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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一带）。
经过一番血战，匈奴溃败北遁。此时，蒙恬接到一个新任务，修筑长城。
秦始皇决定动用大量民工，由蒙恬率领，在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一道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辽阳）的万里长城。
数年后，当匈奴人再度南下时，只见一道连绵不绝的军事工程横跨于山川之间，巍峨的城墙与英勇的守军，带给他们前所未有的震慑。汉代贾谊在《过秦论》中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
此后，历朝历代多次修建长城，据国家文物局统计，两千多年间，各地长城修建的总长度约2万公里。那么，古代王朝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修长城？
▲秦灭六国后，修万里长城。图源：影视剧照
学界一般认为，长城的修建肇始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列国纷争，交相争霸，为了增强军事实力、抵御邻国进攻，一些诸侯国广筑边墙，修建起连续的军事堡垒。这便是长城的雏形。
比如齐长城，其修建的年代多在公元前六七世纪。齐人利用今山东省中南部山区的地形，因地制宜，修造土石墙，拒敌于国门之外，至今仍有遗址留存。
又如楚方城，是楚国濒临汉水垒砌的长城。《左传》记载，公元前656年，齐楚两国交战。齐军进至召陵（在今河南省中南部），楚国大将屈完对齐国国君说：“您如果真要来攻打，楚国有方城作为城防，汉水作为城河，足以抵抗。”
齐军来到楚方城下，见楚国的防御工程果然坚固，屈完没有吹牛皮，于是放弃强攻，收兵而去。史书记载，楚方城为楚国阻挡了多次进攻，其他诸侯从北面攻打楚国，经常打到汉水边的方城就攻不下了。
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以及其余诸侯相继修筑了长城。
春秋时的长城，是列国为了争霸战争而建造，这些战争很多无非就是原本周朝统治下的诸侯国打内战。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在其北部修建的长城，则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也是后世修建长城的主要原因。
▲齐长城遗址。图源：图虫创意
秦国自商鞅变法后，推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国力日渐强盛。但是，秦国的对手不仅有山东（崤山、函谷关以东）六国，还有常常袭扰其边境的北方游牧民族，如义渠、楼烦、林胡。
义渠为羌戎民族的一支，原居宁夏固原草原和六盘山、陇山一带，与秦国接壤，双方经常爆发冲突，互相争夺领土。
秦昭襄王在位时，公元前272年，秦王的母亲宣太后用计诱骗义渠君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杀之，随后发兵攻灭义渠。一说，宣太后灭义渠用的是美人计，她年轻守寡，于是盛情邀请义渠王居于甘泉宫，并与他约会，麻痹义渠王的心智，等义渠王放松警惕时才派人杀了他。
秦昭襄王灭义渠后，在其故地置北地郡（今甘肃庆阳市），随后在陇西、北地、上郡等地的北部修筑长城，派军驻守，此即战国秦长城。据说，秦国的长城所用土石皆为紫色，遂有“紫塞”之称（崔豹《古今注》：“秦筑长城，土色皆紫，汉塞亦然，故称紫塞焉。”），后世多用“紫塞”来指代北方边境。
燕国是战国七雄中实力较弱的一国，《战国策》说：“凡天下之战国七，而燕处弱焉。”燕国之南面临齐、赵两大强国的威胁，北边还有强大的游牧民族东胡盘踞，于是，燕国不得不与东胡媾和，甚至派遣人质。
为燕国修筑长城的，正是一个曾在东胡为质的将领，他叫做秦开。
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采纳郭隗的建议，建黄金台招贤纳士，从此发奋图强，使燕国一度战胜齐国，威风了一把。燕昭王时，秦开从东胡逃归燕国，乘着国家崛起的春风，为燕国建功立业。
秦开作为优秀的“东胡留学生”，深知东胡的作战习性，于是率领燕军大破东胡，迫使东胡北退千余里。为了防止东胡再次南侵，秦开主持修筑燕长城，西起今河北张家口，东至今朝鲜清川江北岸，长约两千里。
战国时期，修建长城的还有赵国。
赵武灵王在位时（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98年），实行“胡服骑射”，也就是跟着胡人学穿搭，换成衣短袖窄的服装，仿照北方游牧部族在马上射箭。经过改革，赵国军队的战斗力蹭蹭往上涨，还把自己的胡人师傅打趴下了。
赵武灵王时，发兵至林胡地，林胡王献马降服，赵国拓地至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九原（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又自代郡（今河北蔚县）出兵，至西河（今山西、内蒙古间的黄河），大破楼烦，俘虏其部众。
赵国骑兵虽然这么能打，但不可能连年征战，追着胡人跑，所以，他们也以长城作为防御手段。《史记》记载，赵国的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即从代郡北部沿着今内蒙古大青山、乌拉山而至今内蒙古狼山中部的石兰计山口，长约650千米。
