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意识形态批判视野下的德国古典哲学
——理解齐泽克思想的必要路径
近年来，学界从不同视角展开了对齐泽克思想的研究。但由于齐泽克自身表述的繁杂、晦涩和光怪陆离，对他的研究也很容易或者沦入拉康思想所构筑的细节的陷阱之中，或者纠缠于齐泽克关于大众文化的各色阐释所构筑的解释循环之中，从而忽视了齐泽克作为这个时代的思想者为我们所贡献的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在笔者看来，齐泽克的主要理论贡献或可归结为两点：其一，对拉康思想核心内涵的揭示。这一工作往往借助于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从性质上看，这是一个阐释性、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普及性的工作；其二，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当代形式的揭示和批判。在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大行其道之时，齐泽克坚持了一种不妥协的理论批判立场，试图探寻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二者相比，后一方面的工作不仅具有更强的理论原创性，而且还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并最终成就了齐泽克在当代激进左派中的重要地位。
当代激进左派面对的是一个繁荣的丰盛社会，其中不仅意识形态的编制更为精巧，而且人们对意识形态本身也已经有了更为“自觉的意识”。换言之，经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洗礼之后，意识形态理论自身完成了一种“启蒙”的工作，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存在已经“心知肚明”，但他们却依然“明知故犯”，因为人们发现这些意识形态本身已经变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秩序。例如以货币为核心的经济交换制度、各色法律以及民主的政治立场等等，破坏这些秩序有可能导致社会生活的毁灭，这就是齐泽克意识形态理论批判的最大敌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存在的合理性所在。齐泽克需要做的是破除这种明知故犯和得过且过的理论立场和生活态度，在已经“和解”和“统一”的当下社会中找寻被幻想（fantasy）所掩盖的社会对抗，通过保持这种“对抗”的存在来消解今天社会的“和解”和“统一”的意识形态幻象（illusion）。
在某种意义上说，齐泽克的工作带有着“再启蒙”的倾向。启蒙自身形成了一种新的遮蔽（启蒙的辩证法），并且构成了今天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以启蒙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与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有着某种共谋关系，后者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现代制度的建立以前者为理论上的先声。因此对犬儒主义的深入批判需要重新思考德国古典哲学的诸多理论问题。
一、 源起：为何将德国古典哲学与意识形态批判勾连起来？
德国古典哲学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与现代性之间的共谋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被诸如胡塞尔、卢卡奇、海德格尔等人领悟到，由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产生了《逻辑哲学论》、《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存在与时间》这三部重要著作，它们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却都披着纯粹哲学批判的外衣完成了对现代性的思考。因此如果齐泽克仅仅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思考，那么这将难以构成新的理论路径。但齐泽克坚持将这一勾连运用到对当代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之上，同时又将后现代思想置入到对德国古典哲学的阐释之中，认为康德、黑格尔与拉康一样，都是我们的同代人，至此，一种新的致思路径就被开拓出来。如果说拉康哲学是一种“后—黑格尔主义哲学”的话，（Žižek: p3）那么黑格尔就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这样的说法在齐泽克的阐发中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只是有悖于学界对于拉康哲学的通常判断。于是我们要追问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这种阐发路径的原初动因是什么？第二，作出这样一种阐发的根据有哪些？
