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认为网络和社交媒体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网络乐观主义人士的主要论点是什么？与之相对的反驳意见又是什么呢？
·什么是技术决定论？它是如何作用于有关数字媒体和社会转型的乐观和悲观两方立场的？
·人们是如何找到一种平衡网络乐观主义与网络悲观主义的中间观点的？
网络乐观主义 网络悲观主义 技术决定论 网络中心主义
可沟通的资本主义 技术解决主义 集中智慧 大众生产
在本章中，我会介绍关于互联网如何促进社会转型的辩论和相关文献。主要存在乐观和悲观两种观点。这些观点的不同层面在不同维度流动，在不同情境中有着不同的目的。然而，数字技术并没有对社会造成积极或消极的单方面影响。正如我在其他场合所做出的论述（Lindgren，2013），区分这些乐观和悲观观点最为明智的方法是在两者之间采取务实的立场。通过审视和分析互联网上事务社会性运作的实际规律，我们可以分辨出，有时一些潜在的好事情会发生，而有时不好的事情也会如期而至。在大多时候，二者会同时发生。
网络空间
如同其他许多新媒体一样，网络在首次普及之时也环绕着神奇的光环。但是在某些方面，这种光环已经慢慢退却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网络是何物以及它将会变为何物的故事，讲述了大量社会变迁的事情。网络在许多人的论述中，成为我们所知道的引起大多社会生活领域革新的力量。这种由网络激发的数字网络社会现实，可能会带来一个新型的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经济系统。它提供了新式高效的方式，让供给方、生产者、消费者之间建立相互联系。革新可能是民主化的，也可能是分裂性的，尽管大公司和小公司之间的竞争环境将会变得更加公平。基于来自不同地方人们之间的共同理解和尊重，互联网还被认为最终会产生一种新型的全球民主。诸如这样的预期与麦克卢汉（McLuhan，1962：8）所声称的“新型的电子化，依存在地球村的想象中重新开创世界”“整个人类家族会被整合进一个单独的全球部落”的观点相呼应。因此，网络乐观人士认为，这样的想法让人们变得更加有智慧，人们对彼此变得更加宽容。
正如媒介研究学者詹姆斯·柯伦（James Curran，2012a：3）所言：“互联网会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就像印刷和火药的发明，会给社会带来改变一样。”但是今天，许多人包括那些以往就很乐观的人在内，已经逐渐开始对网络之于社会的影响持质疑悲观的态度。一些怀有乌托邦理想的人，已经实现或至少部分实现了他们的预期，但是，他们还是为“网络泡沫”（dotcom bubbles）、经济危机、日渐增加的网络监控和规制付出了相应的代价。大型集团、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和其他社会行动者，垄断并控制着许多网络空间领域。
最初强烈乐观的一个原因是，随着网络成为主流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它带来了一些源于社会亚文化的情感寄托。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承载着一些存在于“赛博空间”科幻小说里乌托邦式的梦想。由于这个原因，关于网络崛起的故事，一般是“庆祝的记录”或英雄主义的叙事（Curran，2012b：35）。如同第1章所描述的，冷战期间对于早期互联网的设计是被军事目的所左右的，这些意图是由大学里的计算机科学家进行调解和阐释的。除了军事—科学影响，在信息交换的基础上带来灵活模块化的网络基础设施之外，网络早期崛起也是由反文化族群中存在的“嬉皮”价值理想所形塑的，这些群体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使用网络的先驱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1996）是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创建者，自从他想要建构一个“共享的信息空间”之时起，就受到公共服务理念的影响驱动。
另外，当公共网络自1991年起变得商业化之后，它的技术属性就被削减了，并且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用户友好空间氛围。这就是与前一章中的网络1.0和2.0概念相关的延续性讨论。因此在2000年左右，任何关于数字社会的事物，看上去都具有神奇和革新的色彩。关于学术、反文化和公共服务影响的动态混合，带来了表面上开放、去中心化以及差异性的公共空间。然而，网络上销售最容易的好像还是色情和赌博，而非“少数小众艺术家的创意性工作”。并且，当更激烈、更发达的在线商务形式兴起之时，许多人被迫意识到，这是以广告和垃圾邮件更具侵入性的形式为代价的。与此同时，财富集中在一些诸如苹果、联想、谷歌以及后来出现的Facebook等大型集团公司的手中。互联网日渐向商业性方向发展，因为大型媒体公司所拥有的财富越来越多，它们所建立网站的外观和功能都比其他非商业性机构的更好，并且，由于搜索引擎公司开始为广告目的来采集数据，他们还引进了新型商业监控技术。同时，一些国家通过了强化互联网知识产权的立法。
随着网络进一步向商业主义和管理规制方向发展，一种被柯伦（Curran，2012b）所称作“电脑迷的反抗”的运动相应地部署展开。在第一波浪潮来临之时，这项运动主要由计算机科学家和程序员所组成，这些人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反对“软件应该被家长和版权所限制”的观点。相反，在信息公开揭发的黑客传统中，他们创造和推销免费的“开源”（open source）软件，这些软件可以被任何人使用、传播和改变。
在电脑迷革命的第二波浪潮到来之时，用户参与的唤醒重生是以2001年维基百科的开启为先锋的。这种开放性的可编辑和可合作的百科全书很快作为一种信息来源变得非常流行，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群体中广受欢迎，它可以作为一个集体编辑和创作的地方。在同一时间段，Facebook（2004）和YouTube（2005）之类的社交媒体平台，也在网络2.0领域中火爆起来。虽然这些和其他许多流行平台仍是可以免费使用的，但它们尔后要么发展为大公司，要么被大公司所收购。正如柯伦（Curran，2012b）所说的，虽然这些平台在对早期网络共同的DIY传统革新方面较为成功，但是商业主义可能仍然是它们的威胁。另外，早期网络的激进性策略，发现并持续发现了在线私人运动（Lindgren & Linde，2012）、维基泄漏（WikiLeaks，Lindgren & Lundstrom，2011）以及网络匿名（Anonymous，Stoehrel & Lindgren，2014）的形成。然而，尽管顽固的用户不断对网络集中化和商业化产生新的抵制，但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的平衡，从本质上仍是不稳定的。
