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欣赏孙立平老师对社会现象的理论提炼。比如，很多年前他提出“断裂社会”，疫情后对国际局势提出“大拆解”，都很有符号意义。
这一次，他提出“基于怨恨的偏执”，也击中了我的内心。这篇文章在讲俄国知识分子，讲他们对专制之痛的怨恨，让他们走向了偏执。
这是俄国知识分子的遗憾，这个群体没能像英国知识分子那样最终实现超越，也没有像法国知识分子走出自卑与自尊，始终活在某种傲娇中，觉得自己才是西方堕落世界的救世主。
不得不说，这些知识分子最在怨恨中，变得失去理性或者消极无为。这或许正是今天普京也没法还世界一个强大俄罗斯的原因。
我之前刚发的两篇文章中，其实正是在说我为什么一再反对过于偏激的怨恨，以及一直在提出极端批评容易害人害己。
仅从拉克申这题目也能看出，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他们在仇恨中想要索取无限自由，最终连基础自由都没有了。
这一点，这个国家五位获得诺奖的作家命运，就是最好的镜子。
在“”那篇文章中，我讲了契诃夫，开头就提到他的作品《带阁楼的房子》。其实，这部小说中的主角，即作为传统贵族的莉达和“我”这个画家，就有巨大争执——“改造沙皇统治”VS“建立新政府”。
莉达尽管也对现实有不满，也有质疑，但她还是相信沙俄政府，她努力地尽着自己力量，来修补和改造社会，推动各项变革，来实现社会进步；
“我”这个画家就不同了，除了怨恨，就是躺平。要么主张“无为而治”，要么追求推翻沙俄统治。
主要原因，就是“我”太自恋了，认为自己太牛逼了，对社会贡献太多了，最后，面对建立新政府的机会渺茫，内心的仇怨也就更重了。
这两人关系是没办法调和，在各种事情上都无法形成共识。
比如，“我”在教农民读书识字上，在设立医务所上，就认为这不能消除愚昧，这不能降低死亡率。
说白了，“我”对当时的教育和医疗的改革，是全盘否定，主张不作为，认为做了白做。
对此，莉达说了一句话，这些年，我记忆深刻，视为人生警示：
“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冷漠辩解，总是发表这类妙论。”
“否定医院和学校，比给人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这些话，后来也成了我写作时的价值对照。
上面我说的这些，很多普通读者看不下去。抱歉，这其实这才我最想写的文字。
公号不能写纯文学或者学术论文，但，太过流俗也是要自省的。
这本书，在这公号上我讲过太多次。孙老师谈到了书里的赫尔岑，这个俄国思想家，就觉能自己能拯救世界。
赫尔岑的自信和偏执，也曾令我既爱又恨。
不过，晚年的赫尔岑是有所自省的。以前，我写过屠格涅夫与赫尔岑的和解，那次，屠格涅夫写求和信说：“您已经过了55岁，我明年也满50岁了。这年龄是和解的年龄。”
但，40多岁以后，他发现自己就是活在“基于怨恨的偏执”之中。
从某种意义讲，陀氏这种俄罗斯文化旗帜坚决不愿谅，多少代表着俄罗斯精神对于仇恨的坚持态度。
说回到中国，我一直很喜欢鲁迅，不过，在这方面，鲁迅先生也有矛盾对立的地方。比如，他说过这么两句：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 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 都不宽恕。”
后面这句是先生晚年写的，这让我一直在想，即便是鲁迅这样的文化旗帜，对待仇恨的方式，也与俄国知识分子有很大的相似性。
我最尊重鲁迅，但，我也不会全部盲从鲁迅。这个时代，我们得有勇气为五四人物的精神再增加点自己的东西。
想到孙立平观点，想到这些文化人物，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集体反思一下：我们还应该活在“基于怨恨的偏执”之中吗？我们如何能像像英国、法国知识分子那样在宽容中抵达更大的自由境界。
孙立平借此“对一个民族的矛盾与扭曲”进行反思，难得的是，他把这个宏大命题落在一个很普适且通俗的观点“专门盯着对方的缺点，最终误导的一定是自己”。
这是令我极为共情的。
作为批评者，我也在反思，那种“为了批评而批评”到底还有多少理性和正当性？
如果说“批评也是建设”的道理，我们能不能也接受“赞扬也有理性”的客观性？
我的新书《不负经典》封面上有两个名字，都是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一个是作序者，一个是推荐者。
之前，给大家推介这本书时，我从来都没有提过他们。
倒是后台偶尔有偏激者说，老将，要是没有这样“位高权重”的推荐者，我就会买你书了。
说实话，这样的人，令我极为憎恶！
不用看他们信息，我敢绝对判断，他们永远不会打赏不会购买，只会挑刺只出恶语。
我新书封面上那两个作家，为人为文，令我我极度敬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是我无限仰望的。
说到底，这就是因为思想共鸣和价值共情。
我们在交流当下文学时，推荐的那位先生曾对当下那种“为了批评而批评”的现象提出了质疑。
这无疑是理性的。试想，我给大家推荐经典作品，聚焦在茅奖作品上，如果全是批评，给大家讲的全都是烂作品，那大家花时间看这些烂作品还有意义吗？看我评烂作品还有意义吗？
当下，有些所谓的批评家，对一切作品和作家，都是批评和攻击。我甚至看到他们把《白鹿原》也批得一无是处。
有一些野生攻击者对文坛现象的批评，已经失去基本理性，甚至造成作家群体性污名。我虽然从没融入到那些圈层，但依然认为，这就是“基于怨恨的偏执”。
“基于怨恨的偏执”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挑别人缺点的狂欢中，误导了自己。
事实上，这些批评者从来都没有写进入创作的沉静状态，最后拿出令人信服的作品。
对个体来说，文化竞争到最后拼的一定是作品本身。
谩骂和攻击，离真正的好作品，肯定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还是坚持要写些像今晚这样的小众文章，然而，温和而坚定地追求能够自己抵达的小自由。
我想，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小自由都多了，这个社会不就有更大自由了吗？
愿您，也在不断积累自己的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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