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片面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存在时间超过一千年的无垠沙漠变成郁郁葱葱的绿洲需要多长时间?中国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也许只需要半个世纪。
在过去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在植树造林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塞罕坝到毛乌素,中国新增的植被面积多达十九万平方公里,这个数字要大于大部分的东南沿海省份,放在我们的全国地图上是肉眼可见的变化。
当然,如此庞大的工作成绩绝不是说说而已,中国人植树治沙的环境保护意识实则自古有之。
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学大家亚圣孟子就提出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在那个小农经济刚刚成型的时代里,孟子就意识到了无论是山川平原,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应该有数,要有计划地设定可持续发展路线,而不能毫无节制地索取。
可是两千多年来,亚圣的教诲并没有真正被采纳。就拿毛乌素沙漠来说,它曾经是匈奴人养殖牛羊的牧场,就是因为没有科学的规划管理,导致其慢慢退化成沙漠。
那么,千百年来,华夏先民都与这漫漫黄沙有过怎样的斗争故事?如今的我们,如何才能够将它们战胜?
中国西北沙漠化为什么那么严重?
中国的西北沙漠化问题是怎么来的?对于专业的从业人员来说,这个问题的由来和历朝历代古人的治沙策略有着不可取代的重要借鉴价值。
除了前文提到的人为因素,其实最主要还是因为自然选择。通过目前世界上的一些权威组织机构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直到秦汉时期,我们现在熟知的八百毫米年降水量线也一直在内蒙古高原南部的长城一带,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才南移到如今的秦岭淮河。
两晋之交,北方游牧民族正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水草资源枯竭而大量涌入中原地区。自此,中国历史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经济和人口重心逐渐南迁的走向。
也就是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伊始,中原大地的气候类似如今的亚热带季风气候,虽然同样四季分明,但是整体上要比现在潮湿很多。而与此同时,漠北草原和西域一带则类似如今的温带季风气候。
比如位于今天陕西榆林的毛乌素沙漠,两千多年前,这里水草丰茂、牛羊成群,丝毫没有风沙荒漠的影子。还有塞罕坝、罗布泊,这些地方都曾经是自然生态系统的典范。
但是随着地球气候的变化,中国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的降水量越来越少,自然资源与动植物之间的生存矛盾愈演愈烈。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加速了环境承载极限被突破。
中国治沙历史
作为大河流域孕育出的平原文明,先秦上古时期的中国史书几乎没有看到有关沙漠的记载。自春秋战国到秦王朝一统天下,炎黄华夏才第一次与漠北草原文明发生交集。但是,不同文明的碰撞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在文化交流融合的同时,中原百姓也遇到了新的挑战。
从官方史书的记载来看,我们国家最早的沙尘现象出现在汉成帝在位时期。换算成我们如今更为熟悉的公元纪年法,当时差不多正好是西历公元元年前后。
在那年初夏的大汉国都长安,接连好几天天色昏黄暗不见日,原本干净的街道被黄沙层层覆盖,就连皇城也未能幸免。
既然出现了问题,人们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时期,治理风沙始终是历朝历代统治者们都十分关心的民生大事。首先是移民,这也是相对来说最简单粗暴的办法。顾名思义,就是把受风沙影响较大地区的民众迁走,换一个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的地方继续生活。
当然,这么做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把百姓迁走,虽然能够改善生活质量,但是对于沙漠化问题本身来说,移民政策却丝毫没有将其改善。而且,继续把老百姓迁到其他还没有沙漠化的地方,人口逐渐集中,长此以往,沙漠化问题的威胁只会越来越大。
再有就是敬天祈雨,在那个科学意识并不发达的时代里,作为国家中央政府的朝廷经常组织这种带有明显神学性质的活动。如今,只要是上过学,估计就连小学生都能完整复述出雨水自然形成的过程,这跟拜神拜佛没有任何关系。
亚圣孟子讲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自然取之有节的思想都不去遵守,冲着神佛磕多少个头都没用。
因此,古人在探索与实践中慢慢发现,想要治理飞沙走石的沙漠化问题,只有对其根本下药才有效果,而这种特效药的药方就是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哪里有沙漠,就把树种到哪里。
早在汉武帝在位时期,黄河两岸的老百姓就已经开始有了每年栽种新树苗的传统。到了唐代,为了体现盛世繁华,长安四周种满了各种各样的绿植花草来装点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从宋代开始,植树造林成为了由国家政府主导的官方工程。并且不再只是为了美观,而是切实为了防风固沙、治理沙漠化问题。北宋时期,光是东京汴梁城内的大风沙尘记载就有十余次,平均每隔十年,《清明上河图》中呈现出的开封盛景就要被漫天黄沙洗礼一次。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开始大规模组织民工去西北边疆种植树木。
要知道,当时宋王朝的西北国界正是今天的陕西和宁夏一带,也就是毛乌素沙漠的所在地。从北宋至今一千多年来,这片黄沙遍地的不毛之地,一直是我国治理沙漠化的重中之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长城以北入主中原的元王朝和清王朝,无论是来自漠北草原的蒙古族还是白山黑水的满族,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比中原人更了解沙漠化的危害。
慢慢的,朝廷政府设立起专门负责植树造林的机构,对于防风治沙问题的管理也越来越趋向专业化和规范化。
沙漠变绿洲
随着清王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崩溃,封建社会在中国正式成为历史。可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全新时代里,西北的沙漠化问题依然亟待解决。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新中国中央政府将工作组派往每一个需要治理的沙漠地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中国的沙漠化治理已经取得了斐然成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河北的塞罕坝和陕西的毛乌素。
为了重现这座皇家猎场曾经的辉煌,一代又一代植树人如同他们种下的一棵棵树木一样扎根于此。经过六十年的辛苦耕耘,如今的塞罕坝已经成为了国家级森林公园。正是因为它的庇佑,首都北京及天津河北沿海一带每逢春天的风沙天气减少了很多,内蒙古和河北西北部的水土保护工作也日渐进步。
据此九百多公里外,毛乌素沙漠的治理同样成果丰硕。要知道,毛乌素治沙工作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出了榆林市区马上就是茫茫沙漠。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榆林方圆周边五十公里内已经实现了绿树成荫的构想,整个毛乌素沙漠的绿化面积占比超过百分之八十。
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千百年来,中国历代先民对于植树防沙事业矢志不渝的坚持。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的治理决心与科学引导。
而这项伟大成就的背后,还有无数人夜以继日的辛苦付出,是他们用勤劳的双手一颗颗栽下的种子,成长为如今足以覆盖千年沙漠的绿树。
文章最后,我们还是想再次提到两千多年前亚圣孟子的教诲,虽然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前提是我们要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用科学的手段来获取。如若忘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下一个毛乌素或是下一个塞罕坝很快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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