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踏入贵州，总有不同的感受如清泉般涌上心头。群山依旧，村寨如昔，但每一次凝视，都能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现新的灵光。那些散落在千山万壑间的文化遗产，如同被时光串起的珍珠，在岁月的长河中熠熠生辉。
在雷山县的苗寨，我遇见了一位八十高龄的银匠。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正握着祖传的工具，一锤一锤地敲打银片，花纹逐渐浮现，那是迁徙路上的一条条河流，一座座山川。“这朵花是我们的祖先渡过黄河时见到的浪花，”他指着银饰上的纹样说，“这片叶子是他们翻越武陵山时采摘的茶叶。”在他眼中，银器不只是装饰，更是一部用金属书写的民族史诗。这样的文化记忆，正是我们民族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保护：从认识到行动的文化自觉
文化遗产历经天灾人祸和久远年代的洗礼，能够幸存至今的，都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保护这笔财富，守住民族的根与魂，是我们每一代人不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在黔东南的侗族村寨，我目睹了一场“救火”行动——不是扑灭实体的火焰，而是抢救即将消逝的侗族大歌。当地的文化工作者翻山越岭，寻访仅存的歌师，用现代设备记录那些即将随老人离去而消失的古歌。一位年轻的文保工作者告诉我：“每录下一首古歌，就像从时间的手中抢回一颗珍珠。”
保护文化遗产，首先需要的是文化自觉。这些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社会，对文物保护的意识都有了极大提高。在镇远古城，我看到了这种自觉的生根发芽。当地的居民不再将老建筑视为落后的象征，而是自豪地向游客介绍自家百年老屋的历史与故事。“这是我曾祖父建的，那时的木匠不用一根铁钉就能让房子屹立百年。”一位店主指着自家的榫卯结构如是说，眼中闪烁着家族传承的光芒。
法律与制度的完善是保护的基石。这些年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制度构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体系已相对完整。从汇报会可以看出，各个政府部门都已担负起相关责任。不过，如同精密的机器需要润滑剂，这个体系或许还需要一个协调机构，让保护工作运转得更加顺畅有效。
资源与人才的保障是保护的生命线。在偏远地区，资源和人才的匮乏是普遍存在的难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政府来完成这一宏大使命，必须调动社会力量，特别是企业的积极性，共同参与这项事业。贵州曾经撤销地方文保所的教训警示我们，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人员和机构的存在不可或缺——因为对文物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本地人最为强烈。
令人欣慰的是，贵州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省里扩大了文物所的编制，从十几人增加到九十多人，并计划在贵州大学开办文化遗产专业。这一举措如同在文化的土壤中播下了希望的种子，假以时日，必将长成参天大树。
传承：在变与不变中的文化智慧
贵州是文化遗产活态保护的典范。在这里，文化不是博物馆中静止的标本，而是村寨里生生不息的日常。
在黔南的一个布依族寨子，我见到了令人动容的一幕：孩子们放学后，不是立即回家看电视或玩手机，而是聚集在寨老的竹楼下，学习传统的布依族山歌。那些稚嫩的嗓音唱着千年前的旋律，仿佛古今在这一刻交汇。这种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比任何物质遗产都更加珍贵。
然而，在传承的路上，我们需要提高警惕，不能舍本逐末，仅仅从旅游或经济角度考量，而要回归文化遗产保护的初心与使命。在西江千户苗寨，我看到了商业与传承的微妙平衡。一方面，旅游开发为当地带来了可观收入；另一方面，过度商业化也在侵蚀文化的本真性。一位苗家阿妈一边织布一边告诉我：“现在有些姑娘为了方便，都买现成的机织布做衣服，可我觉得手织的才有我们苗家的魂。”
更为关键的是，要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形成和强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建议在教育系统中加入文化遗产保护的元素或课程，至少在中国历史课程中融入本地文化内容并进行讲解。在贵阳的一所中学，我看到历史老师带着学生们走访附近的古镇，让他们亲手触摸历史的痕迹。“当学生们站在六百年的古桥上，他们对历史的理解就不仅仅是课本上的文字了。”这位老师的话道出了体验式教育的真谛。
文化遗产的传承，核心在于“活”字。它既要保留传统的精髓，又要适应现代的生活。在六盘水的一个彝族村寨，我惊喜地发现，年轻人开始用短视频记录父辈的传统技艺，用直播展示彝族的火把节。古老的文化以新的形式延续着生命，这正是活态传承的精妙之处。
传播：从贵州走向世界的文化对话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及文旅融合的深入推进，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各地为了发展特色旅游，都在深入挖掘本土特色文化，并通过各种现代手段进行传播。
贵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活态博物馆，应当有更高的理想和抱负，加强对外传播。在毕节的彝族聚居区，我遇到了一位来自法国的文化学者，他专程来研究彝族的十月太阳历。“这是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他激动地说，“它体现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另一类理解，值得全世界了解和学习。”
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关键在于用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和听得懂的语言，要与国际通用的表达方式和共同关注的话题接轨。当前全球传播领域最关心的是少数族裔和环境保护，即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这正是贵州的强项。
贵州是中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各民族长期和谐共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同时，贵州曾经是欠发达地区，却在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森林覆盖率逐年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
在黔西南的瑶族村寨，我目睹了传统文化与生态保护的完美融合。瑶族同胞世代传承的“砍一种十”习俗，保证了森林的永续利用；他们建造的吊脚楼，几乎不破坏地表植被；他们的稻田养鱼系统，形成自给自足的生态循环。这种生存智慧，对于面临生态危机的人类社会具有重要启示。
我一直认为，贵州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活样本。中央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贵州方面也应做出更大努力。我们可以设想，通过数字技术建立“云上贵州文化遗产”平台，让全球观众随时随地欣赏侗族大歌的韵律；通过国际合作项目，邀请各国学者深入贵州村寨，共同研究多民族共生智慧；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将苗绣、银饰、蜡染等传统工艺带入国际时尚舞台。
在遵义的一个文创园区，我看到了这种文化对话的萌芽。当地设计师将苗族图腾与现代服饰相结合，创作出既传统又时尚的作品，远销巴黎、米兰等国际都市。“每一件衣服都带着我们贵州的故事走向世界，”一位年轻设计师骄傲地说，“文化只有对话，才能生生不息。”
结语：守护文明的灯火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传播，是一项系统的文化工程。它需要保护的坚韧、传承的智慧、传播的艺术。从提高认识、完善法制、保障资源，到培养人才、活态传承、教育浸润，再到创新传播、国际对话，每一个环节都不可或缺。
文化遗产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流淌在我们血液中的生命密码；不是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遗存，而是创新灵感的源泉。在贵州，我看到了文化遗产与当代生活的和谐共生，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美妙对话。
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文化遗产，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未来的承诺。当我们聆听侗族大歌的天籁之音，欣赏苗族刺绣的精妙绝伦，感悟彝族历法的深邃智慧时，我们不仅是在体验一种文化，更是在与人类的集体记忆对话。
让贵州这座“活态博物馆”，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成为人类文明对话的桥梁——这既是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历史与未来的庄重回答。
文化的灯火，将在贵州的群山间永远闪亮，照亮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华海联会副会长、澳门基金会行政委员会主席、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