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日报·文艺周刊（第1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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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绘丹青，笔墨映现百年光辉路
艺术与时代同行，徐悲鸿、傅抱石、李可染、钱松喦、宋文治、魏紫熙……透过一位位江苏艺术大师的斑斓笔墨，近百年来的峥嵘岁月，经由一幅幅美术经典作品，映现在我们眼前。战火连天的硝烟中，他们为鼓舞民众而激情创作；火热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为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欣然挥笔。宏大场面和动人细节相得益彰，画中读史，让我们更好地感悟百年党史的光辉历程。
徐悲鸿《傒我后》：艺术报国，满腔热情呼唤新天地
徐悲鸿，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开创一代新风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他力倡写实主义，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作品。油画《傒我后》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画面上，一群受苦受难的民众，焦灼地期盼着被拯救。《傒我后》出自《尚书》：“傒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我们贤明的领导人来了，我们就得救了。画面描绘的是夏桀暴虐，民不聊生，商汤讨伐暴君，人民盼望解救的故事。
据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回忆，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亡。国民政府一面消极抗日，一面加紧镇压革命，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徐悲鸿借这个题材，抒发了被压迫人民渴望得到解放的心情。
“这幅作品蕴含了徐悲鸿先生的悲悯情怀和满腔的爱国热情，表达了他对当时政府的不满以及对贤明政府的企盼。” 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江苏省徐悲鸿研究会会长毕宝祥介绍，《傒我后》运用写实主义手法，画面中枯树、瘦牛，呼应着枯瘦并衣不遮体的人们，反映了民众的苦难。画中人物翘首远望，眼含焦灼，表现了对救星的强烈期盼。“选用写实手法，是因为写实是大众最能接受的表现形式，可以更好地起到揭露黑暗、鞭挞丑恶、歌颂光明、鼓舞人心的作用。”
“徐悲鸿先生致力于中国绘画的改良，他希望通过融合中西来改变中国绘画。”在毕宝祥教授看来，徐悲鸿之所以选择写实主义之路，一是因为当时的国情：新中国成立前内忧外患，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写实主义更适合艺术报国；二是当时的美术实情是：自清以来，绘画作品陈陈相因，越发浮泛空洞，需要更多关注现实的作品，包括关注自然、社会、人生，并以此来改变美术风气。“徐悲鸿的创作以写实为主，而且很多作品体现了他爱祖国、爱人民的艺术家情怀。除了《傒我后》外，还有《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愚公移山》，以及奔马、雄狮，还有新中国成立后为英雄模范人物画像等，都体现了他的艺术报国思想。”
徐悲鸿的思想及作品对当时的美术风气产生了积极影响，对后来新中国美术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毕宝祥教授指出，“悲鸿精神”涵盖面很广，从情操方面讲，他有爱国、爱民精神；从创作方面讲，他有探索、创新精神；从教育方面讲，他有爱才、厚生精神；从职业方面讲，他有敬业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意识。特别是艺术报国精神对我们尤其具有启示作用：作为艺术家，不能只沉迷于自己的小世界，应该多想想我能为祖国做点什么？我能为社会做点什么？我能为民众做点什么？我能为民族艺术做点什么？
傅抱石、关山月《江山如此多娇》:巨笔描摹神州大地
傅抱石是中国闻名遐迩的艺术大师，而他和岭南画家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可谓是新中国美术史上家喻户晓的经典巨作。
