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走向融合——《罪与罚》中男性人物的双性倾向女性气质

男性倾向:理性与社会性别秩序三重关系

康奈尔在《男性气质》中写道:“支配性男性气质通过宣称体现了理性力量并因此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

这句话从心理层面上阐述了男性气质的主要核心表现为理性的力量。仔细观察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整个犯罪过程,不难发现理性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犯罪前,他精密地计划,全面地分析,不断地演练,曾多次前往老太婆的住所并不断打量周围的环境以及屋内的布局,清楚地知道从他那幢公寓的大门到老太婆家刚好七百三十步。

他会在大衣内缝上绳套便于悬挂斧子,制作抵押品来分散老太婆的注意,在行凶后检查五次自己的衣服,“连最后一根线,最后一片布都不放过”。

理性推动着犯罪的进行,而这场犯罪是拉斯柯尔尼科夫证明自己主导地位的尝试,是他对男性社会性别的自我证明。

警官波尔菲里同样具有理性。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后,所有人都没怀疑他,甚至对案件推理十分清晰的拉祖米欣也没有怀疑在警局晕倒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凶手。

而波尔菲里在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周旋中,通过细节的推理、心理的推敲、理性的判断已经认定了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凶手,并且十分坚定。

在他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第二次交锋时,小市民米珂拉的自首也没有打消波尔菲里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怀疑,展现了一个仅三十五岁的侦查员的老猎手般的敏锐、狡猾、细致和老练。

他虽然早已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凶手,但是并没有马上抓捕,而是不断击溃他的心理防线。他想要的并不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肉体认罪,而是从心灵深处认罪,于是他一次一次与其交锋,是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精神的征服。

除却心理学层面,男性气质更是一个社会现象。康奈尔在《性别与权力》一书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秩序三重关系的理论,即生产关系、权力关系和情感关系三者在社会层面相互影响,最终构成了社会的性别秩序。

本文据此来定义男性气质:生产关系上,男性运用理性试图控制财富,构筑男性权力世界;

权力关系上,男性通过压迫女性,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以此来彰显男性气质和男性地位;

情感关系上,男性通过带有霸权色彩的文化,使女性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形成男性高于女性的纽带关系。

我们可以从这三重关系来考察小说中男性人物的男性气质。

小说开篇便交代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窘境:穷困潦倒,三餐不济,沦落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为了生活典当父亲的遗物,却受到了一位女性——老太婆的剥削。

这使得他的男性自尊受挫。于是在决定杀人的时候,他选择杀死一位女性。虽然他为自己预设了一个改造世界、为他人带来福利的目的,但这个目的是虚设的。其真正的目的是证明自己的社会性别,彰显男性气质和地位。

其次,拉斯柯尔尼科夫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杀人,试图获取财富,以获得人生起步的资本,并希望以此来达到权力的最高峰,构筑自己的权力世界。

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心想要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为了同“虱子”们划清界限,建立男性的优越感,老太婆成了他欲望的牺牲对象,他通过杀人来完成建构男性高于女性的纽带关系。

斯维里加洛夫的身份是地主,属于社会权利的执掌阶层。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点,充分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对地位低下者,尤其是女性,肆意妄为,进行各种压迫。

他虐待奴仆、放纵肉欲、玩弄女性,曾强奸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并导致了她的自杀。在他看来女性不过是用来发泄欲望的工具。

杜妮娅的出现,激起了他征服的欲望。为了得到杜妮娅,他背叛家庭、杀害妻子、用金钱诱惑,最后更是想要通过暴力来得到杜妮娅。

陀氏借马尔梅拉多夫从反面来论证传统的男性气质。马尔梅拉多夫本身具有男性的地位,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是九等文官,还娶了一个军官的女儿为妻。

传统的男性气质要求父亲应当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承担养家的责任。但他却意志薄弱,有着酗酒恶习,没有能力赚钱养家,保护妻子和孩子们,由此产生负罪感。

当他再次无法自控,酗酒失去最后一份工作时,他在酒馆里向众人宣告自己的堕落行径,并试图博得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同情,挽救心底仅存的尊严。

