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发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手段和载体。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的成功经验来看，其产业发展具有产业革命叠加、以实体经济为中心、保持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等特征，突显了产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当前，新产业革命是解决中国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但是，新产业革命与以往历次产业革命不同，具有双重效应：即新产业革命本身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增加新创产业、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等的同时，也具有削弱传统资源地位、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面效应；且在其技术创新过程中既有加速城市现代化、提高知识尊重度的积极作用，也有扩大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削弱传统人力资本培育效果的消极作用。这些负面效应将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为此，我们应以人民需要为导向，以技术创新重构产业技术体系，以都市圈建设优化产业空间体系加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党的二十大发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指出了前进的方向。中国式现代化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具体国情之下，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下，面临着如何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人的现代化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历史挑战。这些挑战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解决在于如何快速“做大蛋糕”，并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兼顾“做好蛋糕”“分好蛋糕”的问题。为此，产业发展成为重中之重。中国的产业发展有其鲜明的独特性，在中国式现代化既往的历程中创造了中国奇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诸多挑战，都将以产业发展为根本手段来加以解决。当前的新产业革命是一种既有“加法”也有“减法”的双重效应，它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当前的主要矛盾
（一）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本质特征
刘云川等论及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
吴忠民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经济，也要规避福利过度的陷阱。
刘守英强调了中国特色，并指出当前关键在于解决城乡失衡、代际失衡、精神与物质失衡等重大难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以现代化国家建构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洪银兴强调高质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脚点在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韩保江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面临各种挑战：经济增速下降可能诱致财政、金融和房地产风险爆发；创新力不强可能拖累现代化进程；城乡区域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后劲；碳达峰碳中和过程加快，可能导致传统制造业、煤炭石化钢铁等产业“早衰”，进而引发“失业加剧”；低收入群体收入下降、生活困难，从而诱发“合成的谬误”和“绿天鹅”风险，等等。
刘洪愧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始终坚持工业化、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对外合作、立足国情、开创性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经济工作的计划性和阶段性等。
沈文玮等论述了数字经济赋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数字经济赋能经济社会文化均衡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贺灿飞等指出区域产业体系的高质量演替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上述研究，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过程。在此，通过新产业革命加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不仅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目标的根本路径，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矛盾所在。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矛盾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矛盾集中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集中于产业发展。这是中国以及世界主要国家已有现代化历程经验教训的昭示，也是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挑战使然。
从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来看，其基本路径为通过产业革命，借助国际市场形成经济总量的扩大，同时借助产业技术高端优势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对发展中国家的垂直分工地位，带来整个国家劳动力价值的高估。这种高端产品的超额利润支撑其产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从而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在此过程中，由于当时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体系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产业发展一方面可以支持一定人口规模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机制，推动其消费结构的升级、产业技术升级。而这一过程往往也伴随着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暴力掠夺和经济掠夺。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这种成功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但是，通过产业革命推进产业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世界通则，特别是中国人口规模巨大且新产业革命的劳动力排出效应较强，这使得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发展上的任务更加艰巨。