对于第一个问题，一个较为简单和表面的回答是齐泽克将拉康与德国哲学勾连在一起，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提升拉康哲学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意义。但在笔者看来，更为根本的原因仍需要从当下意识形态的新特点与德国古典哲学理论特性的同构性来看。而这一点对于齐泽克来说乃是没有言明的理论前提。
齐泽克关于意识形态的发展史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三阶段说：即所谓的自在意识形态、自为意识形态以及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其中第一种自在的意识形态是被马克思充分阐发的虚假意识；第二种自为的意识形态是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外在化的意识形态规训。它通过仪式化的行为来完成人们对某种意识形态的认同；第三种则是当代社会特有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即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认知（自为的），同时它依赖于诸多“隐含的、准'自发的’假定和看法难以捉摸的网络构成'非意识形态’（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性的……）实践的一种不能复归的瞬间再生产。”（齐泽克，《图绘意识形态》第13页。）它具有自在性，即一种貌似非意识形态的特质。由此，这种意识形态不仅是虚假意识，而且是一种被人们已经认识到了的，并且是不可或缺的虚假意识。因为它所依赖的乃是当下社会得以正常运作的一整套经济的、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体系（ideology）。“意识形态是社会现实……是社会的有效性。”（Žižek，1989, p15-16）这种意识形态具有以下三个要点：它实现了自我认同（人们知道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它以观念体系（制度层面）的形式存在着；它在“有效性”（规范、功能）上彰显其社会现实性。而以上三点，恰恰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理论贡献。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不仅颠倒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即认识来自客观对主观的符合，而不是相反——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将事物本身，即事物的实在性推入到了不可知的境遇当中。理性的纯粹性，也就是剔除了理性的经验性内涵，让所谓的对象世界始终不过是人的主观观念（先验范畴）的构造结果。由此所谓的德国观念论（idealism）产生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无非是先验范畴作用于已被纳入时空形式之中的感性杂多的产物，因此从根本上说是观念性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与之具有本质上的相似）。后—康德时代的哲学所不断地完善和强化的正是这个观念构造世界的基本思路。当然这里所谓的“构造”，并非对事物实在性的创造，如上帝创世一般的“无中生有”，而是通过范畴或者纯粹概念使对象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显现自身。因此范畴并非是一个从具体事物中抽象出的共相，而是一种规范（犬儒主义意识形态在有效性上证明自身的存在与之异曲同工），它发挥着组织对象，并使其以某种方式得以呈现的功能。康德以此对抗唯理论、独断论。
虽然费希特、谢林与黑格尔并非以线性的方式继承了康德，例如黑格尔的体系构造克服了康德的物自体的不可知性以及范畴作用于经验的直接性，但却根本上继承了康德观念论的主要原则：世界只能以观念的呈现方式被我们所认知，由此“这种知识应当在对象被给予我们之前就对对象有所断定”（《纯粹理性批判》BXVI））（康德，第15页），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认识的是我们的观念所构造的事物，海德格尔将其称之为“存在论的内在可能性的开显”，并将其视为“康德'哥白尼式的转向’的标题下总被误解的东西的真实意义”。（海德格尔，第12页。）这种内在性原则必然带来一种内在的自我统一（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明知故犯”与之具有同构性）。而这一基本观点对于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来说是一致的。由此齐泽克在准确把握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精髓之后，发现了其与当下意识形态状态的同构性。正是这一同构性，使齐泽克痴迷于对德国古典哲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思考。这是其理论勾连的深层原因。
二、根据之一：康德缺失的先验自我与先验对象
