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市境内自秦代起就是西北边防要地，并已有长城的修建。据《宋史.地理志》“会州”条记载：“会宁关（故址在今会宁县头寨子乡），北至黄河岸古烽台一百余里”，在宋代而言“古”，时代自应在唐以前，但汉唐时期白银市境属于内地，没有修筑长城的现实诉求也无相关记载，所以只能是秦代的遗存。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使大将蒙恬北击匈奴，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置44县以守之，白银地区大约于此时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并且开始沿黄河修筑防御设施。《宋史》中所说的“古烽台”，当指今靖远县城以东十余里红嘴子坪古烽火台遗址。
宋元时期，干戈纷起，汉、党项、女真、蒙古等民族相继在这里展开激烈的争夺，连绵不断的战火将这一地区闹腾到几于人亡政息。明王朝建立后，只得采取“空其地于河上”的政策，除在迭烈逊（平川区水泉镇黄沙湾）设有一个小小的（从九品）巡检司外，今靖远、平川、景泰三县（区）辽阔的土地上，几乎没有其他行政设置。明前期，国力强盛，朱元璋、朱棣父子挟百战余威，经多次兴兵北伐，终将残元势力驱逐到大漠以北，鞑靼、瓦剌首领都被迫接受了明政府的册封。其时，明王朝的防御重心在河北、山西等近畿地区，西北边防则主要依托汉隋长城旧址，稍加修葺、补筑而已，远在河套以北、贺兰山以西一线。
明宣宗宣德（1426年—1435年）年间，鞑靼阿台部为太师脱脱不花所逼，西迁亦集乃路（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游牧之暇，屡次侵扰甘、凉等地，并“间遣轻骑从迭烈逊踏冰入寇，潜窥安（定）、会（宁），以图南寇”。为此，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始修缮古会州废城（即今靖远县城），置靖虏卫，领千户所四，辖境囊括了今白银市三县两区大部之地，设重兵拱卫。在蒙古铁骑的强大压力下，白银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
天顺、成化之际，鞑靼阿罗出、孛来、小王子、毛里孩等部相继进据河套地区（明史称为套虏），频年南下寇掠，渐成明王朝西北边防的腹心之疾。为了遏制鞑靼的侵略，成化十年（1474年），宁夏巡抚徐廷璋主持修筑边墙（明人称长城为边墙）一道，东起花马池接延绥镇长城，西抵灵武横城堡黄河岸边，全长三百八十七里，是为“河东墙”，又称“横城大边”。成化十三年（1477年），贾俊继任宁夏巡抚，在职七年，将“河东墙”向北向南大加拓展，其间“修宁夏西路永安墩至西沙嘴一带边墙”。（顾祖禹《读书方舆纪要》）永安墩即今靖远县双龙乡永安堡，西沙嘴在宁夏中卫市西园乡黑林，长城由此沿黄河南岸西行，经南长滩、香山，在芦沟进入靖远地界，然后经北滩、永新、兴隆等乡，止于永安，此为明王朝第一次在白银境内修筑长城。这一段长城一百多年后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公元1596年，即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明政府尚在其中段修筑了规模宏伟的芦沟堡，遗址迄今犹存，其它如墩台等遗迹更是相望于道途。
然而仅一条“横城大边”怎能挡得住鞑靼人的无休止地入侵。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小王子以十万骑从花马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明史%uB7鞑靼传》）此次事件在明廷上下引起极大震动，翌年，明朝廷特地在宁夏镇以南划出一个军事防区来，成立固原镇，三边总制秦紘又奏准于其北境修筑边墙一道，史称“固原内边”。这一道边墙以徐斌水（今宁夏同心县东北徐冰水村）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起自徐斌水，东抵饶阳水堡（今陕西定边县姬原乡辽阳村），凡三百里；西段起自徐斌水，止于靖虏卫花儿岔，凡六百五十里。花儿岔在今平川区水泉镇水泉村，鞑靼自迭烈逊或老龙湾踏冰来犯，这里是必经之地。岔口的山梁上，长城遗址岿然犹在，望之仍觉气象森严。明边墙由此发端，一路向东略偏南行，经东升、靖安、宝积、靖安、共和、黄桥等乡（镇），穿过黄家洼山，进入宁夏海原县乾盐池（时属靖虏卫管辖），然后折向东北，达于徐冰水。由于这一地带土质疏松，黏度小，而且高山深谷居多，修建时只能 “开堑斩崖筑墙，各因所宜”，（明魏焕《皇明九边考》卷一），以此这一带长城便具备多种形态，既有夯筑的土墙，也有垒砌的石头墙，但更多的是铲削山崖而成的石壁和人工开掘的壕堑。嘉靖九年（1530年），三边总制王琼又进行大规模的整修，从此更加“深险壮固”，“屹然为关中重险”。（《皇明九边考》）今天，在平川区黄家洼山一带，仍可以大致领略当年的风姿。这里是著名的青砂岘所在，长城遗址穿行于山脊，轮廓清晰可见，墙体残高约1-4米，壕堑宽约6米，在制高点上建有烽火台，台高约6米，主体用黄土夯筑，外围用青石板铺砌。环烽火台筑有圆形的堡墙，残高约1米左右，其西南有堡门的遗迹。