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地区的山城防御体系”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国家的历史演变，更凝聚了13世纪西南民众的智慧与精神。在整个防御体系中，重庆、钓鱼、白帝、嘉定四座城池被誉为“四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中，有两处地方不得不提。一是现位于渝中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山城防御体系即在此筹划经营，是重庆作为南宋西线战场指挥核心的关键物证。二就是位于合川区的钓鱼城遗址。在这里，考古人员发掘总面积达3万余平方米，清理各类遗迹两千余个，出土遗物万余件，基本掌握了钓鱼城遗址的范围、时代、分期与遗存分布等情况。这些重要考古发现填补了重庆区域乃至全国城址考古的相关空白。
鼓楼衙署坐落于高楼大厦之间，一种新旧交替的对比感十分强烈
老鼓楼衙署遗址：
建筑突破规制 凸显政治地位
如今的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地处长江左岸的金碧山下，行政隶属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该遗址兴建于宋元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事实上，老鼓楼遗址出土的高台建筑实为当时衙署建筑前部的“谯楼”，随着历史演进，渐渐幻化为“老鼓楼”的小地名。
沙盘模型展示的宋代衙署建筑前部的“谯楼”
谯楼横跨解放东路，形制独特。始建时期，城楼面阔38米，进深15米左右，七开间，三进深，其下还有一个面阔71米的高台基础，这大大超出了现存所有州府级衙署的谯楼规制，连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的谯楼都不及它伟岸。这一超常体量，与当时重庆为整个南宋西线战场指挥中心的政治地位和当时南宋四川制置大使余玠的个人风格不无关系。
当时，余玠坐镇重庆，负责西线战事，而钓鱼城又是西线战场争夺的关键要塞。可以想象，一封封牒报通过多功城（位于今重庆渝北区）直抵衙署，时刻牵动这位将军的心。只不过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钓鱼城之战的过程中，余玠是如何指挥的还不得而知。而根据当时南宋的相关情况，由于交通与通讯等因素，钓鱼城守将和前线战士依靠丰富的战争经验，更多的应该是“便宜行事”。
6月13日，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出土的宋朝碗碟
钓鱼城：
改变历史的英雄之城
钓鱼城位于合川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环绕，孤峰耸峙，易守难攻，扼守重庆门户，自古为巴蜀要冲。
钓鱼城修筑于13世纪宋元战争时期，是宋元战争期间川陕战区的战略重镇，在川渝军民与蒙元军队半个世纪的战争中，围绕钓鱼城就断断续续持续了41年的攻防。蒙古大汗蒙哥殒命于此，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轨迹，延长了宋朝国祚20余年，间接触发了蒙古内乱，促成了元朝的建立，改变了中古时期的世界格局。
钓鱼城的选址智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上，控嘉陵江，扼守重庆北大门，占据通往关中、成都和重庆的重要交通节点；中观上，其利用特殊山形水势，宛若一座天然城堡，此军事选址乃华夏文明战争智慧之典范。
6月13日，渝中区，正在修复中的谯楼高台城砖
钓鱼城被三江环绕，其方山地貌分为七级阶地，山水间不同阶地的通与断成就了独特的布局。
一至四级阶地在钓鱼城半岛上，北有一字城墙，南有一字城外城与水军码头，江河、深沟、高差和方位是布局的关键要素。钓鱼城在应对蒙元军队攻击时，以渠江为东边的护城河，形成天然的第一道防线；簸箕岩由北向南形成第二道绵延高岗防线；天堑沟为第三道；人工铸就的南北一字城墙与东外城墙为第四道，此乃钓鱼城易守难攻的布局密码与外围防线。所谓山水之城即包山为固、带江为池，城从山水中长出，人工构筑为点睛之笔。
五至七级阶地在钓鱼山中，为宋元钓鱼山城核心部分，考古学者称为“山顶环城”，由四部分构成。七级阶地在钓鱼城山顶，分护国寺、皇宫、马鞍山片区，五六级阶地分东、南、西环绕七级阶地，由东绕南向西依次设防，还有山巅居高临下的侧翼攻击。
南部为南一字城内城区域。《元史·宪宗本纪》最早记载“一字城”，这三字精妙总结了这一创造性筑城思想，标示了钓鱼城是此筑城方式的发明地及天才运用的集大成者。“一字城”有别于传统筑城核心的胶圈闭合方式，以其不闭合的城墙，巧妙地连接山与水，以最小的人工构筑规模，防控最大的战术空间，其影响深远，广传于长江、黄河流域及亚洲地区。
西部五级阶地是钓鱼城的战略要冲，其前临断崖，左右与后方皆有群山拱卫，安全隐蔽，易守难攻。从某种程度而言，山巅与南一字城皆为此区域的前哨。南一字城上段西端城墙本应向西迎敌，考古却发现其面向东，实则是为了守护该区域。因其战略的重要性，使其成为元蒙军队的主要进攻目标，元军甚至运用中原传统的“地突”战术，通过挖地道对其多次强攻。2006年，考古队在此发掘出元军攻城所用地道，地道内发现八十余片爆炸性火器——振天雷爆炸后的铁弹壳，这是人类发现的最早的爆炸性火器实物证据。
6月13日，渝中区，鼓楼衙署坐落于高楼大厦之间，一种新旧交替的对比感十分强烈
范家堰遗址：
独具特色的衙署营造与安全策略
2013年至2018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开展了4次主动性考古发掘，确定范家堰遗址为四川制置使余玠纳播州二冉之策，所徙的合州州治。1279年，南宋灭亡，守将王立降元后，范家堰衙署被元军毁坏。范家堰遗址作为南宋衙署，前后存在了约36年。
范家堰的中轴线上皆为规制性建筑，彰显了衙署高大威严的同时还使纵向通道极为艰难，以保障战争期间主官的绝对安全。
范家堰衙署署区两翼还有功能性建筑，尤其是园林区的两个石房子，四周有60公分厚石墙，地下有20公分见方基槽石，上用圆形木棒作龙骨形成架空。建筑为六开间，开门不居中，前后两座房址四周还有厚围墙。此类建筑在宋元考古中极为罕见，其功能应是重要物资仓储库，一定程度证明了范家堰的衙署属性及宋代以文治武的某些措施。
合川钓鱼城护国门（合川区委宣传部供图）
在大草房遗址，有转轮经藏殿，院落中有大量小作坊，经考古发掘多为熬制中成药场所。战争期间钓鱼城以佛寺作僧医制药厂，成为钓鱼城坚持抗击41年的细节支撑。一枚4厘米见方的九叠篆青铜“经验熟药”官印出土，进一步表明这里更是宋元战争期间钓鱼城的药监局。
范家堰规模巨大，防范严密，为淳祐初期建造，具贵州地方营建风格，是蒙古军队不惜用地道强攻的重要区域，充分表明其作为宋元战争期间钓鱼城州衙署区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