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岸和沙洲的变化是地貌学中的重要课题，研究江岸和沙洲的历史变化有助于阐明流域的地貌过程，有助于恢复流域的历史面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实践意义。
安徽境内大通一芜湖段长江江岸和沙洲的变化是比较严重的。从现在的形势看来，沙洲很多，江道曲折，一段江中有好几个近乎直角的陡弯，在凹岸处差不多都表现出严重的坍江，而在凸岸则在迅速地涨滩。这使人不禁要问：以前江道是不是这个样子的？现在的江道是怎样变来的？江道变化的规律怎样？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对该段长江江岸和沙洲的变化作了一番历史的考察。
（一）明以前的江流大势
根据《大清一统志》庐州府“隄堰”类下载：“旧时江流东注芜湖，明嘉靖以来稍西北向鲍鱼口一带”。可见明嘉靖以前这一段江道的弯曲度还比较小。为了说明明代以前的江岸情况，我们不妨选择几个定点，研究它和江岸间相对位置的变化。
在南岸，我们可以看看鹊头山、荻港、旧县、三山四处与江岸相对位置的变化情况：
1.鹊头山，即现在的十里长山。据《资治通鉴》卷127记载，刘宋元嘉末，武陵王骏自寻阳东讨元凶劭，“军于鹊头”。同书卷130记载，废帝以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至鹊头，闻寻阳起兵（晋安王子勋反），不敢进”。《梁书·王僧辩传》说，梁承圣初，王僧辩自江州东讨侯景，“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率锐卒轻舸袭南陵、鹊头等戍，至即尅之”。这都说明南朝时候鹊头是临江的。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宋绍兴二年（1132）“初命沿江岸置烽火台，以为斥堠”，鹊头山也是其中之一。可见直到宋代鹊头亦还是临江的。
2.获港，今临江。古时荻港镇很少见于记载，但据宋代诗人陆游《入蜀记》说，乾道六年（1170）七月二十一日，“过繁昌······晚泊荻港”。可知宋代荻港是临江的。
3.旧县镇，今临江。据康熙《繁昌县志》卷4“城池”说：“唐昇元间，割南陵置繁昌县，移其治于江之滨。宋庆历间筑城，周六里八十步。元废。明天顺元年（1457）徙今所。以故城为旧县镇”。可见旧县镇在初建为繁昌县城时就是临江的。又周必大《泛舟游山录》说，乾道三年（1167）三月“戊午，早，掠繁昌县”。《奏事录》说，乾道六年（1170）五月“甲子······过板子矶，晚抵繁昌县”。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绍兴二年繁昌（今旧县镇）置烽火台。都可证明唐宋时繁昌县城（今旧县镇）是临江的。
4.三山，今距江五、六公里。但据宋代《舆地纪胜》卷27江南太平府“景物”条下记载：“三山矶在繁昌县东北四十里。国朝（宋）陈尧佐泊舟三山矶”。周必大《泛舟游山录》也说，乾道三年（1167）九月癸未，“晡时，过三山矶亦险。”陆游《入蜀记》说，乾道六年（1170）七月二十日，“将午，解舟过三山矶，矶上新作龙祠，有道人半醉之藓崖峭绝处，下观行舟”。显然是三山矶紧逼江边。又南宋绍兴二年（1132），三山亦置有烽火台，亦可证明宋代三山临江。
由此看来，在明代以前，南岸的江岸线自大通以下，大约经过鹊头山、荻港、繁昌旧县、三山，以至于芜湖。
在北岸，我们可以从胥坝、泥汊及矶等几处地方与江岸间相对位置的变化，来看江岸的变化情况：
1.胥坝，据嘉庆《无为州志》卷6“水利志”“捍卫”条下记载，胥家坝是明朝正德年问修筑的。但后来由于江流不断北徙，北岸不断“弃地让水，迁河筑坝”，胥坝以此渐渐成了大江之泓。现今胥坝遗址犹存，在江中沙洲上，属铜陵县胥坝公社。明代以前的江岸线，至少应在胥坝以南。
2.泥汊，《资治通鉴》卷101胡三省注引桓温表中提到濡须口，曰：“春谷县之赭圻城，在江东岸，临当濡须口上二十里”。赭圻在今旧县镇西南十里，濡须口即今泥汊。《续修庐州府志》卷7载，程佐衡《无为外江内河图说》认为：“泥汊、神塘、裕溪，古皆谓之濡须口，桓温所云乃专指泥汊，非神塘，更非裕溪也”。我们在实地考查中，当地群众也有关于泥汊即古濡须口的传说。可见汊这一带古时的江岸线应在泥汊附近。