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1936年2月，恰逢陕北下了一场大雪，毛主席目睹陕北高原之上的壮观雪景，挥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沁园春 ∙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而“江山如此多娇”这句词，就出自这首名作。
1959年，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傅抱石和关山月受邀前往北京，共同为人民大会堂迎宾厅创作一幅山水巨制。经过数月精心研讨、创作和打磨，这幅《江山如此多娇》应运而生，高6.5米、宽 9米，成为人民大会堂墙上的一道壮观风景。
“这幅画重点突出了一个‘娇’字。”关山月属于岭南画派，笔法细腻秀美，傅抱石的风格比较大开大阖，以粗犷豪放的‘抱石皴’闻名遐迩。”江苏省国画院副研究员王飏介绍，这幅画把中华大地上几乎最能表现山河壮丽、代表民族精神的景观艺术性地融汇在一起。长城、雪山、大河、苍松、云海、红日 ……关山月的细致柔和与傅抱石的奔放深厚完美融合，而又各具特色，笔墨淋漓、气势磅礴。
王飏还特别介绍，因为画幅巨大，所以整个创作过程充满挑战，甚至连工具都要重新设计，比如荣宝斋就特别为他们定制了笔杆足有一米长的大笔，并且还为他们提供了荣宝斋珍藏的墨与乾隆时期的丈二匹宣纸。
这幅充满了瑰丽艺术想象力的巨作，完美诠释了毛主席诗词中气魄雄伟的艺术想象力。据傅抱石回忆，在绘制过程中，自己和关山月每下一笔，都研究再三。 “祖国是这样辽阔广大，当江南沃土在和煦的阳光下，盛开着万紫千红的百花，而喜马拉雅山上还是白雪皑皑，因此在一个画面上同时出现太阳和白雪，同时出现春夏秋冬的不同季节，同时出现东西南北的地域，并不会使人感到矛盾或者不和谐。”
在王飏看来，《江山如此多娇》对后来者是一种启示，这幅画既表达了新山水画具有反映时代的强大功能，而且在表现手法上，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为一体，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画的改造与创新。“这幅画作完成的一年后，傅抱石作为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带领江苏美术家开始了两万三千里写生， 1961年在北京展览，引发全国轰动，新金陵画派由此诞生。”
毛主席大气磅礴的诗词，两位大师珠联璧合的精诚合作，为《江山如此多娇》这幅恢弘巨制留下了永不磨蚀的风采，至今依旧被奉为经典。
李可染《万山红遍》：笔蘸浓情为祖国山河立传
李可染的牛和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并称为20世纪中国水墨“四绝”，而他的山水画同样出神入化。其中红色经典《万山红遍》就是他享誉海内外的佳作。
“万山红遍”出自《沁园春·长沙》这首毛主席名作。1925年深秋，毛泽东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在长沙停留期间，重游橘子洲后，写下了这首经典诗词，流露出革命志士对国家命运的感慨和以天下为己任、改造旧中国的豪情壮志。“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等名句广为传颂。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艺术面貌焕然一新。“师造化，到大自然中进行探索，这是一位中国画家的自觉意识，是源自内心最深处的艺术良知与责任担当。”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良告诉记者。1954年，李可染进行第一次江南写生，这是他迈出中国画改革的试探性一步。1956年，李可染再度出去写生，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反复寻景写生8个月，路程数万里，立志“为祖国河山立传”。
上世纪60年代初，毛主席诗词逐渐成为中国画坛极为重要的创作主题。结束多年写生、重新回归画室创作的李可染，也自然而然地开始涉足这一题材，有“长征”“韶山”“井冈山”等系列题材作品问世，其中尤以《万山红遍》最具代表。根据考证，李可染共有7幅《万山红遍》传世，足见他对这一题材的巨大热情。
《万山红遍》何以成为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李良分析说，这幅作品以积墨加积色，层层积染，塑造雄浑之势。再蘸朱砂由浅至深地逐步点染，用朱砂如用墨，色墨融合，浑然天成。整个画面庄重雄浑，古朴典雅。构图上，典型的“丰碑式构图”和“门板式构图”，妙构“两度半空间”。一反传统山水画画面上下留出很大空白的做法，截掉峰峦和坡脚，满幅构图，迫使欣赏者视线集中于山体，产生仰望般的震撼感，同时采用类似浅浮雕的手法处理近、中、远景的层次关系，在画面左上角开了一道窗，遥见氤氲云气中直达天际的层层远山，为营造“万山”之幽深辽阔境界。
