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多年的网络辩论之后，有一点新的问题意识，以及一种重新访问历史的不同路径。这个友好访问历史过程，其结果肯定会导致对土共历史合法性的洗白效果，姑且称之为“为土共平反”。土共是一个反向定义方案——与“洋共”截然有别的那群人，他们干的主要事业，首先是搞了场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其次是在毛时代完成了初步工业化。
在后一个阶段中间的毛泽东，借由革命时代积累的权威和经验，推动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的最初展开则是在革命年代。任何政治或者经济都是人在操持，关于人本身怎么样的相关问题视野，最明确的展开是在延安整风时期。准此，毛氏现代性又可以称之为革命现代性，或者土共现代性。
左翼要以土共的丰富历史实践，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从历史出发去展开理论建设工作。老田的这个建议中间，选择的是“红道洗白”方案——以白道语言来讲述红道的道理。
目录
第一部分：革命现代性的展开与终结
管理权变革和毛氏公共领域的形成
新民主主义的四个历史时刻
改开搞的实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逆革命
第二部分：人本身的问题和改造
国民性改造维度的观察——革命年代的公共性落差与公共性追问
公共性落差的其他历史场景和对照方案——儒家的公共性建设方案
改良与革命——国民性改造以大多数人为对象的问题和效果
第三部分：毛时代的政治经济体系实践
新中国的战略与结构——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产出问题
毛时代的三大决策——三个总路线以及官场的逆公共性表现
第四部分：意识形态历史的两种状况
从历史到说书——官学机构的党史说书学
从历史到说书——西化学术的救亡压倒启蒙
第五部分：左翼如何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
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突破口——夺取革命史和国史的解释权
以中层研究重建新的理论
以左翼的学习网络来促进快出成果
第一部分：革命现代性的展开与终结
管理权变革和毛氏公共领域的形成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些在忧患年代被识别和创造的内容，在安乐时代不可能还保留下来，陈映真先生去世时有人提到假如革命蜕化了会对那种信仰造成何种影响。其实，革命之后必定会蜕化变质的，土共头头毛教员事先就说过的。借用托马斯·库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忧患时代和安乐时代之间，存在着世界观的革命和由此造成的不可通约性。安乐时代甚至难于理解忧患时代的很多经验和认识，这也是库恩说的——从前的鸭子现在变成了兔子。研究土共现代性的努力，是要在今天人们都看到兔子的地方去追问一下鸭子当时是如何被发现的，也就是说，要在不可通约性之间架起一座理解的桥梁。“红道洗白”的方法选择，也是为了追问为什么从前的鸭子现在被说成是兔子的原因。
在韦伯的理性铁笼中间，现代性的运作，往往要依靠市场和官僚制组织的恶性膨胀，弥漫整个社会对一切人和一切事起作用。这可以更为具体地理解为：通过金钱和权力去节制人们动机和行为的管理方式。
重访土共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在革命年代，无法具备西方管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就只能够反过来设计：追求一种尽可能少借助强制性权力和金钱来起作用的管理模式，这就只能够着落在寻找某种自觉的高水平努力的方向上。在这个方面，可以对照的是韦伯的“理性铁笼”和毛教员主持的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内容是：缺乏军官强制和激励士兵努力作战的条件下，如何提升士兵自觉自愿的努力水平，破除管理权的垄断同时向被管理者开放管理权，结果是毛教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间所总结的：官长不打士兵，开会士兵有说话的自由，经济公开。1948年毛教员重新总结了这个经验，称之为三大民主：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土共得了天下之后，三大民主发展为鞍钢宪法，文革初期又被土共头头换了个说法叫做“五七指示”。
由三湾改编确立的管理权开放，结果导致一种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积极互动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老田命名为“毛氏公共领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这个毛氏公共领域的运作逻辑——由干部和群众的积极互动来共同完成管理事务。在这个问题上，毛时代的反帝反修可以视为一种自我定义：俺们既不赞同美帝的现代性方案，也不同意苏修的现代性方案，啥子叫做独立自主和中国将要对人类有着较大的贡献，这个不是说说而已。
毛氏公共领域是土共现代性方案的核心，形成与韦伯铁笼的对照。如果为了与西方学术视野进行对照的话，可以追问一下这个现代性方案的三个宏观装置：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政治方面，毛氏现代性的关节点问题是新民主主义，这个概念的准确政治内容是把被统治阶级成员(尤其是其中的积极成员)组织起来，向统治阶级夺权，在这个过程中间完成价值观更新和政治优势换手。
