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些年，尤其是最近三五年时间里，中国社会中的问题大家都有切身感受，而且觉得会有一点越来越不对劲。如果放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些年中国社会的走向和过去三十年整个的走向有一种明显的偏离。北大张维迎教授说过一句话，中国社会的气质在变。在现实生活当中，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变化，比如说经济发展步履越来越沉重，社会两极分化，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人们的精神状况和原来也大不一样。似乎整个社会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闷，整个生活变得越来越僵滞，社会中的活力与生机与原来相比也已经大不相同。
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呢？现在有两种流行的解释。一种是世界银行提出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人均收入大约三四千美元就会遇到一个坎儿，原来的动力会逐步丧失，原来的优势也不再继续。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经济会陷入停滞状态，各种社会矛盾在增加。有的国家最终过了这个坎儿，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但还有很多国家没能过这个坎儿，很长时间徘徊在这样的水平。从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来看，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现在国内很多人也都在讲这个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中国现在主要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并不完全否认这个因素，表面上来看是有这个因素，但是如果我们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会忽视造成这些问题的更深层的体制性原因。中国不是拉丁美洲，和马来西亚、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也明显不同，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这就出现了我们提出的第二种解释，即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在体制上，是改革开始处于停滞的状态，甚至是倒退的状态。其实这么说也不确切。因为这么说，就是假定中国存在两种重要的力量，一是推动改革的力量，一是阻止改革、反对改革，甚至是想将改革拉向倒退的力量，是这两种力量在较劲。但我们认为中国真正的问题可能比这个要更为复杂。
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这里提出“转型陷阱”。所谓转型陷阱，就是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原来看做是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性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这可能是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
我们现在处于左与右、改革与保守的话语中，往往将改革阻力看做是所谓主张反对改革的人，但是我们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是想提醒真正使我们陷入这样状况的并不是所谓反对改革的力量，相反，恰恰就是原来改革的力量。在改革的过程中，它成为既得利益者，现在是他们要求不要往前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最好了。为什么停在这里最好呢？因为这样有利于它利益的最大化。
假如作为一个房地产商，最希望的状况是什么呢？最希望的可能就是能用行政方式廉价拿到土地，然后再到市场上将房子高价卖出去。恐怕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如果往前走，走向完全的市场化，高价拿地、高价卖房，有现在好吗？没有。如果往后退，退到计划经济时，地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房子也卖不出去。有现在好吗？也没有现在好。廉价拿地、高价卖房，没有比现在更好了。有人要将改革引向倒退的现象是存在的，但我觉得不是中国社会真正的威胁，对中国社会真正的威胁是要求不动，就停在今天这样一个状态。现实社会中的过渡现象、过渡制度，它要求定型下来，变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和结构。这才是我们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最担忧的是经济发展停滞，但在“转型陷阱”中一般并不会出现停滞，真正出现的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会变得畸形化，甚至走火入魔。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社会问题会不断积累。这是转型陷阱给中国提出的真正问题。
现在我们提出“转型陷阱”这一概念，对于认识当前中国的状况及症结，是非常重要的。“转型陷阱”概念的提出，可能需要改变我们多少年关于改革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和一些想法。比如，我们过去可能将改革看做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它在中间定型下来了。
改革的真正阻力，可能既不是来自于对改革的反对，同时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可能更要命的问题是由于改革中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利用了改革、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对改革失去了基本的认同。现在讲改革，和十年前、二十年前讲改革已经很不一样，那时老百姓内心里有很高的认同，但是现在笼统地讲改革，很多老百姓内心里是心惊肉跳的，不知道要改什么，只要你改了，我不是这个地方吃亏就是那个地方吃亏，尤其这些年来改革的历史已经告诉人们是这样。改革真正的困难，不仅仅是有反对改革的力量，也不仅仅是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而是改革进入歧途之后，民众已经对改革失去了认同。我们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
有了“转型陷阱”的概念之后，可以看到现在社会生活中的很多现象背后的基本逻辑。它也可以让我们有一种警觉，在转型陷阱逻辑没有打破之前，那些所谓的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些想校正现在社会当中一些弊端的方法，都很可能会扭曲变形，到最后会变成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的环节。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很大程度上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状态，不改不行，改有时更不行。我们要对这样一个困境保持一种警觉。
再从体制方面看，定型下来的是权力和市场相结合的这样一种混合型体制。权力和市场这么紧密、这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很少见的一种体制。过去有很多分析社会体制的理论，都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基础上，认为市场和权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往往是此消彼长、你强我弱，但是现在在中国，权力和市场非常紧密、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而我们现在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受原来认识框架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曾打过一个比方，权力和市场的结合就有一点像是在生活当中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家认为，谁和谁都能够结婚，就是他们两个结不了婚，因为这两个太不对劲了。现在在中国社会当中，大家认为最不能结婚的两个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小日子还就他们过得最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就是中国的左与右的争论。一边说你们家那丈夫真是一个好丈夫，那老婆是一个坏老婆。这是一边。另外一边说不对，他家的老婆真是好老婆，丈夫是一个王八蛋。两边就为这个现在打得不可开交，殊不知人家小两口的日子现在过得最好，这是谁呢？中国的左派和右派。
权力通过改革孕育了市场，然后将市场的因素打碎，再和权力融为一体重组起来，我认为是这个体制最精妙的地方。这样一种新的体制，甚至比改革前的权力体制还要强大，因为改革前的权力体制只有权力这一种机制，但是现在它不仅有权力的机制，同时还有市场机制，也就是权力本身有了两种机制，能用权力时运用权力的机制，权力机制起不了作用时就用市场机制。现在很多事情不完全是权力的机制，而是权力和市场的机制交替，甚至是混合在一起来使用，这样就使权力要变得空前强大。现在社会控制无论是奖励还是惩罚，跟原来都已经很不一样了。原来的奖励或者是惩罚只有一个权力的机制，给一个名誉或是奖状，现在提供一个市场机会，可以有一个亿赚。这个力量和原来一样吗？政治和市场的奖励、惩罚结合在一起，通过政治上的表现，获得市场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