▲战国时期列国长城分布图。图源：最爱历史
林胡、楼烦相继败于赵国后，更强悍的匈奴崛起于草原，来到赵长城下。据《史记》记载，匈奴以游牧、射猎为生，逐水草而居，部落散布着大量马、牛、羊、驼，男子从小学习骑射，到成年“尽为甲骑”，此外，匈奴还建立了一套政权机构，以单于为首领，下置左、右贤王等，全民皆兵，控弦数十万，俨然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
战国末年，赵国名将李牧凭借赵长城与匈奴展开了对决。
李牧长期镇守赵国雁门一带（在今山西朔州），十余年间，屡破东胡，降服林胡，使匈奴不敢犯边。
在边境，李牧命将士们看守赵长城上的烽火台，每次侦察到匈奴进犯，就传警报，让赵军躲入营垒中固守。这样过了好几年，匈奴都以为李牧胆小如鼠，可又占不到便宜，他们每次来没能抢物资，也无法跟赵军交战，心态都快崩了。
等到时机成熟，李牧派出边境军民引诱匈奴来攻。匈奴单于忍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与赵军一战，于是轻敌冒进，深入赵境。李牧见匈奴上钩，率领自己训练多年的“特种部队”出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大破匈奴，“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
李牧镇守赵长城多年，没被匈奴人打败，后来却败给了赵国奸臣的流言蜚语，遭到罢黜。
赵国罢免李牧，自毁长城，军中无良将可用。不久后，秦将王翦率领大军破赵，攻入赵都邯郸。
此后，随着秦一统天下，一道万里长城屹立于北方边境。
▲李牧画像。图源：网络
秦朝统一后，名将蒙恬主持修建的长城，正是建立在战国时期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
蒙恬命人用土石夹筑，或用土夯筑，将三国长城联结成一条隔断南北、横亘东西的“巨龙”，并且充分利用山川地形，将长城建于险要之地，使匈奴骑兵难以越过，同时在工程选址方面，尽量选在河流北岸，以隔绝匈奴人的水源，此外，还有高大的烽火台分布在视野开阔的山上，时刻探查匈奴的行踪。
然而，长城终究只是一道军事防御工程，需要训练有素的军队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所以，蒙恬镇守长城时，匈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可当秦朝灭亡、中原动荡时，北境守备松懈，匈奴人便冲破了长城的防线。这不是长城的锅，而是人为的祸。
秦朝以后，尽管历代王朝皆批判秦始皇为修长城劳师动众，但都逃不过“真香”定律，纷纷仿照秦朝修筑长城，防备来自北方的对手。
▲秦长城示意图。图源：最爱历史
汉朝（公元前202年－220年）沿着丝绸之路修建河西长城，烽燧绵延，亭障相连，还有无数来此屯垦的军民，确保边防的后勤供给。根据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等出土史料，可以看到汉朝在边塞建立的一整套防御体系，以及古老边民的生活日常。
北魏（386年—534年）的统治者是曾以游牧为生的鲜卑人，但他们入主中原后，也修起长城，防御游牧民族柔然南下，并沿着阴山南麓建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六个军镇。日后北齐、北周的建立者，正是出自这些民风彪悍的军镇。
隋朝（581年—618年）建立后，北方的突厥、东北的高句丽等都是实力强劲的边患。隋文帝、隋炀帝父子俩都曾修筑长城，主要是对北朝长城进行连接和加固，其中，隋文帝修了五次，隋炀帝修筑三次。
北宋（960年—1127年）失去了燕云十六州的屏障，但仍在宋辽边境修筑了一道“水长城”，以遏制契丹人建立的辽政权。这道水长城以水为屏障，沿途汇集河流19条、湖泊30个，置堡垒26座、战船百艘，全线长约500千米，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市塘沽口）。
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年-1234年）用迅猛的铁蹄踏破了东京梦华，但擅长骑射的他们并没有忽视对边境的防御，金人在农牧交界带的北方修筑了一道界壕，防御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金界壕绵亘千里，有壕堡作为防守士兵屯驻之地。
两千年来，长城以北，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你方唱罢我登场；长城以南，秦、汉、隋、唐、宋、明等，历代中原王朝兴亡盛衰。
▲内蒙古克什克腾金界壕遗址。图源：图虫创意
说起历代统治者修建长城的原因，可以用北魏大臣高闾的一番话作为总结。
当时，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学习汉文化，实行汉制，新兴的游牧民族柔然却不断从老家南下侵扰，北魏统治者头疼不已，命大臣献策该如何驭边。
中书监高闾上书建议，可依秦汉故事，在六镇之北修筑长城，并在要害之地开有城门，门旁修造小城，由精兵把守，这样，胡虏既无法攻城，在野外掠夺也一无所获，等到粮草全部用尽后他们自然会撤退，最终必定受到教训，臣计算六镇东西距离不过千里，用十万人建城，很快就能竣工，“虽有暂劳，可以永逸”。