新民主主义的四个历史时刻
第一个历史时刻是1926-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毛教员对之进行考察，总结出了新民主主义概念的核心内涵：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贫农的权力长上来，一切权力归农会，同时导致观念上的政权、神权、神权和夫权一切动摇起来(这里可以对照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
第二个历史时刻是八路军在华北根据地组织农民抗日救国会，此时不再分田分地，但是斗争坏地主和组织农民的过程却不能够停止，换言之，经济上可以让步，政治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却绝对不能够停，后果是：根据地能够实施国民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同时搞合理负担(富人多缴税)，结果导致地主富农非常积极地卖田卖地导致根据地中农化了，还由于土共能够借此与农民多数建立起相互认同和支持的关系，导致八路的基层政权特别有执行力同时还运作成本低，可以在不同的农户之间搞代耕从而把壮劳力参军后对家庭生产的负面影响最小化了，甚至还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导致根据地匪盗绝迹最后能够实现由政府提供秩序，建成“守夜人国家”，这几条都是国民党做不到的，最后就只有憋屈地转进台湾。1949年之后，农村的土改和建政，也有类似的内在逻辑。
第三个历史时刻是：土共进城之后，党政工团把腿脚伸进私人企业，搞了民主改革和五反运动，最后的结果是夺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权，工厂由土共提拔的先进工人来管理了，资本家连分配权都失去了——由政府撑腰的工人搞“四马分肥”——企业利润由政府税收、工人福利和资本家股息、企业发展基金等四个部分构成，土共部长李维汉1953年走访武汉、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之后发现，工厂里的三权(人事调配权、生产指挥权和利润分配权)业已不在资本家的代理人手里了，最后的结果是资本家坚决要求搞公私合营。此后，私人企业也形成了所谓的单位制，单位制的管理权分配状况是：绝对不能够拿着工人的工资和就业作为管理手段，在管理过程中间，可以观察到三个方面的因素参与形成新的规则：一是土共在军队里头搞的三大民主、二是土共组织工人批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过程中间形成的禁条，三是在政治和经济平等条件下，基层单位内部形成稳定的熟人社会并就此开展了对礼俗社会的重建过程。结果，彻底否弃了雇佣劳动制，并由此形成了老田命名为毛氏生产政体的单位结构。当然，单位制的状况在毛时代是有波动的，最显著的波动有两个，1957年的反右运动之后，均衡向上移动有利于当权派(政策虽然明文规定不得在工人阶级中间划右派，但各地当权派都借助反右的东风做了各种政策创新，武汉是在工人中间划了好几千“坏分子”)，1966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均衡向下移动有利于工人。
第四个历史时刻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湖南农民运动的模仿，组织底层民众批判当权派，导致某种程度的价值观转变和政治优势下移。文革的群众组织及其对当权派的批判，也是后文要提到的公共性追问。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功能性要求，是通过各种组织和斗争会方式，确立新的价值观和组织形态，借以实现共产党和民众之间的相互认同和支持，从而在自愿支持的基础上产生政权的低成本和高执行力，同时也是在于群众的相互认同中间再生产合法性。毛时代有一个口号叫做“革命靠自觉”，自觉的涵义很清楚：最小化执行成本的前提下、依靠被管理者的自愿支持来完成管理目标。
在企业内部，建立起毛氏生产政体之后，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提升很大，由此形成各种自愿的泰勒制状况。郝建秀细纱工作法的发明，及其顺利推广，就是在劳动者中间存在着很大的自愿泰勒制的效率提升空间。泰勒本人在遭遇到各方面的强烈抨击之后，也说泰勒制不是职能工长制、不是工时研究法，说了十几个不是之后，最后泰勒说泰勒制是一场思想革命：一个人对雇主(或者雇主对雇员)、对工作、对同事和目标等等的思想革命。而毛氏生产政体的建立，似乎就是泰勒所期待的那个足以支持思想革命的条件。
政权的执行力乃至于企业的效率，都可以在被管理者高度认同的基础上，低成本实现。
在西方宪法学中间，往往把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作为政治民主权利的常见形式，毛时代的主要经验是创制权的实践特别醒目，郝建秀细纱工作法的提出和推广，后来的一系列先进典型例如陈永贵、王进喜等人，都是自愿泰勒制基础上的创制权呈现，毛教员把这些人都提拔到中央级别当干部，是对自愿泰勒制和创制权的一种理解和运用。
还有文革期间创造赤脚医生和小学普及经验的覃祥官和山东小学老师的“侯王建议”，这个不仅体现了底层实践者的创制权，还体现了对卫生部、教育部等官僚制专业化机构的专业能力受到其职业眼光和利益局限的否弃，所以，这么个小小的创新被文革宣传包装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这个革命不是一拨人推翻另外一拨人，而是体现了基层创制权起作用的条件以及人们普遍迷信的专业化官僚的局限的对照，这确实是颠覆性的观念和想象力。