数字鸿沟
本书中所论述的观点，大体反映了网络历史的西方叙事语境。虽然一些人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的网络媒体可能会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加民主没有专政的地方，但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过分渲染的论点。网络传播和应用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变得不均衡，不可避免地导致在地理、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数字鸿沟。并且，政府可以对网络进行规制和监控，运用网络去显示和强化他们的权力。数字媒体就像其他媒体一样，都被卷入了身份政治的大网当中，被种族、性别、性取向、地域、国籍和其他许多阶层所渗透。如同第1章所讨论的那样，媒体使用总是情境化和地域化的。世界是不平等的，它被经济、语言、阶层、性别、种族、国籍、技术接触以及价值观、信仰和兴趣之间的冲突等因素所分隔开来。社会的确是“数字化”的，但全球资本主义、移民潮、宗教、环境、国际旅游、人的身份等强大力量仍在形塑着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网络可能会让世界更美好的预言，是基于错误的假设而形成的，该假设认为技术革新以及随之带来的人类关系变化，必然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变革。这种思维方式就被称作“技术决定论”。这种观点与西方历史观相得益彰，它强调发展、启蒙以及科学理性。但是，知名作家兼研究者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2011：291）认为：
在历史进程中，新技术大致总是赋予和剥削特定政治和社会群体的权力，这两种行为在有些时候还是同时发生的—这种事实在技术决定论发生动荡之时是比较容易被遗忘的。更不用说，这种道德失忆症很少对那些被剥夺权力的人有利。
与技术决定论相反，人们必须认识到：技术仅仅是工具而非中介，这种工具总是可以被应用于“好”和“坏”的目的。例如，互联网促进无知的同时，也可能促进知识的获取。如同计算机哲学家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2010：49）所论述的，技术取决于对它投入的对象：
我的一些同事认为，只要复杂的秘密统计算法将碎片重新组合起来，成百千万上亿碎片化的辱骂最终就会产生智慧，这种智慧能超越具有周密思维模式的论文。我不同意这种说法。一个源于计算机科学早期的修辞在脑中闪现：无用输入，无用输出（garbage in，garbage out）。
同样，社会心理学家凯特琳·麦肯娜和约翰·巴奇（Katelyn McKenna & John Bargh，2000：6）用电视作为例子再次指出，用户环境和动机—而不是技术本身—决定网络将会造成怎样的社会影响。他们在书中提及：
电视能够将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且有助于推倒“柏林墙”，但是它仍然是培养“沙发土豆”的沃土。互联网能够以前所未见的方式把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但这些相似之处，可能包括那些非常需要匿名社会支持的人以往的性虐待史，以及对其他种族群体的强烈仇恨。
20世纪90年代的预言也认为，互联网的技术属性在具体层面就是其全球接触性、互动性以及不可控性—这些都有着特殊的重要作用。这一观点被称为“网络中心主义”（internet centrism）。这一背景是其他几种媒体技术更为漫长的历史发展，如电话、电视、录像机或传真机。这些技术也许仍会有助于降低知识获取和社会关联构建的门槛。莫罗佐夫（Morozov，2011）强调了从“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中挽救网络并放弃网络中心主义的重要性。
关于“技术决定论”和“网络中心主义”这两个元素，是以网络为基础的“美好新世界”预言没有完全实现的重要原因。尽管网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征是复杂变化的，但还是有强大的证据指向明确的结论：社会在总体上比其他方式更具备网络构建的作用（Curran，2012a）。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大多关于社会取决于技术革新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它们是基于对数字技术本身的推断，而不是基于人们实际使用技术的证据，反之亦然。
20世纪90年代晚期，当网络乐观主义情绪持续高涨，新兴IT公司的股份被预计能确保每个人在未来拥有财富，它也成为难以置信的流行性投资项目。自1998年开始，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股票市场，见证了纳斯达克指数（NASDAQ index）的名义性价值飙升至极端水平，并出现了大量关于“互联网泡沫”的言论。由于2000年冬季股票市场的崩盘，这一泡沫崩裂了，股票价值也在2003年到达了最低点。一些技术公司倒闭了，而另外一些公司则幸运地生存下来。当然，自从那时起，许多新型IT公司进入了市场，并且众所周知的是，人们对数字商业机会仍抱有相当乐观的态度。
许多年以前，互联网学者吉尔特·洛温克（Geert Lovink，2011）认为，还有另外的泡沫破灭了。他所指的是网络作为一个完全开放、不受规制以及别具一格领域这种夸张观点。洛温克也指出其他批判理论家也有类似的理念，如：乔迪·迪安（Jodi Dean）也认为社交媒体其实也可能不是自由言论的新境界。许多人希望看到这些技术建立新形式的直接民主，增加参与、创造力以及传统权力阶级的不稳定性，然而，由于用户发现他们置身于可沟通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回音壁”中之时，就会有一种增强的社会控制和商业主义场域出现。按照迪安的说法（Dean，2010），可沟通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大量内容实际上被人们自由开放生产的社交系统，然而，它缺乏任何实质性的力量来变革社会以及将其向更好的方向推动。洛温克（Lovink，2011：1）公开宣布“难以忘怀的网络2.0传说已经启程”。
