图是中国传统绘图方法绘制海图的高峰，较正确地绘有中外岛屿846个，并分出岛、屿、沙、浅、石塘、港、礁、硖、石、门、洲等11种地貌类型。
郑和航海图
在海事活动中，风是至关重要的天气要素，所以在古代对风的认识较为深刻。中国古代水手、渔民知道用各种方法预测海洋风暴。他们把一年中海上常有风暴的日期记下来，称为“暴日”或“飓日”。一些航海书籍中记有全年暴日及其名称，如《顺风相送》中有逐月恶风条。并总结出暴风季节发生的规律和暴日在不同时节的频率，从而找出海上活动的危险期和安全期。古代预测台风的一种办法是观察海洋现象。海洋长浪有很高的运动速度，台风还在外洋时，其形成的长浪已传播到近海，形成涌浪，造成潮汐异常、海底淤泥搅起、海水发臭、海洋动物表现异常等现象。人们把上述现象称之为“天神未动，海神先动”，并把这种无风的涌浪称为“移浪”或“风潮”。
中国殷商时代已出现'涛”字，这个字后来被解释为“潮”字的同义词。现见中国古籍最早对海洋潮汐现象做出科学解释的，是东汉王充。他在《论衡·书虚》篇中提出“涛之起也，随月盛衰”，对潮汐和月亮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西晋杨泉，唐朝窦叔蒙和封演，宋代张君房、燕肃、余靖、沈括，元末明初史伯璇等，坚持发展了王充的理论。东晋葛洪和唐代卢肇引进了太阳在潮汐中的作用。窦叔蒙指出，“以潮汐作涛，必待于月。月与海相推，海与月相期”；对潮汐周期的推算，也很有见地；并绘制理论潮汐表“窦叔蒙涛时图”。
实测潮汐表在中国发展也很早。东汉马援在琼州海峡两边建有“潮信碑”（今无存）。现存北宋吕昌明于1056年编制的“浙江四时潮候图”，曾被刻成石碑立于钱塘江畔供渡江用。它比欧洲现存最早的潮汐表──大英博物馆所藏的13世纪的“伦敦桥涨潮时间表”早得多。明清还出现许多潮汐实测表。
中国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风暴潮灾十分严重。据史载初步统计就有 213次。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发展农业生产，古代沿海地区普遍修筑起海塘，其中以江浙海塘气势最雄伟、技术最复杂。它和万里长城、大运河一起成为中国古代三项伟大工程。史载东汉已开始有江浙海塘，唐代具有较大的规模。以后，技术不断改进，先后出现板筑法、竹笼实石法、坡陀法、纵横叠石法等，并出现备塘河、坦水等附属工程。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在历代工程基础上，动员较大人力修建了从金山卫到杭州的石塘。中国古代出海河口常设潮闸，北宋时修建的莆田木兰陂是一座大型水利工程。建陂前溪海不分，潮汐往来，泻卤弥天，农田旱涝频繁。建陂后，下御咸潮，上截淡水，灌田万余顷，至今仍发挥着水利效益。
曾呈奎先生
近代中国的海洋研究
近代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开创中国近代海洋研究的学术团体，主要有：中国地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华海产生物学会和太平洋科学协会海洋学组中国分会。中国动物学会和中国地理学会也开展过一些海洋研究活动。
1922年，海军部设立海道测量局，中国的海道测量工作开始起步。至1935年，该局共绘出图30余幅，编有《水道图志》一册。建于1928年的青岛观象台海洋科，是中国第一个海洋水文气象和生物观测研究机构。中国科学社筹建的青岛水族馆也由该科管理。海洋科主办刊物《海洋半年刊》。
1937年下半年至40年代末，中国的海洋科学研究绝大部分陷于停顿。1941年4～10月，由马廷英、唐世凤等组成的福建东山海洋考察团，是抗日战争期间国内惟一的一次海洋考察。这期间，在国内外坚持进行海洋生物学研究并取得成果的，有朱元鼎、曾呈奎、郑重等。其中，朱树屏研究成功的人工海藻培养液第10号配方，为许多国家所采用。抗日战争胜利后，童第周在山东大学、马廷英在台湾大学、唐世凤在厦门大学分别创立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还设立了海洋学系。
这时期研究的学科多偏重于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地质和海洋水文气象方面。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旧照
海洋水文气象研究 1916年竺可桢发表《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论述了海洋气候对中国大陆气候的影响，以及台风生成的原因和侵袭中国的路径；1925年和1934年，他又先后发表《台风的源地与转向》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把沿海的天气现象与海洋环境因素的变化联系起来。青岛观象台台长蒋丙然编著的《中国海及日本海海水温度分配图》，绘出了周年平均等温线图、周年变差等温线图及各月等温线图共12幅，并对海水温度变动的原因作了说明。
在海洋生物研究方面，当时有两个研究中心，南方集中在厦门，北方集中在青岛。主要的海洋生物考察有：1927年，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费鸿年组织海南岛沿海生物考察。1934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等 6个单位组织海南生物科学采集团。从30年代初开始，国立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先后对山东沿海的海产动物进行多次调查；1935～1936年组建张玺任领队的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出版调查报告4期3卷。1935年6～12月，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组织了渤海和山东半岛沿海的海洋学和生物学调查，由伍献文、王家楫、唐世凤负责，考察内容包括海洋物理、海产生物和渔业，考察报告于1937年2月出版。由于重视实地考察，因而对海洋生物分类、形态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中，海洋动物的研究以海洋鱼类、海洋甲壳动物和海洋软体动物为主。
在海洋地理地质研究方面，主要围绕着海洋历史地理和海岸变迁等方面进行研究，其成果多发表在《地学杂志》、《地理学报》和地质调查所出版的刊物上。
建国后的海洋科学研究
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在青岛成立水生生物研究所海洋生物研究室，于1959年1月扩建为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1952年，成立山东大学海洋系。1959年 3月，建立山东海洋学院。随后，陆续建立了一批海洋科学研究机构。1964年建立了国家海洋局。到1983年，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教育部、地质矿产部、石油部、农牧渔业部、交通部和沿海省、市、自治区，建立各种海洋科研调查机构100多个。