对于齐泽克来说，德国古典哲学并非仅仅在肯定的意义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的理论支撑，它同时还埋下了批判甚至打破这种意识形态的隐形契机。对于这一契机的挖掘需要拉康思想的加入，从而使康德与黑格尔变成了拉康的同代人。虽然这种加入是齐泽克本人的理论偏好，但对于一个总是立足于当下来探寻批判和超越社会现实的激进左派思想家来说，却又是其需要走出的必不可少的一步。那么，齐泽克究竟是怎样将康德、黑格尔与拉康的思想整合为一种理论路径的呢？这种阐发在意识形态批判中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对德国古典哲学予以拉康化阐释的根据何在？这些都是必须予以说明的问题。
1993年，齐泽克出版了《延迟的否定》，在这部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中，齐泽克对康德与黑格尔思想予以了颇具特色的拉康化解读。在这种解读中，康德先于拉康消解了主体（自我）、同时引入了对象a；黑格尔则驻留于延迟的否定性当中，保留了断裂，从而最终无法实现绝对精神的统一性。在二者思想中，“缺失”与“断裂”成为了核心词汇，但却同时保持着对真理的执着追求。这样一些特质正是简化了的拉康思想轮廓。
对于康德来说，先验统觉是一种能够将感性杂多与知性范畴结合起来的一种能力。它构成了经验产生的基本条件。它如同物自体一样都是康德为了完成其哥白尼革命所不得不做出的一个逻辑设定。它的存在只有在其发挥整合的“效用”时才得以彰显，齐泽克反复引用康德的这样两句话：“在对一般表象的杂多的先验综合中，因而在统觉的综合的本源统一中，我意识到我自己，既不是像我对自己所显现的那样，也不是像我自在地本身所是的那样，而只是'我在’”。（《纯粹理性批判》，B157）（康德，第104页。）“通过这个能思的我或者他或者它（物），所表象出来的不是别的，而只是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X，它只有通过作为它的谓词的那些思想才被认识，而孤立地来看我们对它永远不能有任何起码的概念”。（《纯粹理性批判》A346）（康德，第291页）
齐泽克据此做出了以下推论：第一，“'我思’只不过意味着我不能接近作为思想者的本体原质（noumenal Thing）的我自身。”（Žižek，p14）即康德所谓的先验主体=X，离开“谓词”所指的思想，“我们对它永远不能有任何起码的概念”；换言之，我思所带来的不是我对自身的意识。第二，更进一步地，这个触及不到自身的“我思”顺势将自我意识推向了更为拉康化的层面：“自我意识的矛盾在于它只有在与它自身的非可能性的相对立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只有当我无法企及作为我的存在的真实内核的我自身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自身（'能思维的我或者他或者它（物）’）。”（Žižek，p15）这意味着，我只有在自己无法企及的地方发现能思维的我，这恰恰是拉康“我在我不思之处”的翻版。它的理论根据在于康德在以上两段话中所强调的“我意识到了我自己，但……仅仅是我在”，以及那个被等同于X的先验主体的论述。
所有这些都让齐泽克信心满满的认为自己对康德之自我的解读是康德的原意，是未被揭开的隐形秘密：我思所指的永远只是指向外在的“我在”，因此“自我意识的观念包含着主体的自我去中心化，就这一点而言要比主客体的对立更为激进。”（Ibid.）先验自我的设定，在齐泽克看来成为对不可能之真实（Real）（对自我本身一无所知）的一种遮掩（治愈）。由此保证了形而上学的自我同一性，即在纯粹理性当中，先验自我的逻辑设定让在理性界限以内的认知获得无懈可击的确定性。因为我们当然可以认识那些预先已经由我们自己逻辑（先验统觉，先验自我）所设定的对象。自我同一性的完成，是形而上学得以实现的根本。尽管在齐泽克看来，这种先验自我所获得的只是填补了一个创伤（对真之认知的不可能性）所形成的空洞的位置而已。
面对齐泽克的这种阐释，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种阐发的问题在哪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康德的先验自我仅仅是一个逻辑上的功能性设定，齐泽克虽然对此心知肚明，但却仍然坚持将这种逻辑设定的“自我”等同于拉康对于受困于社会化（象征界）条件下的人们所感受到的缺失的自我认同。严格说来，康德的先验主体与拉康的主体概念完全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一个是逻辑设定，一个是现实的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人格自我。一个仅仅依赖于在认知层面发挥某种效用而获得确证，另一个则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获得说明。对于康德来说，先验自我正是认知逻辑自足的保障；而对于拉康来说，对自我的意识却发现社会化对自我的界定永远处于不足当中，而那所剩余的东西，正是那个不能被社会化的真实。严格说来，拉康的自我更接近于笛卡尔那个所谓经验的实在的自我，而非康德的先验自我，但康德对于先验自我以及事物自身的不可知，确实让齐泽克看到了拉康的不可能之真的影子。显然过于急于凸显这种不可知性，使得齐泽克从根本上忽视了康德与拉康在主体问题上质的差异。