从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在总体上收获了巨大的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其中，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完整的产业体系，以实体经济为中心，走和平发展道路，形成了以“供给侧改革”为代表的科学的经济管控方式等，仍将继续指导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取得成功。但是，当前面临的发展不可持续、区域差距与贫富分化等问题和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挑战也不容轻视。而这些问题和挑战，使得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主要矛盾归结于产业发展之上。
（三）增长之弊与产业发展
发展不可持续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产业以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为核心，具有破坏环境、严重消耗资源的特征，加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大量出口，使得资源环境受到严重破坏。这种重化工业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同样诱发了严重的环境和资源危机，并在20世纪70年代催生了可持续发展理念。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两山”理论指导下取得了较大成效。但仍存在产业技术低碳化进展缓慢、排污治污不够深入、生态修复尚需加强、能源革命亟待推进等问题。
为此，党的二十大已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对内将通过产业技术的进步消除污染源、推进资源再生利用，加强生态修复；对外则通过国际合作体系的构建，加强国际资源进口，深化构建“两个循环”的发展格局。在此，清洁生产、环境治理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成为关键，将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新产业革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来加以解决。
发展不平衡与贫富分化问题
经济增长过程本身必然是不平衡的。这是区域禀赋优势的异质性、创新活动的异质性以及技术进步本身带来参与经济活动要素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性使然。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普遍提高了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和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但是，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东部发达地区与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衰退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差距较大。同时，城乡收入差距也在收入俱增的背景下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
2020年底，中国通过精准扶贫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96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是，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扩大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仍然客观存在。为此，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当前区域差距问题主要体现为城乡差距问题，而新产业革命的推进则具有扩大城乡差距的倾向。为此，新产业革命与城乡差距是当前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四）当前挑战与产业发展
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艰巨性
中国14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中国人口呈现老龄化少子化特征，劳动力人口也趋于下降。这些人口特征，有利有弊。
从不利角度来看
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是最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教育普及度高、劳动力价格低廉且态度积极而富于效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新产业革命的展开，高技术替代低技术、数字技术替代机械技术的产业升级正在快速推进，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劳动力排出效应已经凸显，以劳动力就业形式直接参与分配的人口数量下降成为必然。加之人口老龄化，使得依赖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的人口数量日益增加，财政压力空前增大。
从有利角度来看
巨大的人口规模也意味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民向往为中心的核心逻辑之下，在中国经济整体向上的态势中，这个巨大的市场需求必然具有结构升级的特征，从而有力地推动产业创新。同时，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使得人力资本红利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对全要素劳动生产率有重要的提升作用。
应该看到，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都不是绝对的，是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前者的劳动力排出问题，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红利的培育，鼓励劳动力的自主创业，将其纳入新的产业体系之中；后者的需求升级拉动经济增长，则要求各阶层人口收入都具有向上增长趋势且收入差距呈收敛态势，为此则要求产业发展上的高质量推进。因此，人口规模巨大给中国式现代化提出的挑战，最终可以归结为如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实现更高效率增长的问题。