改开搞的实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逆革命
为了逻辑上的完整性，还可以识别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逆革命过程，1979年邓小平有个重要讲话，说是要对工人搞按劳分配和对干部进行责权利结合的激励。对工人搞按劳分配，结果是工资或者奖金作为管理手段使用，管理权在干部手里强化，最后对干部搞责权利结合的改革方向经过承包制的过度之后，实现了管理层买断。工人阶级经过一段物质刺激之后，经过合同制的过渡，搞了买断工龄实现了雇佣劳动制的恢复，较为显著的创新是劳务派遣制——只雇佣劳动不雇佣劳动者。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向上夺权”，结果是单位制内部管理权平等化，而改开搞是向下夺权导致管理权在干部手上的垄断化。由此开启了一个被管理者认同快速瓦解，而管理者的有效控制和激励手段却提升很慢的不等速运动，国企在此一过程中间大多数彻底崩解。这可能意味着：公有制企业不可能在管理权垄断的基础上成功，唯一可行的努力方向是各种争取自愿泰勒制的效率;这可以很好地解释：1950-1970年代国企高速成长和盈利水平相互促进的事实，同时也可以对照1984年改革后的效益急剧下滑趋势。
从以上五个历史时刻中间，可以看到毛氏公共领域的起伏。单位制内部的管理过程中间，是有着明确的毛氏公共领域存在的，反右导致这个公共领域的严重萎缩和异化，而文革则导致这一公共领域的重新打开和强化，改革后的变化公共领域被逐步压缩直至为零。这样，在井冈山确立的三湾宪章，经过毛时代单位制内部的实践，经过邓小平和朱镕基的改革之后，完全消失。中国在面对面管理这个领域，管理权的开放性业已达到全球最低水平，这个领域也回归了私人领域。所以，走资派和复辟战略，需要在政治挂帅的层面，才能够看清楚其内在逻辑。
以此而论，把劳动者在管理权面前的地位，以及管理权本身的演化特点，作为两个最重要的参照系，就可以这样来看待过去一百年的生产政体(积累体制)的演化过程：1949年之前姑且命名为“蒋汪积累体制”，其代表性群体是包身工那样的雇佣地位，以及结合了人身强制的封建化代理人群体，私有制和过度剥削，严重过剩的劳动力市场;1949-1985年是毛氏生产政体，此时，通过所谓的民主改革和五反运动，破除了封建化的管理体系，重建了熟人社会和礼俗社会的毛氏管理权，工资水平提高到远高于市场均衡工资的水平上，然后，必须的流入量管制就设立了进入壁垒;邓小平和朱镕基的改革进程，按照曹天予教授的看法就是“放权给干部、让利给干部”，最后结果是干部通过MBO拿到了产权，雇佣化了工人阶级。改开搞年代复制出来的劳动力市场，在低端就业市场上的代表性群体是农民工，在受过大学教育中高端就业市场上的代表性群体是贫困化的蚁族小白领。
由于小白领的工作，需要较高数量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同时收入中间还含有一定数量的准租金，由此形成了较高的“职位退出成本”，每一个小白领都发现上级可以越过管理条例和法律界限对其“敲竹杠”——这是因为较高平均水平并可随时贬值为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以及工资收入中间的准租金含量，共同提升了“在管理权范围内合法损害其职业利益”的敲竹杠空间，民生银行关副总逼奸美女下属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敲竹杠”进行度量的案例。邓朱积累体制中间，人格尊严无从守护的超级压榨空间的恢复，首先是对小资白领群体起作用的(对体力劳动者的作用反而较小)，标志着管理权封建化的深度(最典型的体现就是私人企业的家族化管理和股份制公司的高管土围子)，及其对人格尊严的侵害深度，这是典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群众动力所在。以此而论，小资白领在网络上对西方民主的呼唤，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群体受到了“管理权再封建化”过程的深重压迫，出现了本能的民主革命要求。西式民主无从解决管理权这个私人领域的封建化压迫问题，依据土共的革命实践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并再造民主化的生产政体，所以，迫切需要左翼理论去引导这个群体的思考。目前小资白领多受到主流西方思想的规制，并成为主流知识精英各种“不认同巫术”的接受群体，某些比较鲁莽的小资甚至预备在推墙过程中冲锋在前，很少人能够独立地打开正确的思想空间。
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法国黑夜站立运动，虽然有很大规模但都无果而终，这种抗议表达方式严重受制于公私领域的划分，仅仅在公共领域中间表达，所以不可能成功。依据土共进城后的经验，革命必须深入到私人领域内部去展开，才能够得到成果。既能够响应民众中间广泛的不满，又能够据以再造新的社会制度。所以，迫切需要把毛教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输送给占领和站立运动的苦人儿。也要对国内的小资白领的民主革命要求下，所形成的思想误识，加以引导和解放。
