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地名是语言的一部分。地名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因子，可以说某一地区的地名见证了该地区社会发展的历程。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其地名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厚。武汉地名涵盖了汉派文化、楚文化、山水文化、历史文化等多维度的特征。汉风楚韵是武汉地名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文化底色。通过对武汉地名文化的多维度考察，了解地名命名的规律，能够对武汉都市化进程中新地名的命名和地名更名起到参考作用。
关键词：地名文化；地名；武汉；解析
一个地方的名称由具有特定含义的语言文字构成，往往传承着文化的积淀，折射着历史的变迁，亦与其自身的地理特征相应契合，因此，地名被称为是“凝固的自传”。武汉所在之地曾有“夏水”、“夏”、“夏口”、“夏州”、“江夏”、“鄂渚”之称。如今武汉市内诸多地名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典故，如远近闻名的古琴台、黄鹤楼、放鹰台等。有的地名则反映了地理地貌特征，如江汉路、东湖路、三角湖路等；有的记录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如兴业路、烟厂路、光谷街、发展大道等；还有的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的美好愿景，如宝善堂、满春路、和平大道等。地名文化蕴涵的信息是丰富的、多维度的，对一个城市的地名进行多维度的考察和研究，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为城市发展提供地名文化的导引作用。本文拟对武汉城区的800多个地名，从语言、历史、地理、文化等角度进行分析，并就未来武汉城市规划中新地名的命名提出若干参考建议。
一、武汉地名的历史文化特征
地名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真实写照。地名文化源远流长，世代相传，既有人类向大自然拓荒足迹的反映，也有人类逐步走向文明的痕迹。地名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着地理标识作用，更有文化传承的价值。社会的发展，朝代的更替，仍有一些地名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在历史的长河中保留下来。武汉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岁月中，武汉的地名记录着城市发展的轨迹，也体现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1.历史传说留下来的地名
地名不仅仅是简单的符号，更是文化信息的载体，通过地名的考察可以获得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信息。如果某一地方有着独有的历史与命运，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比如古琴台、知音村、断琴口，就有着俞伯牙和钟子期弹琴、听琴的传说。武汉的一些店铺喜欢供奉关公，可见关羽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已经神化了。洗马长街，相传关羽驻夏口时曾在这里洗马，故得名；又如卓刀泉，传说关羽在此驻营时，没有水喝，就用青龙偃月刀在地上卓泉取水，一刀下去，泉水直喷，解了燃眉之急。后人为了纪念关公，就将此地取名为“卓刀泉”。据说朱元璋派他的六儿子朱桢把守武昌，军队于是在此屯田，朱桢的仓库就称为“广埠屯”。
2.来自经典古籍中的地名
武汉有“江城”的美称，来源于李白“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和卢郢“黄鹤何年去杳冥，高楼千载倚江城”的诗句。崔颢的《登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其中的“黄鹤楼”、“鹦鹉洲”、“汉阳”是古代的地名，这些地名也因崔颢的不朽诗句而广为流传。“惠济路”的地名亦取自于典故。晋代陆机《谢平原内史表》记载：“皇泽广被，惠济无远”，意为施惠于人。“一元路”取自《公羊传·隐公元年》：“元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意为“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四维路”取自《管子》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含义；“楚材街”取自“惟楚有才”的牌楼名；还有“积庆里”来自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里仁巷”取《论语·里仁篇》“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之意。