对于谙熟于康德的齐泽克来说，除了凸显先验自我的不可知之外，他同样关注康德的另一个不可知——物自体的不可知。在《延迟的否定》中，对物自体的不可知的论述成为齐泽克从康德过渡到黑格尔，并最终将黑格尔与拉康等同起来的重要一环。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物自体与先验对象（transcendental object）是两个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互换的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齐泽克将康德并没有给出明确区分的物自体与先验对象作出了清晰地区分：“在物自体（Ding-an-sich）与先验对象之间的区分正好对应于拉康意义上作为原质（Ding）的真实界与对象a（objet petit a）之间的区分：后者确切的说是某种换喻的对象，它给予了肯定性对象的匮乏以化身。”（Žižek，p18）由此物自体成为了那个不能趋近的真实，而先验对象则成为了体现这种真实的外在表象。正是这一“先验对象”将物自身的“不可知性”以表象的方式直接呈现出来——这也正是拉康那个很难说清的对象a所具有的基本功能。
回到康德思想本身。康德之所以没有将物自体与先验对象的区分阐发清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并非其理论的着力点。对于康德来说，所谓对真的探求已经从对实在性符合的探寻（前康德的形而上学目的）转向了对于规范性原则本身的探寻，真理的符合从来都是已经在先天形式内的经验对象与规范（先验范畴）的符合。比附观之，康德真理符合的过程发生在被拉康所划分的象征界当中，而拉康的真则是不能被象征化中的真。所以将物自体类比于拉康的真，就其不可知性上说，有类似之处，但从根本性质上看则是一种歪曲和误读。康德哲学的旨趣从来都不是探寻那个不可知的物自体，而对齐泽克眼中的拉康来说，对于不可知之真的探寻却是其理论的终极目的。
三、根据之二，黑格尔统一性哲学的内在断裂
齐泽克之所以将康德的先验主体与先验对象予以拉康化解读，其目的在于要引出黑格尔思想中的断裂点（对抗性）。黑格尔的辩证法给予这种断裂点以可能阐发的空间。一旦黑格尔完整的体系哲学中的断裂点被放大之后，那么这个体系的内在瓦解就成为可能的。而德国古典哲学与当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同构性使得古典哲学中的断裂点也自然可以成为当代意识形态批判中的切入点。在这一断裂点上等待机会，从而发现已经臻于完美的意识形态存在的内在对抗，由此才可能在今天仍保持某种意识形态的自我批判。这正是齐泽克特别看重黑格尔的原因所在，因为他将康德哲学的断裂点发挥的更为彻底而明晰。
但按照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思路，消解不可知的物自体是后—康德哲学的重要问题。在齐泽克看来，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实际上不过就是消解先验自我和先验对象（即物自体）之间区分，即消解占据这个鸿沟所形成的空位的那个化身与这个鸿沟（真）之间区分，由此使真理成为可以企及的。在齐泽克看来，消解有两条路径：其一，为费希特与谢林的路径，先验自我与物自体直接的统一。齐泽克将其生动的比喻为“能看到自己的眼睛”，（Ibid.）这种统一遭到了康德本人的反对。其二，为黑格尔的路径。黑格尔拒斥“直接的”统一，引入了辩证法，即自我意识在他者那里得以确认，经过中介之后的黑格尔完成了绝对性的统一，只是这种统一的方式，正是“将他们（他者——笔者注）接受为我们的”（Ibid. p126），换言之，在他者那里看到我们自身。所谓的绝对不过就是这种贯穿于我与他者之中共同的意识。这是黑格尔绝对哲学的原初内涵。
齐泽克对于黑格尔以“绝对精神”的方式来解决物自体问题的路径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黑格尔——笔者注）坚持在推理的理智（观念层面）与直觉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鸿沟，就此而言，他完全保留了康德的思想。就此而言，黑格尔远不是弥合了康德的裂缝，而是进一步撕裂了它”（Ibid. p19）这一结论与学界的通常看法大相径庭。一般认为黑格尔哲学的核心在于“和解”或者“统一”。齐泽克背道而驰，将黑格尔哲学的核心视为“分裂”，这无疑是一个大胆的论断，需要严格的理论论证。
齐泽克对于黑格尔“分裂”的理解主要体现在对两个主要命题的阐发上：其一，黑格尔的“实体即主体”的论断，其二，黑格尔所谓的“精神是块头盖骨”的讨论。首先，关于实体即主体，在黑格尔那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实体也是一种能动性（主体性原则）的过程：“实体作为主体是纯粹的简单的否定性，唯其如此，它是单一的东西的分裂为二的过程或树立对立面的双重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则又是这种莫不相干的区别及其对立的否定。”（黑格尔，第11页）第二，主体作为主词，成为一种空名，设定实体，又有待实体来加以填充。在此，黑格尔的主体所发挥的作用正是用其否定性（能动性）来统摄“他者”（实体），将其纳入到自身内在性的逻辑当中，因此实体即主体的命题最终是内在统一性的结果。
