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日）国分功一郎（英译：Wren Nishina）
在前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德勒兹哲学所设想的那种“实践”到底是什么。在德勒兹看来，哲学实践是由好几个部分组成的，这些组成部分的一致性来自于“思想”这一中心活动。
现在，德勒兹并不认为思想是由意志行为（will）推动的。思想只能通过与“符号”的“遭遇”而产生，正是这个“符号”迫使思想在进行活动。除此之外，为了首先能够接受这个“符号”作为符号而存在，你必须首先在符号的阅读中训练自己，你必须经历一个“习得期”。从这里开始，德勒兹的实践理论同时开启了一个属于“教育理论”的维度，从而为习得机制理论做了准备。因此，在阐述德勒兹的“问题”理论的过程中，《差异与重复》也同时去仔细地构建出了一套我们可以称之为德勒兹教育学思想的理论。
不可否认，德勒兹哲学所构思的实践既是相当现实的，又是相当诱人的。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得不看到这里其实仍旧有一个相当重大的盲点，不解决这个是很成问题的。首先我们还是继续说下去：在德勒兹人生阶段后期，他通过对电影进行细致的分析，展示了如何去将他这种“把思想作为实践”的愿景扩展到可以说是行为活动本身的领域。在这里德勒兹赞同的是柏格森的识别理论，认为正是失败了的“刻意识别”才能发掘潜能，催生新的东西；也正是在这里，我们才能看到“第二类主体性”的面貌——一种他称之为“添加到物质中”的主体性，并且这不可还原为我们通常所谓的那种“主体性”，在德勒兹这里它被叫做“第一类主体性”。
一种将思维视为外在强制的哲学，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对实践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不可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主体性的这一新解释被定义为一种“失败”所造成的后果。然而主动寻求失败注定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踏上了一个危险的悬崖边——他在需要消除所有自发性和意志活动（毕竟他们最终只能是在现存各种贫乏的图式中打转）和同样迫切的不屈服于绝望后的冷漠之间徘徊不定。事实也是如此，德勒兹并没有将“失败”提升为一种孤立无援、毫无根据的希望的唯一目标，相反，他强调了通过教育进行种种准备的重要性，并以其特有的灵活理论为基础。尽管如此，如果我们要在这里戛然而止这项研究、心满意足地休息下去，我们还是会忍不住感到不安。
毕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德勒兹自己也未能对他自己的这套哲学框架感到满意。再说了，这难道不是对德勒兹在完成了《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之后，会选择去开始与加塔利合作的最简单解释吗？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看到，这项合作工作是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通常那些与合作研究相关的方式进行的。正如本书开始时指出的，德勒兹的作品往往没有与“德勒兹-加塔利”的作品去区分开来。可是，如果德勒兹真的尝试了这种史无前例的创作方法去克服他思想中一些尚未澄清的难处，我们也一样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断定两者之间无差别的解释也确实是错误的。
本章的目的是要了解这些文本所开辟的新领域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德勒兹的理论“转折点”；更具体地说，德勒兹的这些“方法”、“原理”和“实践”，以何种方式去如我们在本章中所描绘的那样，被迫经历了种种本质性的变化。
根据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详尽的思想家传记《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2011)可以知道，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是1969年6月 (Dosse 2011: 5/16)【2】 。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交换过几次书信。就在前一年，德勒兹出版了《差异与重复》，同年早些时候又出版了《意义的逻辑》；一如在信中所提到的那样，加塔利匆匆的翻阅了这些作品。当时，加塔利受雇于Jean Oury (1924–2014) 创立的 拉博德精神分析诊所； 然而，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很快乐的时光，他的同事们对他完全无法遵守规则感到恼火，而加塔利自己也因难以为写作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而相当沮丧——毕竟他在诊所的工作负担太重了。这里鲜为人知的一点是，在两人相遇的背后，隐藏着当时在拉博德（ La Borde ）工作的医生让-皮埃尔·穆亚德 (Jean-Pierre Muyard) 的身影。 与德勒兹本人相识的穆亚德努力将加塔利介绍给他这样一位当时正在逐步知名的哲学家——原因既有可能是出于对加塔利心理健康的关心，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对加塔利的随心所欲烦不胜烦。 总之不管怎样，两人之间的这次会面是相当愉快的。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超越了通常意义上那种最初相遇的场景：加塔利成了滔滔不绝的话语之泉，德勒兹则是鹰眼锐利的书记员，他记下了他听到的每一件事，整理了零碎的内容，找出了其中的难点，并将这些内容与哲学史之间建立起对话。如前所述，德勒兹刚刚连续出版了两部大部头的作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他的出版计划上都已经是翻越过了一个高峰。(就在一年前，德勒兹刚刚接受了一次大型手术，摘除了一只肺，目前正在康复中；更糟糕的是，他当时近乎酗酒。如果说他已经度过了人生中的某个高峰，那也不是什么空话)。这样，一些幸运而又巧合的偶然事件为他们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德勒兹和加塔利极不愿意详细说明他们的合作究竟是如何进行的，这给人们留下了很多猜测的空间，甚至可以说是一点神圣化的暗示。 然而，自从 Dosse 的传记和 Stéphane Nadaud 的《反俄狄浦斯•笔记》（Anti-Oedipus Papers）出版以来，这项工作的方式变得不那么让人迷惑了。 可是话虽如此，知道一件事是怎么做的，和理解它的意义，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们首先应该从一些对事实迫的梳理开始下手，研究他们联手出版的第一本书《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的写作过程。当时，德勒兹对加塔利能够提出全新的想法和概念的那种方式非常着迷。因此他让加塔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坐在办公桌前，把想到的一切都草草写下来，然后把随手写的东西寄给他，并且希望他既不要去读也不要去修改。毫无疑问，这对加塔利来说是一个艰难的要求，但是看来，德勒兹给加塔利的要求是在给加塔利开苦药——某种唯一可能解决他写作障碍的药方(Dosse 2011：7/18)。加塔利坚持着药方，这样一来就导致了德勒兹的家门口会没完没了的出现加塔利的笔记(Stéphane Nadaud编辑和发表的《反俄狄浦斯•笔记》则正是对这些不同寻常的加塔利涂鸦进行的精选)。德勒兹反过来会一遍又一遍地读这一段段文字，仔细地提取出那些他认为有用的部分。从而，他用加塔利的思想浸润了他自己的大脑，把他收到的思想乱团转变成了类似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反俄狄浦斯》的东西。如Nadaud明确指出的那样，《反俄狄浦斯》的权威性文本是由德勒兹自己一个人单独撰写的(AOP，17/19)。这之后加塔利再重新进入编辑过程，经过加塔利独自的和二人合作着的广泛性修改，手稿的最终版本于新年前夕完成，三个月后于1972年3月出版。
回顾《反俄狄浦斯（ Anti-Oedipus ）》的作者构成，他们认为关键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 他们是否以第一人称称呼自己不再重要(TP，3/9)。我们应该直接的去相信这个评价的字面意思。德勒兹在加塔利送给他的大量思想碎片中搜寻食物，在这个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变成了一个被加塔利附身的萨满。大概就在思想碎片达到一定程度时候，德勒兹拿起了他的笔。那么是谁写的《反俄狄浦斯》呢？当然不是费利克斯 · 加塔利，但是却也不是德勒兹。更确切地说，不是那个在那之前叫吉尔 · 德勒兹的人。因此，是一个怪异的混血儿写了《反俄狄浦斯》 ——某个只能被称为“德勒兹-加塔利”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关于写作（écriture）本身的实验。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的序言中就曾对此进行预言。他说，一个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再也不可能用传统的方式写一本哲学书了。（DR，xx/4）。 而“双重写作（écrire à deux）”的实验正是这一预言的实际应验。