解决城乡差距的紧迫性
当前，发展不平衡问题显著，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呈现扩大的倾向，成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主要挑战之一。特别是在新产业革命的推进过程中，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乡村振兴、区域差距等问题都将矛盾集中到城乡差距上，如何缩小城乡差距成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焦点所在。
首先，农业、农村发展的相对滞后是扩大城乡差距的重要成因
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低，农村耕地保障困难大，粮食安全保障任务重，农村低收入人群占比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上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为此，党的二十大提出，要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农业农村问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其次，新产业革命的推进具有扩大城乡差距的一般倾向
新产业革命将通过技术创新对传统产业技术进行彻底替代或开拓的全新产业领域，因而要求大量的财政资源来应对城市失业、社会稳定、经济安全问题，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高端人才的投入，要求良好的产业基础、高端的市场需求支撑。这必然导致资源向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集中，使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最后，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也将区域差距问题归结于城乡差距问题上
新产业革命的负面效应将使得老工业区域、中西部相对落后区域以及老少边穷地区与以东部地区为代表的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差距问题更加凸显，而这些地区为加速区域发展，必然走创新发展道路，必然依赖积极投入新产业革命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其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上述区域城乡差距的扩大。
因此，城乡差距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在空间结构上的首要问题和关键环节。为此，如何做到既能实现城乡差距的缩小，又能保障新产业革命的快速推进，也是当前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区域差距与贫富分化等问题，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差距扩大等挑战，都不可避免地必须依赖产业发展、产业技术进步来解决。“做大蛋糕”是第一选择，而如何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科学地把握新产业革命的推进方式，并使之能够巧妙地应对新产业革命必然带来的劳动力排出和城乡差距扩大等负面效应，实现高质量发展，则是新时代中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二、中国产业发展的特殊性
中国式现代化在产业发展上有着与主要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特殊性。在产业发展上，虽然都是通过产业革命推进，但中国的产业革命多是叠加发生，且是从追赶型向领跑型逐渐转移的过程；同时，中国的产业发展始终坚持以实体经济为中心而没有形成许多发达国家的服务化经济结构，因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而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专注于发展少数高端产业。上述特征，体现了产业革命的重要性，更预示了新产业革命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一）以产业革命叠加构建产业体系
从产业体系构建的视角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演进的历程就是通过产业革命叠加来构建产业体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产业体系框架建立阶段，改革开放后到2008年的产业体系补充升级阶段，2008年后的产业体系升级重构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的产业体系框架建立阶段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兼收并蓄的时期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借助苏联的帮助，以重化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为目标，重点建设了基础性的产业分支。其中，既有纺织、煤炭、机械制造等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产业技术，也有石油、化工、汽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产业技术，初步构建了中国的产业体系基本框架，形成了涵盖生产部类、生活部类两大领域主要产业部门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由于当时中国在产业技术上底子薄，加之中苏关系自20世纪60年代恶化而周边局部战争威胁较大，使得保障国民经济稳定、顺利运转和国家安全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任务，由此形成以生产部类为核心、钢铁挂帅的产业体系特征，整个产业体系的核心技术创新缓慢，以至在改革开放之际已形成了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产业技术之间的较大落差。
