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证据法学中，证据审查是基础，事实认定是目的，但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比如审查证据的证明效力就是确定事实认定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单一证据审查，也可能涉及诉讼证明的要素和标准，如证据是否充分、是否排除合理怀疑等。为保证论题的集中及研究的深入，本文聚焦于单一证据的审查要素，只在必要时论及与事实认定相关的整体性证明问题。
探讨我国证据审查要素与方法，首先要了解我国证据审查的规范构造与实践特征。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点。
其二，合法性是一个被普遍关注却效用不足的审查要素。在实务中，证据合法性质证与辩论是破坏对方证据与证明体系的重要乃至主要途径，因此相当一部分律师热衷于证据合法性的质证与辩论，而法官的普遍态度却是，对合法性异议很重视但极少采纳。所谓很重视，是因为法官必须依法裁判，加之近年来的司法改革强调证据合法性审查，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调查程序，法官不能不重视合法性异议并展开相应调查及审查程序。但法官通常不采纳，是因为排除证据，尤其是排除支撑定罪的重要证据，在我国目前的司法背景下，是非常困难的。一是因为这种做法有可能放纵罪犯；二是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对侦查、调查取证和公诉指控的否定，在互相配合制约的一体化司法体制中，法官很难作出此种否定性认定。此外，不采纳也有技术性原因，如律师在目前的诉讼框架下难以为其证据异议提供足够依据乃至线索；律师提出的合法性问题过于宽泛，而法官适用的证据排除规则在适用范围上限制较严，律师的合法性异议难以获得支持，等等。
其三，就规范构造及实际操作论，最重要的审查要素是客观性。首先，这是由诉讼目的和价值所决定的。保证和确认证据的客观性，是发现真相的路径与方法。直接证据的客观性，如口供或关键证人证言的客观性、犯罪行为影像记录的客观性等，本身就意味着案件主要事实的客观呈现；间接证据的客观性，则通过中间待证事实、次终待证事实的客观性证明，达致最终待证事实的客观性。其次，客观性是证据调查的重点和难点。在实务上，法庭调查的重心、法官关注证据的重点，通常是证据是否客观真实。诉讼的难点也多在于此，因为证据客观性的判断本质上就是指控事实能否成立的判断，多数争议案件聚焦于此。再次，依据缺失客观性的证据定案会导致对司法责任的追究。出现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就是证据尤其是关键证据缺乏客观性。在司法责任制之下，证据缺失客观性而导致冤假错案发生会产生追究司法责任的后果。因此，办案者不能不高度重视证据的客观性。
我国诉讼中的证据审查虽以“三性”审查为中心，但由于证据可采性(证据资格)和证据的证明效用本系现代诉讼证据审查必须回答的两个基本问题，故我国诉讼实践和证据法不可避免也会使用同类概念，如证据“能不能用”“用来做什么”,而且随着域外证据法概念及审查方法的引入，“证据能力”和“证明力”概念开始进入我国司法实践。其中，证明力作为证据审查要素的意义尤为显著。这一点已明确反映于司法解释规范，如前引“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04条，要求法庭在组织对“三性”的质证的同时，“针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进行说明和辩论”;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称2021年“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9条第2款则规定，“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综上所述，根据现行法律及司法实践，我国诉讼中的证据审查呈现出以“三性”审查为基础，以“定案根据”确认为依归，同时审查判断证明力，进而认定事实的基本逻辑。
了解域外证据法在审查证据时需审查哪些要素、采用何种审查方法，是研究我国诉讼证据审查的必备功课。从中既可能找到我国制度的某些渊源，更可能为我国现行制度与方法的调整完善获得启示。鉴于域外证据法有关证据审查的内容颇为丰富且复杂，笔者只能根据研究需要对某些特征作出概括，并尽量表达主流观点兼作若干评析。
英美法系证据审查的主要因素，一是相关性与可采性，二是证明力。首要的审查要素是相关性，而且相关性审查是解决可采性问题的前提性问题。其审查逻辑是“凡是具有逻辑相关性的证据均可采，除非触犯禁止性规定”。在确认证据资格后，该证据即可进入法庭成为证据调查对象，并由事实裁判者评估其证明效用。根据语境，此种效用可以用“证据力量”“证据分量”“证明价值”“证据说服力”等词语表达。
域外证据审查要素构造的共同特征可称为“两分性”。其表现，一是阶段性，即证据审查在法理上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解决证据资格即准入问题，然后进入证据的证明价值评估。二是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分属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证据准入基本属于法律判断，即依据法律规则进行的评断(其中最低限度的逻辑相关性具有事实判断的性质);证明效用评价则属于事实判断，原则上不受法律规则约束。三是在法官决定法律问题、陪审员决定事实问题的二元法庭结构中，证据准入作为法律问题由法官决定，证据效用作为事实问题由陪审员确定。
德国法在程序上未如英美和日本那样贯彻排除预断原则，其对证据能力的管控有别于日本法，实际上设置了前端(进入法庭调查)和中端(经过法庭调查)两道防线。这与我国的制度较为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德国法要求证据只有经过禁止性规范的调查与审查，才能诉诸法官自由心证即证明力判断。而我国没有较为明确的、体现为程序机制的证据能力审查与证明力判断的先后划分，除无争议证据外，证据能力问题均在程序后端由法官一并处理。
所谓证据的相关性，是指证据“可以合理地，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程序中的争议事实存在可能性的评估”(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第55条),或“证据具有某种倾向，使决定某项在诉讼中待确认的争议事实的存在比没有该项证据时更有可能或更无可能”(美国《联邦证据规则》之规则401)。相关性的实质是证明力，即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效力。对此，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理解并无实质分歧。然而，域外证据法对相关性的具体界定和适用，有两点值得注意。
证据的客观性主要取决于裁判者的心证，因此客观性在域外证据法中的表达通常是可信性(credibility)、可靠性(reliability)等具有主观色彩的概念。但是，不同概念表达的基本涵义，即证据本身真实可靠以及证据信息与事实相符，却具有一致性。而且，对于证据的客观性(可靠性、可信性)以及由此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价值，不同诉讼体系的认识并无实质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域外证据法对证据客观性审查要素的处理方式。
客观性要素的审查，还应作不同阶段和不同性质的区分。例如，前述附条件相关性规则要求在证据能力审查中需审查作为相关性前提的证据的客观性，尤其是形式客观性要素。而在确认证据能力以后，对证据证明力进行审查时，则以证据的可信性审查，尤其是证据信息的“符合性”审查为重要内容。
证据法与诉讼法中的证据规范，就是为了规制证据的搜集、使用与判断，因此无论在何种法律体系中，证据合法性审查均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域外证据法的合法性审查与我国现行审查方式有所不同，表现出以下特点。
其一，以证据能力即可采性为基本审查要素，合法性是证据能力即可采性中的一个下位概念，因此合法性审查不是独立的审查要素。无论是英美法系证据法还是大陆法系证据法，均以证据能力即可采性为基本的证据审查要素，而证据能力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相关性，即最低限度的证明效力；二是合法性，将各种影响可采性的证据法规范作为审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