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大量企业和家庭的收入和现金流周转带来冲击。日本政府为应对疫情导致的经济恶化，推出了加强流动性支持、提高金融机构向企业和家庭提供融资的意愿、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项主要措施。日本银行业积极配合政府的纾困政策。目前企业经营风险尚未传导至银行业，但风险存在滞后性。随着纾困政策结束，预计将产生大量的不良债权，银行业短期内资产质量承压，部分业务受阻。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在疫情过后的修复，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和营收的长期影响有限，同时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塑可为银行业创造大量的业务机会。由于疫情对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形成了根本性影响，数字化经营有望成为银行业在后疫情时代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疫情下的日本宏观经济
日本疫情发展趋势
日本宏观经济遭受冲击
疫情对GDP、产业活动指数的影响。新冠疫情爆发后，日本政府虽未采取类似其他国家的严厉封城措施，但采取的限制性措施仍使已经疲软的经济再受打击，2020年二季度各项经济数据全面恶化，经济萎缩创纪录。日本二季度GDP环比下降了7.9%，按年化计算实际下降了27.8%，创下了自1980年发布GDP可比记录以来的跌幅最高记录。鉴于日本当前经济活动再次受到“紧急事态宣言”的影响，经济复苏前景仍然不明朗。与经济景气度密切相关的各实体产业活动指数大幅下降，反映出各行业均受到较大影响（见图1）。在实体经济疲弱的情况下，日本银行业很难独善其身，由于日本政府推出的贷款纾困政策，企业经营风险还未传导至银行业，风险存在滞后性，随着纾困政策结束，预计将产生大量不良债权，将对银行经营造成冲击。
图1 日本产业活动数据
疫情对失业率的影响。2020年三季度日本失业率为3%，较前一季度上升了0.2个百分点，失业人口增至198万人。受疫情影响，新增就业岗位相比2019年同期减少了32.1%，其中住宿餐饮业减少了55.9%，服务和娱乐业减少了44.2%。虽然失业率达到三年以来新高，但相比其他发达国家仍处于较低水平。三季度有效求人倍率为1.2（求人倍率指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虽连续5个月减少，但仍高于1，表明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日本仍未摆脱由于人口老龄化造成的有效劳动力紧缺的状况（见图2）。
图2 日本失业率
疫情对CPI的影响。疫情爆发后，日本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全国核心CPI年率由2020年2月份的0.8%下降至11月的-0.9%。虽然日本央行向市场提供了大量流动性，但由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石油等资源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大幅缩减，商品和服务价格受到供需不平衡的影响持续下降。为使日本经济走出通缩，日本央行于2013年确立了2%的通胀目标，希望通过实施超宽松货币政策达成所愿，但目前核心CPI年率已下滑至零以下，通缩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通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维持在零以下，超低利率水平预计会延续到2023年（见图3）。
图3 日本全国核心CPI年率
疫情下日本银行业受到的影响
远程办公成为主流工作方式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要求日本银行业在防止内部感染的基础上，继续为客户提供存款、贷款、汇款等金融服务，同时要求将营业网点的出勤率保持在最低限度。为达到这一目标，日本各家银行均通过扩大远程办公的方法应对疫情。受益于远程办公IT系统的不断完善，综合考虑远程办公对于经营成本的节省，大量银行已决定在疫情结束后仍维持目前部分员工远程办公的工作方式。
三菱UFJ银行在疫情期间的员工出勤率为50%，并计划在疫情后继续维持这一比例。自2016年三菱UFJ银行即开始尝试为在总部工作的员工提供远程办公服务，逐渐探索配套解决方案，疫情因素更加坚定了其长期执行近半数员工远程办公的计划。为确保远程办公效率和信息安全，三菱UFJ银行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在大城市周边建立了19个远程办公基地，基地设置会议室和私人工作房间，远程办公的员工可以根据居住地就近选择临时使用。二是向国内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员工分发了约3.5万部专用智能手机，以取代个人使用的固定电话。专用智能手机不仅可以用于通话，还可以用于在线会议和内部聊天，银行内部规定工作时间员工须随时关注手机，工作效率得到大幅提升。三是向员工分发约1.7万台笔记本电脑，专门用于业务处理。笔记本电脑采用三菱UFJ银行自主开发的客户端操作系统“Resalio Lynx”，而非Windows操作系统，同时开发了集中管理工具和功能，在确保业务远程办理的基础上，提高了远程办公的安全性，为长期远程办公提供支持。
瑞穗银行在疫情发生后也出台了远程办公管理办法，规定约占全部员工人数25%的人员永久通过远程办公，并计划在东京周边建立9个卫星办公室，不设置固定座位，为远程办公人员提供必要的临时工作场所。三井住友银行将远程办公的人数设定为全部人员的30%，向远程办公人员提供了3400部专用终端设备，同时采取弹性工作制，鼓励非高峰出勤和轮班工作。