改革开放后到2008年的产业体系补充升级阶段是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技术升级迭次交错发展的时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工作重心从保障国家安全和经济正常运转转向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上，技术引进、改良、提高成为中国产业技术快速提升的主要手段。在这一阶段引进的技术中，既有服装、纺织、制鞋、电梯、石化、汽车等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基础上改良技术的导入，也有以电视、空调、计算机等微电子办公机械和家用电器为主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这些技术依托中国已有的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基础，迅速找到了生根发芽的产业领域；同时借助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较好的教育基础、强烈的发展愿望和勤奋吃苦的精神品质所带来的优秀劳动力素质的人口红利形成了出口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导入先进技术、推进技术改良的机制，实现了中国出口从低级产品向中高端产品的产业替代，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革命之后迅速跟上了世界信息产业技术进步的步伐，逐步具备了生产手机等信息器械消费品的生产能力。但这一过程集中于消费品生产技术领域，许多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生产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应用较多的产业技术尚未赶上。
2008年以来是中国产业体系升级的重构阶段，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新产业革命技术变革同时推进的过程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整个世界产业技术长期停滞导致经济虚拟化的弊病，加之传统重化工业体系破坏环境、耗竭不可再生资源的发展不可持续问题日益突出，催生了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再工业化”和以人的健康、智能生产、智能社会为主要领域的新产业革命。在新产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的产业发展呈现出预见较早、政策较为完备的特点，一方面补课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的产业机器人、信息革命时代的芯片生产等相对落后的产业技术，另一方面加速推进新能源汽车、智慧社会等新产业技术的创新。目前，新产业革命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居世界第一，出口量名列前茅；以数字网络平台为依托的智能社会建设水平居世界前列，极大地提高了居民生活便利化水平。
中国产业发展在技术进步上的产业革命叠加特征，在其形成机制上具有典型的中国特征。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产业革命过程体现为“技术唤起技术”的产业技术体系的构建过程。而中国的产业技术体系从初步构建到补充、升级，再到升级、重构，都是以需求侧的需求拉动为主要动力的，“技术唤起技术”的机制并不充分。这是因为英国、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是前几次产业革命以及信息革命的发源地，其经济运转的需要或者说供给侧的需求在最初的源技术出现后发挥了核心作用，因而形成了源技术带动主干技术、主干技术带动分支技术逐次递进的创新过程。
而中国作为后起国家，作为产业技术的学习国，从引进技术起步，当然要从国家需要出发来选择技术引进的方向。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最大需要是国家安全和经济自立，改革开放后的核心需求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使得中国在技术体系构建上形成产业部门相对完整，但各个部门技术水平不一的特点。因此，随着新的时代需求的出现，不同代次的技术创新需求也会随之而来，产业革命叠加推进则是不可避免的。而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智能社会等领域中开始领跑，“技术唤起技术”的机制正在逐步形成并强化，成为推进新产业革命的核心力量之一。
（二）以实体经济为中心推进经济增长
中国的产业发展以实体经济为中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政策的主要着力点在实体经济部门；其二，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是实体经济部门。
首先，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侧重于实体经济的培育和发展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前瞻性的计划管理或规划管理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典型代表。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目前的“十四五”规划看，计划或规划的发展内容核心是经济发展问题，其主要政策对象基本上集中于实体经济部门。农业问题是立国之本的首要问题，工业问题是决定发展质量的关键要素，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产业政策也基本集中于工业、农业两大部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率先推进了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释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支持城市建设。随着经济建设主战场转到工业部门，技术引进、外资引进对象是工业部门，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依赖工业部门，也为工业部门服务。新产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在世界各国中最早推出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系统支持政策。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强调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因此，纵观上述历程，中国产业发展政策以实体经济为中心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的增长过程也是以实体经济为中心实现的
从三次产业比重的长期演进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的时期与工业部门比重上升、农业部门比重上升的时期是基本一致的。其中，工业部门发挥了主要的经济增长牵引作用；农业部门则在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间段发挥了重要的引擎作用（见图1）。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谁主谁次问题，并不是看谁的比重高低，而是要看具体产业部门与经济增长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众所周知，美国、欧洲、日本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或中期以后出现了经济服务化的倾向，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意味着后工业社会来临，宣称未来发展是以服务业为主。但事实上，这种服务化伴生的是经济长期衰退，甚至是因过度虚拟化而带来的金融危机。因此，可以说，中国经济增长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的产业特色是正确的选择。