3.矶，今在长江西岸。但据陆游《入蜀记》说：“枭矶在大江中，耸拔特起。”周必大《泛舟游山录》也说：“望矶在江心”。《舆地纪胜》曰：矶“在芜湖县西七里江中”。《明一统志》记载与《舆地纪胜》同。可见明以前矶是在江中，与今形势不同。
综上所述，可知明代以前北岸的江岸线，自土桥以下，应沿胥坝以南，经泥汉向东，过矶之西，然后北流。
由于这一河段处在长江下游，在潮区界点以下，江水受到海潮的顶托作用，速度变缓，水中挟带的泥沙容易沉积下来形成沙洲。因此，在明代以前，江中便有好几个沙洲：
1.曹韩洲，最早见于记载是在明代嘉靖年间的《郑开阳杂著》“江防图”。嘉靖《铜陵县志》卷1“地理篇”“山川”条下也记载：“曹韩洲在县南十里大江之中”。乾隆《铜陵县志》把曹韩州放在“古”条下，曰：“曹韩洲在县西江中。昔传罗隐有‘曹韩沙咀圈，铜陵出状元’之谶”。按，罗隐是唐代人，若罗隐果有此说，则曹韩洲至少在唐代以前就形成了。据宋周必大《奏事录》说：乾道三年（1167）三月“癸亥，早，南风。挂四十里，片云忽在头上，转为北风。两舟相望，篙师皆失色无措。急令转舵就逆行十余里，入铜陵夹方定。”这段记载说明两个问题：第一，至少在宋代时，这一带地方的的确确是有沙洲存在的，不然怎么会有夹江呢？第二，周必大说铜陵夹中的风势较小一些，可见当时大江的主泓应在沙洲之西。铜陵夹的左岸当即曹韩洲。
2.小湖洲，最早也是见于《郑开阳杂著》“江防图”。但据武同举《安徽通志水工稿》说：“小湖洲在（铜陵）县西北，宋时建（圩），长六千余丈，捍御江水，关系田二万一千余亩。”可见小湖洲在宋代就已经形成了。
3.鹊洲，据《左传》春秋昭公五年记载：“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吴人败诸鹊岸”。杜预注曰：“庐江舒县有鹊尾渚”。鹊尾渚即鹊洲，亦即鹊尾。杜佑《通典》卷181宣州南陵下曰：“有鹊洲，左传云昭公五年楚败吴于鹊岸即此也”。《资治通鉴》卷131胡注也说：“鹊洲，在宣城郡南陵县，左传之鹊岸也”。这样看来，鹊洲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但鹊洲之名正式见于记载是在南朝时候，《宋书》《晋安王子勋传》、《邓琬传》、《沈攸之传》、《张兴世传》、《袁传》等均有关于鹊洲或鹊尾的记载，《资治通鉴》泰始二年（466）春正月至七月也屡见鹊洲、鹊尾之名。到宋代以后，鹊洲易名丁家州。宋代诗人杨万里《从丁家洲避风行小港出荻港大江》诗中说：“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自注：丁家洲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白浪打天风动地，何曾惊着一微尘”。看来丁家洲的范围是相当大的。杨万里诗中还提到“种柳坚堤非买春”，“柳弄腰支舞绿洲”，以及洲上居民的生活：“匏瓠放教俱上屋，渔樵相倚自成邻，夜来更下西风雪，养麦梢头万玉尘”，等等。圩堤上遍植垂柳，洲上不仅种蔬菜，而且还种有荞麦，看来很可能丁家洲在宋代以前已经建圩。
现在的丁家洲一般是指丁家洲镇附近而言，古代的丁家洲和古鹊洲的范围显然比现在大得多。杨万里过丁家洲是“行小港出荻港大江”，南宋周必大的著述中也说“掠铜陵县入丁家夹”，“过返秦矶（即板子矶）入丁家夹”。（《泛舟游山录》）这里所谓“小港”、“丁家夹”，很可能即是指现今丁家洲南面的一条内河而言。在实地调查中，群众也有关于这条内河即古代夹江的传说。在这条内河以北，地势较低平，土壤为沙质土壤，和一般沙洲地形很相似，这一带很可能都属于古代丁家洲的范围。
宋代丁家洲南面的夹江既称“小港”，既然进入这条“丁家夹”可以避风，则说明这条夹江并不甚宽，可能在宋代丁家洲就已经有了靠岸的趋势。明嘉靖年间的《郑开阳杂著》“江防图”是把丁家洲画在岸上的。清顺治年间的《铜陵县志》说，丁家洲“濒江”。清末程佐衡在《无为外江内河图说》中说：“丁家洲者，今为陆地，当即大江故道”。说明至少在明清时丁家洲已完全靠陆。
