遴选依据：文化遗产(ii)(iii)
地理位置：N28 59 55 E109 58 01（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N2941 26 E109 00 19（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
N27 48 42 E106 49 01 （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
简介：
2015年3月，国家文物局确定湖北、贵州、湖南三省现存最具代表性的土司遗址，共同联合申报2015年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包括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贵州播州海龙屯遗址。13至20世纪，土司分布地区在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目前中国记录在案的土司遗存有101处，由于分布广、遗址多，决定了项目必须是“打包”申报。
三处遗址分布于多民族聚居的湘鄂黔交界地区，是现存具有大型规模、完整格局、丰富遗存的土司城遗址。包括土司城遗址、土司军事城址、土司官寨、土司衙署建筑群、土司庄园、土司家族墓葬群等。此三处土司遗址均是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遗存，位于土司地区与中央政权主体地区地理和文化最前沿的交汇地带，属典型的多族群文化复合区域，是中国土司遗产中的代表。与世界上其他文化遗产相比，罗马帝国遗产体现一致的罗马风格，没有文化多样性，古印加帝国政治制度与我们一样的，但是找不到遗存。中国的土司遗产不仅有多样性的文化历史，还有大量的遗存。
土司地域多数是少数民族，历代中央王朝为强化管理，从唐宋时期，就采取怀柔政策，推行设衙羁縻制度，也就是承认当地土著贵族，封以王侯，纳入朝廷管理。从元朝开始，施行“以夷制夷”，“以蛮治蛮”的土司制度。明朝朱元璋时，规定土司“可承袭，拥生杀，需朝贡，供征调”。充满神秘色彩的土司王国历经元、明、清三朝，盛行数百年，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在明朝达到了鼎盛时期，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改革进程，才把世袭的土司，改成了由朝廷任免的流官。在整个过程中，仅湖北的土司城在元代曾设立29个土司，明代设立31个土司，清代立20个土司。土司制度鼎盛时期的明代，数量达到3000多家。
土司遗产的系列遗存，反映了中国土司制度历史、土司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见证了多民族统一国家“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传统理念。而和以往申遗项目不同的是，土司遗产是以文化和制度遗产为主体提出的申请，和过去的自然或者文化遗产项目有很大的区别。这些散落在西南苍山碧水间的古建筑群落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人民超人的智慧和技艺的见证，也是先进民族文化和融洽民族关系的见证。
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
在联合申报的三处土司遗址中，湖北唐崖土司尤其彰显出其显赫的历史地位和“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的庞大气势。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遗址除了中央“衙署区”，其他部分并未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几乎就是原址保护。历经五六百年沧桑巨变，能有如此完好的呈现，更显弥足珍贵。
唐崖土司城遗址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尖山乡唐崖司村。自元至正六年（公元1346年）覃氏始祖被封为安抚司后，一直到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被废除前，唐崖土司16代389年的司城都在这里。城址西面倚靠玄武山，东临唐崖河，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600余米，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地势西高东低，以东西向的中轴线依地形对称分布。城址从外至内分为三重，分别为外城、内城和宫城。城内功能分区比较明显，街巷纵横，既构成完备的交通网络，也是城内各区和各个院落的边界标志，形成了“三街十八巷三十六院落”的总体格局。
唐崖土司城遗址年代为明代中后期至清初，占地规模约80公顷，为土家族唐崖覃（qin）氏土司治所，管辖周围约600平方公里的领地。该地区山岭相叠，沟壑纵横。历史上主要依靠水路交通方式与外界沟通。土司城建在天然近三角形并呈缓坡的独立台地上，背靠陡峭的玄武山，前临奔腾的唐崖河，三面环水，周围陡峭的河沟与山体形成天然的防御体系。整座城池坐西朝东，最大的东城门轮廓仍然十分清晰。
唐崖土司城遗址目前考古已发现的遗存类型较为丰富，包括城防设施也就是城门、城墙等、交通设施，道路、桥梁、码头等、建筑基址、墓葬、采石场等多种类型，出土遗物主要有金银器、瓷器、印章、砖石质建筑构件等。其考古学年代判定主要集中于明代中后期。在绿树掩映间，这一大片坐落在缓坡上的遗址，绝大部分的地面建筑已经在历史中消亡了。唯有几处石质的遗迹得以保存。镇守在城址东门一侧的石人石马当属唐崖土司城的标志性遗迹之一。
唐崖土司城的第十二代土司覃鼎骁勇善战，战功赫赫，得到当时朝廷的表彰，在明朝天启四年也就是1624年，为其设立了“荆南雄镇”的牌坊。这也是唐崖土司城遗址中最具标志性的建筑遗存，是衙署区建筑群的起始。牌坊为砂石仿木结构，高7.15米,通宽8.04米,三开间。横额中两面分别书写“荆南雄镇”和“楚蜀屏翰”八个大字。彰显着此处曾经的辉煌。唐崖土司荆南雄镇坊就是一部土司制度史，也是其作为“土司遗产”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最突出的普遍价值。
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
老司城遗址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灵溪镇司城村，距县城19.5千米。这里是永顺彭氏土司历代中心司城所在，从南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起，直到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另迁它处为止，历时近600年。遗产区由老司城的山水环境、中心城址、外围遗迹构成，总面积25平方千米，核心城区面积25万平方米，是中国目前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全面揭示的土司城堡遗址。
其中心城址依山傍水，后有四面山脊为屏障，前有灵溪河为湟濠。城内沿河而下分布着宫殿区、衙署区、居民区、教育区、墓葬区和宗教祭祀区，这些区域既相对独立，又通过街巷、道路和河流彼此串联、随形就势，构成了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景色宜人的山地城市。城址中的彭氏宗祠、玉皇阁、文昌阁、子孙永享牌坊等古建筑保存完好，古城墙、古街道、排水沟渠、土司墓葬群等仍然可见。老司城中心城址是中国西南山水城市的优秀范例。
其外围遗址主要以城址为中心沿灵溪河分布，共23处，主要有休闲遗址、军事遗址、宗教建筑和宗教遗址，以及连接着些遗址的古道路。休闲遗址有碧花山庄、钓鱼石台、石刻题记等；军事遗址有钦监湾遗址、查老院遗址、谢圃公署等；宗教建筑有祖师殿和玉皇阁，宗教遗址有观音阁和八大神庙等。这些外围遗址连同山水环境，烘托着中心城址，体现了政治与军事、人文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