以实体经济为中心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产业特征，也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快速增长的奥秘之一。
首先，以实体经济为中心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具体国情所决定的
中国是人口大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度低下，因而中国经济在需求面上主要是以物质产品的丰富为核心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求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也必然是以物质生产部门为核心展开的，中国政府的政策重心也必然聚焦于物质生产部门。
其次，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的经济增长，也是世界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发展经验所验证的客观规律
世界主要工业国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经验表明，工业部门快速增长的时期才是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而工业部门衰退的时期则是经济衰退的时期，也是服务部门比重不断上升的时期。这说明，当前仍然是工业中心社会，服务部门为主导的经济不仅增长缓慢而且也会因经济虚拟化而带来严重危机，日本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等都是明证。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以实体经济为中心的特征，也是产业革命叠加的结果
产业革命叠加的经济增长，集中体现为产业革命核心领域的物质生产部门得到快速发展。同时，产业革命叠加带来技术革新的迭次发生，带来相关投资的不断投入，也构成中国经济长期、稳定、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产业革命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占据核心地位。当前，中国式现代化仍然面临着人口规模巨大的压力，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仍需积极推进新产业革命。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式现代化仍将以实体经济为中心。
（三）在产业发展进程中保持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
中国拥有基本完备的产业体系，这是世界所有经济体中独有的优势。这一优势的形成，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人民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在当时西方世界“冷战”封锁、周边“热战”频发的特殊国际环境下，为保障新中国的安全稳固，中国人民以生产部类为中心建设起了较为完备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后，这一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通过技术引进不断扩容，提升了钢铁、化工、汽车、纺织、通信机械、高铁等产业的技术水平，增加了家用电器、办公机械、计算机、手机等微电子产业以及精细化工、特种钢等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主要缺口产业部门，建立了更为全面的产业体系。当前，中国正积极投入新产业革命之中，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推出了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技术创新政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智能生产、智能社会等新产业革命的主要领域不断取得技术突破，逐步构建起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之所以保持了产业体系的相对完备特征，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首先，中国的技术进步过程是赶超的过程
这使中国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下游，虽然有少数高技术产业，但这些高技术产业所带来的高收入人群数量有限，不足以带动整个国家劳动力价格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高位，因而无法形成靠少数高技术产业支撑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体系。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则早在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就已借助当时的高端产业——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确立其统治地位，这些产业容许较大规模人口进入高收入阶层，带动整个国家劳动力价格高估，形成剥削发展中国家劳动、提高产业技术、保持产业优势的循环机制。这一方面使得其依靠高技术产业支撑国民经济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得其低技术产业无法消化高昂的人工成本而不得不在这些产业技术公共化之后向外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
其次，中国是人口大国，基本生活需求总量巨大
一方面，少数高技术产业带来的利润无法支持低技术产业所供给的日常生活需求，当然更无法支持家用电器、手机等现代高端技术产品的巨大需求，这就要求中国要尽量保持这些产业部门来维持对外贸易的均衡和国家经济安全；另一方面，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本身就是诱发相关产业发展的根本力量，由需求而供给的基本经济机制在中国直接体现为相关产业部门为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断发展的态势。
最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须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国不可能依靠对外扩张、掠夺和剥削落后国家以形成自己的发展优势。为此，中国自己的需求基本要靠自己的产业发展来解决，参与国际竞争也只有发挥自身竞争性优势一途可循。因此，在产业技术水平整体处于国际分工体系中相对较低层面的前提下，发挥劳动力价格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以获取进一步发展的资源是必然选择，不可能存在完全放弃这些产业部门而专注于尚未形成竞争优势的高技术产业部门的选项。这一态势仍将继续，即便在新产业革命取得重大进展，形成一定规模的高技术产业部门之后，中国巨大规模人口的需求压力和国家经济安全需求也要求我们继续保持产业体系的完备性。