4.黑沙洲，最早记载见于《郑开阳杂著》“江防图”。但黑沙洲到底形成于何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在秦汉以前黑沙洲就已经形成了，主要根据是黑沙洲上有“掘土沙获碣题定远侯班超妻邓二娘墓”的传说。但也有人提出怀疑，认为“后汉书班定远立功事迹暨籍属扶风平陵，必无远隔数千里有妻流落江南卒殡水滨而又立碣如此者，流俗之附和大率然矣”。我们根据黑沙洲附近江底的形势来判断，它以上有板子矶，有很强烈地挑流作用；左边是无为州方面广阔的河漫滩，是冲积性土壤，易被淘空。因之，黑沙洲的形成时间可能较早。
5.虎槛洲，正式见于记载是在南朝时候。《宋书》《沈攸之传》、《邓琬传》和《陈书》《侯瑱传》等都有关于虎槛洲的记载。《资治通鉴》卷131“宋纪”和卷168“陈纪”也都提到虎槛洲。据《宋书》《沈攸之传》说：沈攸之据虎槛洲，“时王玄谟为大统未发，前锋有五军在虎槛，五军后又络绎继至。每夜各立姓号，不相禀受。攸之谓军吏曰：‘今众姓号不同，若有耕夫渔父夜相呵叱，便致骇乱，取败之道也乃就一军请号，众咸从之······”。看来虎槛洲的范围颇不小，不然怎么能容得下那么多的军队呢？而且，洲上既有“耕夫渔父”，则在南朝初期已非新洲了。但虎槛洲究竟在哪里？现在似乎成了一个疑问。《陈书》《侯瑱传》说，侯琪进军虎槛洲，王琳出船列于江西，两军“隔江而泊”，则应靠近东岸。《资治通鉴》卷131胡注曰：“虎槛，洲名。在赭圻东北江中，芜湖之西南也”。赭圻在旧县西南十里，从赭圻至芜湖，·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可见胡注不过是约略言其方位，具体位置仍不能确定。今查清代同治《长江图说》卷4曰：“锦卫洲，一曰养虎洲，古名曰虎槛洲”。光绪《续修庐州府志》《无为州图》也说：“锦卫洲古名虎槛洲”。这才道出了虎槛洲的真正所在。据南朝诗人刘孝绰在《夕逗繁昌浦》一诗中说：‘夕逗繁昌浦，暮烟生远渚，夕鸟赴前洲，隔山闻戍鼓”。《大清一统志》曰：：“泥浦港在繁昌县西北三十五里，与月子港、横山港三港合流入江，白三港口，刘孝绰诗有繁昌浦即此”。泥浦港对江正是锦卫洲地方。可见在南北朝时候，这一带江中是有“洲”、“渚”存在的。宋代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奏事录》也记载，繁昌（旧县）以下至月子港（今月子港北）止，有四十里长的夹江。在夹江和大江主流之间必然要有沙洲，宋代洲名叫什么不可知，以方位推断，当即南朝的虎槛洲，明清的锦卫洲。
6.鳖洲，位于青弋江口，今称关门洲。据宋代《太平寰宇记》引《江表记》云：“江中有鳖洲，长三里，与芜湖相接”。
这些沙洲的形成，有的时间早一些；有的时间晚一些，但在明代以前都已经形成了。沙洲形成的原因，有的是由于天然矶头的挑流作用（如鹊头山下的鹊洲，板子矶下的黑沙洲），有的是在江流的宽放段（如曹韩洲、虎槛洲），有的是在支河的汇口（如青弋江口的鳖洲）。沙洲的数量虽然不算少，沙洲的面积也不算小，甚至有的还很大（如鹊洲、虎槛洲）。但是由于明代中叶以前本段长江江面较为宽阔，因此沙洲影响江岸的变化还不显著。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不仅江中沙洲大量增加，而且引起江岸的严重冲刷，造成江道大幅度的摆动，极大地改变了江道的原来面貌。
（二）明以后江岸和沙洲的变化
明代中叶以后，江中沙洲大大增多。从大通到芜湖一段江中，不再似以前几个孤零零的沙洲，而是有违绵不断的沙洲群出现。沙洲的变化，也引起江岸的巨大变化。
一、从大通至土桥
大通的西边就是荷叶洲。荷叶洲最早见于明嘉靖年间的《铜陵县志》，说是“在（铜陵）县南四十里”。清顺治《铜陵县志》曰：“在县西南四十里大江中”。乾隆《铜陵县志》曰：“在大通夹西”。查同治年间的《长江图说》，大通河口外有荷叶洲。光绪《江南安徽全图》称和悦洲，至今仍称和悦州。武同举《安徽通志水系稿》曰：和悦洲在铜陵界，旧名荷叶洲，形状大小与铁板洲相若，其南有水道为两洲界水，和悦洲之西部亦有圩堤，东南部滨江有繁盛市街，与大退镇夹江相望，为商埠要地”。可见荷叶洲在几百年中变化不大。