正是单方面倡导男性气质导致了马尔梅拉多夫的悲剧。马尔梅拉多夫作为一个男性的负面形象,不具备男性特质,因此给自己的生活和家人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

女性倾向:非理性与情感自由

在人们熟知的男权制意识形态中,男性被认为是理性的,而女性则是情感性的。在社会文化观念系统中,所谓男女性气质主要从社会活动空间和性格特质两方面界定。

男性的社会活动空间以公共空间为主,强调公共场合对情感的抑制,女性则是以私人空间为主,情感的丰富和自由被看作是女性的专利。在小说中,不少男性人物身上都有了这些女性气质。

在男权制意识形态看来,男性情感的失控被视作是具有浓厚的女性气质的行为,小说中拉斯柯尔尼科夫敏感、神经质、反复无常、多次晕倒都是其女性气质的表现。

拉斯柯尔尼科夫收到母亲的信后,他能敏锐且迅速地察觉到母亲的忧虑以及杜尼娅婚姻的实质,感受到她们为他做出的牺牲和苦楚。但他无法改变一切,这让他陷入了无尽的痛苦,失去对情感的控制。

他不是高度理性和冷漠的人,他会很冲动地和房东患有肺结核病的女儿结婚,会在自己贫困的时候掏钱帮助穷人,又在给钱之后责怪自己;在街边遇到醉酒的女孩时,一会掏钱请警察帮助她,一会又说别管她,反复无常,具有神经气质。

在杀了人之后他感到极其痛苦,他会失落而去找索尼娅倾诉。这些都体现出他敏感、冲动的特质。

在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波尔菲里的对峙中,他不由自主地显示出非理性、敏感的女性气质,女性气质的暴露让波尔菲里进一步进入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世界。

在女性化的男人面前,拉斯柯尔尼科夫信奉的理念遭到质疑和拆穿。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无情地嘲弄,使他进一步觉醒,让他意识到理性构筑的信仰中无法回避的缺陷与谎言。

斯维里加洛夫在烟酒与肉欲中感到极端的虚无,他对一切都无所谓,有着无动于衷的冷漠病。坚强且骄傲的杜妮娅的出现改变了斯维里加洛夫,他渴望得到具有性格力量的杜妮娅的救赎。

但在杜妮娅的一次次拒绝中,他产生了幻觉,常常能看见农奴和妻子的鬼魂,精神逐渐崩溃。而精神崩溃在传统意识形态中被认为是具有女性气质的。

马尔梅拉多夫是一个善良而感性的人,他会在酒吧激动地诉说妻子和女儿的不幸,忏悔自己的过错。唠叨的语言违背了男性气质所要求的谨言慎行。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恶习,保护不了妻子儿女。

他意识到自己不被社会男性气质所认同,因此接受了妻子的打骂,与妻子卡捷琳娜的位置发生了互换,在公共场合他心安理得地接受妻子的痛骂和捶打,甚至会跟在卡捷琳娜的身后爬过去,体现传统女性具有的“顺从”。

同样,陀氏赋予了波尔菲里女性化的倾向。首先表现在生理特征上,他的身形“有点女人气”,神情中带有“娘儿们式的慈祥和惶悚”,“像个女人似的摇了摇头”。

其次在人物性格上,波尔菲里对拉斯柯尔尼科夫抱有同情心和对失败者的共情。只要拉斯柯尔尼科夫去自首,他愿意为他争取减刑。

陀氏借助这些男性人物身上的女性气质从另一方面阐述了传统男性气质对男性的迫害。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老太婆后,他的精神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折磨,几近崩溃。

斯维里加洛夫在自杀前提出“我是恶棍呢,还是一个牺牲者?”的问题。马尔梅拉多夫不断寻求精神自虐以妄图天国的降临。

千百年来的父权社会性别体系造就了性别的二元对立,男性处于权力的中心,拥有无可非议的性别霸权,女性则被边缘化,成为他者。

但陀氏看到了性别二元对立的弊处,它不仅使女性成为牺牲品,男性同样受到了父权制等级制的压迫和关于男性自由的神话的压迫。

陀氏认为人性具有深度、生动性,是有机且统一的,人不该只有一种性别气质,应当是综合气质的。

双性气质的和谐发展

19世纪中叶,为了反抗沙皇贵族的统治,一批知识分子引进西欧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制定了唯物主义哲学。