21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被社交媒体填塞、环绕，2010年左右的一个十年转型，更见证了关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话语环境上的巨大改变。随着监控丑闻、目标广告、与日俱增的商业化以及关于网络中立性辩论方面的浪潮迎面而至，相关探讨开始变得更加矛盾重重。如你所见，网络乐观主义和网络悲观主义的钟摆正在左右摇晃。我们在历史的每一个关键点都见证了这些发展，而在每个时间节点之上，在更广阔的社会中就会诞生一种崭新的技术。这种情形走向了极端—一些人看到了优点，而另一些只看到问题和风险。这种循环自我重复了许多次：当流水线生产替代了机械化农业，当新的水、陆、空交通运输路径诞生，当蒸汽被电力和后来的核能挑战。相似的态度也见诸医药革新（如：疫苗研制、外科手术、克隆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从电报和电话的早期使用，到广播电视，直至数字化技术。技术和媒体研究学者亚当·蒂雷尔（Adam Thierer，2010：61）在书中提及：
这种循环像这样运转：一种新技术诞生，那些惧怕新技术带来巨变的人们看到的是即将崩塌的天空。这种“技术悲观主义”预言了旧秩序的消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往往是上一代人热议的技术，而其他人希望放缓或停止）……与之相反，乐观主义人士放宽视野，看到的是展开的图景和挂着彩虹的天空。他们所见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在那里，当今的技术革新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如果非要抛弃什么东西的话，旧有的路径应该受到谴责。
确实，研究者、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所付出的努力，使对于发展中的数字社会的理解，倒向两种广泛的立场（positions）：一种是快乐的，而另一种是怀疑的。我将它们称为“立场”，是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时拥有两种态度（McChesney，2013：4），尽管一部分人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所归属的态度阵营。我还认为，许多人对于数字媒体之于社会性影响的考量，能根据思考之时的情境，在两种不同的立场之间转换。
网络悲观主义和网络乐观主义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所出版的两本书：由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在1992年所著的《技术垄断》（Technopoly）和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在1995年所写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
《技术垄断》的副标题是“文化向技术的投降”，波兹曼在书中流露出一种对新兴数字社会及其未来发展形态非常负面的看法。通过阅读此书，能够了解他并不十分喜爱技术，他也不喜欢那些赞美科技的人。然而，波兹曼相信技术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新技术改变着我们的兴趣结构：我们所思考的东西。它们改变了我们所思考事物的符号特性。并且，它们也改变了社群本质：思考得以发展的竞技场（Postman，1992：20）。
这些对于技术的态度与波兹曼的媒介生态观点显著相关（如第1章所述）。与麦克卢汉相似，波兹曼将媒介（技术）视为“人体的延伸”—是我们思考和使用之时的东西。然而，在他于1992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他对这种技术延伸或许完全战胜人类的可能性感到恐惧。当写到“技术垄断”的时候，他将其定义为“所有形式的文化生活对技术统治的投降”（1992：52）。在波兹曼的去乌托邦式的视野当中，对于社会技术无所拘束的未来发展状况，他描绘了一幅冷酷的画面：那时技术会统领文化，保护我们免受“由技术生产的”大量信息轰炸的屏障会破碎，而我们也会转向技术本身来使我们远离“怪兽”。
这种对盲目接受数字解决方案去应对系统问题的批判，后来在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于2013年出版的著作《拯救一切，点击这里》（To save everything，Click Here）中得到了呼应，在此书中他对技术解决主义（Technological Solutionism）的风险提出警示。回到1992年，波兹曼对人们已经开始相信技术进步等同于人类进步的状况予以担忧。他主要的想法之一就是技术可能会去除社会的道德中心，并且将其替换成仅对效率和经济进步的单方面关注。他在书中提及（1992：179），“这种趋势会抛弃所有倡议稳定性和秩序性的传统叙事和符号体系，而倡导一个满是技巧策略、技术专长以及消费狂热的生活图景”。
与波兹曼的“技术垄断”观点完全相反，尼葛洛庞蒂的“数字化生存”可以被视为早期乐观主义的重要文本之一。尼葛洛庞蒂程序化地对于当时流行的关于数字媒体积极乐观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他谈到（1995：230），当人们变得“数字化”之时，“以往不可能的问题也就变得可行了”。去中心主义可能会成为结构性规则，来为所有社会逻辑做出界定，而一种参与性的思维定式，也会散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社会也会变得和谐：合作替代了竞争，因此，每个个体都似乎被赋予了权力。对于尼葛洛庞蒂而言，收获成功需具备三个元素：连接通道、移动性以及影响变革的能力。他认为，数字化生存并不是仅仅简单地从在线资源库中获取各式各样的信息。还更多关乎社群的出现所能开创的“一个全新的全球社会组织”（1995：183）。
数字原住民？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当中，教育咨询专家马克·普伦斯基（Marc Prensky，2001）创造了一个术语“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他的主要观点是当时的年轻人，即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稍后的人们，是各种数字平台（计算机、视频游戏、社交媒体等）土生土长的发言人（native speakers）。普伦斯基认为，数字原住民和“数字移民”（年长代际族群）之间的联系将会崩塌，这种破损的关系发生在家庭、学校以及工作场所当中。他认为这种现状向21世纪的教育提出了挑战。
