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天路的民俗文化与其特定的自然气候条件、历史人文环境等密切相关，主要特征表现如下：
1. 慷慨悲歌与粗犷豪放相交融
草原天路区域的地域文化属于以燕赵文化和三晋文化为主，兼容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复合。历史地理的条件决定了草原天路区域的地域文化具有兼容性的特色。草原天路区域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往频繁的地方。生活在这里的汉族人，有相当一部分是与游牧民族相互融合的后代，因而许多民俗都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痕迹，或者说是变异后的习俗。政权的更迭、战争的频繁又带来了大量流离失所的流民和从各地迁徙来的移民，自然也带来了各地的文化习俗，从而丰富了草原天路区域传统文化的内涵。社会流动中正常的人流、物流也活跃了这一地区的文化交流。经历了元、明、清以来多次的社会大变动，特别是元代坝上张北中都一带的繁荣，明朝张宣长城重镇的建设，清代以来张库大道贸易的兴盛，草原天路区域受到一次次的正面冲撞，也迎来了一次次振兴的机遇。通过承受、再创的整合过程，草原天路区域的地域文化逐步融汇了南北、东西各种文化流派习俗的风格，特别是将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的慷慨悲歌和蒙古族、满族文化的粗犷豪放融合在一起，塑造出草原天路区域传统文化的整体特色。在这里，既能看到晋西雁北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也能发现燕赵内地的文化痕迹，更能体会到蒙满戎马文化的韵味。在这里，晋剧和二人台同时为大众所喜爱，但河北梆子、评剧和京剧也不乏观众。在这里，每年的农村庙会既有汉族佛教的祭祀活动，也有蒙古喇嘛教祭祀和跳“羌姆”、赛马和摔跤的活动[75]。
2. 具有浓厚时代气息和政治色彩
草原天路区域在历史上有过声名显赫的繁盛时代，也有过衰微颓败的屈辱岁月，而草原天路区域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社会政治局势的发展和稳定水平，但又反作用于社会政治的变革。作为北方重镇、塞外商埠和京师锁钥的草原天路区域曾目睹了无数次的朝代兴替和社会变迁。这里所展示的一幕幕惊天动地的历史画面，用“天翻地覆”来形容十分贴切。特别是无数仁人志士和革命先驱，在这块土地上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代精神成为草原天路区域的地域文化中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那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戏剧人物以及史志文献上记载的名人传记都反映了各个时期草原天路区域的人们的精神风貌。尽管草原天路区域的传统文化存有封建时代消极腐朽的瑕疵，但掩不住其本色的光彩。草原天路区域传统文化的内在价值不是单纯由其政治因素所决定的，它是草原天路区域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和发展的结晶，也是人们各种社会实践成果的高度浓缩和历史见证。
3. 教化淳厚，质朴不矫饰
草原天路区域一带山干水瘦，雨少高寒，与华北平原和中原以及江南比，是贫穷苦寒之地。司马迁《史记·三王世家》载：“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78]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习惯于简朴粗率的生活，常年受朔风浩雪的磨砺。筱面山药似乎比鱼米养人，这里的人身材要比南方人高大。粗糙黑红的脸庞看起来也比细皮嫩肉黄蜡面的南方人健壮。这里的民风质朴，人们性格豪爽开朗，说话直来直去有一说一。这里人安土重迁，出门在外相隔千里也要回家。这里人评论人多从道德品质考虑。这里人实在厚道，民俗淳厚，体现在文化娱乐活动如唱戏上，人们喜欢热闹红火。无论是晋剧、二人台，还是京剧、河北梆子，都是锣鼓喧天，唱腔高亢激昂，给人以激越、凝重之感，燕赵悲歌和草原牧歌的特色充盈其间。再如乐器，这里人爱拉二胡吹唢呐。二胡声多是悠扬轻慢，闭上眼听像是漫步在草滩。唢呐声尖利燎亮，具有穿透力，那英雄豪气飞越崇山峻岭。张家口地域文化也可以说是山的文化、仁者文化。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朱熹的解释是：“智者达于事理，而周疏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可见，仁者、智者的品德情操与山川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了乐山乐水之情。草原天路区域的地域文化所表现的人文精神就是那种仁者不优、勇者不俱，重德操、讲信义，正直大度、古道热肠的阳刚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