蒋汪积累体制、毛氏生产政体和邓朱积累体制的命名方法中间，企业是否为利润而生产和有无劳动力市场是两个关键性的要素，企业为利润而生产的生产目的的确立会导致权力贡献被高估而同时生产贡献被低估，在不存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管理权状况(管理的政治内涵)是很重要的命名维度，而存在着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存在着劳动力市场恶性竞争的条件下，积累体制是一个更为精准的命名方法。
第二部分：人本身的问题和改造
对人本身的状况进行观察，设计各种改造方案，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思想维度，同时也是各种政策或者制度的着力点。
国民性改造维度的观察——革命年代的公共性落差与公共性追问
五四以后，很多人都闹着要对农民搞国民性改造，这个任务是准确的，但是找错了方向所以成效不彰。最应该改造其国民性的人群是：贫下中农当干部的那群人。
其实，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对当了干部的贫下中农进行国民性改造的过程，对照毛教员的看法，国民性改造是对的，但是先要抓住重点，重点就是对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
毛教员在延安整风时期归纳了三个国民性问题，有待于马上改造，一是宗派主义，二是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三是党八股。
借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间的概念，在乡村中国完成个人社会化过程的贫下中农，肯定抱有一种“差序格局”的道德伦理理念，这个在农民当干部之后就转化为“小圈子认同”——也就是毛教员所说的宗派主义。毛教员本人亲眼见过党内各种小圈子认同的表现，井冈山时期发现农村基层党组织开会就像是家族会议，宁冈地区的土籍和客籍矛盾至深，错杀王佐和袁文才就是因为宁冈县委朱昌楷、龙超清怀有深刻的土客籍成见，而延安时期山头主义的表现也很严重——日本飞机轰炸时不一个山头的人躲飞机都不走一路。第二个特点是基于知识与权力的顽固信念——民间传说“前朝算师诸葛亮、后朝算师刘伯温”，诸葛亮和刘伯温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不需要信息和知识，掐指一算就能够进行准确的决策——这个信念就是只有自己说的，没有别人说的，而且在完全不了解下属机构和人员的情况之前，就能够滔滔不绝地说上个“甲乙丙丁开中药铺”，这个所谓的主观主义和党八股，其实是一回事，就是以个人的想象力去进行组织管理工作。
美国学者罗伯特·西蒙在分析管理决策时提出：帮助人们做出决策，需要搜集信息，同时还需要能够对信息作出正确分析的知识，由于信息和知识的不完备，最优决策是无法达到的，人们只能够止步于满意决策——就手头所有的信息和知识作出满意决策。比较而言，诸葛亮那种只需要掐指一算而完全不依赖信息和知识的决策，完全是不靠谱决策，毛教员对主观主义和党八股的批评，实际上就是批评各种依赖不靠谱知识和信息进行的不靠谱决策，其中的不靠谱知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在有效知识的标准上，毛教员也是有着独特看法的，他不同意开会发言要求“拿本本来”的说法，针锋相对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30年)，后来他较为缓和地提出“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命题，实际上也含蓄地否定简单套用书本知识的有效性。强调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是把直接经验提得很高，没有给间接经验留下多少余地，这可能与党内贫下中农的知识水准过低、尚未达到以知识帮助正确决策的最低水平。而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同时也是要求搜集靠谱的决策信息。
1942年开始的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其实就是针对在费孝通所说的乡土中国完成社会化的个体的两个国民性特点：一是小圈子认同导致的宗派主义，二是拒绝不依赖靠谱信息和务实知识的“算师决策模式”。这个情况的普遍存在，导致苏区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迫切需要改变。
按照老田选择的概念，从前的贫下中农当了共产党干部之后，现在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决然不同于农村社会种田方式的公共领域，他们身上的小圈子认同和算师决策模式，是完全不适应新领域的旧特点，两者之间的落差可以命名为“公共性落差”，这是迫切需要加以改造的方面。因此，延安整风，实际上是对重点人群的重点方面进行国民性改造运动。改造的方式，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压力，配合学习历史过程的经验和文件，加以对照提高。创造各种批评的压力，敦促农民干部缩小公共性落差的过程，老田命名为公共性追问。