话虽如此，同样也没有必要去过分强调这一文本的实验性质。 因为实际上，可以将《反俄狄浦斯》的中方法视为将德勒兹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所做的事情进行了一次应用。 我们在第一章已经看到，德勒兹的专著是用“自由间接引语”写成的，在这种方式中，对研究对象的判断就好像是作者自己的判断。 话语的主体和客体不再有明确的界限。 可以这样说，话语的主体经历了一种变成它自己的客体的过程。 而德勒兹正是一直采用这种独特的方法来撰写他的哲学史研究。 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双重写作实验”理解为一种对自由间接话语方式的改进和延伸。 客观地说，由于是德勒兹把加塔利的笔记重新整理成连贯的文章，所以加塔利是话语的“客体”，德勒兹是“主体”。而且毕竟正如许多分析已经指出的那样，两人提出的绝大多数概念实际上都来自加塔利（可以参考本书的“序章”部分）。 然而，若是想象德勒兹是在将自己完全置于“加塔里思想”之外，像外部观察者一样报告加塔利思想内容，这又更是大错特错。 对于话语主体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来说，他早已“成为”了他的话语对象，费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这正是为什么，正如他们所解释的，其中一个人是否占据着第一人称单数的位置已经完全无关紧要。 没有什么能比猜测“德勒兹写了哪些部分，加塔利又写了哪些部分”更无聊无用处的活动了。 因此我们的建议是，“双重写作”的实验应该被理解为德勒兹多年来所采用的写作方法的激进化【3】。这里唯一的不同可能是：德勒兹到和加塔利相遇为止，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已经完成的工作上。而现在，他正在设计精妙的铁丝网陷阱，以活生生地捕捉一个仍在发展中的思想实体。
不用说，我们断言这一点的意图并不是要淡化这个非凡实验的重要性。 我们之所以强调德勒兹的方法和德勒兹-加塔利这场思想实验之间的连续性，首先是为了反对普遍存在的那种将德勒兹的作品与德勒兹-加塔利的作品融合在一起不加区分的解释态度，另一个也是为了反对将两者视为完全独立的作品的那种同样很极端的立场（ 例如Alain Badiou）。 因为这个实验是按照德勒兹的设计去计划、执行和完成的。 其结果是德勒兹本人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而这正是我们将要证明的。 这些事实很容易让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为了复兴德勒兹哲学而按照德勒兹的方法进行的实验。
如果说发生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相遇之间的种种传记性细节都是偶然事件的话，我们却又必须承认，从理论上讲是存在某种必然性的。 这里，理论上的纽结体现加塔里的作品“机器与结构”中，他在 1969 年 6 月他们会面时一直在准备这本书【4】。 这篇文章是以克服“结构主义”为宏伟目标而写成的，当时结构主义已经达到了其影响的顶峰。 加塔利设想，这种克服可以通过提出新的“机器”概念取代旧的“结构”概念来实现。 文章中甚至引用了《差异与重复》和《意义的逻辑》，而这两本书都是最近才出版的。 加塔利似乎已经直觉到一些不可化约的东西贯穿着德勒兹整个作品的“结构主义”主题始终，尽管德勒兹可能对此只有一个模糊的意识。在另一端，加塔利自己也在努力对这种机器进行充分的概念化。最终“机器”这概念将成为《反俄狄浦斯》的核心，但这却又是在两人开始合作之前就已经有萌芽的思想。
现在让我们勇敢面对《机器与结构》文本本身。在这篇文章里，加塔利立即就去关注了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MS, 111n2/240n) 中所提出的那个一般性和重复之间的区别。 结构属于一般性的维度，因为它的每个元素都可以很容易地被替换。 相比之下，机器则位于重复的维度中，因为重复涉及的是不可替换和交换的奇点（singularities）。 我们在前一章中已经更详细地讨论了这种分析：每个重复都是严格唯一的； 完全相同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重复的事件都是不可替代和不可交换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有通过从重复中减去“新的”，通过“消除差异”，才能产生属于普遍性层次的“习惯”。加塔利把“结构 - 一般性”（structure-generality）放在与“机器-重复”（machine-repetition）相对立的位置，这一事实意味着机器是在真实重复的基础上构思出来的。结构只能处理归一化的一般性，而机器则处理重复的奇点。尽管这仍然只是一个模糊的形象，但在加塔利这里，毕竟是有一些类似的东西正在萌芽了。
接下来是从“时间”的角度分析机器，之后将是“事件”。 我们引用如下：“时间化（temporalisation）渗透到机器的各个方面，并且只有在事件发生后才能与它相关联。 机器的出现使得年代（date）、变化，都与结构所表示的不同”（MS，112/241）。 加塔利的文风异常抽象，这经常使理解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这里所说的并不是特别难理解。 结构存在于规范化的一般性维度中，与时间、日期、事件无关，因此也与历史无关。而加塔利的目标是得出一个可以处理这些因素的模型，换句话说，加塔利想得出在德勒兹的术语中属于“重复”的模型。 这个模型的临时标签在这里是“机器”。 对于事件来说，它一定是已经被经历的；同样的日期永远不会再来了。 因此机器将关注发生在确定日期的事件，并且暗示它将能够涵盖时间和历史。 现在对结构主义的普遍批评是它无法处理时间与历史，同时也因此最终无法改变自身；加塔利希望通过他的新概念“机器”来克服这一理论局限【5】。
然而，至少在目前来看，很难说“机器”已经被充分构造成一个概念。要用“机器”取代“结构”，它必须达到相当的抽象性水平，而在这一点上，加塔利其实并没有成功。例如，他突然开始谈论“人类劳动”和“机器劳动”，并观察到人类行为已经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被纳入机器的秩序中【6】。接着讨论了人们在工厂里看到的固体印刷和加工机器，然后从这里讨论了资本主义下劳动者的异化。这样一来，在《机器与结构》中，人们不禁会觉得，作为抽象概念模型的“机器”和物质性的那种机器（在“机器”的意义上）是重合的。而且，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这样的概念转移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事实上，尽管德勒兹对这篇文章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但他对“机器”这个关键概念却保持了一定疑虑，他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消化它(Dosse 2011: 13/16)。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实则是，尽管《反俄狄浦斯》最终基于加塔利的机器思想建立了“欲望机器”的概念，德勒兹却不得不一再重申机器“不仅仅是隐喻”(AO, 1,36 et passim/7, 43 et passim)。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机器”概念在抽象和具体之间固有着其模糊位置的一个症状(事实上，从《千高原》开始，“德勒兹-加塔利”将用其他概念取代“机器”)。
另外，对于“结构”这个概念与机器之间的区别所需要进行的精确理解，似乎也存在一些困惑。在加塔利的结构定义中，他提到了《意义的逻辑》的第八部分“论结构”，德勒兹在其中列出了定义结构的三个条件:(1)至少存在两个异质系列（heterogeneous series）；(2)这些序列（series）的地位仅只有通过它们彼此维持的关系才能存在；(3)两个序列向一个矛盾的（paradoxical）元素聚合(LS, 60/65-6)。而加塔利则据此指出，在这三个概念中，只有前两个应该被认为是结构的定义，第三个应该与机器的概念相联系(MS, 1112 /240n)。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第三个条件将构成《反俄狄浦斯》中猛烈抨击的“匮乏性意识形态”的核心学说。为什么这两个向一个矛盾体聚合过程中，那个矛盾体被称为“似是而非/矛盾”，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序列，“它的适当的位置是缺乏的(manquer à sa place)”。然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第三个条件将构成了《反俄狄浦斯》能够强烈抨击“匮乏性意识形态”（ideology of lack）的核心。 这两个序列所聚合的元素之所以被称为“悖论”（paradoxical），是因为它不属于任何系列，“缺乏它的适当位置”（manqueràsa place）。在拉康精神分析的术语中，这将是菲勒斯（phallus），拉康在阅读埃德加·爱伦·坡《失窃的信》(1845)的过程中对菲勒斯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因此，在这里，加塔利似乎把一个用于结构的标准错误地分配给了机器本身，而机器的概念好像必须正确地把这个标准视为它的对手。
让我们进一步阅读《机器与结构》，以研究加塔利与拉康精神分析学说之间的关系。 机器旨在关注重复的奇点（repeated singularities），以免忽视事件和历史。 在这个列表中，加塔利更是添加进了“分离”这一元素。 这里引用相关部分的全文：
真是令人窒息的概念密度。语境在这里也无济于事，因为在前面的章节中，加塔利关注的还是“科学研究领域”中个体的命运，在这个领域中，作出重大发现的人，其专有名词被提升为一个一般性的名词，而不是个体本身。然而，为这个主题所做的巧妙的思想手法到底是什么，才导致了对这种精神分析学式的能指概念进行了如此抽象的讨论？这确实是难以理解的。但在这些错综复杂的文字中，却也同样确实存在着一个真正新颖的想法。然而，为了理解它，我们必须首先掌握拉康精神分析的基础，毕竟这也是加塔利的一个知识基础。
20世纪法国最重大的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首先有着对继承弗洛伊德事业的忠诚和热心，又从索绪尔的语言学中借来了“能指”的概念（在其语言符号的语音方面最基本的用法之中进行使用），将其广泛地转化为了一套独特的精神分析理论系统。 如果有人要为拉康这项工作提出一个宏大的口号，那就是对“人类如何成为人类”的描述（how the human being becomes a human being）【7】。
根据拉康的说法，婴儿试图通过与母亲建立一种想象的关系来克服出生后几年的无助，这一策略在一段时间内是成功的。 然而，它与母亲的想象结合是根本不对称的，因为母亲的欲望超过了孩子的生理需要。之所以超过生理需要，则又是因为，母亲已经是语言的承载者。而孩子却还不是：她无法理解母亲的欲望之谜。因此，婴儿被迫接受这样一件事，在这种想象的关系中与母亲完全自恋的结合是不可能的。 然后，拉康将母子各自欲望的这种不对称性（non-reciprocation）与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中“父亲”的功能联系起来，并将这种幻想关系的破坏过程称为“阉割”。