然而对于齐泽克来说，由于主体概念从康德以来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弥合的裂口，黑格尔赋予主体的否定性内涵也成为了这一裂口之存在的论据：“这一双重的、自我指涉的否定，没有承载对实证同一性的任何回归，没有承载对否定性之分裂力量的废除，……在'否定之否定’中，否定性保留了它全部的分裂力量”。（齐泽克，《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第241页）那么由此“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融合’并不是意指'实体成为主体’的那个时刻，即绝对主体性被上升为所有实体的产生基础，而是意指主体性的纬度介入到了实体的最核心之处，表现为一种无法还原的匮乏，这是一种它自身永远无法获得完整的自我认同的匮乏。'作为主体的实体’最终意味着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断裂’，拒斥与每一种世界观（world-view）的相似性，拒斥每一种作为一个整体，并拥有'一个庞大的存在链条’宇宙观。”（Žižek，p26）齐泽克通过将实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打破，诠释了黑格尔思想体系中“统一性”所具有的内在分裂。
其次，齐泽克另一个非常著名的阐释在于他抓住黑格尔关于“精神是块头盖骨”的论述大做文章。对“精神”概念的这一阐发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的“丙（甲）理性”中。将精神与头盖骨联系起来被黑格尔视为观察理性所包含的各运动环节的最后一环，即对自我意识与其直接现实关系的观察。黑格尔将精神的世界从来视为一种自我意识双重化的状态，即自我与他者共存的状态：“精神是这样的绝对的实体，它在它的对立面之充分的自由和独立中，亦即在互相差异、各个独立存在的自我意识中，作为它的统一而存在：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黑格尔，第122页）齐泽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抓住精神内在的这种对立与矛盾的并存状态，进一步加深了黑格尔哲学统一性中的断裂性。于是精神是块头盖骨，这个略显奇怪的论述反而成为了齐泽克阐发黑格尔的最好切入点。
“精神”与“头盖骨”的等同意味着一种绝对不和谐。头盖骨是一个感性的存在，它以最直接的感性形式对于精神的显现，正好说明了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内在断裂口：“只有当我们毫无保留的屈从于'幼稚的’解读，从而体验到它的无意义，它荒诞的自我矛盾的时候才是可能。这种极端的不一致，不相容，这两个术语（精神与头盖骨）之间绝对的'否定性的关系’正是表明了作为一种否定性力量的精神”（Žižek，注解41）。“我们借助于失败，通过严重的不足，通过谓语在它（头盖骨——笔者注）与主语（精神——笔者注）关系问题上的绝对失调，成功地传送了主体性之维”（齐泽克，《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第284页）。精神的断裂口再次被拉康化的主体所诠释，因此拉康化主体中不能被象征化的剩余，对象a，在齐泽克看来也是“头盖骨”（ Žižek，p21），因此它也就成为了精神在本质上断裂的那个直接显现：这个如此直接的、物质性的存在为何能承载精神的内涵？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正是那个距离精神最外在的表象，所以它与精神之间只有根本的断裂。
通过以上两个命题的解读，齐泽克完成了一个工作：将德国古典哲学中反思的内在性的统一哲学打碎，重现其统一性幻想下断裂的症候。
四、目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维度的自我颠覆性
我们需要再次重申齐泽克将黑格尔的统一性哲学阐发为断裂的最终目的。作为一个当代激进左派的代表人物，齐泽克的理论绝不是一个概念游戏，甚至也不仅是某种理论上的标新立异，而是因为对黑格尔的阐释关涉他独特的意识形态批判路径。这一路径或可被表述为：在统一性幻想（意识形态的完美体系）中探寻其内在的断裂与对抗，并以保持和维护这种对抗为己任展开意识形态批判。
在齐泽克看来，黑格尔的逻辑学内在的包含着自我批判的契机，因此也就必然能够成为阐发当代意识形态批判路径的有益隐喻。在《延迟的否定》，齐泽克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论述一个要点：“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黑格尔的逻辑学”（Žižek，1993，p125）
首先，齐泽克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构成原则。在逻辑学中，黑格尔通过概念的辩证推演彰显了其哲学的非直接的统一过程。齐泽克将这种统一性视为一种封闭的自我认同。当下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自我认同的思维模式下来加以构造的。这种自为自在的意识形态表现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制度、观念的“客观存在”样态，它们带有自在性，因此人们往往忽略这种自在性（客观性）本身恰恰是主观性设定的结果，或者即便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将其视为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一些规定。而这种所谓的主观性设定，正是黑格尔逻辑中为了实现自我统一而强调的“预先设定”的观念。即他是黑格尔的无基础的循环（真理是一个过程）所必须的一个逻辑环节。真理的自在自发性在于主体的反思性逻辑，即“在德国古典哲学看来，当我们'自发地’行动的时候，我们并不自由，相反我们是自然冲动的囚徒，被因果链条所决定着，这一链条让我们受制于外部世界。相反，真正的自发性在于反思性：所有的缘由得以成立的基础在于我们对他们的'整合’，'将他们接受为我们的’；换言之，主体具有源于他者的确定性，本质上总是主体的自我确定。”（Ibid. p126）这种预先设定的反思性逻辑的核心在于，其一，自我统一性的实现；其二，实现自我统一性所必须的内在性逻辑，即所有的设定不过是预先被出发点所设定，因此所有那些外在于出发点的他者不过是出发点内在性逻辑的一部分。形而上学的这种内在性逻辑，确实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以来就已经被确定下来。