荷叶洲之下有曹韩洲、白沙洲、新洲等。以曹韩洲的历史最久，其他几个沙洲在明代中叶也同时见于记载。嘉靖《铜陵县志》说，曹韩洲在县南十里大江之中，白沙洲在县西南十里，新、涌二洲俱在县西，《郑开阳杂著》“江防图”曹韩洲作曹韩湖，没有白沙洲与新、涌二洲，但有荷叶套和信府洲。顺治《铜陵县志》有铜陵洲、白沙洲和信府洲。铜陵洲即曹韩洲。道光《安徽通志》“江水图”将铜陵洲、曹韩洲、信府洲罗列一起，说明不仅曹韩洲有时还保存铜陵洲之名，而且信府洲也并入了曹韩洲。自此以后，信府洲之名不见于记载。道光《安徽通志》图还有鸡心洲，应即新洲。到清末同治、光绪年间，从《长江图说》和《江南安徽全图》看来，铜陵县西有老洲头，显然是指历史较久的曹韩洲而言。志洲头东南有新洲，当即以前在曹韩洲右下方的新洲，不过由于曹韩洲不断下移的结果，新洲反而出于曹韩洲之上了。在明代中叶直到清代初年的记载中‘白沙洲本来也是在曹韩洲之北，但由于曹韩洲不断下移，白沙洲逐渐由曹韩洲所取代。光绪《江南安徽全图》的白沙洲在志洲的南端，应是指新涨的沙洲，与旧志中记载的白沙洲无关。
在曹韩洲之北，清代乾隆年间又有杨林洲见于记载。到清代末年的同治《长江图说》中，老洲头、复兴洲、杨林洲连成一片。三洲的西北又有仁德洲，与杨林洲之间仅隔一条太平夹。光绪《江南安徽全图》在老洲旁边罗列了曹韩洲之名，曹韩洲之北又有上新洲，当即《长江图说》中的仁德洲，亦即嘉庆《无为州志》图上的成德洲。民国以后，曹韩洲亦名成德洲（即所谓老成德洲）。武同举《安徽通志水系稿》说：“光绪图（按，指《江南安徽全图》）有白沙洲、老洲、曹韩洲，疑即此洲也。此洲纵广十八里，横广四里许。其北有一小洲相连，纵广八里，横广二里，疑即光绪图之上新洲。两洲均有圩堤。小圩之西又有一更小之洲，纵广二里许，横广半里许，其南端积沙延袤至七里许，腰广里许，已出最低低潮面之上。各州均有水道隔之”。这里所说的成德洲北面的“一小洲”，即是现在的新成德洲，也称为成德洲。另一“更小之洲”，即是现在的新生洲。
主泓的摆动，与沙洲的涨坍是互为作用的。随着沙洲的变化，长江的主泓也在不断地摆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根据宋代的记载来看，长江主泓应在曹韩洲之西，但后来随着曹韩洲的不断下移，明清时期长江主泓又渐渐转向曹韩洲之东。到清末以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从光绪《江南安徽全图》和1890年前后的英国水师测图来看，长江主泓又转向曹韩洲之西，曹韩洲的东南部呈现淤象。近几十年来，长江主泓又逐渐东移。可见本段长江的主泓是在不断摆荡中。长江主泓的摆动，直接引起沙洲的淤涨和冲刷。
这一段江中的沙洲虽不断在变化，但因从大通到铜陵县城北鹊头山一带，右岸阶地与河床平行，组成一道“天然堤”；左岸土桥以上，江岸的土壤组成也较紧密，因此江岸变化不大，江中沙洲不能对江岸发生显著的影响，相反，江岸对沙洲的发展却起了制约作用，使沙洲有不断下移的趋势。
二、从土桥至灰港
大江绕过成德洲后，是一个固绕丁家洲的大大小小的沙洲组成的沙洲群。这里沙洲最多，江岸变化也最厉害。武同举《安徽通志水系稿》说：“江水夹成德洲而北，又盘沂纡迴枝分而合，其间流向屈曲，县界不明，群洲聚集填为大陆，度其变化经过，必有大坍大涨之历史焉”。认为这里是“皖省大江最畸形之一部”。
据明代《郑开阳杂著》“防图”记载，本段江中有小湖洲、磨盘洲、神登洲。到清代以后，见于记载的沙洲大大增多。乾隆《江南通志》“舆地志”“江防图”表明，张家洲、抚宁洲、紫沙洲、小福洲（即小湖洲）、神登洲断续相连，北面又有万兴洲，万兴洲之北有新生洲。嘉庆《无为州志》“芦洲营汛图”中沙洲更多，南面一个沙洲群包括横墩洲、连生洲、续生洲、重兴洲、傍生洲、息争洲、新墩洲、神墩洲（即神登洲抚宁洲、万兴洲、永兴洲、复源洲、官洲、补课洲、复兴洲、雁墩洲、紫沙洲等十七八个沙洲）。这个沙洲群之北有文兴洲（也称卫生洲）。文兴洲的北面又有一个较小的沙洲群，包括大兴洲、还北洲、雪花洲、太洋洲（也作太阳洲）等。江中出现沙洲以后，由于沙洲的扩展，两岸不断遭到冲刷。就南岸而言，本来因丁家洲靠岸而形成的广阔的河漫滩，由于小湖洲等沙洲的广展，逼使南支分江水直冲丁家洲，给丁家洲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据顺治《铜陵县志》卷7“祥异”条下记载：万历十四年（1586）“大水没仁丰诸圩（按，仁丰三圩即是现在的官庄圩，是在丁家洲的范围之内）。十五年（1587）“大水，诸圩尽没”。十六年（1538）“大水，没（诸圩）”。