“笔随时代，李可染是继傅抱石之后将毛主席诗意画创作推向更新艺术境界的代表画家，同时他还为之树立了更为新型的时代审美范式。”李良说，李可染对民族文化有着深挚的热爱，“眼底山河胸中事，一个人对事业职业要有不渝之心。山水是自然的，山水画是审美的，山水画家心里只有装着人民，才能俯仰天地。”
钱松喦《红装素裹》：彰显红色革命圣地精神之美
20世纪艺坛巨匠迭出，钱松喦是其中之一。其作品章法构图变化多端，色彩运用大胆独特，个人风格显著明了，堪称“承前启后，一代宗师”。这幅《红装素裹》，创作于1972年，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江苏省美术馆副馆长赵彦国告诉记者，钱松喦在参与了傅抱石先生组织的二万三千里写生活动后，义无反顾地扬起了“传统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的风帆，《红装素裹》便是他走上艺术探索之路之后创作的作品。
延安位于黄土高原中南部，是中国革命圣地之一。宝塔是延安的象征，位于延安城东南嘉岭山上，为八角九级楼阁式砖塔。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这座古塔成为革命圣地的标志和象征。
“此作以赭墨、朱砂为主，把宝塔山和宝塔都以朱砂设之，夺目的红色绚丽明艳，既富象征意义，又有浪漫色彩，令人过目难以忘怀。透过松树看到雄伟的延河大桥、宝塔及一望无际的宝塔山，令人肃然起敬。”赵彦国说，画作以毛主席《沁园春·雪》词意为旨，描绘了大雪后延安城外“红装素裹，分外妖娆”的壮美景象，巍峨的宝塔山在冰天雪地的辉映下彰显了红色革命圣地的精神之美，指引着中国革命的方向。题款《红装素裹》四个字，凸显了主题，展现了时代语境。从画面中明显感受到一位新中国的老画师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其饱满的创作激情喷薄欲出，气局豪迈，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宽广坚实的延河桥上汽车奔驰，工农子弟兵们正在为祖国建设奋力拼搏。苍劲傲立的松柏被大雪压满了枝头，铮铮铁骨傲然屹立。宏阔高远的构图和写实手法与象征性的比况把红色题材与时代精神表达完美融合，既彰显了主题精神的宏大，又体现了中国画笔墨对客观世界的意象写真，堪称新金陵画派现实主义手法的经典之作。
宋文治《扬子江畔》：创新赋彩“工业山水画”
作为“新金陵画派”代表人物之一，宋文治先生受傅抱石影响，致力于山水画创新。《扬子江畔》创作于上世纪七十年初，这个时期正是他艺术创作成熟期，因此才有了这幅兼具历史性、艺术性和不可取代性的佳作。
著名画家徐建明介绍说，山水画自六朝时期从人物画中脱胎而出，经历一千多年的发展，有了一整套表现手法，其根本是建立在中国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受到中国儒、道、释观念的影响，追求“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文明的渗入，以及西方艺术观念和形式也进入中国，使原先的中国画艺术受其影响，形成不同于古代的艺术生态，山水画也在近现代的这个环境中发生了较大变化，宋文治先生的山水画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出前古后新的变化。
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正流行海派作品风格，宋文治先生的画和传统山水画并无二致，是以学习“四王”画法入手的。新的社会结构促使他对已经具有的艺术基础产生求变的想法，特别是调入省国画院之后，更加增强了变革山水画的愿望，这样的愿望逐渐在其艺术实践中形成了宋文治样式的山水画作品：主要表现在传统与现实的结合，旧的样式与通过写生获得的新形象的结合，对新的审美要求的接纳与自己艺术表现力的结合。徐建明认为，江苏省国画院自成立以来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宋文治先生的山水画在立意、题材、表现手法等多方面都有突破，此图是以长江边上的石油化工厂为素材创作主体，其意境是蓬勃发展的工业建设组成江山一脉的画境，用重墨点出的江南丘陵郁郁葱葱，在山间嵌入了石油化工厂高耸的“炼油塔”，如同一曲时代交响曲，展示出“工业山水画”题材的独特样式。徐建明特别指出，在欣赏这幅“工业山水画”时，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在画中跳动，一笔一墨皆是作者求新求变的用心建构，无论是画面开合还是笔墨粗细对比，又或是色彩的渲染轻重冷暖，都保留了传统山水画的韵味和节奏，同时又借鉴西洋水彩画的调性，改变了传统山水画的一些艺术趣味，从而有了时代审美印记，可以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山水画求变求新的代表作品，也是宋文治先生在江苏以及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工业题材作品。