其实，与此推理线条并行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缺点。例如，某些人不能确信一个人的数字技能受其所属代际族群的影响。许多其他如教育、社会阶层、地理位置等分界因素也可能是重要的原因。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并不意味着就会普遍较慢地掌握数字技术。早早进行技术接触，也并不能保证你会具备高度娴熟的技能。并且，普伦斯基的观点刻画了一条重要的社会分界线，即出生在网络已经存在之时世界中的人们与网络未出现之时的人们之间的界线。我估计本书的许多读者，会是普伦斯基概念定义中的“数字原住民”，对于这部分人来说，进行这些辨析和讨论可能看上去有点过时了。然而，我认为这些争议在今天仍然存在，并且会在数字社会中留下它们的印记。
与波兹曼的观点相似，尼葛洛庞蒂相信计算机和互联网—类似于一种自然力量—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和文化转型，无论我们喜欢它与否。这两位作者之间的差异在于，尼葛洛庞蒂（Negroponte，1995：227）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坏事，尽管他承认“每一项技术或科学成果都有黑暗的一面”。他提到数字时代的“最终胜利”，并且做出如下想象：
随着卫星轨道的下降，你的左右袖扣或耳环可能彼此间会产生交流互通，会有更多强于你目前PC机的计算能力。大众媒介将会通过传输和接收个人信息和娱乐的系统而被重新定义。学校将会变得更像孩子们嬉耍玩闹的博物馆和游乐场，四面八方的孩子们汇聚一堂，一起交流思想与交往互动（1995：6）。
波兹曼还构想了我们会与人—机界面互动的场景，他做出以下描绘：
这种人机交互界面，如同一位经过良好训练的英式管家（English butler）。这一“代理人”（agent）应答电话、识别来电人、适时打扰你，甚至替你说出善意的谎言。同一代理人训练有素，善于把握时机，尊重个人癖好。知道此管家的人们比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要具备相当的优势。这确实很好（1995：150）。
从与波兹曼所持观点明显不同的尼葛洛庞蒂的视角来看，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日积月累的能量，会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美好的地方，在那里没有工作和娱乐、爱情和责任、自我表达和群体工作之间的冲突。
在波兹曼的技术垄断传统之中，有一种显而易见、可以辨识的文本风格。这些文本的作者，从总体上都将数字媒体视为大量负面事物的助推器：大量的信息将会以一种自我终结的方式进行生产，它们的庞大基数使人们没有能力去对其进行加工。数字平台会更多地应用于（或错误地应用于）盲目的目的。社会也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极端化。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在2012年出版的书《数字眩晕》（Digital Vertigo）中写到社交媒体在现实中并没有对人们赋权，相反，它们在削弱和分离我们。他认为，常常通过浅薄的社交媒体平台建立联系，只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孤独。
相似的观点见诸克利福德·斯托尔（Clifford Stoll）在1999年所写的《高科技异教徒》（High-Tech Heretic）一书。在此书中，斯托尔认为，计算机和网络的使用，将会使人们变得孤独、成瘾、不快乐以及总体上不满意自己的生活。我们在网络中建立的联系，可能仅仅是任何实际关系的幻象。技术研究学者谢里·特克尔（Sherry Turkle）在其2011年出版的书《一起孤独》（Alone Together）中论述了移动手机和其他电子终端是如何让人们关注他们自己的设备而非面对面交流的，尽管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他们与其他人“在一起”的物理场所。她谈到了数字通信过去常常作为其他更为直接形式的替代品—如果正巧某人当时不在的情况下，我们以往可能会发送一封邮件，而不是直接去找那个人交谈。今天，她认为，数字通信已经成为选择模式，即便对于家庭成员或相互分享同一办公空间的人们之间的沟通来说也是如此。
练习
人们在互联网使用早期时就声称，那些整日粘附于笨重计算机之上的奇特书虫们，会有与真实世界绝缘的风险。然而，在社交媒体和智能手机时代，人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合法地认为，数字化生活是一种反社会的行为。但是直至最近，像特克尔这样的研究学者认为，时时使用社交媒体和电子终端的其他影响，会使人们与真实的相聚分隔开来。试想想你自身的相似经历。你的社交生活是怎样通过数字工具和平台得以延展和丰富的？在何种程度上，你会由于社交媒体和网络的使用，从而错失了生活中重要的东西？现在有什么方式可以平衡你自身的媒体使用，并尽可能地使其变得有好处、有价值？
悲观主义的观点也做出假设：通过数字化的网络媒体自下而上的动员潜能，将会被生产专营模式的统治所削弱。基恩在2015年出版的《网络不是回答》（The Internet is Not the Answer）一书中对此进行了更多的探讨，尽管他承认，互联网和万维网是被有意地进行去中心化设计的，他认为金钱和权力使“数字时代的外来统治者”成为可能，以此让数字未来与以往的阶层等级相似（Keen，2015：301）。莫罗佐夫（Morozov，2011）还讨论了威权主义战略是如何在互联网上繁荣的。他认为，虽然互联网去中心化特征也许让政府更难于规制人们的言论，但是与此同时，它也让宣传变得更加有效能。