十九年（1591）“大水，圩没什九”。二十九年（1601）“春夏雨，圩没八九”。三十六年（1608）“夏涨异常，市可行舟，二旬水始退”。四十一年（1613）“大水，止差三十六年者仅八寸许，圩皆尽没焉”。在这种严重的江水威胁面前，铜陵县人民不得不考虑筑堤防御，所以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便有“都埂”的修筑。据顺治《铜陵县志》卷2“圩埂”条下记载：“都埂，即徐公堤，在县北十五里。自百家墩至烟脂夹，计八十余里，万历四十一年知县徐一科创筑，保障仁丰诸圩，至今永赖”。都埂正好卫护着丁家洲，使它不受水害。在都埂筑成的第二年，即万历四十二年（1614），虽然大水与万历四十一年（1613）相差无几，江心小湖洲、神登洲等诸圩尽没，但“铜藉都埂无损”，丁家洲仍可以得到较好的收成。后来由于南支分江水的不断冲刷，“旧都埂上游被江涨渐坍”，乾隆十二年（1747）又另筑新埂。据乾隆《铜陵县志》卷6“埂坦”条下记载，新埂“去旧埂半里，自百家墩起至老鹳咀止，计六里许”。老鹳咀以东，由于紫沙洲的不断向南扩展，江水也不断向南侵蚀，使老鹳咀以东的凹岸也不断深陷，老鹳咀愈来愈向外延伸。
江中沙洲的扩展，不仅使南支分江水加强了对南岸的冲刷，北支分江水也加强了对北岸的冲刷。据嘉庆《无为州志》说，明朝正德年间筑起胥家坝以后，不久即被冲塌，故在嘉靖年间又筑郑公坝，长十余里，在鱿鱼口一带。郑公坝不久又将波冲丹，万历年间又筑陈家坝，即一坝，也在此鱼口一带。后来，由于水势进逼，一坝又将冲坍，于是又筑二坝、三坝、四坝。《无为州志》说：“二坝，在鱼口。万历四十一年（1613）知州孙慈因一坝将坍，起夫兴筑。自青山圩（安定街附近）至韩官圩，计五千七百余丈，今坍入江”。“三坝，自青冈寺（安定街西三里）至和尚圩（安定街东约三里），计五千二百余丈······今坍入江”。“四项，顺治九年（1652）因正预势危，州守佟国桢、州倅王瑞麟起合州粮夫，白鲍家桥至周思沟，计筑四千丈有余，今亦坍尽······”。尽管修筑了这样多的江坝，但因“江溜逼冲”，这些江坝屡屡被冲坍。康熙八年（1669）当四坝将被冲决时，又筑新坝，“白李家祠（刘家渡西约二里）至王家渡（凤凰颈附近，据《无为州志》“已坍入江”），越筑八百八十丈，阔三火，高一丈九尺”。据说康熙九年（1670）大水，四损被冲坍，幸有此坝堵御，才保住无为一带不受水患。此坝仍名四坝，亦称颜公坝。后来此坝又有被冲垮的危险，康熙二十九年（1690）州守张国桢又接筑张公坝，和颜公坝一起称为五坝。康熙四十四年（1705）又自徐家龙潭至周思沟筑了一条七里长的六坝，亦称孙公坝。这些坝都被江水冲坍，所以具体方位很难一一考订了。不过，我们从胥坝以北的形势大致可以看出，自明朝正德以后，到清康熙年间，江岸线至少向北推移了十多公里。
大江绕过太阳洲之东，江流正好直射东南，因此北岸处于凸岸，避开了江水的冲击，所以不断在涨滩。康熙时涨出石板洲（见康熙《繁昌县志》“景图”），光绪时又涨出隆兴州（见光绪《续修庐州府志》“无为州图”），1890年前后在石板洲和隆兴洲的南面又涨出江心洲，于是大致构成了今天的形势。现在石板洲和隆兴洲已完全靠陆，江心洲也有靠陆的趋势，逼使这一段江流进一步南徙，造成南岸的严重坍江。估计自清初至今，在获港的西南部，江流南徙约4-6公里。
三、获港至三山
这一段江岸变化的总趋势是南涨北坍。南岸江岸线大幅度向北推移的主要原因是锦卫洲的靠岸。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锦卫洲的历史较久，旧名虎槛洲。锦卫洲之名正式见于记载是明代中叶的《郑开阳杂著》“江防图”，图中有教化渡、锦衣卫洲和杨夹沙镇断续相连。到清初，这几个沙洲开始连成一片。据康熙《太平府志》卷6“江防”篇记载：“锦衣卫洲长三十里，洲头为三汊汛地，洲尾为杨家汛地，洲中有教化渡、赵家埠汛四处······”。到清朝末年，锦卫洲南面的夹江变得愈来愈狭，北岸进一步向外延伸，形成一个正三角形。民国以后，锦卫洲已基本靠陆，沙洲和江岸之间仅有一条小小的夹江相隔。《安徽通志水系稿》记载，自“上夹口受水东流三十余里入江，亦名三山河，其北滨江陆地，光绪安徽图谓之锦卫洲”。锦卫洲靠陆，使这一地区的江岸线向北伸展3—6公里不等。在锦卫洲靠陆以后，沙洲还不断向东延伸，淤涨出小洲、六凸子、七凸子、八凸子等，使原来一向临江的三山矶被隔在远离江边五、六公里之外。