实际上，对于公共性追问的拒绝，是一种长期的顽固表现。延安整风时期，刘少奇和康生所在的机构，搞了一场抢救运动弄得整个延安“特务如麻”，这实际上是拒绝承认自身存在着公共性落差，由此，就不存在着内在的国民性缺陷有待改造，问题只可能来自外部敌人的干扰和破坏。“抢救运动”作为一个失误，其实有着认识论的价值——代表了拒绝承认自身需要改造的那种认识论，由这一认识论出发，每一次毛泽东发起的公共性追问，都会被扭曲为打击外敌破坏的“找敌人运动”。1942年延安整风我们见到过“抢救运动”，1957年的开门整风后来变成了“反右扩大化”，1966年的文革初期五十天有一个“反干扰抓游鱼”运动，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撤销工作组，文革已经开始向第二个反右运动转化中。在1968年革委会成立之后，对于群众组织起来批评当权派的公共性追问，开启好几轮的镇压，把群众组织起来行使批评权的公共性追问过程，说成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1969-1973年)推翻共产党政权、“四人帮帮派体系”迫害老干部(1976-1978年直至如今)和“三种人”(1980年代)。这所有的打击矛头转向，都有一个同样的内在逻辑——不承认自身有着国民性缺点需要改造，或者存在着公共性落差需要被追问，因此，一切公共性追问过程都是不怀好意的敌对分子的敌对行为。文革参加公共性追问的人数过多，只好勉强地找到一个外发借口：是坏人在外部忽悠老百姓才那样的，以此掩盖由内部矛盾引发的官民冲突及其自身存在的公共性落差。
我们可以看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逆革命，其实是与拒绝承认公共性落差有着内在一致性的。逆革命其实就是毛教员所说的复辟，复辟的问题视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此时是对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干部进行公共性追问。“大锅饭养懒汉”就是对复辟视野的具象化。由此带来管理想象力方面的严重对立：在毛教员那里永远是当权派不行，在邓小平那里总是人民不行。
公共性落差的其他历史场景和对照方案——儒家的公共性建设方案
儒家之所以为历代统治阶级所难于抛弃，是因为在儒家思想理路中间隐含了一套回应公共性落差的建设方案——由内圣而外王的人格成圣之路。通过这个方式，公共性方面的落差由个人修养和德性的成长来解决。乡土社会化的个体特点，与进入封建官场后最低水准的公共性要求之间的公共性落差，由人格成圣来填补。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在个体修养与领导权的关系上，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经书的主张，而史书记载的领导权生成及其起作用的顺序则是：“克明俊德，以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协和万邦。”(《尚书·尧典》)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领导权生成的两要素是个人德性，以及自下而上的认同而非韦伯那种合理合法型权威。
孟子区分天爵和人爵的不同。儒家的方案是：加强个人修养，获得自下而上的认同，自然而然地获得民众的拥戴和领导权(天爵)，然后搭配自上而下的任命(人爵)，合理的方式是以人爵配天爵。但是，人爵的出现导致“乡愿”乱德，这样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开始盛行，为要人爵而弃天爵的现象很普遍。
在儒家和法家两千年的历史性对峙中间，儒生们的特点表现为短期利益最大化追求，否定法家各种基于整体利益目标的修补守护方案，大多数儒生为短期利益最大化目标反对整体利益调节，这不仅决定了法家的失败和悲剧，也说明此一公共性建设方案的有效性缺陷。
现代新儒家只是从话语到话语，成为一种话语权的经营模式和一种职业利益领域。而儒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有无应付现代社会的潜力，才是关键。这个方面，毛时代的单位制实践有着亟待挖掘的内涵。
毛时代单位制内部，对于礼俗社会的自发重建，熟人社会的权威生产机制，实质上要求管理权要向德性领袖转化——以天爵为基础的人爵授予标准。有效率的管理者榜样是陈永贵等，社区领袖的权力及其德性特点，说明儒家思想确有返本开新的潜力：以传统思想应付现代社会。 .
单位内部的社区领袖的权力，能够实现部分接管国家机器的镇压职能，毛时代镇压机器公检法的最小化，却有着社会秩序空前良好的效果，这是民众认同和社区权力的接管起了替代作用。毛时代政权的执行力与合法性生产，都奠基于民众的高水平认同；而经济上的生产效率提升，亦复奠基于自愿泰勒制，这两个方面的潜力大于少数人强制多数人的效果。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特点，期待着文化和意义生产方面的新努力方向，为“五张皮”服务的知识界对此表示无能为力。
被管理者的高度认同，实际上最小化了强制性权力和金钱逻辑对于管理的侵蚀，部分地走出了韦伯理性铁笼的局限，出现了更为可喜的局面是劳动者在平等的政治经济体系内部，开始进行意义网络的自主生产取向，毛时代扶持所谓的工人作家和农民诗人，不仅仅具有形式上破除精英垄断的标示意义，而且还是一个深沉的意义生产模式的新主体在成长。这在根本上改写了劳动的内涵，劳动不仅仅是要挣得生存资源，还是意义生产的方式——连改开搞名作家蒋子龙也说“工作是老工人心灵的营养”，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走出异化劳动的潜力。
不过，毛时代相比较而言，普遍工农劳动者大多干活多、挣得少，后来成为非毛化时期的一个意识形态接受机制——用于宣传和对照改开搞的成功，不过这恰好在反面说明人均高水平的劳动投入——这是一切效率的基础，恰好不成为问题，是韦伯自己所说的走出理性铁笼的条件——效率不再成为第一目标。这个事实恰好具有双重含义：毛时代管理中间过多地包含了要求工农多劳动的因素，也达到了目标，却最小化了权力强制和金钱激励的手段，合起来是：效率不成为问题同时管理权异化最小化了——这本身就是走出异化劳动的条件。