在精神分析学说其最初的弗洛伊德版本中，“俄狄浦斯情结”表现为一种孩子想要和“母亲”同床共枕的欲望，以及对阻碍自己这样做的“父亲”的憎恨。拉康堪称将这个故事提升到了所能抽象出来的理论的顶峰（不过至关重要的是，他保留了“母亲”和“父亲”这两个原始术语），他引入了前面提到的那种不对称关系，一种“父亲”拥有但“母亲”没有的不对称性，即阳具（phallus）。因此，婴儿渴望“成为”阳具(这里用一个小φ表示)，但这个欲望立即被“父亲之名”(Nom-du-père)强迫放弃。当“成为”阳具的欲望(φ)被放弃时，它就转化为“拥有”阳具的欲望(Φ)；而正是这个Φ被储存在无意识中，作为“原初能指”存在。这就是拉康如何解释由弗洛伊德提出的“原初压抑”(Urverdrängung)的过程【8】。
弗洛伊德概括了《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这一神话，他描绘了婴儿“复杂”的欲望，他既想谋杀父亲(恨)，又想和父亲一样(爱)。对于这个叙述，拉康继续补充说，这不是别的，正是Φ这一“原初能指”刻印在无意识和本我上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人才能真正成为人。人会无止境地寻求这个 Φ，但它却总是超出他的能力范围。这就是“永恒的缺失”。因此，我们开始寻找替代品。用精神分析的术语之中说就是，人开始寻找某个能指，该能指可以充分地将原初能指 Φ 表示为它的所指、作为它的意义。同时， Φ 作为难以捉摸的永恒的欲望其主要对象，又被命名为了另一个术语：“客体小a ”(objet petit a)【9】。“能指-所指”的二元语言单元从此成为人类徒劳地寻找对象a的副产品。 并且从最初的能指延伸出语言的“意指链”（chaîne signifiante），据说通过它作为开始（inauguration），人们进入了“象征界”的语言秩序。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传统框架内，能指和所指构成了符号不可分割的二元组成部分(就像一张纸的两面)，因此无法将能指从其所指中独立出来。然而，从拉康的观点来看，符号的这种概念化忽略了符号本身的起源。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探究那起源，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欲望把一个所指附加到一个给定的能指上的；简单地说，“所指就是欲望”(Kaufmann 2003: 527)。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似乎有些牵强，但实际上这所提出的是，我们应当将欲望定位为符号其意义功能的基础。简单地说，某物之所以意味着某物，是因为主体希望它去这样表示。从这开始，拉康将这样定义能指：“我对能指的定义(并且再无其他的定义)是这样的：能指是对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这后一个能指因此是所有其他能指皆对它表征主体的能指一这意味着，如果该能指错失了，所有其他能指就什么也不表征。因为表征是针对某物的。”(Lacan 2006:819)。能指之所以能代表主体（在这里，我们既要理解比喻的哲学意义，又要理解一种更普遍的意义，就像律师代表某人的利益一样），是因为能指的意义功能总是主体自身的欲望。这个表征指向其他能指的原因是，任何给定能指的所指本身总是一个能指。假设我们有阳具作为能指(称为s1)，它又是另一个能指的符号(称为s2)。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s2之所以能够占据s1的能指的位置，是因为主体的欲望。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这里，s2代表s1的主体。因为“代表”（repräsentanz）这样一种功能正是主体的欲望本身。
回到加塔利的文本，我们回想起，在机器的层面上，主体（“无意识的主体性”）不再是一个可能的表征对象。当能指链产生，欲望被一个接一个地无休止地取代，或者当客体滑动而不停止它的运动时，一个能指代表另一个能指的主体。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能说一个能指就能代表主体本身呢？这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即在最后的情况下只有一个欲望。对于“客体小a”，对于Φ，存在着一种独特的整体的欲望，它试图弥补母亲和孩子之间原始的不对等的欲望，以补偿原始的损失，这一点不亚于人类自身的源泉。正是这个假设证明了“一个能指代表主体本身”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围绕这个重要的表征问题，拉康精神分析的一个核心理论公设被涉及到了，它寻求根据一个单一的独特原因来解释所有的欲望。反过来，如果像加塔利所说的那样，机器的部署将使代表功能失效，那么就需要在基本公理的层面上进行相应的修改。长话短说，这种修正拒绝将欲望降低为单一的“匮乏”，而是将欲望理解为“多重的低谷和流的凝结”（the coagulation of multiple lows and streams）。这预示了最终《反俄狄浦斯》将批判“缺乏的意识形态”，以肯定欲望的多样性。 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个试探性步骤已经包含在这里，在加塔利散文的晦涩中透出一丝曙光。
接下来，加塔利指出，“机器的本质就是将能指作为一个代表，作为一个区分器，作为一个因果中断”的功能。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能指”指的是阳具（Phallus）。“分离”（detachment）的含义还不清楚；然而根据前面的讨论，似乎加塔利在用这个术语去寻求以某种方式离开这个精神分析世界——所有的欲望都可以用一个单一的匮乏来解释的理论世界。此外，他还断言，这种“分离”的功能将把机器的概念与“欲望的主体”及其“状态”联系起来。重要的是，机器在这里不是与主体本身相关联，而是与欲望主体相关联：因为这意味着机器模型是一种将欲望置于其分析框架的中心的模型。
然而，究竟什么是“分离”？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中，对主要阳具符号的放弃被称为“排除”（forclusion），正是在这一点上，精神病（不是神经症）可能发生。 根据这一理论，在“原初压抑”中，阴茎必须作为第一个标志物隐藏在无意识中； 换句话说，精神病被诊断为原初压抑的“正常”功能失败的结果。 加塔利对“能指”的“分离”则不得不提醒我们这种“排除”机制存在的问题。 换句话说，加塔里似乎试图（用这么少的话）去说：是的，拉康式的结构可以假设一个整洁的单向过程，原初压抑用正确的运作将人推向象征界，但如果原初压抑并不像拉康认为的那样严格运作的呢？如果菲勒斯很容易就可以被“拆卸”怎么办？如果不是建筑结构，而是机器才能够真正解释这一点怎么办？这里的言外之意是，从机器的角度来看，想象界（母婴之间的幻想关系）和象征界（语言的秩序）开始融合，以至于两者之间无法再划出清晰的界限。
这样的天才灵感在这里存在了，但仅仅只是处于萌芽状态。 而且必须指出，就目前情况而言，虽然种子已经落在岩石土壤上，发芽很快，但同样很快就会枯萎和死亡。 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关于机器概念的令人信服的解释。 但是假设我们成功地将这种洞察力提升到与结构概念相当的抽象层面。 出现的是一种观点，它不必将多个欲望的低谷捆绑成一个单一的匮乏（某个自相矛盾的元素），而是将每个欲望的低谷视为其本身。 加塔利的目光瞄准了这种超越结构主义界限的新模型。 这个新的框架将能够处理发生在确定日期、重复奇点、历史甚至时间性、现实中的事件。因此，不难想象德勒兹为什么会被这个想法所吸引。 但他认为如果加塔利所要做的只是“机器”这个词的话，他还“需要更多时间”考虑考虑。 因此，德勒兹的理论工作就是相当必要的。 这也似乎成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理论”相遇所提出的一项任务。
那么，为什么德勒兹如此强烈地被加塔利的这些思想所吸引呢?我们感觉到，这与德勒兹在与瓜塔里合作之前的作品中对结构主义的伟大理论亲和力并不是没有联系的，从他的文章《如何识别结构主义?》就可以看出来。尽管这篇论文其实发表于 1972 年——在弗朗索瓦·夏特雷 (François Châtelet) 主导下编纂的哲学史第八卷《20 世纪哲学》中——但它其实已于 1968 年就写完了。这里的关键地方是本文写在他与加塔利会面之前（德勒兹将论文寄给了加塔利。以及，德勒兹1968 年 2 月写给路易斯·阿尔都塞的求职信也附了这篇文章，参见 Dosse 2011：227–8/273）。在其中展开叙述的是对当时被松散地称为“结构主义”的哲学倾向的一系列惊人的尖锐定义； 但重要的是，在这些定义中，穿插着很强大的洞察力，这对于那些仅仅视自己为这场运动外部观察者的人来说是很难的，只有那些沿着其思想浪潮进行思考的人才能获得这些看法。
这篇文章的开头是被重点记号的日期：“这里是1967年”(DI, 170/238)。为了强调这一点，它甚至用了斜体。在这篇地地道道属于日记的文章中，主人公是那些当时被称为“结构主义”实践者的思想家（不管他们是否真的如此）：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拉康、米歇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和罗兰·巴特。当时而言，结构主义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运动。这并不是说德勒兹想用一个方便的借口来更好的开篇他的文章，“结构主义正在进行中，我的评论很可能会过时而被取代”。更确切地说，这里所表达的是德勒兹的意识，他的文章不能脱离他所讨论的运动，它本身就充满了结构主义提供的灵感。这不是德勒兹的傲慢，因为我们会看到，这篇文章里对结构主义进行的解释，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差异和重复》中《意义的逻辑》中提出的概念。换句话说，德勒兹自己也曾与这些结构主义的当代载体们一起思考，而且是有意识的在这样子做。这篇文章从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作家的作品中，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成功地提取了六七个辩识结构主义能够被认可的必要条件。现在不可否认的是，德勒兹是一位非常擅长此类任务的哲学家。 但这还不是全部：德勒兹自己思想的很大一部分是从结构主义内部出发的，他本人也是这一运动的一部分——这些同样重要的因素加在一起，才能使这篇非凡的文章成为可能。