而西欧文明和文化的发展是父权和男性本位化不断滚动的历史。从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就明确将男性置于女性之上。

亚里士多德很早便指出:“在本质上男性是优越者,女性是卑劣者;一方统治,另一方被统治。卑劣的一方在本质上就要成为奴隶……他们应该服从主人的法规。”

1861年农奴制废除,整个俄国的宗法制、专制主义的根基随之动摇,由此带来旧家庭的解体、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妇女问题的提出,两性的二元对立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俄罗斯文化正处于一个分裂状态。陀氏看到了性别二元对立的不合理以及当下的男性气质危机,于是尝试通过对父权中心的消解和对男女二元对立的解构解决女性问题。

首先是对传统意义上“父亲”的解构。嗜酒如命的马尔梅拉多夫象征了“父亲”逾越庸俗无能的边界、堕落到了恶魔的深渊,亲缘意义上的“父亲”全面崩毁。

在家庭中,嗜酒的马尔梅拉多夫通过自己令人心寒、毫无理性的行为失去了父亲的权威。斯维里加洛夫也是一位传统的父亲,他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成功的父亲,但他却肆意玷污幼小的女孩,最后用自杀来赎罪。

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父亲在面对他去拯救母马的请求时,选择了逃避,代表了无力承担弱者的众人。

陀氏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变化指出了俄罗斯文化分裂时他的站位,并意图探寻新的男性气质。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论点颇为相似,是西方哲学的产物。陀氏让拉斯柯尔尼科夫通过观察马尔梅拉多夫之死以及卢仁和斯维里加洛夫对女性的压迫行为,使他逐渐意识到自身及自己信仰中极大的谎言。

拯救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是索尼娅,她代表了俄罗斯的传统文化。面对索尼娅的感化,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方面被吸引并逐渐对她产生认同,一方面又害怕自己的“超人”理论被推翻。

这使他的内心平添了一种可怕的焦虑和迷惘。拉斯柯尔尼科夫表达了俄罗斯儿子们所遭受的与转型的男性气质有关的焦虑。当拉斯柯尔尼科夫拿破仑式的幻想磨灭时,他性别中的等级观念彻底瓦解了。

这也意味着传统俄罗斯文化的胜利。拉斯柯尔尼科夫被追求、跪下求爱,以及昏厥标志着他通向女性身份的旅程。同时也是通向新型的男性气质的艰难的旅程。

正如陀氏在结尾处写道:“但这已是一个新的故事的开端,这故事说的是一个人如何逐渐获得新生,他逐渐蜕变,逐渐从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逐渐认识到迄今为止他完全不了解的现实。”

对于新型男性气质的建立,在小说中,陀氏也指明了一条道路,那就是拒绝单一性别论,倡导人物双性气质的和谐发展。

引进西方文化后,对理性的过度追求和俄罗斯民族传统中男性的冲动型气质,产生分裂,导致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杀人罪,斯维里加洛夫的强奸罪是对女性控制的追求导致的。

通过两种最严重的罪,陀氏对传统男性气质提出质疑并进行反击。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男性人物身上的男性气质逐渐衰落,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女性气质越发明显。

在小说后半部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梦中杀不掉老太婆,斯维里加洛夫控制得不到杜妮娅,二人都开始怀疑自身的男性气质。

陀氏通过赋予男性人物的女性气质,使他们与女性联系紧密,引导男性走向新气质的建构。他们不再是毫无情感的、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掌权者,也有自身的弱点和不堪。

正因为他们身上的女性倾向,才能迎来了自己的救赎。拉斯柯尔尼科夫打破大男子主义的幻想,在心灵上服罪并亲吻被玷污的俄罗斯大地。

斯维里加洛夫也“被他者的声音紧紧地抓住,就像在其中安了家一样”。而给予他们救赎的正是具有双性倾向的索尼娅与杜妮娅。

正是在她们的感化下,男性人物自身的双性倾向达成平衡,进入了双性交织融合的全新世界。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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