但是，基恩并不仅仅是警示网络巨人的出现。在他于2007年所写的一本书《业余爱好者的崇拜》（Cult of the Amateur）中，他还谈到用户自制内容崛起的浪潮及其飞速的流通传播，将会对专家和专业人士的权威造成损害，并且会进而破坏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价值观。当无人过滤在线信息且支持某些道德和知识标准的时候，我们便会处于一种“猴子的主场演出”的情形之中（2007：9）。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内容创作并不是所有人都将其视为负面的东西；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损害专家权威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此，关于“猴子的主场演出”这样的说法，当然是一种挑拨的论述。洛温克（Lovink，2011：7）认为，基恩“来自以贪婪嫉妒为表象特征的旧式媒体阶层”。但是，基恩似乎非常确信地认为，网络2.0是一个负面的力量，因为它用其相对主义对主流媒体发起挑战。网络乐观主义观点将社交媒体视为对民主化、参与以及新公共领域的出现的一个潜在助推器，基恩（Keen，2007：68）给予了如下看法：
政治视频化（YouTubification）是对民主文化的威胁。它使政治过程幼儿化，静默了公共话语，通过业余化地使用便携摄像机，将政府未来发展浓缩成30秒的视频片段，以此展现出政治议程。
虽然持乐观主义观点者可能认为“业余的政治议程”其实会复苏和挽救而非威胁到公民文化，但基恩明确地表达了一种不同的观点。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也对未来表示出担忧。他在2011年出版的书《过滤泡沫》（The Filter Bubble）中谈到，谷歌和社交媒体的演进，附带着潜在的算法（第12章会对算法做出更多的讨论），为人们提供一种个人化和过滤版本的现实世界，其中所有的研究结果和其他信息，都用于强化个体现有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隔离区分和定制机制，侵蚀了人们为了构建社群和参与民主政治的共同基础。对于社会现实的“谷歌化”（googlisation）带来了大量的问题，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所信奉的真实很少会被挑战反驳，这也降低了我们理解他人和容纳其他另类思维看法方式的动力和期望。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新事物的话，就需要一种随机性的因素（Jarvis，2009；Vaidhyanathan，2011）。
另外，匿名存在的可能性是乐观主义观点所称赞的自由化潜能，但从悲观视角来看，它造成了文化贬值，因其移除了个人责任。诸如此类的批判与数世纪以来对于具有浅薄和消费特征的“大众文化”繁茂增长的忧虑是彼此呼应的，大众文化会让人们噤声，并将他们通通变为消极被动的消费者。这也是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2010年出版的书《浅薄》（The Shallows）的主题，在该书中他论述到，我们的大脑和思维通过一种“对网络内容的疯狂拼凑”的负面方式进行重新组合。他认为，我们将会发展出更为短暂的注意区间，变得更容易分神，继而也就不能历经一些类似于爱情、憎恨、喜爱和欢乐等“实际的”事情。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冰冷理性的“铁笼子”中对未来反乌托邦的想象类似，卡尔预测，“计算性思维”将边缘化所有其他思维方式。数字技术这种狂热的发展—类似于此前其他技术的历史进程—存在一个风险，即以移情、沉思与反应为形式的人性本质在窒息中挣扎。他发出警告，我们也许不应将数字“狂热化”引入我们的灵魂深处（2010：222）。
在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2010）的书籍《你不是一个工具》（You Are Not a Gadget）中，他也对数字机械中人性的丧失给予了思考。他害怕真实的人将会被抽象自动化的功能所代替，进而我们也不会成为形形色色的个体，而是会流俗成“盲目的乌合之众”，这种群体将会存在于“被信息充斥的无生命世界”当中。拉尼尔（Lanier，2010：ix）提到我们今天所生产的任何数字内容的不幸命运将会：
在工业云计算设备中被切碎成搜索引擎上原子化的关键词，这种计算设备一般位于偏远的地方，常常是世界各方的隐匿位置。这些词汇会被算法复制百万次，被设计为向广告商输送的形式，再传播给处于某个地方的某些与此内容有所共鸣的人们。它们会被来去匆匆的大众和粗心马虎的读者拿去浏览、改编、歪曲成维基百科（wikis），继而自动地累积无线文字信息流。读者的反馈，会被重复地简化为毫无思想内涵的匿名性辱骂和口齿不清的争论。算法会在读到关键词的人们与他们的目标、浪漫冒险、负债、基因之间找到关联。最后，这些词将会助力于少数位居于计算云端之人的财富增长。
在此，拉尼尔总结了许多网络悲观主义的主要观点：原子化（atomisation）、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分离（detachment）、商品化（commercialisation）、速度和零乱（speed and sloppiness）、自动化（automation）、累积（aggregation）、退化（degeneration）、无意识（mindlessness）、匿名（anonymity）、争议（controversy）以及资本主义（capitalism）。并且，虽然某些人会不同意所有这些悲观的论述，拉尼尔的底线是对强制可见和流通循环的社交媒体经济提出一个相关的挑衅：“你必须成为一个人，才能分享你自己。”（2010：xiii）
正如这类网络悲观主义文学在波兹曼等人的观点潮流中得以蓬勃发展一样，在尼葛洛庞蒂之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以乐观主义为主的作品。这些书所展现的观点主要是关于数字媒体如何成为有效工具的，用以支持自由主义、权利赋予、自我实现以及公共参与。这些书籍的作者，经常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网络和社交媒体的“黑暗面”，但是，他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对业余创作以及数字网络的开放性和智能化的拥护，并且，如果我们只是让人们相互联系并创造知识的话，那么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美好。与此相反的观点常常认为，假设只要工具在场，所有这些好的事物便会神奇发生，这种看法过于简单且毫无批判性。有时，网络乐观主义作家会被嘲弄为“福音传道者”（evangelists），他们的信息被认为邻界于莫罗佐夫（Morozov，2011：276）所言及的“准宗教话语”（quasi-religious discourse）。