德勒兹在这里的目的是对结构主义成立的可能性条件进行一一的说明。 在下文中，我们将按照德勒兹的原始顺序依次考虑他所写下的每一个条件，并在这些值得考虑的地方做一些额外的澄清。
第一个标准是“象征界”（le symbolique）的发现。 结构主义既不关心感官可用的实在界（le réel/réalité ），也不关心我们头脑中形成的想象界（l'imaginaire/image），而是关心第三个层次，即象征的秩序。 以拉康的“父亲”为例：这不是指真正的父亲，也不是我们心目中父亲的形象。在拉康精神分析的框架内，将原初压抑的事件发生定位在“人真正成为人”这一过程的起源处，是“父亲的名”控制了这种压抑，而“父亲”被视为使得这种禁止产生的结构动因。 一个人的生父并不是说了“不”，他也不会在一个人的脑海里传达什么想象中的“不”。
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观点:在符号秩序中，一个给定的要素本身并不具有任何积极的一致性（positive consistency of its own），而只是作为一种结构性功能/意义的承载者而存在。 换句话说，并不是先有父存在，然后才有了那种宣布禁止的“不”；相反，是具有禁止功能的结构元素在这之后被命名为了“父亲”。而这正是第二个标准：“局部的或设定的”(local ou de position)。象征（Symbolic）要素的意义和功能始终根据其在结构中的位置来确定。正如列维-斯特劳斯(1908-2009)所说，“意义总是某个结果（résultat）、某种作用效果（effet）”(DI, 175/244)。总之，“父亲”和“母亲”作为某种结构中的元素，根据它们的结构位置被赋予一个功能。
下一步是去确定这种决定与赋予如何发生的精确机制。 结构主义的答案是，每个结构元素的意义和功能是由它与周围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 德勒兹选择的例子是“音素”（phonème）。 音素是所有语言的最基本单位，它是使我们能够区分例如“台球”（billard）和“抢劫者”（pillard）这两个词的音素。 虽然音素以字母和音节的形式具体化显现出来，但它并不能被简化为字母和音节； 这里至关重要一点的是，给定的音素不能独立于音位关系而存在，例如“b”和“p”之间的关系。 这种音素间的关系在这里被称为“微分关系”（rapport différentiel），这个词在《差异与重复》中首次出现。 德勒兹将“差异化”定义为一个实体的价值被确定的过程，而其价值完全由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所决定【10】。
结构要素的价值取决于其微分关系。 这次给出的例子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亲属关系理论。 根据这一理论，有两对对立关系，一是兄弟/姐妹，丈夫/妻子，另一是父亲/儿子，舅舅/外甥，这些共同构成了“基本的亲属关系结构”，或者用德勒兹的术语来说，亲属结构中的“差异关系”。 列维-斯特劳斯基于他对“许多”社会（确切地说是六个；你可以判断这个数字……）的亲属制度的研究，意识到在上述每一种对立之间的情感动态都有一定的规律性，也就是他所说的“亲属间姿态”（attitudes entre parents）。即父子感情亲近，儿子（侄子）就会与舅舅疏远，反之亦然。 如果丈夫和妻子喜欢亲近，妻子会与她的兄弟就会相处冷淡，反之亦然（Lévi-Strauss 1963：213ff./235ff.）。
以这种方式，这种“亲属间姿态”（attitudes entre parents）遵循着“亲属关系基本结构”的规律。这样一来亲属之间的这种“功能”根本不是一种自发的、人文主义的感情的表达，它们是根据亲属关系的不同结构严格确定的。然而，这种决定取决于每个社会潜在的社会“姿态”；结构的差异关系无法解释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选择了哪种“姿态”。对于列维-斯特劳斯来说，“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构成了一种普遍性； 但即使我们彻底了解这些结构，我们也无法预测在特定社会中将要实现的确切“亲属关系态度”是什么。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德勒兹把“亲属间姿态”所认识到的东西称为“奇异性”（singularity），或“奇点”（singular point）。因为奇异点是无法进行任何进一步数学微分的点。 所以，奇点指向一种不能被一组微分关系穷尽的力【11】。因此我们有了我们的第三个标准：“微分与奇异”（le différentiel et le singulier）。
我们在上面看到，第三个标准使得结构主义与德勒兹自己的《差异与重复》之关注点变得非常接近。第第四个，“分化者，分化”（le différenciant，le différenciation），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以至于对结构主义条件的阐释与对德勒兹自身理论的阐释融合在一起，仿佛德勒兹本人就是结构主义的承载者。这里我们被告知，根据结构主义，“结构”总是无意识的东西，总是“潜在的”。事实上，给定结构中的所有元素在相互依赖中“共存”。从那里，一组选择的关系在“此时此地”被“实现”。这基本上全都是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提出的“潜在的本体论”。
如果你考虑一下语言这种情况，你就可以理解这种意义，即潜在的结构并没有全部被实现，而是只有一部分被实现。每一个可能的音素都在我们的眼睛和耳朵面前一闪而过是不可能的。因为语言必然是说出来的东西，而说出来的永远只是语言整体中(最微小)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语言以虚拟结构的存在为前提，在这种结构中，所有音素都是相互依存共存的。每当一个音素在“此时此地”被实现时，结构的虚拟整体（即语言作为一个整体）都会被重申； 相应地，单个音素表现为这个整体的部分实现。 德勒兹将这个部分实现的过程称为“分化/差异化（se différencier）”。这一术语与莱布尼茨在《差异与重复》中被提到的“微知觉”理论有关，以提供潜在概念的一般特征，德勒兹在这里对其进行了修改以解释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把这一点与第三个标准结合起来，我们就有了这样的提法，潜在性结构是“无差异的”(indifférencié)但又“有差异的”(différentié)(因为它是由差异关系组成的)，这应该是所有《差异与重复》的读者所熟悉的。
德勒兹已经开始承认，结构主义哲学就是他自己的哲学，这也可以从他不再需要从已知的那些结构主义作品中寻找例子这一事实中得到说明(DI, 179/252)。这还不是全部。德勒兹现在开始对结构主义事业提出了假设性的反对意见，并用他自己的反驳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个主要的反对意见涉及起源性的问题，或者说是时间的问题。德勒兹写道:“人们不能把起源与结构对立起来，就像不能把时间与结构对立起来一样”(DI, 180/252)。而这是因为“就时间而言，结构主义的立场是……很清楚的：时间总是一个实现的时间，根据这个时间，潜在共存的要素以不同的节奏进行”(DI, 180/251-2)。对结构主义排斥起源和时间性的批评，并非是从某种外部根源出发得来的；可以这么说，这就好像德勒兹在这里写下了他个人对结构主义的怀疑以及他对结构主义这种批评的回应，以从他自己那里出发去更好的捍卫结构主义。我们在这里有德勒兹自我质疑的实物文件。
此外，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勒兹对他自己的怀疑做出的回应，明显的仍然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的确，结构主义确实关注德勒兹所描述的那种时间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它确实为起源问题提供了适当的解决方案。 然而，借用《意义的逻辑》中使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结构主义，它最终将自己限制在一个“理想”（ideal）的时间概念中【12】。这确实是一个真正奇异的时间性，一个向后移动却又回到我们身上的奇怪时间，一个先退后进的神秘时间。例如：我们之前看到，每说一个词，音素之间的虚拟差异关系就实现了。 语言在它的物化的时候，作为微分/差异关系的全体被设定在了其背景之中(后退)，随后，具体的微分/差异关系的物化就被相对地理解为部分与全体的区别(前进)。先前我们所讨论的拉康精神分析中主题的起源与此大致相同。 当我们在它的框架内考察人之成为人的过程时，我们遇到了原初压抑这一事件，“父亲”被命名为它的结构代理（后退）。 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说人类进入了语言的秩序，也就是象征界（前进）。 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说，结构主义并没有忽视时间和起源。尽管如此，它的关注却被严格地限制在一个理想的时间内，而且这只是在结构本身预先界定的范围内。从德勒兹的内心独白中可以看出，他无意中暴露了这种局限性。我们必须记住，结构的概念是用德勒兹自己的术语来解释的，就好像它构成了德勒兹自己的思想。
我们可以同时考虑第五个标准“系列的(sériel)”和第六个标准“空格(la case vide)”。德勒兹认为，上述对结构主义的阐述还只是事情的一半。因为只有在它们的微分关系的构成中所掌握的象征符号要素被安排成一个“系列”(série)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已经对结构主义有了一个完整的定义。例如，在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对图腾的分析中，我们一方面有一个由微分关系决定的动物系列，另一方面有一个由符号学象征秩序（Symbolically）所决定的社会系列，这两个系列之间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或者拿拉康来说，对于他而言无意识既不是个体性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集体现象，无意识是主体间性的。这意味着无意识不是根据预先确定的整体(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形成的，而是通过与象征功能(如“父亲”和“母亲”)相关的一系列联系形成的。第六个标准“空格”就是在这些完全不同的系列之间传递的东西，它允许结构中的要素在任何时候交换位置。而它被描述为“空”的原因是，就它本身而言，它是一个非实体（non-entity）。拿拉康的“阳具”（Phallus）概念来说（可以等同为“客体小a”）: 这只不过是一种替代品，它只不过是为了弥补本来的绝对缺陷而选出来的——从定义上讲，这种缺陷是无法弥补的，因此，这个对象在其实际上碰巧是什么，其实是无关紧要的。 它已经是“与其自身身份不一致的事物”（ce qui manque à sa propre identité）（DI，187/263）。 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将其称为“对象 = x”的原因。