在南岸涨滩的同时，北岸也在不断坍江。嘉庆《无为州志》卷2记载：“神塘河镇在治东二十里铜城乡”；“栅港镇在治东三十里铜城乡，今坍入江”；又说：“栅港距城东四十里，今坍塌，一望江水㳽漫”。《大清一统志》卷123庐州府“关隘”条下曰：“栅港镇在无为州东南五十里”。今栅港镇已坍入江中，无从稽考：只有神塘河镇在无为县城东南二十里滨江处。可见江岸自东南向西北内移达15公里以上。
江岸北移的过程也正是黑沙洲和白茆洲形成和不断扩大的过程。上面我们已经说过，黑沙洲形成可能较早，它正式见于记载是在明朝的《郑开阳杂著》“江防图”。与黑沙洲同时见于记载的还有白马洲，即今白茆洲，在黑沙洲之北，与黑沙洲的面积相当。后来白马洲逐渐后退，黑沙洲也不断向北伸展。至民国以后，据《安徽通志水系稿》记载，黑沙洲“横广十四、五里，纵广八、九里”；白茆洲“横长十二里许，纵广三里许，大沙包其外，周袤长十六里，沙尾南北最广处三里许······州之西部围有圩堤”。白茆洲西北又有小白茆洲，“沙横长七里，纵广一里，巳出最低低潮面之上，水底沙线向西延袤六七里，有袤接左岸之势”。因而，大江的主泓在绕过黑沙洲的北面以后，不得不折向东南，绕白茆洲之南然后东流。长江主泓变化后，白茆洲和无为陆地间的夹江愈加淤浅，白茆洲逐渐和北岸连接起来。总的来看，这一带地方由陆地坍入江，又由江变为陆地，经过了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
四、三山至芜湖
三山以下一段江岸，最值得注意的是螃蟹矶附近的江岸线的变动。据《郑开阳杂著》“江防图”看来，在明朝嘉靖年间螃蟹矶是在岸上的。到清代康熙年间，从《太平府志》舆图看，螃蟹矶仍在岸上。但到清代末叶的《长江图说》和《江南安微全图》，螃蟹矶则沦入江中。可见这里的江岸线约在清代中叶以后有向南移动的趋势。这种变化可能和锦卫洲的靠岸有关。锦卫洲靠岸，使长江主泓北移，长江主泓和夹江水汇流，特别是长江主泓直冲本段南岸江岸，因此使这里的江岸严重崩坍，江岸线南移。军民国以后，这里的形势又发生了变化，主要是由于锦卫洲进一步向东延伸，阻碍了该段江水的的通畅，因此螃蟹矶一带又有淤象。据《安徽通志水系稿》说：“螃蟹矾南岸有淤滩广里许，向东延伸，长亘八、九里，矶在近岸滩上，水涨则滩没。”现在螃蟹矶距大江正流已五、六公里，螃蟹矶旁还留有一个流水滚，直通三山河，是以前大江径流的痕迹。
和螃蟹矶相对，在北岸最值得注意的是矶附近江岸线的变化。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唐宋时矶在大江中。这种情况一直到清初未变。成书于清初的《读史方舆纪要》说，矶山依然“独立大江中”。但就在清初，矶附近出现了竭矶洲。以后，矶洲逐渐靠岸。嘉庆《无为州志》卷2“舆地志”“山川”篇记载，矶山“独立大江边”。民国《芜湖县志》卷1“地理志”亦称：“矶山在县西南七里大江潘”。说明清代嘉庆以后江岸线向外延伸。今天矶仍在江边。这一带江岸线大约东移1公里左右。
西岸涨滩，东岸则在坍江。矶本来属芜湖，很可能是靠近东岸的。但后来由于东岸不断坍江，西岸不断涨滩，并且有矶洲的靠岸，因此大江便完全绕道矶以东了。乾隆《芜湖县志》卷1“地里志”记载：“大江在县西五里”。清代以前可能不止五里，而现在又不足五里。江岸线约向东移动1公里。现在的关门洲虽称是以前的鳖洲，但可能也有所变动。随着江道的向东摆动，该洲也当不断东移，而且大部分被冲坍。民国《芜湖县志》记载：“关门洲水大时不见，冬令水最涸时，洲地可见者不过一里”，显然比宋代“长三里”的记载小多了。
江道的变化，给沿江两岸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特别是在北岸，由于江水不断北蚀，沿江土地不断崩坍，更使无为人民吃尽苦头。清人吴尔恺说：“濡须滨江，损与水敌，少则溃，溃则腴田颓于横流，日朘月削，若蚕食然。数年间坍者十百余顷，载详于筑坝之议矣。