几多年来，中国的海洋科研部门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科研工作。50年代初期，对海洋生物、海洋水文开展了调查研究。1953年，在赵九章教授指导下，有关单位在青岛市小麦岛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波浪观测站，开始波浪研究工作。同时，一些单位开始研究天津新港泥沙洄淤问题，河流入海河口的演变规律，以及中国近海水声学考察工作。1956年，国务院科学技术规划委员会编制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第一次被列入国家的科学技术规划。
1957～1958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进行了渤海及北黄海西部海洋综合调查，并与水产部黄海水产研究所、海军和山东大学海洋系等单位协作，完成了多次同步观测。1958～1960年，国家科委海洋组组织全国60多个单位，进行全国海洋综合调查。1959年，地质部第五物探大队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协作，开始在渤海海域进行以寻找石油资源为目标的海洋地球物理调查。同年，地质部航空测量大队对整个渤海和沿海地区，进行了中国首次海上航空磁力测量。60年代后期以来，为寻找海底石油和天然气开展了大规模的海洋地质和地球物理调查。1974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综合考察了西沙群岛海域。1976～1980年，国家海洋局根据中国第一次远程运载火箭试验的要求，在太平洋中部特定海区进行综合调查。1978～1979年，国家海洋局等部门参加了第一次全球大气试验，在中太平洋西部进行调查、试验。1980～1985年，国家海洋局等组织中国沿海10省、市、自治区进行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1983年，国家海洋局进行了北太平洋锰结核调查和南海中部综合调查。1984年，中国首次派出南极考察队进行南大洋和南极大陆科学考察。同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对南沙群岛邻近海域进行了综合考察。
1984年考察队员在南极乔治王岛合影
除上述大型海洋考察活动之外，中国从50年代开始还定期进行海洋水文标准断面调查、海道测量，并进行了中美长江口海洋沉积合作调查、海底电缆路由调查等。
中国的海洋科学考察工作，获得了大部分中国近海和部分远洋的资料，为海洋科学研究和海洋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资料。
建国后海洋科技事业的发展壮大
新中国成立初期，海洋科技力量十分薄弱，专业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人员只有20多人；海洋调查手段也相当落后，直到1957年才有一条用旧拖轮改装的千吨级调查船。随着渔业、交通和海水制盐等传统海洋产业逐步得到恢复，国家调整或组建了几个与水产、海运、制盐相关的院校和研究机构。1956年，我国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在竺可祯等科学家的倡议下，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起草了《1956至1967年海洋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主要任务是进行中国近海综合调查，该远景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对我国海洋科技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遵照国家领导人“建设一支强大海军，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的指示，我国逐步调整或新建了一批海洋教育和科研机构，并从全国调集了一批年青科技力量，专门从事海洋科学技术研究。
这期间我国先后组织实施了“全国海洋综合调查”、“渤海海洋地球物理调查”以及“渤海和黄海海洋断面调查”等调查活动，揭开了中国大规模海洋综合调查的序幕。“全国海洋综合调查”从1958年开始，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有60多个单位600多名人员参加，动用各种船舶50多艘。这次调查奠定了现代中国海洋科学发展的基础，初步掌握了我国近海海洋要素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规律，改变了我国缺乏基础海洋资料的局面；培养了一支海洋科技队伍，成为海洋科技战线的一支骨干力量，他们对海洋事业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科学态度一直影响了几代海洋科技工作者。
“向阳红01号”海洋调查船
这期间海洋科学研究硕果累累，海洋生物方面先后出版了有关浮游生物、软骨鱼类、经济海藻等方面10余种专著；在物理海洋学方面提出了“文氏普遍风浪谱”理论，发现了“南海暖流”和“台湾暖流”，出版了潮汐、海浪、海流等方面的专著，创立了我国的物理海洋学体系；在海洋声学研究方面，解决了非均匀浅海中简正波声场的计算等一系列问题，多项成果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长达10年的“文革”对海洋工作有很大的干扰和冲击，但广大海洋科技工作者克服困难，坚持工作，仍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在70年代末有较好的发展。
为推动海水淡化技术的发展，1974年12月召开了全国海水淡化科技工作会议，并制订了相应的发展规划。为改变海洋调查装备的落后局面，主管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建造或改装海洋调查船，组织海洋仪器会战，引进或研制海洋调查观测仪器设备。到70年代末，海洋调查船总数已达到70余艘，研制和生产的海洋仪器设备已达到130多项。
1969年2月发生的渤海特大冰情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为加速渤海冰的研究，组织了大范围的渤海冰立体调查观测，通过资料分析和研究，基本掌握了渤海严重冰封的发生和变化规律。同时，对渤海海底石油地质和地球物理的调查研究发现，渤海是一个巨大的含油沉积盆地。随后，在渤海相继钻成了中国第一口海上工业油井，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海上开发油田。