单位制内部管理的绩效逻辑，礼俗社会的理性化引导作用方面，没有实现较好地划分和尊重个体生活方面的私人领域，强相互作用的社区有很大的潜力，也有抑制个人的方面需要仔细剔除。
延安整风运动在批评压力下追问公共性落差，内含对于人格成圣和自我修养的不信任。
改良与革命——国民性改造以大多数人为对象的问题和效果
晏阳初认为农民有“愚穷弱私”的四大特点，有待改造，主要是通过识字培训来实现，以增强农民个体的文化资本入手，进行国民性改造。费孝通写了《乡土中国》一书，对此加以鄙视和蔑视，其最有成效的“平民千字课”教育，被费孝通蔑称为“文字下乡”，对于愚穷弱私各项诊断及其改变的设计，费孝通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是不同质的认识出发，指出这些改良派的努力不可能造成农民道德的改变和社会质变，农民的道德形成与其社会生存境况是相互形塑的，尤其是不可能通过教育民众来实现社会现代化或者说向法理社会转型。今天回顾，费孝通写这本书，似乎就是专门批改良派在社会认识方面的浅薄和想当然。费孝通对晏阳初等人的批评，是小资产阶级社会学教授，在见识上高于小资产阶级教育家，尤其是这些个胡说乱想还被全社会和全世界寄予厚望，所以感到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不是左派批评右派。
晏阳初说：先农民化、再化农民。这是要求知识精英自付学费学会与农民进行沟通的技术，并且要以下里巴人的沟通方式去实现与农民的有效沟通。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可以概括为“来自工农兵、服务工农兵”，在随后的鲁艺讲话中间说先做群众的学生，后作群众的先生，这个方面双方完全一致：都要找到一个方式去实现与农民的有效对话。1974年的朝阳农学院经验要求：培养大学生要坚持“三上三下”“社来社去”，还有1968年的七二一批示，都从属于一种技术型的有机知识分子培养路线。晏阳初在1942年与赛珍珠的谈话中间也是肯定这样一种有机知识分子的大学培养模式的，当然他没怎么得到机会去展开实践。此种主张，是从有效的对话方式出发，重新设计知识分子培养的路线，革命派晚于改良派三十年之后，才再一次发现并投入初步实践：把农业大学搬到农村去办还从农民中间招生，学习是带着问题学和针对性地教，目的说穿了一钱不值：就是要找寻一条低成本培养农民身份技术员的路子，此种农民技术员能够安心地呆在农村并在农业生产的第一现场起作用。
以上说明，在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共享的是改造世界肯定要遭遇到的共同问题清单，改良派在很多方面与革命派共享了后来被扣上“极左帽子”的某些重要认识：特别是在如何有效地与底层沟通和技术性知识如何输入底层起作用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认识，都是知识如何在改造世界过程中间，有效地输入底层并较好地起作用的方面，在时间上是改良派早于革命派搞了“极左发明”，不过革命派是自己独立观察社会并发现问题和提出答案的，所以未按引文要求注明来源
梁漱溟毕生主张对农业和农村输入“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实践中间发现在乡建运动中间农民不动。基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最后肯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建设内涵，业已走到暴民的边缘。晏阳初一生清醒地信守“良民选择”，即便他在河北定县和四川新繁都遭遇到土豪劣绅游行示威抗议，在思想上也装着没有看见，毕生决不言“社会障碍”的任何是非，是全世界统治阶级可以信赖的良民创造者，所以多次颁奖以资鼓励。
共产党的观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照性的内涵是：社会障碍大，才是农民“愚穷弱私”的原因，入手要从增强农民的政治觉悟和主体性入手，条件和前提是破除社会障碍——上层统治阶级所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制和观念压制。
对农民不动的两种不同理解：晏阳初认为愚穷弱私本身既是原因又是结果，提升底层的能力才是关键。共产党认定农民不动是因为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社会障碍起作用的结果，来源于统治阶级的潜在抑制，拆除社会藩篱过程中间重建农民主体性和能动性才是合理的起点。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熟设计中间，一定是要斗垮旧统治阶级的权力来重建底层的主体性，斗争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每一个历史时刻都需要到场。对批斗对象而言，意味着一个契约交易，小的刑事罪行也可以在斗争会之后予以豁免——这是别种双赢，坏统治阶级成员主动接受斗争会，可以换取刑事豁免。无对价支付的情形，不够坏的统治阶级成员在斗争会上只有净损失?
民众道德水准提升的别种想象力，对照儒家的看法：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平等化改造之后，并非仅仅是统治成员自身的状况及其对全社会的示范作用，这本身就是(统治阶级成员和被统治阶级成员之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样式)两种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方面“质”的改造，是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质(社会关系总和)的改变。 .
