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陆上丝绸之路，以汉唐之际为最盛，其间的经济、文化、宗教、人员交流空前繁荣。而在这条漫长的国际道路上，有一个民族在周边各文明之间穿梭缀合游刃有余，对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被称为“粟特人”，而他们在中亚的故乡则被称为“粟特 / 索格狄亚那”。（Sogdiana）
昭武九姓与粟特人的故乡
古代的粟特人现如今已经与亚洲众多民族相融合，而中国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市场，也历史上也融合了众多的粟特移民，最著名者如昭武九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穆、毕、火寻、戊地、东安、沛捍、那色波、乌那曷、漕等。（《魏书》、《隋书》、两《唐书》等说法不一，亦可见其时间跨度之大）
昭武九姓亦被称为九胡姓，不同姓氏的胡人大都来自中亚的不同的国家，有些姓氏为汉族古已有之，有些则始于胡人，如：康、米、石等，其著名人物如：米芾、安禄山、史思明等。（安禄山、史思明得以进入唐军一方面为胡人的大量入唐，一方面为唐人的府兵制之废弛、兵源之枯竭。安禄山的胡旋舞似乎跳得很好。）
这些粟特人在中亚的故乡位于新疆西侧，即今日的中亚五斯坦，这里是从陆路出中国前往西亚的必经之路。天山山脉-帕米尔高原-兴都库什山脉为这块干燥的亚洲内陆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冰雪融水，由此形成的一条条流域、一块块绿洲成了众多中亚古国的立国之本。
其中河流与绿洲最密集的地区位于阿姆河-泽拉夫善河-锡尔河之间，该地亦被称为河中地或索格狄亚那，粟特人的国家大都分布于此，尤其集中于泽拉夫善河流域。
沙漠中的绿洲文明
中古时代操纵着东亚、南亚、西亚之间贸易的粟特人，积攒了巨额财富，并形成了成熟的商团，他们远离家乡，沿着贸易路线不断开辟自己的贸易节点，如碎叶城、喀什噶尔。（史载康国栗特“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旁国，利所在无不至”）
同时，粟特人也透过他们的财力和军力来影响和联结当地的政治势力，为自己谋取更长远的政治安全甚至商业垄断权。如隋末唐初对李唐王朝的支持。而唐王朝统一中国后亦以粟特首领-被称为萨宝-来控制和管理粟特人商团与聚居地。粟特群体区别于汉人，内部享有一定自治权，并利用自身胡人身份的优势垄断对外贸易。（隋唐王朝实行胡汉有别、对汉人重农抑商的政策。）
粟特人的商业属性和商团组织一方面由于异域生存的实际需要，一方面缘于其故乡的地缘环境。虽然中亚地区面积广大，但大部分为沙漠所覆盖，依赖河流点缀其间的绿洲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以至一个绿洲即可形成一国。而不同流域的绿洲国家之间往往隔着广阔的沙漠，相互征服并有效控制相对较难。由于绿洲物产有限，以及位置上的优势，这些丝绸之路上的小国无不大力发展跨国贸易。
由于中亚地区巨大的蒸发量和广布的沙漠，中亚河流很少能够最终流入里海，各河流中下游之间往往隔着广阔的沙漠，唯有阿姆河-泽拉夫善河-锡尔河（河中地）地区由于充沛的水源和山地的保护可以形成更密集的农业区，如泽拉夫善河最大的两块绿洲：撒马尔罕、布哈拉，即是康国、安国的旧地，米国、曹国、何国也位于附近。
其他几国则散布在其他流域的优良地段，如阿姆河三角洲的火寻国、穆尔加布河三角洲的穆国、锡尔河流域塔什干的石国等。
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
虽然恶劣的环境限制了中亚国家的发展空间，但也使得东西方的陆上通道屈指可数。控制重要绿洲和通道的中亚国家得以占尽优势、垄断多边贸易。
这些绿洲中，索格狄亚那起到枢纽性的作用，向外连接的各个次板块则是通向欧亚各主要文明的钥匙。这些次一级板块与索格狄亚那一样依托于周边山地的庇护和滋养（阿姆河下游除外），这一个个盆地、半盆地成为了穿过干旱的中亚腹地所不可或缺的中继站。
由于粟特—索格狄亚那与周边板块组合成了亚洲内陆的十字路口，自然也控制了西亚、南亚、东亚、粟特本土之间的贸易，甚至穿越南俄的草原丝绸之路，都有着粟特人的身影。（北方通向游牧世界，费尔干纳通向中国、犍陀罗通向印度、东伊朗通向西亚，粟特人本身与东伊朗人同源）
而丝路上的商品当然也不止是东方的丝绸，其贩运的商品覆盖了当时的主要奢侈品，如丝绸、宝石、珍珠、奴隶等（丝绸在其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这一贸易地位亦使中亚得以吸收周围文明的农业与手工业技术，绿洲地区辅之以发达的灌溉技术，农业即可支撑较大的城市人口，辅之以工业技术的传入，武器、珠宝、丝织、造纸业得以长足进步。（当时运往西方的丝绸已有很多是产自新疆和中亚，转口贸易-加工出口-自产出口）
消失在历史中的粟特
尽管粟特人有着如此大的商业成就，但其地缘潜力是有限的，权势也是脆弱的，需要在各方强权之间维持平衡以保护自身。这么一种弱小的文明，依附于某一方甚至被征服总是难以避免。在其历史中，周边的固有势力以及不断迁徙的游牧民族轮番统治这一地区，如第一波斯帝国、亚力山大帝国、贵霜帝国、白匈奴人、萨珊波斯、西突厥人等。
而当唐朝的权势达到顶峰之时，也成为了中亚粟特人国家的保护者。与此同时，已经征服萨珊波斯的阿拉伯帝国也进入中亚，并与唐帝国争夺这一地区，在著名的恒罗斯之战后，唐朝由于灾难性的安史之乱永久地退出了这一地区。（安、史皆是粟特人血统）
虽然由于地缘条件的限制，这些绿洲始终有着较强的独立性，但接踵而至的伊斯兰化（同时带来了“剑与古兰经”）与突厥化最终使粟特文明（一种以波斯文明为底本的混合文化，首要宗教为祆教，即拜火教）几近于消失，而由于中国的势力在唐之后的三百余年中退出了西域，陆上丝绸之路趋于低潮，中亚国家的重要性亦相对降低。
现如今，我们去索格狄亚那，见到的依然是伊斯兰风格的建筑，粟特人的建筑也只是遗迹了。
在宋元之际，新疆的汉化王国相继被伊斯兰化（喀什、于阗、高昌王国的被征服与伊斯兰化），而后西迁的西辽成为中国文化在中亚的新的代表。当此之际，一个个突厥人王国也在中亚与伊朗纵横博弈，外来的民族和文化，与当地的民族和文化相碰撞，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新的民族-文化-宗教组合关系，而这一切最终都受到蒙古帝国的猛烈冲击。
在对付了花刺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刺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
蒙古风暴对中亚-东伊朗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其农业基础可能遭到了不可逆的退化，尽管短暂的元朝复兴了陆上贸易，但明朝的内向以及海洋运输连接起了全新的世界，使得粟特人栖息的索格狄亚那，再也未能重获曾经的地位。
即使如此，古代留下的遗迹也足以令我们想象出粟特人曾经的富有与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