以旧时官署为名的街道名多半集中在武昌和汉阳，如汉阳的显正街，旧时的府署和县署都在此，为宣示官府的清廉公正，故以“显正”来命名。武昌的司门口，明湖广和清湖北的布政使司设于此，称之为“司门”。类似地名还有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的察院，现称为察院坡；户部布政司主管钱粮户籍，民间称为“户部”，现称为“户部巷”；明代置于各省的督粮道简称为粮道，掌督运漕粮，现称为粮道街。清朝都府在此筑堤，故名都府堤；与官署相关的地名还有“巡道岭”、“抚院街”、“都司湖”等，虽然这些旧时官署机构早已消失，但是地名记录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仿佛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历的岁月。在武汉地名中有斗级营、戈甲营，说明该地驻扎过军队。还有的地名，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但是由于建设的需要被覆盖或重新命名，两湖院因为建设的需要而拆迁，原“抚院街”改为“民主路”。
4.旧时租界地名
在近代，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武汉也是帝国主义入侵的重点地区之一。1861年《天津条约》将汉口置为对外开放的商埠，同年在汉口设海关，名为江汉关，负责处理华洋交涉事务和稽查来往船只及进出口货物、监督税务。1861~1898年，英、美、俄、法、日等在此设立领事馆，将汉口沿江一带大片土地建成“国中之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华中地区的基地。法国租界中的蔡锷路，原名为福熙大将军路，收回租界后改为蔡锷路。原友益路以北称为“车站路”，以南则称为大法总理街、马领事街，1941年收回租界时，改为车站路。岳飞街原为法国租界，名霞飞大将军街，收回租界后，乃以民族英雄岳飞命名。合作路原名为界限路，以当初英俄两国租界的分界线而得名，收回后改为合作路。同一条街有时存在好几个地名，如洞庭街，原为俄租界，分段被称为洞庭街、领事街、两仪街、吕钦使街，1946年后合称为洞庭街。鄱阳街分段称为鄱阳街和三教街，后改为鄱阳街至今。还有的一段路有四、五个地名，如原为日租界的胜利街，分段名为湖南街、四民街、汉中街、中街、大和街，抗战胜利后全部收回，合称为胜利街。
6.姓氏地名的痕迹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宗族群居，地名文化也反映出这种特征。姓氏地名是指构成地名的专名部分是由姓氏组成，如黄家湾、杨家嘴等等。宗族不是汉族所独有的观念，她具有世界性。汉族是宗族体系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个民族，这可以从地名中体现出来。在武汉地名中，许多姓氏地名的构成方式是以姓氏为专名，然后在专名后加上“湾、村、墩”等为通名，大多分布在城区和郊区。姓氏地名在乡村和郊区具有指示作用，因而以乡村或郊区居多。如有的地名曾经是谌姓和黄姓的人在这里繁衍发展，因此这个地方名为“黄谌家湾”，从中可以看出，黄谌家湾曾经地处城郊并且临水，事实上也是靠近东湖。在《百家姓》中的姓氏大部分都可以在武汉地名中找到，带姓氏的地名大多可以追溯到明朝。明朝是移民的高峰期，如马家庄是从北方移民过来的。新移民到一个地方，便以宗族为核心，以姓氏为纽带，聚族而居，形成了“长久和睦”的社会状态，沿袭同一个祖先的宗族信仰，使生活团体有着强烈感召力，并引导、协调成员之间的关系。
二、武汉地名的内部结构分析
地名属于语言符号的一种，主要功能是人们标注和识别其居住、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语言学上，地名称为专有名词，在结构的划分上，一般地名的后部分称为“通名”，是指地名的一般性；地名的前部分称为“专名”，反映地名的特殊性。通过对地名构成的内部结构分析，可以窥见地理命名的基本理据。
1.通名
通名是指表示该事物范畴的名词，如大范围的通名可到省、市、县，小范围可到村、街、巷。在笔者收集的地名中，武汉大多数地名是以路、街、巷、里、桥、楼、墩、湾、村、湖、大道等作为通名，其中有434个是以“路”为通名，119个以“街”为通名，“路”和“街”占了全部通名的68%，是城市通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名大体上可分为地理地貌与市政建设两个大类。
地理地貌类的通名有山、岭、坡、湖、湾、墩、洲、堤、口、角等。武汉是与山、水结缘的城市，山水相间，江河湖广布，长江和汉江贯穿武汉市中心，大小湖泊分布在武汉三镇，因此以山、水为通名的地名很常见，如凤凰山、蛇山、龟山、珞珈山、狮子山、喻家山、姚家岭、石牌岭、傅家坡、鼓架坡；东湖、南湖、墨水湖、马沧湖、西北湖等。特别是与水相关的地名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由湖水所形成的弧形，称之为“湾”，如东湖附近的危家湾、杜家湾；墨水湖附近的董家湾、盛家湾等。延伸到湖中间的陆地，形状似“嘴”，因此称延伸地的部分为“嘴”，如以墨水湖为中心的丁家嘴、李家嘴等；以龙阳湖为中心的殷家嘴、魏家嘴等。高出陆地称为“墩”，意为“土堆”。武汉历史上洪涝灾害多，古人往往垒土为墩在此聚落，虽然有些地方的湖或支流早已消失，但是曾反映这里地貌的名称仍然存在，如双墩、唐家墩、八古墩等。