“宋文治先生擅长建设题材的表现，从采石场工地到三门峡水库，无一不是面貌一新，摆脱了传统山水画的程式化束缚，通过对山水画新题材的开掘，赋以新的意境表达，从中深探山水画的本体语言更新流变。”徐建明说，宋文治先生是一位实践者、变革者，最终也是一位成功者。
魏紫熙《天堑通途》：大山大水中灌注民族精神
这幅《天堑通途》是魏紫熙先生的名作，绘制的是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的伟大历史瞬间。这一经典作品的成稿，既有历史的撞击锻造，又有画家的探索经营。
十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1968年国庆前夕，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长江首座大桥，极大振奋了国人精神。厥后未久，魏紫熙先生接获以艺术方式表现这一重大建设成就的光荣任务。
南京艺术学院人文学院顾颖老师告诉记者，此时的魏紫熙，经过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活动的洗礼，早已不再是固守文人画程式的传统画家。旧的为艺术、为自我而艺术，变为为人民而艺术。魏紫熙笔墨紧随时代，自觉地为祖国山河立传。
如何更好地解决万里长江与长江大桥这一动一静两条“线”的统一问题？魏紫熙曾回忆说：刚刚着手画大桥的时候，桥在画面上占的面积很大，又不敢大胆用墨，画了一个星期才把大桥很拘谨地勾画出来，挂起来一看，空得很，体现不出大桥的宏伟气势。为此，他到煤矿、农村深入生活，涵养创作激情。又多次跑遍桥南桥北，实地考察写生，数易其稿，终于成就这一力作。
“画面中，幕府山作为近景支撑起石城山峦虎踞龙盘的气势，往后水波浩渺，云烟腾空，一条长桥横贯南北，宛若钢铁长龙，气势磅礴。”顾颖老师指出，此画在山石的处理上，结合乱麻皴、折带皴和斧劈皴等多种传统皴法，刻画深入，不仅展示幕府山顶的葱郁、山体的高耸，还凸显了长江天堑的险峻、钢铁长桥的恢弘。为免一览无余，魏老巧妙地运用藏和露的关系，使近处山头遮掉部分引桥，桥堡下部则用云隔断，传递出坚实与柔美之间的绝妙平衡。两岸，码头繁忙热闹，烟囱鳞次栉比，是国家富强的写照；桥下，航道百舸争流，船队穿梭有序，是民族兴旺的证明。山景笔法雄浑浓重，江涛描绘细笔浅染；画面的左下角那条奋勇前行的货船，船身劈开的水波恰好顺势打破了水波平列的单调。整个画面有曲有直，有藏有露，有动有静，有虚有实，有粗有细，有灵动有厚重，矛盾多重而又能和谐统一，传达出酣畅淋漓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魏紫熙先生在《搜尽奇峰打草稿——略谈山水画技法》一文中说，“将自己的思想情感通过画作表现出来，使观者如身临其境，觉意趣无穷，便是成功。”就《天堑通途》言之，确如其说。他用独有的艺术语言与风格面貌，积极回应了如何将新时代的山川社稷与个人情感相融合这一时代命题，通过“现实山水”表达更加社会化的命题和情感，在大山大水中灌注沉雄博大的民族文化精神，既呈现出积极入世的可贵品质，又实现了中国画图式的彻底转型。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顾星欣 傅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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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守岛人》《中国医生》等多部主旋律影片热映
红色初心闪耀暑期档
随着假期到来，电影暑期档的票房之战也悄然拉开序幕。据猫眼专业APP，今年暑期档有50多部涵盖多种题材的影片与观众见面，令人惊喜的是，主旋律电影全线飘红，票房成绩足够亮眼，因此今年暑期档也被称为“献礼档”。