众所周知，哲学家和媒介研究学者皮埃尔·利维（Pierre Levy，1997）用“集中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来指人们在网络上将知识和代理形式的资源汇聚在一起形成的产品。在詹姆斯·苏罗维茨基（James Surowiecki，2004）所著的《群体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一书中，他对利维的重要理念进行了延展性的思考，认为集体思考总会比个体思考收获更好的结果。他认为，无论一个人可能多么才华横溢，如果我们所有人一起思考行动，得到的见解、解决方案和决策决议，总要比单人所做的更好。人与人之间建立关联，分享资源和提升创造力，以此生产出被作家兼咨询顾问的克雷·舍基（Clay Shirky，2010）所说的“认知盈余”概念（cognitive surplus）。
集中智慧
当界定“集中智慧”一词之时，皮埃尔·利维（Levy，1997）起始于一种想法，即没有人知道所有事情，但每个人都知道一点事情，并且他还认为，这种集体性的知识可以通过数字媒体加以利用。按照利维的说法，当人们网络化地进行事物分享之时，就会形成某种智慧，它可以被广泛地传播、实时地合作以及不断地增强。这也对人们的技能进行了有效地激发和挖掘，它们可以被用于政治或其他创新性的目标之上。利维的观点在实际上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现实，在他的书面世四年之后，维基百科就投放于市场了。这种开放且可以集体编辑的在线百科全书在很多方面都成为代表利维思想的最佳范本。利维在书中提及，数字媒体可以让人们一起培养知识，并对这种虚拟世界的知识进行共享。这种社会联系（social tie）将会在未来社会之中最为流行。他认为，集中智慧会颠覆政府的权力，并导致知识创造和社会动员的多样化发展。乌托邦的结果可能会是一种实时民主化的形式，到那时，知识不再是“锁起来的财富”，而是“遍及四周、分散的、中介化的东西，（并且）会把创意传播到每个地方（1997：212）。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预言在数字社会的不同环境中成为某种现实。
显而易见，利维的理念与基恩等学者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利维、苏罗维茨基和舍基的观念中，“猴子的主场演出”看上去似乎是有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苏罗维茨基的观点，意味着我们必须忽略对于权威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当群众做出明智的决定之时，往往会给群体中少数杰出或睿智之人以信任，而力量和智慧实际上是来自群体本身的。因此，这种观点将对“业余人士”的恐惧彻底转变了过来，而法律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2006）的《信息乌托邦》（Infotopia）一书对信息超载的恐惧，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桑斯坦预言，随着信息和知识在网络上的不断汇聚，一场变革已经来临。虽然他认识到人们的在线策略可能确实会引起一些问题—极端主义、错误、自满，它们进而都会凝结为“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等术语（可以与“过滤泡沫”相较），但他仍然坚持认为，互联网可以让不同群体中的人们参与能使所有人受益。对于桑斯坦而言，开源科学是这种变革的核心环节，它是由集程序员和科学家于一身的迈克尔·尼尔森（Michael Nielsen，2012）在《重新发现科学》（Reinventing Science）一书中提及的。在该书中，尼尔森宣扬了一种理念：我们正在迈进一个关于知识如何生产的全新时期。这种去中心化的网络逻辑将会影响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所概述的以上观点都与对社会生存辩论的日益重视相关联，这种讨论是建立在媒介参与基础上的，而非以人们对媒介的消极性消费为基础。源于数字网络工具运用的权力以及随之滋生的参与性理念，开始嵌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舍基曾言，当工具在技术上变得无聊的时候，它们的兴趣点就在社会层面了。舍基认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诞生，可以说是我们历史进程中的伟大传播变革之一。这是媒介首次对“多对多”的交流通信给予深远意义上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对于“一对一”或“一对多”的通信形式是没有的。在这样的生态当中，受众可以成为生产者。我们可以联系到前文所讨论过的概念，比如托夫勒（Toffler，1980）所说的“产消者”（prosumer）和布伦斯（Bruns，2008）所提及的“生产型使用”（produsage）概念。这不仅对于诸如创造性和文化呈现之类的事物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而言也是一样的。当今天有大事或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如地震或抗议事件，政府常常从数字媒体平台上围绕这些事件的讨论来了解民众的意愿，而非通过其他方式或渠道来获悉。数字通信工具使网络用户间的迅速、虚拟且不可遏止的合作成为可能。正如2006年出版的《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一书的作者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威廉斯（Anthony Williams）所言：“大规模合作改变了所有事物。”
尽管互联网可能不会逐一地改变所有的东西，但至少它可以带来一些关于人们可以如何创造、通信和网络连接的重大变革。大卫·冈特利特（David Gauntlett，2011）在《制造就是连接》（Making is Connecting）一书中，讨论了网络2.0工具是如何为人们提供免费或便宜的便捷性平台的，这些平台可以让人们在线分享和传播他们的创作内容。基于用户的流行性平台，比如：YouTube、WordPress或Flickr，让志趣相投的人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彼此。另外，一些允许评论、点赞、回复或订阅的功能，可以让人与人之间联系和合作关系的建立变得容易。虽然冈特利特的主要关注点在于从艺术和工艺视角出发的“制造者”观念，这一逻辑当然也对基于数字媒体平台的所有连接有效。我们正看见新型的参与模式在全社会蔓延开来。