第三部分：毛时代的政治经济体系实践
新中国的战略与结构——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产出问题
分析土共进城之后的经济发展战略，其实可以从西方经济学的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诸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出发，加以考察和界定。这比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出发的观察，要更为精确和稳定，较少发生概念与现实对应之间的漂移，在这个角度上，所残留的胡说八道空间要小很多。
1949年中国拥有5.4亿人口，其中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地域，如果那个有一个中介足以发挥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将能够迅速地提高耕地亩产量同时还能够降低水旱灾害的损失。这个不需要高明的认识和规划，一个自称外行的洋人——马罗立在中国兜了一圈下来之后，就发现中国水旱灾害特别严重，同时劳动力价格却极低，这两者之间可以实现有机的结合。美国学者帕金斯指出：对于动员剩余劳动力而言资本和土地私有制是无效的中介
毛时代的合作化，恰好是一种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来发展农业的战略，是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的活劳动投入来提升单产。而合作化进程则是创造一种足以动员剩余劳动力的制度中介，如此而已。“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除了田间管理方面个人和集体差别不大之外，其他七个影响农作物生长条件改进的方面，都是集体努力远远优于个体。
中国人均收入很低，人均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少，但是总量却不少。只有能够找到一个低成本收集全社会经济剩余的中介，那么，整个中国的投资能力将是极为可观的。毛时代是以财政渠道，通过联络全国的行政组织，把较高总数量的经济剩余，低成本集中起来并投入工业，逼近潜在最大的投资能力。最后，是农业发展水平过低，所提供的轻工业原料不足，导致大部分集中起来的经济剩余不得不投入重工业中间。
为此，需要强化农村基层三级政权来联系剩余劳动力;管理结构投入的方向，是响应战略资源的有效运用。
在大洋全的新式工业之外，从工场手工业开始的技术层次，在中国都有兑现的空间，并能够以此增强工业的发展速度。农村人民公社确立之后，可以对接低技术的工业层次，为工业化拓展新的成长空间。而在城市的快速工业化中间，中央垄断是一种浪费资金和资源的方式，1955-1958年的改革，是对地方和企业进行权力下放，投资和预算分配权逐级分开。
毛时代的三大决策——三个总路线以及官场的逆公共性表现
毛教员执政27年，最重要的决策是三个，都冠名为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财经工作会议通过，决策过程1952-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决策过程1955-1958年)，党在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九大政治报告，决策过程1962-1969年)。
三个总路线贯彻过程中间，出现了三次大规模的官场机会主义浪潮，由此所揭示出来的逆公共性趋势。
建国后，当权派队伍的逆公共性发展过程。1952年恢复了等级制，在管理权配置方面决定性地引入了上级绝对主导下级命运的手段。由此，重构了那种上级拥有权力优势和下级拥有信息优势的“双边垄断博弈”过程，在官场激发了普遍而持久的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美国学者安东尼·唐斯发现了下级的机会主义行为典型性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命令链和自下而上的信息链中间掺假。毛泽东发现了上级的机会主义行为，针对下级的机会主义纠偏，往往怕丢选票、对下级的批评不尖锐，对下级机会主义行为的个别批评会得罪人，对上级而言会带来潜在的政治利益损失，由此反过来强烈地主张集权于中央层次：把下级的机会主义行为引导到“我施恩你回报”的单一交换链，此时上级只有收益而不会有损失。
公共性落差原本就存在，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又逐渐扩大，这是一种逆公共性趋势。逆公共性的各种表现及其治理，1951年的三反运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1955年毛教员提出的反右倾反保守，1957年开门整风针对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后来提炼为三风四气，三风如前，四气是指官气、暮气、娇气和骄气)，1958年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1962年重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4年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1965年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发动群众以当权派为批评对象，开展反修防修。
在延安整风时期，还是以思想方法问题来归纳问题，到了1955-1958年期间，毛泽东更为具体地概括了加工厂与设计院思路的对比，这其实是在组织内部决策问题上的第二次提炼过程，已经很接近罗伯特·西蒙的看问题方式了。加工厂意为中央进行决策需要依靠地方和民间的信息和材料，而设计院则一切来自头脑风暴——是对农民中间流传久远的“算师决策模式”的回归。
加工厂与设计院决策模式的典型对比是：1955-1957年毛泽东从农村基层先进合作社的经验出发，拖拉着各个省委书记起草农业增产的四十条纲要，这是典型的加工厂思路。设计院思路最典型的体现是刘少奇1958年4月底在火车上闲聊时，决策的共产主义过渡试点，无需调查研究和成功经验作为参考，直接对全部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整体性的解决方案;在刘少奇试点尚未充分展开并取得经验的情况下，安子文于1958年在徐水县召开组织工作现场会推广了这个试点的很多极端做法，许多省委书记积极跟进以强硬打压手段逼迫地委和县委照办。