在明代晚期，彭氏土司奉朝庭征调在抗倭过程中功勋卓著，建立了“东南第一功”，受到了朝廷的褒奖。
海龙囤遗址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及红花岗区。遵义古称播州，自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杨氏土司始祖杨端入主播州，开始杨氏统治播州的历史，至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明王朝平定播州杨氏土司叛乱，废除播州土司为止，杨氏土司共传27代30位土司725年。播州是唐末至明末播州杨氏土司统治的中心区域，留下了丰富的土司文化遗存。海龙囤遗址包括了杨氏土司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即海龙囤遗址、养马城遗址及杨氏土司墓群。
海龙囤遗址是播州杨氏土司的夏季治所和战时军事中心，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海龙囤村，距主城区28千米。遗址的中心城址海龙囤雄踞于巍峨的大娄山脉东支的龙岩山上，地势险要，早在宋代杨氏土司时这里就修建堡寨，以后又不断扩建，至明代晚期已经是一座规模宏大、防御体系完备的山城。城址本身分为内外二城，内城构筑于山上，利用峰顶周围的天然陡坡和悬崖，加筑石构城墙而成。城前有飞龙、朝天、飞凤三关门，后有万安、西关、后关三关门，城内有新老衙署、住宅、库房、兵营等设施。外城是从内城墙延伸至山前的一道基本围合的石构城墙，外城墙的东西两侧依据地形地貌建有铜柱、铁柱、飞虎三关门，其中飞虎关及关前的三十六步天梯尤其险绝。
养马城遗址位于海龙囤东约5千米的高坪镇大桥村养马村民组的山头上，总面积约2平方千米。据文献记载，该城始建于唐末，沿用至明末。城址规模宏大，城墙周长约6000余米，高3至6米。城墙有石构城门6座，除一座城门为券拱门外，其余五个城门均为叠涩门，形制比海龙囤还古老。城内有大型建筑基址，但因未经考古发掘，建筑布局不明。该城地势相对平旷，与海龙囤形成了山下城与山上城的相互补充的体系。
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已经发现5处，有确切资料可考的杨氏土司及其夫人墓葬7座，其中尤以坪桥村杨粲墓和鸣庄村杨氏土司墓群最具代表性。杨粲墓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墓为并列双室，系南宋播州第13代杨氏土司杨粲夫妇合葬墓，也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宋代石室墓。鸣庄村杨氏土司墓群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鸣庄村的两道山梁上，由播州4代土司墓组成，每座墓均系石构、夫妇并列双室或多室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雕凿精美，是这一地区高等级墓葬发展演变的物证。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
“土司遗址”反映了13至20世纪初期古代中国在西南群山密布的多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管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留存至今的土司城寨及官署建筑遗存曾是中央委任、世袭管理当地族群的首领“土司”的行政和生活中心。其中，湖南永顺老司城遗址、湖北恩施唐崖土司城址、贵州遵义海龙屯是相对集中于湘鄂黔交界山区的代表性土司遗址，在选址特征、整体布局、功能类型、建筑形式、材料和工艺等方面既展现出当地民族鲜明的文化特色，又在此基础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土司统治权力象征、民族文化交流和国家认同等土司遗址特有的共性特征，是该历史时期土司制度管理智慧的代表性物证。
“土司遗址”系列遗产，也见证了古代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对西南山地多民族聚居地区独特的“齐政修教、因俗而治”的管理智慧，这一管理智慧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持续发展、有助于国家的长期统一，并在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方面具有突出的意义。
Located in the mountainousareas of south-west China, this property encompasses remains ofseveral tribal domains whose chiefs were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government as 'Tusi’, hereditary rulers from the13th to the early20thcentury. The Tusi system arose from theethnic minorities’ dynastic systems of government dating back tothe 3rd century BCE. Its purpose was tounify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while allowing ethnic minorities toretain their customs and way of life. The sites of Laosicheng,Tangya and Hailongtun Fortress that make up the site bearexceptional testimony to this form of governance, which derivedfrom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of the Yuan and Mingperiods.
Situé dans les régions montagneuses du sud-ouest de la Chine,le bien comprend une série de vestiges de domaines tribaux, dontles chefs étaient nommés gouverneurs de leurs régions respectivespar le gouvernement central, entre le XIIIe et le début du XXesiècle. Le système du « tusi »découlait des systèmes de gouvernance dynastique des minoritésethniques remontant au IIIe siècle av. J.-C., et avait pour butd’unifier l’administration nationale, tout en permettant auxminorités ethniques de préserver leurs coutumes et leurs modes devie. Les sites de Laosicheng, de Tangya et de la forteresse deHailongtun qui composent le bien, apportent un témoignageexceptionnel sur cette forme de gouvernance issue de lacivilisation chinoise des époques Yuan et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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