正在热映的两部献礼建党百年的重大题材《1921》和《革命者》，从点映开始票房就居高不下，口碑持续发酵，好评如潮。《1921》聚焦1921年前后发生的故事，全景展现百年前波澜壮阔、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该片由曾执导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主旋律大片的黄建新执导，黄轩、倪妮、张颂文等数十位实力演员坐镇，更是启用大批青年流量明星，对党史题材的电影创作做出了全新探索。《革命者》相较于前者而言，是以诗化的人物形象塑造、激发观众情绪共鸣的情感表达以及紧随时代脉搏的审美取向，成功地开拓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中传记人物创作的新路径与新方向。影片聚焦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革命事迹以及在他带领下的革命先辈们奋斗、牺牲的历程。与《1921》一样，《革命者》同样采用了大规模的全明星阵容，除李大钊以张颂文扮演其38岁的形象外，绝大部分的演员都启用年轻的偶像演员，激荡当代青年的爱国热情。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认为这两部影片都有史诗风格，但是各有侧重点：《1921》重“史”，《革命者》如“诗”，分别用青春热血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笔触，激情诠释这个伟大的政党从哪里来、向哪里去。《1921》聚焦热血群像，用一组人物来还原一段历史。影片有很多不同的电影元素，还有一些类型片特点，并且创新采用李达夫妇的新视角去讲述故事。而《革命者》更有诗的品格：它的表意性、情绪性和对人物的写意传达，使得电影不完全按照传记的叙事规则去展开。影片人性化、人格化地还原了历史上的李大钊，通过多视角、多线索结构描绘了“我”眼中的李大钊，透过影片中的人物关系辐射出李大钊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很多表意场景都有意识地虚化了环境，包含了对中国未来的理想主义的展望和未来中国将走向何处去的预判。尹鸿教授表示，两部电影都有意识地加入了青春气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影片的上映就是提示广大党员百年之后不忘初心，牢记以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摆脱不公平、摆脱贫困为目标，在今时今日就是最好的初心教育。”
根据“人民楷模”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32年感人事迹拍摄的电影《守岛人》目前票房即将破亿元，在近期上映的几部主旋律电影中，《守岛人》受到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影评人郭松民认为，《守岛人》是同期献礼片中最好的一部，意味着献礼片出现了重大转折——从宏大叙事转向作为基石的普通人，正是因为有无数王继才这样的“基石”，人民共和国的大厦才安如磐石。 影片中许多细节不仅圆满解释了王继才上岛的最初动机，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韧性与厚度——当时代不足以提供足够的精神资源时，亲情、友情以及家族之间的情感联系就会自动出来“补位”，支撑着我们民族走过最困难的阶段。《守岛人》体现了陈力作为一位女性导演特有的细腻以及驾驭情感类题材的能力，主旋律电影很可能会由此一新其面目，由凛然而可亲。
7月9日上映的《中国医生》势如破竹，上映三天票房即破4亿元。《中国医生》是中宣部统筹部署的庆祝建党百年重点影片，由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专业指导。影片沿用《中国机长》原班人马，导演刘伟强带队张涵予、袁泉等实力派演员回归。故事以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核心故事背景，武汉医务人员、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为人物原型，是对武汉抗疫保卫战的一次影像总结。它以写实的叙事基调还原了波澜壮阔的抗击新冠病毒战役，塑造出积极向上、勇于担当的中国医生群像，也让影片在诸多献礼大片中脱颖而出。影片的真实和温暖直达观众心底，有网友由衷感慨这部电影“太好哭了”！影评人易文翔认为，《中国医生》的真实性在于不为讨好而捏造夸张，敢于展现“情绪”。情绪是中立的，不分善恶，但这也是影片柔软地带，让人与人之间的点滴善意互相感染。故事的原型人物——“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也成为了影片的首批观众，对影片的真实还原表示高度认可，称影片“像一颗催泪弹，饱含深情，把我们拉回到战斗的岁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观影后，感叹“电影拍出了医生的美丽、英武、帅气。”该片更获钟南山院士高度评价：“真正体现了中国医生的良心、责任、决心、行动！”