查前万历时坍田万有余亩······今自顺治三年告坍田地又一百四十余顷”（嘉庆《无为州志》卷6“水利志”）据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13“水利志”记载，清嘉道以来，无为州田庐洲厂崩坍变迁很厉害，列举了青山圩、王小圩、张古圩、王家厂圩、大成圩、新成圩、广丰圩、东滩圩、万家滩圩、永定圩、神塘圩等等共四十四圩，都遭到严重的崩坍，有的“田废约半”，有的“田废过半”，有的“全废”、“尽废”，使农业生产遭到了莫大的损失，给无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大通—芜湖间一段江道，在不过四百年左右的时间内，竟然发尘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致使得人们无法辨认。当你眼望着老鹳咀旁的一条曲折的小江，你怎能相信这里原来是以前的大江主流呢？当你眼望着胥坝北面的泱泱大川，你又怎能设想这里原来是一片肥田沃野？同样，当你看着石板洲、隆兴洲一片陆地，你大概也不会想到这里正是以前的江心；而当你放眼获港以上的大江洪流，你大概也不会想到这里的大江正是以前的陆地吧？现在的高安圩、保定圩，都是以前的沙洲；现在的黑沙洲、白茆洲都经过了“桑田沧海”的几度变化。如果没有详尽的历史记载作证，又有谁能够相信呢？但是，这都是事实，江道确实是在这样剧烈地变化着。
（三）对长江江岸和沙洲变化规律的探讨
河流是水流与河床交互作用的产物。水流作用于河床，使河床发生变化，出现洲滩；河床变化后又回转头来作用于水流，影响水的流向，水流的结构。水流与河床二者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永远处于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
从长江变化的总趋势来看，江道向南岸摆动较小，向北岸摆动的幅度较大；唐宋以前变化较小，元明以后的变化较大。
为什么江流向北摆动的幅度较大，而向南摆动的幅度较小？这与两岸的地貌类型有密切的关系。一般地说，岩岸比较稳定，松散的冲积土容易受到冲刷。所以，河漫滩愈是宽广，江道摆动幅度也愈大。北岸多是宽广的漫滩，土壤为砂质，抗冲性差；而在南岸则为丘陵与阶地，土质坚硬，不易被冲刷。南北两岸地貌单元的不一致，两岸土质的差异，决定了两岸侵蚀程度的差异。
再就这一河段的形势来看，北岸基本上处于凹岸，在水内横向环流的作用下，也容易受到侵蚀。因为在弯曲河段中，受离心力的影响，水质点趋向凹岸，使凹岸水体增高。因此，产生了水流的横比降，引起了横向环流。由于横向环流的作用。使凹岸产生冲刷，冲刷下来的泥沙通过横向环流的作用在凸岸堆积下来。凸岸的堆积不断增加，使湾道的曲率半径不断地减小，从而使离心力不断增加，横向环流也随之而增强。这样，湾道的侵蚀作用也必然随之而增强。所以，江水不断向着处于凹岸的方面侵蚀，江岸线大幅度地向北摆动。
为什么江岸和沙洲在唐宋以前变化较小，而在元明以后则变化较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各个历史时期长江水文、泥沙条件的变化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得到解答。
我们知道，在一定的地貌和土质基础上，来自流域的水量和含沙量及其过程决定了河床的外形。长江水量过程与含沙量过程决定了长江河床的侵蚀与堆积过程的差异。在唐宋以前，长江中下游有很多湖泊，都和长江息息相通，江汉间有云梦泽，汪洋浩瀚；湖北广济、黄梅至安徽宿松、望江、怀宁、安庆一带又有滨江诸湖“与长江相吐纳”。这些湖泊，实际上都等于一个个的蓄水库，不仅能够调节长江的水量，减少径流的偏差系数，而且从上游下来的泥沙而可以得到蓄清，所以，江岸变化较小，沙洲也较少；但在唐宋以后，由于人工围垦和自然淤积的结果，有些湖泊逐渐消亡（如云梦泽），长江与诸湖间的连系也逐渐被切断。唐宋时长江中游一带有所谓九穴十三口，宋代以后也多数被阻塞。沿江湖泊的变化，直接影响着长江水文和泥沙情况的变化。湖泊淤塞了，它对江水的调节作用也丧失了，对泥沙的蓄清作用也不存在了，所以元明以后江水的变幅增大，而且不断有“江涨”、“江溢”等洪水的记载，（江中泥沙量也大大增多。河流的变幅愈大，凸岸的涨滩和凹岸的崩坍也就愈厉害。特别是大洪水通过时，浅滩受到很强的淤积，高度急增，往往露出水面形成沙洲，而原来的沙洲则迅速向外淤涨。室于凹岸的崩坍，遇特大洪水时也更加厉害，可见长江沿岸自然面貌的改变，水流变幅的增大，泥沙量的增多，对长江江岸和沙洲的变化有极大的影响。