对于齐泽克来说，关于内在性的逻辑，不过就是“自发地将我的经验和行动进行意识形态的叙事化（narrativization）：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重视将其放入到一个更大的符号的上下文当中，在这一上下文当中，我们的行为被赋予了意义”（Ibid. p126）换言之“这种叙事化总是回溯式的重构我们正在进行的行动，他们从来不是仅仅提供事实，我们从来不能将这些“事实”作为我们行动的基础、语境或者前提。确切地说，作为前提，这样的叙事总是已经被我们所“设定”了。传统之为传统，只是因为我们将他们如此这般的构建起来。”（Ibid. p127）例如对于齐泽克来说，柬埔寨地区的红色高棉或者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都将自己的运动视为是向古老帝国的旧有光辉的回归。当下意识形态的自我认同就奠基于这种内在性原则。实现了自我认同的意识形态就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自在自为的，因此很难被突破。
面对这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建构模式，齐泽克仍然试图找寻批判与颠覆的突破口。于是齐泽克一边将黑格尔的逻辑学解读为构建这个意识形态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却又试图从黑格尔的逻辑学中阐发这种统一性的内在断裂，这对于当下的意识形态无疑是釜底抽薪。它会在意识形态已经建成的完美整体上打开缺口，那么由此留给激进左派的工作就是要发现这个缺口，通过行动来凸显这个缺口的存在，从而实现对固有意识形态的彻底颠覆。因此：
其二，齐泽克通过为康德和黑格尔以内在性为原则的统一性哲学注入“断裂”的本性，从而为当代社会对抗之不可消除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在此，齐泽克与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与墨菲实现了理论的对接。拉克劳认为对抗是不可消除的。这种对抗，正是因为拉康在思考主体的形成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不能被完全象征化的对象a造成的。这个对象a构造的不可愈合的创伤性，恰恰是主体行动的契机。
对于齐泽克来说，当今革命主体的行动不能如卢卡奇时代的无产阶级，仅仅作为某种意识召唤下的回应，这种封闭的认同恰恰将行动本身也纳入到意识形态的建构当中。真正的颠覆性的行动“会彻底重新界定'游戏规则’，包括行动者的基本自我身份认同本身——真正的政治行动释放出否定性的力量，撼动了我们存在的基础。”（齐泽克，《神经质主体》，第534页） “行动在其创伤性的行为当中使在主体分裂，而主体永远无法将行动主体化……”（同上，第532页）无法实现的行动的主体化最终保障了意识形态永远的非封闭性，也就保证不会有新的意识形态产生。
齐泽克通过对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意识形态维度的挖掘，以纯粹理论的姿态为我们阐发了意识形态构建和运作的原则，但他却在将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曲解”的过程找到了当下意识形态统一性幻想背后的断裂（创伤）。随后试图用在创伤性事件中出现、但却总是不能从根本上认同这一创伤性事件的行动来保持着行动的非主体化，即行动的非封闭性。由此，行动的基础就是那个永远无法被整合入象征界的对象a, 让意识形态如鲠在喉，从而保持其在当下社会中永恒的激进性。这是齐泽克绕道德国古典哲学所试图达到的理论旨归。但沿着这样一种理论思路走下来，我们发现的不仅是齐泽克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新奇的“曲解”，同时还可以看到所谓激进左派中激进的空洞：行动的非主体化，使得行动总是期待着一个偶然的，无法预料的意外，这样的偶然的行动是缺乏任何真正颠覆的力量，它没有，也不能有终极的目的，否则在齐泽克看来就会构建新的意识形态，所以对于以齐泽克为代表的这些激进左派来说，行动就是一切，至于为什么行动，行动是否达到目标都不是需要考虑的对象。齐泽克对此似乎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因此他在华尔街运动的激情演讲中以这样一段话为结尾：“我唯一害怕的，是我们有一天就此回家，然后每年在这儿聚聚头，喝喝啤酒，怀缅我们在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齐泽克：《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的演讲》）而这样的预言现在已经变成了现实，这是齐泽克及其激进左派为保持“激进性”所鼓吹的“行动”不得不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