低利率经营环境进一步加深
日本银行业长期受低利率环境影响，同业竞争激烈，利润率相对较低。为应对疫情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影响，日本央行推出了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由于疫情发生前日本利率已处于极低水平，此次货币宽松政策重点为加强信贷支持和降低风险溢价。加强流动性支持、提高金融机构向企业和家庭提供融资的意愿、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是日本央行应对疫情导致经济恶化的三项主要措施，即在宽货币的同时确保宽信用。从日本央行在历次危机时所持风险资产规模、提供的资金支持操作规模和日本国内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来看，此次应对疫情的货币政策支持力度都是空前的。造成的结果是，日本利率将长期处于极低水平，对于依靠传统利差收益获取经营收入的银行，经营环境更加恶劣，同质化银行竞争压力增加。
银行个人类业务持续萎缩
信用卡交易量急剧下降。日本政府在2020年4至6月颁布“紧急事态宣言”期间，要求民众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受此影响，2020年4～6月信用卡交易量同比急剧下降了13%。“紧急事态宣言”解除后，政府通过向民众提供旅行、餐饮消费补贴，刺激经济复苏，信用卡交易量有所回升，但随着政府第二次颁布“紧急事态宣言”，预计信用卡交易量将继续低迷。
个人消费类贷款持续下降。疫情发生后，个人消费类贷款余额与2019年同期相比持续下降，至2020年三季度降幅接近10%。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就业环境恶化、收入降低的影响，消费类资金需求急剧下降；二是政府针对居民的帮扶措施以发放现金补贴为主，未通过银行向民众提供贷款。
疫情迫使日本银行业结构重塑
日本银行业机构分布。日本银行业主要由中央银行、政策性银行和普通商业银行组成。日本银行是日本的中央银行，根据国民经济的要求，管理日本辖内银行的业务，调节通货和信用以及实施金融政策。日本政策性银行包括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和日本国际协作银行，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是为贯彻、配合政府经济发展政策或方针，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从事政策性融资活动的银行。普通商业银行是日本银行体系的主体，根据日本金融厅公布的信息，目前日本银行业包括4家都市银行和104家地方银行。都市银行以日本东京、大阪等都市作为总部，业务经营遍布日本全国，均为拥有大量存款资金的巨型银行，4家分别为三菱日联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瑞穗银行、里索那银行。地方银行以日本各都、道、府、县内的中心城市作为总部，数量众多，大多数为所在地区的最大金融机构，但与都市银行相比规模较小，主要为本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对于区域经济影响力较大，一般担任地区主要企业的主要融资银行，规模较大的有横滨银行、静冈银行、京都银行、千叶银行等。
各类型银行受疫情影响差异较大。疫情发生后，日本政策性银行主要向日本支柱产业的巨型集团公司提供紧急融资。由于日本政策性银行主要由政府出资，且不以营利为目标，因此受疫情影响最小。
日本都市银行由于前期轻资产转型较为成功，通过利用自身多元化优势为客户量身定制组合化金融商品，严格控制贷款规模，风险加权比重较低，截至2019财年，三菱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权重分别为34.21%、28.02%和28.95%，大幅低于地方银行平均水平。都市银行通过轻资产化转型，收入结构和盈利结构明显改善，日本三大行净利息收入占比不断下降，2019财年三菱UFJ银行、三井住友银行和瑞穗银行的净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30.07%、30.31%和21.42%，相比地方银行处于低位，对传统业务的依赖度最低。同时，根据日本主办银行制度，都市银行一般是东京交易所上市企业的股东之一，近期日经指数大幅上涨，突破27500点，创30年零4个月以来新高，股权投资的收益也有效弥补了传统贷款收益受到的影响。整体来看，都市银行经营较为稳健，风险相对可控，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小。
日本地方银行主要服务于各都、道、府、县，规模普遍较小，专为本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受地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由于近年来日本人口减少，地方经济增长乏力，银行间争夺优良企业融资的竞争日趋激烈，日本政府推出负利率政策后，存贷差进一步缩小，地方性银行近年来有向收益率相对较高的个人融资业务转向的趋势。由于此次疫情对个人业务打击较大，地方银行盈利能力受到较大影响，与此同时地方银行的客户以中小企业客户为主，为响应政府号召对中小企业贷款的审查标准大幅放松。截至2020年9月末，地方银行受理中小企业贷款申请87.2万件，审批通过82.4万件，通过率为94.5%，累计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14.15万亿日元，约合1400亿美元（见图4）。在当前政府提供利息补贴的情况下，地方银行可以保持稳健经营，补贴政策将持续到2021年3月，关于下一步是否继续执行该计划政府并未明确。随着政府再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预计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将再次大幅增加。对于地方银行来说，有信用保证协会提供担保和政府利息补贴的贷款是没有风险且稳定获利的业务，但如果一旦政府补贴政策停止，担保期限到期，如中小企业经营复苏缓慢，地方银行将面临巨大风险。