市政建设类包括道路交通、行政区划、单位建筑等子类。通名有大道、路、街、巷、里；区、乡、镇、村、小区；厂、校、院、店、楼、桥、园等等。道路交通类可以根据通名大致判断出城市交通系统的层级。一级主干道一般与长江、汉江平行，大多是近几十年来新建的，称为“大道”，如汉口的中山大道、解放大道等；武昌的和平大道、友谊大道等；汉阳的汉阳大道、琴台大道等。二级主干道称为“路”，如黄石路、青岛路、友谊路等；通名为街、巷、里等的次干道则交错在路与路之间，如云林街、胜利街、合记里、诚善里、鲁巷、户部巷等。有些通名前用数词或方位词等来区分，如江汉一路，墨水湖南路、新三巷、鹦鹉正街、汉中街、新建后街等等，其中“街”既可以是道路交通名，也可以是行政区划名。
地理地貌类通名和市政建设类通名常结合使用，使通名具有层级性，如天门墩路、菱角湖路、环湖路等等，这些地名的划分需要经过两层划分，如天门墩路，第一层次的划分是“天门墩”加“路”，通名为路；第二层划分是“天门”加“墩”，通名是“墩”。一般是市政建设类通名为第二层次，地理地貌类通名为第一层次。这类地理地貌加市政建设的通名有“山+路”、“湖+路”、“河+路”、“墩+路”、“墩+街”等等。
2.专名
专名是指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名词，如白鹭街，白鹭是专名，街是通名。有些专名是人名、地名或单位名，如张之洞路、岳飞路、黄石路、香港路、社科院路、烟厂路等等。人名类专名又可以分为全名和姓氏专名，使用全名的有张之洞路、岳飞路等；只有姓氏的有杨家湾、董家墩等。地名类专名，如随州路、南京路、香港路、台北路等，一般是外地城市名。单位名类的专名，如邮科院路、水厂路等等，一般是具有地标性的大型单位。
从结构形式上看，专名部分较少是单纯词，大多是复合词。单纯词专名有单音节的，如洪山、团山、壕沟、流湾、东墩、花桥等，也有双音节的，一般为连绵词，如凤凰山、胭脂路、麒麟路、玫瑰街、螃蟹甲、鸳鸯湖等。这些一般是从古代地名沿袭下来的。
复合词专名以偏正结构和动宾结构为主，偏正结构的如花楼街、白鹭街，动宾结构的如向阳村、拦江路，两者在复合词专名中的所占比率为67%，其次是主谓结构，如民生路、民主路，占复合专名中的17%，最后是并列结构，如珞狮路、金银湖；此外还有数字缩略的，如二七路、八一路，占复合专名中的15%。并列结构的专名来源有两种，一是在两个相关地名中各取前一个字缩略合成另外一个新地名，如珞狮路，是从珞珈山到狮子山的干道；二是一般语义并列，如“金银湖”是“金”和“银”的并列，再共同修饰“湖”。
有些地名在口耳相传的历史流变中，容易出现音变改名。如“保驾巷”传为“鲍家巷子”，“集家嘴”原为“接驾嘴”，是明朝皇帝朱厚熜从安陆洲 （今钟祥）途经汉水赴京时，两岸官民曾在汉水入江口迎接，称之为“接驾嘴”，“接驾嘴”码头是农作物的集散地，因此人们就称为“集家嘴”。谐音改造的地名还有“猪巷”改为“居巷”（现为交通巷），“洋园”改为“杨园”，“鲫鱼桥”改为“积玉桥”等。
三、汉风楚韵：武汉地名的文化底色和核心理念
汉派文化实为武汉地名文化之底色，如今和今后一段时期，武汉地名文化的建构仍需彰显和完善这一文化底色。而包含“汉”字、较大片区域的地名，主要集中在江北的汉口、汉阳区域，如汉口、汉阳、汉南、汉西、江汉等，这也是汉派文化的体现特征之一。长期以来，汉派文化被认为是一种码头文化、港埠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是与当时的地理特征、社会环境分不开的。近代武汉曾经是商埠林立、湖泊众多、水陆码头遍布的一个工商城市。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汉派文化，更应该是由滨江滨湖的山水文化、商业文化、科教文化、产业文化、旅游文化等多维度交汇融合而成的一种“文化综合体”。
文化作为历史凝结的生存方式起源于人的超越性和创造性，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化，地名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存方式。武汉是中国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自古有“货到汉口活”之说。时至今日，武汉市的商贸流通总额仅次于广州，排全国省会城市第二位。最著名的街——汉正街，是汉口最古老的街道之一，始建于明代，称之为正街，借助其长江和汉江汇合的特殊地理优势，汉正街成为辐射四周的商品集散地。由于汉正街周围的巷道窄小，不利于现代都市化的发展，目前汉正街北迁正在实施之中。延续了四百年的集市，要为城市整体规划让路。