毛泽东想要挖掘新的工农业成长空间，刘少奇就越过毛教员反复强调的加工厂决策模式，以设计院的全局思路，搞两个试点去推行“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和组织军事化”，试图用行政权力去组织和管制一切来扩大人力物力的总投入水平，结果就造成共产风和浮夸风引发的巨大损失。就决策错误及其扩大机制而言，刘少奇是毛泽东的猪队友，安子文是刘少奇的猪队友，最积极的那些省委书记是安子文的猪队友。毛泽东迅疾对此一试点展开纠偏，结果始终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这说明设计院思路在党内高层干部头脑中间的顽固性，反而被迫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踩下去以维护建国后的较优权力配置格局——把历朝历代都曾经是新秩序形成障碍的骄兵悍将冷藏起来，让刘少奇为首的后勤干部掌握党政最高权力。此后，权力场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66年毛泽东回顾说：1959年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都是他们做主;1959年以后邓小平六年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坐在后排。毛还发现一系列的独立王国：组织部、财经委各口、书记处、北京市委。
对于公共性落差的性质认定，在延安整风时期认为是党风学风和文风这样一种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也就是说，毛教员认为这些贫下中农身上的公共性落差，还只是猪队友的不足，有待于加强领导和引导逐步加以克服。到了建国后的长期逆公共性发展过程，特别是1958年官场的共产主义过渡试点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经过毛教员累次纠偏而无效，于1962年作出判断：从前的猪队友们现在发展出了独立的阶级利益及其制度化努力方向，再也不可能从正面加以引导了。四清和文革的种种探索，无非是寻求更有效地把民众组织起来进行公共性追问的各种可能性。与今天普遍存在的上访相比，四清是派出工作队进行“下访”，搜集当权派各种逆公共性信息，并联手群众实施公共性追问。
不过，终其一生，毛教员也认为猪队友虽然有了外部利益，但问题还只能够在内部化的基础上才能够解决，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如何通过内部化来解决外部矛盾的两难问题。文革还只是提出问题但并没有答案：群众有组织地行使批评权这样一种公共性追问，是否足以逆转社会分化带来的逆公共性后果，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接下来寻找答案。
结合前文的毛氏公共领域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官僚制上层与底层之间的巨大落差：底层管理权的开放性与官僚制上层的垄断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上层与下层的相互作用关系上，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这其实就是那个林彪一类上台复辟资本主义很容易的审视。如何把底层的管理权公共性上移，文革期间的探索程度过浅，还无法得出稳定的经验。
换言之，在毛时代，存在着一个底层管理权的较高开放程度，与高层管理权的过低民主性的对比，由此，毛教员本人认为：宏观政治的结构的合理方向还无法展望，只能够是周期性地支持群众造反来进行公共性追问。
第四部分：意识形态历史的两种状况
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坚持把某些历史写作称之为“说书”。我们来看看土共的努力过程，是怎么被“说书”的，其中最有代表的说书方式有两种。
从历史到说书——官学机构的党史说书学
官学机构里头的学官们，建立的历史说书学，集中于非毛化的三大设计，主旨是抽象肯定和具体否定。
非毛化的三大设计：第一设计是“抽象肯定”说毛动机是好的——犯错误也是革命家犯错误，第二设计是“具体否定”说毛的三大决策都是错的，第三个设计是一种政治责任的邓胡记账法，把全部官场机会主义的历史责任都记入毛泽东个人账户，毛就此成为27年官场机会主义行为的总责任人。
对于1958年事态及其引发的恶劣后果的解释和归责，构成根本性的分歧和识别标准。民间谚语说“厨子不好嫌灶歪”，一锅饭煮坏了，到底是厨子的手艺和责任心有待改进，还是烧饭的设施“灶”本身出了问题，这两种不同的归责方式构成不同的改革出口。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和彭真等人在1962年前后的选择是“灶”不好，这就构成了要拆毁“灶”的选择，复辟资本主义的判断由此产生。这中间依然存在着拒绝承认公共性落差的问题——拒绝承认厨子本身的责任，当然就不需要反思和悔改了。这个选择，后来成为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主题思想——灶不好要拆掉，《三家村札记》当时以相对隐晦的说法，曲折地转述了部分高管之间“灶不好”的归责方式。
自由派轻飘飘地站在官学机构的肩膀上，毫无困难地说毛动机都是坏的，就此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官学机构苦苦经营、却无力守护的党史解释权。
需要追问贵族造反的意识形态的接受机制，这一套说法是如何与老百姓的生存感受和历史记忆，相互啮合起来并得到部分赞同的。
从历史到说书——西化学术的救亡压倒启蒙
农民的心理结构是存在的，这个与毛教员的公共性落差认知一致。不一致的地方是，通过纸上革命的价值再分配过程，颠倒了黑白，否定了各种公共性追问。
这说明，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在拒绝公共性追问方面有着高度一致性，同时，还有着进行逆公共性追问的要求。这是反过来肯定对于公共性追问的不承认和镇压，把公共性追问宣布为封建主义的表现。
毛教员说：当了大官比资本家还厉害，读了大学不想与工人农民划等号要当工人贵族。
最快速成功的工人贵族群体，是新三界神话群体，他们中间的多数怀有毛邓时代两重天的感受，成为最自觉的意识形态生产者群体。主流精英所经营的各种“不认同巫术”，奠基于官学机构的非毛化成就基础之上，同时又啮合各社会群体新形成的政治不认同情绪，这是他们的两个最主要的经营方略。
贵族造反时代的意识形态特点，是一种逆公共性追问，内在逻辑是文化资本决定论。政治决策权分配依据是以设计院思路反对加工厂思路，重回算师决策模型，否定组织内部需要专门信息和知识去支持决策的要求。在这个历史说书学中间，是把小农人格的知识想象力正当化了。
第五部分：左翼如何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
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突破口——夺取革命史和国史的解释权
党史说书学的特点是：选择性发布信息并按照事先的定规进行解释，零知识基础上的信息排列组合模式。
逆公共性追问的特点是：强调西化学术的绝对有效性，配合对国史的不认同巫术操作。
左翼夺取和重建意识形态领导权，打在对立面的薄弱环节上，两个说书学最容易突破，而且可以啮合人们的生存感受和历史记忆，激活其再思考过程，并确立起相互认同的起点。
以中层研究重建新的理论
综合西方的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积累，结合革命和建设年代的历史资料库，作出新的解释和理论重建。
以左翼的学习网络来促进快出成果
改进学风，形成良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共享研究纲领进行分工协作。从传播效果出发，关注意识形态的接受机制，关注民众的生产和生存感受，理论要切合激活民众生存感受和历史记忆的方向。一句话，要增进民众的觉悟和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