接着，高闾指出，“长城有五利”，分别是：“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高闾说，长城有这五个好处：第一，长城作为固定的驻防地，可以让士兵免去在大草原上巡游侦察的艰辛；第二，修建长城后，游牧民族难以轻易地抄掠民众；第三，将士在城上登高观察敌人动向，作战时以逸待劳；第四，减少边境防卫的失误，不用无时无刻地防备；第五，长城可以用于巡逻、运输，使边防军的资源永不匮乏。
历代修筑长城，大抵是出于以上原因。
▲北魏六镇与长城。图源：最爱历史
但是，仅仅有长城还不足以一劳永逸，还需要与之配套的军事防御体系。
汉朝的边境有仓、库、阁等机构，为长城提供后勤保障；北魏的六镇为长城防线提供了足够的兵源；到了明代，则在长城的基础上，建立“边有墙，墙有关，关内有堡，堡内有兵”的防御体系。
明朝，是古代王朝修建长城的最后一个高峰。
《明史》记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正统（明英宗年号）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
明朝推翻元朝的残暴统治后，蒙古人逃回大漠，不时南下侵掠，使明朝自建立以来就处于游牧民族的袭扰之下，到了明中后期，瓦剌、鞑靼、女真等来自北方的边患，成为长城的防御对象。
从明朝开国之际，徐达修建的居庸关、山海关，冯胜修建的嘉峪关，到永乐年间，边境大量修建烽火台，“长安岭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堑壕”，再到隆庆、万历年间，谭纶、戚继光、王崇古、方逢时主持蓟州、宣府、大同、山西边务，加固增设城防……有明一代，几乎每个皇帝在位时都不同程度地修过长城。
无论是修筑规模、戍边守备，还是现存数量，明长城都堪称空前绝后，总长度为8851.8千米（2009年国家文物局与国家测绘局公布数据），其主体东起鸭绿江畔的虎山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
明代，沿着这条波澜壮阔的路线，军镇、卫所、堡垒林立，形成了“九边重镇”，顶峰时期戍守将士多达百万之众。九边重镇，自东向西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山西镇）、榆林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有学者统计，有明一代，北部边境发生的战事多达1400多次，其中，依靠长城击退对方的次数占此类战事的50%。
▲明九边重镇示意图。图源：最爱历史
关于长城的优势，嘉靖年间兵部尚书翁万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设”之云者，筑垣乘障、资人力之谓也。山川之险，险与彼共。垣堑之险，险为我专。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堑可凭也。
翁万达以此上书，提议增修长城。他认为，长城是一道明军所专有的有力屏障，可使戍边将士以一敌十，以寡敌众，用少量兵力阻遏多数骑兵的进攻，使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占据易守难攻的地利。
如果没有长城，明朝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守军只能分散而守，无险可依，难以扛住北方游牧骑兵的冲击。即便是对付平时小规模的侵掠，若无长城，游牧民族分散行动，“卷甲长驱，疾若飘风”，南下抢掠一番就跑，明朝守军也难以及时赶到，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胡骑跟街溜子一样来去自如。
正如翁万达所说，在明代，雄伟坚固的长城多次成功地捍卫疆土。
有时候，长城的守军成功击退胡虏的进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蒙古人打来孙所部的十万余骑兵，南犯蓟镇。总督杨博亲自登上古北口长城，日夜身不解甲，率领部下固守长城，一旦敌骑靠近，则火器齐发。结果，对方的十万大军连攻四日都没能突破长城，杨博又组织几支小分队，半夜火烧敌营，胡骑不得不退去。次年，蒙古人再度来犯，再次被长城守军击退。
有时候，长城的威慑足以使敌“不敢轻易近墙”。
隆庆元年（1567年），名将戚继光任蓟镇总兵，随后主持加固山海关至居庸关段长城，在沿线兴建一种新的空心敌台，也称敌楼，既可以有效地保护士兵，起到堡垒和瞭望台的作用，在平时也可以储存军械或供士兵居住。戚继光守蓟镇、修长城期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安定”。
▲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图源：图虫创意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攻入北京，明朝灭亡。明朝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大顺军和清军之间举棋不定，最终决定献出山海关，归降满清。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属于明长城蓟州镇的东起点。
吴三桂降清后，清军轻易地夺关南下，突破长城防御，灭大顺、南明，一统江山。山海关之战，再度证明了长城的关键作用。
综上，基本上可以总结出历朝历代修建长城的两个方面原因。
从实用功能和外部因素来看，中原政权修建长城，主要是为了阻挡游牧民族南下侵袭，起到守土安邦的作用。从战国至明朝，修长城的动因基本都是如此。