回到“德勒兹-加塔利”在精神分析方面所处的位置，很容易看出“阳具”对应的第六个标准应该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正是通过对这一标准的绝对性进行质疑，两人试图为另一种理论框架奠定基础。事实上，德勒兹已经对这一最终标准的必要性表达了某些保留意见。相关段落值得全文引用：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将这段话掩饰为一种文章写作技巧，也就是那种仅出于推动辩论的目的而在修辞上构造出来的“怀疑”。然而，我们觉得在这里设置的疑问方式太过具有实质意义，反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修辞术而忽略。事实上，按照德勒兹在这里画的“对象=x”来思考的必然结果是相当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接受“对象=x”（Object=x）在保持结构中的作用，这意味着任何给定的“可结构化”域都是由其特定的矛盾/悖论对象（也就是，对象=x，Object=x）决定的(一个给定的领域是否在一开始就是“结构化的”，这个问题在这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接着这一段，德勒兹肯定地回答了“对象= x”对于结构的必要性:“整个结构是由这个原始的第三驱动的，但它也与它自己的起源不一致”(DI, 186/260)。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评价：对象= x的发现被整合成一个整体的结构序列，从而成为“一个通用的方法，对所有的结构域都有效”。即便如此，在德勒兹对第六个标准的解释中，我们也必须听到他对信仰危机的近乎痛苦的表达。 也就是说，德勒兹已经注意到结构主义体系固有的主要困难； 不过他自己的理论却也离这个体系不远，而他还没有找到出路。 事实上，这种接近性是如此明显，以至于这篇最初作为结构主义介绍开始的文章最后竟不知不觉被他自己创造的概念和术语所淹没和取代……
总结一下这篇文章迄今为止的行文顺序，德勒兹的文章从：【1. 结构主义的基本、最一般条件（标准一和标准二）】；到 【2. 将结构主义那种最激进的潜力该如何实现，通过接近他自己的理论来进行阐述（标准三和四）】；到【3. 全力投入结构主义的深处，从而（不知不觉地）暴露了它的困难（标准五和六）】。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篇文章一直以来都有某种连续性。在第三阶段里暴露的问题则甚至就像对德勒兹自己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批评一样，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3。在这里，德勒兹将提出最后的标准，并暂时提供一个关于将结构进行转变的结论(最后的标准:“从主体到实践”)。在这里，德勒兹的答案很简单。首先，既然“空格”或“对象= x”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总是固定在一个主语上；第二，它是空的，缺乏它自己的“自我同一性”和适当的“位置”。那么，为了能够达到某种能够引起结构变化的“事故”，我们所需要的可能只是对这些特征中的一个或几个特征进行修改。
首先我们应该还记得，能指链进行着无止境地延伸来去寻找以阳具（菲勒斯）为所指的能指，并且每当这个链条终于有了指称时，我们就有了关于主体的表象/再现（representation）。
换句话说，如果出现“对象 = x”不再固定在主体上的情况，整个链条就会分崩离析。尤其的，这意味着“能指消失了，所指流不再包含任何标记它的能指要素”（DI，190/267）。 在这种状态下，所指流就无法再供应某种维护着对象a的原材料了。 “虚空的、运动的格子不再伴以一个凸显其轨迹的游牧主体，并且它的虚空变成一种真正的匮乏、一种裂罅。”（DI，190/267）。
另一种可能性实际上是相反的。 空格（对象=x）必须始终缺乏自己的自我同一性和适当位置才能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当它被填满的时候，它将不再能够发挥其作用：
若是将结构主义描绘为一种以对象=x为核心的学说，这样的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它也不能不给人一种死胡同的感觉，甚至看起来像是德勒兹被迫得出的结论。不用说，作为结论，这也达到了一种抽象的高度。而如果德勒兹在文章的最后补充说，结构主义不能脱离它所要解释的各个领域的特定实践来思考，那么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懦弱的借口。因为很明显，这里提出的实际态度无非是等待一种意外发生的结构，这种结构会奇迹般地消除符号或所指。换句话说，这一结论可以完全归入我们在前一章发展起来的德勒兹实践模式，即寻找失败，以及伴随而来的种种困难。最重要的是，令人吃惊的是，德勒兹自己宣称“从主体到实践，最后的标准是最模糊的——未来的标准”(DI，192/269)。他甚至在给阿尔都塞的求职信中写道：“可能最后一个部分必须被删掉”(Dosse 2011：228/273)。很明显，对于德勒兹来说，这个结论所具有的问题实在太明显了。
更有趣的是，尽管《意义的逻辑》广泛运用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它在讨论结构转换时却选择避免了上述结论(能指或所指的消失)，而是选择了一个更基本的模型，即能指链相对于所指链的过剩(因为与出版顺序相反，《如何辩识结构主义？》是在《意义的逻辑》之前写成的)。
为了深入进行一个有点技术性的研究讨论，《如何辩识结构主义？》中对“空格”的阐述其实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因为它将拉康的阳具理论与列维-斯特劳斯最早提出的“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概念结合起来【16】 。后者指的是至少两个不同系列之间缺乏一致性（DI，186/261）。 让我们在《意义的逻辑》的第八个系列“论结构”中阅读对这一理论的直接讨论。 每当我们有能指和所指这两个孪生系列时，能指的系列总是剩余的，而所指的系列则相应地匮乏。 德勒兹将此解释为与社会有关的问题，广义上与法律和规则有关。 法律——不仅是国家的法律，还有宗教、政治、经济、甚至爱情和劳动、亲属关系和婚姻、服从和自由、生与死……法律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构成一个单一的制度，因此是在一个单一的制度中给予的。然而，真正的社会“征服自然”只会逐渐发生。简单地说，社会一个接一个地遇到新事物。因此，法律总是作为一个整体来部署，所有这些都是同时进行的，但却没有事先知道它将以何种方式和在何种领域进行传承。用这些个术语来说就是，在能指（法律、规则）和所指（其适用对象）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对应关系。德勒兹认为，正是这种不可化约性，才是社会变革的潜在原因。
一个令人感动的段落。而对法律的解释则是追溯了德勒兹在其哲学生涯早期经常关注的法律和制度理论，在这条道路上有进一步分析和发展的充足空间。然而我们却应当指出，这段话证明了某种理论回归：因为德勒兹非常精通拉康式的对象 = x，它的抽象程度更高，但却选择将这一理论埋葬在“更安全”的选项中。尽管德勒兹在《意义的逻辑》中确实提到了拉康的对象 = x，但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尊重它作为“拉康悖论”（LS，50n6 / 55n6）；我们在《我们如何辩识结构主义？》中提出的通过能指或所指消失来实现结构转变的理论，甚至没有含蓄地暗示出来。尽管对象=x的理论在本书中得到了广泛的阐述，特别是在最后三个系列中。
人们不禁会在此读到德勒兹的强烈动摇情绪。 因为他自己也明白，他的思想非常非常的接近于某种结构主义的启发与鼓舞。 然而，同样，他也意识到这种启发带来的困难（至少德勒兹自己系统地阐述了这一点），其中最根本的困难出现在实践领域。但他看不到出路。《如何辩识结构主义》把解决方案托付给未来，《意义的逻辑》更是通过单纯地绕过实际困难来表面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再看一看德勒兹的著作，从理论上更好地理解这场混乱。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德勒兹对拉康精神分析的阳具（菲勒斯，Phallus）概念采取了模棱两可的立场。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自我如何从本我起源的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提到过。
我们记得德勒兹对本我和自我的特殊解释如下。 首先“本我是由局部的自我填充的”（Le Ça se peuple de moi locaux）（DR，120/129）。 这些复数形式的“局部自我”是一堆不同的局部欲望，每个欲望都在寻找局部对象。 相比之下，他称“所谓的”自我是从本我中分离出来的，它“联合[s]所有小的组成和沉思的被动自我”并“积极地”综合它们，组成“整体性自我”（moi global）（DR，122、124/131、133）。
大致来说，这两个自我对应着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就局部的自我而言，确定的原则是：阻塞了兴奋的重复产生了快乐(德勒兹认为快乐原则本身就是某种产生出来的东西)。 这一原理的起源被称为“被动综合”。而另一方面，整体性自我是一个学会了延迟快乐实现的自我(现实原则)。由于这与“主动自我”的起源有关，可以这么说，它被称为“主动综合”。 总之，前者（局部自我/快乐原则/被动综合）出现在后者（整体性自我/现实原则/主动综合）之前。然而，与此同时，这两种状态之间存在着同时性和连续性； 需要强调的是，后者相对于前者的优势本身就是建立在这种连续性和同时性的基础之上的。 (DR, 122/131).