和《中国医生》同样是博纳影业出品的《长津湖》，昨日刚刚发布首支影片预告。该片投资13亿元人民币，是目前中国影史上投资最大的电影。影片集结了陈凯歌、徐克、林超贤三大导演以及吴京、易烊千玺、朱亚文、段奕宏等实力演员，市场关注度和期待值都非常高。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壮阔历史。
从档期上看，带有一丝“承前启后”意味的影片《狙击手》将于7月30日、“八一”建军节前夕上映。作为导演张艺谋继《悬崖之上》后又一部革命战争题材作品，该片以抗美援朝为背景，讲述狙击手张大弓与美军斗智斗勇并成功击败对手的故事。
近两年来，从电视剧《大江大河》《山海情》《觉醒年代》到电影《1921》《革命者》《中国医生》等，主旋律题材创作的作品备受观众追捧。对这股“红色浪潮”，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南京影视家协会副主席刘永昶表示：“正值庆祝建党百年的创作周期，在国家政策引导和党政部门扶持下，各类型影视生产机构都投入了主流影视作品生产。这些作品的创作主题多元，对革命历史题材的挖掘也很有深度，不仅能够唤起观众对历史的真切认知，也能够让他们理解到当下幸福生活的不易。”主旋律电影在青年人中同样有着不俗反响，刘永昶认为：“影片紧跟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充分运用影像技术手段的表现力，以青春态的产品引起爱国青年的情感共鸣，也因此赢得广大年轻人的支持。”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傅秋源 实习生 钱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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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匠兄弟
文/朱健
工匠，是自食其力的手艺人。如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最传统的铁匠、木匠、石匠，都已消失殆尽了。现今社会，还有工匠吗？
有。传统的三百六十行，虽已异化成了新的工种形态，但工匠就在我们身边。专业、吃苦、淳朴、厚道的工匠精神，仍是我们民族文明的自豪。
我在上海买房后，马上着手装修。在成百上千家装修公司中，选哪家呢？我一个新疆人，刚居住上海，两眼一抹黑。只有请早年来上海创业的老朋友吴世尧帮忙，他给我介绍了赵树民经理。还巧，我有个设计师朋友茹浩也在上海，我请茹浩帮我把一下关。茹浩与赵树民技术交流后，对我说，你找到了一个真正的匠人。
赵树民是江苏高淳人。从小跟着大哥学木匠手艺。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匠可以进城打工了。1993年，当时只有十七岁的赵树民，跟大哥一起来到了上海的一家香港人办的装修公司，开始了装修打工的生涯。在这家公司，赵树民大开眼界：钉钉子，居然不用榔头，用“钉枪”，锯子、铇子也是电动的，效率提高了几十倍。赵树民随身携带的“吃饭的家伙”——斧头、锯子、铇子，全都没用了，真成了古董。
因为有传统木匠的手艺，赵树民很快成了香港公司的全能匠人。几年后，他与哥哥一起，树起了赵家装修的大旗。我家装修，由于是老朋友介绍，赵树民建议我自己购买装修材料，这样可以免去装修公司对材料的加价，给我省一笔钱。赵树民又对我说，我买装俢材料时，只需看好品牌、型号就行了，他可以直接拿到批发价。这意味着，在装修材料方面，我可以省两笔钱！
面对义气爽快的赵树民，我连合同都没签，双方真是君子之交了。装修开工前夕，赵树民在我家的毛坯墙上，画出了施工进度表，包括泥水工、木工、电工、油漆工、地暖、空调、地板安装、保洁等各工种进场施工、交叉作业和退场的时间。别小看墙上的简图，它可是集效率、绩能、统筹、协调于一体的浓缩。全世界的企业管理，都是同样的定律。
看着墙上的简图，我十分感叹：市场经济，真是一所魔力大学，能将原本传统的工匠，培养成具有现代管理思维的“企业家”。
赵树民建议我，买灯具应去“灯具之都”——广东中山古镇镇，其价格不到上海的一半。
我用了一个周末，飞了一趟广东。同样的灯具，这里的价格只有上海的一半，我除去机票钱，还省了不少钱。更大的震撼是，这个全世界公认的“灯具之都”，居然是在广东中山市下属的一个小镇。更让我惊奇的是，这个小镇的崛起竟是由一个小小的工匠带来的“头羊”效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匠陈师傅在古镇镇办了个灯具厂。陈工匠挣上了钱，变成了陈老板。亲朋乡邻都仿效，小镇逐步形成了一条由上百家厂商构成的产业链、发财链。