在唐宋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不仅占湖为田，与水争地，而且江中每涨发新洲，人们也立即进行围垦。官僚、地主看到有利可图，更是争相圈占。就晚近的情况而言，清朝末年，铜陵、繁昌、无为一带江中涨发的新洲，大多数都被李鸿章霸占。沙洲的围垦对沙洲本身的固定和发展固然有利，但沙洲的发育却又直接影响到江岸的严重崩坍。
千百年来，江岸和沙洲的不断变化，给沿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自然谈不上对长江的根本治理；至于统治阶级，也不愿花大本钱治江。因此，随着长江不断北蚀，人们也只好不断地“筑坝让水”。从明朝正德年间筑胥家坝到清康熙年间筑孙公坝，在不到二百年的时间内，无为安定街一带的江坝就退建过八次之多。乾隆十九年（1754）又筑陈公坝，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筑蒋公堤。这些堤坝在修筑以后不久都渐次崩坍入江。乾隆二十九年（1764）六月，无为州“江潮盛涨，漫缺堤坝大小缺口二百余处”，整个无为州遭受严重水灾。于是，乾隆三十年（1765）无为“鼎修全坝”。据武同举《安徽通志水工稿》说：“临江正坝自青冈寺至雍家镇二百五里”，大致构成了今天的这条无为大坝的雏形。后来这条大堤还是不断被冲决，因而有些部分又不断退建，江岸线仍不断内移。
在封建社会，坍江是劳动人民受害，治江还是劳动人民受害。正如清初无为人何大观在《江坝说》一文中说：“南有日长之土，北有无土之粮，坝日退而欲杀江之怒，江亦日进而蚀坝之防······。筑则必起粮夫，召数千人而聚之坝上，类皆芦屋蓬，旦夕暴露，则忧在风雨；筑则必以初春，旧谷既完，二麦未登，裹粮力作，惟饱是求，则忧在馁饿；筑则必有州佐巡司其役，则忧在骚扰；筑则必用圩首及都圩首呈报纷纷，富者每图安逸而思脱，久劳者虽宜更而难其为代，则忧在失人。他如吏胥有上下其手之弊，绅衿有躲差之弊，土人有包揽之弊，坚暇或半，虽筑犹未筑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反动派为了自己发财，更是常常藉修堤的名义，用尽残酷卑鄙的手段榨取农民的钱财。他们特制各种刑具，将农民任意捆打、绑吊、关押、罚跪或带枷游堤，进行敲诈勒索，逼得无数农民倾家荡产，修堤也就此了事。
对长江的治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开始了新的一页。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4年，无为人民在党所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政权的领导下，退建了黄丝滩堤段的惠生堤。解放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连续整修了大堤，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洪水。1954年发生特大洪水，安定街溃口，政府一面安置好灾民的生活，一面领导群众全面彻底地整修无为大堤，堤身高于1954年最高水位1.8公尺，争取达到在任何情况下不溃破。工程的浩大和艰巨是这里修堤史所没有过的。解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治江工作中投入了很大的人力、物力，整治江流，防洪抗灾，造福人民。新旧对比，更加使我们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让江河听话”，已不仅是美好的现想，而是正在变为现实。
作者：史为乐
1984年第3期
选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组
编辑：汪鸿琴
校对：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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