现在德勒兹已经从局部自我中理解了整体性自我的起源是潜在性的实现，这里再次借用一下莱布尼茨的微知觉理论。 每一个微小的感知都是“不同的”但“模糊的”； 只有在整体的范围内将它们放在一起时，它们才会变得“清晰”，同时也变得“混乱”。 德勒兹将其重新表述为每一次的感知都是“différentiel”而不是“différenciée”，并以此方式发展了他的“潜在性现实化”理论。 在这个术语中，局部自我确实是“小的被动的自我”，因此它们属于潜在性的层次； 并且它们相应的部分对象同样被归类为潜在性。 “潜在对象是部分的对象”（DR，125/133）。 附加到局部自我和整体性自我之间的关系（尽管前者在后者之前，但两者同时是同时和连续的），其较早的产生也使用替代术语解释如下：“简而言之，潜能并不服从于影响了诸现实对象的全局特征。无论就其起源而言还是就其特性而言，潜能都是碎片、断片、残骸。它自身缺少同一性。”（DR，125/133）。
使用微知觉理论对整体性自我起源于局部自我进行这种解释，是弗洛伊德学术的一个理论发展。 诚然，这种说明是比较异端非正统的，但它绝不是一种看起来很无根的解释。 话虽如此，人们必须意识到这个解释中有意排除了弗洛伊德理论传统的核心信条：在俄狄浦斯情结的动态中进行阉割，也称为原初压抑。 为什么这一步在正统的自我起源的精神分析解释中占有重要地位，却没有出现在德勒兹的重新表述中？ 这是因为德勒兹拒绝接受任何由一次性事件驱动的生成模型。 无论这个事件看起来多么的理想，多么具象，他都不会接受这样一个独一事件作为某种原始的行为。而很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差异与重复》并没有提到俄狄浦斯情结。 鉴于德勒兹这项工作对精神分析的处理如此广泛，这应该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情。
原初压抑是佛洛伊德提出的一种潜在机制，目的是解释通常所说的压抑(弗洛伊德称之为“固有压抑”)。 压抑，在通常的用法中，是指把某种表象从意识中放逐，并把它埋葬在无意识中。然而，要使这种压抑成为可能，就应该从一些已经无意识的内容中产生某种牵引力； 因此，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假设一种原始的压抑总是在起作用，毕竟至少按照逻辑推理来看确实是这样的【17】 。但是，只有当我们首先将压抑视为某种起源时，这种逻辑才是必要的。 而又因为德勒兹对一次性原始事件这个“起源”的拒绝是坚决不妥协的，所以他用以下方式解释了压抑：正是重复导致了压抑。 “我不是因压抑而重复。我因重复而压抑,我因重复而忘却 [Je ne répète pas parce que je refoule. Je refoule parce que je répète, j’oublie parce que je répète]。因为我首先只有以重复的方式才能体验某些特定的事物或经验，所以我压抑。我注定要压抑那些阻止我体验特定事物或经验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表象。表象使被经历之物与同--或类似的对象形式关联到一起而成为其中介。”(DR, 20/29)。德勒兹在这里指的是“强迫性重复”现象，被压抑的内容一次又一次地返回，就好像人在努力地试图把自己置于一种不愉快的境地之中。 从弗洛伊德将这种现象描述为“被压抑物的回归”这一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般的理解是，首先是出于外部原因对某种表征的压抑，但由于压抑需要不断施加精神能量，因此每当能量达不到必要水平时，被压抑的表征就会重新出现在意识中。 然而，德勒兹颠覆了这一程序：人之所以压抑，是因为他在重复。 他甚至说重复是体验某种体验的条件。另外相当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德勒兹都已经将讨论从压抑本身扩展到一般的遗忘身上了：在广泛的人类经验的基础上，“重复”被赋予了高度重大的地位。
这样反过来，问题就变成了：能够引起压抑的重复是从哪里产生的？ 以上引文摘自《差异与重复》的序言，在这里讨论尚未完全展开； 而这项任务正好留给了进行同一工作的第二章，其中提出了一个几乎相同的提法，只是现在“重复”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了，而该概念又包含在另一个概念中：
在这里，德勒兹把“伪装”和“重复”放在一起，试图解释压抑，“伪装”这个概念被提出以作为“重复”的一个有价值的替代品。伪装在这里被广泛使用，包括一般的精神分析机制的凝缩和置换(DR, 18/27)。让我们按照德勒兹的思路，结合朵拉的案例来解释这个过程(DR, 19/27)。多拉一直表现出歇斯底里的症状，在弗洛伊德对她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在她复杂而截然不同的情感元素中发现了她对父亲的爱(弗洛伊德：1905)。弗洛伊德反过来用这些来解释她种种令人烦恼的行为，这远远超出了一个女儿所能接受的范围，他甚至还用这个结论解释了她的身体症状，比如咳嗽。更准确地说，前者暗示朵拉一直把自己当作父亲的妻子而不是女儿，而后者则是她对父亲和情人K女士进行口交这种性幻想的反应。换句话说,多拉有时把自己伪装（冒充）成她父亲曾经深爱过的母亲。有时又伪装成K夫人，他现在深爱的对象。
按照通常的解释，我们首先看到朵拉对父亲的爱被压抑，然后导致被压抑的内容以各种形式重新出现（被压抑物的复归）。然而德勒兹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认为伪装是首要的，压抑只不过是它们的效果。这里最好不要按时间顺序可视化为伪装后的压抑，而是某种拓扑结构。也就是说，伪装和压抑是对同一个潜在现象的两种视角【20】。
既然我们已经理解了德勒兹的伪装和压抑之间的关系，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理解为什么重复和伪装是等价的。他说的“一个人因为重复而压抑”和“一个人因为伪装而压抑”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德勒兹是根据结构主义的“空格”理论理解伪装的。对象= x（也就是阳具）作为客体a被无情地追逐，并被连续的能指一个接一个地替换，这个过程被伪装得模棱两可。这就是重复的由来。人们认为，伪装作为对“对象= x”的“连续代表”（successive representations）所进行的移置构成了重复。
诚然，“移置”(déplacement)和“伪装”(déguisement)在这里暂时是有区别的，前者用于联系潜能的层次，后者用于联系现实的层次。但两者同样是模棱两可的，以致于德勒兹居然说潜能对象的“移置”（换句话说，对象= x）就是重复原则。正是“对象 = x的”移置引起了重复。事实上，德勒兹在其他地方写过，重复是伪装和置换的结果，这些过程并不预先存在，也并不是说“伪装”是“重复”的某种内在遗传性因素【21】。
这里的推论很清楚：至少在《差异与重复》的这些部分中，德勒兹所说的“重复”在所有实际运用目的上都与拉康精神分析中的“意指链”理论相吻合。 让我们明确一点：导致重复的是阳具（菲勒斯）。 当然，其实稍微有一点细微差别（但实际上只是轻微的），德勒兹在这里修改了结构主义的能指理论，根据这个理论，阳具（菲勒斯）产生了一条能指链，在徒劳的尝试中，以一种几乎未被稀释的形式，发现了对象a的适当替代品。事实上，甚至就连德勒兹对弗洛伊德无意识模型的批判都是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22】 。最重要的是，德勒兹继续明确地宣布阳具（菲勒斯）与这个移置空间是“无法区分”的【23】。
但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下来，稍微回想一下，因为阳具的概念与原始压抑的逻辑是不可分割的。在象征阉割的时刻里，当母亲和孩子的想象的相互关系被语言不可挽回地破坏时，阳具作为这种关系从一开始就缺乏的东西(-φ)被转变成了作为永恒匮乏(Φ)而存在的阳具（菲勒斯。正是这个Φ，作为缺乏的能指，最初被铭刻到无意识中，而且正因为它作为缺乏的状态，它才能够起到牵引的作用，去吸引所有进一步压抑性实例的作用（这就是能指链的机制）。但是，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一书中公开宣称的意图，难道不是要断然驳斥弗洛伊德-拉康式的原初压抑假设，以支持自己将压抑解释为重复的效果的理论吗?人们无法避免这样一种感觉，即这里存在着矛盾，或者至少严格来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失误。德勒兹拒绝承认原初压抑的原因是，他对基于像原初压抑这样的“一次性事件”（one-off Event）的功效而阐述的所有关于结构和原理起源的解释表示怀疑。相反，他在“重复”中找到了起源的原则：对于先验经验主义的构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理论承诺。尽管如此，德勒兹对“重复”的概念化，其中少说都有一个理论版本的解释似乎在不知不觉中被重新纳入了他所反对的对某种原始事件进行独白（monology）的轨道中。