武汉地名也有着十分深厚的楚文化渊源。这要从楚文化、商文化、土著文化等方面去探究。武汉是湖北省省会，虽然地处“吴头楚尾”，但也自然而然承接了荆楚文化的理念。武汉作为当今楚文化的核心区域并向周边辐射。在武汉地名中，有许多与楚文化相关的地名，如楚材街、楚风街、楚善里、楚望台等等。如今东湖和沙湖之间，新修一条路称为“楚汉路”，与楚汉路平行的是新建的楚河和汉街，取自秦末时期，刘邦和项羽的楚汉之争，因此表现在地名上为楚河汉界，“界”谐音“街”，成为汉街，尽显汉风楚韵。这在地名文化上，给人以汉派文化向东扩展、延伸，汉楚融合的文化联想。
楚文化如今亦受到重视。2011年底，湖北省政府正式宣布把湖北商人的简称由“鄂商”改为“楚商”。2012年，有消息称湖北省正在酝酿将简称由“鄂”改为“楚”。其实早在2002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荆楚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刘玉堂就向省委省政府提交过将简称改为“楚”的书面建议。在古代“鄂”通“噩”，现代“鄂”与“恶”谐音，“不太好听”。而专家表示，“鄂”改“楚”是对楚文化的一种重视和认可，对湖北省招商引资和旅游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四、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几点建议
随着时代的变迁，政府对有些地名进行了变更，如“中正桥”改为“解放桥”；红卫一路等改一元路、二曜路等。为了方便人们记忆和寻找，将一些地名根据当地居民的称呼习惯改名；如“青鸾路”改为“水利路”，因长江水利委员会在此处，有地标的作用。随着城市的大规模的建设，对于新建项目的道路设计可以统一规划命名，体现系列性的特点，如受琴台知音故里典故的影响，在古田路辐射圈有分别用古乐、古萧、古音、古调、古风路、古画路、古文路、古词路命名的地名，洋溢着楚人的浪漫情怀。绕南湖附近有平安路，静安路、雅安路、恒安路、建安路、东安路、北安路、文安路、瑞安路、福安路等，充满文心雅趣。又如江汉区的杉树林公园，公园周围的小路以“云”字开头，如云杉路、云彩路、云霞路、云飞路、云海路和云霄路，这类地名则是以自然景观为核心语义。系列性的命名对于城市的规划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提升了城市的文化品位。下面对武汉都市化进程中新地名的命名和地名更改提几点参考建议。
（1）同一区段的地名应该建立内在关联性。例如南湖以“安”为中心的路名，无法形成一个合理的地名体系，识别上单纯靠记忆，为市民带来一些困扰。若能根据中华文化经典来命名，或许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如以儒家的“礼、义、仁、智、信”、“温、良、恭、俭、让”为核心语义为道路命名，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得传统文化的精髓，满足人们对地名的审美需求。
（2）更改容易混淆的不合理地名。在武汉地名中，有一些地名貌似“孪生兄弟”，其实是南辕北辙，如民主路和民主街，友谊路和友谊大道，都是一个在汉口一个在武昌，稍微马虎一点，就会混淆。还有一些姓氏加地貌特征的地名，如唐家墩、沈家墩、李家湾、蔡家嘴、吴家湾、周家大湾等需要改进。姓氏地名容易导致重名，周家大湾，在中北路上有一个周家大湾，狮子山附近也有一个周家大湾，这给邮政投递和交通带来困扰。
（3）注重汉楚融合，凸显汉派文化特色。近些年，汉派文化愈来愈受到人们的关注，其大有和海派文化、京派文化鼎足之势。需要注重汉、楚文化的交相呼应，以汉派文化为基点，向其他区域辐射。在武汉的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进程中，必然有会大量新的路名诞生，那么对于新地名的命名，就可以考虑向汉派文化靠拢，逐步形成汉派文化的地名体系特色，让人们随时随地了解汉派文化，让地名成为武汉的一张名片，使文化底蕴渗透在地名中，展示汉-楚文化融合的创新特色，这也符合打造文化武汉的战略目标。
（4）做好地名翻译，提升国际化意识。近年来武汉加速发展，与国际的交流互动也愈加频繁，为了更好地宣传武汉，对地名的翻译的工作应予以注重和加强。如城区重点区段、旅游景点的地名翻译等，另外，是否应该增加几种语言的地名翻译，也是一个值得统筹思考的问题。
地名虽然是貌似简单的名词，实则蕴涵着深厚的、多维度的文化信息。武汉地名文化蕴储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体现出大武汉的文化传承、文化多样性和包容性，反映了武汉滨江滨湖地貌及本土文化特征，也留下了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和风云人物的印迹。今后市政规划中新地名的命名，亦存有较大的创意构思和发展空间。应该看到，对武汉地名文化的认识、研究尚有许多课题有待揭示。如武汉地名的命名理据有待于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寻，找到更为充分的依据。
作者：杨红 吴振国
选稿：易欣嘉玉
编辑：宋柄燃
校对：汪鸿琴
审订：黎淑琪
责编：耿 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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