但是，应该看到，中国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特征使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式现代化不仅面临着通过新产业革命建设高技术产业部门的任务，更面临着整个产业体系向可持续发展、智能化发展，并实现产业技术体系全面转型升级的艰巨挑战。
总之，中国产业发展的产业革命叠加、以实体经济为中心、产业体系相对完备等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具体国情下所独有的产业发展特殊性，也是中国经济成功奇迹的重要成因。应该看到，这些产业发展的特殊性中也蕴含着经济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即经济快速发展依赖于物质生产部门的产业技术进步，依赖于产业革命的推进。为此，如何科学、高效地推进当前的新产业革命，是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直接面对的课题。
三、新产业革命双重效应的挑战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人口规模巨大、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等课题的解决关键，在于科学、高效地推进新产业革命。而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催生新产业革命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相继投入其中，虽然以新能源汽车、智能化为核心的主要产业领域技术创新取得重大进展，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现象，加剧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动荡。这与历史上历次产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较快的经验判断不符。这种情况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新产业革命具有与以往历次产业革命不同的双重效应。
（一）产业技术体系重构的双重效应
当前正在兴起的新产业革命与以往的三次产业革命以及信息革命都有所不同。以往的工业革命都是产业体系不断扩容的增量过程，是正向作用的“加法”。新产业革命则是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而进行的产业体系重建，其中有“加法”，也有负向作用的“减法”。
回顾人类的产业发展历程：
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纺织业起步，逐步形成了由煤炭、钢铁、交通运输、机械制造等产业构成的近代产业体系；
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电力、石油、汽车等产业起步，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大量产业分支，构建起了现代重化工业体系的基本框架，并带动了为之服务的第三产业发展；
第三次产业革命则在重化工业体系下主要增加了电子机械、家用电器等电子信息类产业；信息革命进一步提高了数字技术的地位，使软件产业独立化，并为新产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到21世纪初期，人类经济社会仍然由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重化工业技术体系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个以内燃机、石油、电力为源技术的重化工业体系基本覆盖了人类物质生产的方方面面，形成了无所不包的产业体系。上述产业革命过程都是产业分支不断增加的“加法”过程。但是，由于重化工业体系在产业技术上的局限性，其破坏环境、消耗不可再生资源的属性没有改变，且不断形成对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威胁。迫使人类开启了当前的新产业革命。基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要求，新产业革命必然要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其一，通过对破坏环境、耗竭不可再生资源的传统产业的替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把人类从资源、环境的约束中解放出来；
其二，通过生物技术、基因技术等技术创新，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和绿色农副产品等人类生存必需品的保障能力；
其三，通过智能技术对机械技术的替代，实现高效率生产的目标，把人类从体力劳动的束缚中进一步解放出来。
为此，新产业革命主要集中于四个领域：
二是大健康产业，通过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等技术创新使人类更加健康，并推进农业技术革命；
三是智能制造，通过数字技术的导入，使生产过程智能化，解放体力劳动；
四是智能社会，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节省社会运营成本，提高经济运转效率。
这些技术创新必将大大地提高生产效率，推进可持续发展，具有推动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会创造一些全新的产业。这是其“加法”。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除大健康领域外，都将出现大量的产业替代、产业压缩、劳动排出现象，从而给基于重化工业体系的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冲击。这就必然带来产业和经济社会运转过程的“减法”，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新产业革命带来传统经济要素的减少和参与度的降低
技术进步的过程必然影响参与经济活动的要素增减和参与度的变化，以往的历次产业革命基本上降低了土地的重要性而提高了资本、技术、资源、劳动等要素的参与度。
在资源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提高了煤炭、钢铁等资源的重要性，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将石油的意义提到极高的程度，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使得硅、铜等电子产业所需资源的重要性大大提高；
在劳动力方面，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都具有增容大量劳动力的功能。
而新产业革命一方面提高了技术、资本的参与度，另一方面则通过再工业化降低了石油、煤炭、钢铁等传统资源的参与度，通过智能技术的应用降低了劳动的参与度。而传统能源、材料等部门的退出和压缩则进一步强化了相关产业部门劳动的排出效果，使得增加劳动力就业成为极其艰难的政策目标。
第二，新产业革命带来传统产业体系的“瘦身”
在物质生产部门，由于高技术替代低技术、清洁技术替代污染技术、数字技术替代机械技术的推进，使得传统的产业链受到巨大冲击。如以新能源车为代表：
在再工业化领域，汽车生产上下游40余个产业中的内燃机、机械传动等产业将彻底消失，石油化工、钢铁等产业等将大量减容；
在智能制造领域，传统的机械制造产业将被机器人产业替代，传统研发过程将由数字技术替代，一系列制造过程都将由电脑操作完成；