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先后组织了“南海中部调查”和“东海大陆架调查”。“实验”号调查船多次穿越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海区，为我国对该海域的管理积累了基本资料。“东海大陆架调查”基本摸清了东海大陆架的延伸状态。1976～1978年，国家海洋局先后5次派出远洋调查船，执行远程运载火箭试验远洋靶场任务。
这期间，我国海洋学家们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海流系，发现了东海和南海的若干上升流区和“东海冷涡”，论证了黄海冷水团及其环流的时空特征与形成机制，提出了长江冲淡水转向的多种模式与机制，揭示了东海黑潮及其分支的时空特征。系统地研究了中国近海海洋生物，基本查清了中国近海海洋动植物的种类、资源分布、生态习性和区系特点，以及海洋初级生产力情况，奠定了中国现代海洋生物学的基础，有力地推动和支持了中国海洋水产业的发展。曾呈奎教授提出的“浅海农业”、“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等思想，对中国海水增养殖业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77年12月，国家海洋局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洲，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海洋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的战略目标，由此拉开了我国海洋科技工作向着新的高度攀登的大幕。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随着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对全国科技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形成了中国科技工作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新格局。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和国家科技大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海洋科技事业焕发生机，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为适应海洋科技事业发展的需要，国家先后建立了南极和大洋研究考察与管理机构，各涉海门也都对本系统的科研机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新建大型海洋综合调查船和专业调查船，联合国内海洋科技力量，组织实施科技专项，成为这一时期海洋科技工作的主要特点。1978～1984年间，四艘“向阳红”号远洋综合调查船、“科学1”号海洋地球物理专业船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到1984年，我国已经建立起一支拥有165艘不同类型和不同用途的调查船队，总吨位约15万吨，居世界第四位。以这些调查船队为依托，我国的海洋科技事业开始走出中国近海，面向深海大洋和极地，以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环境为中心，发展海洋科技事业，并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业绩。
在海洋调查和极地考察方面，从1980年开始组织实施了“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合调查”专项，历时7年，先后有502个单位、约19000人参加，完成调查面积35万平方千米、观测断面9600条、观测站9万余个。随后又组织了“全国海岛资源综合调查”。基本摸清了我国海岸带、海涂和海岛的自然条件、资源数量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为开发利用海岸带和海岛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1984至1995年，我国先后三次组织了大规模的南沙群岛及其邻近海区综合科学考察，较全面地查明了在北纬12°以南、断续线以内南沙群岛72个主要礁体的状况，为南沙海区资源开发和保护，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期，先后对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海洋环境综合调查。
从1983年起我国先后组织了多次太平洋海域多金属结核资源的系统调查。经过前后10多个航次的综合调查，1991年我国获得了15万平方千米的太平洋海底多金属结核开辟区；现在我国已在东太平洋海盆西部获得两块共7.5万平方千米海域海底多金属结核合同区。大洋调查推动了我国深海技术和海底科学的发展，我国又相继开展了深海钴结壳和热液硫化物的勘查。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国家南极考察题字：“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同年11月20日，我国海洋科学调查船“向阳红10”号和海军“J121”号从上海起航，拉开了我国南极和南大洋科学考察的序幕，并先后在南极建立了永久科学考察站———中国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
中国南极长城站
在海洋学科发展和应用技术研究方面，硕果累累。物理海洋学研究先后开发了风、浪、流联合作用模式和风、浪、流、潮汐、风暴潮耦合作用数值计算模型，使海洋综合动力过程的计算和预测提高到新水平。海洋物理学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浅海声学和深海声学，并在水色遥感的光学基础理论、海洋辐射传播理论等方面取得了大的进展。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研究一直是最活跃的领域，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海区地质、沉积、地质-地球物理方面的专著。海洋生物学研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海洋生物技术成果推动了我国海水养殖业和生物产业的发展。海洋药物科学在药用海洋生物研究和开发、生物活性物质提取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应用成果，开发了预防心脑血管病和抗肿瘤的海洋新药。中国近海水化学研究也取得了大的进展，先后出版了一批专著。