就德勒兹而言，他当然已经考虑到了这种情况。 他担心阳具（ Phallus ）的引入会重新打开通往那种固定化位置的大门——那种将阳具/菲勒斯固定在以“一次性事件”（one-off Event）为基础的理论位置上的理论倾向。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一再强调菲勒斯缺乏它自己的适当位置与自我同一性，同时毫不含糊地认为菲勒斯不是一个“终极的和原始的术语”【24】。可以这么说，就好像德勒兹希望以这种方式试图使掉菲勒斯无效一样。 但他这样做，只是兜了一个完整的圈子。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正是由于阳具缺乏自我同一性和它的适当地位，所以阳具才有了最终的、原始的规定。事实上，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德勒兹把它称为“矛盾”（paradoxical）。
那么德勒兹的推理是在哪里误入歧途的呢?让我们回溯一下我们的分析步骤。德勒兹区分了一元的整体性自我和多元的局部性自我。引入多重性背后，是对弗洛伊德那种最初版本的“本我”所进行的批评，大意是说，这个模型是从已经形成的意识/自我（即整体自我的角度）构建的，所以是一种混淆。德勒兹称之为“反对”（opposition）的无意识(DR 133/143)。 弗洛伊德对无数碎片性的“本我”元素不同地沸腾和扭动这一现实视而不见，而是将它们完全捆绑在一个很整一的“本我”中，并将后者抽象地与整体性“自我”相对立； 然后通过这种对立以解释无意识及其变迁。 相比之下，拉康精神分析已经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基于结构主义原则的无意识序列模型。 德勒兹非常赞成这种无意识的序列模式，原因很简单，因为它能够推翻弗洛伊德早期给我们的这种对立性理论模式。
然而，我们记得，德勒兹能够去引入局部自我，其灵感从来都不是什么“序列主义”（serialism），而是莱布尼兹的“微知觉”理论。因为局部自我最初被设想为某种碎片化的“微自我”，位于潜能领域。此外，德勒兹还认识到，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是某种对立性理论体系的坚定拥护者，德勒兹向我们展示了弗洛伊德与微知觉理论的接近程度。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他为什么对莱布尼茨主义者费希纳是如此的崇敬？”(DR, 133/143)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实际上有三种相互竞争的无意识模式在起作用：
1.“弗洛伊德 - 黑格尔”式的“对立”模型。
2.“弗洛伊德 - 拉康”式的“系列/序列”模型。
3.“弗洛伊德 - 莱布尼兹”式的“微知觉”模型。
然而，在阅读德勒兹的论述时，人们无法避免的感觉是，他以一种不太清晰的方式使 2和3的这两个理论模型崩溃了【25】。 微知觉本身从未被序列化。 因为序列化以给定的某个域的先验结构化为前提； 微知觉这样波浪嬉戏的声音既不构成结构，也不构成序列/系列。 换句话说，问题在于德勒兹过于沉迷于序列/系列化的结构主义理论，甚至达到了试图从中推导出微知觉的理论模型。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所需要的是一种理论视角，以让我们可以在对象 a 序列化一切之前能够处理不同的局部性对象，以及在它们被阳具（Phallus）系统化之前就能处理种种局部性欲望。只有这样，统治我们的原初压抑假设才能被克服与战胜。
这并不是说德勒兹现阶段对“预序列化的重复”（pre-serialised repetition）无话可说。 相关部分是我们在第 2 章中考虑的“驾驭 [liaison]兴奋”【26】的讨论。弗洛伊德在对创伤后神经症中发现的重复强迫进行调查后发现，重复是一种利用精神兴奋的过程；从而他被引导去进一步假设存在一种内在的兴奋，其强度可以平衡神经症背后的外部能量注入。为了解释这种内在的兴奋，弗洛伊德最终得出了作为其源头的“死亡本能(Thanatos)”概念。德勒兹对这一切感兴趣的是快乐原理的起源被提出了，也就是说针对兴奋的驾驭已经有了一个解释。实际上，支配精神器官的全能性的经验原则被发现是通过重复兴奋驾驭过程而产生的。德勒兹将这种心理和谐的机制与习惯的概念联系起来：“习惯，以被动驾驭综合的形式，先于快乐原则并使其成为可能。 快乐的概念以同样的方式从它而来.......过去和未来都来自活的现在的综合”（DR，121/129）【27】 。这里至关重要的是，重复导致了“习惯”。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这是一个预先序列化的重复。 因为正是这种重复产生了以伪装和压抑为前提的快乐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德勒兹并不仅仅处理那种由“对象= x”的序列间（inter-serial）不停转换（flitting）所概念化的重复。
事实上，德勒兹甚至更进一步说，某种对驾驭的重复本身就是派生出的：因为“有一种更深刻的重复的激情”（DR，120/129）。 他在这第一个实例中的意思是“作为一种差异的兴奋已经是基本重复的收缩”(DR, 120/129）。 也就是说，德勒兹将外部/内部推动力所带来的激发本身就理解为了一种重复，一种地震压缩。 驾驭和投注是心灵中这种主要重复的次要功能（DR，120/129）； 反过来说，本能不过是由这些次级的重复而产生的第三阶段。用他的话来说，“本能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兴奋”(DR, 120/129)。当我们观察到这些因素已经转而根植于我们之前详细考虑过的多重“局部自我”时，理论循环就结束了。每次驾驭发生时，都会在本我中诞生一个新的“自我”，一个受制于部分欲望的、被动的本身是部分的、支离破碎的和幼稚的自我。 这种潜在的自我在本我内一个又一个出现，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女巫大锅。
因此，声称德勒兹将重复简化为一套序列化的模型是错误的。 在论述序列化之前，他煞费苦心地解释了“重复”，从而不需要阳具（菲勒斯）赋予它理论上的完整性。 因此，我们提出了一个温和的建议，那就是，重复和压抑这双重命题，在最后的情况下应该结合起来：“我们压抑是因为我们伪装，我们伪装是因为我们重复”（On refoule parce qu'on déguise , et on déguise parce qu'on répète）。 德勒兹之所以能够说压抑是建立在重复之上，但同时又被迫用压抑是建立在伪装之上的命题来模糊这一点，正是因为他头脑中的序列和微知觉模型存在着这种模糊不清。 这就是重复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得不屈服于伪装的原因【28】。然而，这并不是这里唯一可辨别的思想序列：事实上，我们有一个高度发达的预序列化重复的两阶段理论，它甚至被定位为整个精神分析概念库背后的起源性原理，包括自我、欲望、甚至快乐原则本身。 这表明德勒兹其实拥有着在不参考系列和阳具（菲勒斯）概念的情况下就去思考“重复”所需的所有必要材料（归根结底，序列重复只是推导的第三阶推导）。但最终，这种见解无法被严格应用。现在我们并不是说序列主义和阳具的概念是错误的；毕竟更重要的其实是，当德勒兹决定拒绝“原初压抑”时，他就已经应该禁止自己将这些拉康式的想法纳入他的思想之中。然而，在我们最后给出的例子中，明显能看到德勒兹在《差异和重复》中其实无法摆脱他对这些概念的依赖。这种矛盾，也可以说是我们在《如何辩识结构主义？》中发现的德勒兹那种动摇的另一种理论表现。
真是一个弯路接着一个弯路啊，但我们可算到了这里。在本章的最后，让我们注意一下德勒兹和加塔利之间的合作。 与拉康的结构概念相反，加塔利提出了关于机器的新概念(更确切地说，是图式)。从后者的观点来看，无意识的主体不再可能被能指所代表。因为阳具这一原初的能指，已经被“分离”了，有关弗洛伊德-拉康式那种原初压抑“正常”功能的那些想法现在受到了质疑。
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德勒兹正因结构主义的强大吸引力而摇摆不定，毕竟他同样对困扰结构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相当敏锐的认识。《差异与重复》通过“重复”寻求革新“压抑”这个概念，在过程中深刻地质疑了“原初压抑”的假设。他甚至试图构建一个不再依赖于结构主义那种系列理论的重复概念。但这一切最终都被抛在了脚下，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属于系列化结构的领域，它的一致性来自对象 = x（Phallus）。
这样，相遇的理论必要性就确定了。他们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个模型，用它来思考结构主义的连续结构，这种模型一种由“对象= x”组成的结构，它被给予的名字是“阳具”。可以说其中一个人仍旧很难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另一个人却已经迈出了这一步，但又在努力进行着必要的概念性工作。