堡、台、墙、堑构成严密的防御体系，明代戍边将士之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明世宗嘉靖（1522年—1566年）初年，鞑靼宾兔、阿赤兔、宰僧等部盘踞大、小松山（明史称为“松酋”,山在今景泰、古浪、天祝三县交界，或曰即今景泰县寿鹿山、昌林山），其势力不断向南扩张，如一把利刃楔入兰（州）、靖（虏卫）、庄（浪，今永登）、凉（州）腹地，黄河以北大片沃土沦为樵牧之地。鞑靼人肆无忌惮地在黄河对岸饮马、放牧，甚至扬言要夺取兰州镇远浮桥，河防骤然吃紧。冬季情势尤其严峻，《皇明九边考》有云：“靖虏一带每岁黄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鞑骑“乘间窃发”，真是防不胜防。早在弘治末年，卓有远见的杨一清为陕西巡抚，曾经“筑垣濒河以捍靖虏”。（《明史本传》）嘉靖九年，王琼“又自花儿岔起西至兰州枣儿沟止，开堑三十四里”。（见《皇明九边考》，数据恐有误，明张雨《边政考》云：“起甜水堡，至兰州，因地形势，挑壕堑八百里，据险以守，边人至今便之。”）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王以旂总制三边，在此基础上增筑墙垣，遂形成兰州至靖虏卫之间的河防体系，史称“黄河一条边”。根据《读史方舆纪要》所附九边地图推断，此边墙自大浪沟进入靖虏卫地界，顺黄河而下，经苇子湾、平滩堡、营防滩、虎豹口、红嘴子至靖虏卫城，然后东行过癿肚子、大坝渠、红柳泉，陡城堡、迭烈逊，沿水泉沙河至花儿岔，与“固原内边”连为一体。其中“平滩堡东西沿河五十里，俱无边墙，惟斩土石，作坡坂而已”，自靖虏卫城而东，则边墙与壕堑相参，据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三合（癿肚子）、大坝等地明边墙遗址犹存，后毁于平田整地中。
是时，明军退据“固原内边”之南，“内边”以北裴家川、乱古堆一带，从此被弃置徼外。明人所谓裴家川，范围很广，包含今靖远县石门、双龙、永新、兴隆、北滩等5个乡镇的大部及宁夏中卫市南、北长滩等地，“其间有腴田万顷，军民岁以寇患，不得田作”。为了恢复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靖虏卫贡生高冠上书兵部尚书霍思齐，“议设沿河堡屯要隘，以省虚糜，以消虏患”，引起明朝廷的高度重视。隆庆五年（1571年）六月，在三边总督王之诰的主持下，开始于裴家川黄河东岸修筑长城，其北起自靖远与中卫交界的喜鹊沟，南至平川区水泉镇玉碗泉村，中经大庙墩、马尾沟、大碾子、急山湾墩，小红沟口、消水墩、迭烈逊口墩等“隘口”，全长230里，其中土筑边墙50里，无墙斩坡边100余里，前后历时五月，全线告成，史称“裴家川长城”。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明王朝发动大、小松山之役，一举奏捷，“攘地五百里”，将盘踞于此达半个多世纪的鞑靼各部驱逐到贺兰山西。战事甫毕，三边总制李汶亲赴松山以北实地踏勘，决计修筑一条横贯东西的边墙，以防止鞑靼卷土重来。这是明王朝最后一次大规模地兴筑长城，据荆州俊《三眼井堡记》载，此工程“起工于万历二十七年三月，至六月事竣，凡筑边自乌兰哈思吉至大靖泗水堡，延袤四百里”，是谓“松山新边”，或曰“万历新边”。乌兰哈思吉，即今靖远县石门乡黄河东岸的哈思吉堡，“新边”由此发轫，经索桥过黄河，进入今景泰县境，然后西北行经东关村、西关村、麦窝至芦阳镇，再经城北墩村、西一泵，跨京兰铁路，过八道泉村、青石洞村，越夹山泉山至红墩子村，又过高家墩、保进墩，由毛牛圈村西北出景泰县界而入古浪，止于武威市黄羊镇泗水堡村，其中景泰境内全长约140里。
要之，明王朝在今白银市境内修筑长城规模较大者先后有五次，分别属于“横城大边”、“固原内边”、“黄河一条边”、“裴家川长城”、“松山新边”，其中“裴家川长城”全线在白银境内。由于特殊的地理地貌环境，这些长城多因地制宜，呈现为墙、堑、沟、壕、坡、坂、墩、台等丰富的样态，这一方面体现出明朝先民们的智慧，另一方面也似乎表明，虽然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他们也并没有便把此边墙视作一劳永逸的分界线，而略带有临时防御的性质，一待时机成熟，他们依然不忘及时收复故土，譬如大、小松山之役即是如此。
斗转星移，五百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些长城遗迹大多已湮没于荒沙野蔓之中，有些甚至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当你行走在白银大地上，时不时仍会看到那些经历数百年风风雨雨，依然挺立在高山之巅的烽燧遗址，仿佛在召唤你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祖先的足迹……
（图片由地方文史研究者单顺朝先生提供，在此谨致谢悃！）
作者简历
高云鸿，男，1970年出生，甘肃靖远人。1992年毕业于兰州医学院药学系，现供职于靖远县人民医院，承乏办公室主任之职。白银市史地学会会员。少嗜文史，尤留心于地方文献掌故，学生时代曾在《甘肃日报》《兰州晚报》等报刊发表相关文章20余篇。2007-2009年应靖远县人民政府之聘，参编《靖远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