在应用技术方面，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设立了海洋领域，先后研制成功6000米自容式温盐深自记仪、中国第一艘200米无人遥控潜水器“海人一号”、第一艘1000米无缆水下机器人“探索者”号等一批海洋技术装备。在西沙建成了我国第一个电渗析海水淡化站。这期间有一批科技成果分别获得国家或部委的成果奖励，其中《中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调查研究报告》、《首次南大洋考察》、《对虾大规模育苗研究》、《国产反渗透组件及工程技术研究》等项目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海区及邻域地质地球物理系列图》等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向阳红10》号大型远洋调查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该船可以在极区以外的所有洋区进行多学科综合考察。
在海洋科技国际合作方面，改革开放为海洋科技的国际合作带来了契机。1977年，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委会（IOC/UNESCO），并一直以高票数当选海委会执行理事会成员国，在参与重大计划以及游戏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十年来，我国积极参与海委会发起的一系列重大全球性海洋科学计划，如全球海洋与大气相互作用计划、世界大洋环流计划、全球海洋观测计划等，同时又与美国、加拿大、日本、德国、法国等国家建立了双边海洋科技合作。这些计划代表着世界海洋科学发展的前沿，国际合作计划的实施促进了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提高了我国在海洋科学研究、资料交换、防灾减灾、海洋制图和海洋观测与预报等方面的能力，扩大了我国在世界海洋界的影响。
在公益服务能力建设方面，组织实施了“一网三系统”专项，初步建设了海洋环境监测网和海洋执法管理、海洋环境预报服务、海洋资料服务等三个系统，提高了我国近海环境实时数据获取能力和数据产品处理能力，提高了海洋环境要素预报水平。“七五”攻关“海洋环境数值预报研究”课题取得了一批有重要价值的成果，初步建立了我国海洋环境短期数值预报体系，开发了海洋资料浮标和深海潜标系统。1988年8月，在南沙群岛永暑礁用国产仪器设备建成了“全球海平面联测”第74号站，并向“全球海平面观测系统”发送月平均水位资料，该站的建设为世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在海洋调查和科学考察方面，基本完成了我国《第二次海洋污染基线调查》，为掌握我国近海海洋环境质量状况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为适应《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海域划界和管理的需要，我国首次组织实施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勘测专项，对相关海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综合数据库，并使我国多波束应用技术和海底勘测研究方面跨入世界先进行列。2000年，我国组织实施了西北太平洋海洋环境调查与研究专项，提高了对该海区海洋环境的认知水平。2003年9月，国务院又正式批准“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目的是进一步查清中国海，为海洋资源开发和环境评价提供基础数据。
“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验收会
2005年4月至2006年1月，我国首次开展了环球综合海洋科学考察，横跨三大洋，航程43230海里，历时297天。初步圈出富钴结壳的富矿区，在多金属结核合同区开展了环境基线和多金属结核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硫化物、微生物、大型生物、沉积物和热液样品，这次环球大洋综合考察在我国大洋科考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海洋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海洋基础研究项目一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多项海洋基础研究项目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的支持。先后开展了近海环流、海洋生态系统、海水养殖病害、边缘海形成和演化、赤潮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获得一批高水平成果，开创了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新纪元。我国在世界率先破译了对虾白斑杆状病毒基因组全序列，被评为“200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之一。1999年为研究“东亚季风历史在南海的记录及其全球气候影响”，增进我们对季风气候变迁的理解，大洋钻探第184航次（ODP184）在南海执行，进一步缩短了我国海洋地质研究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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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海洋大国，发展海洋事业，对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对于实现国家海洋强国的宏伟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海洋科技是国家海洋事业发展的强大支撑和不竭动力，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必须依靠海洋科学技术。
3月13日上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出台，根据方案，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意味着国家海洋局作为完整建制将不复存在，但我国对于海洋科学研究的脚步不会停歇，迈向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也不会改变。
【说明】本文依据文章“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海洋科技发展50年”进行节选与整理，作者孙志辉，时任海洋局局长，发表在《海洋开发与管理》（2006第5期），文中图片为我们补加，组稿/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