两人决定携手合作。很明显，他们最关心的是“原初压抑”的假设;因为阳具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自我相同的假设，只不过抽象程度却增加了百倍。当《反俄狄浦斯》批评精神分析与俄狄浦斯家族的融合，并提出将其扩展为一种广义的社会批判时。毫无疑问，两人为自己设定的一项基本任务是在基于原初压抑的分析视角之外思考社会压抑。因此，他们首次合作的标题是：反对俄狄浦斯和它的无所不在。因为俄狄浦斯情结的核心正是“原初压抑”的学说。我们也可以将“精神分析”(精神分析)置于这一脉络中，这两位学者将其作为精神分析的解药而提出。精神分析是以原初压抑为基本假设出发进行分析的；而精神分裂分析则相反，精神分裂分析质疑了精神分析针对原初压抑的“正常”运作所提出的那些理论假说，让这个问题事实上构成了它的起点。
在《反俄狄浦斯》中，原初压抑是其主要对抗者的理论意义已经包含在了以下评论里：“想象与象征之间是否有边界?”(La frontière pass-t-elle entre l ' imaginaire et le symbolique?) (AO第2章第4节最后一小节的标题；翻译修改)。德勒兹-加塔利宣称，人们不应该承认想象和象征之间有任何本质区别，没有界限（border）或边缘（frontier）将它们分开【29】。当这两个世界变得模糊时，可以推断的结果是，精神分析所幻想的那种理论中的“原初压抑”阶段实际上从未在现实中发生。的确，有一个自我从本我中浮现出来，通过积极的综合将自己插入到“现实原则”中。然而，这仅仅是故事的一半，也仅仅是一个高音，因为在这个整体性自我的下面，是局部自我的不和谐的合唱，好像在魔鬼的间歇中咒语。在这些合作写作的作品中，德勒兹这套“局部/整体”（local/global）的术语将被转化为“分子”和“克分子”之间的对立，这套术语由加塔利创造，并将在未来几年被经常的使用。此外，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坚决拒绝将局部分子还原为整体性分子的理论立场，也被原原本本地吸收到他们两个的理论合作中，成为他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俄狄浦斯》中著名的开场白就可以说是在对这方面宣战：
无休止地去重复某种“它”当然就呈现出了非人称代词“ça”（相当于中文的“这/那”），但同时，“ça”又是精神分析概念“本我”的法语翻译方法。这里所想要主张的是，“本我”不是某种可以在一定的（deinite）文章支持下被广泛把握的东西，它是一堆多重的、不同的局部欲望。问题已经完全的转化到了一些局部的自我（egos）身上，他们以不定（indeinite）的复数形式存在。
让我们回到“原初压抑”身上，当这个概念开始受到了怀疑时，那种建立在精神病 (psychose) 和神经症 (névrose) 之严格界限上的一般性精神分析的态度，将被迫进行重大的修改。 因为精神分析一直将这两种情况视为在临床上截然不同的东西【30】。对于精神分析来说，神经症是一种心理器官的障碍，可追溯到某种植根于个人生活史中的内部冲突，而这里并不存在人格障碍。 只有在精神病中才会有这种根本性的障碍，因为在这里自我处于本我的支配下【31】。拉康派通过认定“父亲的名字”在精神病中被“排除（排斥）”来解释这种差异 ，而非神经症。 换句话说，在神经症中，原初压抑依然具有其“正常”的功能，而在精神病中，这种功能没有产生作用。原初压抑的失败对于受这种失败影响的主体而言，意味着其意指链的脆弱； 因此，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整个世界在主体看来都是一大堆废话，是一个’谜’”（Matsumoto 2012：32）。 相比之下，在神经症中，意指链“正常”的工作，这样个人就能够在一个有意义的世界中生活和呼吸。 实际上，神经症的麻烦恰恰相反，他被过度的意义（sense）所淹没。
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出，根据精神分析来看，“正常”人的视野其实差不多和患有了轻度神经症的病人的视野是一样的【32】。对于在街上随便找的普通人来说，他们都已经压抑了某种形象或其他“进入”原初的压抑，随后在理性的负担下，通过某种精神斗争生活在一个意义的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以下评价概括：精神分析疗法的最终终点是把病人变成一个轻度的神经症患者，一个“正常”的典范。那么，当一个人不再相信原初压抑的这种理想性功能时，又会发生什么呢？那些“正常”人就是轻度神经症患者的虚假形象就被扔出了窗外。换言之，精神分析被暴露为一直在努力追求一种纯粹虚构的“正常”形象。而精神分裂分析一直怀疑原始压抑的“正常”操作有可疑之处，“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是如此......应当引入精神分裂症，去取代精神分析那种理论上的神经症”(AO，362/434)。精神分析是一项旨在“神经化”的事业，这一意义现在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德勒兹在这里提到的“精神分裂症”，其含义则尚不清楚，但无论哪种方式来看它都涉及某种对精神分析将轻度神经症作为“正常”的动态图式的批判32。 如果这种“正常”的某个近亲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流行病、如果这个“正常”（成年？）的形象已经覆盖了整个地球，那么“原初压抑”这种抽象概念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它的深度。 我们今后需要的是分析“神经化”和压抑的系统性“社会”（在这个术语的最广泛意义上）机制，核心家庭将是其中的一种表达。 因此，《反俄狄浦斯》有必要通过马克思的著作扩展为对资本主义和政治的分析。这也是为什么“精神分裂分析”的目标被描述如下:“分析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力比多投注的特殊性质，从而试图说明，在有欲望的主体中，欲望被压抑是如何可能的”(AO, 105/124-5)。
如果我们还记得，加塔利是通过确认这种新模型将能够关注实际的、注有日期的历史来完善他对机器的形象的。德勒兹则对结构主义中的结构概念表示出了他的怀疑，即，当人们想到某种结构的栏杆时，问题总是归结为如何去寻找合适的“对象=x”，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如此。二人合作的精神分裂分析则终于告别了精神分析这种一元论，分析了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有确定日期的社会，以及生活在其中的真正的人，而不再是求助于原初压抑的假设。德勒兹和加塔利，以他们的理论联盟“德勒兹-加塔利”的形式，终于设法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试图做但最终都徒劳无功的事情。
为了结束本章，让我们更详细地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一合作项目。在前面的引文中，他们共同指出：精神分裂分析的目的是揭示一个欲望的主体是如何欲望它自己的“压抑”的。德勒兹-加塔利里提出通过外科手术提取原初压抑假说，来走出那种根据阴茎的缺失来解释所有的欲望的理论结构的窒息。因为他们这把手术刀，欲望被重新想象成了某种更广泛地由社会领域所决定的东西。而在观察这样被重新构想出来的“欲望”时，迫切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压抑自己，他究竟为什么要把自己当作奴隶。相比之下，当时的马克思主义顽固地支持某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二元论话语；对此，德勒兹-加塔利提供了一个更精湛且更具有操作性的论点——然而，某些前辈也同样暗示了这一观点。下面引述的观点，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精神分析的批判性延伸的融合，在现代性中重新发现的一个观点，而这，才可称之为是政治经济学在真正意义上的灯塔。
一切都在这里，一切就在这一段中：只有面对所有政治哲学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政治哲学才配得上他的名字。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更详细地去讨论“德勒兹-加塔利”的这一问题。我们的中心舞台将是： ——权力（power）的概念
【1】译注：《Bartleby, or the Formula》，德勒兹则在1997年写作了该文，他在这个小说人物“我宁愿不”的口头禅中找到了某种激进的希望，他细述了这个“原人”对父权功能的混淆，以及梅尔维尔文字中潜在的某种政治方案。（CC, 68 - 90/89 - 114）
【2】译注：参见《批评与临床》第六章，中译70页。此文即为第六章。
【4】译注：这也是《批评与临床》第六章第一句。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禮記·中庸》 — 善： 我只能這樣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