图4 2020年5～9月地方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金额和件数
主办银行制度进一步强化
日本银行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主办银行制度，即银行不仅单纯作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而是与企业建立长期服务关系的机构。日本通常将对企业按融资顺序排列在第一位的银行称作主办银行，第一位以外的银行被称作“准主办银行”。主办银行和准主办银行形成的主银行体系被称作“主办银行群”，主办银行制的功能通过“主办银行群”的共同协作实现。主办银行除了为企业提供贷款外，也为企业提供外汇买卖、债券发行、现金管理等多样化金融服务。同时，主办银行是企业最大的股东之一，在东京交易所上市的大企业中，主办银行是银行股东中最大股东的企业比重高达60%以上。作为大股东，主办银行向企业派遣人员担任企业的重要职务，以便及时了解企业的经营状况，并帮助企业加强经营管理。
疫情下，主办银行承担企业救助责任的义务得到充分体现，作为企业最大股东的主办银行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发展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因此，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通常仍给予紧急融资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并在必要时主导企业的重组。此次疫情加深了主办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日本银行业特有的制度。
日本银行业应对疫情采取的措施
日本央行推出超常规货币宽松政策
为加强流动性支持、提高金融机构向企业和家庭提供融资的意愿、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日本央行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通过直接购买国债、直接购买商业票据和公司债、补充存贷款便利向市场提供流动性，维持超低利率水平；二是通过直接购买公司债、ETFs和J-Reits降低市场风险溢价；三是通过资金支持操作和贷款支持计划刺激银行借贷，鼓励向疫情中更易受冲击的中小企业与家庭部门提供更加稳定的资金。
直接购买国债,维持超低利率水平。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为支撑经济，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一部分资金通过增发国债筹集，因此利率面临上升压力。为维持市场低利率环境，日本央行取消了每年国债购入额不超过80万亿日元的最高限额，更有效地通过货币市场操作投放基础货币和提供流动性。截至2020年8月末，日本央行持有日本附息国债规模已达535.71万亿日元，占日本附息国债未尝总额的54%。
直接购买ETFs和J-Reits,降低市场风险溢价。日本央行通过购买日经225指数基金和日本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以降低风险溢价，从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疫情发生后，日本央行宣布将ETFs和J-Reits购买规模分别增加一倍至每年12万亿日元和1800亿日元。截至2020年8月末，日本央行所持ETFs和J-Reits的规模分别为33.99万亿日元和6293亿日元，较疫情前分别增加5.12万亿日元和718亿日元。由于自2010年开始持续购买，日本央行已是日经指数225家公司中200多家的前十大控股股东。
通过资金支持操作援助纾困企业。疫情发生后，日本央行设立为应对新冠疫情的特殊资金支持操作，允许以公司债作为抵押向金融机构提供为期一年的零息贷款，相当于日本央行为企业提供了外部增信，因而加强了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支持，缓解企业融资困境。同时，以无抵押隔夜拆借利率向金融机构提供期限为一至三年期的可展期贷款，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总规模为30万亿日元。该政策推出后，央行资金支持贷款余额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增加，截至2020年8月，日本央行通过资金支持操作提供的贷款余额已达86.12万亿日元。
政府通过补贴引导银行向中小企业放贷
日本政府通过对银行进行补贴，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零利息、无担保的制度性融资，且政府为银行提供的利息补贴高达2%，远高于市场平均水平，因此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援助贷款。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企业经营数据，从税前利润看，受疫情影响，各类企业税前利润均大幅下降，非制造业企业下降幅度大于制造业企业，中小企业下降幅度大于大企业。根据日本财务省划分标准，资本金在1亿日元（约合96万美元）以上企业为大企业，资本金在1000万日元至1亿日元之间为中小企业。