购买装修材料时，我注意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全国各种装修材料的生产地，大都在广东、浙江、福建这三个南方省份，并且均在原传统工匠聚居的乡镇。这一现象的奥秘，就在于乡镇受到的行政干预较少，市场说了算。所以，这些传统工匠聚居的乡村——石匠村，发展成了“石材之都”；瓦匠村，发展成了“瓷砖之都”；铁匠村，发展成了“五金之都”；木匠村，发展成了“橱衣柜都”；陶匠村，发展成了“洁具之都”……
李振，安徽六安人，赵树民的油漆工。刮腻子、打砂纸、刷涂料、刷油漆，是油漆工的工作。
我送盒饭、矿泉水时，小李正站在人字梯上，用砂纸打磨天花板。只见满房都弥漫飘浮着白灰，小李满身是白灰，连睫毛上也落满了灰。再看天花板，被小李打磨得平整光滑。我情不自禁地夸奖着这个大男孩，并招呼他下来喝水吃饭。
小李下梯后，点了一根烟。随着缭绕飘散的烟雾，他那双睫毛落满白灰的双眼，不停地扫视着天花板，专注的神态，就像在欣赏一幅精美的油画。大男孩吸完最后一口烟，回过头，十分肯定地对我说：不行，还有不平的地方。
我抬头，再看了一遍天花板：我怎么看着都很平呀？只见大男孩拿着棍子，绑上节能灯，通上电后，指着天花板说：朱大哥，你看到了吧？这些地方还不平。他又站上了人字梯，去打磨那些不平的地方。
一丝不苟，是工匠精神的精髓。
横平竖直，是工匠心中的美学。
李振边吃盒饭，边与我聊了起来。他告诉我，他十七岁就学徒，做了油漆工，二十岁就当了爸爸，现在是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打工挣来的钱，就是全家的饭费，孩子的学费，还房贷的钱。为了省钱，他在上海打工十六年，都是睡在工地上的。
大男孩突然问我，朱大哥你知道全年有多少休假日吗？我没有答上来。115天！大男孩肯定地回答。他接着说，因为上海管得特别严，这115天的休假日，是不能装修干活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干好当下每一个活，这样才能有口碑，有信誉，有新的活。
大男孩的一席话，让我骤然对他刮目相看了起来。我觉得他像一座很大很大的大山，一座支撑全家饭碗的大山！
这些年，我与赵树民和他的师傅们，都成了好朋友。他们遇到问题和烦恼，都愿意找我相助。2018年春节，赵树民和他的爱人愁眉苦脸地找到我。他们的儿子在上海读初二，学校善意地通知家长，催儿子转学。因为赵树民两口子是江苏户口，儿子自然也是江苏户口。外省户口的孩子，是不能在上海中考和高考的。我们最后商定，让孩子转到苏州上学，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方案。
我与赵树民两口子一起陪孩子去苏州学校面试。我知道孩子喜欢篮球，为了调节气氛，我一会聊NBA，一会侃CBA。可孩子只是勉强地敷衍我。他突然问了一句：爸，国家为什么要有户口？
关于户口的问题，我绝对明白，但我不希望给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带来困惑和烦恼。我扭过头，看着孩子：你只要比别人多一份刻苦，你的命运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将来你就会比别人多一份人生财富。
十四岁的孩子，被我善意的“鸡汤”，灌得似懂非懂。但孩子眼中，已少了些失落的目光，多了些希望的神色。
一晃，赵树民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今年五一假期，赵树民一家人和他哥哥专程请我吃饭。三年没见，赵树民儿子已经长成了一米八五的大小伙。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孩子非常懂事，志向明确，就是要考进上海的“双一流”大学，将来再考研究生，用自己的实力落户上海，成为一个有知识的新上海人！
赵树民，十七岁来上海。在上海辛苦做了半辈子工匠，始终与上海户口无缘。但他身上锲而不舍的工匠精神，传承到了下一代。
我时常在想，这些工匠兄弟，个个都身怀技能，又能吃苦。如果我处在兄弟们的位置，我连自己都养不活。所以，和工匠兄弟们交往时，我都会发自内心，带着敬意“下蹲”。可我每次“下蹲”时，便能感到兄弟们会更加谦卑地再“下蹲”。这种谦卑的再“下蹲”，让我不仅不敢当，甚至还忍着满满的心酸和愧疚。
他们这一代工匠是幸运的，赶上了国家改革开放，允许农村工匠进城打工挣钱，告别了父辈们只能牢牢地被拴在农村的时代。同时，他们又是无奈的一代工匠，为了改变下一代命运，他们刻意“下蹲”，以自己一生的奉献，为孩子们铺路、搭桥、当垫脚石。
中国工匠，真的很伟大。向我的工匠兄弟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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