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的秩序》，张旭东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版，69.00元。
□ 林颐
《幻想的秩序》是张旭东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有关文化理论和批评实践的系列成果的汇集。各个章节可以独立成篇，内在又始终串连一条线，正是如书名所示的，张旭东所企求的“幻想的秩序”，以及他为之努力想要解释、建立的过程。
张旭东说明了书名的来由：纵观当代中国文艺和文化思想领域，对“世界”和“真理”的想象性理解往往构成对现实认识和把握的内在结构性原则。“幻想的秩序”具有暧昧的多义性，无法给出明确的定义，不过，张旭东指出：“‘幻想的秩序’是对这样一个语言习得过程的命名：是对种种转瞬即逝、但值得铭记于心的自由状态的命名；也是对一个观念和修辞有时喜剧性的、有时又是悲剧性地走在了现实前面的时代的命名。”
在这部集子里，张旭东解读卢卡奇、本雅明、拉康、萨义德、布迪厄、杰姆逊等理论家的文学研究、美学探索和文化分析，阐释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各种“新潮”与“实验”。其中，以本雅明作为主题，包括涉及本雅明的文章，大约占据了该书近一半的篇幅。有关“幻想的秩序”的词义解释，也隐含了张旭东以本雅明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所在。
正如张旭东所言，本雅明是难以归类的。批评家、学者、语言学家、神学家、翻译家、哲学家、散文和格言作家……这些都是本雅明的一部分，可不管哪种都无法将他完整纳入其中，张旭东找到的较为妥帖的位置，是现代“文人”。在张旭东看来，文人的本质不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而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于他同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联方式。文人游荡在社会的边缘，与任何秩序或分类格格不入，他们不把自己视为那种以其专长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的知识分子，并在一切方面保持着“自由然而孤独”的权利，他们在商品社会里卖文为生，然而写作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无论多么忙碌，他们是闲暇的。
对于现代文人的这段描述，还指向了本雅明的研究对象——波德莱尔。本雅明继承了来自波德莱尔的美学主题，即游荡者、现代性与现代英雄。波德莱尔说过，在现代性里生存，需要有英雄素质。什么是英雄素质呢？这种素质体现在善于从流行之物中发掘出它在历史中包含的诗意的东西。这些英雄具备异于常人的感受力，擅长对现代生活进行全面的描绘，从转瞬即逝中抽出永恒不变，为支离破碎的现代社会赋形。正是按照这样一种对现代英雄的理解，波德莱尔致意风俗画家居伊以及都市诗人。
本雅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文人在现代性语境里的困惑和追索。本雅明早年的拱廊街计划笔记，为现代性的现代神话找寻到了一个地方——19世纪的巴黎拱廊街。拱廊街与巴黎城本身，构筑了以超现实意义铺陈的巴黎的“神秘的地貌学”的线索。它是本雅明早年现代性分析的起始点。本雅明在后期著作中继续发展现代性理论，《单向街》具有富存于现在“本雅明的独特物质主义”之中所“展示的物质和细微的物粒层面”（克拉考尔在《法兰克福报》的书评，1927年），本雅明有关日常存在的物质碎片对于现代性“辨证意象”的诠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理解了张旭东有关本雅明的研究，也就差不多理解了张旭东文化批评的核心理念，那就是对于现代性的追寻。张旭东认为，现代文学是一种“本体论”文学，深刻地联系于人的生存境况和“世界的命运”，深刻地扎根于人类学的、宗教的、神话的、历史的等文化的土壤中，语言在其中构成了最有力的表述形式，在创造性的富于蕴含的语言形式里，透露出重建交流的新的可能。“文学性”成为当代文化的活力源泉并构成这种文化的根基。
张旭东谈“卢卡奇的现代性”，他说卢卡奇首先把“形式”作为一种含有丰富的辨证内容的概念引入了文学理论和整个美学领域，从而使19世纪的现实主义传统成为总体性的敞露的场所。张旭东谈“作为批评理论的拉康主义”，在于使我们在一个符号秩序的网络中重新认识“主体的真理”。在《辩证法的诗学——解读杰姆逊》里，张旭东突出了杰姆逊文风在形式的层面上的强烈的寓言色彩。《理论与历史性——与杰姆逊的一次访谈》围绕着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日常生活的现象学、德里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等话题。杰姆逊说：“成功的辩证思维所带有的标记是震惊，是惊异，是固有观念的颠覆。”这也正是张旭东对于本雅明的描述，他们的默契产生了共鸣。尽管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秉持的是后现代主义理论，不过，诚如彼得·奥斯本在《时间的政治》里所说：“变成后现代就仅仅是保持在现代，在步伐上保持为时代的伴随者，成为同一时代的（con-temporary）。”或者，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本质上，他们都是现代性的追寻者。
杰姆逊曾经提出有关现代性的四个基本准则，其中一条：要把现代性当作一种叙事类型，亦即某种解释理论来看待。这也是张旭东批评理论的准则。张旭东把它应用于本雅明、波德莱尔、卡夫卡、普鲁斯特，也投射于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正是以现代性的逻辑命名它们自身以及文学所刻绘的人们的身份认同，这些身份认同也是我们对于现实所处的时代的秩序的幻想。
从“朦胧诗”到“新小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社会实践推动文学进入现代社会，并激发了文学的变革。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力量，以及中国民众进入现代的启蒙引导。本雅明的历史经验在鲁迅那里也成为了一种寓言，鲁迅创造了真切而神秘的文学世界，不仅表现在他卓绝的犀利文风和诗性文体，同时也因为“存在的两难”正是鲁迅持之以恒的文学主题。鲁迅在精神上几乎是当代所有中国作家的父亲，“85新潮”是这种精神多年断裂之后的接续，也是中西方现代性在新时期的再度对话。在此意义上，格非与实验小说的几个母题，被张旭东谓之“自我意识的童话”，显示了异质的时间片段在意识中的交替和交叠，在时间或记忆的视觉化努力中观察格非虚构的经验印记。
张旭东认为，不管在何种意义上来理解现代性，我们都必须从中国现代性的独特经验里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学的特性，更清楚地看待中西现代以来的文学的相似与差异，以及这种同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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