从营业收入数据来看，2020年4月至9月全产业营业收入同比下降了14.6%，其中制造业下降了16.5%、非制造业下降了13.8%。建筑业、通讯业、不动产业受影响较小，下降幅度在10%以内；住宿业、生活相关服务业和娱乐业等企业的营业收入下降幅度较大，同比急剧下降50％以上，随着疫情继续蔓延，这类企业的绩效会持续下降，公司破产可能性大幅增加，因此需要银行紧急资金支持。
日本金融厅通过监管监察督促银行放贷
日本金融厅作为银行的监督管理部门，要求银行在疫情下要充分了解客户实际情况，通过变更贷款条件、新增贷款等方式向企业提供金融援助，对企业资金流的援助工作被作为监管检查的重要事项。
金融厅针对企业对银行信贷的实际需求进行了调研，大部分企业经营者希望变更当前贷款条件，允许当前贷款到期后延长至少1年以维持企业的经营运转。对于失去还款资金来源的经营者，提供6个月的短期贷款以备资金周转。对于响应政府号召暂缓收取租户1年房租的物主，银行可就房租收入减少额向其融资。取消变更贷款条件通常应收取的违约金和手续费等。业务流程方面，对于变更贷款条件的客户，不要求客户追加新的资料和数据，原则上依据以前提供的资料判断可否变更贷款条件；对于新申请贷款，如果客户经营状况和资金收支状况等必要资料不完整，可通过问询等方式补充。金融厅将上述信贷需求发送至银行，要求认真研究落实。同时要求银行与客户共同商讨经营困难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了日本主办银行制度的特征。对于销售收入减少的信贷客户，通过银行客户网络系统提供撮合服务来扩大销售；对于客户原材料采购环节受阻的情况，银行应共通信息，协助客户介绍供应商资源。金融厅表示将监督银行从企业提出融资需求到受理审查用了多长时间，管理业务进展情况，各银行营业网点收集到的信息以及和客户的交谈内容应随时录入系统，银行管理层需及时把握这些内容，发现网点营业人员对应不充分的，应做出必要的指示。金融厅的一系列举措和要求，也促使银行业向有实际资金需求的企业放贷。
全国信用保证协会提供外部增信鼓励银行放贷
为鼓励银行业向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中小企业贷款，消除银行对于中小企业倒闭导致贷款无法收回的顾虑，日本全国信用保证协会免费为申请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如果贷款发生逾期，在一定期间内可由信用保证协会代客户还款。截至2020年10月末，担保承诺额和担保项下贷款余额均创历史新高，担保项下贷款余额接近40万亿日元，约合3800亿美元，超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水平。由于银行对于信用保证协会担保下提供的贷款不用承担风险，且能稳定获利，造成贷款审查条件宽松，对中小企业过度放贷，未来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超额债务将成为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业的难题。
银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信贷投放向中小企业倾斜
疫情发生后，大量日本中小企业营业收入急剧减少，现金流紧张，为防止企业大规模倒闭，日本政府、日本央行和日本金融厅通过各种纾困政策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日本商业银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履行社会责任，向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中小企业提供大量信贷支持，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根据日本银行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6月末，日本银行业公司类贷款增速较2019年同期增幅为8.7%，其中中小企业贷款增幅近4%，创下过去20年最高增速记录，预计未来将持续保持较高水平。
从统计数据来看，日本银行业有针对性地向中小企业投放了大量贷款。截至2020年9月末，银行向日本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218.8万亿日元，约合2.11万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增加了6.1%，其中住宿业和餐饮业增幅高达29.1%。通过放宽审核标准、减免贷款审核材料、减免业务手续费等扶持措施，日本银行业在存量贷款到期后为大量中小企业办理了贷款延期，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减缓经营流动性压力，避免大量中小企业受疫情影响而倒闭，为疫后经济复苏争取了时间。
疫后日本银行业经营预测
新冠疫情对日本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为大量企业和家庭的收入和现金流周转带来冲击，银行业短期内资产质量承压，部分业务受阻。长期来看，随着经济在疫情过后的修复对银行业资产质量和营收长期影响有限，同时因疫情导致的全球供应链重塑可为银行业创造大量业务机会。由于疫情对银行业的经营方式形成了根本性影响，数字化经营成为银行业在后疫情时代中取得成功的关键。
短期内营收承压但长期依然可控