从地理环境和气候原因出发，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在自然资源、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的差异，是长城存在的客观因素。
有学者认为，长城一线与现在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吻合。中国北方，有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其大致上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等山脉，将这条线的两边划分为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区，一边受季风影响，适宜种田，一边受大山阻隔，适宜放牧。
古人早已发现这条若隐若现的分界线。
汉代班固在《汉书》中说，此“天地所以绝内外也”。宋金时期，全真教道士丘处机通过张家口西的长城险隘，登上野狐岭，“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沙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
在古代，这条分界线南边的农耕民族男耕女织，春种秋收，生活安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北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狩猎放牧，不时南下骚扰，尤其是到了寒冷干燥的时节，牛羊难以繁衍，游牧民族便会从非季风区闯入季风区，大肆掳掠。以农立国的中原王朝，除了极其强盛的时期外，往往难以耗费大量国力去控制北方辽阔的草原与荒漠。
在中国历史的部分时期，气候发生恶化，也影响长城一带的政治局势。近几千年来，中国出现过四次寒冷期，每次气候变化，都将使农牧区的分界线发生迁移，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环境进一步恶化，于是大规模南下，侵掠边境，甚至入主中原，公元4世纪左右的“五胡乱华”、11-13世纪契丹、女真和蒙古的相继崛起、17世纪清兵入关，基本上与气候变化同步。
然而，为了阻挡游牧民族侵袭而修筑的长城，并不代表中原王朝的封闭、保守和退缩。
西方探险家斯坦因在游览汉长城遗址时，如此评价道：“关于长城方面，就已经说过的而言，已十分足以表示中国最初进入中亚，急遽创造同继续保护这条通道，需要何等大的力量同有系统的组织。但是一看这种前进政策功德圆满所经过的那一段可怕的地面，不禁令我们感到中国人势在必行的展延长城以及后来汉朝的猛进政策，在人力方面所受的痛苦和牺牲，一定是很伟大的了。”
汉朝凿空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为了张国臂掖、向外推进，在建城之外，还实行屯田政策与徙民实边。如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这些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将内地的铁犁、牛耕、货币等先进技术带到边疆，促使边地经济发展。
▲汉代烽燧遗迹。图源：摄图网
汉武帝“以屯田定西域”的成功经验被后世吸收，修筑长城的历代王朝皆重视长城一线的屯垦，迁徙移民开发荒野边塞。到明代，《明史·方逢时传》记载，长城“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
游牧民族往往是为了掠夺资源而南下侵掠，假如能以和平方式换取需要的生产资料，游牧民族也会选择放下屠刀，而长城各关口为他们提供了通贡互市的机会。如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与蒙古俺答汗达成和议后，汉蒙双方开放官方的贡市、关市、马市，与此同时，民间的月市、小市也十分活跃，长城沿线出现“六十年来，塞上物阜民安，商贾辐辏，无异于中原”的局面。
满清入关后，抛弃了传统的长城观念，认为“固国不以山川之险”。清朝统治者把怀柔各民族作为稳定边境的首要政策，因此不再新建长城，只是对明长城加以修缮，一些年久失修的长城则逐渐残破。
▲1907年，北京长城。图源：网络
在这条宛如天堑的分界线上，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经历无数次的冲突，最终走向交流与融合。
时至今日，曾经举国之力修筑的金城汤池，变成了承载民族记忆的历史名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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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奥里尔·斯坦因：《西域之路：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商务印书馆，2022年
景爱：《中国长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罗哲文：《长城史话》，北京出版社，2018年
徐永清：《长城简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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