在上个十年间，这种参与模式显然已经发生过多次了，拿一些相关案例打比方，普通市民快速发起联合，在街上抗议游行（Shirky，2008：310）。这种情形在任何有数字通信技术的环境中都可以发生，数字技术被用于灵活的实时合作。技术作家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heingold）将这些群体称为“聪明的暴徒”（smart mobs）。莱茜戈德将该群体所运用的“蜂拥云集”（swarming）策略用案例来阐释，比如：1999年，在西雅图所举办的世界经贸组织（WTO）会议期间，一些反全球化的活动是怎样通过使用移动电话来进行示威抗议的。
每个群体的个体成员都保持分散形式，直至移动通信将他们同时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个具体的地方，来与其他群体建立合作关系（Rheingold，2002：162）。
总而言之，网络乐观主义者的观点，着重于网络和社交媒体使用所带来的有益事物，如：帮助人们以赋权的方式连接不同的资源、技能和知识。网络公众被赋予了在一个传播通信基础设施之内进行集体思考和行动的能力，这一设施结构鼓励参与、创新和分享。被传播的主题信息，还可能对传统的做事方式提出挑战。在所有社会领域当中，权威专家与业余人士之间的界线受到了挑战，而这种局面是数字技术积极作用下的结果。联系、分享、参与、大众生产、合作、创新、动员—这些流行词汇是乐观派的思维关键，以此审视网络和社交媒体会如何将社会变得更好。随着网络规模变得更加广阔、更多的人拥有智能手机以及信息持续地推送过来，人类将会变得更加和谐，进而发展为一个全球社区，在那里的每个人都是创造者，每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众生产
法律学者尤查·本科勒（Yochai Benkler，2006）在其《网络财富》（The Wealth of Networks）一书中，描述了一种朝向“大众生产”形式的更普遍发展的变化。他认为，这种非专业和非市场形式生产的可能性，已经被数字网络环境所实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使“完全分散、协作且非专有”形式的生产成为可能，个体在其中虽分散在四处，但彼此团结协作地做事，超脱于一些类似“市场符号或管理指令”的东西（2006：60）。人们一直在从事非市场化的生产，但由于获得工具参与生产的门槛大大降低，以及要与其他许多人建立联系，这一现象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升级。网络公众能够比与他们类似的祖先从事更为复杂的工作。人们的参与和贡献基于他们自身的兴趣，因为他们并不是被金钱驱动，而是由于社会心理方面的作用力。他们认为这是有趣且令人兴奋的，或者在其他方面有所回报的。当然，这种动机和回报，在不同的贡献者之间也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根据本科勒的看法，这种关于生产方式的典型性例子，可以见诸免费软件和开源运动的相关案例之中，但是维基百科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天，大众生产模式扩展至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每一寸领域。本科勒做出预言：大众生产将会改变市场化生产的主流模式。
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一些特殊的媒体生态中，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对的。然而我们也知道，如果传播革命发展至Facebook，那么关闭Facebook的权力以及与此相关的传播变革就会掌握在具备资格的少数人手中。像莫罗佐夫（Morozov，2011）、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2012）、弗吉尼亚·尤班克斯（Virginia Eubanks，2011）之类的作家会提示我们，对于数字平台的应用，将不会必然导致席卷全球的民主革命。同样，正是因为开创一个博客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这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博客主。并且，当形形色色的博客开始成为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之时，这种情况就可能会将很多人排除在外，也许会多于在此境况中获得机会发声的人数。如果每个人都上Twitter平台，每个人都是话题标签的狂热而有文化的用户，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然而，其实全球仅有一小部分人口使用Twitter，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刻意使用粘附各种特定议程的话题标签。也许会有人适宜地问：这是来自哪个群体的智慧？这种智慧又怎样体现是来自集体行为的？
练习
在下一节中，我会论证—也许并不十分令人惊讶—关于网络和社会变迁的合理观点位于悲观和乐观之间的某个地方。但是在阅读之前，应该考虑一下你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你会强烈同意一方观点，并明确反对另一方观点吗？如若不然，你认为各方观点的哪个部分是最令人信服的？为什么？你能发现这种争议有什么过时的地方吗？在一些案例或情境中，一方观点会比另一方更具相关性吗？如果是的话，是如何以及何时建立起关联的？
正如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一样，互联网的影响可以归结为个人、关系以及情景互动的各个层面。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McChesney，2013：4）认为，当庆祝者和怀疑者可以利用每个位置所能提供的最好东西之时，他们都正在走向一条死胡同。当然，每个可被运用的位置都是可被感知的、讲求实效的。
由于这种分散的结构和网络公众的容量，互联网对于社会转型具有巨大的潜能。然而在有的时候，这种潜能被削弱了，朝向了麦克切斯尼（McChesney，2013：5）所谈及的“一个世界，在最坏的情况下，其中的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期盼计算机从未被发明出来过”。莫罗佐夫（Morozov，2013：21）展示了一个相似的论述，并指出问题在于互联网被太频繁地当成一种虚构的实体：
凑巧的是，网络怀疑论者和乐观主义人士有很多的共同点：二者都是依赖一些关于互联网稳定的概念来强化他们的论证的。如果去掉这个概念以及它对开放性或公开化本质好处的简单化假设，专家们就会突然地被迫面对复杂的经验性问题。