此次疫情对日本旅游、住宿、餐饮、零售、交通运输、娱乐文化、线下教育等行业影响较大，这些行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营业能力、现金流以及还款能力大幅减弱，虽然政府通过贷款补贴等纾困政策延后了信用风险的暴露，但大量政府支出加重了日本国债负担，预计纾困政策不会长期执行，随着政策取消可能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不良贷款。同时，疫情使得很多企业和个人收入出现短期下降，也会对银行存贷款业务产生一定冲击。虽然目前影响还未反映在银行业财报中，但综合来看疫情对银行业短期营收和资产质量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期来看，经济在疫情过后的修复与反弹也将改善受影响企业的资金状况，对银行业的长期影响有限。
全球供应链重塑为银行业创造机会
疫情之下，全球供应链面临“生产停滞、运输延迟”两大冲击，对供应链的稳定性造成较大影响，全球供应链发展逻辑发生根本变化。日本政府为降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通过提供补贴鼓励日本企业从中国撤回日本或迁往第三国，以降低日本在外海市场的集中度风险，供应链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和配套金融服务，预计未来可为银行业创造大量业务机会。
疫情改变了全球供应链发展逻辑。过去30年全球供应链发展的逻辑是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但随着疫情的持续影响以及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未来全球供应链将更加侧重于稳定性，甚至不惜牺牲部分成本和效率。预计未来全球供应链将更加分散化，发展趋势将围绕终端市场布局，供应链靠近终端市场，与终端需求高度匹配，以确保供应网络更加稳定。
日本企业调整供应链态度积极。日本企业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在前沿科技、医疗医药和高端制造领域有非常多的优势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以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为主，在全球各地设有大量工厂。疫情发生后，日本政府积极鼓励日本企业调整全球产业链布局。2020年3月，日本政府在支出预算中增加了专门用于供应链重组的政策性资金，提供了2453亿日元（约合24亿美元）的补助金，用于帮助日本企业从中国撤回日本或者迁往第三国。第一期补助金申请时间截至2020年6月底，当时仅有87家企业申请，但在截至2020年7月底的第二期申请中，申请企业迅速增加至1670家，申请总额达到18000亿日元（约173亿美元），表现出日本企业产业链调整的积极性非常高。日本政府虽然计划增加预算额，但资金缺口仍然非常大。按照计划最先开始搬迁的是口罩生产和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等，后续延伸至多个行业。
日本企业主要针对传统供应链模式进行调整。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供应链中以两种不同模式存在。第一种为传统型供应链模式，企业产品在中国等海外国家生产组装，原材料及零部件来源于第三国，产品销售主要面向全球。第二种为“地产地消”模式，即在中国等海外国家采购中间商品和零部件进行生产，并仅面向中国国内的市场销售。由于第一种传统模式受运输等外部因素影响稳定性不足，日本企业主要计划调整第一种供应链模式，第二种模式调整的必要性较低。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实施的海外日本企业调查发现，在在华日本企业中，考虑转移生产基地的企业为159家，搬迁目的地主要是越南39家、泰国23家以及其他东盟国家，打算回归日本的只有11家；考虑改变采购地的企业为170家，考虑改变销售地的企业为83家。可以看出，转移生产基地的仅占38%，大部分日本企业计划通过调整采购地和销售地将传统供应链模式调整为“地产地消”模式。
全球供应链调整将带来大量业务机会。日本企业产业链调整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政府补贴与实际需求缺口较大，银行可以通过提供专项融资计划创造收益。产业链的转移和调整需要配套大量金融服务，银行可以在跨境场景下发挥信息中介的作用，提供信息发布、精准匹配和智能推送，为企业采购地、销售地调整提供撮合服务。对于计划生产基地转移的企业，通过境内外联动为其在全球寻找合适的收购目标提供投资银行、财务咨询等服务，同时也可为企业提供债务市场融资渠道。通过“撮合—咨询—融资”的业务模式，全球供应链调整将为银行业带来大量业务机会。
数字化经营转型加速
疫情对社会运转和人类行为方式造成了深远影响，线上金融业务更加受到认可，网点转型、金融科技的运用、综合金融服务等事项将成为银行未来成功的关键，预计银行业数字化经营将加速发展。疫情发生以来，日本政府及监管部门多次强调加强线上金融业务服务，引导企业和居民通过互联网、手机App等线上方式办理金融业务。预计利用金融科技发展的新业务模式将进一步发展并发挥积极作用，银行网点也将加速转型。因保持社交距离难免在银行与客户之间形成隔阂，银行业将重点研究如何重塑客户体验，不仅运用数据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推荐，还将互动与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这种模式将有效应对疫情封锁这样的重大危机，利用数字化经营拉近客户关系，产生积极影响。
作者系中国建设银行东京分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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