在智能社会领域，智能技术将替代经济运行的冗余环节，批发、零售等产业大量被电子商务平台取代，进而服务业中银行柜员、出租车驾驶、翻译、法律咨询、会计服务等简单人工服务也将被替代，相关产业随之缩小甚至消失。
第三，新产业革命带来增长牵引区域的窄化
随着新产业革命的推进，需求结构升级、产业技术替代，必然导致传统工业区的衰退和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区，作为产业替代的主要领域，其劳动力排出、产业体系“瘦身”的影响最为显著，使得这些地区在新产业革命进程中处于两难境地。积极推进则由于经济结构以传统优势产业为主，大量就业依托于传统产业，导致社会压力空前增大；观望迟疑则经济缺乏新兴产业支撑，区域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空前增大。同时，落后地区则由于新产业革命在财政资金、科技人才等方面进入门槛的提高而更难以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总之，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变革本身具有负向效应的“减法”特征，使得传统经济要素减少和参与度降低、传统产业体系“瘦身”、增长牵引区域窄化，都将严重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影响整个经济活动的平稳健康运行。
（二）产业技术创新过程的双重效应
新产业革命在上述产业体系重构的负向效应之外，其产业技术创新过程也具有正向、负向的双重效应。
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过程，在正向效应方面主要体现为超大城市扩张、科技要素重要性空前提升等方面。
首先，新产业革命所要求的技术创新作用于传统产业和全新产业两方面
一方面是对传统产业技术的彻底替代，要求大量的财政资源应对城市失业、社会稳定、经济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是全新产业领域的初步探索，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高端人才的投入，也要求良好的产业基础、高端的市场需求支撑，使得新产业革命必须依托大型、超大型城市来推进。就一个经济区域而言，上述过程必然带来资源向大型、超大型的城市集中，从而带动城市经济的繁荣，提高整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
其次，新产业革命使得技术要素的地位空前提升
前沿技术、高端技术的拥有者有较多机会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成为创业者、新产业的合作者获取相应的商业回报。这一倾向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中科研工作者长期存在的收入相对低下之弊，纠正“研究导弹的挣不过卖茶蛋的”社会认知，提高了整个社会对知识的尊重度，有利于引导社会走向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正确轨道，对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新产业革命在其技术创新过程中也具有负向效应。
首先，新产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过程对大型、超大型城市的依赖，具有扩大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的一般倾向
前文已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过程同时带来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而随着技术创新的深入推进，资源不断向大型城市、超大型城市集中，必然使本已显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在一些发达程度不高的地区，则不得不向首位城市集中大量的相关资源，使城市间差距也呈现扩大倾向。目前，这种倾向已经使得一些地区本已出现的城市群多中心化趋势被打断而呈现出首位城市首位度提高的“逆行”现象。
其次，新产业革命的重点技术领域中的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和智能生产、智能社会的数字技术，具有前沿性强、专业性强、社会基础弱的特点，使得中国的传统人力资本培育模式遭遇重大挑战
一般而言，大学学历教育只是在产业技术相对稳定的时期具有人力资本培育意义，这是因为学历教育是以已总结为体系的理论为基础的，而已总结为体系的理论本身则必然是相对陈旧的、稳定的知识体系，不适应新的技术要求。而社会教育的人力资本培育往往侧重于个人技能的多样化，一般通过会计师、律师、翻译等技能的习得来增加个人就业竞争力。但是，新产业革命的智能化恰恰将针对这些领域逐步推进对简单人工的替代。于是，出现了大学学历教育学非所用、社会教育培训学而无用的问题，进一步增加了新产业革命劳动力排出的负面效果。
综上所述，新产业革命具有正向和负向的双重效应，科学把握新产业革命正负效应的基本机理和作用尺度，探索现代产业体系的高质量推进路径，使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地应对新产业革命的挑战成为当务之急。
四、高质量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路径
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载体，也是当前应对新产业革命挑战的关键所在。为此，应充分发挥中国优势，巧妙地化解新产业革命双重效应带来的矛盾，变革产业技术体系，调整产业空间体系，逐步实现从根本上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通过需求唤起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唤起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改变空间布局的方式，高质量地推进现代产业体系的建设。
（一）坚持需求第一性
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也是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要求，因而也必然是产业技术创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方向。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以需求为导向，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自商品交换出现以来，市场行为乃至经济活动都是以人们的需求为起点、以人们的需求为目标。资本主义国家盲目推崇“供给创造需求”的逻辑，大肆扩张供给，结果频繁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为中心，既符合市场经济本身以需求为根本动力的基本原理，也有力地支持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在新产业革命双重效应下重建现代产业体系，如何调整重组的标准就是看人民是否需要，看市场是否需要。
其次，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国际市场需求对产业体系调整的诱导作用已大大降低，而国内市场需求的重要性则显著上升