莫罗佐夫在此肯定是有道理的，不仅互联网中心主义（internet centrism）是有问题的，而且技术决定论也是乐观派和悲观派经常犯的错误。正如将媒介视为信息的麦克卢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似乎经常忽视—或至少将其放在括号内—数字媒体本身就是媒介这一关键事实。它们通常会被应用环境、文化和想法所过滤和形塑。数字媒体是由社会所构建的。卡斯特（Castells，1996：5）提及：
的确，技术决定论的困境在于它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技术是社会，而对于社会的理解也许不能缺乏技术工具。
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必须面对“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的状况，正如我在本书第1章中所讨论的那样。然后，我们必须处理相当“复杂的经验问题”，如同莫罗佐夫在上述引语中指出的那样。社会的数字化，从表面来看也许是违反直觉的，但是它的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与其技术发展进程是一致的。就像卡斯特（Castells，1996：2）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变迁与技术、经济的革新进程相较而言，其影响力是一样巨大的”。
法律学者乔纳森·齐特雷恩（Jonathan Zittrain，2008）在其著作《互联网的未来以及如何阻止它》（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and How to Stop It）中，对此同时持有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态度。他是乐观的，是因为互联网可以是“有生产力的”（generative）。此处他的意思是，无论是个人用户层面还是在网络层面，互联网都有能力“通过来自不同受众未经过滤的贡献，进而产生出乎意料的变化”（2008：70）。然而，这主要是因为早期互联网的设计是“杂乱无序”的，它在激发创新的同时，也制造了混乱。今天，齐特雷恩（Zittrain，2008：3）谈到，互联网正在通过其附带的“枯燥应用”形成一种网络控制。商业化和规制使人们更难于辨认贡献者和参与者。类似地，拉尼尔赞美早期的互联网带来了独具一格的身份表达，它不像网络2.0所提倡的公式化和模板驱动的身份表达，每个人的Facebook页面看上去都差不多，而在20世纪90年代，个人主页是很不统一的。今天存在一种风险，即我们丧失了在虚拟世界中的个体人性维度（Lanier，2010）。齐特雷恩和拉尼尔其实都是喜欢互联网的，但他们并不喜欢网络的发展方向。齐特雷恩（Zittrain，2008：150）认为，互联网的“主流成功”让人们与早期网络所特有的“开放精神”失去了联系。
法律学者劳伦斯·莱西希（Lawrence Lessig）也将网络规制的增强视为对未来社会的主要威胁。他在2006年出版的书籍《编码》（Code）一书中提及，虽然传统的互联网也许不能被控制或规制，但是从那时起，不计其数的用于身份识别、身份认证以及证件管理的系统，助力于沿着规制路径来发展互联网。他的结论是，尽管某些人可能对互联网的潜能抱有乐观的看法，但网络也逐渐变得越来越有秩序性，这不仅仅是受到商务的影响。另一位法学专家蒂姆·吴（Tim Wu）描述了信息技术是如何在历史上进行典型化进化发展的，基本上是从某些人的兴趣爱好演变成产业。他声称，这还意味着媒介一般从“一个免费可接触的渠道进化为一个被某单独集团或垄断联盟所严格管控的地方”（Wu，2010：6）。数字媒体也不例外，因为它也处于这一转型过程中，从一个开放的系统变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这样的转型并不总是线性的，因为媒介系统可能时而开放，时而封闭。
蒂雷尔（Thierer）认为，围绕互联网进行争议的许多观点都来源于精英主义人士。他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夸大所辨识出的问题的严重程度，因此也就得出了静态而非动态的观点。相反，蒂雷尔（Thierer，2011）认为基于“实践乐观主义”的理念是最好的。他认为，未来总是混乱、不稳定和未知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去拥抱未知。我们必须尝试着去淡化极端乐观主义或极端悲观主义的作用力，以此形成一种明智的观点，探讨数字媒体何时且如何推动社会转型。
* Lindgren，Simon （2013）. New Noise. New York：Peter Lang.
在我于2013年出版的关于“数字化颠覆”的书籍中，有大量理论探讨和案例研究，它们是与网络乐观主义和网络悲观主义之间的平衡发展相关联的。我主要探讨的是数字媒体如何影响社会的议题（以及周围其他方式），这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不同的情境中有不同的答案。
* Lanier，Jaron （2010）. You Are Not a Gadget. New York：Alfred A. Knopf.
若干年后，拉尼尔的声明宣言仍然有很多的可读性和思想启示意义。他对网络给予了一定的批判性思考，具体针对Facebook和Twitter那样的社交媒体形式出现的网络2.0技术、维基百科、公民新闻以及文件分享。虽然他的观念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其中关于“计算云霸主”（computing cloud overlords）将如何利用大量免费上传内容的“数字农奴”（digital serfs），以及社交媒体网站的标准化身份模板如何毁灭我们的灵魂的论述，可以说是网络悲观主义的一个绝佳范例。
* Morozov，Evgeny （2013）. To Save Everything，Click Here. New York：Public Affairs.
给莫罗佐夫带来名气的是他在2011年出版的书《网络幻象》（The Net Delusion），在书中他强烈地抨击技术决定论。他的看法是技术已经不是人们所创造它时的样子了。此书中，莫罗佐夫批判了“网络中心主义”和“技术解决主义”—这些思考方式潜在地使“网络幻象”成为可能。+ui3D8dcNsMHd73am9F2x5x+U+O2OxA6dUgNqJsOPINQWyHhBtZnL6lwgeDYCF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