在此，中国具有人口规模巨大的特征，同时也具有市场需求规模巨大的优势。这一优势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指引下更具有显著的指导性和现实的可操作性。
最后，信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广泛应用，使得市场需求的显化方式和显化程度都空前增加和深化
随着人们经济实践的深化，新的经济思维扬弃了由价格考察市场的传统模式，正在借助数字技术，系统考察商品功用、偏好、价格等多个层面的需求预期的市场表现，从而可以更加科学地判断社会需求所在，并进行产业选择。
（二）以新产业革命推进现代产业体系重构
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关键在于现代产业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当前的新产业革命是我国难得的历史良机。
首先，紧抓新产业革命的源技术创新，以新技术建设高端产业，以高端产业的稳定快速发展为传统产业改造创造有利条件
在新产业革命的四个重点领域中，我国在以电动车为主的新能源车领域已经取得重大突破，进入世界前列；在大健康领域则尚需重大进展；而目前的重点在于智能技术领域。随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强化，光子芯片等弯道超车技术日益成熟，不远的将来半导体领域的“卡脖子”现象将逐步破解；但以ChatGPT为代表的AI智能化新技术也正在形成新的挑战。我们应发挥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形成源技术领域技术开发、产业化的良性机制，为整个经济提供强劲动力。
其次，做好传统产业体系中被“瘦身”部分的产业技术改良、产业转化、产业重组工作
具体而言，从需求出发，我们可以将这部分产业分为失去需求的淘汰产业、有需求但技术必须改良创新的替代产业、失去原需求但可以找到新需求的重组产业。对于淘汰产业，如大部分的汽车产业，应及早引导其在有限的窗口期进行产业技术创新，或投身新能源车，或彻底转行其他产业。对于替代产业，如纺织业、家电业等，由于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而面临着克服生产成本压力和产品智能化创新的双重任务，可通过生产技术的智能化、自动化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提高竞争力；再如种植业、养殖业，在食品绿色化、非季节化等的要求下，也可通过生物技术创新优化品种、通过生产技术无公害化实现绿色生产、通过生产工业化实现智能精准管理。对于重组产业，如机械制造业、汽车零部件产业等，可以充分利用其他领域的相关需求加速其产业链的重组，如汽车零部件产业就完全可以转向现代农业机械制造产业链之中。
最后，着力扩大现代产业体系中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的产业部门，构建以技术创新、创意设计为主要方向的产业链，引导人力资本建设向高端脑力劳动的创新领域发展
这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中国教育水平逐步提高、人力资源培育不断强化所形成的人力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新产业革命的劳动力排出效果而导致的人力资源闲置问题，减少社会就业压力。特别是，由于传统教育已相对落后于当前技术创新的需要，应大力改革传统教育模式，构建以创新人才培育为主要目标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
（三）以都市圈建设优化产业空间体系
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也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在推进新产业革命进程中，要注意克服其对增长区域的窄化效应，对城乡差距的扩大倾向。
第一，对相对落后区域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衰退区域，应着力培育其在新产业革命源技术领域的新立足点，加以重点培育，使之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牵引力量之一，而避免沦为跟随发展者
其中，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有较好的传统产业基础，可以满足部分市场需求，尚有一定的技术创新窗口期，可以重点支持其在产业机器人、现代农业机械、新能源车、智慧农业等领域取得突破。对相对落后地区，应积极探索其进入高端产业领域或与发达地区构建产业链的区位优势，如贵州省建设大数据产业等都是其成功案例。
第二，为有效减轻新产业革命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带来的城乡差距扩大倾向，可通过现代都市圈建设的方式，将大城市、周边城市、乡村的产业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积极引导大城市溢出的产业链向低成本的县城、乡镇布局，通过城市周边高效的轨道通勤网络建设，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城市及乡镇为外围、以产业链为内在联系的圈层式向外辐射扩张的产业空间体系。一方面，减少大城市压力，支持重点创新领域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快速推进；另一方面，有效地保持周边城市及乡镇有足够的造血功能和资源不外流的基本能力。而随着新产业革命源技术的逐步成熟，其技术创新将向整个产业体系扩散，带来整个都市圈产业体系的技术升级，形成布局合理的现代产业体系。
五、结论与展望
中国式现代化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通过产业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过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产业发展的产业革命叠加、以实体经济为中心、保持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等特征都强调了产业发展在中国具体国情下的重要意义。
当前，新产业革命是加速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根本路径，是解决当前主要矛盾的关键所在，是消除已有的发展不可持续、区域差距与贫富分化等增长之弊并解决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差距扩大等新时代挑战的核心手段。
但是，新产业革命本身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增加新创产业、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等同时，也具有削弱传统资源地位、排出劳动力、产业体系“瘦身”、增长区域窄化等负面效应；而且，在其技术创新过程中虽然具有加速城市现代化、提高知识尊重度的积极作用，也具有扩大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削弱传统人力资本培育效果的消极作用。
新产业革命的双重效应要求我们科学把握新产业革命正负效应的基本机理和作用尺度，探索现代产业体系的高质量推进路径，使中国式现代化有效应对新产业革命挑战。
作者：赵儒煜，宁波工程学院区域发展与共同富裕研究院、吉林大学东北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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